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24章 隋唐時期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隋、唐是繼西晉滅亡以後南北長期分裂又重新走向統一的兩個王朝。經過二百七十多年分裂又重新建立的統一國家，不管在政治、經濟、文化哪一方麵，都有突飛猛進的發展，致使中國封建社會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所以，隋、唐王朝不僅在中國曆史上占著極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當時的世界上也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隋唐王朝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6世紀末到9世紀末的世界上，隋、唐王朝是先進的、強大的、文化高度發展的國家。她在整個人類曆史的進程中，曾經發揮過先導作用、楷模作用以及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

　　一、先進的社會製度

　　中國自什麽時候進入封建社會，史學界至今尚無一致的看法。筆者同意郭沫若的意見，戰國是封建社會的開始。這就是說，到公元581年楊堅建隋時為止，中國已進入封建社會千年之久了。

　　縱觀當時整個世界曆史的進程，中國處於世界曆史的先導地位，在當時所有先進國家的曆史中，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早進入封建社會。

　　恩格斯說：“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製度的中心”。在中世紀早期，法國是法蘭克王國的主要部分。法蘭克封建製度的形成，是歐洲封建製度的開端。西歐的封建製度，一方麵伴隨著西羅馬奴隸製度的崩潰而產生，另一方麵，也和各日耳曼部落氏族製度的瓦解密不可分。這兩個方麵互相作用的結果，在五世紀西羅馬奴隸製帝國滅亡的基礎上建立了日耳曼封建王國。法蘭克王國就是其中之一。

　　作為歐洲封建製中心的法國，就封建製度開端這一點說，竟晚於中國七百年之久。法蘭克王國的初期，在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一方麵是國王、貴族擁有從羅馬國家和奴隸主貴族那裏得到的大莊園，還有歸附法蘭克的羅馬高盧地主擁有的大莊園，這是私有的大土地所有製。另一方麵，是農村公社所有製。這是因為日耳曼人在侵入西羅馬帝國之前，還處在氏族公社向階級社會過渡的階段。法蘭克王國建立初期，普通的法蘭克人還是自由農民，國王以這些自由農民聚居的農村公社（馬爾克）為單位分配土地。土地是公有財產，個人不準買賣或轉讓。到6世紀末，才由公有製轉化為私有製，轉讓和買賣土地才成為普遍現象了。但是，進一步封建化，自由農民轉化為農奴，是到11世紀才完成的。

　　中國在春秋末年，奴隸製度江河日下，日趨沒落。奴隸主貴族為形勢所迫，逐步改變剝削方式，用封建製的剝削代替奴隸製的剝削。到戰國初年，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家又在各國實行變法，廢除奴隸主國王所有的土地製度，確立私有製，準許土地自由買賣。千年之後，西歐也沿著與中國曆史大體類同的道路走向封建社會。日耳曼貴族對被征服的奴隸，分給一小塊土地，令其納租服役；原來的西羅馬大土地所有者，也正在使用隸農勞動的基礎上進一步剝削自由佃農或依附佃農；農村公社公有的土地製度也正在向私有製轉化。西周、春秋時的中國奴隸主與西羅馬的奴隸主不同，但他們都沿著放棄奴隸製剝削，采用封建製剝削的道路轉化為封建地主；井田製與農村公社不同，但二者都沿著向私有製轉化的道路而逐步崩潰。由此可見，中國與西歐的曆史內容不同，但都遵循著共同的規律向前發展。這樣一來，早於西歐七百餘年進入封建社會的中國，當然處於世界曆史前進的先導地位。

　　其他各國進入封建社會的時期，更晚於西歐。拜占庭帝國是從7世紀也就是中國的隋末唐初開始走向封建社會的，阿拉伯帝國的阿拉伯半島是在7世紀後期即中國唐高宗以後才由原始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的，印度是在5到7世紀即中國南北朝到唐前期形成封建製度的，朝鮮、日本都是在7世紀中期即中國唐高宗時進入封建社會的。

　　由此可見，當時在世界上比較先進的國家剛剛進入封建社會或者正在走向封建社會的時候，中國的隋、唐帝國已經是成熟的封建社會了。

　　決定社會性質的是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主要內容是生產資料所有製。當法蘭克王國的大部分土地還是農村公社所有製向私有製轉化的時候，隋、唐帝國已經完全是地主、官僚、貴族占有大量土地，即使個體農民，盡管他們占有不多的土地，但也是自己可以自由買賣的私有土地。唐律規定：“居官挾勢、侵奪百姓私田者，一畝以下杖六十，三畝加一等，十二畝有餘，杖一百。”非常明顯，土地的私有權是非常牢固的。如果說均田製下的土地還不是完全個人私有的話，那也隻是在戰爭之後，政府不得不把勞動者重新固定在土地上的權宜之計。事實上均田製下的土地也不是絕對不能買賣，如因家貧身死無以供葬者，可賣永業田；由狹鄉遷往寬鄉，或充作住宅、邸店、碾者，可並賣口分田；官人的永業田、勳田和賜田也可以買賣。正是因為土地可以買賣，所以均田製不能長期維持下去。自從秦朝以後，多次發生農民大起義，無不與土地兼並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土地私有製早已在中國曆史的進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對比起來看，中國的土地私有製早已確立，而且在階級矛盾的發展中明顯地起著加速或延緩的作用，法蘭克的土地農村公社所有製才正在向私有製轉化，不言而喻，隋、唐時期的中國社會是成熟的封建社會，法蘭克是初期封建社會。

　　先進的社會製度，必然促進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隋、唐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是遠遠高於西歐的。8到9世紀（唐中後期）的法蘭克王國，生產工具簡單，生產技術相當低劣，農作物的產量很低，種子和產量的比例是1比1.5或1比2.直到10至11世紀，也就是法蘭克分裂以後，由於鐵犁鐵耙的廣泛使用，產量才提高到播種量四至六倍。唐初的農作物生產就先進得多了，耕地用的曲轅犁，有11個部件組成，犁入土的深淺和寬窄都可隨意調整。另外，還有耙、礪，碌碡、鋤、鏟、鐮等各種各樣的農具。這些農具，都接近解放前農村使用的農具水平。盡管中國在近三百年來的發展是慢了些，但在千年之前能有這樣的工具，肯定是先進的。先進的生產工具，再加上發達的水利灌溉事業，從而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有人估計，唐代的產量是百畝600石，較兩漢增加一倍。更有甚者，龍門縣（今山西河津）在貞觀時築堰鑿渠溉田，畝收十石。就小麥而論，每畝所種，決不會超過一鬥，而每畝的收獲量則是6石至10石，顯然比西歐的產量高出多倍。

　　如果農村是農業生產的基地，那麽，城市則是手工業和商業的中心。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必然以農業發展為前提。所以，城市的發展情況，反映著整個經濟的發展水平。隋、唐帝國的城市經濟是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

　　唐代有許多著名的大城市，首都長安是最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安的人口近一百萬。這樣多的人口，當然需要大量的農產品、手工業品等多種商品的供應。因此，許多中外商人雲集長安，興販貿易，使長安出現了東西兩市。兩市是繁華的商業區，東市有220個行業，邸（貨棧）、肆（店鋪）鱗次櫛比，“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西市的繁華情況，與東市不相上下，在這裏居住有很多西域胡商，還有大食、波斯的商人。唐朝後期，西市的繁榮情況超過了東市，店肆行業遠比東市為多，還有收買各種寶物的胡商和波斯邸。這都充分說明，長安不僅是唐王朝的首都與工商業中心，而且也是國際性的城市。

