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15章 《資治通鑒》與隋唐史研究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中華民族古代文化方麵的一份寶貴遺產。它是我國傑出的史學名著。在它的影響下，出現了很多類同的著作與有關的著作。研究《通鑒》的人也不斷增多，以致形成了“通鑒學”。由此可見，它的史學價值很高，值得我們深入探討。本篇僅從隋唐史研究與《通鑒》的關係方麵談談它的史學價值。

　　就中國斷代史的研究來說，不管從事哪個階段的曆史研究，都必須有一種或幾種主要的參考書。研究秦漢史，決不能拋開《史記》、《漢書》、《後漢書》；研究魏晉史，決離不開《三國誌》、《晉書》。隋唐史的研究也是一樣，《隋書》、兩《唐書》、《通鑒》是主要的參考書。其中《通鑒》是最主要的參考書。為什麽《通鑒》是最主要的參考書呢？

　　便於掌握隋唐史的概況

　　任何人物、事件、典章製度等等，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一定社會階段的產物。因此，對隋唐史的研究，即使是對隋唐史中某一具體問題的研究，首先需要弄清隋唐史的基本線索，甚至要追溯魏晉南北朝或者更古的曆史淵源。在這方麵，《通鑒》是一部最適當的史書。

　　《通鑒》上起戰國，下至五代，係統地敘述了上下1362年的曆史。在《通鑒》問世以前，要了解隋唐以前的曆史，必須遍讀有關各代的紀傳體史書。由於書多量大，又都是斷代史書，互不銜接。既有重複，又有空隙，讀起來頗為困難。正因為如此，司馬光說：“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曆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所以他要“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眾說”，編撰《通鑒》。

　　除了史書的量多，互不銜接，讀起來困難以外，資料分散，使人不易掌握曆史的全麵情況也是一大問題。例如，要了解赤壁之戰的全貌，至少應從《後漢書》、《三國誌》等有關人物的紀、傳裏去查閱有關資料。這些資料，都是零碎的、片麵的，必須經過綜合分析，才能對全麵情況有所認識。另如，西晉滅亡以後，與東晉同時並存的十六國割據政權，《晉書》雖以《載記》形式敘述其事跡，但《晉書》的缺點較多，很不理想，和《通鑒》相比，差距甚大。所以，清人李慈銘說：“晉書》頗病蕪雜，而孝武以後三秦五燕五涼迭起迭衰，紛ij（交）k（錯），尤苦雜糅；《通鑒》敘之井井，不漏不煩，實非後人所能及。胡身之注地理，秩然亦為有功。”司馬光把錯綜複雜的曆史，敘述得井井有條，再加上胡三省的注釋，就更加清楚明白。由此可見，要縱觀隋唐以前的曆史，以讀《通鑒》為優，既節省時間，效果也好。

　　對隋唐史基本輪廓的認識，更以讀《通鑒》為好。

　　首先，《通鑒》雖以政治史為其主要內容，但也涉及經濟、文化、典章製度等各個方麵。這正適合了解隋唐史概況的要求。因為了解任何一個時期的曆史背景，必須以政治鬥爭為主要內容。事實證明，曆代王朝的興衰，就是政治動蕩的反映。即使土地製度、賦稅製度等經濟方麵的問題，也必須和有關王朝的興衰結合起來考慮。例如，不了解黃巾起義打擊東漢王朝的政治形勢，就不易認識曹魏實行屯田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不了解安史之亂以後的政治形勢，就無法理解兩稅法為什麽會代替租庸調製。這就是說，作為曆史研究的手段，研究任何問題，都必須把它放在一定的曆史時期。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弄清這一時期的政治形勢，把要研究的問題和當時的政治形勢聯係起來，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否則，就會使曆史研究陷入孤立的靜止的形而上學。

　　編年體的《通鑒》，對隋唐時期政治形勢，敘述得係統而周詳。誠然，通過《隋書》、兩《唐書》的各帝本紀與有關列傳，也可以看出這段曆史的政治概況。但是，紀傳體的史書是以人物為中心的。一個人的紀或傳，隻記載與他本人有關的人或事。這樣一來，要了解一個事件來龍去脈就很困難。例如，玄武門之變，《高祖紀》、《太宗紀》的記載都極簡單。要了解這一事件的全部過程，在《高祖紀》、《太宗紀》之外，還要閱讀李建成、李元吉、高士廉、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段誌玄、侯君集等人的傳。在這些紀、傳中，涉及玄武門之變者，都是廖廖數語，支離破碎，不成體係。要了解玄武門之變的全麵情況，必須把這些分散的資料綜合起來進行分析，才能理出頭緒。

