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8章 關於唐太宗篡改《實錄》的問題

　　在個體小生產的封建社會裏，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製了人們的眼界，不可能產生科學的世界觀，故而不能正確地認識曆史。同時，由於地主階級的偏見，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曆史，也給人們正確認識曆史製造了困難。唐太宗篡改玄武門之變的曆史，正是說明這一問題的具體例證。

　　為什麽要歪曲曆史，篡改《實錄》

　　在封建社會裏，由於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因而就必然使他具有自己即英雄決定一切的唯心史觀。唐太宗毫不例外，也是具有這種唯心史觀的皇帝。

　　既然封建皇帝可以決定一切，無疑，誰要敢於指出他的錯誤，改變他的決定，就是觸犯他的權力。任何皇帝都不會容許別人觸犯自己的權力，所以，敢於指出皇帝錯誤的人是寥寥無幾的。唐太宗是封建社會的開明皇帝，別人不必談起，就是他的親信大臣，也不敢輕易言其過失。例如，貞觀十八年（644），唐太宗對長孫無忌說：“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長孫無忌說：“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這話的弦外之音，當然是不敢言皇帝有過。唐太宗也看清了這一點，所以他說：“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夫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

　　表麵看來，唐太宗與一般封建皇帝不同，他能夠認識到“人苦不自知其過”，臣僚不敢指出皇帝的過失，因而他要求臣僚們盡情極諫，從而也出現了像魏徵那樣的善諫之臣。當然，也必須承認，這確是唐太宗與其他封建皇帝不同而且高明於其他皇帝的地方。但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像玄武門之變，直接關係到其聲譽與地位的問題上，他千方百計地文過飾非，掩蓋自己違背嫡長子繼承製的行為。有關此事，他不僅不準臣僚們進諫，而且還要求知情者絕對保守秘密。

　　唐太宗在和群臣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時，經常指責隋煬帝暴虐無道，好自矜誇，護短拒諫，偏聽偏信等等，但他從來不批評隋煬帝殺兄篡位，謀取權力。道理非常簡單，他和隋煬帝一樣，都是用宮廷政變的手法取得權力和地位的。

　　唐太宗通過玄武門之變，殺害了李建成，登上皇帝的寶座，是違背“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的封建秩序的。嫡長子繼承製是封建社會地主階級世襲的帝位繼承製度。所以，連對唐太宗讚不絕口而且又為其發動玄武門之變進行辯解的司馬光，也不得不很遺憾地說：假使唐“太宗有子6之節（像春秋時子6那樣辭曹國而不受），則亂何自而生矣！”既然殺害其兄，也就隻有“貽譏千古”了。

　　這種“貽譏千古”的事，對唐太宗來說，當然是終生難忘的。所以，他始終不願暴露自己在這方麵的陰謀勾當。房玄齡是親身參與密謀策劃玄武門之變的，他非常理解唐太宗的心情，所以他對此事的一切情況都滴水不漏，嚴守秘密。正因為如此，在貞觀元年（627）唐太宗論功行賞時，房玄齡是一等功臣。長孫皇後臨死時對唐太宗說：“玄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慎，奇謀秘計，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泄，非有大故，願勿？之。”長孫皇後對房玄齡在玄武門之變中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因為此事是房玄齡、杜如晦與“文德皇後同心影助”而促成的。正因為在玄武門之變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為此事而保密，所以他們受到唐太宗的重用。反之，如果有人泄漏他的機密，不管是哪一方麵的，他都要嚴加追究。例如，當他風聞太子“失德”時，就密令中書侍郎兼左庶子杜正倫對太子進行暗中監視，並要不斷密報太子的“失德”言行。杜正倫為了使太子不失寵於太宗，私自告訴了太子自己所肩負的使命。此事為太宗發覺後，他怒“責正倫漏泄”，並“出正倫為穀州刺史”。以上情況說明，唐太宗為了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不管是殺害其兄弟，還是監視自己的兒子，凡是自己的陰謀勾當，都要嚴加保密。保密的目的，是為其文過飾非。

