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13章 劉肅與《大唐新語》

　　《大唐新語》是唐人劉肅所撰。這是一本什麽性質的書，自宋以來就有不同的看法。《新唐書·藝文誌》、《郡齋讀書誌》、《直齋書錄解題》均視其為雜史類，《宋史·藝文誌》列其為別史類，《四庫全書》則列其為子部小說家類。當代有的學者稱其為“曆史瑣聞類的筆記”。認識上的不一致，正說明該書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劉肅為什麽撰《大唐新語》

　　劉肅，新、舊《唐書》中均未有其傳，《通鑒》中的有關部分也未記載其政治活動。這樣一來，劉肅的生卒年月及其曆史地位就很難敘述清楚了。僅為人知者，是《新唐書·藝文誌》中稱劉肅為“元和中江都主簿”。《全唐文》卷六九五載：“肅元和中曆江都縣、潯陽縣主簿。”《大唐新語原序》題目下有結銜題“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劉肅撰”。《直齋書錄解題》卷五《雜史類》也載劉肅是“江都縣主簿”。看來，他先後曾任江都縣、潯陽縣主簿是可信的。

　　元和，是唐憲宗的年號，憲宗在位15年，劉肅在憲宗以前或以後還有什麽事跡，現在就無從談起了。不言而喻，劉肅惟一為人所知的曆史貢獻，就是修撰《大唐新語》。

　　劉肅為什麽要修撰《大唐新語》呢？他在該書的《序》中認為，自有文字以後，史書就逐步產生了，從《尚書》、《春秋》到《史記》、《漢書》，日益增多，史書的內容也有發展。從唐朝建立（618）到他所處的元和（806-820）年間，已經200年之久，也需要有人來寫唐代的曆史。他說：“聖唐禦寓，載幾二百，聲明文物，至化玄風，卓爾於百王，輝映於前古。”這就是說，唐代200年的曆史，比前代更值得去寫。同時也說明《大唐新語》是成書於元和年間，否則就不便說“載幾二百”了。但是，他不是去寫唐代的通史，而是“起自國初，乞於大曆，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誌將存古”。也就是主要寫自唐初至代宗末年，與“政教”有關，可為後來人“師模”的有關內容。

　　劉肅認為的與“政教”有關，可為後人“師模”的內容是什麽呢？他在其《總論》中談到，史書的社會作用非常之大。他以《春秋》為例說：“仲尼因魯史成文，著為《春秋》。尊君卑臣，去邪歸正。用夷禮者無貴賤，名不達於王者無賢愚，不由君命者無大小。邪行正棄其人，人正國邪，全棄其國（《全唐文》卷六九五作‘人邪行正棄其人，人正國邪棄其國’）。此《春秋》大旨也。故誌曰：仲尼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憑義以製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係月編年敘事而已。”簡言之，《春秋》的主要內容是“尊君卑臣，去邪歸正”。它的社會作用是可使“亂臣賊子懼”，“撥亂世反諸正”。因而，它不是單純的按照年月順序去敘述曆史事實，而是“憑義以製法，垂文以行教”，對鞏固統治者的地位產生重要的影響。不難看出，他對《春秋》是頂禮膜拜的。

　　在他看來，《春秋》以後的史籍就不同了，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都有缺點。他說：“後之作者無力，病諸司馬遷意在博文綜核疏略，後六經而先黃老，賤處士而寵奸雄；班固序廢興則褒時而蔑祖德，述政教則左理本而右典刑。此遷、固之所蔽也。”這裏劉肅主要批評司馬遷與班固在評論人和事的問題上沒有繼承《春秋》的思想。他對司馬遷的批評，與班固的觀點相同。班固說：司馬遷“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對班固的批評，他又借助於範曄。範曄說：“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總之，在劉肅看來，司馬遷、班固都背離了儒家思想，司馬遷不重視儒家經典，不按《春秋》的是非標準評論曆史人物，重利輕義；班固雖批評過司馬遷，但他又重蹈覆轍，“輕仁義，賤守節”，因而，他們都目光短淺。