　　通過《通鑒》了解玄武門之變的全貌是事半功倍的。如果要係統地掌握其全過程，隻要閱讀從唐朝建立到武德九年的7卷中的有關部分即可。如果隻想知其政變本身的過程，則隻須翻閱武德九年六月的記載。這些記載，按照時間的順序，有條不紊，依次翻閱，一目了然。這樣，不僅可以省去許多遍翻各紀、傳的辛勞，而且可以更全麵更深刻地認識這一事件。因為《通鑒》對這一事件的記載更為詳細，內容更加充實。

　　其他重大的曆史事件，如安史之亂、黃巢起義等等，也都大體類同。對於這些重大曆史事件的了解，沒有任何一本史書可以代替《通鑒》。

　　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就研究隋唐史的資料而言，通鑒也是居第一位的。任何一種曆史研究，首先需要廣搜博引，占有大量的史料。有關隋唐史的史料很多，但沒有一種可與《通鑒》相提並論。

　　《通鑒》是戰國至五代的通史，為什麽對隋唐史的研究特別重要呢？

　　戰國秦漢階段，和北宋相距甚遠，在多次的政治動蕩中，各種史料大量散失，有些已經湮沒無聞，不為人知。因此，《通鑒》史料的來源，不得不以《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等正史為主。有些地方是逐字逐句照抄，甚至連不妥之處也未改動。例如，《通鑒》所載，戰國時蘇秦遊說各國，對韓王、魏王、齊王等人的言論，與《史記·蘇秦傳》的內容完全相同，顯然是整段的照抄。其中蘇秦說齊王的話中有：“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根據胡三省注釋，最後一句“勝”下當有一“負”字，這樣才文意明通。由此可見，《通鑒》照搬《史記》這段話時，既沒有其他參考資料，也推敲不夠，所以，明顯的失誤之處也未能改正。

　　魏晉南北朝階段，與北宋相距較戰國秦漢為近，正史以外的資料相對的多些。但是，由於長期分裂割據，資料分散；隋統一不久，又遭戰亂。因此，到北宋時也有很多資料散失，保存下來的也不是很多了。這樣一來，《通鑒》的這一部分仍然需以正史為資料的主要來源。

　　有位學者統計，《通鑒》的戰國秦漢部分取材正史的資料約占3/4，魏晉南北朝部分取材於正史的資料占2/3.這就是說，《通鑒》的隋唐以前部分，其史料價值並不是十分珍貴的。

　　隋唐五代部分就截然不同了。

　　隋唐五代階段與北宋的年代銜接，對北宋人來說，隋唐五代是近代史，唐末特別是五代的人，到宋初還大量存在。這些人的所見所聞就是活的資料。這種條件，至少說能使北宋的史學家對唐到五代的曆史更加熟悉。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直接保存下來的資料極為豐富。除了《陳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等正史以外，參考的其他資料還有260多種，占《通鑒考異》全部引書的5/7以上。在資料的種類上，除了正史以外，還有實錄、起居注、文集奏議、編年史、雜史、霸史、傳記行狀、碑碣墓誌、地理小說、政書譜曆等多種類型，每類書的數量也往往多達十幾至幾十種。由於正史以外的資料極其豐富，所以《通鑒》資料的來源中，正史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其他資料的比重有所上升。《考異》的《隋紀》部分采用正史的資料還占3/4，《唐紀》部分則下降到1/3，五代部分還不到1/3.這就是說，《通鑒》從前到後，越來越多地利用了正史以外的資料。其實，《通鑒》的史料來源不僅比有關正史廣泛，同時也超過了稍早於《通鑒》的類書《冊府元龜》。因為《冊府元龜》的史料來源也著重於經、史、諸子及正史，不像司馬光那樣，“遍閱舊史，旁采小說”，凡是有關的資料都看到了。當然，這並不是說司馬光愈到後來愈輕視正史，而主要是因為其他方麵的資料相對的增多，使用各種資料的選擇的範圍擴大了。這些正史以外的資料，多數已經散失，現在無從查找，隻有通過《通鑒》可以知其大概。正是這種原因，《通鑒》的史料價值，隋唐五代部分高於以前各部分。另外，從《考異》中還可以知道，司馬光使用任何資料都是經過認真辨別，慎重選擇的。由此可見，《通鑒》的隋唐五代部分，其史料價值不僅在範圍上大於《隋書》、兩《唐書》等正史內容，而且在準確程度上也超過有關正史。

