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29章 評兩本研究唐代長安的專著

　　在中國的六大古都中，長安（西安）的曆史最為悠久，曆經西周、西漢、新莽、西晉末、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一個朝代，如果把秦都鹹陽也算在長安地區之內，先後建都的時間將近1200年之久。五代以後，長安不再建都，可見唐朝是長安建都的最後階段。如果說長安建都時期代表著中國曆史進程的一個階段，那麽，唐代就是這個曆史階段的轉折點。這就是說，研究唐代長安的曆史，是研究整個中國曆史進程的一項重要內容。正因為如此，對唐代長安的研究，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從50年代到70年代，史學工作者、考古工作者，都曾有過不少論著問世，對唐代長安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1983年，中國古都學會在西安成立，至今已出版了四輯《中國古都研究》，其中有不少研究古代長安的論文。其他報刊發表的有關論文也日益增多，這些都為唐代長安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內容。

　　更值得稱道的，是80年代出版了兩本研究唐代長安的專著。一本是1983年台北大立出版社出版的《唐代長安之研究》（宋肅懿著），另一本是1987年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唐都長安》（張永祿著）。這兩本專著的問世，標誌著對唐代長安的研究進入了更高的層次。著名史學家張豈之教授說：“過去中外學者對唐都長安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這些成果大都是屬於長安城的某個側麵，至今似乎還缺少對唐都長安的全麵性的綜合研究。”這兩本專著，正是在大家的期望下最早的對唐代長安的綜合研究。應該肯定，兩位作者在研究唐代長安的道路上大大前進了一步。

　　一

　　都城的形成是有多種因素的，自然環境、經濟、軍事等各方麵都不可缺少。隨著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提高，人類和自然的關係也不斷增加新的內容，經濟、政治、軍事等內容也必然有相應的發展。正是由於這些與建都有關的各種因素不斷變化，曆代建都的地點也常有變遷。統一王朝的建都，由西安、洛陽、開封、杭州、南京到北京，反映了人們認識自然、利用自然能力的提高，反映了經濟、政治、軍事的發展。經濟、政治、軍事的發展又和文化的發展密切相關，所以，近幾年來有人在研究古都學與文化史的時候，也往往注意到曆代的建都與文化發展的關係。黃新亞同誌認為：“長安文化，是一種古今中外各民族大交融、大吸收的混合型、開放型、進取型文化，汴梁-臨安文化，是一種內聚型、思辨型、收斂型文化，北京文化，是一種封閉型、保守型而不情願地走向吸收型的文化。”李炳均、劉敬坤兩同誌認為：“到元朝建都大都為止，我國文化發展史上以首都為代表的中華民族的三個文化類型，即以西安為代表的黃河流域文化類型，以南京為代表的長江流域文化類型，以北京為代表的渤海文化類型，至此完全形成。”把中華民族古代文化的發展與建城的變遷聯係起來，分做三個階段以及三個階段的特點如何，都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但研究古都的曆史，應注意到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確是毋庸置疑的。

　　宋著《唐代長安之研究》，在這方麵頗有見解。宋女士縱觀整個曆史的進程說：“從長安千年來的發展演變，其盛衰榮枯反映了中國曆史演變的情形：由漢唐長安的繁盛，代表了中國曆史文化的創新、宏偉、博大的進展。而魏晉南北朝時期長安的殘破、混亂也象征此期中國曆史兩百多年的紛亂、分裂的局麵。五代以後直到清都不再建都長安，則因整個中國曆史文化發展的中心已向東、南轉移了，尤其在經濟方麵，南方（長江、淮河流域等）取代了北方的地位，國防的重心也漸移向河北一帶，南京與北平的位置愈益重要，中原與關中已不再適合建都。”又從文化方麵說，定都西安的幾個王朝，“西周是我國文化植根時期，秦漢是完成係統確定時期，隋唐是鞏固而發揚時期。”既然周、秦、漢、隋、唐這些曆史上最富強的朝代都定都長安，唐代以後，都城東移，邏輯的結論，必然是唐代長安的曆史，有著轉折點的特殊意義。作者正是在這個前提下從事唐代長安之研究的。盡管作者的研究和這個高標準的要求還有差距，但能夠這樣高瞻遠矚地提出史學研究的課題，是值得讚揚的。