　　不過，他認為司馬遷、班固還有其優點，對他們應該取長補短。他說：“然遷辭直而事備，固文贍而事詳。若用其所長，蓋其所短，則升堂而入室矣。”非常明顯，他肯定司馬遷、班固的地方是其敘事的方法，他要取長補短，必然是取其敘事的方法，糾正其背離儒家思想的觀點。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上的動蕩，使封建的紀綱廢弛，上下失序。尊卑上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很難作為統治者的行動準則，無疑，在史學領域中也就更難貫徹這種思想了。所以他說：“自茲已降，漸已陵替也。”

　　唐朝建立後，“革隋之弊，文筆聿修。貞觀開元述作為盛，蓋光於前代矣。”但劉肅沒有說明“光於前代”表現在什麽地方。不過，他讚揚什麽，批評什麽的態度是非常明顯的，從其態度中很自然的可以看出其著述的主張。他認為《春秋》以後，“異端斯起，莊、列以仁義為芻狗，申、韓以禮樂為癰疣，徒有著述之名，無裨政教之闕。聖人遺訓幾乎息矣。”他把道家、法家思想都視為“異端”，被他視為“異端”的根據，是這些思想“無裨政教之闕”，從而背離了“聖人遺訓”。由此可見，必須是對“政教”有益者，才能被劉肅認為是有價值的著述。

　　劉肅對荀爽的《漢語》十分崇拜。荀爽是東漢桓帝時人，他在其對桓帝的上疏中說：“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又說：“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這就是說，夫妻、父子、君臣的關係就是禮義的內容，禮義可以“興福祥”，“止禍亂”。顯然這是儒家思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為鑒戒者，謂之《漢語》”。既然荀爽“集漢事成敗可為鑒戒者，謂之《漢語》”，他要按照荀爽的指導思想進行著述，必然是集唐事成敗可為鑒戒者，謂之《大唐新語》。他說：“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不尚奇正之謀，重文德也；不褒縱橫之書，賊狙詐也；刊浮靡之詞，歸正也；損術數之略，抑末也。理國者以人為本，當厚生以順天；立身者以學為先，必因文而輔教。纖微之善，罔不備書，百代之後，知斯言之可複也。”顯而易見，他效法荀爽，要重“文德”，“歸正”、“抑末”，拋開那些“奇正之謀”，“縱橫之書”，“術數之略”，而且還要人們相信，他的論述在百代以後還有作用。這樣一來，他要著述的內容必然是與政治有關，可謂統治者有所借鑒的人物活動或曆史事件。因此，如果我們認為《大唐新語》的“新”是針對《漢語》而言，該書是繼《漢語》之後又一本對統治者有鑒戒作用的史書，肯定是符合曆史實際的。劉肅撰寫該書目的，就是從曆史上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為統治者提供借鑒。

　　《大唐新語》始見於《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誌》的雜史類，《宋史》卷二〇三《藝文誌》的別史類改稱其《唐新語》，明人刻本改題《大唐世說新語》或《唐世說新語》，《四庫全書》又恢複原來的名稱《大唐新語》。

　　《大唐新語》的內容

　　劉肅撰《大唐新語》的目的明確了，該書的內容自然也就容易理解。全書共分13卷，30個門類。這些內容的資料來源，主要是唐代的國史、實錄。因為各卷、各門類中所提到的人物活動，在兩《唐書》的有關人物傳中大多都有記載，內容大體類同。眾所周知，後晉修撰《舊唐書》時，尚有九朝實錄，武德至大曆，當然在九朝之內。《舊唐書》所載這個範圍內的紀傳，必然以有關實錄為依據。趙翼說：“今細閱《舊書》文義，知此數朝紀傳，多鈔實錄、國史原文也。”趙翼所列舉的例子，充分說明了他的觀點是正確的。歐陽修等人所修的《新唐書》，必然借助於《舊唐書》。這樣一來，兩《唐書》各傳中與《大唐新語》相同的內容，必然都來自有關的實錄、國史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時，也說明《大唐新語》所載的史料雖然不多，但其可信程度是不會低於兩《唐書》的。當然，在個別具體問題上與兩《唐書》有所差別也是存在的。例如，兩《唐書》的《文德皇後傳》與《長孫無忌傳》，均載文德皇後是長孫無忌之妹，而《大唐新語》卻載：“無忌，後之弟也。”還有一些兩《唐書》所沒有的內容，主要是劉肅要按照自己的修史目的選擇資料，從而與兩《唐書》的作者選取資料的角度不同所致。這些差別，雖然也應加以注意，但並無關大局。

