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精選集

5. 冰心自傳

　　回憶"五四"

　　一九一九年，我是北京協和女子大學的一年生。

　　在"五四"的頭幾天，我已經告假住在東交民巷德國醫院，陪著我的二弟為傑——他得了猩紅熱後，耳部動了手術。

　　"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來給我送換洗的衣服，告訴我說街上有好幾百個學生，打著白旗遊行，嘴裏喊著口號，路旁看的人擠得水泄不通。黃昏時候又有一個親戚來了，興奮地告訴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為了阻止北洋軍閥政府簽訂出賣青島的條約，聚集起遊行的隊伍，在街上高呼口號散發傳單，最後湧到賣國賊章宗祥的住處，火燒了趙家樓，有許多學生被捕了。我聽了又是興奮又是憤慨，他走了之後，我的心還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著大風，槐花的濃香熏得我頭痛！

　　第二天我就同二弟從醫院回家去了，到學校銷了假。學生自治會裏完全變了樣，人人站在院裏激昂地麵紅耳赤地談話，大家都投入了緊張的工作。我被選做了文書。我們學生會是北京女學界聯合會之一員。出席北京女學界聯合會和北京學生聯合會的，多是些高班的同學，我們隻參加文字宣傳，鼓動罷課、罷市和對市民宣傳。協和女子大學是個教會學校，向來對於當前政治潮流是阻隔著一道厚厚的堤防的。學校對於學生的教育是："專心聽道"，"安心讀書"，其餘一概不聞不問。但是這次空前的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的力量，終於把這道堤防衝破了。對於素來不可侵犯的道貌岸然的美籍校長教員們，我們也理直氣壯地和他們鬥爭了。

　　我們堅持罷課遊行，罷課宣傳。為了抵製日貨，我們還曠課製造些日用品，繡些手絹等出賣，受到美籍校長和某些美國、中國的教員們的反對和譏諷。但是帝國主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美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學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拿出最獰惡的麵目來阻擋，於是一向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學界聯合會代表們開會的場所了。同時學生們個個興奮緊張，一聽到有什麽緊急消息，就紛紛丟下書本湧出課堂，誰也阻擋不住！我們三五成群地揮舞著旗幟，在街頭宣傳，沿門沿戶地進入商店，對著懷疑而又熱情的臉，講著人民必須一致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反對軍閥政府的賣國行為的大道理。我們也三三兩兩抱著大撲滿，在大風揚塵之中，荒漠黯舊的天安門前，攔住過往的洋車，請求大家捐助幾個銅子，幫助我們援救慰問那些被捕的愛國學生。我們大隊大隊地去參加北京法庭對於被捕學生的審問，我們開始用白話文寫著各種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種報刊上發表。

　　五四運動的前後，新思潮空前高漲，新出的報刊雜誌，像雨後春筍一樣，目不暇接。我們都貪婪地爭著買，爭著借，彼此傳閱。其中我最喜歡的是《新青年》裏魯迅先生寫的小說，像《狂人日記》等篇，尖刻地抨擊吃人的禮教，揭露著舊社會的黑暗與悲慘，讀了使人同情而震動。

　　"五四"以後，在這偉大的運動裏醒起的青年們，有許許多多看清了必須革反動政權的命，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才能救國。他們勇敢地投身到火熱的革命鬥爭中去，走了百折不撓的艱苦的道路，終於和工農兵在一起把祖國拯救了出來。

　　他們有的光榮地為革命而犧牲了，有的現在在新興的祖國的各個崗位上，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另一部分青年，包括我自己，就像一瀉千裏的洪流中的靠近兩岸的一小股，它衝不過河岸的阻力，隻挨著岸邊和竹頭木屑一起慢慢地挪動著……

　　毛主席說得好："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在五四運動時期，我還根本不知道五四運動是受著十月革命的影響，是受著有共產主義思想的人們像李大釗同誌等人的領導。我的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和所受的美帝國主義奴化教育，以及我自己軟弱的本質，都使"五四"對我的影響，僅僅限於文學方麵——以新的文學形式來代替舊的形式這一點。"五四"過後，我更是"閉關自守"，從簡單幼稚的回憶中去找我的創作的源泉。我的脫離群眾的生活，使我走了幾十年的彎路，作了一個空頭的文學家。但是現在我並不難過，隻要一息尚存，而且和工農兵在一起的時候，我還總會感到激動與興奮。我想，在黨領導下，我還可以努力同工農兵相結合，學習他們，改造自己，使我能盡我一切的力量，在我自己的崗位上為人民服務。

　　我的故鄉

　　我生於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農曆庚子年閏八月十二日），七個月後我就離開了故鄉——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裏，永遠是我的故鄉，因為它是我的父母之鄉。我從父母親口裏聽到的極其瑣碎而又極其親切動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為背景的。

　　我母親說：我出生在福州城內的隆普營。這所祖父租來的房子裏，住著我們的大家庭，院裏有一個池子，那時福州常發大水，水大的時候，池子裏的金魚都遊到我們的屋裏來。

　　我的祖父謝子修（鑾恩）老先生，是個教書匠，在城內的道南祠授徒為業。他是我們謝家第一個讀書識字的人。我記得在我十一歲那年（一九一一年），從山東煙台回到福州的時候，在祖父的書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紅印的家譜。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順雲公、以達公，然後就是我的祖父。上麵仿佛還講我們謝家是從江西遷來的，是晉朝謝安的後裔。但是在一個清靜的冬夜，祖父和我獨對的時候，他忽然摸著我的頭說："你是我們謝家第一個正式上學讀書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讀嗬。"說到這裏，他就源源本本地講起了我們貧寒的家世！原來我的曾祖父以達公，是福建長樂縣橫嶺鄉的一個貧農，因為天災，逃到了福州城裏學做裁縫。

　　這和我們現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華人一樣，都是為祖國的天災人禍所迫，飄洋過海，靠著不用資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業）、廚刀（飯館業）、剃刀（理發業）起家的，不過我的曾祖父還沒有逃得那麽遠！

　　那時做裁縫的是一年三節，即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才可以到人家去要帳。這一年的春節，曾祖父到人家要錢的時候，因為不認得字，被人家賴了帳，他兩手空空垂頭喪氣地回到家裏，等米下鍋的曾祖母聽到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會，就含淚走了出去，半天沒有進來。曾祖父出去看時，原來她已在牆角的樹上自縊了！他連忙把她解救了下來，兩人抱頭大哭；這一對年輕的農民，在寒風中跪下對天立誓：將來如蒙天賜一個兒子，拚死拚活，也要讓他讀書識字，好替父親記帳、要帳。但是從那以後我的曾祖母卻一連生了四個女兒，第五胎才來了一個男的，還是難產。這個難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謝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這段故事，給我的印象極深，我的感觸也極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樹，他的第二代就是樹枝，我們就都是枝上的密葉；葉落歸根，而我們的根，是深深地紮在福建橫嶺鄉的田地裏的。我並不是"烏衣門第"出身，而是一個不識字、受欺淩的農民裁縫的後代。曾祖父的四個女兒，我的祖姑母們，僅僅因為她們是女孩子，就被剝奪了讀書識字的權利！當我把這段意外的故事，告訴我的一個堂哥哥的時候，他卻很不高興地問我是聽誰說的？當我告訴他這是祖父親口對我講的時候，他半天不言語，過了一會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這段故事再講給別人聽。當下，我對他的"忘本"和"輕農"就感到極大的不滿！從那時起，我就不再遵守我們謝家寫籍貫的習慣。我寫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貫，不再是祖父"進學"地點的"福建閩侯"，而是"福建長樂"，以此來表示我的不同意見！

