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第八章 唐高宗武則天時期一個和諧的家庭——讀韋仁約夫婦《墓誌銘》（三）

　　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宣宗死，新即位的懿宗又欲起用白敏中。十二月，以白敏中為相，鹹通元年（860）正月他就患病了。二月，又因入朝，墜陛傷腰，病情加重。這時，浙東發生了以裘甫為首的民眾起義，公開反抗唐朝政府的統治。對此，白敏中沒有任何有效對策，反而是屢次上表辭位。於是，鹹通二年（861）二月他受命為鳳翔節度使，七月，他就壽終正寢了。由此看來，白敏中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宣宗朝，他幫助宣宗鞏固了地位，緩和了邊防危機。令狐梅與李德裕令狐梅與李德裕——讀《令狐梅墓誌銘》

　　令狐梅（793—854），字敬和，是唐初著名史學家令狐德的六代孫。其父令狐通，曆任唐宿、陳、壽、淄、唐、泗等六郡太守，官兼禦史中丞，死後被追封為右散騎常侍。令狐梅就是令狐通的第二子。

　　令狐梅常說：“古之忠賢，不難齊尚。”他“讀書不務文，略取其要。而能旁該眾藝，天文地理，韜鈐風角，逢蒙五善，墨翟九攻，玄微秘妙，無不洞達。”《令狐梅墓誌銘》，見《全唐文補遺》第六輯。以下引文，不注明出處者，均見於此。看來，他是一個頗有雄心大誌的人。他認為忠良賢人，並不是高不可攀的。他主張讀書不必咬文嚼字，深究其義；而是要大量涉獵，廣泛閱讀。所以，他的知識非常淵博。唐憲宗元和（806—820）年間，他開始走上政治舞台。穆宗長慶（821—824）年間，受到時任浙西觀察使的李德裕的賞識。自此以後，他和李德裕的交往日益增多，特別是李德裕有重要舉措時，他為李德裕出謀劃策，多有建樹。因此，如果認為李德裕是唐代有相當影響的政治家，令狐梅對他的輔助作用是決不可忽視的。根據《令狐梅墓誌銘》的記載，李德裕在政治上的成功與失敗，多與令狐梅的建議密切相關。以下僅從幾個主要問題談談這方麵的意見。

　　從維州得失看令狐梅與李德裕的不同主張

　　太和四年（830），李德裕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太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維州（治所在今四川理縣東北）副使悉怛謀向李德裕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搗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皋沒身恨不能致者也！’”《資治通鑒》卷二四四，太和五年九月。李德裕說這番話是有用意的。因為德宗時，身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的韋皋，曾於貞元年間（785—804）出兵進攻維州，未達目的而罷。韋皋興師動眾的願望未能實現，這時悉怛謀主動請降，使唐輕而易舉得到維州，李德裕當然喜出望外。

　　這時，身為李德裕幕僚的令狐梅，對這一問題和李德裕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對於“李公德裕奪蠻所侵維州城，使部將以兵據，且飛奏。方甚矜，自護軍貴人從事而下，群官列校，無不賀者”，甚為憂慮。他明確表示：“朝廷必不然，不如還之，具道其狀。”李德裕怒不可遏，認為令狐梅敗壞自己。不料，朝廷詔書很快到來，“大不許，且有讓。”事情的發展，證明令狐梅的估計完全正確。這是李德裕始料不及的。

　　李德裕為什麽沒有預料到自己會收到相反的效果呢？主要是他隻是單純地考慮維州的得失和唐與吐蕃的關係，而忽略了唐官僚集團中的朋黨之爭。所謂朋黨之爭，就是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一方和李德裕為首的一方，進行爭權奪位的鬥爭。這種鬥爭，開始於憲宗元和年間（806—820），中經穆宗、敬宗、文宗，到武宗會昌年間（841—846）結束，持續四十年之久。文宗時，雙方鬥爭達到高潮，“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文宗無可奈何地歎道：“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資治通鑒》卷二四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李德裕去成都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就是因為“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也就是牛僧孺、李宗閔鬥爭勝利的結果。既然如此，牛僧孺、李宗閔怎能容忍李德裕有功於國，取得皇帝的好感呢！

　　維州地勢險要，在唐與吐蕃不斷發生戰爭的情況下，雙方都千方百計地想占有維州。因為“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麵孤峰，三麵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至德後，河、隴陷蕃，惟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於此州閽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吐蕃為得維州，費了二十年的功夫。德宗時，“韋皋鎮蜀，經略西山八國”，為了奪得維州，“萬計取之不獲”《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這都說明，長期以來，維州是雙方爭奪的重要軍事要地。正因為如此，李德裕認為，悉怛謀降唐是唐渴盼已久的勝利。

　　但是，牛僧孺等人，為了小集團的利益，不考慮事與國家安危有關，而在尚書省議論此事時，力排眾議，堅決反對接納悉怛謀投降。他說：“此議非也。吐蕃疆土，四麵萬裏，失一維州，無損其勢。況論董勃義才還，劉元鼎未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敵次之，今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為詞。聞讚普牧馬茹川，俯於秦、隴。若東襲隴阪，徑走回中，不三日抵鹹陽橋，而發兵枝梧，駭動京國。事或及此，雖得百維州，亦何補也。”當時，由於唐內部的矛盾重重，宦官可以左右皇帝，方鎮問題尾大不掉，朋黨之爭常使皇帝左右為難。如此等等，都使唐朝廷不敢輕視吐蕃的威脅。所以，文宗最後聽信了牛僧孺，“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舊唐書》卷一七二《牛僧孺傳》。

　　文宗的決定，使“李公（德裕）失色，謂左右何麵見令狐某。公（令狐梅）即起，為言還城之難。蠻果不受城。公又陳謀，然後蠻取故城去。李公謝而敬異焉”。這說明令狐梅的估計完全正確。一來他看準牛僧孺決不會為李德裕立功鼓掌喝采；二來他看準文宗因內部矛盾錯綜複雜，國力不強，不敢與吐蕃公開對抗。所以，他認為“朝廷必不然”。

　　再者，令狐梅還認為“還城之難”，也的確使李德裕進退維穀。單是把維州歸還吐蕃，不算困難，但吐蕃決不答應。所以，出現了“蠻果不受城”的難堪局麵。不得已，令狐梅又“陳謀”，才使“蠻取故城去”。令狐梅又陳什麽謀呢？就是文宗的詔令，把維州與悉怛謀等降者全都送還吐蕃。武宗時，李德裕痛心疾首地回憶此事，正說明了這個問題。

　　李德裕回憶說：“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麵許奏聞，各加酬賞……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雲既已降彼，何用送來！複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資治通鑒》卷二四七，會昌三年三月。悉怛謀等三百餘人被送還時，痛哭流涕，甚為淒慘，又被殘忍地殺戮於漢境之上，令人慘不忍睹。這是李德裕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所采取的措施。令狐梅不可能有更高明的“陳謀”，否則，李德裕不會在十二年後重提此事，而且還悲憤萬分。因此，我們認為，令狐梅的“陳謀”，就是要李德裕忍辱負重，違心地拋棄自己的諾言。