　　該書的主要內容，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一、唐代良好的君臣關係。良好的君臣關係，意味著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緩和。這種緩和表現在多方麵，如皇帝善於用人。唐太宗重用房玄齡、杜如晦，致使“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又重用魏徵，聽到很多有價值的建議，在魏徵死後，他“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於是歎道：“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唐玄宗重用姚崇，“而天下大理”。唐太宗發現馬周才能出眾，立即重用。這些都從不同方麵說明在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中人的因素極為重要。太宗、玄宗能夠充分發揮人的作用，是他們在政治上成功的重要原因。

　　善於納諫，是封建皇帝的美德，曆來為封建史家所讚頌。唐太宗善於納諫，婦孺皆知，該書也載這種事例頗多。至於唐高祖、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納諫的事例也記載不少。其中的《極諫》，記載了不少臣僚冒著很大的風險向皇帝進諫的事例。例如，關於武德年間孫伏伽、蘇長（蘇世長）批評唐高祖的問題。孫伏伽是萬年縣法曹，他尖銳批評唐高祖剛做了皇帝就奢侈腐化。蘇長更是指桑罵槐，把唐高祖所修的披香殿說成是隋煬帝所修，實際上是把唐高祖比做隋煬帝。關於張玄素批評唐太宗修洛陽宮的問題。貞觀初，太宗欲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以秦修阿房宮、隋修乾陽宮而亡的教訓力諫罷修。關於來公敏勸阻唐高宗西幸涼州的問題，在高宗將幸涼州時，群臣都認為隴右一帶經濟狀況不佳，不宜前往，詳刑大夫來公敏進一步諫道：“隴右諸州，人戶寡少，供待車駕，備挺稍難。”最後還說，竊竊私議陛下者很多。

　　以上記載，既說明高祖、太宗、高宗、玄宗等有納諫的美德，同時也說明與這些皇帝同時的臣僚們忠於皇帝的賢行。孔子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主張，在這裏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忠烈》中還記載了忠君不惜犧牲自己的事例。武則天時，睿宗為皇嗣，有人誣告睿宗“潛有異謀”，武則天令來俊臣按之，有關者都經不起嚴刑拷問，違心地胡言亂語，隻有安金藏仗義執言，反對歪曲事實，並且自己引刀剖腹，使“其五髒皆出，流血被地”，以致氣絕而表示“皇嗣不反”。還有堯君素忠於隋的事例。當李淵已進兵關中，隋朝政權已土崩瓦解時，堯君素還為隋據守河東（山西永濟），原隋將軍屈突通勸他降唐，他反羞辱之，其妻勸其投降，他又痛罵不絕，還引弓射之。最後他向部下表示：“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頸以付諸君也。”不久，即為麾下所殺。安金藏忠於睿宗，使武則天讚歎不已，堯君素忠於隋煬帝，使唐太宗“嘉其忠節”。實際上這是所有的封建皇帝都希望其臣下像安金藏、堯君素那樣忠於自己。即使像隋煬帝那樣的皇帝，為臣者也應始終如一。

　　另外，《諛佞》中還從反麵記載了一些貌似進諫實際上是陰謀家的人物活動。例如，太宗在一樹下說：“此嘉樹”。站在身旁的宇文士及就“美之不容口”，太宗麵有怒色地說：“魏徵嚐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今乃果然。”結果，使宇文士及十分難堪。另如，武則天稱帝，以睿宗為皇嗣，居東宮，洛陽有王慶之者，投武則天之所好，“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為太子”。武則天不同意，他痛哭流涕，死皮賴臉地一再請求，最後激怒了武則天，把他推出去打死了。這些善於察言觀色，對皇帝投其所好者，以忠於皇帝的假象，掩蓋其別有用心的實質。記載這些事例的用意，自然是要後人提高警惕，不要為那些陽奉陰違、口蜜腹劍的人所迷惑。