　　唐太宗可以運用權力使人們在當時為其保密，文過飾非，但能否使別人為後世的人們永遠掩蓋其不可告人的陰謀勾當呢？唐太宗頗為注意這個問題，所以，他要親自過問修史的問題。凡有不利於他的內容，他就要隨心所欲地歪曲曆史。唐太宗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篡改《實錄》的。

　　怎樣篡改《實錄》

　　貞觀三年（629），唐朝開始實行宰相監修國史的製度。房玄齡剛以宰相身份監修國史，唐太宗就對他說：“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唐太宗對國史的一般內容如此重視，無疑對有關他本人的內容就更加關心了。所以，他屢次想知道史官們是怎樣把有關他自己的內容，特別是玄武門之變的問題寫進史書的。

　　貞觀九年（635），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說：“今月十六日，陛下出聖旨，發德音，以起居記錄書帝王6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見，今欲親自觀覽，用知得失。臣以為聖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有未喻。大唐雖七百之祚，天命無改，至於曾元之後，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陳善惡，必不省躬罪己，唯當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賤，有一於此，何地逃刑！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貞觀九年五月李淵死，十月李世民就想了解《起居注》有關自己的情況，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為，李淵在世時，李世民即使知道了不利於自己的記載，也是不便於公開進行篡改的。

　　貞觀十三年（639），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唐太宗問他道：“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褚遂良說：“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唐太宗又直截了當地問：“朕有不善，卿必記耶？”褚遂良說：“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為褚遂良幫腔說：“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唐太宗當時表示同意這種意見。其實，當他知道史官對他的“不善”之處也一定要寫入史冊的時候，反而他親自看《國史》的要求倒更為迫切了。不久，就向監修《國史》的房玄齡明確表示，非看《國史》不可。

　　唐太宗一再想了解《起居注》的內容，其用意是非常明確的。因為皇帝“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眾，古之道也”。他以非長子的身份奪得太子地位，進而做了皇帝，是違背“古之道”的。為了使自己違背“古之道”的行為不至於永載史冊，他不得不利用至高無上的權力，強觀國史，想方設法歪曲、篡改曆史。

　　關於唐太宗向褚遂良了解《起居注》的內容，以及向房玄齡詢問《國史》的情況，究竟在什麽時候，各種史籍記載不一。關於向褚遂良了解《起居注》的內容問題，《通鑒》、《唐鑒》、《唐會要》等，均記為貞觀十六年（642），《貞觀政要》記為貞觀十三年（639）。向房玄齡詢問《國史》的情況，《貞觀政要》記為貞觀十四年（640），《通鑒》、《唐鑒》均記為貞觀十七年（643）以前。看來，《貞觀政要》的記載是可信的。因為，貞觀十七年房玄齡、許敬宗所修的《高祖、太宗實錄》送呈唐太宗是沒有問題的，《通鑒》、《唐鑒》、《唐會要》、《舊唐書·許敬宗傳》的記載都是一致的。貞觀十七年修成《高祖、太宗實錄》，其內容必然是貞觀十七年以前的事。根據《唐會要》卷六十三《修國史》與《冊府元龜》卷五五四《國史部》，永徽年間長孫無忌等人所續修的《貞觀實錄》，是從貞觀十五年（641）開始的。這樣一來，房玄齡、許敬宗所修的《太宗實錄》截止到貞觀十四年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據此，可以認為，當唐太宗提出要看《國史》的時候，房玄齡、許敬宗“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在改編過程中，不可能把當時發生的事情立即寫進去，所以截止到貞觀十四年唐太宗提出要看《國史》的時候。既然貞觀十四年唐太宗要看《國史》，當然，關於貞觀十六年唐太宗向褚遂良了解《起居注》內容的記載也就不可相信了。因此可以肯定，在這個問題上《貞觀政要》的記載是正確的。

