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25章 李淵的曆史地位

　　唐朝在中國曆史上存在了290年之久，是古代曆史上一個重要階段。這個階段，明顯地標誌著中國曆史的進程向前大大跨進了一步。由於這一步的幅度很大，從而使唐代不僅在中國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曆史上也顯得格外醒目。所以，研究唐代曆史的人在中國不少，而且還成立了中國唐史學會，同時，在國外也出現了一批專門研究唐史的學者，美國、日本還有這方麵的學術團體。由此可見，唐代曆史的重要地位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曆史是以人類的活動為內容的，唐代曆史地位的重要，意味著它的內容極其豐富。李淵是唐朝的建立者，他建立唐朝、統一全國的活動，是唐代曆史的豐富內容的開端。所以，認識李淵在曆史上的地位是研究唐代曆史的重要內容。

　　智勇兼備的政治家軍事家

　　李淵建立唐朝，絕不是偶然的。在隋朝末年，農民起義軍與統治階級內的割據勢力遍布各地。最初，李淵隻不過是這些割據勢力中的一支，但他能夠抓住一切有利時機，利用一切可用的力量，壯大自己，削弱別人；最後，鎮壓了農民起義軍，消滅了各個割據勢力，統一了全國。不可否認，他有超過別人的智慧和能力。換句話說，由於李淵充分發揮了他的政治才能與軍事才能，所以才能在對敵鬥爭中取得了勝利。這樣一來，如果弄清李淵取得勝利的原因，自然也就認識了唐朝建立的客觀條件與主觀因素了。

　　一

　　李淵的政治才能是表現在多方麵的，隋煬帝即位以後，驕奢淫逸，拒諫飾非，興師動眾，勞民傷財，階級矛盾與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急劇激化。但隋煬帝並沒有意識到這是自己的所作所為導致的危機；反而變本加厲，一麵殘酷地鎮壓農民起義，一麵又在統治集團內部猜忌別人，打擊異己。凡有不利於隋煬帝的所作所為者，都有遭受迫害甚至身首異處的可能，所以，大業年間的政府官員，大都心懷疑懼，惶恐不安。甚至讚揚隋文帝的人也被猜忌，慘遭殺害。例如，隋文帝時的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頗有盛名，後又相繼出任襄州總管，番州刺史，隋煬帝即位，又召他到京，欲用為秘書監。薛道衡見了隋煬帝，呈上《高祖文皇帝頌》一文。隋煬帝一看，大為不滿，認為頌揚隋文帝就是嘲諷他自已。於是，妄加罪名，令薛道衡自盡。薛道衡自以為無罪，不願自殺，隋煬帝又派人縊而殺之。當時都認為這是很大的冤案。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統治集團中成員的李淵，當然也不例外，無時無刻不在考慮怎樣對付隋煬帝對他的猜忌與迫害。

　　李淵在這方麵的應變能力，正是他的政治手段的一種反映。當隋煬帝詔征李淵赴行在所時，李淵因病未往，因而引起隋煬帝的猜疑，遂對李淵的外甥破口大罵道：你舅死了嗎？李淵獲悉，遂“縱酒沉湎，納賄以混其跡焉”，實際上這是李淵狡猾地向隋煬帝表示他沒有政治野心。

　　當李淵為扶風（今陝西省鳳翔縣）郡太守的時候，有駿馬數匹。他的妻子竇氏勸他道：“上好鷹愛馬，公之所知，此堪進禦，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為身累，願熟思之。”這段話反映了當時的臣子們必須向隋煬帝投其所好的事實。不久，竇氏死去。李淵認為妻子的意見應當重視，遂“數求鷹犬以進之，俄而擢拜將軍”。於是，他對諸子道：“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不難看出，李淵是千方百計地運用政治手段在與隋煬帝的鬥爭中保存自己，發展力量。

　　為了取得隋煬帝的信任，李淵還在獲知楊玄感起兵反隋的消息後，立即向隋煬帝告密。大業九年（613），正當隋煬帝第二次進攻高麗時，禮部尚書楊玄感於黎陽（今河南省浚縣）起兵南下，進攻洛陽。楊玄感的弟弟楊玄縱正隨隋煬帝進攻高麗，當楊玄縱知其兄起兵時，私自離隊南逃，欲參加其兄的反隋隊伍。

　　當時，李淵正在懷遠鎮（今遼寧省遼陽市西北）督運軍糧，他“知楊玄縱兄弟？（逃）還，密表聞奏，煬帝始知玄感起逆，乃班師。於是慰勞高祖（李淵），論以親親之意”。同時，又立即重用李淵。由於楊玄感與尚書兵曹郎斛斯政頗有交情，斛斯政在進攻高麗時因楊玄縱逃走而怕受牽連，遂投奔高麗（後被高麗送回處死）。於是，與斛斯政有親戚關係的元弘嗣也受到株連。當時，元弘嗣任弘化（今甘肅省慶陽縣）留守。隋煬帝命李淵去執元弘嗣，代其為弘化留守，並且兼知關右諸軍事。關右，即函穀關以西廣大地區。要李淵兼管關西京師周圍的軍事，當然是隋煬帝對李淵的極大信任。

　　在對待農民起義軍方麵，他用軟硬兼施的手段，也顯示出他高瞻遠矚，頗有政治眼光。大業十一年（615）十二月，隋煬帝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鎮壓絳郡（今山西省新絳縣）起義軍。樊子蓋畏起義軍強大，他隻是深溝高壘不敢出戰。但是，他殘酷毒辣，燒毀汾水以北的村塢，對放下武器者不問多少，全部坑殺。於是，起義軍反抗隋朝的怒火更加高漲了。在這種情況下，隋煬帝命令李淵代替樊子蓋。李淵一麵不放棄武力鎮壓，一麵又從政治上發動攻勢，誘騙起義軍投降。凡是投降者，李淵都“引置左右，推赤心待之，人人自安，願效死力”，這樣就對起義軍起了瓦解作用。在封建社會裏，個體小生產者不可能有科學的世界觀，他們隻能看到眼前的利益。所以他們認為：“我輩本無逆心，徒以政令嚴苛，懼（（死）為盜耳，前後首者為子蓋所殺，窮無所歸，今唐公與人無隔疏，遠意坦如也。我輩知不死矣，遂相率歸首，前後至者數萬。”剩下的起義群眾也軍心不穩，隻好轉移他郡了。顯而易見，政治攻勢要比單純的軍事鎮壓對統治集團更為有利。這說明李淵在統治集團中確是高人一籌的。