　　城市製度的變化，也反映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最初，長安的市有嚴格的管理製度，對貨物的質量、價格、交易是否公平，都要檢查。每天中午開市，日落以前閉市，貿易活動隻限於市內。唐中期以後，這種束縛商品經濟發展的封閉式的製度，逐步被破壞了。首先是貿易活動衝破了市區的界限，其他居民區內也出現了買賣現象。如東市西北的崇仁坊有造樂器的，東市西麵的平康坊有賣薑果的；西市東麵的延壽坊有賣金銀珠玉的。特別是崇仁坊，北近皇城景風門，南當春明門大街，隔街與東市相望，“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不難看出，夜市也出現了。其次是拆毀坊牆。坊是長安城中的基層管理單位。坊與坊之間有土牆相隔，坊門日落關閉，居民在坊門關閉之後不準在街上行走。由此可見，坊牆是人們交往的障礙，直接影響夜市的發展，所以，拆毀坊牆的事例，屢屢發生，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嚴加禁止。這些情況，正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洛陽是僅次於長安的大城市，城中有三市。僅南市就有120行，3000餘肆，400餘店，貨物堆積如山。

　　西歐的城市則遠遠落後。隋、唐時期，西歐原來古羅馬的城市都已衰落，由於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商品生產很不發達，所以城市很難發展起來。一直到10或11世紀，也就是五代到北宋時，都爾奈、巴黎、裏昂、馬賽等地才開始發展起來。

　　能夠和長安媲美的是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有80萬人口，是歐洲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大城市。因為它的地理位置優越，扼黑海與地中海的交通要道，又是歐亞大陸的橋梁，從而成為東西交通的樞紐，東可與波斯、中國、印度進行貿易，西可與西歐經常交往，北與北歐也有商業往還，全部地中海的貿易也無不與君士坦斯丁堡密切相關。所以馬克思稱君士坦丁堡為“東西方之間的一道金橋”。除了商業之外，該城的手工業也相當可觀。最重要的手工業是絲織業。絲織業的原料生絲，一部分由中國進口，這就必然使人聯想到以長安為起點的絲綢之路在當時所發揮的作用，另一部分由拜占庭本國生產，產品主要供貴族、官吏享用，少部分向國內外市場銷售。其次是金屬業，主要是製造金銀餐具和鑲嵌金銀的器皿，供統治階級享用。另外，還有軍火製造業。

　　君士坦丁堡的手工業，都受國家控製。最大的絲織作坊設在皇宮。軍火工業更是私人不得經營。這樣獨家經營，沒有競爭，必然影響技術的改進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商業也主要是為了官僚貴族服務，這些都是封建工商業的基本特點。

　　從長安到君士坦丁堡之間，還有阿拉伯帝國的巴格達。公元762年以後，巴格達是阿拉伯帝國的首都。這裏不僅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是工商業中心，城裏有毛織、棉織、珠寶、香水、玻璃等手工業。因其地處亞、非、歐國際貿易的中介地位，所以這裏聚集著許多埃及、印度、中國、拜占庭的商人。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印度和印尼的香料與染料，中亞的寶石，東非的象牙、金砂和黑奴等，都通過巴格達轉運各地。巴格達還有專賣中國貨的市場，可見唐帝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令人向往。

　　6到9世紀，東方的隋、唐帝國，西方的拜占庭帝國，西亞的阿拉伯帝國，是當時世界上的經濟發達地區。長安、巴格達、君士坦丁堡，是當時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其中長安更為先進，因為長安的人口最多。人口多既反映了工商業的發達，同時也說明農業生產的發展水平較高。如果農業生產水平太低，是難以供應大量的非農業人口的。同時，也必須有相應的糧食加工業。長安周圍的碾作坊很多，主要是水力碾，還有部分畜力碾和人力碾，基本上滿足了長安人口的需要。由此可見，長安的城市麵貌，反映了唐帝國全麵的經濟發展水平。隋、唐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

　　二、東方文化的淵源

　　隋、唐帝國先進的經濟和政治，必然有相應的先進文化。同時，素負盛名的文明古國，到政治、經濟都有進一步發展的隋、唐時期，文化也必然有新的前進。事實也正是如此，隋、唐帝國的文化在當時世界上是很有影響的，特別是對東方諸國，朝鮮、日本、南亞等國的影響更大。日本把中國視為“東方文化大本營”，“對中國文化無限向往”，希望“過像漢人那樣燦爛的文化生活”。因此，特意大量派人到隋、唐帝國直接學習中國文化。這就是說，隋、唐帝國的文化不僅在中國曆史上是光輝燦爛的，而且在世界曆史上也是起了楷模作用的。

　　（一）隋、唐文化與日本

　　最向往隋、唐文化的是日本。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從西漢起，中日兩國就開始有了交往。日本和中國相比，是非常落後的。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記》、《日本書記》，是在8世紀（唐中葉）編寫成的。但在唐代以前，中國已有多種史籍記載日本的曆史了。簡略提到日本的史籍，有《漢書·地理誌》、《山海經·海內北經》、《論衡·儒僧篇》、《後漢書·東夷列傳》等；記載較詳，史料價值很高的是《三國誌·魏誌·東夷傳·倭人》，全文兩千多字，內容十分重要。這是現存有關4世紀以前日本基本情況的惟一史料。直至今日，日本史學界還非常重視《魏誌·倭人傳》的研究。顯而易見，欲知日本有文字可考的曆史，須從中國古籍讀起。這不僅說明中國文化的先進，同時也說明中日文化關係的密切。

　　日本與中國雖然早有交往，但接受中國文化主要還是通過朝鮮半島間接得到的。到了隋、唐時期，日本的有識之士已經不再滿足於這種情況，於是就出現了遣隋使、遣唐使直接來華吸取中國文化的新情況。木宮泰彥先生說：“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麵，都因中國文化的輸入而豐富起來。但是，這些中國文化，都是由三三兩兩移來的朝鮮人和樂浪、帶方的漢人帶來的；隻是自然而然地、極其緩慢地、經由朝鮮半島傳入的。這樣始終聽其自然發展下去，對於當時多少能夠閱讀中國典籍、開始理解中國文化的先進人士，是不能忍受許久的，一定熱切希望前往當時堪稱東方文化淵源的中國，直接吸收優秀的文化。這種願望的具體實現，便是遣隋使的派遣”。這種看法，是符合曆史的實際的。

　　隋朝以前，日本雖然也曾多次與中國通好，但日本朝廷都未曾預聞此事。遣隋使是日本椎古天皇十五年（607）聖德太子開始派遣的。小野妹子等日本遣隋使，由百濟使節陪同，於大業四年（608）到達長安。

　　遣隋使先後到隋三次，史籍有名的留學生有十餘人。日本派遣隋使的目的是求佛法，其實，更重要的還是為了廣泛地輸入中國文化。因為第二次遣隋使中既有僧人，還有學生。聖德太子在和朝鮮人的接觸中，知道很多有關中國文化的知識，並閱讀了些漢文典籍，從而非常向往中國文化，必然想方設法試圖吸取，遣隋使勢必也就肩負這種任務。