　　就此事而論，李德裕雖然考慮到得到維州對唐的邊境有利，但他沒有看到牛僧孺在朝，決不會坐視他因功得勢。所以，令狐梅和他持相反意見。最後，他不得不對令狐梅“謝而敬異焉”。有關文獻都沒有記載令狐梅的意見。《令狐梅墓誌銘》的有關內容，使我們加深了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令狐梅不讚成李德裕對政敵進行報複

　　《令狐梅墓誌銘》載：“其在右衛，李公德裕持權，先謫所惡舊相，又欲就謫所按殺之。天子為發內豎。將命矣，公（令狐梅）聞之，馳見李公，語以大不可。李公聞語怒甚，疑其二於己，忿謂公曰：‘君欲賣我乎！’公曰：‘賣則早賣之，不至今也。今者為明公子孫謀，何見拒之深，必不聽，是明公自賣其生，非某之能救也。’李公命罷去，詞益切。左右欲引退，公正色謂左右：‘汝曹何知！今是非得失，事在瞬息。不急爭之，欲坐視相君為粉耶！’李公撓憤良久，心乃懼，謝不敏。明日即奏，複發騎追活之。”由此看來，李德裕執政後，對原為宰相的政敵要進行報複，先將他們外貶，繼而於被貶地殺之。令狐梅對其這種舉措竭力勸阻，終於使李德裕改弦更張，改變了主意。

　　在各種文獻記載中，看不到這些內容。記載此事較為詳細的《資治通鑒》，根本沒有涉及令狐梅的作用，也沒有談到李德裕要對政敵宰相進行報複的態度，而是說新即位的武宗要懲辦原有宰相，剛到任的宰相李德裕極力勸阻。這樣一來，李德裕就是個寬宏大量、不計前嫌的政治家了。

　　開成五年（840）正月，文宗去世，武宗即位。武宗為宦官仇士良、魚弘誌所立。武宗即位是經過一番鬥爭的。開成四年（839）十月，文宗的楊妃建議立皇弟安王溶為嗣，由於宰相李玨反對，立了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在文宗臨終前，宰相楊嗣複、李玨欲奉太子監國。但宦官仇士良、魚弘誌認為，太子非他們所立，不易控製，遂矯詔立潁王（穆宗子，文宗弟）為皇太弟，這就是武宗。

　　由於武宗即位並非宰相的意思，所以，原來的宰相楊嗣複、李玨都先後被免職，由李德裕代為宰相。會昌元年（841）三月，楊嗣複被貶為湖南觀察使（治所在潭州，即今湖南長沙），李玨被貶為桂管觀察使（治所在桂州，即今廣西桂林）。武宗“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複及玨。”《資治通鑒》卷二四六，會昌元年三月。由此看來，要對原宰相進行報複的是武宗，並非李德裕。

　　武宗為帝六年，始終以李德裕為相。可見他們是配合默契的。不言而喻，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肯定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楊嗣複、李玨相繼被免去宰相職務，雖然都在李德裕為相之前，不一定是李德裕直接打擊他們。但是，他們肯定是李德裕的政敵。開成三年（838）正月，楊嗣複剛剛為相，就打算引進牛僧孺的同黨李宗閔入朝。李德裕剛為宰相，就因為給事中李中敏“為楊嗣複之黨，惡之，出為婺州刺史。”《資治通鑒》卷二四六，開成五年十一月。文宗臨終前，李玨更是支持太子李成美執政者。追根溯源，“李宗閔、牛僧孺在相，與玨親厚”，“楊嗣複輔政，薦玨以本官同平章事。玨與固言、嗣複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舊唐書》卷一七三《李玨傳》。“嗣複與牛僧孺、李宗閔皆權德輿貢舉門生，情義相得，進退取舍，多與之同。”《舊唐書》卷一七六《楊嗣複傳》。非常明顯，李玨、楊嗣複是牛僧孺、李宗閔的同黨，李德裕在朋黨之爭中是牛僧孺、李宗閔的對立麵。這樣一來，不管是武宗還是李德裕，對李玨、楊嗣複進行報複都是事出有因的。

　　武宗對李玨、楊嗣複進行報複的具體原因是什麽呢？武宗耿耿於懷地說：“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嚐比數！李玨、季誌在陳王（李成美），嗣複、弘逸誌在安王（李溶）。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複仍與妃書雲：‘姑何不效則天臨朝！’使安王得誌，朕那複有今日？”《資治通鑒》卷二四六，會昌元年三月。顯而易見，武宗痛恨李玨、楊嗣複，是他們不支持武宗為帝。武宗還通過自己的親信，掌握了真實情況，所以，他與李玨、楊嗣複不共戴天，非殺他們不可。

　　李德裕要對李玨、楊嗣複進行報複的具體原因則完全不同。他們之間的矛盾，主要是政見不同，也就是為了權位的利害衝突。一方執政，另一方必然失利。故而勢不兩立。

　　古代的皇帝隻能有一個，李玨、楊嗣複主張另立他人，武宗就不可能為帝。這是你死我活、不可調和的矛盾。朋黨之爭就不同了，有時候是意氣用事，有時候是是非不清。意氣用事或是非不清，都是可以緩和或解決的。因此，李玨、楊嗣複對李德裕來說，就不一定是罪不容誅了。正是這些原因，李德裕在令狐梅的勸阻下，改變了對李玨、楊嗣複進行報複的主張。

　　令狐梅對李德裕的勸阻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的。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朋黨之爭經常影響朝政，宦官也時常操縱皇帝。文宗對這些問題感受最深，他認為朝廷的朋黨比河北的藩鎮帶來的麻煩更多。他還很傷心地說：他的處境還不如周赧王與漢獻帝，因為“赧、獻受製於強諸侯，今朕受製於家奴（宦官），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資治通鑒》卷二四六，開成四年十一月。由於這些問題存在，政局經常動蕩不安。皇帝受製於人，大臣今日為相，明日即遭外貶，都屢見不鮮。正因為如此，令狐梅說：“今是非得失，事在瞬息。不急爭之，欲坐視相君為粉耶！”這就是說，當時的是非得失，瞬息萬變。決不可今日得勢，不考慮明天。總之，要有遠見，不要鼠目寸光。李德裕“撓憤良久，心乃懼，謝不敏。”也就是他經過激烈的思想活動，才感到自己的報複思想可怕，自己不夠聰明。

　　李德裕接受了令狐梅的勸說，故而他又勸阻武宗。李德裕等人勸阻武宗道：“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鹹以為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為辭；德宗後悔，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複、玨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資治通鑒》卷二四六，會昌元年三月。從這些內容看，李德裕勸說武宗和令狐梅勸說李德裕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兩人都沒有說出楊嗣複、李玨的具體罪狀，實際上都是因暫時得勢要對政敵進行報複。這種目光短淺的狹隘舉措，主要是看不到政局的瞬息萬變，得勢與失勢都是暫時的。所以，李德裕舉了德宗處理劉晏的問題、文宗處理宋申錫的問題為例，說明缺乏遠見是會後悔的。這正是令狐梅的初衷。