　　二、為官要公正清廉。該書所載為官要公正的內容很多。例如，貞觀年間，唐太宗問褚遂良道：“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褚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鑒戒，庶乎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又問道：“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回答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褚遂良既忠於職守，也不分上下，一視同仁，真可謂公正無私了。另外，貞觀時有人盜官糧被侍禦史張玄素所彈劾，太宗大怒，特令斬首。中書舍人張文＜據律力爭，認為不應定為死罪。太宗認為“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眾”。魏徵進言道：“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複有重於此者，何以加之？”盜糧者終究未被處死。封建法律雖然體現著地主階級的意誌，但當人們還沒有這種科學的認識時，皇帝能按法律辦事，自然是被人們喜聞樂道的。

　　關於為官清廉的記載，專有《清廉》一門，唐初的李襲譽，“性嚴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他還告誡子孫道：“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事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他愛好讀書，所得俸祿用以寫書，又注意發展生產而不貪財，自然是可讚揚的清廉。

　　武則天時的裴炎，“雖官達而清貧”，後受冤而被誅，臨刑時竟無分毫遺留，後被“收其家，略無積聚，時人傷焉”。武則天時的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清簡，宅舍屋宇無所增改”。誠然，這些清廉的官僚並不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他們的所作所為也不能改變他們剝削階級的地位，像李襲譽，他在京城有賜田十頃，當然他不會親自耕種，必然靠剝削別人的剩餘勞動為生。但是，在封建社會裏，能把剝削局限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之內，使勞動者能夠清楚其受剝削的程度，同時也知道自己在受剝削之外還有為自己而勞動的希望，勢必使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因此，李襲譽這樣的清廉官吏，比起那些貪得無厭、肆無忌憚的剝削者來說，必然受到人們的讚揚。這樣的後果，勢必使社會矛盾緩和，統治者地位更加鞏固，從而也為統治階級所稱道。當封建社會隻能產生這樣的清廉者的時候，我們不能不說這些人物是人類曆史前進的積極因素。劉肅稱道這些公正、清廉的官吏，正是為了封建統治者的長治久安。

　　三、官吏要勤於政事。武則天時，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不過四百餘裏，吐蕃、突厥二寇頻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界硤石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停軍，控其路要，遂拓州境一千五百裏。自是虜不複縱。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往年粟麥斛至數千，及元振為都督，一縑易數千斛，軍糧積數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至涼州五年，夷夏畏慕。”這樣擴大生產地的範圍，保護生產環境的安全，又積極發展生產，自然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是有利的。

　　開元初年為河南尹的李=，辦事極為認真，有一寡婦與道士私通，欲除其子而減少障礙，遂誣告其子不孝，其子不便辯解，甘願認罪。李=並不輕信母子二人的言論，派人深入調查，發現了寡婦與道士的私事，遂杖殺了道士與寡婦。此事在《舊唐書·李=傳》中沒有記載，《新唐書·李=傳》中的記載，也較《大唐新語·政能》的記載簡略。不難理解，劉肅突出記載此事，是認為李=的勤政美德可為後人借鑒。另外，像唐初的薛大鼎，為滄州刺史時，疏通棣河，“引魚鹽於海”。還有武則天時的薑師度，因其“勤於為政，又有巧思，頗知溝洫之利”。因而，該書記載：薑師度“明於川途，善於溝洫，嚐於薊北約魏帝舊渠，傍海新創，號曰平虜渠，以避海難，饋運利焉”。這些官員被封建史家稱為“良吏”或“循吏”，正說明他們是封建社會裏的楷模人物，後人應當效法他們。

