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之李家天下

第六節 百廢待興：創業之初，萬事開頭難

　　高祖李淵建唐後，在政治、經濟、法律等各方麵進行了製度建設。建立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便於李氏家族的集權統治。奉行科舉製並將科舉製進一步完善，用人憑學才德識，從而擴大了李氏家族的統治基礎。

　　高祖李淵建唐後，百廢待興，他一麵組織力量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一麵注意加強政權建設。李淵在政治製度、賦役製度、軍事製度、選官製度、法律製度以及文化方麵開創了新局麵，使唐朝前期的政治、經濟、軍事製度初具規模，為太宗貞觀年間的繁榮做出了積極貢獻。

　　唐朝中央建立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形成了中央以三省六部為主體、地方州縣兩級區劃的行政體製。三省長官都是宰相，他們共同商討國家大事，對皇帝負責。

　　中書省的長官是中書令，僚屬有中書侍郎、中書舍人等，是決策機關，負責皇帝詔書的起草。門下省的長官是侍中，僚屬有黃門侍郎、給事中等，門下省是審議機關，審核中書省起草的詔書，不合適的駁回修改。尚書省的長官是尚書令（太宗時廢尚書令，另設左右仆射），僚屬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等，是執行機關，負責執行中書、門下二省的決定。尚書省掌管全國政令，負責草擬有關軍國大事的詔敕。尚書省下屬共有六部，即吏、戶、禮、兵、刑、工，各部長官都稱尚書。吏部掌管官吏的選用、考核與獎懲；戶部掌管戶籍和賦稅；禮部掌管禮儀和科舉；兵部掌管軍事；刑部主掌管刑法訴訟；工部掌管土木工程。每部又分四司來作為辦事機關，計24司，分別執行中書、門下二省製訂的政令。禦史台是監察機關，長官是禦史大夫，有監督、彈劾、糾察文武百官的職責，權力極大。地方政權機構基本是兩級，即州和縣。州設刺史，刺史每年要巡查各縣，考核官員政績，還負責舉薦人才。縣官職位雖小，卻因要負責各種事務而是最繁忙的官員。縣以下是鄉、裏。唐建國初期，由於大將臣子都領兵外出，直到武德七年，戰爭基本結束，國家體製才以“令”的形式固定下來。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級政權組織比較嚴謹，分工比較明確，和之前的朝代相比，更有利於皇帝集權。

　　經隋末戰亂，唐初人口極少，全國僅有200餘萬戶，不及隋朝鼎盛時的1/4.由於缺乏勞動力，大量土地荒蕪。在這種地廣人稀的情況下，唐政府要保證賦稅收入，穩定政權，就必須把流亡的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迅速恢複和發展生產。為此，唐朝采用了均田製和租庸調製的賦役製度。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調”，武德七年又加以完善，規定租賦以外不得橫征暴斂；繼承和發展了隋朝的均田製，受田者納稅，不受田者不納稅。對百姓授田的規定：丁男（21～60歲的男子）和18歲以上的中男（滿18歲的男子）各授田一頃，其中口分田80畝，永業田20畝。老男（60歲以上的男子）、篤疾、廢疾者授口分田40畝，寡妻妾授口分田30畝；這些人若作戶口，則每人授永業田20畝，口分田30畝。尼姑、女冠各授田20畝；工商業者減丁男之半；一般婦女、部曲、奴婢不再授田。對貴族官僚授田的規定：有封爵的貴族按品級的不同授給不同數量的永業田，從親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數量由100頃遞降至5頃；在職官員從一品到九品，授田數由30頃遞降到2頃；有戰功的勳官也分別授田30頃至60頃不等。此外，各級官吏還有職分田，其地租作為官俸的補充。官府有公廨田，其地租充作辦公費用。均田製對土地買賣的規定：官僚和貴族的永業田和賜田可以買賣，百姓在貧窮無法辦理喪事時可以賣永業田，從狹鄉（人多地少）往寬鄉（人少地多）搬遷時也可以出賣永業田。在土地私有製的情況下，真正的“均田”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均田令的頒布，對於唐初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實施均田製之後，又實行了租庸調製：受田的農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這是租；每年交絹二丈、綿三兩，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這是調；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可以折算為每天絹三尺，布三尺七寸五，這是庸。假如官府額外加了役期，加夠十五天則免調，加三十天免租調。每年的加役最多三十天。唐朝的租庸調製與隋朝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條件放寬了很多，從而更有利於農業生產。

　　李淵初即位，就設立京師和地方學校，收攬人才。但同時也恢複了隋朝廢除的中正官，以本州高門士人充任。這是對士族的讓步，不過大中正隻是名譽職務，用人權仍在吏部，而吏部用人的主要途徑就是科舉。士人仕進不再專憑門第高低，而主要依據學才德識，這使得唐代的用人製度比以前有所改進。

　　唐初，主持科舉考試的是吏部考功員外郎。參加科舉考試的生員主要有兩種：一是國子監所屬各學校的學生，稱為“生徒”；二是各地私學中由州縣保薦的學生，稱為“鄉貢”。

　　唐代的科舉分常舉和製舉兩種，常舉每年定期舉行，考試科目一般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算等科，其中明經、進士兩科為熱門。明經科主要考帖經，重在考查儒家經典的背誦記憶；進士科主要考詩賦和時務策，重在獨立思考。進士科較難考，但一旦考中進士，就取得了做官的資格，因此人們稱中進士為“登龍門”。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製舉由皇帝臨時進行，親自主持，考試科目也臨時確定，時間和錄取人數不定，沒有常舉那麽受重視，在科舉製度中不占重要地位。唐廷還興辦學校，培養和選拔人才。儒家很受尊崇，儒家的經書是教學的重要內容，如《周易》、《左傳》、《禮記》、《尚書》。同時，李淵對佛教采取抑製政策，認為佛教宣傳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他提倡儒家思想，以便用忠孝來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

　　科舉製的進一步完備直至最後確立，有著重要意義。一般的中小地主都有了應試資格，為他們入仕提供了條件，科舉製打破了士族門閥壟斷仕途的局麵，從而擴大了李氏家族的統治基礎。

　　在法製方麵，李淵占領長安之後，便約法十二條，除了殺人、劫盜、叛逆處死之外，其餘一切苛刻法律全部廢除。李淵建立唐朝之後，讓裴寂等人在隋文帝《開皇律》的基礎上修訂新律法，在“盡削大業所用煩峻之法”、“務在寬簡，取便於時”的原則指導下，製訂了新律五十三條，形成較完備的《武德律》，到武德七年，正式頒布新律，這是流傳下來的《唐律》修訂所依賴的基礎。從內容上看，《武德律》較隋律用刑有所減輕，李淵後來的繼承者在修訂法律時也基本上是延續了這樣的思路，但對人民的反抗製裁卻更嚴酷了。

　　高祖李淵建國後采取的一係列手段，在政治、經濟、法律等各方麵進行了製度建設，在天下大亂、百廢待興的局麵下，取得了一定成效。各種製度的施行使唐朝的國家體製基本確立下來，為後來太宗朝的貞觀之治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