　　事實也是如此，日本的遣隋使成員，多是隋以前從大陸通過朝鮮半島遷來的漢人。因他們對漢字很有感情，也通曉漢語。在隋以前，這些人在日本常出使海外，起草外交文件。例如，南北朝時，日本雄略天皇上劉宋順帝的表文，有六朝風格，是駢儷體裁，顯然是他們的手筆。遣隋使在中國留學有長達二三十年者，對隋末唐初的政治，了解深刻，接觸廣泛。因此，回國以後，必然對日本文化產生很大影響。反之，他們對日本的落後政治也必然有所不滿。同時，“聽到他們傳說的知識分子，也必然想要趕快起來仿效，可能不拘內容怎樣，哪怕隻在形式方麵，也殷切期望盡速修飾宮廷的冠服，整飭政府的編製。當然，這種願望並不是到了這時才開始出現的，早在同吳國（中國南朝劉宋）往來的雄略朝（475-479）時，就已經有了萌芽。到了椎古朝（593-628），這種傾向便更加顯著起來，具體表現在聖德太子的製定冠位和頒布憲法上。隨著遣隋留學生的回國，這種願望更加強烈，已經達到無可遏止的程度”。由此可見，遣隋使的活動是達到了日本統治者派他們來華的目的的。

　　由於遣隋使的作用，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影響進一步加深。但日本的有識之士並不滿足，反而“益加讚歎向往，熱狂地試圖汲取、模仿。遣唐使的派遣就是實現這種願望的手段”。

　　日本到唐的遣唐使前後共13次，還有兩次是隻有任命，並未成行。遣唐使的成員，最多的一次達651人，最少的也有120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官吏。充當這類官員的條件，主要是通曉經史，長於文告，也就是著名的學者或文人，至少也是有一技之長，如善彈琴或善彈琵琶者。其次是對唐帝國熟悉的人，如遣隋留學生回國後，多又充任遣唐使者。這些人到了唐朝，當然是容易接受唐文化的。

　　另外，遣唐使中還有醫師、陰陽師、樂師、畫師等。醫師除了為使團人員醫治疾病外，就是為了入唐請教疑難問題；陰陽師也是為了到唐請教疑難；樂師主要是到唐參觀禮見、對見、朝賀、拜辭等儀式奏樂的；畫師可能是為了到唐描畫唐朝珍奇的風物的。總而言之，遣唐使是為了到唐汲取先進文化而組成的。

　　遣唐使的成員回國後，很受重用。很多人做了中央或地方的文武官員。這些官員在任職期間，利用各種機會，把在唐帝國所見所聞推廣於日本。在日本曆史上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革新，就是日本留唐學生在政治上發揮作用的標誌。

　　大化革新的主要內容有：1.廢除貴族私家占有土地和部民的製度，把全國的土地和人民都做為天皇（國家）的公地和公民。2.實行班田製。政府對六歲以上公民，每六年班給口分田一次，男子二反（反也稱段，一反約合9.918公畝），女子為其三分之二，奴婢為其三分之一，死後歸還國家。受田者負擔租庸調。租即田租，交稻米；庸即徭役，每人每年十天；調即貢物，交納絹或布。3.在官製方麵，廢除世襲製，各級官吏均由國家任免，集權於中央。

　　從革新的內容看，班田製與唐朝的均田製大體類同，而且沿著共同的道路向前發展，國家掌握的土地又逐步轉入私人手中，形成了莊園製。官吏製度的改革，實際上也是以唐為榜樣的。由此可見，大化革新是日本吸收唐朝文化在政治方麵所產生的後果。

　　在其他方麵，日本受唐的影響也是頗為深遠的。

　　《唐律》對日本的影響非常顯著。大化革新後，日本官製仿照唐製，設立刑部省。公元667年（唐高宗乾封二年），製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近江令》。編纂《近江令》的就是隨同遣隋使小野妹子來華的高向玄理和僧“高向玄理在中國留學32年，僧”在中國留學25年。《近江令》的主要依據，就是武德、貞觀、永徽三朝的令。稍後又頒布的《天武律令》，也是以武德、貞觀、永徽三朝律令為藍本的。

　　《大寶律令》是日本曆史上所謂劃時代的法典，它和《唐律》一樣，都有12篇，其篇目次序都和《唐律》一樣，內容也大致相同，隻是在有些地方加以簡化與省並。正因為這樣，楊廷福先生認為，“日本律令製時代的法典，亦步亦趨地追隨唐朝”。楊先生還引用日本學者的話說：“自奈良至平安時期，吾國王朝時代之法律，無論形式上與精神上皆依據《唐律》。”另外，山和夫與阪本三郎合著的《日本法製史一斑》，把日本的法律發展史分為四個時期，其第二時期就徑稱為“模仿唐時代”。這又充分說明，唐朝從政治與文化上對日本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

　　毫無疑問，日本文字是根據中國文字創製的。最初，日本沒有自己的文字，大約從3世紀起，中國文化通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如《論語》、《千字文》都由百濟人傳入日本。到5世紀，日本貴族已經能熟練地使用漢字了。到8世紀，日本才正式有了文字。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備真備根據漢字的偏旁而創製的楷書字母，“平假名”是空海根據漢字草體而創製的草書字母。空海是唐德宗時到長安青龍寺學佛經的和尚。吉備真備是唐玄宗時在唐留學的學生，他在唐的17年中，對於經史、法律及技藝，都很有成就。回國時帶回許多典籍和文物，如《唐禮》130卷、《大衍曆經》1卷、《大衍曆成》12卷、《樂書要錄》10卷、測影鐵尺、銅律管一部、弓箭等。對日本禮製、曆法及音樂的改革創造做出了很大貢獻。

　　在文學與史學方麵，日本受唐的影響也很顯著。日本遣唐使和留學生回國，帶回不少漢詩文集。公元751年以後，日本作者也相繼寫出了不少漢詩文集，如《懷風藻》，是最古的漢詩集，是日本貴族文學作品的代表；另外，還有《淩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也是著名的文學作品。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記》是公元712年用“萬葉假名”寫成的。《日本書記》是公元720年用漢文寫成的。其後，《續日本書記》、《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天皇實錄》、《三代實錄》等書，都是按漢文編年體相繼寫成的。這五種書，加上《日本書記》，合稱《六國史》。《六國史》的年代互相銜接，從神話傳說起，直到公元887年，內容雖然不完全可信，卻是日本古代的重要曆史文獻。大約同一時期，還寫出了一些《風土記》，相當於中國的地方誌。

　　中國的書法藝術與繪畫，也在日本很有影響。“書法”在日本稱為“書道”。日本的奈良時代（710-789），學習王羲之字體蔚然成風。空海、橘逸勢、嵯峨天皇合稱平安時期（794-1185）的三筆。傳說空海在唐時曾向韓方明學習書法，橘逸勢在唐時曾向柳宗元問過書法，嵯峨天皇的字，學的是歐陽詢體。至於繪畫，一方麵是中國畫在日本廣為傳播，另一方麵是日本人也多模仿中國畫，或者是以中國為題材繪畫。這兩方麵的畫，日本統稱為“唐繪”。空海由唐帶回日本的真言五祖（金剛智、善無畏、一行阿梨、不空金剛、慧果）畫像，日本至今還收藏完好。