　　讚揚之餘，還想談一點不同的看法。宋女士認為：“中國古史活動的場麵大體上主要在黃河流域，其西部上遊武力較優，東部下遊則文化經濟較盛，此種形勢自新石器時代，經商、周，直到秦並六國都沒有改變。”由此而導出另一個結論說：“上古史上的洛陽代表諸夏文化，西安則代表羌戎文化。”又說：“長安是政治首都，洛陽是文化、經濟的首都。”這種觀點，不僅別人難以接受，即使《唐代長安之研究》本身，也有許多否定這種觀點之處。該書多處提到，關中經濟繁榮是曆代建都長安的重要原因。半坡遺址是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一支，它反映了六千年前關中人們的原始生活，從其遺址的全貌及其生產、生活用具看來，並不能說明當時人們尚武而不重視經濟的特點。宋女士說：西周建都鎬京三百多年，並取得“北伐”、“東征”的勝利，“全仗恃關中的富庶與形勢的險要……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周室失關中形勢地利，而秦得天府之富，遂注定後來周弱秦強無法改變的形勢。”既然周的衰弱，秦的強大都與關中的富庶有關，當然就不能簡單地說西部上遊武力較優，東部下遊經濟較盛了。

　　至於文化，與政治、經濟密切相關。鎬京既是政治、經濟中心，也必然是文化中心。奴隸製度下的文化都掌握在貴族手中，所以，文化和政治中心不能截然分開。如果說西周洛邑的文化超過鎬京，是難以找到證據的。因為西周首建洛邑是為了軍事上的需要。孔子說：“周監於二伐，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孔子說的“周”，自然是西周。孔子念念不忘的西周豐富的禮儀製度，無疑是華夏文化的內容。宋女士又說：“洛陽自東周以後即成為中國正統文化的象征。”這也值得商榷。秦朝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等方麵的措施，都是創始於關中；西漢初年的黃老思想，後來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都在長安有集中的反映；唐代的長安，不僅是國內文化的薈萃之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宋女士自己也說：唐長安是全國、甚至是東亞文化的中心。“為文學、經學、史學、教育、藝術等人文薈萃之集中地。”盡管唐代文化中有許多外來因素，但這隻能說明華夏文化的發展，不能因此說它不是華夏文化。這樣一來，認為古代的西安不代表華夏文化的看法顯然是不夠妥當的。

　　二

　　關於唐代建都長安的曆史原因與自然條件，兩本專著都十分重視。都分別從自然環境與經濟、軍事、交通等各方麵，說明了長安建都的有利因素。

　　宋女士在論述西安建都的自然條件時，又根據軍事、經濟方麵的原因，說明了西安與洛陽的關係，從而得出了長安、洛陽相輔相成，互為犄角，在大一統時期共同起到都城作用的結論。她說：“由於中國幅員廣大，中央政府對偏遠地區常有鞭長莫及之感，雖然長安在地理上有許多優越條件，但中原一帶究竟也是文化進展較早的廣大地區，不能不在這裏設立一個據點，作為長安的輔助。”洛陽正是一個對長安有輔助作用的最適當的據點。西周定都鎬京，為了“加強對殷代後裔的統治，使之與長安在控製全國上，形成犄角”，又建洛邑。西漢定都長安，洛陽在經濟上又起到配合作用，隋、唐建都長安，也“以洛陽作輔助”定為東都。最後還明確地作結論說，從西周到唐末，有2018年，這段曆史，可以稱之為“長安洛陽時代”。這種見解，頗有新意。以往的學者，雖然也曾在漕運、建都的條件上，對長安與洛陽的關係有過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論述，但這樣有理有據地把它概括為一個問題，應該說是對古都研究的一個前進。