　　我這一輩子，到今日為止，在福州不過前後呆了兩年多，更不用說長樂縣的橫嶺鄉了。但是我記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間我們在福州的時候，橫嶺鄉有幾位父老，來邀我的父親回去一趟。他們說橫嶺鄉小，總是受人欺侮，如今族裏出了一個軍官，應該帶幾個兵勇回去誇耀誇耀。父親恭敬地說：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沒有兵，也不可能帶兵去。

　　我還記得父老們送給父親一個紅紙包的見麵禮，那是一百個銀角子，合起值十個銀元。父親把這一個紅紙包退回了，隻跟父老們到橫嶺鄉去祭了祖。一九二〇年前後，我在北京《晨報》寫過一篇叫做《還鄉》的短篇小說，就講的是這個故事。現在這張剪報也找不到了。

　　從祖父和父親的談話裏，我得知橫嶺鄉是極其窮苦的。農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勞動，過著蒙昧貧困的生活，隻有被賣去當"戲子"，才能逃出本土。當我看到那包由一百個銀角子湊成的"見麵禮"時，我聯想到我所熟悉的山東煙台東山金鉤寨的窮苦農民來，我心裏湧上了一股說不出來難過的滋味！

　　我很愛我的祖父，他也特別的愛我，一來因為我不常在家，二來因為我雖然常去看書，卻從來沒有翻亂他的書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處。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時候，我是時刻圍繞在他的身邊轉的。那時我們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內南後街楊橋巷口萬興桶石店後"。這個住址，現在我寫起來還非常地熟悉、親切，因為自從我會寫字起，我的父母親就時常督促我給祖父寫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寫。這所房子很大，住著我們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們這一房，就住在大廳堂的兩邊，我們這邊的前後房，住著我們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後房，隻有他一個人和滿屋滿架的書，那裏成了我的樂園，我一得空就鑽進去翻書看。我所看過的書，給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筆記小說《子不語》，還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紓（琴南）老先生翻譯的線裝的法國名著《茶花女遺事》。這是我以後竭力搜求"林譯小說"的開始，也可以說是我追求閱讀西方文學作品的開始。

　　我們這所房子，有好幾個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隻是在一排或一進屋子的前麵，有一個長方形的"天井"，每個"天井"裏都有一口井，這幾乎是福州房子的特點。這所大房裏，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書房。幾乎所有的廳堂和客室、書房的柱子上牆壁上都貼著或掛著書畫。正房大廳的柱子上有紅紙寫的很長的對聯，我隻記得上聯的末一句，是"江左風流推謝傅"，這又是對晉朝謝太傅攀龍附鳳之作，我就不屑於記它！但這些掛幅中的確有許多很好很值得記憶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東院廳堂的楹聯，就是：風光月霽襟懷

　　又如西院客室樓上有祖父自己寫的：

　　知足知不足

　　有為有弗為

　　這兩副對聯，對我的思想教育極深。祖父自己寫的橫幅，更是到處都有。我隻記得有在道南祠種花詩中的兩句：

　　紅紫青藍白綠黃

　　在西院紫藤書屋的過道裏還有我的外叔祖父楊維寶（頌岩）老先生送給我祖父的一副對聯是：

　　知君身是後凋鬆

　　那幾個字寫得既圓潤又有力！我很喜歡這一副對子，因為"不羈馬"誇獎了他的侄婿，我的父親，"後凋鬆"就稱讚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從"不羈馬"應當說到我的父親謝葆璋（鏡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個兒子。我的兩個伯父，都繼承了我祖父的職業，做了教書匠。在我父親十七歲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嚴複（幼陵）老先生，回到福州來招海軍學生，他看見了我的父親，認為這個青年可以"投筆從戎"，就給我父親出了一道詩題，是"月到中秋分外明"，還有一道八股的破題。父親都做出來了。在一個窮教書匠的家裏，能夠有一個孩子去當"兵"領餉，也還是一件好事，於是我的父親就穿上一件用伯父們的兩件長衫和半斤棉花縫成的棉袍，跟著嚴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師學堂，去當了一名駕駛生。

　　父親大概沒有在英國留過學，但是作為一名巡洋艦上的青年軍官，他到過好幾個國家，如英國、日本。我記得他曾氣憤地對我們說："那時堂堂一個中國，竟連一首國歌都沒有！

　　我們到英國去接收我們中國購買的軍艦，在舉行接收典禮儀式時，他們竟奏一首《媽媽好糊塗》的民歌調子，作為中國的國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戰之役，父親是"威遠"艦上的槍炮二副，參加了海戰。這艘軍艦後來在威海衛被擊沉了。父親泅到劉公島，從那裏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親常常對我談到那一段憂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親楊福慈，十四歲時她的父母就相繼去世，跟著她的叔父頌岩先生過活，十九歲嫁到了謝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歲時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詩談文時說定的。結婚後小夫妻感情極好，因為我父親長期在海上生活，"會少離多"，因此他們通信很勤，唱和的詩也不少。我隻記得父親寫的一首七絕中的三句：此身何事學牽牛，燕山閩海遙相隔，會少離多不自由。

　　甲午海戰爆發後，因為海軍裏福州人很多，陣亡的也不少，因此我們住的這條街上，今天是這家糊上了白紙的門聯，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紙門聯。母親感到這副白紙門聯，總有一天會糊到我們家的門上！她悄悄地買了一盒鴉片煙膏，藏在身上，準備一旦得到父親陣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盡。祖父看到了母親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讓我的兩個堂姐姐，日夜守在母親身旁。家裏有人還到廟裏去替我母親求簽，簽上的話是：堂中寂寞恐難堪，若要重歡，除是一輪月上。

　　母親半信半疑地把簽紙收了起來。過了些日子，果然在一個明月當空的夜晚，聽到有人敲門，母親急忙去開門時，月光下看見了輾轉歸來的父親！母親說："那時你父親的臉，才有兩個指頭那麽寬！"

　　從那時起，這一對年輕夫妻，在會少離多的六七年之後，才廝守了幾個月。那時母親和她的三個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輪流做飯，父親便幫母親劈柴、生火、打水，做個下手。

　　不久，海軍名宿薩鼎銘（鎮冰）將軍，就來了一封電報，把我父親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時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師範學校預科，第一次過起了學校生活。頭幾天我還很不慣，偷偷地流過許久眼淚，但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怕大家庭裏那些本來就不讚成女孩子上學的長輩們，會出來勸我輟學！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許多要好的同學。至今我還能順老師上班點名的次序，背誦出十幾個同學的名字。福州女師的地址，是在城內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舊家第宅，我記得我們課堂邊有一個小池子，池邊種著芭蕉。學校裏還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還有一道石橋，連接在兩處亭館之間。我們的校長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聲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們的作文老師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離開女師的時候，還來了一位教體操的日本女教師，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記得了。我在這所學校隻讀了三個學期，中華民國成立後，海軍部長黃鍾瑛（讚侯），又來了一封電報，把父親召出去了。不久，我們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對於故鄉的回憶，隻能寫到這裏，十幾年來，我還沒有這樣地暢快揮寫過！我的回憶像初融的春水，湧溢奔流。十幾年來，睡眠也少了，"曉枕心氣清"，這些回憶總是使人歡喜而又惆悵地在我心頭反複湧現。這一幕一幕的圖畫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們沒有看過或聽過的，即使他們看過聽過，他們也不會記得懂得的，更不用說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時想如果不把這些寫記下來，將來這些圖文就會和我的刻著印象的頭腦一起消失。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時又想，這些都是關於個人的東西，不留下或被忘卻也許更好。這兩種想法在我心裏矛盾了許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國的倫敦，應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Woolf）之約，到她家喝茶。我們從倫敦的霧，中國和英國的小說、詩歌，一直談到當時英國的英王退位和中國的西安事變。她忽然對我說："你應該寫一本自傳。"我搖頭笑說："我們中國人沒有寫自傳的風習，而且關於我自己也沒有什麽可寫的。"她說："我倒不是要你寫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為線索，把當地的一些社會現象貫穿起來，即使是關於個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為後人參考的史料。"我當時沒有說什麽，談鋒又轉到別處去了。