　　中國的印刷術也是在唐時傳入日本的。

　　在城市建設和建築藝術方麵，日本也極力模仿唐朝。公元694年，在飛島（今奈良縣境）建立藤原京；14年後，又在奈良建造平城京，公元710年遷都於此，公元794年又遷都到平安京（今京都），一直到1192年。這三個都城，都是模仿唐都長安規劃營建的。平城京和長安一樣，也有朱雀大街、東市、西市。平安京仍然是按照長安的街市布局，而規模比平城京更加宏大。雖有大小不同，但其構造、布局大體相似。至於宮殿、寺院、官衙和私人住宅的建築，也完全是仿唐的。

　　總而言之，唐代的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極為廣泛而深遠的。日本學者認為：“唐朝三百年間，由於學生、學問僧學來和帶回的中國文化產物，不斷給予日本新的啟迪，中國前進，日本也前進。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沒有停滯，不斷吸收中國的優點，經過整理提煉，咀嚼融化，終於在平安朝中期以後，在各個方麵都逐漸擺脫了唐風，產生了優美、典雅的日本文化”。在唐朝文化向日本傳播的同時，唐對日本在經濟方麵的影響也頗顯著，如中國先進的農具钁、犁、鐮等，水力轉動的碾，腳踏和牛挽的水車，都在日本廣泛傳播。在種植和收割技術方麵，也有顯著提高。例如，水稻由直播改為插秧，收獲由剪穗改為割秧，都促使產量普遍提高。另外，製糖、種茶等生產技術也都是在唐朝傳入日本的。毋庸置疑，唐朝的先進工具與先進技術傳入日本，必然促進日本生產的發展。這是日本積極學習唐朝文化所帶來的經濟後果。

　　日本受唐文化的影響，日本的遣唐使、留學生起了重要作用，同時，唐到日本去的漢人也起了相當作用。在隋、唐以前，日本早有“秦人”、“漢人”、“新漢人”的存在。所謂“秦人”，是指一個被認為是秦始皇的後代的名叫弓月君的人，從朝鮮帶到日本去的漢人；所謂“漢人”，是指一個被認為是東漢靈帝後代的名叫阿知使主的人，從朝鮮帶去的一部分漢人；所謂“新漢人”，是指在“秦人”、“漢人”之後移居日本的漢人。這些人都成了日本民族的組成部分，遣隋使的成員中多是他們。

　　在唐朝和日本的交往中，除了這些已經成為日本人的“秦人”、“漢人”、“新漢人”的作用之外，到日本去的唐人也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

　　到日本去者，有些是以使者的身分赴日，完成任務以後就回國的。例如，隋煬帝時就曾派文林郎裴世清等13人隨小野妹子出使日本，並帶有國書。到日本後，受到隆重接待，天皇接見裴世清時說：“我聞海西有大隋，禮儀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裴世清回國時，日本天皇又派小野妹子同行。隋使來往均有小野妹子陪同，而且受到隆重接待，足證日本對隋的尊重。這正是中國文化對日本有影響而使其產生羨慕之心的結果。到了唐朝，這樣的活動更多。日本曾專門派過送唐客使。唐朝也常在日本的遣唐使回國時派遣人伴送，伴送的唐使有時達數十人之多。如唐肅宗上元二年（761），日本迎入唐使高元度回國，唐派沈惟嶽、陸張什等39人伴送；唐代宗大曆十三年（778），日本持節副使小野石根回國，唐派趙寶英、孫興進等數十人伴送。這些伴送者，理應在完成使命以後立即回國，但因當時條件的限製，常因失去渡海機會而留在日本，最後很自然地成為日本人。這些人對傳播唐朝文化必然發生很大作用。例如，袁晉卿、皇甫東朝都是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去日本留在那裏的。袁晉卿精通《文選》、《爾雅》的字音，皇甫東朝擅長音樂，他們對於日本音韻學的發展與日本音樂的發展，都有很大貢獻。

　　在日本遣唐使的往返過程中，唐朝的僧人也有不少到日本後沒有再返回者。在這方麵，最有名的僧人是鑒真。鑒真於玄宗天寶十三年（754）率領弟子24人東渡日本。他除了在日本傳授佛經之外，在建築、醫學、雕塑等方麵，也有很大貢獻。他與其門徒建造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現仍存在。此堂被認為是“今日所存天平時代（729-748）佛殿之最完備者，其構造裝飾，足以代表當時最發達之式樣手法”。

　　在醫藥方麵，他也很有貢獻。當時日本人對某些藥品還難辨真偽，鑒真以鼻辨別，非常準確。他還帶去許多藥方，據說，奇效丸、萬病藥、豐心丹等方子，都是鑒真帶去的。

　　在雕塑方麵，鑒真與其門徒創作的佛像，獨具一格，在日本雕塑史上，被稱為唐招提寺派。

　　“鑒真的門徒，多是建築、雕塑的專家。他們在唐招提寺，發揮了唐代藝術的新成就，比過去傳到日本的藝術有所發展，因而更快地促進了日本天平時代藝術高潮的形成”。

　　（二）隋、唐文化與朝鮮半島

　　朝鮮半島與中國緊密相連，唇齒相依，自古以來關係十分密切。中國文化傳入日本，日本千方百計地吸收中國文化，朝鮮半島是起了橋梁作用的。隋、唐文化對朝鮮的影響，不管是三國分立時代，還是新羅統一以後，都是非常廣泛而深刻的。

　　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日本認為新羅是“中國文化的分店”，因此，日本除了向唐朝派遣留學生以外，還向新羅派了不少留學生。在此以前，大業四年（608），日本的遣隋使還曾與百濟使節共同到達隋朝。日本學者估計，百濟使節“或許為日本使節充任向導”。這些無不說明，朝鮮半島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比日本更早。

　　朝鮮半島是15世紀才有自己的文字的。在此以前，一直使用漢字，閱讀漢文書籍。在三國分立時代，高麗的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範曄《後漢書》、《三國誌》、孫盛《晉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百濟“其書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不僅漢文書籍廣為流傳，書法也很有影響。唐初的書法家歐陽詢，“高麗甚重其書，嚐遣使求之”。新羅也大體類同。例如，貞觀二十二年（648），新羅王真德派其弟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到唐。金“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溫湯》及《晉祠碑》並新撰《晉書》。”三國統一不久，新羅王政明就於武則天垂拱二年（686）遣使到唐，“因上表請《唐禮》一部並雜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凶要禮》，並於《文館詞林》將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由此可見，新羅對於漢文書籍也是非常向往的。

　　朝鮮人為了閱讀漢文書籍方便起見，在新羅統一後，由薛聰創造了“吏讀”法，就是利用漢字的音表示朝鮮的助詞、助動詞，夾在漢字中間，幫助閱讀漢文。這種方法，對朝鮮文化的發展是起了促進作用的。

