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6章 魏徵的史學地位

　　魏徵（580-643）作為政治家，早已受到史家的重視。從這方麵研究魏徵的論文與專著也為數頗多。但是，對魏徵在史學方麵的成就及其在史學上的地位，卻問津者不多，研究的成果也寥寥無幾。固然，魏徵的政治影響是很值得注意的，但他在史學方麵的貢獻，特別是他的史學思想，在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因此，以下著重於從魏徵在史學方麵的活動，說明他在史學發展中的地位，以便全麵估價他的曆史作用。

　　學術著述

　　魏徵，字玄成，巨鹿（河北巨鹿北）人。義寧元年（617）九月，隋末農民起義遍地爆發的時候，他隨武陽（河北大名北）郡丞元寶藏加入李密領導的瓦崗軍。瓦崗軍失敗，他隨李密投降唐朝。在唐朝，他做過太子李建成的洗馬。玄武門之變以後，又受到唐太宗的重用，曆任諫議大夫、尚書左丞、秘書監參預朝政、侍中、特進仍知門下事，進爵鄭國公。

　　魏徵在從事政治活動的同時，還有許多著作問世。除了有名的《十漸不克終疏》等政治文獻外，學術著作也相當可觀。據《舊唐書》的《經籍誌》與《新唐書》的《藝文誌》載，他的著作或他參與修撰的著作有下列數種。

　　《次禮記》（即《類禮》）二十卷

　　監修梁、陳、齊、周、隋史《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二卷

　　《祥瑞錄》十卷《列女傳略》七卷《諫事》五卷《群書治要》五十卷《魏徵集》二十卷《大唐儀禮》一百卷 魏徵與長孫無忌、房玄齡等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 魏徵與高士廉等撰《目》十二卷 魏徵與高士廉等撰《時務策》五卷在以上著作中，對後世影響較大而且廣為流傳的是他“總知其務”的五代史。五代史包括令狐德、岑文本所撰《周書》，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所撰《隋書》，姚思廉所撰《梁書》、《陳書》，李百藥所撰《北齊書》，這些史書，後來都被列入正史。因為五代史是魏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所以，其中必然要貫穿魏徵的指導思想，特別是《隋書》的序論，《梁書》、《陳書》、《北齊書》的總論，更是魏徵史學思想的直接反映，魏徵的史學思想，反映著曆史前進的要求，標誌著古代史學思想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史學思想

　　古代史學思想的發展是有其階段性的。在春秋末年，奴隸製度江河日下的時候，孔子作《春秋》，一麵用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手法，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地位；一麵又用許多褒貶的字眼，如寫戰爭有伐（聲罪致討）、侵（潛帥掠境）、戰（兩兵相接）、圍（環其城邑）、滅（毀其宗廟社稷）……寫殺人有殺（殺無罪者）、誅（殺有罪者）、弑（下殺上）……以此來說明奴隸製度不容破壞。因此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不難看出，孔子修《春秋》的用意是以恢複奴隸製社會秩序的手段以求挽救奴隸製滅亡的危機。

　　西漢時，由於漢武帝實行了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鼓吹天有意誌並有絕對權威的思想占了統治地位。盡管司馬遷曾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與天人感應說有截然不同的內容，但並沒有改變董仲舒思想的統治地位。《漢書》、《三國誌》都充滿著這種唯心主義的曆史觀。班固的《漢書》，明確的宣揚了天人感應說，例如，《漢書》的《高帝紀》與《史記》的《高祖本紀》內容大體相同，但班固卻編造了一套自堯、舜以至夏、商、周、秦的劉氏世係，從而得出結論是：“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這就是說，秦朝的滅亡，漢朝的建立，是天的安排。

