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20章 有關高力士的幾個問題

　　——讀高力士的《神道碑》及《墓誌銘》

　　高力士是唐玄宗時的宦官，兩《唐書》均有其傳，另有《高力士外傳》等文獻，對其曆史本已有略述。但近讀《高力士神道碑》（簡稱《神道碑》）和《高力士墓誌銘》（簡稱《墓誌銘》）後，發現原有文獻的記載中，有些內容需要補充，有些內容各種記載不一，應該認真辨別正誤。因此，筆者撰寫此文，力求運用碑石文對文獻資料發揮補遺證史的作用。

　　高力士本名馮元一

　　《舊唐書·高力士傳》載，高力士“本姓馮”。《新唐書·高力士傳》記：“高力士，馮盎曾孫也。”這裏都肯定他姓馮，但沒有說明其名字。他的《神道碑》和《墓誌銘》都一致說他“本姓馮，初諱元一”。其《墓誌銘》說：“馮之先，北燕人也。”這正說明他是馮盎之後。

　　馮盎是什麽人呢？他“本燕馮弘裔孫”。北燕是長樂信都（今河北冀縣）人馮跋建立的政權，都城昌黎（今遼寧朝陽）。馮跋死後，其弟馮弘繼立。宋元嘉十三年（436），北魏進攻北燕，馮弘投奔高麗，立國28年的北燕滅亡。馮弘子馮業浮海南投東晉，留在番禺（今廣東廣州）。馮業孫馮融，為梁羅州（今廣東化州）刺史。其子馮寶娶少數民族女洗氏為妻，遂為當地少數民族首領。這就是馮盎的祖父。所以，兩《唐書》、《馮盎傳》都說馮盎是高州良德（今廣東高州東北）人。但《舊唐書·高力士傳》卻說高力士是潘州（今廣東茂名北）人。這主要是因為高力士的父親馮智曾為潘州刺史之故。

　　聖曆元年（698），嶺南討擊使李千裏將高力士進獻宮中。這時他還不滿十歲。初入宮，頗受武則天喜愛。武則天令一宮女撫育，又使其受教於翰林院。由於高力士勤於學習，“學業日就，文武不墜，必也射乎。五善即閑，百發皆中，因是有力士之稱”。既有“力士”之稱，又奉命為宦官高延福養子，於是他就被稱為高力士了。由於這是奉武則天之命所為，故被認為是“則天聖後賜姓高，改名力士”。從此，馮元一就被改稱為高力士了。

　　高力士與唐玄宗

　　高力士之所以為家喻戶曉的曆史人物，是因為他和唐玄宗的政治生命相伴始終。玄宗在位44年，是唐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再加上玄宗又是唐朝由極盛走向衰落的轉折點上的皇帝，所以這一時期的曆史內容特別豐富，也特別引人注意。始終緊隨玄宗的高力士，也必然成為這一曆史階段的重要人物。因此，如果說玄宗是唐朝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值得研究的話，高力士其人的研究就成了其中不可缺少的內容。離開高力士去研究唐玄宗是不科學的。

　　由於武則天給其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所以高力士逐步成了文武兼備的有用之才。他不僅可以下傳詔令、上呈四方奏請，使玄宗感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而且也顯示出他的武藝超人。例如，有一次隨玄宗外出，碰見“有二雕食鹿，上命取之，射聲之徒，相顧不進。公（高力士）以一箭受命，雙禽已飛，控弦而滿月忽開，飲羽而片雲徐下。壯六軍而增氣，呼萬歲以動天”。“呼萬歲以動天”，實際上是眾人為高力士的武功喝彩。

