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之李家天下

第二節 文官武將：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

　　打天下和治理天下都需要大批的人才。太宗“唯才是舉，任人唯賢”是對曆史的繼承和發展。太宗的用人之道使李氏家族的統治基礎變得更加廣泛，統治力量變得更加強大，為盛世“貞觀之治”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視人才，這一點使李氏家族的政權從根本上得到了鞏固。一個新的政權建立之後，需要撥亂反正，麵對的是百廢待興的局麵，這就急需大批優秀人才共同治理天下。太宗李世民不愧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以寬闊的胸懷、氣魄和膽識，即位後知人善任，選擇、提拔和破格任用了各類人才為李唐王朝服務。所入選的有識之士，大都發揮了他們的智慧，對唐初經濟政治等各方麵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他們與太宗一同創造了“貞觀之治”的盛世。

　　太宗李世民即位所麵臨的首要問題便是穩定局勢，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最高決策層。李世民在晉陽起兵和統一全國的戰爭中，收羅了大批謀臣猛將，逐漸組成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政治集團。太宗征戰南北所依靠的骨幹力量是他作為秦王時府上的那些舊屬，他登上皇帝寶座後自然還要依靠這些力量以鞏固其政治地位。因此，在上層統治集團中，秦王幕僚占有一定的數量。但如果他還完全依賴秦府原有班底，就不能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勢必會影響新政權的安定和鞏固。為此，處理好各方麵的問題，成為李世民能否穩定和鞏固全國最高統治權的關鍵。

　　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門兵變中雖然殺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兩人，但東宮和齊王府集團的殘餘勢力還分散在全國各地。特別是在山東地區，他們有著較強的勢力，這成為社會不安的重要因素。東宮集團的黨羽及其武裝力量，也有逃散在長安周圍四處活動的。秦王府將領中有些人主張乘勝殺盡，並抄沒他們的家。於是，秦王府中有許多人四處搜尋東宮集團的成員和兵將，爭相捕殺邀功，這使東宮集團的人惶惶不安。李世民在尉遲敬德的提醒下，及時地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他采取寬大安撫和任用東宮屬僚的政策，消除了東宮集團餘黨的對抗情緒，緩和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李世民一方麵下令禁止秦王府人員濫捕濫殺，一方麵以高祖的名義下詔大赦天下，稱“凶逆之罪”隻是李建成、李元吉兩個人，其餘的人一率不予追究。赦令一公布，果然起到了很大的安撫效果。太宗李世民公開提出，東宮舊屬是在為主子效命，都是忠義之士，並當眾釋放了散亡在長安附近的東宮兵勇。看到李世民如此寬大處理，很多人放下武器主動向朝廷投誠，有些人則躲起來不再參與政治活動了，長安附近的隱患隨之迅速消除。玄武門兵變後，東宮集團想謀害太宗李世民的有數百人，都被他引置左右為近侍，此舉深得輿論的讚揚。他們中最傑出的人才如王畦、魏征、韋挺等，後來都成為太宗朝的樞要大臣。由於太宗的寬宏大量、真誠信任，魏征盡心竭力，敢犯龍顏，坦蕩直言，成為貞觀時期最有作為的大臣之一。太宗選拔人才“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他的標準就是“唯才是舉，任人唯賢”。凡是有才之士，他都不計較資曆地位和親疏恩怨，兼收並用，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對於自己的舊屬和親信，太宗也不濫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予官職。原秦王府有些舊屬，對太宗的這種以德報怨、化敵為友的做法並不理解。