　　西晉初年，陳壽所著的《三國誌》，也同樣宣揚這種觀點。因為曹操是譙（安徽亳縣）人，所以，關於曹丕即將代漢時的情況，陳壽寫道：“初，漢熹平五年（176），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單：‘此何祥也？’J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複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220）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J之言，其驗茲乎！’”根據五行相生說，赤是火德，黃是土德，“黃龍見”於譙，當然就意味著火德（漢）當滅，土德（魏）當興於譙。言外之意，在漢亡前45年，天就預告人們，曹氏要取漢而代之了。因此，當年十月，曹氏代漢是順乎天意。至於後來司馬氏取代曹魏，“如漢魏故事”，也是由於“天祿永終，曆數在晉”。西晉初年的史學家，用這種天命論說明西晉統治者的地位的合理性，無疑是迎合了統治者的需要。

　　南朝劉宋人範曄所撰的《後漢書》，也有類同的觀點。為了說明劉秀應該做皇帝，範曄寫道，當劉秀降生時，“有赤光照室中”，劉秀父劉欽“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雲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劉秀五世祖舂陵侯劉買的封地，治所在今湖北棗陽），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雲劉秀當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禦天哉！”在論及東漢滅亡的時候又說：“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令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獻帝）其何誅焉！”既然東漢的建立與滅亡都是天意，人的作用就全部被否定了。

　　南朝曆仕宋、齊、梁三朝的沈約，在其所撰《宋書》中，更是充滿著皇權天授的神秘主義曆史觀。例如，劉邦母吞了玉雞所銜赤珠，又“夢與神遇”而生劉邦，劉邦“隱於芒碭山澤之間，呂後常知其處”。因為其居處“上常有雲氣”；西漢的滅亡，也是天意，早在元帝、成帝時，就有道士預言，三七，二百一十年，“有外戚之篡”。故而王莽篡漢也不是偶然的。

　　南朝齊、梁時代的蕭子顯，在其所著《南齊書》中，更是赤裸裸地宣揚天人感應說，例如，在《天文誌》中，他把宋亡齊興與自然現象聯係起來。他寫道：宋順帝升明三年（479），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陳天文。奏曰：“自孝建（宋武帝年號）元年（454），至升明三年（宋亡的一年），日蝕有十，虧上有七。占曰：‘有亡國失君之象’。一曰‘國命絕，主危亡’。”同時又根據“太白經天五”占曰：“天下革，民更生，異姓興。”這樣一來，齊取代宋也就名正言順了。

　　北齊魏收所撰的《魏書》，也寫了不少天人之間的關係。例如，他在《天象誌》上說：“太祖皇始元年（396）夏六月，有星慧於髦頭。慧所以去穢布新也，皇天以黜無道，建有德，故或憑之以昌，或由之以亡。”在道武帝拓跋（死的天賜六年（409）六月，又寫道：“金、火再入太微，犯帝座、蓬、孛、客星及他不可勝紀。太史上言，且有骨肉之禍，更政立君……冬十月，太祖崩。”

　　綜上所述，漢魏南北朝時期的史學家，都接受了天人感應說，按照皇權天授的理論，說明改朝換代是理所當然的。這種理論，雖然可以說明統治者取得地位是合乎天意的，但同時又說明失去地位也不是人為的。顯而易見，這種拋開人的作用，空談天命的理論，隻能消極地說明廣大人民應當忍受統治者的壓迫和奴役，並不能起到積極鞏固統治者地位的作用。

　　魏徵負責修撰的五代史，拋開了這種消極的史學思想，否定了天人感應說，極其重視人的因素，千方百計地要發揮人的作用去鞏固統治者的地位。

　　魏徵說：“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在論述北齊的滅亡時，明確地論證了這種觀點。他說：齊後主前後，齊國的各種條件沒有變化，“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眾不缺也”；但為什麽“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呢？因為“前王之禦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雕牆峻宇，甘酒嗜音，廛肆遍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刳K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並進，法令多聞……於是土崩瓦解，眾叛親離，顧瞻周道，鹹有西歸之誌。”總之，由於齊後主“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因此，魏徵認為，“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同樣的客觀條件，國家卻有興衰的截然不同，邏輯的結論，當然是不同的人發揮了不同的作用。