　　由於李德裕“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並要求“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以為冤。”於是，武宗改變了要殺兩位前任宰相的主張，“更貶嗣複為潮州刺史，李玨為昭州刺史。”《資治通鑒》卷二四六，會昌元年三月。這又一次說明，令狐梅是頗有遠見的政治家。

　　事實果然未出令狐梅所料，會昌六年（846）三月，武宗死，宣宗即位。李德裕就失勢了。李德裕被罷了宰相，先為東都留守，又貶為潮州司馬，再貶為潮州司戶，最後貶為崖州司戶。於大中三年（849）去世。李玨於大中二年（848）回到京師，先為戶部尚書，後為河陽節度使、吏部尚書等，大中七年（853）去世。楊嗣複在宣宗即位後被命吏部尚書。大中二年（848），在回京師途中死去。這正是令狐梅所說的：“今是非得失，事在瞬息。”

　　令狐梅支持李德裕對上黨用兵

　　《令狐梅墓誌銘》：“李公（李德裕）始謀平上黨，公（令狐梅）諷以兵出無名，不祥。李公曰：天子惡末大於本，諫之有罪。公乃知李公欲以兵主意。及見斬劉從素於都市，益知無可奈何，乃為陳兵師之要以救之。薦用石雄、王宰以破壺關，又知李丕必先降，白惟信必後伏，皆如所說。李公自是益以神異見待。”這就是說，令狐梅本來不主張對上黨用兵，但在宰相李德裕下定決心對上黨用兵後，他積極提出建議，推薦人才，取得了最後勝利，使李德裕既滿意，又佩服。

　　事實真相是這樣。會昌三年（843）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病死，其侄劉稹要求為留後。為此，武宗征求宰相及群臣意見，多數人認為：“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複討澤潞（即昭義，治所在上黨），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宰相李德裕則堅決反對這種意見，他的意見是：“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服，一軍素稱忠義，嚐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製，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複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複行矣！”《資治通鑒》卷二四七，會昌三年四月。李德裕說澤潞與河朔不同，的確如此。河朔三鎮（魏博、成德、盧龍）是安史之亂以後，朝廷被迫承認的安史舊部勢力；而澤潞節度使則原為朝廷官員，又常為儒臣擔任。河朔三鎮朝廷實際難以控製；澤潞則常為朝廷效力。河朔三鎮多是自行決定節度使的更替，朝廷隻是被迫承認；而澤潞是從敬宗時起，才開始了劉悟死，其子劉從諫繼承節度使的先例。這主要是當時的“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為奏請”《舊唐書》卷一六一《劉悟傳》。的結果。這時，澤潞也要像河朔三鎮一樣，自行決定節度使的繼承人，朝廷決不可答應。武宗接受了李德裕的意見，決定對澤潞用兵。

　　身為李德裕幕僚的令狐梅，最初也不讚成對澤潞用兵，他認為“兵出無名”，不宜用兵。但李德裕果斷作出決定後，他就大力支持，“乃為陳兵師之要以救之。”也就是對用兵提出積極的建議。同時，還推薦“用石雄、王宰以破壺關”。

　　石雄原為天德防禦使，會昌三年（843）七月，李德裕打算以他取代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的職務，進攻澤潞。八月，石雄就對李彥佐取而代之。很快就在翼城（今山西翼城）作戰時取得了“破五寨，殺獲千計”的勝利，從而得到武宗“雄真良將”《資治通鑒》二四七，會昌三年十月。的讚賞。會昌四年（844）二月，石雄調任河中節度使。

　　會昌四年（844）八月，石雄率部攻入潞州（今山西長治），劉稹在其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中被殺，石雄於潞州將劉稹暴屍三日。令狐梅所謂“破壺關”，就是指的攻取潞州。因為壺關就是潞州治所東南的門戶。

　　王宰是忠武節度使，會昌四年（844）四月，王宰進攻澤州（治所在今山西晉城）。這時，劉稹的心腹將領高文端向唐投降，他向唐透露了澤州守軍的防禦策略。王宰掌握了這些情況，沒有立即強攻澤州。

　　八月，屬於昭義節度使勢力範圍的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東南）、磁州（治所在今河北磁縣）投降，劉稹統治集團大為震動。劉稹集團的重要成員郭誼、董可武、崔玄度等，看到大勢已去，殺了劉稹，向王宰投降。

　　澤潞問題解決後，石雄改任河陽節度使，王宰改任河東節度使，仍然受到重用。由此看來，令狐梅推薦的兩位軍事人才，在對澤潞用兵時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

　　至於令狐梅還預料到“李丕必先降，白惟信必後伏”，文獻也有部分記載。會昌三年（843）八月，朝廷對澤潞的用兵才開始不久的時候，“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持不同意見道：“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置之要地耳。”《資治通鑒》卷二四七，會昌三年八月。這就是說，李德裕雖認為對李丕的使用要慎重，但不可拒絕其投降。李丕為什麽要投降呢？主要是在劉稹處境困難時，“軍中疾其才，丕懼，乞為遊弈深入，以圖營壁處，遂自歸。”為什麽有才就遭忌妒呢？因為他是“善長短術，與從諫厚善”，才被“署大將”《新唐書》卷二一四《李丕傳》。的。既然是在劉稹遇到危機時，因其有才又和劉從諫關係密切而遭忌妒，無疑“丕懼”是感到將要大難臨頭，所以才決定投降的。令狐梅肯定了解劉從諫、劉稹集團的內部情況，從而才作出“李丕必先降”的判斷的。

　　至於“白惟信必後伏”，暫時還找不到有關資料為其作證，但也沒有任何資料可以否定其真實可信。故而以可信為好。

　　以上情況說明，令狐梅還是一個軍事家。他著有“兵書三十卷，號曰《會昌武備》”。李德裕備加讚賞說：“自古論兵者多矣，皆泛言大體，非急要所能用之。今則腐儒開卷，可以決勝千裏，真不世之宏業也。”顯而易見，令狐梅的軍事學說，不是空泛的理論，而是很有實用價值。這又可以說明，“白惟信必後伏”決不是令狐梅信口開河了。

　　綜前所述，令狐梅是一個頗有遠見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勸阻李德裕接受吐蕃悉怛謀的投降，李德裕執意不從，結果是既失信於悉怛謀等降唐者，又失敗於牛僧孺等政敵。雖然李德裕的主張對唐加強邊防有積極意義，但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使其主張難以實現的時候，就顯得令狐梅的意見更有遠見卓識了。