　　後來，有人更進一步明確地說：兩京製是我國建都的一個特點，“在世界曆史上，隻有在古代羅馬帝國時，康士坦丁大帝實行過首都羅馬與陪都拜占庭的兩京製，但是帝國分裂後，陪都拜占庭便成了東羅馬帝國的首都。而我國自西周開始就實行兩京製，在以後全國統一時，很少有一朝不設置陪都的。西周都鎬，同時經營洛邑；西漢都長安，實以洛陽為陪都；東漢都洛陽，長安為西京；唐都長安，洛陽居於陪都地位，武則天還曾一度遷都洛陽；北宋都汴梁，以洛陽為西京。”元以燕京為大都，開平為上都，明以北京為首都，以南京為留都，還“設南京六部，科舉分南闈、北闈舉行。”清建都北京，以奉天（沈陽）為陪都。這比宋著的論述更有所前進，看來，把兩京製做為中國建都史上的一個特點是很有意義的。當然，這些論述還隻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令人信服的論證還需要學者們進一步努力。

　　三

　　關於唐代長安的營建與布局，在兩本專著中都是重點部分，也是兩位作者用力較多的地方。在這方麵，《唐都長安》顯示了明顯的優勢。該書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敘事極為詳盡。作者追根溯源，從隋大興城的創建說起，對唐長安城的發展、破壞與改建，都有詳細的敘述，特別是對城內的布局、市政建設，還有外郭城、皇城、宮城內部的坊裏、政府衙署、宮殿的分布等，都寫得清楚明白，而且和人的活動密切聯係起來。讀後使人對唐代長安以及唐代曆史都有相當了解。這些優點，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

　　其一，敘事詳細具體，沒有含糊其辭的語言，像“大概”、“可能”、“也許”之類的詞語，在該書中極為罕見。例如，關於外郭城的規模，作者把《長安誌》所載的數字（裏、步），折合成當前通用的公尺，然後再和考古工作者實測的數字（米）進行對比。由於實測數字略大於《長安誌》記載的數字，所以最後得出結論說“文獻記載之數有誤”。為了說明外郭城牆的具體位置，作者根據考古工作者的實測結果，用今天的地名說明其起止和經過地點。例如，對南城牆的敘述：“南城牆基西起今西安南郊木塔寨村以西280米處，向東經北山門口村以南，沙]村之北，楊家村之南，穿過陝西師範大學，再經瓦胡同村北，廟坡頭村南，至明代王尚書墳園以直角形北折510米，再以直角形東折1360米，至今新開門村西北120米處。東偏北零度7分32秒。”另如，對絲綢之路的起點開元門這樣敘述：“隋稱開元門，唐改名安遠門。位於郭城西麵偏北……東與皇城安福門、延喜門及郭城東麵偏北的通化門相對，與宮城前橫街處一直線。故址在今西安市西郊大土門村。”其他，如對皇城、宮城、大明宮、興慶宮等，都是這樣詳細敘述的。唐代長安的破壞與改建，雖非該書重點，但也使人們清楚地知道了今日西安城的由來。讀了這些內容，每到西安一個地方，都會使人視今憶古。某些外國旅遊者，如果讀讀該書，再看看西安的實際情況，肯定會感到他們的封建時代是無法和唐代長安的文明相比的。增強對外來遊客的吸引力，必然有利於旅遊事業的發展。至於對西安市政建設的借鑒意義就不言而喻了。