　　事情過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來，覺得她的話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一點"，我就把這些在我腦子裏反複呈現的圖畫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寫在紙上。

　　記得在半個世紀之前，在我寫《往事》（之一）的時候，曾在上麵寫過這麽幾句話：將這些往事移在白紙上罷——再回憶時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這幾句話，現在還是可以應用的。把這些圖畫和文字，移在白紙上之後，我心裏的確輕鬆多了！1979年2月11日

　　我的童年

　　我生下來七個月，也就是一九〇一年的五月，就離開我的故鄉福州，到了上海。

　　那時我的父親是"海圻"巡洋艦的副艦長，艦長是薩鎮冰先生。巡洋艦"海"字號的共有四艘，就是"海圻"、"海籌"、"海琛"、"海容"，這幾艘軍艦我都跟著父親上去過。聽說還有一艘叫做"海天"的，因為艦長駕駛失誤，觸礁沉沒了。

　　上海是個大港口，巡洋艦無論開到哪裏，都要經過這裏停泊幾天，因此我們這一家便搬到上海來，住在上海的昌壽裏。這昌壽裏是在上海的哪一區，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母親所講的關於我很小時候的故事，例如我寫在《寄小讀者》通訊（十）裏麵的一些，就都是以昌壽裏為背景的。我關於上海的記憶，隻有兩張相片作為根據，一張是父親自己照的：年輕的母親穿著沿著闊邊的衣褲，坐在一張有床架和帳楣的床邊上，腳下還擺著一個腳爐，我就站在她的身旁，頭上是一頂青絨的帽子，身上是一件深色的棉袍。父親很喜歡玩些新鮮的東西，例如照相，我記得他的那個照相機，就有現在衛生員背的藥箱那麽大！他還有許多衝洗相片的器具，至今我還保存有一個玻璃的漏鬥，就是洗相片用的器具之一。另一張相片是在照相館照的，我的祖父和老姨太坐在茶幾的兩邊，茶幾上擺著花盆、蓋碗茶杯和水煙筒，祖父穿著夏天的衣衫，手裏拿著扇子；老姨太穿著沿著闊邊的上衣，下麵是青紗裙子。我自己坐在他們中間茶幾前麵的一張小椅子上，頭上梳著兩個丫角，身上穿的是淺色衣褲，兩手按在膝頭，手腕和腳踝上都戴有銀鐲子，看樣子不過有兩三歲，至少是會走了吧。

　　父親四歲喪母，祖父一直沒有再續弦，這位老姨太大概是祖父老了以後才娶的。我在一九一一年回到福州時，也沒有聽見家裏人談到她的事，可見她在我們家裏的時間是很短暫的，記得我們住在山東煙台的時期內，祖父來信中提到老姨太病故了。當我們後來拿起這張相片談起她時，母親就誇她的活計好，她說上海夏天很熱，可是老姨太總不讓我光著膀子，說我背上的那塊藍"記"是我的前生父母給塗上的，讓他們看見了就來討人了。她又知道我母親不喜歡紅紅綠綠的，就給我做白洋紗的衣褲或背心，沿著黑色烤綢的邊，看去既涼爽又醒目，母親說她太費心了，她說費事倒沒有什麽，就是太素淡了。的確，我母親不喜歡濃豔的顏色，我又因為從小男裝，所以我從來沒有紮過紅頭繩。現在，這兩張相片也找不到了。

　　在上海那兩三年中，父親隔幾個月就可以回來一次。母親談到夏天夜裏，父親有時和她坐馬車到黃浦灘上去兜風，她認為那是她在福州時所想望不到的。但是父親回到家來，很少在白天出去探親訪友，因為艦長薩鎮冰先生說不定什麽時候就會派水手來叫他。薩鎮冰先生是父親在海軍中最敬仰的上級，總是親昵地稱他為"薩統"。（"統"就是"統領"的意思，我想這也和現在人稱的"朱總"、"彭總"、"賀總"差不多。）我對薩統的印象也極深。記得有一次，我拉著一個來召喚我父親的水手，不讓他走，他笑說："不行，不走要打P股的！"我問："誰叫打？用什麽打？"他說："軍官叫打就打，用繩子打，打起來就是'一打'，'一打"就是十二下。"我說："繩子打不疼吧？"他用手指比劃著說："喝！你試試看，我們船上用的繩索粗著呢，浸透了水，打起來比棒子還疼呢！"我著急地問："我父親若不回去，薩統會打他吧？"他搖頭笑說："不會的，當官的頂多也就記一個過。薩統很少打人，你父親也不打人，打起來也隻打'半打'，還叫用幹索子。"我問："那就不疼了吧？"他說："那就好多了……"這時父親已換好軍裝出來，他就笑著跟在後麵走了。

　　大概就在這個時候，母親生了一個妹妹，不幾天就夭折了。頭幾天我還搬過一張凳子，爬上床上去親她的小臉，後來床上就沒有她了。我問妹妹哪裏去了，祖父說妹妹逛大馬路去了，但她始終就沒有回來！

　　一九〇三——九〇四年之間，父親奉命到山東煙台去創辦海軍軍官學校。我們搬到煙台，祖父和老姨太又回到福州去了。

　　我們到了煙台，先住在市內的海軍采辦廳，所長葉茂蕃先生讓出一間北屋給我們住。南屋是一排三間的客廳，就成了父親會客和辦公的地方。我記得這客廳裏有一副長聯是：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我提到這一副對聯，因為這是我開始識字的一本課文！父親那時正忙於擬定籌建海軍學校的方案，而我卻時刻纏在他的身邊，說這問那，他就停下筆指著那副牆上的對聯說："你也學著認認字好不好？你看那對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這幾個字不都很容易認嗎？"於是我就也拿起一支筆，坐在父親的身旁一邊學認一邊學寫，就這樣，我把對聯上的二十二個字都會念會寫了，雖然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這"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究竟是哪幾本古書。

　　不久，我們又搬到煙台東山北坡上的一所海軍醫院去寄居。這時來幫我父親做文書工作的，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也把家從福州搬來了，我們兩家就住在這所醫院的三間正房裏。

　　這所醫院是在陡坡上坐南朝北蓋的，正房比較陰冷，但是從廊上東望就看見了大海！從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裏想著它，嘴裏談著它，筆下寫著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幾年裏，當我憂從中來，無可告語的時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開闊了起來，寧靜了下去！一九二四年我在美國養病的時候，曾寫信到國內請人寫一副"集龔"的對聯，是：

　　胸中海嶽夢中飛

　　謝天謝地，因為這副很短小的對聯，當時是卷起壓在一隻大書箱的箱底的，"四人幫"橫行，我家被抄的時候，它竟沒有和我其他珍藏的字畫一起被抄走！

　　現在再回來說這所海軍醫院。它的東廂房是病房，西廂房是診室，有一位姓李的老大夫，病人不多。門房裏還住著一位修理槍支的師傅，大概是退伍軍人吧！我常常去蹲在他的炭爐旁邊，和他攀談。西廂房的後麵有個大院子，有許多花果樹，還種著滿地的花，還養著好幾箱的蜜蜂，花放時熱鬧得很。我就因為常去摘花，被蜜蜂螫了好幾次，每次都是那位老大夫給我上的藥，他還告誡我：花是蜜蜂的糧食，好孩子是不搶人的糧食的。

