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之李家天下

第六節 貶佛抑道崇儒：因勢利導，為我所用

　　太宗李世民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除了籠絡天下百姓之外，還借用儒學來教化百姓，可謂煞費苦心！

　　道教在唐代以前雖然也盛行，但其勢力一直趕不上佛教。武德三年，有一晉州人向李淵報告說，他在浮山縣羊角山見到一位白衣老者，老者對他說：“為吾語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無賊，天下太平。”聽到此言，李淵順水推舟，利用道教為自己的統治服務。他宣稱老子為唐先祖，遣使去往羊角山立廟致祭，並將浮山縣改為神山縣。武德七年十月，李淵又到了終南山拜謁老子廟。次年，又親往國子監宣布道教第一，儒家第二，佛教最後。道、佛二教盛行造成了社會弊端：寺院道觀占據了大量土地，聚斂了大量財富，許多人為了逃避賦徭，紛紛出家當和尚或者道士；政治上，上層僧侶、道士可以隨意出入宮廷，與內宮和大官僚們廣泛交結，肆意活動；他們為造寺院道觀，刻像寫經，更是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一些有識之士都紛紛呼籲要求革除這一弊端。

　　太宗李世民與高祖李淵對於道教的看法一脈相承，他也將老子尊為唐皇室先祖，將道教地位擺在佛教之上。他曾說：“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稱號，宜在佛先。”太宗重複了高祖的一些措施，他一方麵借此抬高李唐皇室的家世；一方麵借機抑製佛教勢力。但實際上，在他看來道教與佛教都是一樣的，如果放任其發展起來，都不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長治久安。在太宗李世民的心目中，需要效法的既不是佛、道，也不全是黃老無為之術，而是儒家思想。

　　兩晉南北朝儒、佛、道並行，隨著庶族地主的興起，在中下層地主階級中湧現出了一大批文人。至隋唐，儒學的地位又逐步上升。太宗一麵批評佛、道的禍國害民，一麵再三對大臣們宣稱：“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他在重新確立儒學的尊崇地位方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太宗沒有做皇帝以前，便喜歡與士大夫結交朋友。即位之初，他在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又將原弘文館搬到正殿之左；還精選天下文儒，充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值”，聽朝之後，即引入內殿，“討論墳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太宗打天下最先依靠的是驍武之士，到天下穩定後，便轉而重視士大夫的作用，而注重文治。弘文館學士大多為東南儒生。太宗深深懂得，守天下除了要有武功之外，還需要大量依靠地主知識分子階層。為了培養更多通曉儒學的士大夫，太宗大力興辦學校。規定京師學校直接隸屬於國子監，稱為國學。貞觀六年，在隋時所設國子、太學、四門、書學、算學等五學的基礎上，又增設了律學，擴大為六學。為了充實國學的師資力量，太宗又廣泛招集儒士，賜給經費，令他們到京師治學。又於國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加生員三千二百六十員。國學的興盛，還吸引了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地貴族的子弟入學。太宗也十分重視地方州、縣興辦學校一事。在太宗這一思想指導之下，各地紛紛建立孔子廟。後來，還根據官員的建議在州縣設立三獻官，專門管理祭奠孔子一事。

　　在興辦學校的過程中，私學與國學並存。國學、州（縣）學，都是官辦的學校，明文規定主要招收大小官僚子弟。而這些子弟家世貴寵，並不以學業為重，真正深造成才的，少之又少。因此，官辦的學校往往有名無實，白白的成為貴族子弟獵取官祿的途徑。與之相反，民間私學則主要招收庶民子弟，隨著庶族地主經濟力量的發展，私學也興盛起來。隋唐之際的著名人物如李密、楊玄感、竇威、王世充等皆入過私學。太宗的大臣如虞世南、張行成等也是私學門生，顏師古、王恭等人則興辦過私學。私學注重實用，講授內容並不完全限於經學，兼及文、史及其他，文學如《昭明文選》，史學如《史記》、《漢書》，特別是講《漢書》的很多。這正是庶族地主及新興士大夫階層在學術上的特點。私學的興盛，為唐代培養了大批有作為的地主知識分子，這給唐代儒學及其學風的變化，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當時學術上學派各異，空氣是活躍的，可以說，這與私學的興盛有極大的關係。

　　從今天看來，太宗李世民既不信仰道教也不崇拜佛教，唯獨尊崇儒學，在尊崇儒學時又不拘泥於經學及其章句之學，而是廣采博收，兼收並蓄，鼓勵各種學術、學派的發展，這種特點正反映了他在政治上講究實用、勵精圖治的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