　　其二，注意到曆史的發展，而不是孤立地認識某一問題。唐朝有近三百年的曆史，長安的建設與布局是有變化的。張永祿同誌注意到這個問題，所以對有些問題的說明優於他人。例如，關於長安城中的坊裏數，宋女士認為是108坊，還有人認為是110坊或109坊。這些說法都有根據，但不確切。《唐都長安》有理有據地說明這些隻是唐代一個時期的數字。108坊是隋至唐初的坊裏數，110坊是高宗龍朔二年（662）至開元初的坊裏數，109坊是開元二年（714）以後的坊裏數。這些數字變化的原因，該書都有詳細的說明。這個問題，近年來出版的多種介紹古代長安的書中，都沒有闡明其來龍去脈，各自采用一個數字，而使讀者莫衷一是。另如，關於掖庭宮的認識。掖庭宮本來是宮女居住和犯罪官吏家屬婦女配沒入宮勞動之處，在政治上無足輕重。但隨著曆史的發展，掖庭宮西南部的內侍省，到唐後期竟成為最高政權機構。內侍省是宦官的組織機構。隨著宦官專政局麵的形成，德宗以後的11個皇帝中，有3個死於宦官之手，7個為宦官所立。這樣一來，內侍省的地位就需刮目相看了。張著說明這些變化，人們就不能用固定不變的眼光去看待掖庭宮了。

　　其三，注意了人的活動。不管是從曆史的角度還是從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古代長安都不能離開人的活動。離開人的活動，單純地敘述長安城的營建過程、規模、布局等等，都缺乏活的因素，人們也難以深刻理解以上內容。張著在這方麵也應受到稱讚。例如，關於宮城的敘述，宋著僅具體敘述了太極宮、東宮、掖庭宮的位置、規模以及門、殿等內容，很少與人的活動相聯係。特別是掖庭宮，關於人的活動一字未提。張著則截然不同，除了與宋著有相同的內容而且較詳細以外，還盡量和人的活動聯係起來。在談到東宮時，作者說：“隋文帝時，原太子楊勇，後太子楊廣；唐初高祖時，原太子李建成，後太子李世民及太宗時太子李治等就居住在這裏。”玄宗以後，太子就不住東宮，而是隨其“父皇居住在皇宮內別院”。顯然，這比宋著簡單地說東宮“為皇太子所居”，更符合曆史事實。

　　在談到太極宮時，不僅說明其在政治活動中的作用，還列出在太極宮居住聽政的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僖宗、昭宗等皇帝。在談到太極宮中的海池時，還生動地說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時，高祖正泛舟於海池。又如對延英殿的敘述：“延英殿是皇帝在內廷引對朝臣，議論政事的主要殿所。從代宗時起，皇帝每有谘度，或宰臣有所奏啟，即在此殿召對，稱為‘延英召對’。開始僅限於宰相，以後擴大到群臣。而且，初無定時，以後或雙日開延英，或皇帝不禦正殿，就在延英殿視政。由於殿內旁無侍衛，禮儀從簡，君臣之間比較隨便，臣下也可以得以盡言。”這樣把宮殿的位置、規模、作用和人的活動聯係起來，不僅使該書有了活的內容，而且也有利於人們對唐代曆史的深入理解。

　　這一部分，內容複雜，許多時間、地點、數字的準確程度要求較高，所以難度較大，難免有一些不足之處。例如，關於史館的地點問題，張著說太極宮的太極殿東側設有門下內省、宏文館、史館；大明宮的宣政殿東側有門下省、宏文館、史館。宋著也說太極殿東側左延明門東有史館，史館之南有門下省、宏文館；大明宮的宣政殿東日華門外有門下省、宏文館、史館。看來，兩本專著都沒有注意到史館位置的變遷。貞觀三年（629），史館始遷入禁中，在門下省北；到大明宮初成，又移史館於門下省南，開元十五年（727），又遷史館於中書省北。史館的遷移，與政事堂的遷移有關。最初，宰相議事的機構政事堂設在門下省，永淳二年（683）中書令裴炎移政事堂於中書省，由於“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到開元十五年（727），史館就遷到中書省北了。如果兩位作者都對這個問題詳加闡述，就使人們更容易理解建築物、政權機關與政治活動的關係了。也就是更多地增加了該書活的因素。

　　關於政事堂的位置，張著未曾涉及，宋著在談到大明宮宣政殿時說：宣政殿西的月華門外有中書省（省有政事堂，為宰臣議事之所），宰相罷朝，由月華門出而入中書省。這裏未曾涉及政事堂曾在門下省的情況，顯然也沒有完全說明事實真相。