　　《通鑒》所采用的正史以外的各種資料都是非常珍貴的。例如，唐代的實錄、國史、起居注、文集、雜史等等，都是研究唐史的第一手資料。

　　唐代的實錄，除了《順宗實錄》以外，其他實錄現在都看不到了。但通過《考異》可知，《通鑒》共采用各實錄的資料共558條。國史之一的《唐曆》，被《通鑒》所采用的資料有72條。其他各種史料被采用者也都有相當分量。

　　《通鑒》所取唐代實錄、國史的內容很多，但司馬光不像《舊唐書》的撰者那樣，全文照抄，而是對所用的資料都認真分析考辨，慎重選擇。例如，貞觀十九年（645），唐太宗率李、李道宗等進攻高麗。《實錄》載：李奏曰：“向若陛下不自親行，臣與道宗將數萬人攻安市城未克，延壽（高麗將軍）等十餘萬抽戈齊至，城內兵士複應開門而出，臣救首救尾，旋踵即敗，必為延壽等縛送向平壤，為莫離支等所笑；今日臣敢謝陛下性命恩澤。”唐太宗“素狎，笑而頷之”。司馬光認為：“後獨將兵取高麗，豈必太宗親行邪！此非史官虛美，乃諛辭耳。”於是，他沒有采用這段資料。不采用這段違背事實的“諛詞”，當然是正確的。類似這種情況，在《唐曆》與其他資料中也都不取。這都充分說明，《通鑒》隋唐五代部分的史料價值，不僅在於其數量多，而且也在於其質量高。換言之，《通鑒》並不隻是資料的匯編，而是真正研究曆史的成果。

　　《通鑒》的史料價值高於《隋書》、兩《唐書》等正史，還在於有《通鑒考異》、《資治通鑒音注》、《通鑒補》等有關的著作，使我們更容易理解《通鑒》的內容，同時也加深加寬了《通鑒》的內容。

　　正史中的《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都有一家或幾家注釋，讀起來頗為方便。後來的正史，都沒有注釋。所以，《隋書》、兩《唐書》等，讀起來困難頗多。《通鑒》則大不相同。由於《通鑒》的社會影響較大，研究《通鑒》者，各代都不乏其人。就注釋方麵說，南宋末到元初的胡三省，明朝的嚴衍，都是造詣很深的。

　　胡三省的《資治通鑒音注》，不僅是給難念的字注音，並解釋其意，起到字典的作用，同時，還對典章製度、地名、人名、服飾等等，都作詳細的注釋。例如，貞觀二年（628），唐太宗命盧祖尚出鎮交趾，盧堅決不去，唐太宗怒而斬之。不久，唐太宗悔恨自己過於簡單從事，遂“命複其官蔭”。對這一句，胡三省注釋道：“複其官，則得蔭其子若孫。”同時，還對唐朝的蔭官製度作了係統的敘述：“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非常清楚，胡三省既注釋了《通鑒》內容的本身，還涉及有關製度。這樣，既加深了《通鑒》的內容，也擴大了唐代曆史知識的範圍。

　　胡三省對於地名的注釋也很詳細，不僅對州、郡、縣等地名的演變詳加注明，而且連都城的宮殿、城門、橋梁等，也細述其位置。例如，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軍進攻洛陽的王世充。《通鑒》載：“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眾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兵……”這裏提到的方諸門、青城宮，都注釋得極為具體。他說：“東都城西連禁苑，方諸門蓋自都城出禁苑之門也。青城宮在禁苑中，穀、洛二水會於禁苑之中。”另外，在注釋“世充出右掖門”時，既注明右掖門是洛陽城南部右邊的一門，又注明“洛水逕其前，有天津、永濟、中橋三橋”。這些注釋，對於我們了解李世民與王世充在洛陽的戰爭情節，都較《通鑒》更為具體。