　　在論及陳朝的滅亡時，魏徵也同樣從統治者本身去找原因。他說：“遐觀列辟，篡武嗣興，其始也皆欲齊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視五帝，俯協三王”，但後來為什麽不能堅持下去呢？因為有的君主是“中庸之才”，這種人“口存於仁義，心怵於嗜欲。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違，道遠難以固誌”。有些投機取巧者，專門對這種君主投其所好，“以悅導之，若下阪以走丸，譬順流而決壅”，促使其墮落腐化，以至於喪身亡國。陳朝就是這樣。

　　陳“高祖拔起壟畝，有雄桀之姿。……援旗北邁，義在勤王，掃侯景於既成，拯梁室於已墜。天綱絕而複續，國步屯而更康，百神有主，不失舊物”。陳“世祖天姿睿哲，清明在躬，早預經綸，知民疾苦，思擇令典，庶幾至治”。到了陳後主時，就大不相同了。“後主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既屬邦國殄瘁，不知稼穡艱難。”在用人方麵，他“昵近群小……無骨鯁之臣，權要所在，莫匪侵漁之吏”。因而造成“政刑日紊，屍素盈朝，耽荒為長夜之飲，嬖寵同豔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眾叛親離”。這樣一來，陳朝的滅亡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論及隋朝的滅亡時，魏徵也絲毫未曾涉及天人關係，而是從隋文帝、隋煬帝身上去找原因。他雖然讚揚過隋文帝時“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鹹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但也又指出，由於隋文帝“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再加上違背嫡長子繼承製度，因此，隋朝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為什麽隋朝亂亡之兆成於煬帝呢？因為隋煬帝“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裏，征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更加“嚴刑峻法”，於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

　　北齊、陳、隋三個王朝的滅亡，情狀不盡相同，但魏徵認為共同之處是統治者本身造成的，不是天的作用。這種由天到人的轉變，是中國古代史學思想進一步發展的標誌。

　　既然一個王朝的興衰其關鍵在於統治者本身，那就隻有從曆代統治者的活動中，總結成功的經驗，吸取失敗的教訓，才能鞏固統治的地位。魏徵的史學思想，正是從這方麵迎合了唐太宗的需要。

　　重視曆史的經驗和教訓

　　魏徵在其史書中，從哪些方麵為唐太宗總結了經驗，吸取了教訓呢？其一，從統治階段內部的矛盾中，其二，從階級矛盾中。在唐朝以前，曆代王朝的更替，不外兩種情況，一種是在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中，勝利者取代失敗者；另一種是農民起義推翻舊的統治者，農民起義的領袖轉化為新的封建皇帝，或者是統治集團中的成員竊取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另建封建政權。由此可見，魏徵從上述兩方麵為唐太宗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是從曆史的實際出發的。

　　在統治階級內部，魏徵認為最重要的是維護封建秩序。在他看來，人與禽獸的區別就是人“知父子之道，認君臣之義”。他按照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要求，主張“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魏徵認為，違背“父子之道”是要亡國的，隋朝的滅亡就是如此。他說：隋文帝“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托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枝。墳土未幹，子孫繼踵屠戮，鬆L才列，天下已非隋有”。這就是說，隋文帝廢楊勇，立楊廣，背離了父子之道，從而引起了兄弟之間的矛盾。他引用慎子的話說：為什麽“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呢？因為“分定故也”。楊勇為太子，“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魏徵的觀點非常明確，隋朝雖亡於煬帝，但追根溯源，“亂亡之兆”卻開始於隋文帝。因為他背離了父子之道。

　　什麽是“君臣之義”呢？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魏徵正是按照這個原則來論述君臣關係的。