　　二

　　李淵在政治上的特點是深謀遠慮而不鋒芒畢露，他對當時政治形勢的認識以及根據自己的認識所采取的行動，都說明他的這些特點是非常突出的。在隋末農民起義遍地爆發的時候，統治階級內部也分崩離析，很多地方官吏趁機割據一方，稱王稱帝。李淵是統治集團中的一員，他雖野心勃勃，欲取隋煬帝而代之，但卻不露聲色，表麵還堅持與隋煬帝保持君臣關係。他不像薛舉、李軌那樣，割據一方，稱王稱帝；也不像劉武周、梁師都那樣，依靠突厥，屢次舉兵南下，以攻為守，鞏固自己的地盤。和農民起義軍比較，既不像竇建德那樣，僅占據河北一帶，不再進取，發展力量；也不像瓦崗軍那樣，與隋軍激戰於中原，強攻東都，最後與隋軍兩敗俱傷。他避開強大農民軍的鋒芒，運用以戰求和的手段，既取得了突厥的支持，解除了後顧之憂，同時也不讓突厥大軍南下，以免使自己受製於突厥，不便按照自己的願望行動。他認為長安是隋的都城，在政治上很有影響，關中的農民起義也較分散，而且力量不強，隋軍在關中的力量也較薄弱。因此，他從太原起兵，長驅南下，直到長安。在進軍途中，他妥善地處理了和李密的關係。例如李密殺了翟讓以後，躊躇滿誌，得意忘形，要李淵尊他為盟主，共同推翻隋朝。李淵抓住了李密的弱點，用“卑辭推獎以驕其誌”的陰謀手段，麻痹李密，鬆懈其鬥誌，使其牽製東都的隋軍，以便自己順利向長安進軍，以收漁人之利。處理這個問題的過程，正說明他起兵以後的行動是以其對當時的政治形勢的正確認識為前提的。

　　李淵到了長安，立隋代王侑為皇帝，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實際上這是李淵要做皇帝的準備過程。

　　在李淵準備做皇帝的過程中，也顯示出他頗有政治見解。武德元年（618）三月，隋代王侑以李淵“功德日懋，天曆有歸，欲行禪讓之禮”。群僚們也勸他順水推舟，接受帝位。但他卻認為時機不夠成熟。他對群僚們道：“魏氏以來，革命不少，鴻儒碩學，世有名臣。佐命興皇，皆行禪代。不量功業之本，推存揖讓之容，上下相蒙，遂為故實。寧有湯、武接於夏、殷，不憲章於堯、舜……是知非堯不能讓舜，非舜不能命禹。商、周德所不逮，有撥亂反正之功，順天行誅，逆取順守，鹹以至誠兼濟，無隱神），三五帝王，稱茲四聖，英聲茂實，飛騰萬古。堯舜不及於子，讓德而稱帝；湯武不私於後胤，力取而為王。故道有降差，名有優劣，然立功立德，亦各一時。”在李淵看來，曆史不是一成不變的，堯、舜讓位固然是美德，但湯、武稱帝也有撥亂反正之功。隻有堯、舜時代才能出現禪讓。因此，後來有人“擁兵竊命，托雲輔政……專權任己，逼令讓位。雖欲己同於舜，不覺禪者非堯，貶德於唐、虞，見過於湯、武，豈不悖哉！魏、晉、宋、齊，為惑已甚，論言之士，須知得失。”這就是說，李淵認為魏、晉、宋、齊的禪讓，根本不同於堯舜的禪讓，也區別於湯、武以功而取得王位。這種無功無德的勾當他是不幹的。這說明李淵認為曆史是發展的、變化的，不能用古代的辦法解決當前的問題。群僚們認為他的見解高明，所以私相謂曰：“相王（李淵）格論，絕後光前，發明典謨，申理誓誥，可謂君子一言，定八代之榮辱矣。”這又說明李淵不同於統治階級中的一般成員。

　　隋煬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等謀殺以後，裴寂等2000人又一次上疏勸進曰：“臣聞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獨有，聖人達節，與萬物而推移。故五運遞興，百王更代，春蘭秋菊，無絕終古。”言外之意，當然是要李淵取代王侑而代之，但李淵還認為時機不到，故而“退所奏表”，同時又說：“吾知如是。”以下再無別的表示了。接著，裴寂等再次進諫道：“臣等唐之將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國。陛下不為唐帝，臣等應須去官。伏願深思，容臣等有地。”李淵笑道：“裴公何相逼之深，當為審思。”雖然李淵的態度逐漸有所變化，但他仍未明確表示要即皇帝位。在裴寂等“言之甚切”，再次勸進的時候，李淵的態度就明朗化了。他說：“所以逡巡至於再三者，非徒推讓，亦恐群公麵諛，退為口實。然漢高祖雲：‘諸侯王推高於寡人，以為皇帝位，甚便宜於天下之民，則可矣。’孤亦何能有異之哉！”這是李淵內心世界的公開暴露。他之所以再三推辭者，並非不願做皇帝，而是顧慮擁他登皇帝位的臣僚們表裏不一，口是心非。在弄清了裴寂等人的真正心意以後，才表示他和劉邦一樣，同樣是樂意做皇帝的，但他必須在條件成熟以後才公開表態。他所謂的條件成熟，一是指隋煬帝已經被殺，篡弑之罪已由宇文化及承擔；二是取得了臣子們的真正支持。由此可見，李淵確有政治遠見。他不像李軌、王世充那樣，甘做一隅之主，而是名正言順地要做全國的皇帝。因此，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他絲毫不露聲色，把自己打扮成隋朝的忠臣。例如，當他剛打算從太原起兵的時候，他的態度是“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當裴寂等人建議他“廢皇帝而立代王”時，他雖然也認識到這是“掩耳盜鍾”，但他還是說：“雖失意於後主（煬帝），幸未負於先帝。”這就是說，即使背叛隋煬帝，也不失是個忠臣。進兵長安後，他立代王為帝，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實際上是取消了隋煬帝的帝位。但是，他自己還不做皇帝，一直待隋煬帝被殺，他痛哭流涕地為隋煬帝舉哀以後，又細致地考察了臣僚們對他是否真正的擁護，才登上了皇帝的寶座。這樣一來，他不像宇文化及那樣落個篡權弑君的罪名，也不同於楊玄感、李密，被視為背君之逆臣，而是名正言順地做了皇帝。隻有政治眼光遠大的人才能如此。

　　貞觀年間，張玄素曾對唐太宗說過：“臣又觀隋末沸騰，被於宇縣，所爭天下者不過十數人，餘皆保邑全身，思歸有道。”這就是說，隋末起兵者很多，但真正有爭奪天下之意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其實，認為爭奪天下的人不多是對的，但估計有十數人倒是言過其實了。如前所述，力量較大，占有一定地盤的李軌、薛舉、劉武周、梁師都、王世充、蕭銑以及農民軍領袖李密、竇建德、杜伏威等，都沒有根據可以說明他們有統一全國，建立全國政權的主張，更看不出他們有這方麵的實際行動。隻有李淵，在隋煬帝進攻高麗時就曾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如果說那時候還隻是有所預謀而不敢明言想做皇帝的話，那麽，他不滿足於太原一隅之地，而起兵進軍長安，繼又統一全國的行動，就已經宣告了他的預謀了。盡管起兵時還打著尊隋的旗號，但他要做皇帝的陰謀已是暴露無遺了。他從太原起兵以後，就對建成、世民兩個兒子說：“天下神器，聖人大寶，非符命所屬，大功濟世，不可妄居。所以納揆試艱，虞登帝位；櫛風沐雨，夏會諸侯；自時厥後，膺圖甚眾。啟基創業，未有無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宮，長於貴戚，牧州典郡，少年所為，晏樂從容，歡娛事極。饑寒賤役，見而未經，險阻艱難，聞而不冒。在茲行也，並欲備嚐。如弗躬親，恐違天旨。爾等從吾，勿欲懈怠。”李淵要求兩個兒子，一定要艱苦奮鬥。他們是貴族家庭出身，懂得吃喝玩樂，沒有經過“饑寒賤役”，“險阻艱難”，所以，他要求兩個兒子要親經戰陣，知道創業的艱難與“未有無功而得帝王者”。顯而易見，李淵要艱苦創業，因功而為帝王。這種事在人為的思想，比梁師都、劉武周依靠突厥而稱帝，比宇文化及窮途末路而稱帝，比王世充逼死越王侗而稱帝，比李軌偏安西北，靠優越的地理條件而稱帝，當然是顯得更有遠見。他有野心而不急於求成，而是胸有成竹地逐步去實現自已的計劃。由此可見，真正有資格取代隋煬帝而為全國皇帝的隻有李淵一人。