　　令狐梅通過李德裕勸阻武宗對政敵進行報複，避免仇殺，緩和政治矛盾，也有積極意義。朋黨之爭的逐漸消失，應該與此有關。

　　在對澤潞用兵的問題上，他積極提出建議，推薦有用人才，對戰爭形勢的發展有正確的估計，致使最後取得預期的效果。同時，他還著有《會昌武備》，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軍事思想。因此，如果說解決澤潞問題是李德裕的一大功勞，這一功勞的取得是和令狐梅的出謀劃策分不開的。

　　兩《唐書》中沒有令狐梅的傳，有關筆記小說中也未發現令狐梅的事跡，其《墓誌銘》有關當時政事的記載是十分可貴的資料。關於《大唐創業起居注》中的幾個問題關於《大唐創業起居注》中的幾個問題《大唐創業起居注》（以下簡稱《起居注》）為隋末唐初的溫大雅所撰，全書共有三卷，敘述李淵從太原起兵到正式在長安建立唐朝為止的這一段曆史。迄今，還沒有人以任何充分的理由否定這部書的史料價值。但是，在研究和撰寫唐朝建國的曆史時，不少人主要是根據《資治通鑒》（以下簡稱《通鑒》）和新舊《唐書》，而忽視《起居注》。其實，《起居注》的內容不僅比新舊《唐書》和《通鑒》更加接近曆史的實際，而且還有助於我們對新舊《唐書》和《通鑒》的有關部分進行正確的理解。本文僅就《起居注》中的幾個問題談談這方麵的意見。

　　李淵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問題

　　李淵是西魏八柱國之一李虎之孫。李虎因有功於西魏被賜姓大野氏，到楊堅相北周時，又複姓李。其父名李，曾為北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因李虎死後，曾被北周追封為唐國公，所以李也襲封唐國公。李死，李淵又襲封唐國公。隋代北周後，李淵被補為千牛備身（皇帝親身護衛），由於隋文帝楊堅的獨孤皇後是李淵的姨母，因而更有利於他在政治上的發展。李淵先後做過譙州（安徽滁縣）、隴州（陝西隴縣）、岐州（陝西鳳翔）等州刺史。大業初年，又先後為滎陽（河南滎陽）、樓煩（山西靜樂）二郡的太守。當隋煬帝進攻高麗的時候，李淵又為之督運軍糧。大業九年（613），楊玄感起兵以後，隋煬帝又命他為弘化（甘肅合水）留守，並命關右諸郡兵皆受其節度。大業十一年（615），隋煬帝又以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鎮壓了毋端兒、敬盤陀等起義軍。義寧元年（617）年初，李淵為太原留守，就在這一年，他起兵反隋了。

　　在太原起兵過程中，李淵究竟發揮了什麽樣的作用，《通鑒》、新舊《唐書》和《起居注》的記載有很大差別。

　　根據《起居注》卷上，義寧元年（617），李淵剛做了太原留守，就暗暗自喜，對其次子李世民說：“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曆山飛（農民起義軍領袖）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非常明顯，李淵視太原為自己的地盤，但由於感到北有突厥，南有曆山飛起義軍的威脅，所以他認為“無以經邦濟時”。所謂“經邦濟時”，當然是想大有作為，標誌著有政治野心的意思。

　　大概在李淵鎮壓曆山飛的時候，突厥進攻馬邑（山西朔縣），李淵派其副留守高君雅幫助馬邑太守王仁恭回擊突厥。由於和突厥作戰失利，隋煬帝“遣司直馳驛係帝（李淵）而斬仁恭，帝自以姓名著於圖，太原王者所在，慮被猜忌因而禍及，頗有所晦，時皇太子（李建成）在河東（山西永濟），獨有秦王（李世民）侍側，耳（語）謂王曰：‘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裏之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孥戳，家破身亡，為英雄所笑。’王泣而啟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帝曰：‘今遇時來，逢茲錮縶，雖睹機變，何能為也。然天命有在，吾應會昌，未必不以此相啟，今吾（激）勵，謹當敬天之誡以卜興亡。自天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上。這裏清楚地說明，李淵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李世民與其父不謀而合，準備起兵，推翻隋朝。但是，新舊《唐書》和《通鑒》的有關記載則完全不同。為了弄清這個問題，必須首先說明與此相關的突厥進攻馬邑與王仁恭、高君雅和突厥作戰的時間問題。

　　胡三省對於這件事情的注釋是：“王仁恭是年春已死，此必去年，史序李淵起兵來曆及之。”這裏說的“去年”，是指大業十二年（616）。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王仁恭是在義寧元年（617）二月被劉武周殺死的。這一點，《隋書·煬帝紀》、《通鑒》、《起居注》的記載都完全一致。既然王仁恭死的時間無可置疑，那麽，王仁恭、高君雅和突厥作戰必然在王仁恭死前的義寧元年（617）的年初。因為這一年年初李淵為太原留守，高君雅為副留守，《起居注》明確指出是“帝（李淵）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並力拒之”，顯然這是李淵為太原留守以後的事。

　　根據《通鑒》，李淵為太原留守是大業十二年（616）十二月。即使如此，王仁恭、高君雅和突厥作戰也應在次年年初。因為大業十二年十二月“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非常清楚，這次與突厥作戰的是李淵與王仁恭，不是高君雅與王仁恭，而且，這次戰爭的結果是“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資治通鑒》卷一八三，大業十二年十二月。並不是失敗而受到隋煬帝的處分。同時，《起居注》在記載王仁恭、高君雅對突厥作戰的這次戰爭時說：“突厥知帝已還太原，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可見，這次戰爭發生時李淵根本不在馬邑，與上年十二月的戰爭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決無混淆的可能。

　　為什麽說王仁恭、高君雅對突厥的戰爭是在李淵鎮壓曆山飛起義軍的時候呢？

　　《起居注》卷上在敘述李淵去鎮壓曆山飛起義軍時說：“帝（李淵）率王威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王威與高君雅都是太原副留守，這時，隻提李淵率王威……未提高君雅，可見高君雅另有任務，很可能是和王仁恭去打突厥了。因為在王仁恭死前，義寧元年僅一個月左右時間，類似和突厥打仗這樣的大事，高君雅不可能幹得很多。同時，李淵剛為太原留守就感到北有突厥，南有曆山飛的威脅。所以，當突厥進攻馬邑時，他派遣高君雅和王仁恭共同回擊突厥，自己親率王威等去鎮壓曆山飛是完全可能的，正是實現他“經邦濟時”的願望的行動。因此，認為高君雅、王仁恭對突厥作戰是在義寧元年初，大概不會錯誤。既然李淵派高君雅回擊突厥是其“經邦濟時”的組成部分，那麽，李淵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也就不能估計過低了。

　　關於李淵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從以上李淵、李世民父子的對話中已經大體上可以看出來了。李淵要李世民兄弟趕快起兵，以免“同受孥戮，家破身亡，為英雄所笑”，這與他有“經邦濟時”的願望，北拒突厥，南去鎮壓曆山飛的活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新舊《唐書》和《通鑒》對此事的記載卻是另一種情況。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勸舉義兵。”同書卷二《太宗紀》：“時隋祚已終，太宗潛圖義舉，每折節下士，推財養客，群盜大俠，莫不願效死力。”

