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得了一次很重的熱病。病中見了一個異象,是真是幻,至今還不能明白。
那一天是下午,我臥在床上。窗簾垂著,廊下的葦簾也放著,窗外的濃蔭,綠水般滲透到屋裏來。微微的涼風,和著鳥聲蟬聲,都送到我耳中。我那時的神誌,稍微的清醒一些,覺得屋裏潔淨無塵,清靜的很。母親坐在床沿,一麵微笑著和我輕輕的談話;一麵替我理著枕邊的亂發,但是臉上卻堆著憂愁。
病人的看護者,對於病人病症的增減,是應鎮定安詳,不動聲色的。但是專以看護為職務的,和病人不是親屬,沒有什麽感情,自然容易守這個原則。至於母子之間,因為有天性裏發出來的感情,雖然勉強壓抑,總難免流露出來。所以我今天的病狀,從我母親臉上看來,就知道一定是很危險的了,心裏不覺有一點駭怕。
我疲倦已極,也不願意說話,隻注目看著我母親。母親穿一件白紗衫子;拿著一把扇子,輕輕的扇著;頭上戴著簪子,似乎要落下來。我想要告訴母親,請她把簪子戴好,或是拔下來,心裏雖這樣想,口中卻懶得說。一會兒眼睛很倦,慢慢的閉上,隱隱約約的還看見母親坐在那裏,以後蒙朧睡去,便看不見了。
我雖然仿佛睡著,心裏卻還清楚。我想我的病許是沒有什麽盼望了。我不過是一個小孩子,無論對於哪一方麵,生存與否,都是沒有什麽大關係的。而且像這樣的社會,活著也沒有什麽快樂,脫去倒也幹淨,隻是我的父母一定要傷心的。想到這裏,心頭一顫,忽然覺得簾子微微的動了一動,走進一個人來。
他愈走愈近,隻是眉目須發,都看不清楚,好像一團白霧,屯在屋子當中。那時我倒一點也不覺得駭怕,很從容的自己想道,“我要死了,難道還伯什麽鬼怪,我們一塊兒走罷。”
話雖這樣說,再也不能合上眼,隻凝視著他。他也依舊站著不動。過了半天,忽然我的心弦顫動起來,發出清澈的聲音,劃破沉寂的空氣,問道:“你是誰?”他說,“我是你的債主。”
這時我靜靜的躺著,身子都不動,我的心卻朗朗的和他說話。
我說,“我並沒有該誰的債,也更沒有該你這素不相識的人的債,我要走了,你不必再來攪我。”他說,“為的是你要走,才來會一會你,你該了我的債,你不能隨隨便便的走嗬。”他說這話的時候,聲音很嚴重,如同命令一般。
我急著說,“你到底是誰?我也不知道什麽時候該你的債,可否請我的父母替我還了,我年紀還小,經濟不能獨立嗬。”
他笑說,“我名叫社會。從你一出世,就零零碎碎的該了我不少的債,你父母卻萬萬不能替你還,因為他們也自有他們應還我的債,而且你所應還的也不盡是金錢嗬。”
我說,“我應還的是什麽?你說明白了,我便要還你。”
他說,“你在精神和物質方麵的必需和要求,隨時隨地,沒有不由我供給的,你想你所應還的債多不多,難道可以隨便走麽?”
我便冷笑說,“我從你那裏所得的,隻有苦痛,憂患罪惡,我天賦的理性,都被你磨滅得小如泥沙,難道還要感你的情麽?假如你能將一切你所給我的原物要回,我倒喜歡呢。我不多時要走了,你挽留我也無益嗬。”
他似乎沉下臉來說,“你現在先靜一靜你的腦筋,不要本著興奮的感情,隨口亂說。你自己再想一想,難道你從我這裏所得的,盡是憂患苦痛罪惡麽?”
我這時忽然有點氣餒,覺得他須眉奕奕,凜若天神,一時也不敢答應。
他又說,“你稍微的加一點思索,便可知道我所付與你的,都是答應你的要求,雖不能說都能使你滿意,卻可以促你的進步。假使我從來不給你快樂,你如何知道苦痛;從來不給你善美,你如何知道罪惡。這便是我造就、勉勵你的苦心了。誰知你全不想到這個,把從我這裏所取去的,全不認帳。豈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青年,半點的價值都沒有麽?”
我一麵聽著,毛骨悚然,置身無地,不禁流淚說,“我已經明白了我的過錯,也知道了你的恩典,求你再告訴我怎樣的還你的債。”
他的顏色漸漸的和悅了,說,“你知道了便好,現在積極做去,還不晚呢。如今有許多的青年,都是不但白受了恩典,還要說我不應當拿這恩典去使他感苦痛;不說他自己的卑怯,反要怪我惡虐,任意將他該我的重債,一筆勾銷,決然自去。 就像你方才想脫離了我,你個人倒自由幹淨,卻不知你既該了我的債,便是我的奴仆,應當替我服務。我若不來告誡你,恐怕你至終不知道你的過錯,因此我便應念而至……”
我掙紮著要想坐起來,卻沒有氣力,隻伏枕哭道,“謝謝你,從今以後,我立誓不做一個忘恩負義的青年。”
忽然錚的一聲,心弦不響了,白霧也消滅了,心裏漸漸的蘇醒過來。
母親搖我說,“醒來!醒來!不要哭,我在這裏呢。”我睜開眼,拉著母親的手,自己覺得心跳得很微,臉上淚和汗流在一處,定了一定神,便扶著坐起來。母親看著我,滿臉堆笑說,“你似乎好了許多,也有精神了,你剛才做了惡夢麽?”
我慢慢的對母親說我的夢境。
一天――兩天之後,我便大好了。
(本篇最初發表於北京《晨報》1920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