　　正因為高力士文武兼備，所以玄宗始終把他視為須臾不可離開的人物。玄宗登上皇帝的寶座，就是得到了高力士的支持。

　　《高力士神道碑》載：“及孝和棄群臣，韋氏窺大寶，不利王室，已禍梯。玄宗赫然提劍而起，公實勇進，□龍上天。扶皇運之中興，佐大人之利見。自是之後，恩遇特崇，公卿宰臣，因以決事。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驕。順而不諛，諫而不犯。”這段話是什麽意思呢？孝和皇帝就是中宗。中宗被其皇後韋氏毒殺以後，韋氏想走武則天的老路，自稱皇帝。睿宗子李隆基聯合太平公主（武則天女）殺韋後，使睿宗再次為帝。睿宗讓位於隆基，隆基即位，就是玄宗。所謂“玄宗赫然提劍而起，公實勇進”，就是說高力士在這一政治事件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睿宗讓位於玄宗，太平公主極力反對。高力士又幫助玄宗消滅了太平公主的勢力，殺了太平公主的心腹宰相蕭至忠、岑羲，迫使太平公主自盡於家中。於是，玄宗在獎勵功臣時，也“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本來，玄宗在為藩王時，“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由此看來，在玄宗取得帝位的過程中，高力士確是有重要貢獻的。

　　宦官本來是皇帝的家奴，地位不高。所以，“太宗定製，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下級官員的服色）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情況有所改變，“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五品以上）尚寡”。玄宗時，宦官增加到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三品以上者）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高力士就是品級最高的宦官。

　　高力士雖然顯赫一時，令人矚目，“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但是，他“性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這就是說，他還保持著一個傳統宦官的本色，不像李輔國以後的宦官那樣，架空皇帝，爭權跋扈，甚至隨意廢立皇帝。李輔國竟敢狂妄地對代宗說：“大家但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顯然，宦官與皇帝的位置顛倒過來了。

　　高力士仍然極力維護玄宗的權力和地位。玄宗初即帝位，宰相姚崇“奏請序進郎吏”，玄宗不做回答，隻是仰視殿屋。姚崇不得要領，無所適從。退朝後，高力士問玄宗道：“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麵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回答道：“朕任元之（姚崇）以庶政，大事當麵奏事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稍後，高力士借機向姚崇透露了玄宗的心意，“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高力士這樣承上啟下地溝通關係，必然加強君禮臣忠的相互情意，無形之中也就起了鞏固玄宗地位的作用。“開元之治”的形成，和這種和諧的君臣關係密切相關。

　　唐的都城長安，由於交通不便，常常發生糧食危機。為了解決糧荒，皇帝多次移住洛陽。玄宗頗感東西遷移之苦，故而征求群臣意見道：“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其可致焉？”在群臣均無良策的情況下，宰相李林甫主張用變造、牛仙客建議用和糴的辦法緩解困難。實行這種辦法的結果，“數年之中，甚覺寬貸”。玄宗遂對高力士說：“朕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如何？”

　　所謂變造，就是將備荒之用的義倉之糧變換輸送京師。所謂和糴，就是官府出錢與民議價購糧。初雖議價購糧，但後來發展為壓價或強買。高力士認為，這種辦法雖然暫時有效，但不可長期實行。他對玄宗說：“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即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於是，他建議：“但順動以時，不逾古製；征稅有典，自合恒規。”高力士的意見是為鞏固玄宗政權考慮的。變造與和糴，隻能在距長安不遠的地方實行；否則，沒有實際意義。因為“江淮漕運轉輸極難”，才使玄宗“兩都往來，甚覺勞弊”的。如果長期實行這種辦法，長安附近的正倉（官倉）、義倉存糧將被用完，民間餘糧也被購盡。這樣一來，民無存糧，國無蓄積，自然使玄宗政權發生危機。所以，他主張仍然按常規征收賦稅。高力士雖然沒有談出解決京師糧食危機的根本辦法，但他是為鞏固玄宗政權的長遠利益著想的。

　　更能說明高力士為玄宗政權的長遠利益考慮的，是他反對玄宗要把“軍國之謀，委以林甫”。他說：“軍國之柄，未可假人。”玄宗欲把軍國大事委以李林甫是絕對錯誤的。因為“林甫麵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曆清列，為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托，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廝養下士，盡至榮寵”。這就是說，李林甫是一個表裏不一、陽奉陰違的人。把軍國大事委之於他，當然是危險的。看來，高力士反對玄宗大權旁落，正是為了鞏固玄宗政權。