　　三

　　李淵的軍事才能，既表現為他的武藝超群，也表現為卓越的指揮才能。

　　李淵是因其武藝超群娶妻竇氏的。竇氏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陽長公主的女兒。她的父親竇毅為了給女兒選擇佳婿，“乃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李淵）後至，兩發各中一目。”竇毅欣喜萬分，遂將女兒嫁給李淵。不難看出，李淵在青年時期即已武藝超群了。

　　大業十一年（615），李淵奉命鎮壓毋端兒領導的起義軍，當他兵至龍門（今山西省河津縣）的時候，毋端兒率眾數千人迫近城下，李淵“從十餘騎擊之，所射七十發，皆應弦而倒”，起義軍敗退。這說明李淵不僅武藝超群，而且也頗為勇敢。在戰場上，勇敢是克敵製勝的先決條件，缺乏勇氣的軍人是不可能打勝仗的。

　　義寧元年（617）初，李淵為太原留守。這時，太原以南的曆山飛起義軍已經相當強大，南攻上黨（今山西省長治市），大破隋將軍慕容、羅侯之軍，北襲太原，又斬了隋將軍潘長文。李淵為了鞏固太原的地盤，在北方對突厥虛張聲勢，以戰求和；自己卻親率主力，南攻曆山飛起義軍。“巧於攻城，勇於力戰”的起義軍，在西河郡的雀鼠穀（今山西省介休縣至霍縣之間）與李淵軍相遇。起義軍有二萬餘人，李淵六七千人，雙方力量懸殊很大。李淵認真分析了形勢，認為“鬥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於是，他把所有部隊分為兩陣：一陣曰大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一陣曰小陣，“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大家都不理解李淵的用意，“莫識所為”。開戰後，李淵遣副留守“王威領大陣居前，旌旗從”。起義軍遙望，誤以為李淵在此，精銳之師競向前進，看見輜重馱，都去爭取。王威懼而落馬，幸被人救去，未曾被俘。李淵乘此機會，引小陣軍突然出擊，起義軍毫無準備，招致大敗。起義軍人多勢眾，但缺乏嚴格的訓練，組織性紀律性較差，李淵不正麵決戰，避開起義軍的優勢，抓住起義軍的弱點，采取誘騙、突襲的戰術，出奇製勝，可見李淵的指揮作戰藝術是頗為成熟的。至於他在太原運用空城計的辦法智退突厥，更是膽識過人。此事我在《李淵建唐史略》中已有概述，不再贅敘。

　　四

　　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李淵還很注意治軍。在進攻西河（今山西省汾陽縣）時，他對兩個兒子建成、世民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二人共同表示：“如或有違，請先軍法。”於是，他們二人在進軍途中，“一同義士，等其甘苦，齊其休息。風塵警急，身即前行。民間近道果菜已上，非買不食。義士有竊取者，即遣求主為還價，亦不詰所竊之人。路左有長老或進蔬食壺漿者，重傷其意，非共所見軍人等同分，未嚐獨受。如有牛酒饋遺，案輿來者，勞而遣之曰：‘此隋法也，吾不敢。’頗慮前人有限，遂為終日不食以謝之。於是將士見而感悅，人百其勇。”李建成、李世民與士卒同甘共苦，當然能鼓舞士氣；行軍途中，軍隊紀律良好，不騷擾百姓，可以取得群眾的支持。事實也確實收到了這種效果。當他兵至西河城下時，“城外欲入城，人無問男女小大，並皆放入城內。”當地人民看到李淵軍隊紀律良好，軍容嚴整，紛紛參加李淵的隊伍。西河唾手而得，郡丞高德儒束手就擒，與此密切相關。由此可見，善於治軍不僅可以提高軍隊的戰鬥力，而且也在社會上產生很好的影響，不斷擴大其隊伍。這也是軍事家必備的條件之一。

　　五

　　進攻霍邑（今山西省霍縣）之戰，更顯示了李淵與隋正規軍作戰的本領。

　　李淵率軍長驅南下，西京留守代王侑頗感惶恐，遂派驍將獸（虎）牙郎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據霍邑以阻李淵。另派武侯大將軍屈突通率數萬之眾據守河東（今山西省永濟縣）。同時，還命“臨汾以東諸郡，所在軍民城守，並隨便受老生、屈突等征發”。可見宋老生所部與曆山飛的農民起義軍不同。曆山飛起義軍是臨時聚集起來的個體農民，缺乏訓練，裝備簡陋，更沒有鞏固的後方與輜重的來源。而宋老生則完全不同，所部是經過訓練的正規軍，既有堅固的城池可守，也有廣大地盤可供其物資的來源。麵臨這樣的敵人，李淵必須采取相應的對策。

　　義寧元年（617）七月初，李淵兵行至霍邑西北五十餘裏的賈胡堡。他認真分析了宋老生的情況後認為：宋老生多次打敗農民軍隊伍，“自許堪當*敵。無識之徒，因相諂附。謂其必能製我，不遣援兵。我若緩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出其不意，不過一二月間，並當擒之”。這種認識，頗有見地。於是，他以“秋霖未止，道路泥深”為由，派人赴太原運糧，“以待開霽”。八月初，雨停天氣好轉，太原的糧食也已運到，李淵遂向霍邑進軍。李淵認為，宋老生不能主動進軍賈胡堡，即是無所作為的人。但又顧慮其閉門固守，增加取勝的困難，於是，他運用聲東擊西的戰術，誘騙宋老生出城。

　　李淵等率輕騎數百到霍邑城東五六裏處，以待步兵。同時，派建成、世民帶數十騎逼近城下，行視戰地，並激怒宋老生。又將所部分為十數隊，從東南向西南巡行，似若安營攻城的架勢，另派殷開山率馬步軍遠遠而來，宋老生從城上望見李淵的陣勢，欲乘李淵立足未穩，出奇製勝，遂率眾三萬餘人從東門、南門出城。李淵為了使宋老生離城遠些，以便消滅，故意又使所部稍向後退，偽若避讓。宋老生果然中了圈套，引軍向前，到離城一裏餘處布陣。這時，李淵命李建成、李世民急馳城下，分別占領東門、南門之外要地，斷絕宋老生回城之路。同時於軍中傳言：“已斬宋老生”。於是，隋軍潰亂，宋老生於奪路回城時被殺。經過激戰，“數裏之間，血流蔽地，僵屍相枕”。接著，李淵下令攻城，“時無攻具，肉搏而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

　　宋老生所部是隋軍一支勁旅，該部曾多次對農民軍作戰，取得勝利，但卻被李淵打得落花流水。由此可見，霍邑之戰，李淵並非輕易取勝，而是在棋逢敵手、旗鼓相當的情況下，以智慧與勇敢取得勝利的。這次勝利，充分顯示了李淵智勇兼備的軍事才能。