　　為了直接吸收唐朝文化，在貞觀年間，“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新羅統一朝鮮半島以後，派遣了更多的留學生到唐學習，在長安設有新羅館。唐文宗開成二年（837），新羅派到唐的留學生多達200多人。從唐穆宗長慶元年到唐末，登科舉的新羅學生有58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崔致遠。崔致遠12歲入唐求學，他的父親對他抱有很大希望，臨行前告誡他說：“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崔致遠到唐後，“追師學問無怠。”到僖宗乾符元年（874），“一舉及第，調授宣州溧水縣尉。考績，為承務郎、侍禦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黃巢起義後，他又為高駢淮南從事。後來，又為“侍讀兼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監”。他的著作有《桂苑筆耕集》20卷。這部著作，不僅在中國流傳至今，而且是朝鮮現存的一部有價值的文集。不言而喻，崔致遠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在朝鮮不斷向中國派遣留學生的同時，中國人到朝鮮傳播中國文化者也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在隋、唐以前，朝鮮就有很多華人。西漢初年，燕人衛滿帶領一千多人到朝鮮，後來做了朝鮮國王，建都王險城（平壤）。漢武帝初年，朝鮮國力日益強盛，常從齊、燕等諸侯國招誘漢人到朝鮮去。後來，漢武帝征服衛氏朝鮮，在其地設置四郡，即真番郡（鴨綠江上遊）、臨屯郡（朝鮮半島東中部）、樂浪郡（朝鮮半島中部）、玄菟郡（朝鮮半島北部及東北部）。

　　這樣一來，就有更多的漢人到了朝鮮。南北朝時，百濟派人到南朝見梁武帝，請求派遣博士去講解三《禮》、《毛詩》，還要求派遣工匠與畫師。梁武帝派學者陸%和工匠、畫師前往，中國的五經、三史也陸續傳入朝鮮。朝鮮人中愈來愈多地通曉漢文了。

　　日本古代所謂的秦人、漢人、新漢人等，主要都是從朝鮮半島東渡的中國人。既然在朝鮮的中國人很多，通過他們有意的傳播或無意的影響，朝鮮必然愈來愈多地接受中國文化。

　　隋朝末年，隋煬帝發動進攻高麗的戰爭。由於戰爭失敗，軍隊潰亂，很多人未曾回國，流落在朝鮮。武德年間，唐與高麗通好，唐高祖給高麗王高建武書：“隋氏季年，連兵構難，攻成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離，室家分析，多曆年歲，怨曠不申。今二國通和，義無阻異，在此所有高麗人等，已令追括，尋即遣送；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還，務盡撫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括華人，以禮賓送，前後至者萬數，高祖大喜”。盡管這次有不少華人回國，但因在那裏娶妻成家，未曾回國者還是很多。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派陳大德出使高麗，陳大德雅好山水，到處遊曆，“往往見中國人，自雲：‘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的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紿之曰：‘皆無恙。’鹹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遍於郊野”。不難看出，隋末流落在朝鮮而唐初也未曾回國的華人是為數不少的。這些華人，從文化知識到生活習慣，都會給朝鮮以不少的影響。

　　除此而外，受政府派遣前往朝鮮者，更是有目的地去傳播中國文化。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派遣沈叔安前往高麗冊封高建武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仍將天尊像及道士往彼，為之講《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觀聽者數千人”。高麗王及道俗觀聽《老子》者數千人，正說明朝鮮人對中國文化的向往。

　　武德九年（626），新羅、百濟、高麗三國之間矛盾激化，高麗阻止百濟、新羅與唐往來。於是，百濟、新羅派人到唐求援，並指責高麗“閉其道路，不得入朝”。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和解，三國才都能與唐交往。百濟、新羅要求與唐交往，說明他們與高麗一樣也是向往中國文化的。

　　新羅統一後，中國文化繼續向朝鮮傳播。開元十六年（728），新羅王興光“遣使來獻方物，又上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上許之”。開元二十五年（737），興光卒，玄宗派邢＆“往新羅吊祭，並冊立其子承慶襲父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在邢＆臨行前，玄宗對他說：“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邢＆出使新羅，除了吊祭興光，冊封新王外，主要任務就是講授儒家經典。無疑，這是唐統治者有目的地去朝鮮傳播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對朝鮮的影響，既有朝鮮派人到中國來學習，也有唐統治者派人前往傳播，更有大量華人陸陸續續前往朝鮮定居，言傳身教。各種渠道匯集一起，終於使新羅成為中國文化的分店。

　　中國文化對朝鮮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在三國時代，高麗的“種田養蠶，略同中國”，“兵器與中國略同”。百濟的“婚娶之禮，略同華俗”，“有文籍，紀時月如華人”。新羅的“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

　　新羅統一後，象唐朝一樣建立了中央集權製度。在中央設省，地方行政單位為州、郡縣，全國有九州、四百多郡縣，還有5個小京。選拔人才的辦法也是仿唐在京城和地方設立學校，通過考試走上政治舞台。另外，由於中國天文、醫學、算學的傳入，也設置醫學、律令、算學、天文等各種博士。這些博士，一方麵教授生徒，一方麵從事有關方麵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再者，在建築、雕刻、藝術等方麵，唐對朝鮮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

　　根據以上情況，可以肯定，中國古代，特別是隋、唐帝國，是日本、朝鮮等東方國家文化的淵源。不過，也應該肯定，日本、朝鮮的古代文化不等於中國文化的搬家，而是日本、朝鮮在吸收中國文化的基礎上，結合本國曆史的特點加以創新的結果。例如，日本、朝鮮都使用漢文，但由於日本、朝鮮人民的生活習慣、文化傳統、曆史發展的具體特點等有所不同，所以他們先後都又創造了自己的文字。這是曆史前進的要求。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曆史前進的內容。研究這種千差萬別的具體內容，是曆史科學的任務。例如，中國人可以長期把讀《五經》和《史記》、《漢書》作為學習文化、提高文化水平的手段，而日本、朝鮮若長期這樣就會脫離自己的曆史實際。這就是說，每個國家或民族，都必須有為自己所需要的文化。吸收別國或他民族的文化，隻能作為創造自己的文化的借鑒，不能原封不動地長期照搬。日本、朝鮮各有適合自己曆史特點的文化，正說明這個問題。因此，我們認為，隋、唐文化對日本、朝鮮等國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為日本、朝鮮發展、創造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借鑒，促進了他們的文化發展，但並沒有取代日本、朝鮮的文化。

　　三、東西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

　　隋、唐兩代，國力強大，經濟繁榮，不僅在中國封建社會堪稱空前，而且在當時的世界上也處於領先地位。文化方麵，在繼承魏晉南北朝文化的基礎上，也有很大發展，使中國出現封建文化的高峰，同時也是世界文化的高峰。由於這種高度發展的經濟、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其他各國無不向往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這樣一來，中國很自然地就成了世界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

　　（一）經濟交流

　　自西漢開辟通往西域的道路以來，這條被稱為“絲綢之路”的交通大道，雖然也數次中斷，但總的看來，還是向前發展的。到了隋、唐時期，這條交通大道的作用顯得更為重要了。

　　絲綢之路，顧名思義，是以絲綢的貿易為主的。漢武帝以後，中國的絲綢即大量暢銷中亞、西亞各國，並通過這些國家的商人轉往歐洲，被希臘、羅馬貴族視為珍品，所以，歐洲人最早稱中國為“絲綢之國”。魏晉以後，綿、絹等絲和絲織品都列入正式稅收項目，可見絲織業有進一步的發展。隋、唐兩代絲織業的發展更勝過前代。唐代的絲織品，名目繁多，花樣豐富美麗。僅定州（今河北定縣）上貢的綾就有6種（細綾、瑞綾、西窠綾、獨窠綾、二包綾、熟線綾），數量達1575匹之多。定州有一富豪何明遠，家有綾機500張。其他各道，如劍南、江南、淮南、山南的一些州縣，也都是盛產絲織品的地方。同時，絲織品的工藝水平也大有提高，圖案紋飾形成寫真與浪漫相結合的特殊風格。另外，還吸收了波斯織錦法的優點，以緯線組成花紋。