　　貞觀十四年，唐太宗問房玄齡說：“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房玄齡說：“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唐太宗又說：“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既然唐太宗命其“撰錄進來”，房玄齡當然不敢抗拒，於是他與許敬宗等人把《國史》刪改為《實錄》，在貞觀十七年完成後送呈唐太宗。唐太宗對其他問題沒有表態，唯對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不滿。因為有關此事的記載是“語多微文”。為此，他向房玄齡指出：“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非常明顯，唐太宗要看《國史》，主要是為了給史官寫玄武門之變定下基調，要史官們把他利用陰謀手段奪取太子地位的宮廷政變，寫成像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一樣，是“安社稷，利萬民”的正當義舉。具體說，就是唐太宗要求史官為自己文過飾非而歪曲曆史，篡改《實錄》。

　　唐太宗的要求，得到了魏徵的支持。魏徵說：“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至高無上的皇帝，肆無忌憚，惟對曆史有所顧慮。這更進一步說明唐太宗要歪曲曆史，篡改《實錄》的迫切心情。在此形勢下，善於窺測方向，投機取巧的許敬宗也就必然要歪曲曆史，篡改《實錄》了。

　　許敬宗自貞觀八年（634）就開始兼修《國史》，他修史的品德是極其惡劣的。凡是與他的利害有關的問題，他都從自己的恩怨出發，隨心所欲地歪曲曆史。所謂“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是有事實根據的。例如，隋朝末年，許敬宗的父親許善心與虞世基同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當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而曾對別人說：“世基被誅，世南（世基弟）葡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此話廣為傳播，許敬宗就懷恨在心。於是，他在修史為封德彝立傳時“盛加其罪惡”。再如，“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為九隴曲敘門閥，妄加功績，並升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敬宗為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為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為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雲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如此。”許敬宗這樣根據自己的好惡歪曲曆史，在唐太宗的權力威懾之下歪曲有關玄武門之變的曆史，也是不言而喻的。否則，為什麽會在貞觀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呢？顯然是由於迎合了唐太宗的要求。其實，在《武德、貞觀實錄》裏，不僅迎合了唐太宗的需要，而且也塞進了自己的好惡。事實是：“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根據以上情況，毋庸置疑，經過歪曲、篡改以後的《實錄》，使唐太宗發動的篡奪太子地位的宮廷政變成了名正言順的正當義舉了。

　　還應該說明一點，唐太宗曾先後向朱子奢、褚遂良了解過《起居注》的內容，又向房玄齡詢問過《國史》的內容，房玄齡送呈唐太宗的既不是《起居注》，也不是《國史》，而是《實錄》。這究竟是什麽樣的問題呢？

　　從唐太宗與朱子奢、褚遂良談話的內容看，皇帝不看《起居注》已成了製度，從唐太宗與房玄齡談話的內容看，“自古當代國史”，“不令帝王親見”，也不容唐太宗破例。但他們都未曾談到皇帝不應該看《實錄》的問題。同樣，後來唐文宗向史官的要求也是要看《起居注》，沒有談到要看《實錄》。不僅如此，《舊唐書》卷十五《憲宗紀》中談到，憲宗曾讀過《玄宗實錄》。《舊唐書》卷一四八《李吉甫傳》中也談到，憲宗還讀過《代宗實錄》。憲宗讀這些《實錄》，並未遭到別人的非議。由此可見，唐代皇帝閱讀《實錄》，並非為時人所忌。這樣一來，房玄齡、許敬宗把紀傳體的《國史》改編成編年體的《實錄》，送呈唐太宗，就有兩層意思：其一，可以把唐太宗違背製度的行為合法化；其二，可以把他們認為不利於唐太宗的內容加以修改。盡管《實錄》所載，已非真實內容，但唐太宗還不滿意，下令再加修改。這更進一步說明唐太宗要看《起居注》和篡改《實錄》的用意所在了。