　　關於唐代長安的人口，由於文獻無直接記載，所以至今難知其確切數字。研究者多根據有關資料，進行推測，所以，有一百多萬、百萬左右等不同的結論。這兩本專著，也各有看法。張著列舉三類資料，推算出長安人口約百萬左右。宋著有兩處不同的數字，一處認為，唐長安的人口在開元、天寶最盛時達到一百多萬，至二百萬人；另一處則又說：“盛唐的長安，市區人口超過百萬。”一百多萬的看法與其他學者相同或接近，但二百萬人的根據何在，宋著未加說明。如果是另有資料發現，從而有了新的研究成果，無疑應當受到稱讚。關於唐代長安的居民生活，兩本專著都有很好的闡述。張著深入、細致、全麵地闡述了當時長安居民的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在經濟生活方麵，從食品的供應，如糧食加工、肉食、蔬菜、果品的來源，到食品的種類，都敘述甚詳。僅食品的種類一項，就舉出了菜肴八仙盤、五生盤等30多種，飯食長壽麵、餛飩、蒸餅等20多種，粥食米粥、粟粥、粽子等10多種，豐富多彩、應有盡有。在文化生活方麵，對唐代長安的音樂、舞蹈、戲劇、雜劇、體育等，也都寫得文字生動，內容豐富。這些內容，對了解唐代社會生活頗有輔助，同時，對今天西安市的繁榮與發展也有積極的影響。

　　有一點值得商榷者，就是張著認為：“關中地區盛產小麥，都城居民生活習慣以麵食為主。”這種看法，是現代關中的情況，唐代不一定如此。關中是在漢武帝時才開始種麥的。周秦時期以黍、稷、菽、粟為糧食的主要品種，漢代以後，粟成為主要糧食作物。從北魏到唐前期，基於均田製的賦稅製，其中的租，仍以納粟為主，史籍雖有貞觀年間，“王公以下墾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依土地。”的記載，但粟還名列麥前。這正是粟的生產在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反映。到了元代，小麥才在北方的糧食生產中占到首要地位。另據《唐國史補》卷中記載：“竇氏子言家方盛時，有奴厚斂群從數宅之資，供白麥麵，醫雲：‘白麥性平’；由是恣食不疑，凡數歲，未嚐生疾。”這說明唐代長安的居民生活已多麵食，但是否已成為習慣，尚待有更為充分的證據。

　　宋著從資料之豐富，內容的充實方麵與張著比較，似顯相形見絀，但從另一方麵，宋著的優點也未為張著所具備，這就是宋著從唐長安市民生活的現象中概括出了當時長安市民生活的特色。這種特色，表現在三個方麵：一、在物質生活的享受與婚喪之鋪張方麵的競奢現象普遍；二、在政治上熱衷於功名權勢的重功利之風氣盛行；三、女性在社會上受約束減少，受教育機會較多，生活方式也相對的自由等婦女生活的開放風氣出現。這種頗有特色的概括，對認識唐代社會生活在我國曆史上的地位很有啟發。這是宋著對問題有見解的標誌。

　　當然，這方麵的不足之處也還存在。例如，出現市民生活三方麵特色的曆史原因是什麽？如果作者能夠把唐代與前一時期在比較中進行較為深刻的分析，就有可能使讀者知道唐代社會生活與整個古代社會生活的關係。曆史上的各種現象都反映著社會內在的原因。把各種現象與內在的原因聯係起來，是史學研究者的責任。作者雖然也注意到這一問題，對每一特色的原因也有所涉及，但畢竟是過於簡單，沒有真正說明問題。