　　君的標準是什麽呢？魏征說：“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簡言之，好的君主，既要有德，又要有功。按照這一標準，他用對比的方法說明隋文帝截然不同。隋文帝是“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群策畢舉。服猾夏之虜，掃黃旗之冠，峻五嶽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而隋煬帝則是“矜曆數之在己，忽王業之艱難……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恥轍跡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在用人方麵，“外疏猛士，內忌忠良”，“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由於兩人的所作所為不同，前者使國家強盛，後者則使國家衰亡。既然皇帝的所作所為直接關係到國家的興衰，那麽，皇帝必須有德和功就是不言而喻了。

　　德、功的含義很廣，其中就包括怎樣對待臣的問題。魏徵認為，君應該把臣當作“廊廟之榱桷”，“北辰之眾星”，要他們都發揮作用。他說：“大廈雲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MN棟梁，莫可棄也”。這樣，君臣關係就會和諧。隋文帝“委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是對臣下的信任與重用，必然取得臣下的擁護與支持。隋煬帝拒諫飾非，疏遠猛將，猜忌忠良，賞罰不當，必然導致眾叛親離。不過，魏徵對臣的要求並不以君的德、功必備為前提。也就是說，即使君對臣的態度像隋煬帝那樣，臣也應該忠於他。他對楊玄感的評論就是這樣。他說：“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德，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O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對於縊殺隋煬帝的宇文化及、取代越王侗的王世充，他更是深惡痛絕。他說，這種人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因此，他要求“為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非常明顯，魏徵要求臣要絕對忠於君。即使違背“君臣之義”、像隋煬帝那樣的君，臣也不能對其不忠。因為“君猶天也，天可仇乎”！於是，他把宇文化及、王世充的傳排列在《隋書》最後，並於傳前撰序道：“昔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抑使之求名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由此可見“君臣之義”的核心是維護君的地位。

　　據上所述，父子之道，君臣之義，是維護皇帝地位的手段，破壞這種秩序，必然導致封建政權的衰亡。因此，魏徵要求“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在階級矛盾中，魏徵認為最主要的是統治者對勞動人民不能竭澤而漁，必須使勞動者從事生產，能夠生活下去。他認為，隋朝末年之所以爆發農民起義，就是因為隋煬帝濫用民力，致使勞動者脫離生產，因此，“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參加農民起義者，“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誌，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饑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為戰，眾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陳，星離棋布，以千百數。……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在魏徵看來，隋末農民起義雖不像陳勝起義要推翻秦朝，黃巾起義要推翻東漢那樣，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但由於起義者饑寒交迫，走投無路，因而人數眾多，作戰勇敢。盡管他們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缺乏作戰知識，統治者的“勇敢之士”，“明智之將”，對他們也無可奈何。顯而易見，眾怒難犯，農民起義是最可怕的。

　　魏徵為了說明勞動者必須有安全的生產環境，就用對比的方法論證統治者是否重視這個問題是國家興衰的關鍵。他以隋文帝、隋煬帝為例說：“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眾寡，算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2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勾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以之跡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雖也興師動眾，“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隋煬帝則截然不同，他“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如寇仇，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這就是“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

　　魏徵的對比是有力的。開皇與大業之間，就國家的富庶與強盛來說，大業年間遠遠超過開皇年間，但隋文帝能統一版圖大又有長江天塹的陳朝，而隋煬帝卻敗於版圖小且隻有遼水可防的高麗，其主要原因，就是隋文帝興師動眾，進行戰爭，是為了統一全國，以利於社會安定，使農民有正常的生產環境。也就是說，勞是為了逸。而隋煬帝則相反，他破壞安定的生產環境，視勞動人民如草芥，致使廣大農民怨聲載道，群起造反。由此可見，怎樣對待勞動者的問題，是統治者的地位能否鞏固的主要問題。

　　魏徵還用秦、隋對比的方法更加充實了自己的觀點。他說“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並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既然秦、隋均為農民起義所推翻，那就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曆史的必然了。這種對比的方法，顯然使魏徵的觀點更能令人信服。