　　霍邑戰後，他對善後問題的處理，也抓住了要害，效果很好。當他下令“其破霍邑，攻戰人等有勳者，並依格賞受”時，有人疑惑徒隸等身份地位很低的人是否可與一般軍士同樣對待。李淵告誡他們道：“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在封建社會裏，敢於對不同階級、不同層次的人進行同樣的獎勵，無疑體現了李淵的創新精神。這樣當然可以起到鼓舞士氣的作用。對宋老生的部下也采取了適當的對策。他告誡宋老生的部下道：“老生之外，孤無所咎。縱卿不誠於孤，亦當以赤心相仰。”同時，還“節級授官，與元從人齊等。其丁壯勝兵者，即遣從軍，配左右領軍大都督，還取其同色同黨自相統處之，不為疑異。俘降之徒，不勝喜躍，欣若再生”。關中人欲還鄉者，授五品散官放還。這樣一來，“內外鹹悅，鹹思報效”。歸附李淵者愈來愈多，李淵的隊伍更加擴大了。這些情況充分說明，李淵的軍事思想中，不僅有高瞻遠矚的戰略原則，而且也有豐富的戰術內容，同時還有嚴整的治軍方法以及從政治上瓦解敵人，壯大自己的有效手段。這幾個方麵，都是戰爭中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李淵向長安進軍的節節勝利，與此密切相關。六李淵做了皇帝以後，戰爭還在繼續進行，但他不像在從太原向長安進軍途中那樣，親自率軍打仗，對每個戰役與具體的戰術都作周密的安排，隻是對統一全國的戰爭做戰略上的原則部署。因此，衡量李淵這一階段的軍事才能，決不能忽視這種曆史條件的變化。正因為有人忽視了曆史條件的變化，所以隻看到李世民平定薛仁果與李軌，消滅劉武周，攻破洛陽，打敗竇建德等的赫赫戰功，而看不到李淵為統一全國的戰略部署。當李世民平東都，獲竇建德以後，李淵賜李世民的手詔中說：“聞獲建德，竟如汝所料，畫策者雖吾，平定者汝也。”顯然，這既是李淵的自謙之詞，也是對李世民的表彰。李淵在自謙之詞中認為自己於統一戰爭中隻是起了出謀劃策的作用，從而可知李世民等各個戰場的指揮作戰者，隻是整個統一戰爭的一個方麵的具體執行者。弄清這種關係，就不會隻看見李世民等能征善戰的將軍才能，看不見李淵統一部署全國戰爭的統帥本領了。其實，唐太宗自己也承認：“重以薛舉、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稟睿算，幸而克定。三數年間，混一區宇。”兩人的口氣完全一致，都認為李淵是統一戰爭的全麵部署者，李世民是幾個戰役的具體指揮者。父子們的曆史功績，體現著全體與局部的辯證法。

　　義寧元年（617）十二月，李淵進兵長安。這時他雖然還未正式做皇帝，但已開始進行統一的事業，為做統一國家的皇帝做準備了。

　　十二月，薛仁果兵圍扶風（今陝西省鳳翔縣），欲東進長安，李淵遂派李世民率軍西向，迎擊薛仁果軍。同時，又派薑+、竇軌出散關（今陝西省寶雞市西南），安撫隴右（今甘肅省六盤山以西），還派李孝恭招撫山南（秦嶺以南，嘉陵江以東，伏牛山以西，長江以北），李孝恭自金州（今陝西省安康縣）出巴、蜀，“檄書所至，降服者三十餘州。”另外，還曾派張道源招慰山東（函穀關以東）。武德元年（618）正月，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十餘萬人進軍東都。二月，遣太常卿鄭元＆出兵商洛（今陝西商縣東南）、南陽（今河南省鄧縣），另遣左領軍司馬馬元規徇安陸（今湖北省安陸縣）及荊（今湖北省江陵縣）、襄（今湖北省襄樊市）。四月，用軟硬兼施的手段，迫使依靠突厥，割據五原郡（今陝西省定邊縣）的張長遜歸附。五月，李淵做了皇帝。六月，又遣太仆卿宇文明也招慰山東。十月，詔右翊衛大將軍淮安王李神通為山東道安撫大使，黃門侍郎崔民幹為副使，山東諸軍並受其節度。這時，大規模的統一戰爭尚未展開，各地的農民起義軍與割據勢力仍在各占一方，稱王稱帝。也就是說，李淵還沒有被認為是全國的皇帝，直到武德三年（620）八月，王世充還認為“唐帝關中，鄭帝河南”，唐軍不應當東進。武德四年（621）三月，唐軍已兵臨東都的時候，竇建德還要求李世民“退軍潼關，返鄭侵地”，這都充分說明武德初年李淵的帝位還未得到全國各地的承認。

　　為了取得統治全國的權力，李淵剛到長安，就派人四處進行招撫活動。招撫活動是與統一戰爭相輔進行的。李孝恭安撫巴、蜀，是為沿江東下，進攻蕭銑做準備的，李孝恭就是因獻平蕭銑之策而受李淵器重的；鄭元＆、馬元規分別向南陽、安陸、荊襄一帶發展勢力，是要在蕭銑與王世充兩大割據勢力之間擴大自己的影響。李神通等人進兵山東，也並非是為了武力統一中原與河北廣大地區。這是因為：其一是所率兵力不足，如與宇文化及殘餘勢力在聊城（今山東省聊城縣東北）作戰失利，與竇建德農民軍作戰又全軍潰敗；其二是關中尚未鞏固，李淵尚不能派大軍增援，建成、世民率軍東進又迅速撤回就是這種原因。因此，李神通東進的真正目的是宣揚唐軍的聲威，在王世充與竇建德兩大集團之間發展勢力，為武力統一山東創造條件。在長安立足未穩的時候，李淵的這些安排，無疑反映了他遠大的戰略眼光。

　　對統一戰爭的全麵部署以及按照這種部署所取得的勝利，更充分地說明了李淵的軍事思想是很有研究價值的。

　　李淵所麵臨的統一任務，是西易東難。不過，西方的對手雖然力量不強但卻虎視眈眈，時刻準備進兵長安。義寧元年（617）十二月，薛仁果號稱三十萬人，欲東犯長安，在扶風被李世民打敗。武德元年（618）八月，薛舉又欲乘唐軍受挫之機再犯長安，但由於薛舉因病而死未能行動。這時，東方的瓦崗軍正與王世充進行殊死的戰鬥，他們都不可能考慮西進的問題，劉武周還在太原以北，構不成對關中的威脅，竇建德更無遠圖關中的打算。因此，李淵開始先易後難、先西後東的統一戰爭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平薛仁果，武德二年（619）五月平河西，執李軌，東進的後顧之憂完全解除。本來，應該東進中原，但武德二年初，劉武周勾結突厥屢次南下，威脅太原。九月，李元吉棄太原而逃，劉武周長驅南下，威脅關中。李淵又不得不於武德二年十一月命李世民率軍渡河，回擊劉武周。這也是以王世充沒有西圖關中的打算為前提的。