　　《新唐書》卷一《高祖紀》：“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已決，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懼不見聽。”當李淵知道此事後，初是“大驚”，“陽不許，欲執世民送官，已而許之。”

　　《通鑒》卷一八三，義寧元年：“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誌，傾身下士，散財結客，鹹得其歡心。”劉文靜勸李世民迅速起兵，“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當李世民告知李淵此事時，李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經過李世民的說服，李淵最後勉強同意說：“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

　　看來，新舊《唐書》和《通鑒》的記載是一致的，都認為太原起兵的主謀人是李世民，而李淵隻是被動的受擺布者。《通鑒》關於李淵受擺布的記載還非常具體，先是李世民與晉陽令劉文靜密謀，繼又使晉陽宮監裴寂（李淵的好友）說服李淵，最後，李淵在四麵楚歌聲中才不得不說：“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複奈何，正須從之耳。”這就是說，李淵是個遇事缺乏主見、無所作為、任入擺布的無能者。如果沒有李世民，太原起兵就無從談起。根據事實分析，李淵決不是這樣的人。

　　早在太原起兵前四五年，李淵就有推翻隋煬帝的打算了。

　　武德二年（619），宇文化及被竇建德擒殺了，其弟宇文士及投降唐朝。宇文士及投降唐朝，是因為李淵與宇文士及早有來往：“初，高祖為殿內少監，時士及為奉禦，深自結托。”當宇文士及隨宇文化及到黎陽（河南浚縣東）時，李淵即“手詔召之。士及亦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貢金環。高祖大悅，謂侍臣曰：‘我與士及素經共事，今貢金環，是其來意也’。”宇文士及還勸其兄投降唐朝，宇文化及不肯。宇文化及失敗後，“濟北豪右多勸士及發青、齊之眾北擊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觀形勢”，宇文士及根本不考慮這種意見，與封倫等人投降了李淵。李淵假意質問他說：“汝兄弟率思歸之卒，為入關之計，當此之時，若得我父子，豈肯相存，今欲何地自處？”宇文士及回答說：“臣之罪誠不容誅，但臣早奉龍顏，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嚐夜中密論時事，後於汾陽宮，複盡丹赤。自陛下龍飛九五，臣實傾心西歸，所以密申貢獻，冀此贖罪耳。”李淵很高興地對斐寂說：“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舊唐書》卷六十三《宇文士及傳》。宇文士及與李淵“素經共事”，“往在涿郡，嚐夜中密論時事”，既是武德二年前六七年前的事，當然就是太原起兵前四五年前的事了。裴寂等勸李淵起兵是在義寧元年，無疑是“皆在其後”。另外，李靖為隋馬邑郡丞時，“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誌，因自鎖上變，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貞觀政要》卷二《任賢》。劉文靜也曾“察高祖有四方之誌，深自結。”《舊唐書》卷五十七《劉文靜傳》。都同樣說明李淵早有改朝換代的企圖了。

　　太原起兵前的四五年，李世民才十三四歲，十三四歲的少年怎能左右久居高官的李淵呢？所以，把李淵視為任人擺布的庸才並不符合事實。

　　再者，隋朝的右勳衛長孫順德、右勳侍劉弘基，都為躲避隋煬帝進攻高麗而亡命在晉陽，依附於李淵。還有左親衛竇琮，因犯法逃亡在太原。在起兵之前，李淵就收羅這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新唐書》卷一〇五《長孫順德傳》。而背離了隋煬帝的官員。這些官員，又都得到了李淵的重用，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為此曾對武士說：“弘基等皆背征三衛，罪當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劾係之。”武士說：“‘此皆唐公客，若爾，必大有嫌’。故威等疑不發。”《新唐書》卷二〇六《武士傳》。敢於收羅犯了死罪的官員，至少可以說和隋煬帝有分庭抗禮的意思。

　　還有，從李淵和武士的關係中也可以看出李淵的深謀遠慮。武士是並州文水（山西文水）人，李淵“初行軍於汾晉，休止其家，因蒙顧接，及為太原留守，引為行軍司鎧。時盜賊蜂起，士嚐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高祖謂曰：“幸勿多言。兵書禁物，尚能將來，深識雅意，當同富貴耳。”《舊唐書》卷五十八《武士傳》。既然他勸武士“幸勿多言”，以免將來不能“同富貴”，當然說明他是一個頗有遠見的政治家。《舊唐書》的作者說：“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興，密運雄圖，未伸龍躍。”《高祖紀·史臣曰》。這種看法是符合實際的。

　　以上事例，都是新舊《唐書》和《通鑒》的內容，根據這些內容，應該說李淵是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視他為無所作為、任人擺布的庸人，不符合事實。也就是說，《起居注》關於李淵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的記載是可信的。

　　那麽，為什麽《通鑒》和新舊《唐書》的作者會把李淵弄得麵目全非呢？

　　眾所周知，新舊《唐書》和《通鑒》都是官修史書。既是官修史書，它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立場、觀點是不言而喻的。這三部書，都一致讚揚李世民超過李淵。

　　《舊唐書》卷五十六《史臣曰》：“自隋朝維絕、宇縣瓜分，小則鼠竊狗盜，大則鯨吞虎據。大唐舉義，兆庶歸仁，高祖運應瑤圖，太宗天資神武……”這裏的觀點非常明確，罵農民起義軍是“群盜”，而李淵、李世民父子則是“運應瑤圖”，“天資神武”，他們起兵是“舉義”，被他們鎮壓是“歸仁”。在鎮壓農民起義、建立唐朝的過程中“天資神武”的李世民當然比“運應瑤圖”的李淵起作用更大。因為“運應瑤圖”隻說明李淵有天命，並不說明他有才能。

　　《新唐書》的作者相信“人事”，輕視“天命”，認為一個政權的興亡在於統治者有無“德”，隋朝滅亡，是因為“煬帝失德”。《新唐書》卷八十五《讚》。所以，《高祖紀·讚》：“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有德則興，無德則絕……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太宗紀·讚》：“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這裏視李淵為有德的君主，李世民為“功德兼隆”的皇帝，比《舊唐書》的觀點更為明確。

　　《資治通鑒》更直截了當地說：“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三者都竭力讚美李世民，當然是由於李世民確是一位傑出的封建政治家、軍事家。但這是從唐朝的建立以至唐朝初年的曆史整體而論。至於就太原起兵這件具體事情而言，李淵是起了主要作用的。那麽，是否可以說新舊《唐書》和《通鑒》是有意要貶低李淵的作用呢？回答隻能是否定的。

　　後晉時劉所修的《舊唐書》，主要的根據是唐朝的實錄、國史。《廿二史劄記》卷十六《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五代修唐書，雖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紀傳，而庾傳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實錄。今細閱舊書文義，知此數朝紀傳，多鈔實錄、國史原文也。”宋代的《新唐書》和《通鑒》的《唐紀》部分，當然要把《舊唐書》作為主要的依據。既然三者的根據相同，結論一致，必然也共同反映了唐朝實錄、國史撰者的曆史觀點。