　　由於唐代絲織業的發達，在唐朝打敗突厥以後，絲綢之路又暢通無阻，所以對外的絲綢貿易甚為發達。解放以後，在敦煌、吐魯番、烏魯木齊等沿絲綢之路上，發現的從西漢到宋元各代的絲綢很多。由此可見，從長安經西域到阿拉伯帝國（大食帝國），再由東羅馬轉往歐洲的絲綢是相當多的。

　　在隋、唐以前，中國的絲綢不僅從長安經絲綢之路向西輸送，而且還從海路運往阿拉伯半島南部的也門，再轉陸路用駱駝隊沿阿拉伯半島西部和紅海平行的狹長地帶（漢誌）運往歐洲。在陸路暢通的情況下，海路運輸必然有所減少。唐中期陸路中斷後，絲綢貿易又轉向海路。這種陸路和海路互為補充的情況，正說明中國絲綢在西方的巨大影響。

　　中國的絲織品不僅傳向西方，而且還更早地傳向日本、朝鮮等東方國家。養蠶製絲的方法，大約在3世紀傳入日本，傳入朝鮮還可能更早於日本。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到唐時，都帶有絲織品。這些絲織品，有些是送唐的禮物，有些是當路費用的。唐朝方麵，也分別贈給使團人員禮品，其中也有絲織品。互相贈送的禮物，當然都是珍品，不會完全相同。由此可見，在中國的影響下，日本的絲織業也相當發達，具有自己的特點了。

　　中國的造紙術也是在唐代傳入歐洲的。中國在西漢時就會造紙了。1933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羅布淖爾發現了西漢的紙片，1957年5月，在西安東郊灞橋磚瓦廠工地上的古墓中又發現了一批西漢的古紙，足證在有記載的蔡倫造紙之前，早就有人會造紙了。

　　天寶十年（751）七月，唐將高仙芝率軍與阿拉伯軍在怛邏斯（今蘇聯哈薩克共和國江布爾）打仗，唐軍潰敗，三萬之眾，所餘才數千人，很多士兵被俘。俘虜當中有些造紙工匠，阿拉伯就利用這些造紙工匠開始造紙。後來，阿拉伯人又把造紙術傳到埃及、摩洛哥以至歐洲。公元1189年，法國有了造紙作坊，是基督教國家建立造紙坊最早的記載。在此以前，歐洲人用羊皮紙，一部《聖經》需要300隻以上的羊皮。用紙代替羊皮，足以說明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傳入西方的偉大意義。

　　中國的煉丹術也是唐代中後期傳入阿拉伯帝國，然後再傳入歐洲的。煉丹術是近代化學的前身，公元前2世紀產生於中國，八、九世紀傳入阿拉伯帝國，12世紀傳入歐洲。煉丹術有它迷信的成分，但煉丹家“有他們樸質的科學觀念，煉丹術也有它樸質的科學方法。近代化學的產生就是在煉丹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不言而喻，煉丹術向西方傳播對科學的發展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由於隋、唐帝國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當時世界上的一些較有影響的國家無不與之有貿易關係。各國到唐的使節，均要貢獻方物，唐對各國使節也要回敬禮品，還要對各國使節按照級別進行賞賜。實際上這是以國際禮儀的形式進行官營貿易。泥婆羅（尼泊爾）、天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波斯（伊朗）、拂9（拜占庭）、大食（阿拉伯）、日本、朝鮮、林邑（越南中部）、真臘（柬埔寨）等等，都曾以這種方式或多次與唐帝國進行貿易。這種貿易的次數很多，如日本十幾次，黑衣大食37次，林邑24次，真臘11次，唐玄宗時，波斯薩珊王朝雖已滅亡，但波斯仍然以它的名義使唐十多次，其他各國也為數不少。

　　除此而外，商人的民間貿易也頗頻繁，例如，8世紀中葉以後，阿拉伯帝國分裂，在西亞的部分稱黑衣大食即東大食（750-1258），在西班牙的部分稱白衣大食即西大食（756-1031），在北非的部分稱綠衣大食即南大食（909-1171），除了多次向唐派遣使節外，商業上的往來則不可勝數。長安的西市，是黑衣大食商人的麇集之地。廣州及東南沿海地區，還有許多從海路來的大食商人，他們成立特別的居留地，叫做“蕃坊”，有暫住者，也有久居的。暫住者兩年往返一次，久住的則在中國成家立業，深入中國社會，學會中國語言文字，甚至能詩能賦。唐末，黑衣大食統治下的波斯人李，李；兄弟二人就是突出的例子。李：有詩名，《全唐詩》第七六〇卷內有他的詩54首。他著有《海藥本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常引之。其弟李；是個煉丹家，以販賣香藥為業。中國的煉丹術大概就是通過這些人傳到阿拉伯去的。

　　阿拉伯的商人不僅在中國影響很大，而且在世界各地都很活躍。歐洲、非洲、亞洲各地都有阿拉伯商人。巴格達是政治中心，也是商業貿易中心，印度、埃及、中國等國的香料、染料、絲綢、瓷器、象牙、金砂等，無不應有盡有，特別是有專門出售中國貨的市場。由此可見，中國通過阿拉伯和其他各國的貿易關係極為密切。

　　唐朝初年，唐與波斯的貿易也頗為頻繁，不管海路還是陸路，都有很多來往。波斯商人從東非、東南亞運來寶石、珊瑚、瑪瑙、香料、藥品及動植物，交換中國的絲、紙、大黃、黃連等物品。唐代的主要城市長安、揚州、廣州、楚州等地，都有他們開設的“波斯店”，做香料、珠寶生意。由於中國產品對人們很有吸引力，所以波斯常把中國產品冠以“中國”的名字，如肉桂叫“中國術”，白銅叫“中國銅”，製造瓷器的高嶺土叫“中國土”。不難看出，波斯商人活躍於中國不是偶然的。

　　新羅商人來唐貿易的人也不少，從山東半島的登州（今山東蓬萊縣）、牟平（今山東牟平縣）、文登（今山東文登縣），到江淮一帶的揚州（今江蘇揚州市）、楚州（今江蘇淮安縣），都有他們的足跡。這些地方有新羅館，是新羅商人僑居的場所。新羅商人帶來朝鮮的土特產，又從唐朝販回絲綢、瓷器、茶葉、書籍等物品，為中朝貿易的發展貢獻了力量。

　　在經濟方麵的頻繁往來中，隋、唐帝國也接受了很多外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物品。例如，波斯的獅子、棗；拂的羚羊；朝鮮的人參；天竺的棉布、波羅樹；尼婆羅的波棱（菠菜）、酢菜、渾提蔥。波斯尼絲織品方麵的先進技術，印度用甘蔗製糖的技術等，都豐富了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促進了中國生產的發展。

　　近代的考古工作者在中國的吐魯番、西寧、西安、太原、廣東英德以及河南、河北等地都曾發現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在西安、鹹陽曾發現拜占庭的金幣，在新疆出土的7世紀商人窯址中，有波斯和阿拉伯銀幣947枚，金條13根。另外，還在西安何家村發現唐代窖藏日本奈良王朝銀幣，在日本也發現唐朝的銅錢。這些都充分說明隋、唐帝國在當時的世界貿易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二）文化交流