　　唐太宗把自己發動玄武門之變和周公誅管叔、放蔡叔相提並論是毫無道理的。玄武門之變是用陰謀手段奪取太子地位的宮廷政變，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是平定對周的叛亂。二者毫無共同之處。關於這個問題，範祖禹曾有評論。他認為：“管、蔡啟商以叛周”，是“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而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則“己之私也”，這是“悖天理，滅人倫”的勾當，所以，他認為“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所以，唐太宗是罪惡昭彰的。這種評論，是一針見血的。由此可見，唐太宗歪曲、篡改《實錄》的陰謀很快就被人們識破了。文過飾非，適得其反。

　　歪曲曆史，篡改《實錄》的影響

　　唐太宗歪曲曆史，篡改《實錄》的陰謀雖然早被後人所識破，但其影響還是頗為深遠的。唐初的《國史》、《實錄》，現在無從查閱了，但根據《舊唐書》還是可以知其大概的。因為“五代修《唐書》，雖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紀傳，而傳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實錄。今細閱舊書文義，知此數朝紀傳，多抄《實錄》、《國史》原文也”。這樣，我們就可以《舊唐書》為根據，略舉數例，說明唐太宗命史官歪曲、篡改曆史的情況及其影響。

　　最突出的問題，是抬高李世民，貶低李建成。大業十三年（617），李淵從太原起兵，隋西河（山西汾陽）郡丞高德儒嚴陣以待，企圖阻擋李淵南進。李淵遂“命大郎（建成）二郎（世民）率眾取之”，兄弟二人共同表態說：“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事須稱旨。如或有違，請先軍法。”他們沿途與士卒同甘共苦，很快攻取西河。但《舊唐書》的記載完全不同。《高祖本紀》記為李淵“命太宗將兵徇西河，下之”。《太宗本紀》記為：“及義兵起，（太宗）乃率兵略徇西河，克之。”非常明顯，在《舊唐書》裏，兄弟二人的功勞，全歸於李世民一人了。

　　六月攻取西河，七月又進兵霍邑（山西霍縣）。當李淵兵近霍邑時，忽然有劉武周勾結突厥南進太原的傳聞。這時，有人強調太原地位的重要，主張回師太原。李淵征求兩個兒子的意見，兩個兒子共同表示：劉武周與突厥表麵上一致，實際上互相猜疑，矛盾很多，如果返師太原，隋軍從南尾隨，劉武周與突厥在北，會形成腹背受敵的局麵。李淵同意這種分析，遂命建成、世民各率數十騎，建成屯東門，世民斷南門，李淵偽退，誘使隋將宋老生出城，建成、世民突然出擊，斬宋老生，攻取霍邑。非常明顯，攻取霍邑，兄弟二人同樣有功。這些事實，在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第二卷中記載得非常詳細。但是，《舊唐書》則完全不同。《高祖本紀》記為：“會霖雨積旬，饋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太宗本紀》記為：“高祖與裴寂議，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當須先入鹹陽，號令天下；遇小敵即班師，將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耳，何以自全！’”這裏不僅未提李建成的名字，而且還認為李淵和裴寂商議，共同主張還師太原。這樣一來，李淵必然不會？納李世民的意見，而要促令還師了。在這種情況下“太宗遂號泣於外，聲聞帳中”。李淵召問其故，世民對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必克，退還則必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李淵恍然大悟，遂停回師，繼續南進，攻取霍邑。“太宗恐老生不出戰，乃將數騎先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以激怒之。老生果怒，開門出兵，背城而陣。高祖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及柴紹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與建成鹹卻。太宗自南原率二騎馳下峻阪，衝斷其軍，引兵奮擊，賊眾大敗，各搖仗而走。懸門發，老生引繩欲上，遂斬之，平霍邑。”據此，攻取霍邑完全是世民一人之功，建成不僅無功，還因墜馬而退卻，打了敗仗。當李淵不？納世民的正確意見時，世民用“號泣”的辦法感動李淵，真可謂既忠又孝，是封建社會的完人。