　　唐朝人寫唐朝的曆史，一般說是要尊重當代皇帝的，特別是開國皇帝。李淵、李世民是共同起兵建立唐朝的。貶低李淵，固然是抬高李世民的一種手法；但如果把李淵貶得很低，對李世民也不一定光彩。封建皇帝隻能美化其先人，不會貶低其先人。寫實錄的人也決不會擺脫這種封建思想的束縛，去貶低“天資神武”的唐太宗的父親。最合乎情理的辦法是對他們都加以歌功頌德。新舊《唐書》和《通鑒》這些官修史書，正是繼承了唐朝實錄、國史撰者的這種傳統思想的。

　　《通鑒》認為，君臣關係和夫妻關係一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因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是“大節”，忠臣應該“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否則，就是“求生害仁”。《資治通鑒》卷二九一，顯德元年四月。按照這種理論，李淵是隋朝的地方官，即使隋煬帝殘暴異常，胡作非為，也隻能“強諫力爭”，不能起兵造反。司馬光在評論韓、趙、魏三家分晉時說：“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資治通鑒》卷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正是這種原因，《通鑒》和新舊《唐書》把李淵主動起兵改為被動的任人擺布者了。隋煬帝因為李淵派人對突厥作戰失利而要逮捕他，李世民、劉文靜、裴寂等又設下圈套，使他走投無路，另外還有“李氏當應圖讖”《資治通鑒》卷一八三，義寧元年四月。的輿論配合。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會使人覺得李淵並無意背離隋朝，況且，起兵時還曾揚言“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資治通鑒》卷一八四，義寧元年六月。呢？後來到了長安，聽說隋煬帝被殺，還“哭之慟，曰：‘吾北麵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資治通鑒》卷一八五，武德元年四月。最後正式做了皇帝，是隋恭帝禪位，“高祖辭讓，百僚上表勸進，至於再三”《舊唐書》卷一《高祖紀》。的結果。這樣一來，李淵真可謂忠臣了。王夫之說：“楊廣之播虐甚矣，而唐為其世臣，受爵祿於其廷，非若湯之嗣契”，因而“高祖猶慎之又慎，遲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陰結豪傑，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於有為，而高祖堅忍而自持，姑且聽之，而以靜鎮之也。不貪天方動之機，不乘人妄動之氣，則天與人交應之而不違，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長安，立代王侑。其明年二月，而宇文化及遂弑楊廣於江都。廣已弑，代王不足以興，越王侗見逼於王世充，旦夕待弑。隋已無君，關東無尺寸之土為隋所有，於是，高祖名正義順，蕩夷群雄，以拯百姓於凶危，而人得主以寧其婦子。則其視楊玄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順逆之分，相去懸絕矣。故解楊廣之虐政者，群盜也；而益之深熱，救群盜之殺掠者，唐也……至於時至事起，而猶若不得已而應，則叛主之名可辭。而聞江都之弑，涕泗交流，保全代王，錄用隋氏宗支，君子亦信其非欺。人謂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誌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養之深；為能順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綏民誌於來蘇，故能折瞂以禦梟尤，而係國於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讀通鑒論》卷十一《唐高祖》。這種看法，頗有見地。在封建史學家看來，李淵起兵是名正言順的。同時，李世民也可謂孝子。因為當李淵對勸他起兵使他大吃一驚而要執李世民“以告縣官”的時候，李世民說：“必欲執告，不敢辭死！”《資治通鑒》卷一八三，義寧元年四月。服從父命至於死，當然是孝子了。這正符合司馬光“父之命子不敢逆”，“逆父之命，子不孝也”《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四。的思想。《新唐書》撰者歐陽修也說：“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新五代史》卷十六《唐家人傳論》。李淵在隋煬帝眾叛親離的時候還忠於他，李世民在李淵非常孤立的時候還絕對服從父命，當然是嚴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了。官修史書把李淵寫成“亂世”的忠臣，把李世民寫成頗有才幹的孝子，當然是對唐朝兩位開國皇帝的最高讚揚。顯然這不是以拔高李世民的手段去貶低李淵，而是根據二人的不同地位和處境，給與了不同的榮譽。

　　李淵起兵和突厥的關係

　　由於農民起義軍的沉重打擊和進攻高麗的失敗，隋煬帝政權已經搖搖欲墜，朝不保夕的時候，北方的突厥卻異常強大。“其族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穀渾、高昌諸國，皆臣屬焉，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誌。”《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傳上》。無疑，這對隋朝是嚴重的威脅。但是，隋煬帝一如既往，到處遊幸，勞民傷財。大業十一年（615）八月，隋煬帝北巡，被突厥始畢可汗數十萬大軍圍於雁門（山西代縣），雁門郡四十一城，被突厥攻克三十九座，形勢非常嚴重。隋煬帝被困於雁門，城中兵民十五萬人，糧食僅可支持二十天，隋煬帝束手無策，抱趙王杲痛哭流涕，眼睛也哭腫了。幸而各地援軍陸續趕到，同時，又派人暗中求救於嫁到突厥去的義成公主，才使始畢可汗撤兵北去。由此可見，這時突厥的力量的確不可忽視。

　　李淵於大業十一年（615）四月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隋煬帝被困於雁門時，其子李世民曾經參加過解圍雁門的援軍。大業十二年（616）年底，隋煬帝又命令李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共同回擊突厥的進攻。不言而喻，李淵對突厥的威脅是非常清楚的。正因為如此，他做了太原留守後，立即就派高君雅幫助王仁恭共同對付突厥。

　　既然麵臨突厥的威脅，李淵在太原起兵的時候，不得不首先考慮怎樣處理和突厥的關係。

　　義寧元年（617）五月，突厥數萬騎進逼太原。《起居注》卷上：“丙寅，突厥數萬騎進逼太原，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靜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旗幟，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看亦不得高聲，示以不測。眾鹹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王康達率其所部千餘人與誌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隱處設伏，誡之：待突厥過盡鈔其馬群，擬充軍用。然突厥多，帝登宮城東南樓望之，旦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勇於鈔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鈔其馬。突厥前後夾擊，埃塵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無所出力，並墜汾而死，惟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也，私有危懼……帝已見兵本少，又失康達之輩，戰則眾寡非敵，緩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援來，仍誡出城將士，遙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去，必莫追之，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己亥，夜潛遁，明旦，城外覘入馳報。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當為諸官召而使之。’即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當今隋國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為上天所責，我今大起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

　　當時，李淵在太原的兵力和突厥相差很遠，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李淵先用空城計，繼又用虛張聲勢的辦法，避免了突厥對太原的劫掠，然後，又欲和親於突厥，以免其對太原的威脅，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通鑒考異》卻認為這是誇大了李淵的作用，“蓋溫大雅欲歸功高祖耳”。因此，《通鑒》裏沒有關於李淵退突厥的這一部分記載。