　　武德三年（620）四月，平劉武周，燃眉之急的問題都已解決。於是，七月李世民就奉命東進中原了。麵臨唐軍壓境，王世充還是采取被動的守勢。這又說明李淵先西後東的戰略部署是以對當時的形勢做正確的分析為基礎的。

　　在整個統一戰爭中，李世民主持了平薛仁果、劉武周，取東都，鎮壓竇建德起義軍的三大戰役，也參與了鎮壓劉黑闥起義的戰役。盡管如此，他也隻是全部統一戰爭中的局部指揮者與組織者。武德元年（618）十月，正當李世民向西進攻薛仁果時，撫慰使馬元規與鄧州刺史呂子臧也正在進擊朱粲。朱粲是一支土匪軍的首領，曾稱楚帝於冠軍（今河南省鄧縣北），最盛時有二十萬之眾，“剽掠漢、淮之間，遷徙無常，每破州縣，食其積粟未盡，複他適，將去，悉焚其餘資；又不務稼穡，民餒死者如積”。更慘無人道的是在無食物時還殺害婦女兒童為食。消滅這支土匪武裝，當然是有利於統一的。但在鄧州之戰中，因馬元規未能與呂子臧很好的配合，均被朱粲軍所殺了。如果說他們都是為統一戰爭貢獻了生命，也是不算過分的。

　　武德元年十一月，李世民剛剛擊敗薛仁果回到長安。十二月，又被任命為陝東道大行台，蒲州、河北諸府兵馬並受節度。但他並未離京，到武德二年（619）正月，又被任命出鎮長春宮（在今陝西省大荔縣東舊朝邑縣境內）。五月，李世民除了原來的太尉、尚書令、雍州牧、陝東道大行台的頭銜未變之外，又加上了右武侯大將軍、涼州總管職務，一直到十一月去征劉武周前的一年時間裏，他未出征。就在這時，太常卿鄭元＆於武德元年十二月大破朱粲於商州（今陝西省商縣），李神通於武德二年正月進擊宇文化及於魏縣（今河北省大名縣西），迫使宇文化及退走聊城（今山東省聊城縣東北）。武德二年四月，李淵又遣大理卿朗楚之安撫山東，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郎楚之於十月和竇建德作戰被俘，後又被釋；夏侯端到黎陽（今河南省滑縣北）得到李世幫助，“傳檄州縣，東至於海，南至於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八月，蕭銑遣其將楊道生攻峽州（今湖北省宜昌市），被州刺史許紹所敗。武德三年（620）十二月，正當李世民進逼洛陽時，許紹又攻取了蕭銑的荊門鎮（今湖北省荊門縣）。這時，許紹南與蕭銑，北與王世充常有戰爭。蕭銑與王世充俘獲唐軍士卒皆加殺害，而許紹俘虜蕭銑與王世充士卒則“皆資給遣之”。采用這種政治上的瓦解手段，削弱蕭銑、王世充兩軍的士氣，使許紹的地盤逐漸穩定下來，在王世充與竇建德兩大勢力之間有李神通、郎楚之、夏侯端等唐軍的活動，在王世充與蕭銑兩大勢力之間又有許紹的唐軍活動。李淵這種見縫插針，乘虛而入的政策，正是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輔助手段，它必然為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減少障礙，提供方便。

　　進攻蕭銑，統一長江中遊的準備是從武德二年開始的。武德四年（621）九月，唐軍在李孝恭、李靖統率下沿江東下，到武德五年（622）十月，全部統一長江中遊與嶺南。武德六年（623）八月，李孝恭、李靖等又沿江東下，鎮壓了輔公，起義，統一了長江下遊與東南一帶。

　　以上情況，說明李淵在統一全國的戰爭中已經不是具體戰役的指揮者，而是全盤考慮統一戰爭的戰略部署者。明確這一點，就會弄清李淵與李世民在統一戰爭中的不同作用，不至於把他們相提並論了。正因為有人在這方麵沒有對他們進行區別，所以，往往隻看到李世民在具體戰役中所取得的勝利，而忽視李淵對全部統一戰爭戰略部署的作用，從而認為“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這種局部與全體的關係，正是李世民與李淵在統一戰爭中所起作用的差別。如果說李淵不采取先西後東的戰略，而是先戰王世充、李密，繼戰竇建德，那麽，薛舉東下長安，劉武周南進關中都是可能實現的。這樣一來，李世民的軍事指揮才能也就很難充分發揮出來。總之，戰略上的成功，是戰役上取得勝利的保證和前提。李淵從太原進軍長安的勝利，既說明他在具體戰役的指揮上以及治軍政策上有卓越的才能，也反映了他避開強大農民軍與割據勢力的鋒芒，而乘關中空虛攻取長安的戰略成功。

　　綜上所述，李淵在政治上有遠見卓識，他不願割據一方，稱王稱帝，而要做全國地主階級的代理人。所以，當時隻有他能夠實行改朝換代，再建統一王朝。他的軍事思想是以其政治目的為前提的。因而，他做了皇帝以後，千方百計地采用軍事征服、政治瓦解、見縫插針、各個擊破等手段，消滅政敵，發展自己的勢力，最後統一全國。由此可見，認為李淵是智勇兼備的政治家、軍事家是實事求是的。

　　開創曆史新階段的代表人

　　中國古代曆史的發展是沿著曲折的道路前進的。既然不是平坦大道，當然會出現高潮，也會出現低潮。胡如雷先生認為：“中國古代史上一共出現過三次高潮，即秦朝和西漢，隋朝和唐朝前期，明朝和清朝前期。隋唐兩代是古代重要的盛世，不但經濟、文化方麵的成就光輝奪目，而且在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中外關係的發展方麵也占重要地位。”這種看法，完全符合中國曆史的實際。隋唐是中國古代史上的第二個高潮時期。

　　中國自秦統一後，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麵都逐步形成了一個整體。經過兩漢四百餘年的發展，曆史的進程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階段。自西晉以後，中國又陷入分裂局麵，經濟和文化也受到政治上分裂的影響，逐漸呈現出發展不平衡的狀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少數民族進入黃河流域。由於各個民族的曆史進程不同，在和中原地區先進的封建製度接觸以後，必然和中原封建製度發生不同的互相影響。這樣，就必然產生北方地區內的各個地區之間小的不平衡。這就是說，在南北大的不平衡中還有小的不平衡。當然，社會發展的任何時候都是不平衡的，這裏所謂的不平衡隻是和秦漢時期相對而言。

　　從西晉滅亡到隋統一的270多年裏，南方的經濟有較大的發展，北方經濟在遭戰爭破壞以後又逐步恢複與發展起來，而且最後又超過南方，從而奠定了北方統一南方的基礎。在政治方麵，由於少數民族的漢化，從政權的組織機構到各種典章製度，也都逐步相互接近，趨向一致。在文化方麵，從語言、文學、信仰到社會生活，也都在民族的融合過程中逐步統一起來。隋朝的統一，正是順應了這種曆史前進的要求。到唐朝初年，人們的觀念也大大改變了。南北朝時期，人們互相歧視，敵對觀念甚強。到了唐代，人們就認為這種互相歧視是極不正常的了。李大師、李延壽父子，就是為了改變以往史書中“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的情況而修撰《南史》與《北史》的。隻有站在統一國家的立場上才能發現這種民族歧視的觀念應該改變。

　　簡述以上各種情況，主要是說明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史上發展的新階段，是第二個高潮，李淵是唐朝的創建者，他在這個新的曆史階段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呢？