　　天寶十三年（754），由於前一年“水旱相繼，關中大饑”。玄宗擔心“雨傷稼”，宰相楊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並且掩蓋其真相說：“雨雖多，不害稼也。”凡是如實反映災情者，都受到了楊國忠的打擊。從此，無人敢說真話，玄宗被蒙在鼓裏。玄宗放心不下，遂問高力士道：“淫雨不已，卿可盡言。”高力士道：“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這就是說，皇權旁落於宰相，形成楊國忠專權，無人敢反映真實情況了。由於玄宗此時已由積極進取的皇帝轉變為驕奢淫逸的皇帝，情況難以改變，但高力士極力維護皇權的思想是依然如故的。

　　正因為高力士極力維護玄宗的權力和地位，所以李輔國等人千方百計欲除之而後快。安史之亂即將結束，玄宗從成都回到長安，住在興慶宮。李輔國是因擁立肅宗即位而取得權勢的，所以他時刻考慮玄宗回到長安是否威脅肅宗的地位。為了削弱玄宗的勢力，他迫使玄宗遷居太極宮，把玄宗和外界隔絕起來。把高力士這個鐵杆保皇派驅逐出京，並強加罪名曰：“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凶徒，既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持帷幄，頗效勤勞，且舍殊死，可除名，長流巫州（今湖南黔陽西南）。”高力士最後一次維護玄宗的地位，反對李輔國迫使玄宗離開興慶宮，就成為高力士與玄宗永別的事件了。《高力士墓誌銘》載：“上元初，遭謗遷謫，安置巫州。”即指此而言。

　　總而言之，高力士幫助玄宗取得了政權，又支持玄宗鞏固了政權，也伴隨玄宗失去了政權。玄宗由一個大有作為、積極進取的皇帝轉變為怠於政事、驕奢淫逸的皇帝，而高力士對玄宗的態度則始終是忠心耿耿的。因此，《高力士神道碑》對他有如下的評價：“扶皇運之中興，佐大人之利見。自是之後，恩遇特崇，公卿宰臣，因以決事。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驕。順而不諛，諫而不犯。□王言而有度，持國柄而無權。近無閑言，遠無橫議。君子曰：此所謂事君之美也。”

　　高力士首為內侍監

　　玄宗時，宮中的宦官數量增加，權力也超越過去，然地位之重要，都不及高力士。他們都為高力士所左右。例如，“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市鳥獸，淨為之使，使還，所裒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至於朝廷的將相大臣，如寧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進，然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甚至哥舒翰與安祿山、安思順甚有恩怨，矛盾頗深，玄宗也命高力士設宴邀請雙方，為其和解。雖然未達目的，但由於高力士的暗示，哥舒翰對安祿山的怒罵未做回擊，才使矛盾沒有進一步激化。由此看來，高力士不僅在宦官之中權大位尊，而且還可代表玄宗駕臨將相之中。不言而喻，高力士確是令人矚目的宦官。

　　由於玄宗的信任，高力士的頭上屢加官銜，玄宗即位後，“特加朝散大夫、內給事、充內弓箭庫使。尋遷內常侍、兼三宮使，又加雲麾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又“累遷冠軍、鎮軍、輔國、驃騎等大將軍，特拜內侍監。內侍有監自公始也”。《高力士神道碑》也說：“內侍置監，公首為監。”這就是說，高力士又被加上了空前未有的內侍監頭銜。

　　內侍監被視為職官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國曆代官製詞典》中，也隻解釋內侍監是“唐內侍省的改名”。這當然有所根據。《唐六典》的《內侍省》和《舊唐書·職官誌三》，都明確說龍朔二年（662）把內侍省改稱內侍監，但都沒有說明內侍監也曾是一種職官。《中國曆代職官辭典》則明確說內侍監是“官署名”。但高力士的《神道碑》和《墓誌銘》都肯定加給高力士的內侍監頭銜是一種官名，而且前所未有。