　　“嚴衍的《通鑒補》，不僅對《通鑒》正文進行了許多補充、改正和移置，並擇要注明根據和理由，同時還作了許多補注、辯誣、存疑、備考等，是一部有補有正的著作。”這部著作，對“通鑒》記載不夠周詳，不夠準確的”，“便考證史實，加以補充”；對“通鑒》記載疏誤，或稱謂不一的地方”，“便加以訂正；對《通鑒》編次失序的史實，便加以移置，對《通鑒》中的誤字”，“也加以改正”。另外，對胡三省的注有遺漏或解釋失當者，也進行補充或糾正。例如，《通鑒》載：武德元年十二月，李淵“車駕幸周氏陂，過故墅”。嚴衍經過考證，認為下應加“丁亥還宮”四字。另如，《通鑒》關於西突厥與周圍各國的關係載：“統葉護勇而有謀，北並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嚴衍認為，在“鐵勒”之下應加“西拒波斯，南接l賓”八字。這些補充，無疑都更充實了《通鑒》的內容。

　　嚴衍對胡注的訂正，也很有意義。例如，貞觀十七年（643），褚遂良在上疏中讀到關於唐與薛延陀的關係時道：“陛下（指唐太宗）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胡三省注道：“此二語考之《舊書·褚遂良傳》亦是如此，然其意義難於強解。或曰：‘力’當作‘益’；言負延陀之約為無益也。”嚴衍認為：“恩重力輕，故曰負之無力。”這個否定的否定，至少促使我們要進一步思考《通鑒》的原意。至於改正《通鑒》的錯字，更是直接有助於對《通鑒》的理解。例如，貞觀三年（629），唐太宗命李、李靖、柴紹、薛萬徹等，率眾十餘萬，分道出擊突厥，所有各軍皆受李靖節度。但《通鑒》誤為“皆受李節度”，嚴衍把它改正了。類似這種情況頗多。不難看出，《通鑒補》確是我們閱讀《通鑒》非常必要的輔助著作。

　　《資治通鑒考異》對讀《通鑒》的作用，更是史學工作者盡人皆知。

　　首先，《考異》告訴我們，司馬光選用史料是非常慎重的。例如，關於武則天入宮時間問題，必須和她的生卒年代聯係起來。究竟武則天活了81，還是82或83歲，司馬光看了多種資料。《考異》說：“舊則天本紀》，崩時年八十三，《唐曆》、焦璐《唐朝年代記》、《統紀》、馬總《唐年小錄》、《聖運圖》、《會要》皆雲八十一。《唐錄》、《政要》，貞觀十三年入宮。據武氏入宮年十四。今從吳兢《則天實錄》為八十二，故置此年（貞觀十一年）。”可見《通鑒》記載武則天於貞觀十一年入宮為才人，是經過分析大量的資料以後作出的結論，武則天的入宮時間與年齡，無關大局，司馬光還是如此認真嚴肅，可見他是不會主觀、武斷地亂作結論的。

　　其次，司馬光非常重視史料的曆史背景。唐代的實錄，無疑是研究唐史的第一手資料，但他並不輕信實錄，而是把實錄的內容和其曆史背景聯係起來視其真偽。例如，當唐太宗東征高麗時，“留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總吏、禮、戶部三尚書事。”劉洎狂妄地說：“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有人誣奏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誌者誅之，自定矣”。於是，唐太宗賜劉洎自盡。根據實錄，誣奏者是褚遂良，《考異》說：“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怨仇，何至如此！蓋許敬宗惡遂良，故修實錄時以洎死歸咎於遂良耳。今不取。”許敬宗是一個史德極其惡劣的史官，他曾經多次根據自己的利害、好惡篡改或歪曲曆史。在高宗立武則天為皇後的問題上，他與褚遂良、長孫無忌等人進行過針鋒相對的鬥爭。司馬光考慮到這些情況，認為許敬宗有意在實錄中加罪於褚遂良是合情合理的。由此可見，司馬光對待曾經篡改或歪曲過的曆史文獻是極為慎重的。