　　這時，認字讀書已成了我的日課，母親和舅舅都是我的老師，母親教我認"字片"，舅舅教我的課本，是商務印書館的國文教科書第一冊，從"天地日月"學起。有了海和山作我的活動場地，我對於認字，就沒有了興趣，我在一九三二年寫的《冰心全集》自序中，曾有過這一段，就是以海軍醫院為背景的：著要出去。父親便在外麵，用馬鞭子重重地敲著堂屋的桌子，嚇唬我，可是從未打到我的頭上的馬鞭子，也從未把我愛跑的癖氣嚇唬回去……

　　不久，我們又翻過山坡，搬到東山東邊的海軍練營旁邊新蓋好的房子裏。這座房子蓋在山坡挖出來的一塊平地上，是個四合院，住著籌備海軍學校的職員們。這座練營裏已住進了一批新招來的海軍學生，但也住有一營（？）的練勇（大概那時父親也兼任練營的營長）。我常常跑到營口門去和站崗的練勇談話。他們不像兵艦上的水兵那樣穿白色軍裝。他們的軍裝是藍布包頭，身上穿的也是藍色衣褲，胸前有白線繡的"海軍練勇"字樣。當我跟著父親走到營門口，他們舉槍立正之後，父親進去了就揮手叫我回來。我等父親走遠了，卻拉那位練勇蹲了下來，一麵摸他的槍，一麵問："你也打過海戰吧？"他搖頭說："沒有。"我說："我父親就打過，可是他打輸了！"他站了起來，扛起槍，用手拍著槍托子，說："我知道，你父親打仗的時候，我還沒當兵呢。你等著，總有一天你的父親還會帶我們去打仗，我們一定要打個勝仗，你信不信？"這幾句帶著很濃厚山東口音的誓言，一直在我的耳邊回響著！

　　回想起來，住在海軍練營旁邊的時候，是我在煙台八年之中，離海最近的一段。這房子北麵的山坡上，有一座旗台，是和海上軍艦通旗語的地方。旗台的西邊有一條山坡路通到海邊的炮台，炮台上裝有三門大炮，炮台下麵的地下室裏還有幾個魚雷，說是"海天"艦沉後撈上來的。這裏還駐有一支穿白衣軍裝的軍樂隊，我常常跟父親去聽他們演習，我非常尊敬而且羨慕那位樂隊指揮！炮台的西邊有一個小碼頭。父親的艦長朋友們來接送他的小汽艇，就是停泊在這碼頭邊上的。

　　寫到這裏，我覺得我漸漸地進入了角色！這營房、旗台、炮台、碼頭，和周圍的海邊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動的舞台。

　　我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夜曾寫過一篇叫做《海戀》的散文，裏麵有：晨我看見金盆似的朝日，從深黑色、淺灰色、魚肚白色的雲層裏，忽然湧了上來，這時太空轟鳴，濃金潑滿了海麵，染透了諸天……在黃昏我看見銀盤似的月亮顫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麵變成一層層一道道的由濃黑而銀灰漸漸地漾成光明閃爍的一片……這個舞台，絕頂靜寂，無邊遼闊，我既是演員，又是劇作者。我雖然單身獨自，我卻感到無限的歡暢與自由。

　　就在這個期間，一九〇六年，我的大弟謝為涵出世了。他比我小得多，在家塾裏的表哥哥和堂哥哥們又比我大得多；他們和我玩不到一塊兒，這就造成了我在山巔水涯獨往獨來的性格。這時我和父親同在的時間特別多。白天我開始在家塾裏附學，念一點書，學作一些短句子，放了學父親也從營裏回來，他就教我打槍、騎馬、劃船，夜裏就指點我看星星。逢年過節，他也帶我到煙台市上去，參加天後宮裏海軍軍人的聚會演戲，或到玉皇頂去看梨花，到張裕釀酒公司的葡萄園裏去吃葡萄，更多的時候，就是帶我到進港的軍艦上去看朋友。

　　一九〇八年，我的二弟謝為傑出世了，我們又搬到海軍學校後麵的新房子裏來。

　　這所房子有東西兩個院子，西院一排五間是我們和舅舅一家合住的。我們住的一邊，父親又在盡東頭麵海的一間屋子上添蓋了一間樓房，上樓就望見大海。我在《海戀》中有過這麽一段描寫，就是在這樓上所望見的一切：圍抱過來的丘陵，土坡上是一層一層的麥地，前麵是平坦無際的淡黃的沙灘。在沙灘與我之間，有一簇依山上下高低不齊的農舍，親熱地偎倚成一個小小的村落。在廣闊的沙灘前麵，就是那片大海！這大海橫亙南北，布滿東方的天邊，天邊有幾筆淡墨畫成的海島，那就是芝罘島，島上有一座燈塔……

　　在這時期，我上學的時間長了，看書的時間也多了，主要的還是因為離海遠些了，父親也忙些了，我好些日子才到海灘上去一次，我記得這海灘上有一座小小的龍王廟，廟門上的對聯是：

　　四海安瀾

　　因為少到海灘上去，那間望海的樓房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這房間算是客房，但是客人很少來住，父親和母親想要習靜的時候就到那裏去。我最喜歡在風雨之夜，倚欄凝望那燈塔上的一停一射的強光，它永遠給我以無限的溫暖快慰的感覺！

　　這時，我們家塾裏來了一位女同學，也是我的第一個女伴，她是父親同事李毓丞先生的女兒名叫李梅修的，她比我隻大兩歲，母親說她比我穩靜得多。她的書桌和我的擺在一起，我們十分要好。這時，我開始學會了"過家家"，我們輪流在自己"家"裏"做飯"，互相邀請，吃些小糖小餅之類。

　　一九一一年，我們在福州的時候，父親得到李伯伯從上海的來信，說是李梅修病故了，我們都很難過，我還寫了一篇"祭亡友李梅修文"寄到上海去。

　　我和李梅修談話或做遊戲的地方，就在樓房的廊上，一來可以免受表哥哥和堂哥哥們的幹擾，二來可以賞玩海景和園景。從樓廊上往前看是大海，往下看就是東院那個客廳和書齋的五彩繽紛的大院子。父親公餘喜歡栽樹種花，這院子裏種有許多果樹和各種的花。花畦是父親自己畫的種種幾何形的圖案，花徑是從海灘上挑來的大卵石鋪成的，我們清晨起來，常常在這裏活動。我記得我的小舅舅楊子玉先生，他是我的外叔祖父楊頌岩老先生的兒子，那時正在唐山路礦學堂肄業，夏天就到我們這裏來度假。他從煙台回校後，曾寄來一首長詩，頭幾句我忘了，後幾句是：……憶昔夏日來芝罘照眼繁花簇小樓清晨微步愜情賞向晚瓊筵勤勸酬歡娛苦短不逾月別來倏忽驚殘秋花自凋零吾不見共憐福分幾生修