　　四、統治者應該博學有識。“博學”與“有識”是密切相關的，“博學”才能“有識”，“有識”源於“博學”。這一點在唐太宗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例如，“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為鑒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明王暗君之跡，為五十卷，號《群書理要》，上之。”太宗看了此書，喜出望外，覺得大長見識，遂手詔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應該說，唐太宗在這方麵是虛心的，他坦白地承認，從書中知道的東西，他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從而使他在政治活動中收到顯著的效果。於是，他對撰書者大加讚揚，並給以獎勵，同時，把此書對“太子諸王，各賜一本”。玄宗也說：“朕於百事考之，無如文籍。先王要道，盡在於斯。是欲令經史詳備，聽政之暇，遊心觀覽。”因此才有儲無量等“奉詔整理內庫書，至六年，分部上架畢”以供使用。這都充分說明，“博學”與“有識”是有所作為的統治者不可缺少的兩個方麵。正因為如此，《大唐新語》中有關這方麵的記載不少。

　　由於“博學”、“多識”的社會作用非常顯著，所以，統治者極為重視這方麵的人才。褚遂良知識淵博，唐太宗就稱讚他道：“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有一次，太宗外出，有人建議“載書以從”。太宗道：“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虞世南為秘書監，他於“省後堂集群書中奧義，皆應用者，號《北堂書鈔》”。不難看出，虞世南的文化作用與政治作用統一起來了。

　　還有太宗時的王義方，“博學有才華，杖策入長安，數月，名動京師。”尤其對史籍更為熟悉，因而被拜為侍禦史。太宗高度評價魏徵的原因之一，也是因其“博通群書，頗明王霸之術”。裴士淹“聰悟柔順，頗精曆代史。玄宗甚愛之，馬上偕行，得備顧問”。這都說明“博學”、“多識”是從政的必要條件。

　　博學之士不僅可得到皇帝的重用，而且也得到社會的尊重。玄宗時的賀知章，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當然這是非常光榮的事。宰相源乾曜問張說道：“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張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德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遊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最矣。”二者比較，學士因有學問，故為“二美”之中的最美者。學士為“縉紳軌儀”，也就是學士為高級官吏的榜樣。當然說明學士的社會地位比各種官吏更高。此事《舊唐書》卷一九〇中《賀知章傳》中沒有記載，《新唐書》卷一九六《賀知章傳》也記載得較為簡略，《大唐新語》較詳細地記載此事，正說明劉肅是為統治者提供借鑒，要統治者知道“博學”是“多識”之源，“多識”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五、統治者應不斷進行改革。武德九年（626）十一月，唐太宗即位不久，就下詔改變隋朝“政刻刑煩”的弊端。他下詔說：由於隋朝“政刻刑煩”，致使上下之間，朋友之間，同僚之間的關係極不正常，“自今已後，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鹹通。”於是，“風俗一變，澆漓頓革矣。”另如，玄宗時的薑晦為吏部侍郎，改革了選拔人才的製度，也有很好的效果。本來，在選拔人才時，“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為與選人交通。”薑晦“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行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最初，這種改革曾遭到不少人的指責，認為這是不遵“前軌”，但在收到“銓綜得所，賄賂不行”的效果時，就“舉朝歎服”了。

　　玄宗時有關＞車問題的改革，更有實際意義。＞車是載皇帝內棺的車子。按照古製，皇帝即位，即製內棺，每年都要加漆，表示“存不忘亡”。皇帝外出，用車載內棺隨行，稱為＞車。有一次，玄宗外出，看到＞車，遂問左右是什麽東西。有人答曰：“禮》雲：天子即位，為＞，歲一漆之，示存不忘亡也。出則載以從，先王之製也。”玄宗認為這種“先王之製”毫無意義，遂“命焚之”。從此以後，皇帝外出，再沒有＞車相隨了。這種改革，無疑可以減少人力、財力的浪費，很有實際意義。