　　和《通鑒》有關的著作，當然不止以上三種。通過各種有關的讀物，無疑可以加深加寬《通鑒》的內容。在這方麵，《隋書》、兩《唐書》等正史是不能與《通鑒》同日而語的。

　　有助於認識唐宋史學思想的發展

　　《通鑒》的史學思想，是唐代史學思想的繼續和發展。深入研讀《通鑒》，可以更好地認識古代史學思想的發展過程。

　　古代史學思想的發展是有其階段性的。早期的史書《春秋》，是孔子為了維護江河日下的奴隸製度而修的。所以，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關於《春秋》的內容，司馬遷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不難看出，孔子修《春秋》的用意是以恢複奴隸製社會秩序的手段以求挽救奴隸製滅亡的危機。

　　西漢時，董仲舒提倡天人感應說，司馬遷雖然主張“究天人之際”，以示反對，但董仲舒的思想影響還是很大的。東漢的封建正統史學家班固，為了說明漢代秦的必然性，宣揚天人感應的神學曆史觀。他說：“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南朝劉宋人範曄撰的《後漢書》，也宣揚類同的曆史觀。他認為曹丕迫使漢獻帝退位也是天意。他說：“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令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獻帝）其何誅焉！”西晉陳壽的《三國誌》，也同樣宣揚這種觀點。這種消極思想，隻能說明統治者的君權神授，改朝換代是合理的，但不能促使統治者千萬百計地去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到了唐代，史學和政治的關係進一步密切了。史學家們不是消極的在史書中說明統治者的地位合乎天意，而是通過史書為統治者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積極地為鞏固統治者的地位出謀劃策。例如，魏徵在論述北齊的滅亡時說：“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武成帝年號）之後，逮於武平（後主年號）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廈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既然北齊的滅亡是由於統治者的驕奢淫逸，政治腐敗，當然與天無關。這無疑是要統治者引以為戒。魏徵的這種思想，全麵地貫穿在他“總知其務”的五代史中。

　　在論述隋滅陳的時候，魏徵沒有說明陳被隋所滅是天意的表示，反而是大肆批評陳“後主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既屬邦國殄瘁，不知稼穡艱難。初懼阽危，屢有哀矜之詔，後稍安集，複扇淫侈之風”。在用人方麵，“昵近群小”，重用“侵漁之吏”，故而“政刑日紊，屍素盈朝，耽荒為長夜之飲，嬖寵同豔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眾叛親離，臨機不寤，自投於井……”以致陳朝滅亡。在論及隋朝的滅亡時也同樣如此。魏徵認為隋朝滅亡的原因應追溯到隋文帝：“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直接導致隋朝滅亡的是隋煬帝“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燥，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奸，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裏，征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這種從統治階級本身尋求封建王朝興亡原因的曆史觀，與唐朝統治者的政治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唐朝初年，李淵就注意總結秦、隋滅亡的教訓與漢、唐興盛的經驗。他說：“秦以不聞其過而亡……漢高祖反正，從諫如流。”隋朝末年，“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誌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唐太宗一登上皇帝的寶座，就與弘文館學士討論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嚐少怠。”他還“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他“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既然他收到了“稽古臨事不惑”的效果，所以他認為“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這裏說的“古”，當然是指曆史。把曆史當作鏡子，可見唐朝統治者重視曆史經驗是超過前人的。由於政治上的需要，魏徵等史官在修撰史書時就充分反映了統治者的要求。

　　非常明顯，古代史學思想的發展，到唐代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也就是改變了天人感應的神學曆史觀，進而通過史書總結曆史經驗，吸取教訓，直接為統治者尋找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借鑒。這種思想，到宋代更加完整、係統化了。司馬光是這種思想的集大成者，《通鑒》充分反映了司馬光的這種思想。

　　最初，宋英宗命司馬光撰《曆代君臣事跡》。本來，君臣關係早在春秋時孔子就有定論了，這就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但是，在曆次改朝換代中，多次是臣取代了君的地位。宋代的開國皇帝趙匡胤也是以臣的身份奪取了皇帝的地位的。這就不能不使宋統治者感到君臣關係問題並未解決，從而通過《曆代君臣事跡》去尋求答案。

　　司馬光並未受曆代君臣事跡的限製，而是縱觀古今，從《史記》、《漢書》以來的大量史書中，“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而成為《通鑒》的。在司馬光看來，“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不可不思。”因此，係統地總結曆史經驗，從中吸取教訓，是有現實意義的。宋神宗看了《通鑒》，頗為欣賞，並親自為之作序，序中說：“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製，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正是由於其內容如此豐富完備，所以，“神宗皇帝以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鑒，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為封建統治者如此重視的史書，當然是迎合了他們的需要。