　　小舅舅是我們這一代最歡迎的人，他最會講故事，講得有聲有色。他有時講吊死鬼的故事來嚇唬我們，但是他講得更多的是民族意識很濃厚的故事，什麽洪承疇賣國啦，林則徐燒鴉片啦等等，都講得慷慨淋漓，我們聽過了往往興奮得睡不著覺！他還拉我的父親和父親的同事們組織賽詩會，就是：在開會時大家議定了題目，限了韻，各人分頭做詩，傳觀後評定等次，也預備了一些獎品，如扇子、箋紙之類。賽詩會總是晚上在我們書齋裏舉行，我們都坐在一邊旁聽。現在我隻記得父親做的《詠蟋蟀》一首，還不完全：床下高吟際小陽笑爾專尋同種鬥爭來名譽亦何香

　　還有《詠茅屋》一首，也隻記得兩句：……久處不須憂瓦解雨餘還得草根香

　　我記住了這些句子，還是因為小舅舅和我父親開玩笑，說他做詩也解脫不了軍人的本色。父親也笑說："詩言誌嘛，我想到什麽就寫什麽，當然用詞趕不上你們那麽文雅了。"但是我體會到小舅舅的確很喜歡父親的"軍人本色"，我的舅舅們和父親以及父親的同事們在賽詩會後，往往還談到深夜。那時我們都睡覺去了，也不知道他們都談些什麽。

　　小舅舅每次來過暑假，都帶來一些書，有些書是不讓我們看的，越是不讓看，我們就越想看，哥哥們就慫恿我去偷，偷來看時，原來都是"天討"之類的"同盟會"的宣傳冊子。

　　我們偷偷地看了之後，又偷偷地趕緊送回原處。

　　一九一〇年我的三弟謝為楫出世了。就在這後不久，海軍學校發生了風潮！

　　大概在這一年之前，那時的海軍大臣載洵，到煙台海軍學校視察過一次，回到北京，便從北京貴胄學堂派來了二十名滿族學生，到海軍學校學習。在一九一一年的春季運動會上，為著爭奪一項錦標，一兩年中蘊積的滿漢學生之間的矛盾表麵化了！這一場風潮鬧得很凶，北京就派來了一個調查員鄭汝成，來查辦這個案件。他也是父親的同學。他背地裏告訴父親，說是這幾年來一直有人在北京告我父親是"亂黨"，並舉海校學生中有許多同盟會員——其中就有薩鎮冰老先生的侄子（？）薩福昌……而且學校圖書室訂閱的，都是《民呼報》之類，替同盟會宣傳的報紙為證等等，他勸我父親立即辭職，免得落個"撤職查辦"。父親同意了，他的幾位同事也和他一起遞了辭呈。就在這一年的秋天，父親戀戀不舍地告別了他所創辦的海軍學校，和來送他的朋友、同事和學生，我也告別了我的耳鬢廝磨的大海，離開煙台，回到我的故鄉福州去了！

　　這裏，應該寫上一段至今回憶起來仍使我心潮澎湃的插曲。振奮人心的辛亥革命在這年的十月十日發生了！我們在回到福州的中途，在上海虹口住了一個多月。我們每天都在搶著等著看報。報上以黎元洪將軍（他也是父親的同班同學，不過父親學的是駕駛，他學的是管輪）署名從湖北武昌拍出的起義的電報（據說是饒漢祥先生的手筆），寫得慷慨激昂，篇末都是以"黎元洪泣血叩"收尾。這時大家都紛紛捐款勞軍，我記得我也把攢下的十塊壓歲錢，送到申報館去捐獻，收條的上款還寫有"幼女謝婉瑩君"字樣。我把這張小小的收條，珍藏了好多年，現在，它當然也和如水的年光一同消逝了！1979年7月4日清晨年1月出版。）

　　童年雜憶

　　童年嗬！

　　是夢中的真，

　　是真中的夢，

　　是回憶時含淚的微笑。

　　——《繁星》

　　一九八〇年的後半年，幾乎全在醫院中度過，靜獨時居多。這時，身體休息，思想反而繁忙，回憶的潮水，一層一層地卷來，又一層一層地退去，在退去的時候，平坦而光滑的沙灘上，就留下了許多海藻和貝殼和海潮的痕跡！

　　這些痕跡裏，最深刻而清晰的就是童年時代的往事。我覺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樂的，開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該得的愛，我都得到了，該愛的人，我也都愛了。我的母親，父親，祖父，舅舅，老師以及我周圍的人都幫助我的思想、感情往正常、健康裏成長。二十歲以後的我，不能說是沒有經過風吹雨打，但是我比較是沒有受過感情上摧殘的人，我就能夠禁受身外的一切。有了健康的感情，使我相信人類的前途是光明的，雖然在螺旋形上升的路上，是峰回路轉的，但我們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判斷，來克製外來的侵襲。

　　八十年裏我過著和三代人相處（雖然不是同居）的生活，感謝天，我們的健康空氣，並沒有被汙染。我希望這愛和健康的氣息，不但在我們一家中間，還在每一個家庭中延續下去。

　　話說遠了，收回來吧。讀書

　　我常想，假如我不識得字，這病中一百八十天的光陰，如何消磨得下去？

　　感謝我的母親，在我四、五歲的時候，在我百無聊賴的時候，把文字這把鑰匙，勉強地塞在我手裏。到了我七歲的時候，獨遊無伴的環境，迫著我帶著這把鑰匙，打開了書庫的大門。

　　門內是多麽使我眼花繚亂的畫麵嗬！我一跨進這個門檻，我就出不來了！我的文字工具，並不銳利，而我所看到的書，又多半是很難攻破的。但即使我讀到的對我是些不熟習的東西，而"熟能生巧"，一個字形的反複呈現，這個字的意義，也會讓我猜到一半。

　　我記得我首先得到手的，是《三國演義》和《聊齋誌異》，這裏我隻談《聊齋誌異》。

　　《聊齋誌異》真是一本好書，每一段故事，多的幾千字，少的隻有幾百字。其中的人物，是人、是鬼、是狐，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每個"人"都從字上站起來了！看得我有時歡笑，有時流淚，母親說我看書看得瘋了。不幸的《聊齋誌異》，有一次因為我在澡房裏偷看，把洗澡水都涼透了，她氣得把書搶過去，撕去了一角，從此後我就反複看著這殘缺不完的故事，直到十幾年後我自己買到一部新書時，才把故事的情節拚全了。

　　此後是無論是什麽書，我得到就翻開看。即或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張紙，哪怕是一張極小的紙，隻要上麵有字，我就都要看看。我記得當我八歲或九歲的時候，我要求我的老師教給我做詩。他說做詩要先學對對子，我說我要試試看。他笑著給我寫了三個字，是"雞唱曉"，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就對上個"鳥鳴春"，他大為喜悅詫異，以為我自己已經看過韓愈的《送孟東野序》。其實"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這四句話，我是在一張香煙畫的後麵看到的！

　　再大一點，我又看了兩部"傳奇"，如《再生緣》、《天雨花》等，都是女作家寫的，七字一句的有韻的故事，中間也夾些說白，書中的主要角色，又都是很有才幹的女孩子。如《再生緣》中的孟麗君，《天雨花》中的左儀貞。故事都很曲折，最後還是大團圓。以後我還看一些類似的書，如《鳳雙飛》，看過就沒有印象了。

　　與此同時，我還看了許多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說部叢書"，其中就有英國名作家迭更斯的《塊肉餘生述》，也就是《大衛·考伯菲爾》，我很喜歡這本書！譯者林琴南老先生，也說他譯書的時候，被原作的情文所感動，而"笑啼間作"。我記得當我反複地讀這本書的時候，當可憐的大衛，從虐待他的店主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饑寒交迫的時候，我一邊流淚，一邊掰我手裏母親給我當點心吃的小麵包，一塊一塊地往嘴裏塞，以證明並體會我自己是幸福的！有時被母親看見了，就說，"你這孩子真奇怪，有書看，有東西吃，你還哭！"事情過去幾十年了，這一段奇怪的心理，我從來沒有對人說過！我的另一個名字