　　此外，從《厘革》中還可以看出，宰相製度、城市管理製度、衣冠製度、選拔人才製度以及風俗習慣等等，都在隨著曆史的發展不斷有所變化。這就給人以啟示，統治者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改變自己的統治方式或手段，以利於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六、吸取教訓，引以為誡。《諧謔》主要載這方麵的內容。這些內容，看來是以詼諧的口氣，開玩笑的方式，諷刺一些人或事，實際上是告誡人們，處事待人必須謹慎，不能隨心所欲，不僅要從正麵總結曆史經驗，也要從反麵吸取教訓。例如，在唐太宗的一次近臣宴會上，因為歐陽詢“瘦小”而貌甚“寢陋”，長孫無忌就對他諷刺道：“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猴？”長孫無忌是唐太宗文德皇後之兄，又是玄武門之變中唐太宗奪取帝位的得力助手。但歐陽詢不畏權貴，應聲對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隻由心溷溷，所以麵團團。”歐陽詢對長孫無忌的回擊頗為有力，連太宗也很不高興地說：“汝豈不畏皇後聞耶？”讀了這個故事，誰能不稱讚歐陽詢才華出眾，不畏權貴的勇氣十足呢？歐陽詢“聰悟絕倫，讀書即數行俱行，博覽經史，尤精《三史》”。其書法更為驚入，他“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鹹以為楷模焉”。甚至高麗也“甚重其書，嚐遣使求之”。這樣優秀的人才，隻是因為其貌不揚，即遭戲弄，必然引起人們的同情。不言而喻，記載這些內容，是要最高統治者不要袒護權貴，也不要以貌取人。

　　另一類同的例子是，貞觀初，溫彥博為吏部侍郎，因其選官不當，被落選者裴略所嘲諷。裴略以竹喻溫彥博道：“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以屏牆喻溫彥博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溫彥博意識到這是挖苦自已，感到非常慚愧，遂又選用了裴略。

　　武則天執政時，濫用官吏的現象非常嚴重，於是，就有人認為，官員之多，“車載鬥量”，是“可笑事”。高宗總章年間，長安興善寺遭火災，“尊像蕩盡”，於是，就有道士李榮詠之曰：“道善何曾善，雲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有一群僧。”此詩雖是道家對佛家的諷刺，但也說明如來佛法無窮純係子虛烏有。言外之意，當然是要統治者無須依靠佛教去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了。

　　根據以上內容，《諧謔》一門主要是作者批評一些自己認為不利於封建統治的人和事，希望統治者能夠吸取教訓，不要重蹈前人覆轍。但是，有人卻認為，“然其中《諧謔》一門，繁蕪猥瑣，未免自穢其書，有乖史家之體例。今退置《小說家類》，庶協其實。”這就是《大唐新語》由雜史被改為小說的理由。其實，這種理由並不充分。既然《大唐新語》仿照《漢語》，是“可為鑒戒者”的著述，故而被列為雜史，那麽，批評一些不利於封建統治的人和事，要統治者引以為戒，豈不正是“有裨勸戒者”嗎？至於“繁蕪猥瑣”，莫非是指文字較為通俗，不夠嚴肅。其實，這正是以帶刺激性的手段促使統治者不要再走前人的老路。如果說其他內容是從正麵勸告統治者應該怎樣總結前人的經驗，那麽，《諧謔》門就是從反麵警告統治者應該吸取前人的教訓。二者是殊途同歸。因此，《四庫全書總目》的內容是違背了劉肅的原意的。

　　《大唐新語》的史學地位

　　根據《大唐新語》的內容來看，唐代後期產生這樣的著作並非偶然的現象，而是和曆史的前進與史學本身的發展密切相關的。

　　南北朝時期，國家長期陷於分裂狀態，隋朝統一，僅僅28年，就又土崩瓦解。由此可見，繼隋之後的統一王朝，怎樣長期存在下去是統治者必然要考慮的問題。唐高祖接受令狐德的建議，下詔修魏、周、隋、梁、齊、陳等6種史書，正是為了“多識前古，貽鑒將來”。唐太宗經常與人研討古今，並親自參與《晉書》的修撰，更為人所熟知。高宗初年，也“留心政道”，還曾向令狐德了解過曆史上什麽是“王道”與“霸道”，以及二者的關係，同時還問過“禹、湯何以興？桀、紂何以亡”等問題。

　　唐朝後期，憲宗是很有作為的皇帝，他“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誌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感群議，卒收成功”。有所作為者必然更注意總結曆史經驗。他曾對李吉甫說：“朕近日畋遊悉廢，唯喜讀書。昨於《代宗實錄》中，見其時綱紀未振，朝廷多事，亦有所鑒誡。”由此可見，有人認為他“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是真實的。由於他“既覽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所以才發奮圖強的。