　　胡三省也對《通鑒》有過很高的評價。他說：有人認為，經與史不能同日而語，是因為“經以載道，史以記事”。他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司馬光自己也說：“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這就是說，司馬光的史學思想是寓於敘事之中。根據所敘之事，《通鑒》必然產生很大的社會影響。所以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製，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顯而易見，司馬光是要通過《通鑒》竭力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封建秩序鞏固了，統治者的地位當然也就不會動搖。

　　《通鑒》刻印以後，宋哲宗曾當作珍品賜給臣下；金、元、明三代，都有皇帝要臣下為他進講《通鑒》。可見在宋代以後，曆代統治者都把《通鑒》奉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指南。

　　從唐開始的總結曆史經驗，為統治者提供借鑒的史學思想，到宋代司馬光時已經達到成熟階段了。這種思想，從唐到宋有一個形成發展的過程。《通鑒紀事本末》把《貞觀君臣論治》作為一個分目，可見“以古為鏡”的思想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魏徵“總知其務”的五代史已如前述，吳兢的《貞觀政要》更為突出，劉肅的《大唐新語》與《貞觀政要》又大體類同，司馬光的《通鑒》係統而完整。不言而喻，唐宋時期的政治思想和史學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研讀《通鑒》可以更好地認識這種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其社會意義。

　　修史的方法可資借鑒

　　《通鑒》是我國封建社會史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不僅從史料方麵、史學思想方麵有助於我們今天的史學研究，而且司馬光的研究方法也使我們受到很多啟發。對史學工作者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麵。

　　就整個《通鑒》的分量來說，隋唐五代部分所占比重最大。例如，全書1362年的曆史共294卷。唐朝289年的曆史就占81卷，而有426年曆史的兩漢才占60卷。同時，這一段的史料也最多。因此，修撰起來就不能像戰國秦漢那樣，主要是整理正史所有的史料，必須對大量的史料逐步進行審查、辨別，去偽存真。《通鑒考異》正是司馬光在這項工作中的成果。該書共30卷，隋以前的隻有7.5卷，22.5卷是隋唐五代的內容。另外，範祖禹所草成的唐紀長編有600卷，經司馬光修訂後成為81卷。這都充分說明，司馬光對史料所下的功夫，主要精力用在了隋唐五代方麵。

　　在《考異》中，有人名、地名、時間等考證，也有對事件的分析。考證、分析的方法是弄清事實的基本途徑。

　　關於薛舉的兒子薛仁果的名字，各種史料記載不一。“唐高祖實錄》先作‘仁果’後作‘仁杲’。新、舊《高祖》、《太宗紀》、《薛舉傳》、柳芳《唐曆》、《柳宗元集》皆作‘仁果’。《太宗實錄》、吳兢《太宗勳史》、《革命記》、焦璐《唐朝年代記》、陳m《唐統記》皆作‘仁杲’。”司馬光根據這些史料，又對照昭陵六駿之一的銘文：“白蹄烏，平薛仁果時所乘。”最後作出結論說，昭陵六駿之一的銘文最可信，應是薛仁果。這種把文獻資料與實物結合起來的考證方法，至今仍是可取的。

　　關於地名的考證，方法也是對頭的。武德二年（619），唐軍與宋金剛部將尉遲敬德戰於夏縣（山西夏縣）。據《高祖實錄》是“戰於下n”，司馬光在《考異》中說：“按下n乃在關中，去夏縣殊遠，《實錄》之誤也，今從《舊書·孝基傳》。”唐軍平定宋金剛的戰爭是在河東諸郡進行，下n既在關中（今陝西渭南北），當然與這次戰爭無關。反之，當唐軍兵臨夏縣時，據守夏縣的呂崇茂曾求援於宋金剛，宋派尉遲敬德前往增援，可見唐軍與尉遲敬德戰於夏縣是合情合理的。這種把地理位置與戰爭過程結合起來的考證結果，比僅據文獻資料更能服人。