　　以佛教為紐帶的各國之間的互相交往，是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麵。

　　佛教產生於印度，西漢末年傳入中國，東漢以後，統治階級逐漸意識到它有利於維護其統治地位的一麵，從而加以提倡，促使佛教日益發展，到南北朝就非常盛行了。

　　佛教不僅在中國逐步盛行起來，而且又從中國流傳到朝鮮、日本等國。因為朝鮮、日本等國的佛教都是從中國傳去的，所以朝鮮、日本等國經常深入到中國來求取佛法。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中，有很多是求取佛法者。這些人到中國求取佛法，也像中國的玄奘、義淨到印度去取經一樣，是冒很大風險的。不僅要冒海上的風浪之險，而且還常有無船可乘、不易回去之難。例如，有些僧人回國時常要通過沿海一帶的新羅坊去找便船。新羅坊有總管、翻譯等工作人員，他們和日本、新羅、唐朝各方麵都有來往，所以，日本僧人常找他們為之聯絡回國之船。楚州新羅坊的翻譯劉慎言，就常常為日本僧人尋覓便船，協助其回國。他們費盡千辛萬苦，主要是要學到從日本學不到的佛學內容。

　　永徽四年（653），道照（昭）到唐，在長安向玄奘學法相宗兼學禪宗。他是第一個在日本傳播法相宗的人。智通、智達也曾到長安從玄奘學佛法，他們是法相宗的第二代祖師。貞元二十年（804），空海到長安青龍寺學習密宗3年，帶回日本新譯經等142部，240卷，梵字真言讚等42部，44卷，論疏章32部，170卷，還有佛像、祖師影、真言道具等物。因其學問道德卓著，尤其擅長詩文、書法，從而受到嵯峨天皇的重視。他的“弘法大師”稱號是由醍醐天皇賜給的。他的弟子圓行、常曉，也曾分別到長安的青龍寺、淮南的棲靈寺學密宗，回國時帶回大量經論、佛像、佛具等物。這些事實，無不說明日本的學問僧把中國當做佛法的分店。

　　日本的學問僧不僅求學於唐，還想直接向天竺學佛。鹹通三年（862），真如法親王（高丘親王）由明州（今浙江寧波）經洛陽到長安，取得前往天竺的官符，然後就經廣州向天竺進發，雖然因死於途中，未達目的，但也可以說明在佛教從天竺到日本的傳播中，中國起了重要作用。

　　中國僧人到日本傳播佛教，也同樣有重要作用。鑒真克服各種困難，經過六次東渡，終於在天寶年間到達日本，受到日本朝野的盛情歡迎。在唐朝，佛教的宗派甚多，鑒真東渡所帶的佛教經典中，既有律宗的著作，還有天台宗的著作，他本人是天台、律宗並通。他與其弟子在日本講經，為佛教在日本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特別是播下了後來日本開辟天台宗的種子。另外，鑒真在日本還糾正了佛經在傳寫中所發生的錯誤。這也是對日本佛學發展的一大貢獻。

　　到日本傳播佛教的不僅有中國僧人，還有印度與西域的僧人。例如，隨鑒真東渡的弟子如寶，就是安國（今蘇聯烏茲別克的布哈拉）人。印度僧人菩提，經西域來到中國，後受日本學問僧的邀請，於開元二十四年（736）東渡日本。伴同菩提東去日本的還有林邑僧佛徹。這些外國僧人，通過中國去日本傳播佛教，更說明中國在佛教的發展史上起了橋梁作用。

　　佛教在朝鮮的傳播，更勝過日本。東晉中葉，佛教就從中國傳入朝鮮，從此，朝鮮僧人到中國求學佛法者，絡繹不絕。隋、唐時期，更蔚為風尚。因此，日本的學問僧不僅到中國學佛取經，而且還到朝鮮去留學。從7世紀到8世紀，日本到朝鮮留學的學問僧就有十幾人。同時，朝鮮僧人也是通過中國去印度求佛取經。在新羅統一前，就有朝鮮僧人阿離耶跋摩從中國由陸路到印度。他因病而死，未能回國。8世紀初，新羅和尚慧超又從中國經南海到印度，走遍了五天竺的佛教重地，曆時8年，由陸路經伊朗、阿拉伯、敘利亞，於公元722年到長安，後病死於五台山。他著有《往五天竺國傳》3卷，記述了他長途旅行的見聞。他精通漢文和梵文，翻譯過佛經，對佛教的盛行貢獻了力量。這都充分說明，佛教在朝鮮的流行也與中國密切相關。

　　唐代著名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經，更在文化交流方麵起了重要作用。玄奘於貞觀元年（627）秋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入新疆，沿天山南麓向西，轉經中亞細亞、阿富汗到達北印度。於貞觀十九年（645）正月回到長安，曆時19年，跋涉5萬餘裏。他在其名著《大唐西域記》中，記述了中亞細亞、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斯裏蘭卡、尼泊爾、孟加拉等國的各種情況，如地理環境、山川形勢、物產氣候、城邑關防、交通道路、種族人口、風土習俗、宗教信仰、衣食住行、政治文化等各方麵。因此，玄奘赴印求法取經，遠遠超出了佛教傳播的需要。他的《大唐西域記》，為研究我國新疆地區、中亞細亞、南亞各國的曆史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

　　印度、中亞、南亞各國的曆史資料十分缺乏，《大唐西域記》的內容對他們也十分有用。所以，該書又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重視，有多種文字的譯本。直至今日，在中西交通史、印度中亞各國的曆史及古代地理的研究方麵，該書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關於印度的名稱，玄奘寫道：“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雲身毒，或雲賢豆，今從正音，宜雲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遇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這個記載，對地名學、古音韻學都很有參考價值。另如，對印度地形、氣候、植物的生長等方麵的記述，都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至於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著作，也有大體類同的作用。這樣一來，很自然地會使人想到，在佛教的傳播過程中，擴大了人們的視野，增強了各國、各民族之間的互相了解，加深了人們對自然、社會的認識，促進了各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所以，我們既不能忽視宗教的唯心主義本質，也不能輕視它在傳播過程中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另外，阿拉伯人創立的伊斯蘭教、波斯人創立的摩尼教、基督教的一個支派景教，也都在唐朝時傳入中國。隨著這些宗教的傳入，中國與中亞、歐洲諸國的聯係進一步加強了。同時，中國的道教也傳入印度。唐太宗時，右率府長史王玄策出使天竺，“王玄策至，其王發使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因請老子像及《道德經》”，這就是說，這時印度已經對道教有所了解。

　　其他方麵的文化交流，範圍很廣，內容很多。日本學者認為：“唐朝的文化，並不單是漢人的文化，而且夾雜著來自四麵八方的外國文化，尤其是夾雜著印度係統和伊朗係統的文化，這是很顯著的事實。因此，留唐的日本學生和學問僧當然直接間接地受到這些影響，特別是在奈良朝時代，印度、波斯、西域等人經過唐朝前來日本直接傳播文化，這是其他時代少有的例子”。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唐朝文化，的確是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又融合進了來自四麵八方的外國文化而成的。