　　憲宗不僅重視本朝的曆史經驗，而且也重視古代的曆史經驗。他曾問宰相李藩道：“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李藩借古人的話道：“儉以足用。”繼而又進一步發揮“儉以足用”的意思說：“蓋足用係於儉約。誠使人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自然帑藏充羨，稼穡豐登。若人君竭民力，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然國貧家困，盜賊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鑒前古，思躋富庶，躬尚勤儉，自當理平。”憲宗對李藩的論述，深信不疑，表示一定“誠心”照辦。另外，他還向李藩問道：迷信的人向鬼神祈禱消除災殃可以轉禍為福嗎？李藩對曰：“臣竊觀自古聖達，皆不禱祠。”他以仲尼與漢文帝為例說：“仲尼病，子路請禱，仲尼以為神道助順，係於所行，己既全德，無愧屋漏。……則禍福之來，鹹應行事，若苟為非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則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也，況於明神乎！由此言之，則履信思順，自天之，苟異於此，實難致福。故堯、舜之德，唯在修己以安百姓。”憲宗完全讚成李藩的意見。非常明顯，憲宗重視曆史的經驗，是為了當時政治的需要。劉肅在這時候，也就是憲宗渴盼有人為他總結曆史經驗，以便從中找尋借鑒的時候修撰《大唐新語》，決不是偶然的巧合，在沒有證據說明他是奉命所撰以前，至少可以說他是為了迎合時代的要求而撰。

　　從史學本身的發展來說，自西漢董仲舒提倡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後，天人感應，皇權神授的思想嚴重地影響到史學領域。從《漢書》起，經《後漢書》、《三國誌》以至南北朝的幾種正史，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這種思想（詳見拙作《魏徵的史學地位》）。到了唐初，這種情況有了很大改變。魏徵總負責的《五代史》，從史學思想上，主要突出人在一個王朝興衰中的作用，不再講什麽天的作用了。主要是統治者從曆史的實際中意識到，宣揚天命固然可以說明自己取得統治地位是名正言順的，但又無法防止別人也舉起皇權天授的旗幟來取代自己。正因為如此，李淵起兵時雖然也“自以姓名著於圖A，太原王者所在”，從而認為“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而要進兵長安。但當他取得政權以後，他倒不講天命，而是相信“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遂采取相應的措施主動鞏固自己的地位了。唐太宗更加重視曆史的經驗，注意從中吸取教訓，還把曆史比做鏡子，借以隨時檢查自己的得失，正是這種思想的集中反映。由於政治上的需要，鑒戒史學就更充分地發展起來。《大唐新語》就是這種鑒戒史學的一種著作。

　　魏徵在《五代史》中強調人的作用，實際上就是為統治者總結曆史經驗，要他們不要再相信天命。《晉書》中的這種思想也甚明顯。被《新唐書·藝文誌》列為雜史的《貞觀政要》，更是鑒戒史學的典型著作。文宗時又打算修《開元政要》，如果修成，也必然是與《貞觀政要》源於同一類型。杜佑的《通典》，也有這方麵的內容。這些我已在《唐代的史學與通鑒》中有過論述。在唐代出現一係列充滿鑒戒史學思想的著作的情況下，再結合憲宗頗有作為的特點，劉肅為統治者修撰《大唐新語》，專門為其總結本朝的曆史經驗，以便從中吸取教訓，既是反映了政治的需要，也體現了史學發展到當時的特點。

　　從內容看，《貞觀政要》與《大唐新語》是同一類型的著作，都是記載為了政治的需要而談曆史。所不同者，前者是唐太宗君臣談論唐代以前的曆史；後者所載是唐朝建立到代宗時的曆史。從曆史發展的順序上說，二者是前後銜接的。如果說劉肅有續《貞觀政要》的意思，也並非沒有道理。至少說，把二者稱為姊妹之作是無可非議的。

　　綜上所述，《大唐新語》是一本政治性很強的史書，不是一般的筆記小說，雖其體例與《世說新語》相仿，但其內容截然不同。該書是古代史學發展史上鮮明地體現了唐代史學思想特點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