　　我的另一個名字，是和我該愛而不能愛的人有關，這個人就是我的姑母。

　　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姑母，隻從父親口裏聽到關於她的一切。她是父親的姐姐，父親四歲喪母，一切全由姐姐照料。

　　我記得父親說過姑母出嫁的那一天，父親在地上打著滾哭，看來她似乎比我的父親大得多。

　　姑母嫁給馮家，我在一九一一年回福州去的時候，曾跟我的父親到三官堂馮家去看我的姑夫。姑姑生了三男二女，我的二表姐，乳名叫"阿三"的，長得非常的美。坐在鏡前梳頭，發長委地，一張笑臉紅撲撲地！父親替她做媒，同一位姓陳的海軍青年軍官——也是父親的學生——結了婚，她回娘家的時候，就來看我們。我們一大家的孩子都圍著她看，舍不得走開。

　　馮家也是一個大家庭，我記得他們堂兄弟姐妹很多，個個都會吹彈歌唱，牆上掛的都是些簫，笙，月琴，琵琶之類。

　　父親常說他們家可以成立一個民樂團！

　　我生下來多病。姑母很愛我的父母，因此也極愛我。據說她出了許多求神許願的主意，比如說讓我拜在呂洞賓名下，作為寄女，並在他神座前替我抽了一個名字，叫"珠瑛"，我們還買了一條牛，在呂祖廟放生——其實也就是為道士耕田！

　　每年在我生日那一天，還請道士到家來念經，叫做"過關"。

　　這"關"一直要過到我十六歲，都是在我老家福州過的，我隻有在回福州那個時期才得"恭逢其盛"！一個或兩個道士一早就來，在廳堂用八仙桌搭起祭壇，圍上紅緞"桌裙"，點蠟，燒香，念經，上供，一直鬧到下午。然後立起一麵紙糊的城門似的"關"，讓我拉著我們這一大家的孩子，從"關門"裏走過，道士口裏就唱著"××關過啦""××關過啦"，我們哄笑著穿走了好幾次，然後把這紙門燒了，道士也就領了酒飯錢，收拾起道具，回去了。

　　呂祖廟在福州城內烏石山上——福州是山的城市，城內有三座山，烏石山，越王山（屏山），於山。一九三六年冬我到歐洲七山之城的羅馬的時候，就想到福州！

　　呂祖廟是什麽樣子，我已忘得幹幹淨淨，但是烏石山上有兩大塊很光滑的大石頭，突兀地倚立在山上，十分奇特。福州人管這兩塊大石頭叫"桃瓣李片"，說出來就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立在一起，這兩塊石頭給我的印象很深。

　　和我的這個名字（珠瑛）有聯係的東西，我想起了許多，都是些迷信的事，像把我寄在呂祖名下和"過關"等等，我的父親和母親都不相信的，隻因不忍過拂我姑母的意見，反正這一切都在老家進行，並不麻煩他們自己，也就算了，"珠瑛"這個名字，我從來沒有用過，家裏人也從不這樣稱呼我。

　　在我開始寫短篇小說的時候，一時興起，曾想以此為筆名，後來終竟因為不喜歡這迷信的聯想，又覺得"珠瑛"這兩字太女孩子氣了，就沒有用它。

　　這名字給了我八十年了，我若是不想起，提起，時至今日就沒有人知道了。父親的"野"孩子

　　當我連蹦帶跳地從屋外跑進來的時候，母親總是笑罵著說，"看你的臉都曬'熟'了！一個女孩子這麽'野'，大了怎麽辦？"跟在我後麵的父親就會笑著回答，"你的孩子，大了還會野嗎？"這時，母親臉上的笑，是無可奈何的笑，而父親臉上的笑，卻是得意的笑。

　　的確，我的"野"，是父親一手"慣"出來的，一手訓練出來的。因為我從小男裝，連穿耳都沒有穿過。記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脫下男裝後，我的伯母，叔母都說"四妹（我在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該紮耳朵眼，戴耳環了。"父親還是不同意，借口說"你們看她左耳唇後麵，有一顆聰明痣。把這顆痣紮穿了，孩子就笨了。"我自己看不見我左耳唇後麵的小黑痣，但是我至終沒有紮上耳朵眼！

　　不但此也，連緊鞋父親也不讓穿，有時我穿的鞋稍為緊了一點，我就故意在父親麵前一瘸瘸地走，父親就埋怨母親說，"你又給她小鞋穿了！"母親也氣了，就把剪刀和紙裁的鞋樣推到父親麵前說"你會做，就給她做，將來長出一對金剛腳，我也不管！"父親真的拿起剪刀和紙就要鉸個鞋樣，母親反而笑了，把剪刀奪了過去。

　　那時候，除了父親上軍營或軍校的辦公室以外，他一下班，我一放學，他就帶我出去，騎馬或是打槍。海軍學校有兩匹馬，一匹是白的老馬，一匹黃的小馬，是輪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書信的。我們總在黃昏，把這兩匹馬牽來，騎著在海邊山上玩。父親總讓我騎那匹老實的白馬，自己騎那匹調皮的小黃馬，跟在後麵。記得有一次，我們騎馬穿過金鉤寨，走在寨裏的小街上時，忽然從一家門裏蹣跚地走出一個剛會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闖到白馬的肚子底下，跟在後麵的父親，嚇得趕忙跳下馬來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馬卻從從容容地橫著走向一邊，給孩子讓出路來。當父親把這孩子抱起交給他的驚惶追出的母親時，大家都鬆了一口氣，父親還過來抱著白馬的長臉，輕輕地拍了幾下。

　　在我們離開煙台以前，白馬死了。我們把它埋在東山腳下。我有時還在它墓上獻些鮮花，反正我們花園裏有的是花。

　　從此我們再也不騎馬了。

　　父親還教我打槍，但我背的是一杆鳥槍。槍彈隻有綠豆那麽大。母親不讓我向動物瞄準，隻許我打樹葉或樹上的紅果，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綠葉或一顆紅果來！

　　煙台是我們的！

　　夏天的黃昏，父親下了班就帶我到山下海邊散步，他不換便服，隻把白色製服上的黑地金線的肩章取了下來，這樣，免得走在路上的學生們老遠看見了就向他立正行禮。

　　我們最後就在沙灘上麵海坐下，夕陽在我們背後慢慢地落下西山，紅霞滿天。對麵好像海上的一抹濃雲，那是芝罘島。島上的燈塔，已經一會兒一閃地發出強光。

　　有一天，父親隻管抱膝沉默地坐著，半天沒有言語。我就挨過去用頭頂著他的手臂，說，"爹，你說這小島上的燈塔不是很好看麽？煙台海邊就是美，不是嗎？"這些都是父親平時常說的話，我想以此來引出他的談鋒。

　　父親卻搖頭慨歎地說，"中國北方海岸好看的港灣多的是，何止一個煙台？你沒有去過就是了。"

　　我瞪著眼等他說下去。

　　他用手拂弄著身旁的沙子，接著說，"比如威海衛，大連灣，青島，都是很好很美的……"

　　我說，"爹，你哪時也帶我去看一看。"父親揀起一塊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去，一麵說，"現在我不願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現在都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威海衛是英國人的，大連是日本人的，青島是德國人的，隻有，隻有煙台是我們的，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一個不凍港！"