　　其實，並不是溫大雅要歸功於李淵，而是司馬光要把李淵寫成事事被動、處處受人擺布的不得已而起兵的忠臣。

　　《通鑒》卷一八四義寧元年六月：“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啟，卑詞厚禮，遺始畢可汗雲：‘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複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

　　兩相比較，《通鑒》與《起居注》所載的李淵給始畢可汗的手書其內容完全一致。所不同者，是《起居注》認為是李淵自動給始畢可汗寫信，而《通鑒》則認為是李淵接受劉文靜的建議而寫信。這又說明，《通鑒》的作者認為李淵不是有預謀、有計劃的起兵，而是在各種人的逼迫下起兵的。其實，根據《通鑒》的取材就可以看出司馬光的用意。司馬光在《通鑒考異》中明確表示，《通鑒》中的這一部分記載是“從《唐書·劉文靜傳》”的。其所以取材於《劉文靜傳》，是因為就《唐書》而言，除了《劉文靜傳》以外，其他有關記載並非如此。如《舊唐書》卷一《高祖紀》：“甲戌，遣劉文靜使於突厥始畢可汗，令率兵相應。”《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傳上》：“高祖起義太原，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聘於始畢，引以為援。”都沒有說明劉文靜建議李淵聯絡突厥。至於《新唐書》的《高祖紀》和《突厥傳》，甚至範祖禹的《唐鑒》，也都沒有提到劉文靜勸李淵聯絡突厥的事。司馬光拋開這些而取材於《劉文靜傳》，正說明他要改變李淵在聯絡突厥時的主動地位為被動地位。他毫無根據地說溫大雅欲歸功於李淵，實際上正是他改變李淵的地位的一種手法。否則，為什麽他又照搬《起居注》中有關此事的另一段記載呢？

　　在始畢可汗得到李淵的手書以後，非常高興，但他不同意繼續擁護隋朝皇帝，而要李淵為皇帝。所以他向李淵表示：“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語不好，我不能從，隋主為人，我所知悉，若迎來也，即忌唐公於我舊怨，決相誅罰……唐公自作天子，我則從行。”《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上。突厥可汗這種願以武力擁護李淵做皇帝的話，《通鑒》基本上都照搬過來了：始畢可汗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資治通鑒》卷一八四，義寧元年六月。關於這件事的結果，《通鑒》也基本上照搬《起居注》的，認為是李淵得知突厥的態度後，反複與臣下商議，最後不得不接受臣下建議，用“掩耳盜鍾”的手法，以廢掉隋煬帝、立代王侑為帝的條件，向突厥讓步。這種關於李淵忠於隋朝的記載，司馬光毫不猶疑，照搬過來；反之，一切關於李淵有預謀、有計劃起兵的事，他不是不取，就是加以刪改。這更充分說明，在司馬光看來，李淵既不是以臣奪取君位的篡逆者，也不是有計劃、有預謀的改朝換代者；而是內受部下的挾迫，外有突厥的威逼，不得已而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的忠臣。

　　這是司馬光讚頌李淵的又一證明。

　　李淵起兵和李密的關係問題

　　義寧元年（617）七月，當李淵從太原動兵的時候，李密領導的瓦崗起義軍已經威震中原，兵臨隋朝的東都洛陽城下。當有人勸李密西取長安時，李密既顧慮“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資治通鑒》卷一八三，義寧元年五月。又害怕他西去後，所留各部互不團結。於是，他決心留在中原，圍攻洛陽。李世民也認為“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資治通鑒》卷一八四，義寧元年七月。瓦崗軍對李淵來說，當然沒有任何威脅。同時，李密領導的瓦崗軍比李淵在太原的力量也強大得多，李淵沒有必要引虎入室，給自己製造麻煩。因此，司馬光關於“淵以書招李密”《資治通鑒》卷一八四，義寧元年七月。的說法就不一定可靠。《起居注》的有關記載正說明這個問題。

　　《起居注》卷中：義寧元年七月，“己巳，滎陽賊帥李密遣使送款致書請與帝（李淵）合從，帝大悅”。李密致書於李淵，是合情合理的。因為就李淵方麵說，溫大雅既視李密為“賊帥”，當然李淵是恥與為伍的，主動寫信招李密的可能性很小；另如前述，就雙方力量而論，瓦崗軍比李淵在太原的力量強大得多，李淵決不會引虎入室，自找麻煩。就李密方麵說，這時瓦崗軍已威震中原，直逼洛陽，而且李密又殺了久有顧慮的翟讓，所以，他躊躇滿誌，驕傲異常，根本不把李淵放在眼裏。在這種情況下，“密負其強盛，欲自為盟主，乃致書呼高祖為兄，請合從以滅隋”。《舊唐書》卷五十六《李密傳》。《起居注》卷中具體敘述了這個過程：“密雖為讓所推，恐其圖己，恭儉自勵，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已，子女珍玩，一無所取，振貸貧乏，敬禮賓客，故河汴間絕糧之士多往依之，密又形儀眇小，讓弗之忌，遂謀殺讓而並其眾。密以煬帝不來，翟讓已死，坐對敖倉，便有自矜之誌，作書與帝（李淵），以天下為己任，屢有大言，大略雲：欲帝為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鹹陽，其旨以煞後主、執代王為意。”既然李密得意忘形地“欲自為盟主”，當然他先寫信給李淵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與《通鑒》立場基本一致的新舊《唐書》也都沒有關於李淵主動先招李密的記載，可見《通鑒》關於李淵先以書招李密的記載是不可相信的。

　　那麽，《通鑒》為什麽會出現“淵以書招李密”呢？看來還是與司馬光的立場、觀點有關。司馬光要把李淵寫成不願背離隋朝的忠臣，當然要和李密區別開來。李密已經公布了隋煬帝的十大罪狀，認為隋煬帝的罪惡罄竹難書，把他比做了殷紂王和秦朝的子嬰，當然李密是公開要推翻隋朝的。李淵則完全不同，最初他要“遠迎主上”，後來又用“掩耳盜鍾”的手法，表示要尊隋煬帝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這樣，他的一切言行必須服從這個前提。如果李淵先以書招李密，當然也是為了這個前提的需要。盡管《通鑒》沒有透露李淵招李密的書的內容，但溫大雅代替李淵執筆對李密的複書中卻明確表示：“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誌在尊隋。”《資治通鑒》卷一八四，義寧元年七月。如果在以前李淵確曾有過招李密的書，也必然有這些內容。這樣，就會使人感到李淵曾主動聯絡李密，“共匡天下”以“尊隋”。這與李密先致書李淵，要求共同滅隋而被李淵拒絕，當然有很大差別。視李淵為主動“尊隋”，被迫起兵，無形之中就增加了李淵是隋忠臣的內容。大概正是這種原因，司馬光沒有說出“淵以書招李密”的根據是什麽。《通鑒考異》對許多記載有出入的史實都加以考辯。關於這件事，它沒有說明為什麽《通鑒》不采納《起居注》或《唐書》的內容，而隻是說《壺關錄》和《蒲山公傳》的記載與事實不符，“今皆不取”。很可能是有意避開《起居注》和《唐書》的。也就是說，司馬光是有意歪曲這件事實來滿足自己表彰李淵的需要。這充分說明，史學家的立場和觀點必然反映在其史學著作中。