　　魏徵從史學方麵為統治者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是為了唐太宗的政治需要。

　　唐朝政權，是李淵竊取了農民起義推翻隋朝的勝利成果而建立的。隋朝滅亡的事實，李淵還記憶猶新。於是，他不能不從曆史上去總結曆代王朝興衰的原因，特別是隋朝的興衰。李淵說：“秦以不聞其過而亡……漢高祖反正，從諫如流。”隋煬帝時，“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誌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令狐德建議唐高祖修撰五代史的理由就是“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唐高祖命令修史的詔書中，也說修撰前代史書是為了“多識前古，貽鑒將來”。唐太宗剛剛做了皇帝，就與弘文館學士討論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嚐少怠。”他還“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蕭）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他“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既然他收到了“稽古臨事不惑”的效果，所以他認為“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這裏說的“古”，當然是指曆史。把曆史當作鏡子，可見唐朝統治者重視曆史經驗是超過前人的。由於政治上的需要，魏徵在修撰史書時就充分反映了統治者的要求。

　　李淵、魏徵都重視從秦、隋滅亡的事實中吸取教訓，可見唐朝統治者極其害怕重蹈秦、隋滅亡的覆轍。唐太宗以史為鏡，總結了曆代王朝興替的經驗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為此，魏徵稱道唐太宗可與古代“聖哲之主”相比。另外，魏徵還引用古人的話說：“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種思想，與魏徵在《隋書》中批評隋煬帝“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濫用民力，更加“嚴刑峻法”，迫使民“饑寒交切”，走投無路，不得不起而造反是完全一致的。不難看出，魏徵把史學與統治者的政治需要更加密切地結合了起來。有人把魏徵的史學稱為鑒戒史學是名副其實的。鑒戒史學從魏徵開始，到北宋的司馬光更加成熟了。《通鑒》是這種思想的集大成者。

　　史學思想與政治

　　綜前所述，魏徵主編的五代史，在史學思想上是一個轉折點。轉變的標誌就是拋開了天人感應的神學曆史觀。可見，統治者的地位是否鞏固與天無關。

　　既然天對統治者的地位是否鞏固沒有作用，那就不能消極地等待天的恩賜，隻有自己有所作為，千方百計設法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這種由天到人的轉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人都在社會中存在，盡管魏徵所謂的人是指統治者，但統治者也不是孤立的。按照魏徵的思想，統治者要鞏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麵要防止統治階級內部的改朝換代，另一方麵還要防止農民起義推翻自己。因此，統治者所采取的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措施，必然涉及各方麵的人。例如，唐太宗認為，“君依於國，國依於民。……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就是明顯地從統治者的利益出發，反對竭澤而漁，主張使農民能夠生活下去，以便使封建國家得到勞動者的支持。盡管唐太宗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但他主張輕徭薄賦，緩和階級矛盾，是有利於生產發展的。從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說，唐太宗也用納諫、重用人才等各種手段防止各種矛盾的激化，這也是有利於社會安定的。這樣重視人的作用，無疑比隋煬帝“矜曆數之在己，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要好得多。正因為隋煬帝認為自己是理所當然的皇帝，所以他驕奢淫逸，肆無忌憚地剝削壓迫勞動者，從而招致滅頂之災。非常清楚，是從現實的社會矛盾出發采取措施，去鞏固統治者的地位，還是依靠天來保護自己的地位，其後果截然不同。這正是魏徵對曆史問題的看法從天轉向人的進步方麵。

　　魏徵擺脫了天人感應的神學曆史觀，已經說明他不墨守成規，而是超過了前人，具有曆史進化的思想。但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他對突厥問題的看法。魏徵認為，北方的遊牧民族威脅中原是個曆史問題。“五帝之世，則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於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既然曆代各民族的情況不同，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就沒有一勞永逸的辦法，必須根據具體情況而定。他說：“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這都不是從實際出發。因為“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疏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這就是說，突厥對中原政權的態度，取決於其本身的盛衰強弱，對中原政權的政策，取決於其本身的利害。反之，中原政權對突厥的政策，必須考慮其強弱盛衰的具體情況，不能隻聽文臣言和，武將言戰而簡單從事。這種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思想，就是把曆史視為發展的變化的辯證觀點。