　　我從來沒有看見父親憤激到這個樣子。他似乎把我當成一個大人，一個平等的對象，在這海天遼闊、四顧無人的地方，傾吐出他心裏鬱積的話。

　　他說，"為什麽我們把海軍學校建設在這海邊偏僻的山窩裏？我們是被擠到這裏來的嗬。這裏僻靜，海灘好，學生們可以練習遊泳，劃船，打靶等等。將來我們要奪回威海，大連，青島，非有強大的海軍不可。現在大家爭的是海上霸權嗬！"

　　從這裏他又談到他參加過的中日甲午海戰：他是在威遠戰艦上的槍炮副。開戰的那一天，站在他身旁的戰友就被敵人的炮彈打穿了腹部，把腸子都打濺在煙囪上！炮火停歇以後，父親把在煙囪上烤焦的腸子撕下來，放進這位戰友的遺體的腔子裏。

　　"這些事，都像今天的事情一樣，永遠掛在我的眼前，這仇不報是不行的！我們受著外來強敵的欺淩，死的人，賠的款，割的地還少嗎？

　　"這以後，我在巡洋艦上的時候，還常常到外國去訪問。

　　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我覺得到哪裏我都抬不起頭來！你不到外國，不知道中國的可愛，離中國越遠，就對她越親。但是我們中國多麽可憐嗬，不振興起來，就會被人家瓜分了去。可是我們現在難關多得很，上頭腐敗得……"

　　他忽然停住了，注視著我，仿佛要在他眼裏把我縮小了似的。他站起身來，拉起我說，"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一般父親帶我出去，活動的時候多，像那天這麽長的談話，還是第一次！在這長長的談話中，我記得最牢，印象最深的，就是"煙台是我們的"這一句。

　　許多年以後，除了威海衛之外，青島，大連，我都去過。

　　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的港口，我也到過，尤其在新中國成立後，我並沒有覺得抬不起頭來。做一個新中國的人民是光榮的！

　　但是，"煙台是我們的"，這"我們"二字，除了十億我們的人民之外，還特別包括我和我的父親！一九八一年四月

　　我到了北京

　　大概是在一九一三年初秋，我到了北京。

　　中華民國成立後，海軍部長黃鍾瑛打電報把我父親召到北京，來擔任海軍部軍學司長。父親自己先去到任，母親帶著我們姐弟四個，幾個月後才由舅舅護送著，來到北京。

　　實話說，我對北京的感情，是隨著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

　　我從海闊天空的煙台，山清水秀的福州，到了我從小從舅舅那裏聽到的腐朽破爛的清政府所在地——北京，我是沒有企望和興奮的心情的。當輪船緩慢地駛進大沽口十八灣的時候，那渾黃的河水和淺淺的河灘，都給我以一種抑鬱煩躁的感覺。

　　從天津到北京，一路上青少黃多的田畝，一望無際，也沒有引起我的興趣！到了北京東車站，父親來接，我們坐上馬車，我眼前掠過的，就是高而厚的灰色的城牆，塵沙飛揚的黃土鋪成的大道，匆忙而又迂緩的行人和流汗的人力車夫的奔走，在我茫然漠然的心情之中，馬車已把我送到了一住十六年的"新居"，北京東城鐵獅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號。

　　這是一個不大的門麵，就像天津出版社印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的封麵畫，是典型的北京中等人家的住宅。大門左邊的門框上，掛著黑底金字的"齊宅"牌子。進門右邊的兩扇門內，是房東齊家的住處。往左走過一個小小的長方形外院，從朝南的四扇門進去，是個不大的三合院，便是我們的"家"了。

　　這個三合院，北房三間，外麵有廊子，裏麵有帶磚炕的東西兩個套間。東西廂房各三間，都是兩明一暗，東廂房作了客廳和父親的書房，西廂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們讀書的地方。從北房廊前的東邊過去，還有個很小的院子，這裏有廚房和廚師父的屋子，後麵有一個蹲坑的廁所。北屋後麵西邊靠牆有一座極小的兩層"樓"，上麵供的是財神，下麵供的是狐仙！

　　我們住的北房，除東西套間外，那兩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後窗，還有雕花的"隔扇"，這隔扇上的小木框裏，都嵌著一幅畫或一首詩。這是我在煙台或福州的房子裏所沒有的裝飾，我很喜歡這個裝飾！框裏的畫，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詩就多半是我看過的《唐詩三百首》中的句子，也有的是我以後在前人詩集中找到的。其中隻有一首，是我從來沒有遇見過的，那是一首七律：風急天高忽斷聞難解亂絲唯勿理善存餘焰不教焚事當路口三叉誤人便江頭九派分今日始知吾左計枉親書劍負耕耘

　　我覺得這首詩很有哲理意味。

　　我們在這院子裏住了十六年！這裏麵堆積了許多我對於我們家和北京的最初的回憶。

　　我最初接觸的北京人，是我們的房東齊家。我們到的第二天，齊老太太就帶著她的四姑娘，過來拜訪。她稱我的父母親為"大叔"、"大嬸"，稱我們為姑娘和學生。（現在我會用"您"字，就是從她們學來的。）齊老太太常來請我母親到她家打牌，或出去聽戲。母親體弱，又不慣於這種應酬，婉言辭謝了幾次之後，她來的便少了。我倒是和她們去東安市場的吉祥園，聽了幾次戲，我還趕上了聽楊小樓先生演黃天霸的戲，戲名我忘了。我又從《汾河灣》那出戲裏，第一次看到了梅蘭芳先生。

　　我常被領到齊家去，她們院裏也有三間北屋和東西各一間的廂房。屋裏生的是大的銅的煤球爐子，很暖。她家的客人很多，客人來了就打麻雀牌，抽紙煙。四姑娘也和他們一起打牌吸煙，她隻不過比我大兩三歲！

　　齊家是旗人，他本來姓"祈"（後來我聽到一位給母親看病的滿族中醫講到，旗人有八個姓，就是童、關、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國，旗人多改漢姓，他們就姓了"齊"，他們家是老太太當權，齊老先生和他們的小腳兒媳，低頭出入，忙著幹活，很少說話。後來聽人說，這位齊老太太從前是一個王府的"奶子"，她攢下錢蓋的這所房子。我總覺得她和我們家門口大院西邊那所大宅的主人有關係。這所大宅子的前門開在鐵獅子胡同，後門就在我們門口大院的西邊。

　　常常有穿著鮮豔的旗袍和坎肩，梳著"兩把頭"，髻後有很長的"燕尾兒"，腳登高底鞋的貴婦人出來進去的。她們彼此見麵，就不住地請安問好，寒暄半天，我遠遠看著覺得十分有趣。但這些貴婦人，從來沒有到齊家來過。

　　就這樣，我所接觸的隻是我家院內外的一切，我的天地比從前的狹仄冷清多了，幸而我的父親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小院裏砌上花台，下了"衙門"（北京人稱上班為上衙門！）

　　便卷起袖子來種花。我們在外頭那個長方形的院子裏，還搭起一個葡萄架子，把從煙台寄來的葡萄秧子栽上。後來父親的花園漸漸擴大到大門以外，他在門口種了些野茉莉、蜀葵之類容易生長的花朵，還立起了一個秋千架。周圍的孩子就常來看花，打秋千，他們把這大院稱作"謝家大院"。

　　"謝家大院"是周圍的孩子們集會的地方，放風箏的、抖空竹的、跳繩踢毽子的、練自行車的……熱鬧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鑼的"的擔子歇在那裏，鑼聲一響，弟弟們就都往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這擔子裏包羅萬象，有糖球、麵具、風箏、刀槍等等，價錢也很便宜。這糖鑼擔子給我的印象很深！前幾年我認識一位麵人張，他捏了一尊壽星送我，我把這尊壽星送給一位英國朋友——一位人類學者，我又特煩麵人張給我捏一副"打糖鑼的"的擔子，把它擺在我玻璃書架裏麵，來鎖住我少年時代的一幅畫境。