　　在攻取長安的問題上，也同樣如此。按照李淵攻城的部署，建成負責東麵和南麵，世民負責西麵和北麵。雷永吉部首先從景風門附近登城，突進城內。景風門是皇城東麵南部的一門，屬於建成的進攻範圍，雷永吉應是建成的部屬。這樣一來，在攻取長安的問題上，建成的功勞比世民更為顯著也就不言而喻了。《唐高祖實錄》把雷永吉改為雷紹，也未明確雷紹的隸屬關係和登城地點，顯然是有意抹殺建成的戰功。

　　以上我們根據《大唐創業起居注》的記載去說明《高祖、太宗實錄》中存在的問題是否準確呢？也就是說《大唐創業起居注》的內容可以相信嗎？回答應是肯定的。《大唐創業起居注》的作者是溫大雅。李淵從太原起兵後，溫大雅是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對當時的情況非常熟悉，不會弄錯。同時，溫大雅頗受李世民信任，例如，在玄武門之變前夕，李世民“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不難看出，溫大雅在玄武門之變中是站在李世民一邊的。處於這種地位的溫大雅，在撰寫李淵建唐的曆史中，當然不會貶低李世民，抬高李建成，所以，《大唐創業起居注》的內容應該是可信的。

　　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矛盾，是奪取太子地位與保持太子地位的鬥爭。李世民是進攻的一方，李建成是防禦的一方。李世民殺兄奪取太子地位是違背封建秩序的。但《舊唐書》的看法卻恰恰相反，完全是為李世民進行辯護。《高祖本紀》說：“秦王以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同謀害己，率兵誅之。”《太宗本紀》說：“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於玄武門誅之。”在《隱太子建成傳》中，把建成向高祖告世民的狀稱謂“密奏”，把建成的防禦視為“作亂”，把世民的進攻視為不得已的義舉，甚至讓世民默認自己殺兄奪嫡是“為存社稷，大義滅親”。該《傳》的《史臣曰》是：“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跡。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顯而易見，根據《實錄》、《國史》而來的《舊唐書》，不惜用顛倒是非的手法為唐太宗歌功頌德：唐朝能有300年之久的曆史，完全是唐太宗一人之功。對唐太宗的美化，真可謂無以複加了。

　　唐朝的《國史》、《實錄》，早已無法看到了。《舊唐書》就是後人知道唐朝曆史的最早著作，無疑，《舊唐書》對後世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北宋歐陽修、宋祁所修的《新唐書》，也和《舊唐書》保持了大體一致的內容。《高祖本紀》說：“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看來這隻是客觀的敘述，實際上作者已寓褒貶於其中。因為《新唐書》的作者是嚴格運用“春秋之法”的，對於殺兄奪嫡的事不加任何貶意當然就是褒。《太宗本紀》的記載就更明確了：“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剛、王世充、竇建德等，太宗功益高，而高祖屢許以為太子。太子建成懼廢，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未發。”“太宗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把建成的防禦措施寫成“謀害太宗”，其傾向性也就非常明顯了。

　　比《新唐書》稍晚一點的《資治通鑒》，也大體如此。司馬光雖然承認“立嫡以長，禮之正也”。但又認為“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這就是說，李世民因其功大，即可與其兄爭奪太子地位。顯然這是為唐太宗進行辯護。因為既然“立嫡以長，禮之正也”，建成即使“庸劣”，世民也不能強奪其位。

　　歐陽修、宋祁和司馬光，在編撰《新唐書》和《資治通鑒》的過程中，必然要參考《舊唐書》，在同一個問題上的完全一致，不能不認為後者受了前者的影響。這幾部史籍，是後來人們研究唐代曆史的主要依據。在這幾部史籍的影響下，李建成庸劣無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幾乎成了婦孺皆知的常識。由此可見，唐太宗為了文過飾非而歪曲曆史篡改《實錄》的影響是多麽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