　　五

　　7到9世紀，東方的唐帝國，西方的拜占庭帝國，西亞的阿拉伯帝國，是當時世界上的經濟發達地區，政治上強大的國家。長安、君士坦丁堡、巴格達是當時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其中以長安的規模最大、人口最多。由於唐帝國經濟發達，長安集中了大量的中外商人，致使長安成為國際性的都市。在文化方麵，由於中國是素負盛名的文明古國，在世界上早有很大的影響，再加上唐統治者實行開放政策，更有利於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所以，長安更集中體現了東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當時的日本，視中國為“東方文化大本營”，“對中國文化無限向往”，希望“過像漢人那樣燦爛的文化生活。”其實，唐代的文化，已不是原來單純的華夏文化，而是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又融合進了來自各方麵不同國家的外國文化而成的。所以日本學者認為，唐朝的文化“並不單是漢人的文化，而且夾雜著來自四麵八方的外國文化，尤其是夾雜著印度係統和伊朗係統的文化，這是很顯著的事實。因此，留唐的日本學生和學問僧當然直接間接地受到這些影響，特別是在奈良朝時代，印度、波斯、西域等人經過唐朝前來日本直接傳播文化，這是其他時代少有例子。”日本接受印度、波斯、西域的文化，長安起了橋梁作用；中國與日本、朝鮮和印度、波斯、西域的交往，又以長安為中心。這些情況說明，當時的長安在世界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兩本專著，對這方麵都有所注意。張著有《國內外友好交往活動的中心》專章，對國內國際的交通線、民族事務與外事機構，還有唐帝國對日本、朝鮮、中亞、西亞及非洲各國的友好交往，都有相當充分的敘述。同時還說，唐長安城規劃宏偉，規模空前，全城麵積達84平方公裏，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一座都城。和當時世界上其他大城市相比，較公元447年修建麵積為11.99平方公裏的拜占庭大7倍，較公元800年所建麵積為13.68平方公裏的巴格達大6.2倍。讀了這些內容，自然會使人意識到唐長安在世界上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宋著也說：盛唐的長安，市區人口超過百萬，城牆周圍38公裏，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各國文化交流的中心。同時，作者還考察過日本的平城京（奈良）與平安城（京都），根據實地考察結合文獻記載，說明唐代長安文化對日本有很大的影響。“日本都城不僅仿照長安、洛陽製度，許多文物習俗也受中國影響，如奈良時代，在三月三日上巳時，貴族們亦在庭園中設‘曲水之宴’，即仿中國之曲觴流水，祓禊之故。其他唐服飾、飲茶風尚等均是受唐文化影響。”其實，當時的朝鮮等直接受唐長安文化的影響也很深遠，作者僅談到日本，似乎對唐長安文化的影響還估計不足。

　　以上情況說明，張著的特點是注意了唐與世界各國互相交往的情況，宋著的特點是注意了唐對日本等國影響的效果。如果互相取長補短，當然很好。

　　還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都沒有充分說明唐代長安在當時世界上的先進地位。如果都簡要地說明當時的世界形勢以及幾個主要國家的曆史情況，從法蘭克、拜占庭、阿拉伯、印度、朝鮮、日本等幾個國家的概況中，很自然地顯出唐帝國的先進地位。先進國家的首都，無疑是先進的城市。這正是唐代長安成為各國文化交流中心的關鍵所在。如果把這些內容占到適當的篇幅，不僅可以更好地說明作者研究唐代長安的重要意義，同時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向往古都，對促進西安的進一步繁榮發揮更大的作用。

　　六

　　兩本專著述還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十分重視資料的搜集與使用。對於文獻資料、考古成果、實地考察的各種資料，也非常注意其相互間的關係，致使其內容有理有據，結論可信。這是兩本專著成功的前提條件。