　　由於中外交往的日益頻繁，各國人們之間就需要在語言方麵進行溝通，從而就開始了對外國語文的研究和介紹。唐代佛教的盛行，玄奘等僧人去印度取經以及翻譯佛書的影響與需要，就出現了一些梵漢字書。如智廣和尚撰的《悉曇字記》，是唐人著的一部梵文字書。另外，義淨還撰了《梵語千字文》（即《梵唐千字文》）。這是梵漢對照的梵文讀本。義淨說，讀了他的書，一兩年即可能翻譯。全真所撰的《梵唐文字》，與義淨的著作大體類同。在此以前，翻譯佛經者多是西域胡僧。唐人也從事翻譯，就使翻譯事業不再是非常神秘的了。同時，也加速了唐代文化對印度文化的融合。

　　在藝術方麵，音樂和舞蹈是重要的部門，唐代的音樂和舞蹈非常盛行，其中外國音樂和舞蹈占相當比重。例如，隋煬帝製九部樂、唐太宗製十部樂，其中都有外國樂。安國（今蘇聯烏茲別克的布哈拉）樂、康國（今蘇聯烏茲別克的撒麻爾罕）樂，都是其重要內容。長安的外國音樂家也大有人在，著名的音樂家曹保、曹善才是曹國（今蘇聯吉爾吉斯的烏拉提尤別）人，米嘉榮、米和父子是米國（今蘇聯烏茲別克的撒麻爾罕東南）人，康昆侖、康＜是康國人，安叱奴、安轡新是安國人，不知名的西域樂人，當然還應有相當數量。這些音樂和舞蹈，經過融合，後來都成為唐代藝術的組成部分了。

　　唐代樂舞也對外國有很大影響，例如，《秦王破陣樂》（即《秦王破陣舞》，又稱七德舞），是當時最受歡迎最負盛譽的樂舞。其後傳入日本，風行一時。玄奘到達印度，戒日王根據《秦王破陣樂》向玄奘了解唐太宗的情況，可見《秦王破陳樂》在印度也有一定影響。

　　曆法與天文學密切相關，曆法的不斷演變，標誌著人們對自然界認識的不斷深入。各國曆法的不同，也反映著各國科學發展水平的差異。隋代，天竺曆法傳到中國，但未曾發生顯著的影響。到了唐代，天竺曆數家瞿曇羅等人來到長安，參與了唐代曆法的改革，在唐高宗時製定了經緯曆，與唐的麟德曆參行。唐玄宗時，天竺的九執曆傳到中國。開元十七年（729），唐朝頒行僧一行的大衍曆。天竺曆數家瞿曇羅因未能參與製定而心懷不滿，遂奏大衍曆沿襲九執曆而不完備。唐玄宗派太史令校對，結果大衍曆十合七八，而九執曆隻有一二，大衍曆獲勝。中國曆法比印度曆法精確，說明中國天文學水平高於印度。

　　大衍曆確立後，很快傳到日本。淳仁天皇於公元763年廢去原有的儀鳳曆，采用了大衍曆。在唐高宗時製定的麟德曆，也很快傳到新羅，被新羅采用。

　　阿拉伯的天文、曆法，也對中國有一定影響。

　　中國的醫學是自成體係的。從古代到唐朝，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出現了一些優秀的著作。在唐代，中醫又傳布於日本與朝鮮。經過日本、朝鮮的補充和發展，實際上成了東方的醫學體係。拜占庭、阿拉伯、波斯、天竺的醫學，多有互相承襲的共同之處。特別是阿拉伯醫學，是今天歐洲醫學的基礎，水平較高。這些國家的醫學互相承襲，形成另一體係，唐人稱其為“胡醫”。在唐朝，這兩個醫學體係是互相交流的。印度醫學早在南北朝或隋時就傳入中國，阿伯拉的外科醫術在唐時傳入中國，拜占庭、印度眼科醫術也傳來中國；中國的切脈術和一些重要醫書也傳到了中亞和西亞，影響了阿拉伯醫學。這兩個醫學體係的互相影響，唐帝國是起了樞紐作用的。

　　隋唐皇朝為什麽會有崇高的地位

　　我國自戰國進入封建社會以後，封建的經濟、政治、文化都有很大的發展。隋朝統一南北以後，由於民族的融合，各民族之間的界限逐步消失，分裂割據因素大大縮小，從而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政治的高度統一，文化內容的豐富與進一步提高，都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所以，隋、唐兩個王朝的經濟、文化都有空前的發展，在政治上表現出國力強盛，幅員遼闊，高度統一。這些方麵，都是隋、唐王朝在世界上有崇高地位的基本條件。

　　除了以上所述基本條件以外，統治集團的開放政策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隋、唐兩代都實行開放政策。隋煬帝對周邊少數民族與外國來華的首領都以禮相待，頗為熱情。大業六年（610），隋煬“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醜（正月十五）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裏，自昏至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中國的元宵節大概就是從這時開始的。款待各國首領的熱烈場麵，當然是有利於各國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發展的。

　　對於來華貿易的外國商人，隋朝也極為友好。大業六年，“諸蕃請入豐都市（洛陽東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隋煬帝為了炫耀國家富強，鋪張浪費，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但對外來商人的盛情接待，卻有利於發展貿易。

　　唐朝的開放政策是更為突出的。唐太宗說：“夷狄亦人耳，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唐太宗在其晚年總結曆史經驗時說，“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的原因，就是“貴中華，賤夷、狄”，他糾正了這種偏向，自認為是“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他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這裏所謂的夷、狄，既包括周邊各少數民族，也包括一些其他國家。盡管唐太宗以父母自居，有高人一等的思想是錯誤的，但他“不必猜忌異類”，“愛之如一”的指導思想，是比那種妄自尊大、歧視他人的傳統觀念要進步得多。事實證明，唐太宗的這種思想在唐代發揮了積極作用。例如，天竺王屍羅逸多遣使到唐朝貢，唐“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複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屍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麵拜受敕書，複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由於唐太宗對天竺使“禮之甚厚”，天竺王也對唐使盛情接待。這種禮尚往來的政治活動，無疑可以增進兩國之間的交往。

　　隋、唐兩朝的開放政策是表現在多方麵的。除了前麵所談允許外國商人來華貿易，資助留學生來學習中國文化，為有些人從事宗教活動大開方便之門以外，還允許外國人在唐朝做官，從事政治活動。

　　在隋、唐帝國做官的外國人是很多的，隋煬帝時曾為江都通守的王世充是西域胡人，日本的阿倍仲麻呂留居中國50年，因“慕中國之風”，改姓名為晁衡。他曾在中國任左補闕、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鎮南節度使、光祿大夫兼禦史中丞等職。波斯被阿拉伯滅亡後，其王子卑路斯來唐，唐高宗時拜為右武衛將軍，中宗時又拜為左威衛將軍，後死於唐，“其國遂滅，而部眾猶存”。後來，其子還曾在長安圖謀複國，可見隨卑路斯來唐的波斯人很多。唐朝允許成批的外國人住在中國，必然促使中外文化的交融。

　　另外，阿拉伯、安國、康國、天竺、高麗、新羅、百濟等國，也有不少人旅居長安，在唐朝做官。如阿拉伯人李彥升曾在唐及第進士。曾為唐立過大功，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的高仙芝是高麗人。另一高麗人王毛仲，也曾官至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進封霍國公。黑齒常之原是百濟的將軍，唐高宗時曾率百濟軍和唐軍作戰，後投降唐朝，因對吐蕃作戰有功，官至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安西胡人白孝德，因累立戰功，官至安西北庭行營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