　　一

　　開皇元年（581），隋文帝代北周稱帝到仁壽四年（604）隋文帝死，共24年的時間。在這24年中，隋文帝實行了一係列的改革措施，如職官製度、選拔人才的製度，政權組織機構、兵製、刑法以及田製、賦役製度等，都有程度不同的改革與發展。這些改革與發展，當然是有利於統一國家的鞏固與富強的。但是，自隋煬帝即位以後，形勢的發展急轉直下，正在發展、完備的各種製度又遭破壞了。隋煬帝開運河、修長城、建東都、進攻高麗等等，使兵製、田製、賦役製等均遭破壞；農民起義的迅速爆發，摧毀了整個國家機器，終止了各種製度的發展，更談不上再繼續完備了。李淵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走上曆史舞台的。因此我們認為，如果說隋到唐前期是中國古代史的第二個高潮，那麽，隋煬帝的倒行逆施就是中斷了這個高潮，李淵建唐，正是恢複發展第二個高潮的開始。因此，如果說李淵起了撥亂反正的作用，倒是合情合理的。

　　李淵認為，漢高祖“撥亂反正”，糾正了秦的錯誤，從而出現了漢初的社會繁榮；他又“撥亂反正”，糾正了隋的錯誤，要使唐朝富強。薑謨說：“唐公有霸王之才，必為撥亂之主。”但在舊的史籍中稱頌李世民“撥亂反正”者不少，而讚揚李淵“撥亂反正”者卻是鳳毛麟角。這就更需要我們認真研究李淵的曆史地位，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了。

　　當時的“撥亂反正”，隻能是把打亂了的封建秩序再恢複起來，使其遵循固有的規律繼續前進。誠然，封建製度是束縛勞動人民的枷鎖，但是，人們是不能超越曆史所允許的範圍進行活動的，所以，恢複封建製度實際上就是為曆史的繼續前進創造條件。這正是隋煬帝與李淵在曆史上所發揮的作用截然不同的關鍵所在。

　　二

　　在封建社會裏，任何一個政權都是建立在通過賦役手段剝削奴役勞動者的基礎之上的。如果這種剝削和奴役能夠局限在勞動者可以忍受的範圍之內，曆史是可以繼續前進的；反之，如果像隋煬帝那樣，隨心所欲，興師動眾，勞民傷財，社會的發展就會中斷。因此，製定賦役製度，把對勞動者的剝削與奴役限製在一定的範圍之內，是符合曆史前進的要求的。

　　武德二年（619），李淵即“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在規定的限額之外，“不得橫有調斂”，就是限製統治集團不得為所欲為。這正是對隋煬帝那種不受任何約束的剝削和奴役的否定，是有利於曆史發展的。

　　土地製度是賦役製度的基礎。自北魏實行均田製以來，對恢複與發展生產起了積極作用。均田製實行的前提，是國家必須掌置相當數量的土地。隋朝末年，由於隋煬帝的橫征暴斂，迫使廣大農民背鄉離井，離開土地；殘酷的鎮壓農民起義，更造成廣大勞動者的傷亡。這樣一來，唐朝政府必然可以掌握相當數量的土地。於是，武德七年（624），李淵正式頒布實行均田的辦法：“凡天下丁男，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餘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同時，又詳細地規定了賦役的全部內容：“每丁歲入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若夷獠之戶，皆從半稅。凡水、旱、蟲傷為災，十分損四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武德年間所實行的均田製和租庸調製，是隋朝均田製和租調力役製的繼續和發展。所謂“繼續”，內容已很清楚，勿須贅述；所謂“發展”，是因曆史前進的要求出現了新的內容。這方麵的內容是很多的。

　　隋遵北齊之製，一個丁男受露田80畝，婦人40畝；另外，每丁又受永業田20畝，夫婦共受田140畝。但是，一對夫婦所納之賦稅卻一倍於單丁。《隋書》卷二十四《食貨誌》：“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麻土以布絹。-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仆隸各半之。”這就是說，單丁受田百畝僅納一對夫妻受田140畝的一半賦稅。這樣一來，就出現了許多不願結婚或隱瞞妻子的現象。“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正是由於“未娶者輸半床租調”的結果。李淵的均田令中，規定婦女不受田，不納稅，正是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製度較合理些，無疑會促使勞動者生產的積極性有所提高。

　　另外，北魏、北齊時，官僚地主可以通過奴婢與牛領受大量土地，唐朝明確取消奴婢與牛的受田。這主要是各級官吏可以通過另一途徑得到大量的永業田，職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走通過奴婢與牛受田的老路，反之，唐又規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這主要因為隋朝以後，佛教、道教在統治者的倡導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寺院、道觀都占有相當數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認這種既成事實。

　　在封建社會裏，土地私有是生產資料的基本所有製形式。實行均田製時國家掌握一定數量的土地，隻能是特定條件下的一定時期內的現象。國家掌握的土地向私人手中集中是曆史的必然規律，均田製的破壞，正是這個規律發生作用的結果。所以，均田製下的土地買賣愈來愈有所發展，唐代均田製的有關內容也體現了這一規律。北魏時，永業田的買賣隻限於賣出有餘或買進不足部分，齊、隋時稍有放鬆，到了唐初，不僅各種永業田隻要經過一定的手續都可以買賣，而且口分田在遷居、賣作園宅、碾、邸店時，也都允許買賣。買賣尺度的放寬，勢必加劇國家掌握的土地向私人手中集中。李淵的均田措施，正順應了這一曆史發展的趨勢。

　　關於力役製度，也有改進。隋朝規定：每歲每丁服役20天。開皇十年（590）五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役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輸庸停防”，就是50歲到60歲的人可以不再直接戍防，納絹代役。唐朝則擴大了以絹代役的範圍。一般力役，都可以日納三尺絹或三尺七寸五分布而不直接服役。這樣，必然有利於廣大農民靈活地安排生產，提高其生產積極性。

　　均田製與租庸調製在唐朝又實行了一百多年，可見在唐初還是很有生命力的製度。唐朝前期的經濟發展與富強，與此製度密切相關。李淵恢複發展這種製度，是促進了曆史的發展的。

　　與租庸調製同時並存的另一種稅收——地稅，也是從武德年間開始的。地稅就是義倉或社倉稅。武德元年（618）九月四日，李淵下令：“置社倉”。社倉是為了遇到水旱災荒時救災而設置的，義倉稅的征收對象是“私有田地和均田令所授田地在內的墾田”，畝稅二升。這項稅收，名義上是賑荒濟貧，實際上則是國家的正式賦稅。在征收以丁為對象的租庸調時，另征收以田地為對象的義倉稅，顯然在占有大量私有土地者和勞動者之間有一定的調節作用，使勞動者的負擔相對的合理一些。例如，玄宗時的王府之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社倉，當然比依賴租調的負擔麵要更寬一些。

　　唐代的戶稅，可以追溯到北齊。張澤鹹同誌認為：“北齊時的九等戶製，是我國曆史上戶等製的最早記載之一，按戶等高低，分別交納不同數量的錢幣，可以視為唐代戶稅的真正淵源。因為唐代的戶稅，正是按戶等分別高低征收錢幣的。”《通典》卷六《食貨·賦稅下》載：武德六年（623）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武德九年（626）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宜為九等。”杜佑既然把這些內容寫在《賦稅》中，足證它與戶稅密切相關。否則，為什麽後來會出現“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遞相認囑，求居下等”呢！因此我們認為，唐代的戶稅也開始於武德年間。