　　如何處理武德時朝廷的宰相，特別是支持太子和齊王元吉的大臣，成為太宗李世民麵臨的又一個難題。李世民親政以後，要實施自己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和使用武德時期的宰相們——高祖李淵統治的中樞核心集團，他們協助李淵進行最高的決策，並將其施政方針推行到全國。太宗必須對這個集團進行調整和改造，逐步建立起以自己為中心的核心集團。調整中樞核心集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玄武門兵變剛剛結束，一些不穩定的因素也剛剛平息，如果將舊臣大批裁掉，進行大規模的調整，恐怕會引起政局的動蕩，因此必須采取逐步解決的方法。李世民被立為太子時就已敏銳地意識到了中樞機構的重要，李世民命宇文士及為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如晦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為右庶子，尉遲敬德為左衛率，程知節為右衛率，虞世南為中舍人，褚亮為舍人，姚思廉為洗馬，並任魏征為詹事主簿。這樣就形成了一套他自己的太子官屬。這套班子以原來秦王府屬為主要成員，也任用了原東官集團的人物，如魏征。當時，高祖李淵已經下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也就是說李世民已經掌握了軍國大政的實際權力，那麽此時的太子官實際上就成了李世民處理軍國政務的決策集團。組建這個決策層就成為李世民整頓和改造高祖李淵中樞核心集團的第一步。身為太子的李世民於七月初加緊了對中樞機構人員的調整。七月六日以太子左庶子高士廉為侍中，右庶子房玄齡為中書令，尚書右仆射蕭瑕為尚書左仆射，太子左庶子長孫無忌為吏部尚書，右庶子杜如晦為兵部尚書，罷免楊恭仁相位。七月七日又以太子詹事宇文士及為中書令，封德彝為尚書右仆射；裴寂仍為尚書左仆射加司空；陳叔達仍為侍中。

　　太宗朝的宰相構成通過對中樞機構人員進行調整後形成了有別於高祖朝的特色，貞觀時期的宰相班子與武德時期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高祖李淵的門第觀念很重，他看不起布衣出身的朝臣，深為自己的貴族出身而得意。因此，高祖朝中樞層的人員基本上都出身於關隴貴族。比如裴寂、裴矩、蕭竭、封德彝、楊恭仁、陳叔達、竇威、竇抗、宇文士及等，隻有劉文靜一人出身庶族。太宗李世民雖然也有門第觀念，但他在青少年時期便了解到人民的疾苦，又經曆過長期的戰爭，這使他接觸並熟悉了下層社會並善於與各種人物交往，於是在他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各個階層的人才。這些傑出人才，既有世族出身的也有庶族出身的，如房玄齡、魏征等為庶族出身，長孫無忌、杜如晦等為世族出身。李世民所營造的這樣一個中樞班子，能夠廣泛地團結地主階級各個階層，從而也擴大了統治基礎。

　　太宗本著“唯才是舉”的原則，隻要能有才幹為其所用者，他都兼收並用，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使他們在治理國家方麵起了良好的作用。張玄素原出身於流外小官刑曹令史，被太宗任為太子左庶子等要職。張亮出身農家，貞觀時官至刑部尚書，參與朝政。唐朝初年，承襲魏晉以來崇武輕儒的風氣，官吏大都由武將充任。這些人雖是有功之臣，卻缺乏處理政務的能力。太宗李世民認為，要實現天下大治，就必須選拔大批真正懂得治政方法的人才，充實各級政權機構。因此，他處處留心訪求有才之士，一旦發現就會破格提拔重用。而對那些推薦人才不積極的大臣，則加以嚴厲批評。太宗用人在地域方麵基本上克服了“關中思想”。本來，太宗出身於關隴軍事貴族，不能不受西魏以來“關中本位”思想的影響，但整個貞觀時期居相位者二十五人，不是關隴出生的共十八人，占總數十分之七還要多。其中，山東的寒族地主出身的人占多數，如魏征、戴胄、侯君集、馬周、張亮、李世勳等，他們多數卷入過隋末農民大起義的洪流，在山東有廣泛的社會聯係，對這一地區複雜的社會問題有較深刻的認識，政治上富於革新精神，敢於當麵指出和糾正太宗的錯誤。江南地區的寒族地主，如劉洎、褚遂良等，也是敢於直諫廷諍的人物。

　　太宗李世民坐擁天下，作為一個優秀的帝王，他深諳用人之道。他知道，想要管理好國家，安撫好百姓，不是要親自去做各種各樣具體的事情，而是要將合適的人選放在合適的位置上，使他發揮作用。這便是領導者之道，李世民正是把握了這一點，才有了被後人稱道的“貞觀之治”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