　　時間是否準確，直接關係到曆史事實是否真實。所以，司馬光對時間的考證也極慎重。例如，武德四年（621）四月，竇建德增援王世充。《通鑒》載：“竇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用“留屯累月”四字，司馬光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兩《唐書》的有關記載不同，“舊書》，停留七十餘日；《新書》，六十餘日。”司馬光分析道：“按二月戊午，沈悅（王世充鄭州司兵）始以武牢降唐，至五月己未，建德敗，才六十二日。若沈悅今日降唐，明日建德即至，亦不能自固。又吳兢《太宗勳史》：三月己卯，建德率兵十二萬次於酸棗（河南原陽北）。去敗才四十一日，故但雲‘留屯累月’。”看來，司馬光對停留70餘日、60餘日的惑疑，理由是充分的，不輕率地定出其具體的停留日數也是妥當的。

　　司馬光對事實的分析也是比較客觀的。例如，他對唐太宗曾有過多處讚揚。但他並不因為讚揚過唐太宗而為其隱諱缺點和錯誤。武德三年（620）五月，李世民率軍進攻夏縣，曾經屠城。據《高祖實錄》，李淵下詔曰：“平薛舉之初，不殺奴賊，致生叛亂，若不盡誅，必為後患。”故“詔勝兵者悉斬之”。司馬光認為是“作《實錄》者歸太宗之過於高祖”，故而“不取”。司馬光的分析頗有道理。直接指揮唐軍平定劉武周、宋金剛的是李世民。在全部戰爭過程中，有過許多地方的得失，為什麽在攻取夏縣的時候李淵想起了與薛舉作戰的事而下詔屠城，而其他地方沒有類同的事件呢？與此相反，李淵聽到平定並州的時候是“大悅”而不是下詔屠城。由此可見，屠城者隻能是李世民，與李淵無關。

　　根據以上數例，可知司馬光運用史料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鑒別史料的方法是正確的。這些方麵，都是史學工作者需要繼承和發揚的。因為《考異》的絕大部分內容是隋唐五代部分，所以這種態度和方法，在隋唐五代部分表現得最為充分。不言而喻，研究隋唐史最有必要研讀《通鑒》。

　　司馬光等人集體編書的經驗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在這方麵，翦伯讚教授曾經給以高度的讚揚。他說：“劉o、劉恕、範祖禹都是司馬光自己邀請的誌同道合的人，他們都是當時有名的史學家。”所以，“都具備獨立處理問題的能力，都能擔負起他們所承擔的那一部分的任務，都能寫出基本上具有當時學術水平的初稿。”作為主編的司馬光，不是簡單地匯集大家的初稿，使其成為“百衲被”，而是把大家的勞動成果變成“完整的連針線的痕跡都看不出來的錦繡文章”。事實證明，司馬光不僅是個造詣很深的史學家，而且也是個很好的學術工作的組織者。例如，他在與範祖禹《論修書帖》中，把修長編的各種細節都談得非常具體。這正是他對編書的組織工作考慮得非常周到的表現。

　　司馬光與他的合作者，雖然都是誌同道合的朋友，但在某些問題的認識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司馬光與範祖禹就有不同的見解。清人王鳴盛說：範祖禹的《唐鑒》，“純是議論，於考證無益，議論佳者，已俱采入《通鑒》。”既然“議論佳者，已俱采入《通鑒》”，當然是未被采入《通鑒》者就是二人觀點不一致的地方。對玄武門之變的評論，就是一例。範祖禹一針見血地指出，皇帝“立子以長不以功”，李世民殺其兄是“無君父也”，而司馬光則千方百計地為李世民進行辯護。這正是範祖禹另撰《唐鑒》，專發議論的原因。不難看出，司馬光與範祖禹等人的合作，能夠作到求同存異，互相尊重。在《通鑒》中完全貫穿了司馬光的觀點，前後一致，係統完整。這樣，既能各抒己見，也保證了《通鑒》的質量。另外，《通鑒》雖為三人分修，但司馬光能夠把不同風格的文筆融為一家之言，不僅思想前後一致，而且文字也如出一人之手。這種分工合作，編撰巨著的成功經驗，今天也是應該重視的。因為任何一部巨著，用一個人的力量是難以成功的，必須有學有專長的學術帶頭人組織力量，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當前，隨著各種事業的迅速發展，學術的發展也日新月異，各種學術刊物與著作，也都日益增多，誰也無力遍讀盡知。在這種情況下，學術帶頭人的組織作用，合作者之間的互相尊重，各人發揮自己的所長，友好合作，都顯得更為重要。所以，總結司馬光等人合作編撰《通鑒》的經驗，頗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