　　唐初的地稅與戶稅，經過發展與演變，到了唐代後期，成為兩稅法的核心。由此可見，李淵開始推行的社倉製與按戶等收稅的製度，在唐代曆史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三

　　古代貨幣的發展，到武德年間也起了很大變化。從西漢到隋朝，五銖錢一直在貨幣流通中占主要地位。大業末年，各種製度均遭破壞，貨幣流通也極混亂。在使用的五銖錢中，有大量的劣幣，必須加以整頓。《新唐書》卷五十四《食貨四》：“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線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才滿半斛。”針對這種情況，李淵於武德四年（621）下詔：“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

　　“開元通寶”錢的流行，在我國貨幣發展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開元”，即開國的意思，“通寶”，即流通的寶貨的意思。在這個名稱中不包含貨幣的重量，與過去的秦半兩錢，漢五銖（二十四銖為一兩）比較，顯然是改變了以重量為幣名的傳統。同時，以錢為“寶”，也反映著人們對貨幣的作用有進一步的認識，也說明把貨幣視為財富的觀念大大增強了。從此以後，曆代的銅錢都不再以重量為名，都稱謂“通寶”、“元寶”。這說明貨幣的發展已到了更高級的階段。這又是李淵為開創曆史的新階段所增加的新的內容。

　　四

　　《唐律》，是我國封建法律的集大成者。它在古代法製史上承上啟下，一方麵繼承並發展了秦漢魏晉南北朝至隋以來的法律；一方麵又對五代宋元明清的法律有深遠的影響。同時，對亞洲各國古代法典的形成與發展也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就是這樣的《唐律》，也是從武德年間開始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〇《刑八》載：“高祖初至京師，革隋峻法，約為十二條，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詔宰相劉文靜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刪大業苛慘之製五十三條，務存寬簡，以便於時。”可見《武德律》是根據《開皇律》而來。貞觀年間，唐太宗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進一步修定為500條12卷的《唐律》。毋庸置疑，《唐律》是在武德、貞觀年間形成的。唐高宗也承認：“律令格式，天下通規，非朕庸虛所能創製。並是武德之際，貞觀已來，或取定宸衷，參詳眾議，條章備舉，軌躅昭然，臨事遵行，自不能盡。”這更進一步說明，《武德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礎。李淵為《唐律》的形成起了相當作用。

　　五

　　唐代的官製也是在武德年間確定下來的。《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誌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禦史台；次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仆、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為九寺；……”三公地位高，無實權，實際上是榮譽職務。六省中的尚書、門下、中書是政府機關，最初三省的長官都是宰相，後來雖有變化，但三省在政權機構中的作用很大，所以地位非常重要。其中尚書省因係執行政策機關，政務繁多，故又設禮、戶、吏、兵、刑、工六部，分別管理有關事務。由於這些部門在政權機構中所起作用最大，所以後來往往把唐中央的官製概括為三省六部製度。其他三省，秘書省是國家圖書機關，殿中省為皇帝的衣食住行服務，內侍省管理宦官，都與政權機關無大關係，不甚重要。禦史台是監察機關。太常、光祿等九寺與將作監等監，是分別管理中央兵刑錢穀事務的機構。這些部是“京職事官”，另外，還有“州縣、鎮戍、嶽瀆、關津為外職事官”。這種官製，雖然後來也屢有變動，但中央的三省六部製，地方的州縣兩級製基本上是沿襲武德年間的。

　　選拔人才的科舉製度，也是從武德年間開始又逐步完善起來的。《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誌上》：“自高祖初入長安，開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於州縣皆有數。既即位，又詔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以教宗室子孫及功臣子弟。其後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裏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複，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學藝者，皆送於京學，為設考課之法。州、縣、鄉皆學焉。”從京師到州、縣、鄉皆置學，使宗室子孫、功臣子弟、吏民子弟都有就學機會。州、縣通過考試“入選”“隨方物入貢”，實際上就是“鄉貢”。這種通過考試在政治上進行競爭的辦法，正是科舉製度的基本內容。《唐摭言》卷一《統序科第》也有大體類同的記載，並且認為“斯我唐貢士之始也”。由此可見，如果說隋末中斷了的科舉製度是從李淵即位以後恢複發展起來的，確實是實事求是的。科舉製度對封建的等級製度、門閥製度，都有一定的衝擊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競爭的意義，在當時是進步的製度。所以，李淵恢複發展這種製度的作用，無疑是應當載入史冊的。

　　六

　　府兵製度，自西魏開始到隋末中斷，李淵建唐後又恢複發展起來了。《新唐書》卷五十《兵誌》：“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禮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根據這些記載可知，李淵初置軍府，就是以關中為重點的。所以杜佑認為：“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資武力，將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乃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唐太宗繼承了這方麵傳統，於關中置二百六十一府，比重之大，居全國第一。關中是京師所在之地，府兵以關中為重點，可見唐朝中央掌握絕對的軍事優勢是不言而喻的。換言之，李淵恢複發展起來的府兵製，對加強唐朝中央集權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綜上所述，唐朝的各種經濟、政治製度，都是在武德年間恢複發展起來的。其中，有些製度，如均田製，租庸調法，府兵製等，都是繼承北朝而來，在唐朝前期得到充分發展而壽終正寢的。在其充分發展過程中為唐帝國的富強起了積極作用。另有些製度，如科舉製，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前後一千三百年之久，不僅是中國古代、近代政治製度史的重要內容，而且對西方的文官製度也有重要的啟迪作用。美國前人事總署署長艾倫坎貝爾說：“西方所有政治教科書中，當談到文官製度的時候，都把文官製度的創始者歸於中國。”這就是說，西方的文官製度來源於中國的科舉製度。正因為如此，1570年到1870年的三百年間，西歐用英文出版的介紹中國科舉製度的著作達百種之多。由此可見，科舉製度的影響是有世界意義的。

　　“貞觀之治”的奠基者

　　“貞觀之治”是封建史家津津樂道的太平盛世。我們認為，貞觀年間也確是社會安定、經濟發展、階級矛盾較為緩和的時期。生活在這一時期的勞動者生產積極性較高，從而使曆史有了較快的發展。因此，在建國以後的史學界也對“貞觀之治”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不管是各種教材，還是有關專著，凡談到“貞觀之治”的有關內容，都不外唐太宗善於總結曆史經驗，納諫求賢，實行輕徭薄賦政策等方麵。其實，這幾個方麵，都不是從貞觀年間開始的，都是在武德年間已見端倪，到貞觀年間又有發展的。如果說武德年間奠定了“貞觀之治”的基礎，倒是完全符合曆史實際的。

　　一

　　曆代的統治者，都很重視總結曆史經驗，從中吸取教訓，找尋借鑒。西周統治者就認為：“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劉邦即位以後，聽了陸賈總結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經驗，認為非常重要，立即就要陸賈為他總結“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被劉邦大加稱讚的《新語》，就是這種政治需要的產物。張釋之也是因為“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而使漢文帝非常滿意的。這種傳統，到了唐代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在唐人所撰的史籍中，不再像《漢書》、《三國誌》那樣，宣揚皇權神授，天人感應的思想，而是重視從統治者本身去尋找興亡盛衰的原因（詳見拙作《魏徵的史學地位》載《史學月刊》1988年2期），以便鞏固自已的統治地位。《貞觀政要》以及《通鑒紀事本末》中的《貞觀君臣論治》，有許多這方麵的內容。由此可見，唐太宗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絕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曆史階段的產物。

