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之李家天下

第四節 牛李黨爭：明爭暗鬥所為何來

　　適當的宮廷鬥爭會有利於李氏家族的皇位保全，但如果派係之爭搞到幾個朝代都無法停止，朝廷烏煙瘴氣，危及社稷安全，黎民營生，就要傾力打擊以求萬全之策了。

　　憲宗元和時期延續下來的朝廷官員的朋黨之爭，到了穆、敬、文、武諸朝，逐步形成了“牛李黨爭”。朋黨之爭是唐代衰亡的原因之一。在唐代的科舉製度下，無論世族或寒門，隻要參加考試得以及第後，做官的機會均等。為要達到及第目的，考試之前，舉子要送作（包括詩文等）給王公大臣，以求他們能給自己以美譽。及第之後，又要拜謝主考官大恩，尊為恩師或者自稱是他的門生。主考官為將來得到協助，也一定會盡力提拔其錄取的門生。同年及第者，為了能做個朋友，也互稱年兄，彼此結合，如果原是師生、同年很自然的會結為一個團體。做官的另一重要途徑為門蔭，“門蔭”是指借先人之功，循例而得官。這些借先人之功，不以進士出身而得官的門蔭們，又以出身於世族的居多。這些世家大族因長於經學，就主張科舉應注重經學，而進士們仗著他及第的學科詩文，則主張科舉應注重詩文，對科舉的見解不同，自然對政治的見解也會有不同，黨派之間的爭論也就無可避免了。

　　李德裕牛李黨爭，始於憲宗元和二年（808年），宰相李吉甫主張以武力製裁藩鎮。次年，進士牛僧孺等指陳時政之失。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對牛僧孺等頗為不滿，從此牛、李結怨。牛李兩黨在出身上，前者重進士，後者重門第。在朝廷議政之際，兩黨成員往往互相攻擊，是非蜂起。牛黨主要領導人有牛僧孺、李宗閔、李逢吉，楊汝士、白敏中等；李黨主要領導人有李德裕、裴度、鄭覃、李紳等。李黨人以世族為主，也有由進士出身的；牛黨人以進士為主，也略有出身世族者，並非絕對的涇渭分明。大體上李黨多以經學為宗，而牛黨多放浪浮冶的行為。而且，雙方政治觀點截然不同。穆宗長慶元年（821年），當時牛黨一派的骨幹李宗閔任中書舍，禮部侍郎錢徽和右補闕楊汝士主持科舉。考試之前，宰相段文昌因為接受了考生楊渾之家藏的書畫，就麵托錢徽，後又寫了書信保薦；同時翰林學士李紳也為自己喜歡的考生周漢賓向錢徽寫了舉薦信。本來唐朝科舉選拔過程中，考生舉子以個人才藝向朝廷權貴或者賢達自舉，或者請人向主考官講情都是常有的事情。但這次情況與以往不同，段文昌和李紳推薦的楊、周放榜後名落孫山，而其他大臣的子弟14人高中。於是，段文昌一氣之下向穆宗揭發錢徽等科場舞弊。穆宗就此事征求翰林學士李紳的意見，李紳附和段文昌。穆宗遂下詔複試，題目是《孤竹管賦》和《鳥散餘花落》詩，複試結果，這個題目除了其中三人還算粗通以外，其他的十多人全部落選。穆宗對這次科舉相關人員分別給以懲處。中書舍人李宗閔被貶為劍州（今四川劍閣潼等縣地）刺史，錢徽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帶）刺吏。涉及此案件的官員大多遭到處理，宰相段文昌不久也被罷相。

　　那麽，牛李黨爭都表現在哪些方麵呢？李黨得誌之後，對內對外都有政績表現。但為求建樹功績，必須強化中央的權力，他們不得不打擊牛黨。李黨在對內部的藩鎮和國外的外患上，都主張以武力解決。牛黨相反，他們反對朝廷平叛。宰相李吉甫積極平叛時，牛僧孺卻攻擊他“熾於武功”，實際就是反對朝廷打擊割據的節度使。李黨堅決維護邊區安全，反對吐蕃奴隸主的侵擾，而牛黨卻苟且偷安，執行投降政策。李黨重視政治改革，牛黨主張維持現狀。李黨主張精簡機構，節省開支，能減輕人民的負擔，是一項進步措施；牛黨卻於大中年間把會昌年間“所減州縣官複增三百八十三員”。李黨反對佛教，主張滅佛；牛黨相反，大中年間便廢除對佛教的禁令，結果“僧尼之弊皆複其舊”。他們之間的意氣用事，以及無原則性的政見分歧的無端爭執，無疑間加深了唐朝的政治危機。

　　牛李黨爭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並不是唐朝衰亡的根本原因。李氏家族統治集團沒有處理好牛李黨爭，隻能說明統治者無能。統治者無能才是唐代衰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