　　總起來說，我初到北京的那一段生活，是陌生而乏味的。

　　"山中歲月"、"海上心情"固然沒有了，而"輦下風光"我也沒有領略到多少！那時故宮、景山和北海等處，還都沒有開放，其他的名勝地區，我記得也沒有去過。隻有一次和弟弟們由舅舅帶著逛了隆福寺市場，這對我也是一件新鮮事物！市場裏熙來攘往，萬頭攢動。櫛比鱗次的攤子上，賣什麽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買賣的，還有練武的、變戲法的、說書的……我們的注意力卻集中在玩具攤上！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棕人銅盤戲出。這是一種紙糊的戲裝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將，頭上插著翎毛，背後紮著四麵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卻是一圈棕子。這些戲裝小人都放在一個大銅盤上。耍的人一敲那銅盤子，個個棕人都旋轉起來，刀來槍往，煞是好看。

　　父親到了北京以後，似乎消沉多了，他當然不會帶我上"衙門"，其他的地方，他也不愛去，因此我也很少出門。這一年裏我似乎長大了許多！因為這時圍繞著我的，不是那些堂的或表的姐妹弟兄，而隻是三個比我小得多的弟弟，歲時節序，就顯得冷清許多。二來因為我追隨父親的機會少了，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母親的女兒。我不但學會了替母親梳頭（母親那時已經感到臂腕酸痛），而且也分擔了一些家務，我才知道"過日子"是一件很操心、很不容易對付的事！這時我也常看母親訂閱的各種雜誌，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婦女雜誌》，《小說月報》和《東方雜誌》等，我就是從《婦女雜誌》的文苑欄內，首先接觸到"詞"這種詩歌形式的。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做了弟弟們的塾師，他並沒有叫我參加學習，我白天幫母親做些家務，學些針黹，晚上就在堂屋的方桌邊，和三個弟弟各據一方，幫他們溫習功課。他們倦了就給他們講些故事，也領他們做些遊戲，如"老鷹抓小雞"之類，自己覺得儼然是個小先生了。

　　弟弟們睡覺以後，我自己孤單地坐著，聽到的不是高亢的軍號，而是牆外的悠長而淒清的叫賣"羊頭肉"或是"賽梨的蘿卜"的聲音，再不就是一聲聲算命瞎子敲的小鑼，敲得人心頭打顫，使我彷徨而煩悶！

　　寫到這裏，我微微起了感喟。我的生命的列車，一直是沿著海岸飛馳，雖然山回路轉，離開了空闊的海天，我還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村落。而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卻如同列車進入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車窗關上了，車廂裏電燈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來，在一圈黃黃的燈影下，我仔細端詳了車廂裏的人和物，也端詳了自己……

　　北京頭一年的時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這種黑糊糊的隧道，以後當然也還有，而且更長，不過我已經長大成人了！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

　　我的父母之鄉

　　清曉的江頭

　　白霧茫茫；

　　是江南天氣，

　　雨兒來了——

　　我隻知道有蔚藍的海，

　　卻原來還有碧綠的江，

　　這是我父母之鄉！

　　——《繁星》156

　　福建福州永遠是我的故鄉，雖然我不在那裏生長，但它是我的父母之鄉！

　　到今日為止，我這一生中隻回去過兩次。第一次是一九一一年，是在冬季。從嚴冷枯黃的北方歸來，看到展現在我眼前的青山碧水，紅花綠葉，使我驚訝而歡喜！我覺得我的生命的風帆，已從蔚藍的海，駛進了碧綠的江。這天我們在閩江口從大船下到小船，駛到大橋頭，來接我們的伯父堂兄們把我們包圍了起來，他們用鄉音和我的父母熱烈地交談。我的五歲的大弟弟悄悄地用山東話問我說："他們怎麽都會說福州話？"因為從來在我們姐弟心裏，福州話是最難懂難說的！

　　這以後的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們就過起了福州城市的生活。新年、元宵、端午、中秋……歲時節日，吃的玩的都是十分豐富而有趣。特別是燈節，那時我們家住在南後街，那裏是燈市的街，元宵前後，"花市燈如晝"，燈影下人流潮湧，那光明絢麗的情景就說不盡了。

　　第二次回去，是在一九五六年，也是在冬季。那時還沒有鷹廈鐵路，我們人大代表團是從江西坐汽車進去的。一路上紅土公路，道滑如拭，我還沒有看見過土鋪的公路，維修得這樣平整的！這次我不但到了福州，還到了漳州、泉州、廈門、鼓浪嶼……那是祖國的南疆了。在廈門前線，我還從望遠鏡裏看見了金門島上的行人和牛，看得很清楚……

　　回憶中的情景很多，在此就不一一描寫了。總之，我很喜歡我的父母之鄉。那邊是南國風光，山是青的，水是綠的，小溪流更是清可見底！院裏四季都有花開。水果是從枇杷、荔枝、龍眼，一直吃到福桔！對一個孩子來說，還有什麽比這個更愜意的呢？

　　我在故鄉走的地方不多，但古跡、僑鄉，到處可見，福建華僑，遍於天下。我所到過的亞、非、歐、美各國都見到辛苦創業的福建僑民，握手之餘，情溢言表。在他們家裏、店裏，吃著福州菜，喝著茉莉花茶，使我覺得作為一個福建人是四海都有家的。

　　我的父母之鄉是可愛的。有人從故鄉來，或是有朋友新近到福建去過，我都向他們問起福建的近況。他們說：福建比起二十多年前來，進步得不可辨認了。最近呢，農業科學化了，又在植樹造林，山嶺田地更加鬱鬱蔥蔥了。他們都動員我回去看看，我何嚐不想呢？不但我想，在全世界的天涯海角，更不知有多少人在想！我願和故鄉的人，以及普天下的福建僑民，一同在精神和物質文明方麵，把故鄉建設得更美好！1982年3月29日

　　我的第一篇文章

　　問：能不能請您回憶一下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是怎樣在報刊上發表的？

　　答：現在想起來，天下真有極其偶然的一件事，就左右了你的一生！我在"五四"以前，做夢也不會想到我會以寫作為業。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起來，我由一個學生自治會的文書，被派去參加北京女學界聯合會的宣傳組，在當時北洋政府的法庭公審被捕的"火燒趙家樓"的學生的時候，我們組被派去旁聽並作記錄。那天是大律師劉崇佑替學生作辯護，法庭上是座無隙地。劉律師講得慷慨激昂，我的前後左右，掌聲四起。從法庭回來，宣傳組長讓我們把聽審的感想寫下來，自己找個報紙發表，以擴大宣傳。

　　那時我是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的走讀生，每天隻往返於家庭和學校之間，同時一向隻專心攻讀數、理、化學科，其他一切不聞不問，我更不認識什麽新聞界人物。想來想去，我想起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他是北京《晨報》的編輯。他是我母親的表侄，比我幾乎大二十歲，我們都把他當作長輩。每逢我父母親的生日，他必來祝壽，但對於我們姐弟，他都不大答理。那時我們家看的報紙中有一份《晨報》，就是他贈閱的。我看《晨報》上的言論，對於學生運動還是很支持的，我就給他打一個電話去試一試。從電話裏就聽出了他驚訝的聲音，仿佛覺得這個平常隻在一邊默默地遞茶敬煙的小表妹，忽然打電話到報社來找他要登文章，是個意外。他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