　　其實，《新唐書·高力士傳》已有這種意思：“有袁思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思藝為之。帝幸蜀，思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這就是說，袁思藝和高力士都受寵於玄宗，都被任命為內侍監，秩三品。這是宦官中最高級別的職務。按照唐製，內侍省最高的官職是內侍，官階是從四品上。其次是內給事、內謁者等。現在，新設置了內侍監，官階是三品，當然是至高無上的了。

　　既然初置內侍監是袁思藝和高力士二人，為什麽《高力士墓誌銘》載“內侍有監自公始也”，而未提到袁思藝呢？這不難理解。高力士、袁思藝雖然都受寵於玄宗，“然力士巧密，人悅之；思藝驕倨，人士疏懼之”。顯而易見，高力士人緣甚好，受人稱讚；袁思藝為人傲慢，人士懼怕而疏遠他。這樣一來，褒高貶袁的思想傾向必然存在於有關人士之中。

　　更有說服力的，是安史之亂爆發以後，玄宗逃到成都，高力士緊跟而去；而袁思藝則投降安祿山叛軍。這就是所謂“帝幸蜀，思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唐軍收複長安、洛陽後，肅宗對投降安祿山的官員都進行了嚴厲的處分，按照投敵的情節分六等定罪，嚴重的斬首或賜其自盡，其次是重杖或流貶者。叛變的袁思藝當然不能與忠心耿耿的高力士相提並論。總而言之，高、袁二人的人際關係大有差別，在關鍵時刻的政治態度又截然不同，最高級別三品宦官內侍監也就隻有高力士當之無愧了。由此看來，高力士的《神道碑》和《墓誌銘》隻提高力士是首為內侍監者而根本不涉及袁思藝，是事出有因的，身敗名裂的罪人當然不能享有過去的榮譽了。

　　高力士與柳芳撰史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今山西永濟西）人，其生卒年代不詳，根據其事跡推測，應該是唐玄宗到唐代宗時人。他是唐代著名的史學家，著述很多。與高力士密切相關的是他對重要史著《唐曆》40卷的撰寫。

　　玄宗時的另一史官韋述，在史學方麵的成就也很值得稱道。他“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令狐德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並《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蘭陵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這部《國史》雖在當時受到重視，但書未完成韋述就去世了。繼續完成這部《國史》的就是柳芳。

　　柳芳與韋述在肅宗時同為史官，而且還是好友，他們共同“受詔添修吳兢所撰《國史》，殺青未竟而述亡，芳緒述凡例，勒成《國史》一百三十卷”。這是一部“上自高祖，下止乾元”的係統《國史》，比韋述所修《國史》增加了17卷。但是，這部史書的缺點很多，由於“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聞，率多闕漏”，以致形成“絕無倫類，取舍非工，不為史氏所稱”。在這種情況下，柳芳既不滿足於自己的成就，也不掩飾自己的缺點，繼續努力，千方百計地想補其不足之處。

　　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大有收獲。肅宗上元年間（760-761），柳芳“坐事徙黔中，遇內官高力士亦貶巫州，遇諸途。芳所疑禁中事，谘於力士。力士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誌之。又以《國史》已成，經於奏禦，不可複改，乃別撰《唐曆》四十卷，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曆之下”。這就是說，柳芳為彌補其所修《國史》的不足，利用被貶黔中、碰到高力士的機會，請高力士麵談了開元、天寶即玄宗時的政事，並筆錄了高力士所談內容。他認為高力士所談是他難以掌握的事實，必須載入史冊。但由於《國史》已上報朝廷，“不可追刊，乃推衍義類，仿編年法，為《唐曆》四十卷，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故而“為諸儒譏訕”。所謂“頗有異聞”，就是新的內容很多。采用編年史的體例，“不立褒貶義例”，故而“為諸儒譏訕”。

　　為什麽“不立褒貶義例”就會遭到“諸儒譏訕”呢？自孔子修《春秋》以來，各種史書無不寓褒貶於其中。紀傳體的正史，每一卷後都有作者評語。由此可見，“不立褒貶義例”是不符合史學傳統的。不過，隻要如實地寫人敘事，對後人認識曆史是更有幫助的，比起那些為了褒貶的需要而掩蓋曆史真相或歪曲曆史更有實際意義。所以，《唐曆》的史學價值是不能因此而低估的。