　　魏徵還總結了突厥在各個時期的不同情況。在北朝的齊、周並存時，由於齊、周均無力抵抗突厥，於是隻好“爭請盟好，求結和親”。隋文帝時，因為突厥內部矛盾激化，達頭可汗遠遁，啟民可汗願保塞下，隋文帝利用其矛盾，區別對待，故而突厥“不侵不叛”、“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雁門之圍”。隋末農民起義時，由於北方各地的割據勢力與一些農民起義軍力量分散，無力抵抗突厥的內侵，隻得與其通好，突厥遂乘機向內地勒索財富和人口。突厥對中原的危害達到了高峰。唐朝初年，突厥又大舉內侵，直逼渭水，威脅長安。唐太宗大力反擊，一舉打敗突厥，使突厥原來占領的地區都為唐有。各個時期的不同情況，都是由突厥力量的強弱與中原政權的對策所形成的。既然在不同的情況下必然有不同的態度與對策，無疑是強調了人的作用。這種觀點，既說明魏徵把曆史看作是發展的變化的，人們必須適應曆史前進的要求，同時，又是他拋開天人感應的神學曆史觀，重視人的作用的一種表現。

　　魏徵還反對今不如昔的倒退曆史觀。在這方麵，他與封德彝進行過辯論。魏徵認為，統治者要鞏固自己的地位，必須用仁、義、禮等封建秩序的內容對人民進行教化。他說：“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貞觀七年（633），唐太宗與魏徵討論在隋末大亂之後能否對人民進行教化的問題，魏徵做了肯定的回答。封德彝反對說：“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這種認為人愈來愈壞，不可教化的社會倒退觀，引起了魏徵的強烈不滿。他根據曆史事實駁斥道：“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即致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複得而教化耶？”如果人類的發展是每況愈下，唐代的人都已成為鬼魅。事實當然不是如此。麵對這種有力的批判，封德彝雖還固執己見，但卻無言以對。唐太宗完全接受了魏徵的觀點。數年以後，唐太宗謂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唐太宗還對魏徵說：“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唐太宗把自己比做玉，並讚揚魏徵為“良工”。“良工”可使玉變為寶，正說明唐太宗也極重視人的作用。既然唐太宗受魏徵的影響而在政治上有所反映，正說明魏徵的曆史觀反映了曆史前進的要求，封德彝的曆史觀是與曆史的前進背道而馳的。

　　綜上所述，魏征的曆史觀標誌著古代史學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由於它反映了唐太宗統治集團的政治要求，從而把史學與政治更加緊密地結合了起來。由於政治的需要，又推動了鑒戒史學的進一步發展。從五代史到《貞觀政要》，進而至《資治通鑒》，從史學思想上說是一脈相承的。《通鑒》是鑒戒史學最完整最係統的代表著作。如果說《通鑒》在古代史學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話，那麽，魏徵在這方麵的開創作用是不容忽視的。隻有充分認識其開創作用，才能明確其史學地位。

　　誠然，鑒戒史學是為封建政治服務的，但因為政治的需要而推動史學發展，也確是唐宋史學發展的重要原因。《通鑒學》的逐步形成，正與封建政治的需要密切相關。因此，決不能因為鑒戒史學的封建性質而否定其史學地位。

　　不可否認，魏徵是地主階級的政治家、史學家。他的曆史局限性也是非常明顯的。例如，他雖然拋開了君權天授說，但他並未徹底否定天命。在論述中原政權不同時期對突厥采取不同對策時，他說：“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這裏雖然是強調“人事”，但並未否定“天道”。另如，他雖然指責了統治者殘酷的剝削和奴役勞動者的罪惡，但他仍然視黃巾起義為“張角亂漢”，隋末農民起義為“群盜並矣”。可見其地主階級的立場是無法改變的。注意到這一點，才不至於誇大魏徵的曆史作用，拔高其曆史地位。

　　（原載《史學月刊》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