　　根據《通鑒》，“淵以書招李密”是在義寧元年（617）七月。接著，李密複書李淵說：“與兄流派雖異，根係本同。自惟虛薄，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鹹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資治通鑒》卷一八四，義寧元年七月。這與《起居注》所載李密給李淵的信的內容一致，時間相同。所不同者，是李密給李淵的複信，不是李密主動給李淵的信。此外，《通鑒》還認為，李密殺翟讓是在十一月，也就是在李淵攻克長安的後兩天。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在殺翟讓之前，李密處處小心，謹慎從事，“恭儉自勵，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已，子女珍玩，一無所取，振貸貧乏，敬禮賓客”。在這種情況下，李密主要考慮怎樣對付翟讓，怎能對李淵那樣傲慢無禮呢？難道他不怕在翟讓麵前暴露自己嗎？其實，《通鑒》也認為是“李密既殺翟讓”，才“頗自驕矜”《資治通鑒》卷一八六，武德元年九月。的。關於這件事，與《通鑒》的記載大體類同的《新唐書》卷八十四《李密傳》，也同樣認為是“密既殺翟讓”，才“心稍驕”的。不難看出，李密狂妄驕矜，給李淵寫信，隻能是在殺翟讓之後，而決不能是在殺翟讓之前。這樣一來，認為翟讓是在義寧元年十一月被殺就很難令人相信了。

　　那麽，是否可以說李密給李淵寫信的時間是在十一月殺翟讓以後呢？回答隻能是否定的。首先，《通鑒》明確記載此事是在李淵攻下霍邑之前，也就是在這年七月。其次，根據李淵對李密的信的態度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起居注》卷中：“帝（李淵）覽書抵掌謂所親曰：‘密誇誕不達天命，適所以為吾拒東都之兵，守成皋之厄，更覓韓、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獎以驕其誌，使其不虞於我。（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舊唐書·李密傳》的記載與此完全一致。《通鑒》卷一八四，義寧元年七月：“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析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詞推獎以驕其誌，使為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顯而易見，《起居注》與《通鑒》的記載並無矛盾。既然李淵用“卑詞推獎以驕其誌”的手法對付李密，想取“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的好處，或者是取得“專意西征”的機會，“俟關中平定”以後再收漁人之利，都說明李淵得到李密的書信是在其進入關中之前。既然李密殺翟讓是在其給李淵寫信之前，李密給李淵寫信又在李淵進入關中之前，那麽，我們就可以認為，《起居注》中關於李淵與李密的初次交往，也就是李密殺翟讓後先寫信給李淵，而不是李淵先招李密的記載是可信的。除了以上原因以外，溫大雅是李淵在太原起兵時的大將軍府記室參軍，而且李淵給李密的回信又是他執筆的，他對自己親身經曆的事不會弄錯，所以《起居注》的記載可靠也是勿庸置疑的。反之，《通鑒》關於此事的記載帶有偏見，自相矛盾，值得置疑，甚至是不可相信的。

　　李淵進取霍邑的問題

　　義寧元年五月，李淵正式決定起兵，七月，就以其子李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自己親率甲士三萬人從太原出發，進取長安。這時，在長安的隋代王侑派虎牙郎將宋老生帶精兵二萬屯霍邑（山西霍縣），左武候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山西永濟）以拒李淵。由於久雨不止，李淵感到軍糧困難，同時，派去和突厥進行聯絡的劉文靜還未回來，於是，有突厥和劉武周聯合進攻太原的傳聞。李淵召集其子李建成、李世民和文武官吏商議對策。裴寂等人力主回師太原，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則竭力反對說：“武周位極而誌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離（求）太原，寧肯近忘馬邑！武周悉其此勢，未必同謀。又朝廷既聞唐國舉兵……所以驍將精兵，鱗次在近，今若卻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生，營之內外，皆為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競來，進闕圖南，退窮自北，還無所之，畏溺先沉，近於斯矣。且今禾菽被野，人馬無憂，坐足有糧，行即得眾……兒等捐軀力戰，可謂行之者也，耕織自有其人，請無他問，雨罷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帝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懦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非常清楚，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共同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反對回師太原。李淵非常高興，欣然同意他們的意見。

　　新舊《唐書》和《通鑒》關於此事的記載則完全不同。《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會久雨糧盡，高祖與裴寂議，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鹹陽，號令天下；遇小敵即班師，將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納，促令引發。太宗遂號泣於外，聲聞帳中。高祖召問其故，對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必克，退還則必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新唐書》記載與此大體類同。二者與《起居注》所不同者，是李世民單獨向李淵建議，不要回師太原，李淵不聽，李世民號哭於軍帳之外，感動了李淵，才無可奈何地說：“起事者汝也，成敗惟汝。”《新唐書》卷二《太宗紀上》。司馬光不同意這種看法，但他認為反對回師太原是李世民的主張，李建成隻不過是“亦以為然”，同意李世民的意見罷了。其他有關記載均與新舊《唐書》基本一致。這就是說，新舊《唐書》和《通鑒》對有關此事的記載和《起居注》是截然不同的。關鍵問題，還是怎樣看待李淵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在這個問題上，新舊《唐書》抬高了李世民的作用，降低了李淵的作用，否定了李建成的作用。新舊《唐書》的內容，肯定來自《太宗實錄》，因為《通鑒考異》明確指出，關於此事“《太宗實錄》盡以為太宗之策，無建成名，蓋沒之耳。”寫《太宗實錄》的人，在李建成被殺、李世民取得統治權力以後，備加讚頌李世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雖然李建成與李世民共同表示願為攻取霍邑“捐軀力戰”，而且共同“夜追左軍複還”，《資治通鑒》卷一八四，義寧元年七月。但把李建成與至高無上的皇帝相提並論也是不可能的。不過，當司馬光明確表示他“今從《創業注》”的時候，他卻也遠遠離開了《創業注》的內容。例如，《起居注》中清楚地說明，是李建成、李世民共同反對從霍邑前線回師太原，而《通鑒》則認為是李世民提出了自己的主張，李建成隻是表示讚成；《起居注》載，李淵非常高興地接受了兩個兒子的意見，並罵勸他回師太原的人是“懦夫”，而《通鑒》則載為李淵根本不聽李世民的建議，李世民再要陳述自己的意見時，李淵已經就寢，於是，李世民“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感動了李淵，他才被迫采納了李世民的意見。這些情節，和《唐書》的記載並無差別。這又說明，《通鑒》和《唐書》要把李淵寫成毫無推翻隋朝的遠見，隻是任人擺布的被動起兵者。李世民則“聰明勇決，識量過人”，頗有政治遠見，但又事事服從其父，成全其父，成為一個標準的孝子。李淵就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