　　這部編年體的《唐曆》，對後人修撰兩《唐書》和《資治通鑒》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現在我們無法看到《唐曆》的全部內容，以便拿它和兩《唐書》及《資治通鑒》進行對比，分析它對修撰兩《唐書》和《資治通鑒》所發揮的作用。但是，司馬光的《通鑒考異》卻為後人保留了很多《唐曆》的內容，從這些內容中，我們可以對《唐曆》有大概的了解。

　　根據自己不一定十分準確的統計，在《通鑒考異》中，提到《唐曆》的地方將近150處（同一問題提到兩次者隻算一處）。僅此一點，就可以肯定，《唐曆》是司馬光修撰《資治通鑒·唐紀》部分的重要參考書。

　　根據《通鑒考異》所提到的《唐曆》內容，政治方麵的最多，如政治事件、皇帝的活動、各種製度、戰爭的過程、官吏的任免、宮廷內部的矛盾等等。這些內容，多是高力士所熟悉的。因此，如果說高力士為柳芳修撰《唐曆》提供了重要內容，肯定是無可惑疑的。換言之，柳芳在史學方麵的重要貢獻中，包含著高力士提供珍貴資料的功績。

　　高力士的年齡

　　寶應元年（762）四月，玄宗、肅宗先後去世，代宗即位，高力士遇赦還京。七月，高力士“發巫山（應為巫州）至朗州（今湖南常德），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既貴且壽，死何恨焉。’……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新唐書·高力士傳》也有類似的記載：“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顯而易見，高力士終年是79歲。

　　《中國曆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史卷》載，高力士的生卒年代是684-762年。實際上，這也是按高力士終年79歲推算來的。總而言之，古今史書都認為高力士79歲而終。

　　另有一種記載必須注意。《高力士墓誌銘》載：“寶應元年，有製追赴上都。中路聞天崩地坼，二聖下席。長號泣血，勺飲不入口。惜攀髯而無及，俄易簀而長辭。其八月八日，終於朗州龍興寺，享年七十三。”這與以上記載有三處不同。其一，高力士死的時間雖同為寶應元年八月，但有十八日與八日之別；其二，高力士死的地點雖同是朗州，但有開元寺和龍興寺之別；其三，高力士終年是79歲還是73歲。前二者無關緊要，筆者暫不論述，僅就高力士終年歲數分析如下：

　　高力士終年如果是79歲，應該生於嗣聖元年（684）；終年如果是73歲，應該生於天授元年（690）。高力士入宮的時間，《舊唐書·高力士傳》認為是聖曆元年（698）；《新唐書·高力士傳》認為是聖曆初。聖曆的年號隻用了二年，所以聖曆元年和聖曆初是一致的。這時高力士多大年齡呢？

　　《高力士神道碑》載：“年在童齔，入侍玉階。”《高力士墓誌銘》載：“年未十歲，入於宮闈。”“童齔”應該是童年換牙的時候，一般是七八歲；“年未十歲”，當是接近十歲。看來，兩種記載基本一致。這樣一來，按照他入宮的時間和年齡，他終年必然是73歲。因為他生於天授元年（690），到聖曆元年（698）正好8歲。說他“年在童齔”或“年未十歲”，都是符合實際的。

　　如果他終年是79歲，生年是嗣聖元年（684），聖曆元年（698）他入宮時，當是15歲，顯然和“年在童齔”或“年未十歲”差距甚大，是不可能的。再者，高力士是寶應二年（763）四月安葬的，距他死時僅差八個月。《墓誌銘》是安葬時放入墓中的，放入墓中之前肯定有知情者過目。既有當時的知情者撰寫或過目，像墓主的年齡這樣具體的數字是不會有錯的。因為這些地方發生錯誤是會立即被人發現的。

　　綜上所述，高力士的生年應該是天授元年（690），卒年為寶應元年（762），享年73歲。

　　（原載《史學月刊》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