　　張著所涉及的資料很多，除了實地考察以外，有關唐代的史書、史誌、筆記小說、詩文、碑刻與敦煌文書等近二百種資料，都與該書有程度不同的關係。至於唐陵壁畫與敦煌壁畫中有關唐代建築，唐人風俗和宮廷生活等畫麵，作者也都有所研究。同時，還注意到與唐代長安前後有關的資料，運用對比的方法說明了唐代長安的曆史地位。例如，為了說明唐代長安是我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城市，僅寫明其麵積有84平方公裏並沒有很強的說服力。作者把唐長安與曆代大城市進行對比說：“它的麵積較35平方公裏的漢長安城大2.4倍；較73平方公裏的北魏洛陽城大1.2倍；較45平方公裏的隋唐洛陽城大1.8倍；較50平方公裏的元大都大1.7倍；較43平方公裏的明南京城大1.9倍；較60平方公裏的明清北京城大1.4倍；較8.7平方公裏的明西安城大9.7倍。”不可否認，這些數字資料是最有說服力的。

　　還有幾句與此有關的題外話，就是作者運用這些數字資料的時候，文字表述稍欠確切：例如，唐長安城麵積84平方公裏，漢長安城麵積35平方公裏，前者是後者的2.4倍，但作者卻說前者較後者大2.4倍，顯然是不妥當的。

　　宋著所涉及的資料，相對的是較少一些。但也有自己的特色，這就是相當重視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長期以來，中國對日本有很大的影響，日本學者認為，古代的中國是東方文化的淵源。唐代的中國對日本的影響更大，“日本中古的製度中，一向被認為是日本固有的，一翻開唐史，卻發現有好多完全是模仿唐製的。”正因為如此，日本學者非常重視唐史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成果很多，成績也很顯著。所以，重視日本資料正是宋著的一個重要優點。不過，宋著在使用資料方麵也有欠準確之處，如認為唐長安城的周圍是36公裏，實際上這隻是一個整數，和別人使用的數字比較，顯得不夠具體。考古學家馬得誌先生認為是36.7公裏，張著認為是36744米。宋著舍去744米，不是一個很小的數字，看來有點粗疏。

　　還有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就是關於芙蓉園、曲江池的位置。兩本專著有關這方麵的記載與考古學家的看法卻不一致。張著認為，“曲江池位於長安城的東南隅，一半在城內，一半在城外，城內約占兩坊之地”，芙蓉園在曲江池南岸。宋著雖未明確肯定其詳細位置，但卻有大致的敘述：“曲江池在城東南升道坊龍華寺之南……隋營京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來”。既然此處因“地高不便”，“不為居人坊巷”，言外之意，必然是說，若是平地即為居人坊巷。同時還說“黃渠水自城外來”，可見曲江池是在城內。至於芙蓉園，宋著認為是在曲江池以東。兩本書上的唐長安城圖，都和作者的敘述完全一致。

　　考古學家的看法則截然不同，馬得誌先生說：“芙蓉園在外郭城的東南隅，經勘察得知，四周築有圍牆，周圍約7公裏。曲江池在園的西部，周圍約4公裏。這裏風景秀麗，煙水明媚，是長安城中著名的遊覽勝地。關於芙蓉園、曲江池的位置，從前許多文獻誤置於外郭城東南隅之內。經過勘察後確定其芙蓉園這一坊之地是隔在城外的。”既是“經勘察得知”，無疑是最可靠的資料。兩位作者都沒有注意到這些最新資料，把曲江池的位置定在城內，或者是一半在城內，一半在城外，都是不準確的；至於說曲江池在芙蓉園的西部，宋著倒是也持此說的。

　　綜上所述，兩本專著都是80年代研究唐代長安的最新成果。在此以前，盡管有不少學者就某一方麵的某些問題發表過論文，但作為全麵係統的綜合研究專著，這兩本書是處於領先地位的。雖然各自存在的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探討，但瑕不掩瑜，其成功之處還是主要的，兩位學者都為唐長安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異曲同工，共頌唐都，在弘揚中華民族的光榮曆史方麵，兩位學者是不謀而合的。

　　研究唐代的長安，需要多方麵的知識，曆史、地理、宗教、文學、藝術、建築等等，都需要博大精深。我在這些方麵是一知半解或一竅不通，所以，自己的一些認識難免有主觀臆斷或誤解作者原意之處。如果發現這類情況，望兩位專家駁斥，其他讀者指正。

　　（原載《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1991年三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