　　李淵重視總結曆史經驗的事實很多，他一登上皇帝的寶座，就圍繞著怎樣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問題從曆史上尋找借鑒。秦亡漢興、隋亡唐興的類同之處很多，所以，他特別重視總結這方麵的經驗和教訓。

　　武德元年（618），在談到秦亡漢興時，李淵認為：“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豈無先誡，臣仆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從諫如流。洎乎文、景繼業，宣、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在武德二年（619）談到隋亡唐興時，他認為：“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誌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他把最高統治者不能納諫作為亡國的原因，顯然是從實際出發的。他之所以要妥善地用人，虛心聽取臣下意見，正是針對隋末“上不聞過，下不盡忠”，以至隋煬帝身首異處所采取的措施。既然隋亡的教訓促使他麵對現實，可見他已認識到總結曆史經驗的現實意義了。他的《罷貢異物詔》更能說明問題。該詔開頭就說：“逸遊損德，昔賢貽訓；玩物喪誌，前典格言；西旅獻獒，召公於是作誡；東齊饋樂，尼父所以離心；隋末無道，肆極奢靡，內騁倡優之樂，外崇耳目之娛，冠蓋相望，征求不息，公私擾遽，徭費無窮。”顯然，這都是總結過去。在總結過去的基礎上，他又針鋒相對地道：“朕受命君臨，誌在儉約，日旰忘食，昧爽求衣，纂組珠璣，皆雲屏絕，雕琢綺麗，久從抑止，其侏儒短節，小馬庳牛，異獸奇禽，皆非實用。諸有此獻，委宜停斷。”這更清楚地說明李淵的現實措施是以總結曆史經驗為前提的。

　　為了更好地總結曆史經驗，他還非常重視史籍的修撰。唐初傑出的史學家令狐德向李淵建議道：“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既受禪於隋，複承周氏曆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既然“文史不存”就不能“貽鑒今古”，可見史書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視。於是，李淵下詔道：“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由於這種需要，他命蕭，王敬業、殷聞禮修《魏史》，陳敘達、令狐德、庾儉修《周史》，封德彝、顏師古修《隋史》，崔善為、孔紹安、肖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孫、魏徵修《齊史》，竇/、歐陽詢、姚思廉修《陳史》。並要求“務加詳核，博采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這次修史雖未成功，但為貞觀三年（629）繼續修撰這幾種史書做了準備，提供了條件，致使貞觀十年（636）順利修成了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正因為唐高祖重視史家的意見，為有利於總結曆史經驗而修撰史書，所以，“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始也”的記載，是反映了事實真相的。

　　唐代的史學相當發達，貞觀年間不僅正式建立史館，開始宰相監修國史的製度，從而出現了不少史著，而且以唐太宗為首的統治集團還更充分地論證了總結曆史經驗，從中吸取教訓，尋找借鑒的重要意義。這正是“貞觀之治”出現的前提。由於統治者針對曆代王朝的興亡盛衰而采取各種政治、經濟的措施，所以，唐太宗政權暫不可能重蹈隋朝滅亡的覆轍，反而使國家呈現出富強的景象。因此可以十分肯定地說：正確認識曆史的發展，是統治者進行政治決策的必要條件。李淵正是在這方麵為“貞觀之治”開創了先河。唐太宗說：“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這比唐高祖總結秦亡漢興、隋亡唐興的曆史顯然更有普遍意義，但是，誰也不能否認，後者對前者有繼承發展的關係。先有具體的論述，後有抽象的概括，這是人們認識事物的普遍規律，統治者政治思想的發展也不例外。

　　二

　　李淵由於認識到秦二世、隋煬帝飾非拒諫所導致的惡果，所以，他是頗為重視臣子們的進諫的。這個問題，在《李淵建唐史略》中已略有所述，這裏再作一些補充。

　　武德元年（618），萬年縣法曹孫伏伽為了使唐高祖不忘隋亡唐興的曆史，特意講了一套應重視納諫的道理，他說：“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故雲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為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侈極欲，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戶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嚴父之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搖動者乎？”同時，他還提了一些防止奢侈腐化的建議。唐高祖聽了，非常高興，立即接受了孫伏伽的建議。後來，唐軍平定王世充，鎮壓了竇建德起義軍以後，唐高祖“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配遷”。孫伏伽認為這是失信於人。於是，他批評道：“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聞諸舊典。……言之出口，不可不慎。……既雲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何王世充及竇建德部下赦後乃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為取則？”他認為脅從是無辜的，不應該再加追究。同時，“又上表請置諫官，高祖皆納焉。”不難看出，唐高祖既能夠聽取應該重視納諫的道理，同時也確曾采納了不少臣子們的正當意見，他還曾下《令陳直言詔》，尖銳地批評那些“表疏因循，尚多迂誕；申請盜賊，不肯至言；論民疾苦，每虧實錄；妄引哲玉，深相佞媚；假托符瑞，極筆阿諛；亂語細書，動盈數紙”。總之，反對那些不反映事實真相的表疏。

　　在一般人看來，納諫屬於政治範疇。是否重視納諫是評論政治家的重要內容。李淵在政治方麵的納諫已有不少事例為人們所熟知，但在軍事方麵的納諫卻還鮮為人知，故再舉例加以說明。

　　武德元年（618）正月，李淵還未做皇帝，他以唐王的身份命李建成為左元帥，李世民為右元帥，率十餘萬人進軍東都，四月，又主動撤軍。撤軍的理由，李世民說是“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但“根本未固”的含義是什麽呢？隻有從韋雲起的上表中才能知其大概。

　　韋雲起針對唐軍東進上表道：“國家承喪亂之後，百姓流離，未蒙安養，頻年不熟，關內阻饑。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竊狗盜，猶為國憂，01、司竹，餘氛未殄；藍田、穀口，群盜實多。朝夕伺間，極為國害。雖京城之內，每夜賊發。北有師都，連結胡寇，斯乃國家腹心之疾也。舍此不圖，而窺兵函、洛，若師出之後，內盜乘虛，一旦有變，禍將不小。臣謂王世充遠隔千裏，山川懸絕，無能為害，待有餘力，方可討之。今內難未弭，且宜弘於度外，如臣愚見，請暫戢兵，務穡勸農，安人和眾，關中小盜，自然寧息。秦川將卒，賈勇有餘，三年之後，一舉便定。今雖欲速，臣恐未可。”非常清楚，關中的生產尚未恢複，民生問題沒有解決，因而長安周圍鋌而走險的勞動者還很多，甚至“京城之內，每夜盜發”。而且還有梁師都勾結突厥的騷擾。這就是關中還不鞏固的原因所在。由於韋雲起上表有理有據，致使李淵改變了軍事行動。武德四年平東都，正在韋雲起預料的“三年之後”。事實證明，唐軍西撤，先鞏固關中，後來在統一戰爭中采取先西後東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這更有力地說明了李淵在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