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沛同誌於陝西師大曆史係畢業後,主要從事文博工作。在工作中,他勤奮好學,積極進取,知識領域不斷拓寬,逐步由史學發展到文物與考古等方麵。他在這些方麵取得的成績,令人矚目。
張沛同誌在昭陵博物館工作期間,完成了一項在學術界頗有影響的任務。這就是他編了一本《昭陵碑石》。這本書的學術價值,有關學者肯定說:“昭陵碑石》最突出的學術優長是以昭陵博物館所存碑誌原石為依據,充分展示了幾十年來昭陵文物考古工作的成績,在許多方麵都較前人有很大拓展。”(《唐研究》第6卷第426頁)例如,46種墓誌都是1949年以後文物考古工作者最新發現的。這都是前人有關著述如羅振玉的《昭陵碑錄》等,根本不能涉及的。至於對前人已見碑刻的補充,對前人《碑石》錄文的校正等,也頗有實際意義。
我在未接觸《昭陵碑石》以前,對於碑文和墓誌的史料價值,認識非常膚淺,在我有了一本《昭陵碑石》以後,由於閱讀方便,友人的促進,對於碑文和墓誌在學術研究中的作用,逐步認識深刻了。我的《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一書(三秦出版社2002年出版),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昭陵碑石》的影響下撰寫而成的。事實證明,我讀《昭陵碑石》獲益匪淺。
張沛同誌並不滿足他已有的成就,最近又編著了《唐折衝府匯考》一書。我有機會初步翻閱了他的書稿以後,發觀這又是一項艱巨而繁重的任務。他在長期從事文博工作中,接觸了大量的唐代墓誌。他注意到許多墓誌中都有與府兵製有關的資料。於是,他隨手抄錄,分類排列,日積月累,十餘年中共集卡片近千張。這就成了他編著《唐折衝府匯考》的主要資料。
大量的唐代墓誌,都是1949年以後文物考古工作者新發現的,以前的學者根本不曾接觸。運用這些資料來充實發展府兵製的研究,無疑是大大放寬視野,發現了許多新的問題。
本來,前人在這方麵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清人勞經原的《唐折衝府考》,羅振玉的《唐折衝府考補》、《唐折衝府考補拾遺》,近人穀霽光的《唐折衝府考補》等,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他們不可能看到1949年以後新出土的墓誌時,曆史不能不對後人提出要求,讓後輩學者來補充發展這方麵的研究成就。張沛同誌順應了這種時代發展的趨勢,以自己掌握的最新珍貴資料,補充發展了曆代府兵製度研究的重要一環。他的主要貢獻,充分反映在該書的“新補”中。“新補”的絕大部分內容,都是根據唐代墓誌而來。因此我們認為,唐代墓誌是該書有功於世的關鍵所在。
該書不僅從資料方麵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而且還有不少自己的創新見解。書中有不少作者的按語。這些按語多是作者根據新的資料參照前人的已有成就,把這一問題的研究繼續推進的成果。由此看來,不管是從數量還是質量方麵說,該書都較前人的有關研究成果大大提高了。可以肯定,這本書的出版,必然對府兵製度和唐代曆史的研究發揮促進作用。不難看出,張沛同誌是一個事業心很強、頗有進取精神、勤奮求實的文博專家。
(《唐折衝府匯考》,2003年三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