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速興驟亡的帝國

結束語：戰前戰後日本的差別與連續

　　9月28日，美軍在日本著陸、登陸，開始了對日本的軍事占領。30日，麥克阿瑟飛抵橫濱以西的厚木機場，他身著軍便裝，帶著墨鏡，手拿煙鬥，走下飛機舷梯。他作為駐日盟軍最高統帥，是占領下日本的“太上皇”，盟軍總部就設在皇城的對麵。對日占領是用“盟國”的名義，並設有盟國組成的遠東委員會和對日理事會，但實際上是美國的單獨占領。

　　日本恢複了和平，但經濟殘頗不堪，滿目瘡痍。1945年底，日本工礦業生產指數隻有1935～1937年平均指數的13%。物資奇缺，糧荒嚴重。從國外遣返的，除軍隊360萬人外，還有移民350萬人，使得糧食等供應難上加難。政府濫發紙幣，以支付軍隊複員費，支付中止軍需訂貨合同的賠償金。黑市泛濫，物價飛漲，東京零售物價4年多漲了81倍。“剝筍生活。”

　　廣為流行，人們不得不像剝筍一樣，一次次把衣服拿到農村或黑市去交換食物。占領當局允許日本人出海捕鯨魚，用鯨油來補充食物中的脂肪和熱量。

　　法西斯和侵略戰爭使明治以來幾十年的成就毀於一旦，國民大眾在滿目廢墟中苦熬日子。歸根結底，這是由於明治改革的不徹底，保留了過多的封建主義、軍國主義消極麵。此後，日本統治階層非但喪失了進一步改革的精神，反而讓消極麵惡性發展到了極端，明治改革的某些成果也遭到破壞。

　　為了消除戰前日本存在的弊端，為了使日本不再成為戰爭禍患，美國占領當局雷厲風行地推進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革。這時日本的幾屆內閣，對於改革都程度不同地抱著保守、消極態度，不得不由占領當局發出一係列命令、指示，加以推動、督促。當然，所有的改革都是通過日本政府、議會加以實施的，美國實行的是間接占領。

　　修改憲法、農地改革、解散財閥，以及勞動改革和教育改革，是戰後改革的主要內容。1946年11月修改通過、1947年5月實施的《日本國憲法》，是戰後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同時，解除了日軍武裝，遣散了軍隊，廢除了軍部；撤銷了高壓統治的內務省等機構和各種高壓統治的法律，釋放了政治犯；逮捕了主要戰犯，解散了法西斯、半法西斯右翼團體和暴力團體，並對有大小戰爭責任的20萬人進行解除公職的處分，他們分布在軍界、政界、右翼團體、新聞輿論界、經濟界和地方政界；1948年11月，遠東國際法庭對25名甲級戰犯作出判決，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廣田弘毅等7人判處死刑，南次郎、荒木貞夫、俊六、木戶幸一、小磯國昭、佐藤賢了、島田繁太郎等16人判處無期徒刑，另二人判處有期徒刑。近衛文 在逮捕前畏罪自殺，鬆岡洋右、永野修身病死獄中。

　　通過戰後改革，日本的變化之大確實稱得上“翻天覆地”。有學者把戰後改革看作明治維新的繼續，或稱之為“後明治維新”，但是不論在改革的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遠遠超過明治維新，使日本曆史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戰前戰後日本的主要差別，可以概述如下。

　　天皇不再是神聖不可侵犯、總攬統治權的專製性君主。新憲法規定，主權在於全體國民，“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征，是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征”，隻能根據內閣的建議與承認，“行使本憲法所規定的有關國事行為，並無國政的權能”。戰後天皇製是“象征天皇製”，戰後日本成為三權分立、國會內閣製的民主國家。新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通常稱此為“和平條款”。象征天皇製與和平條款是新憲法的兩個最顯著的特征。此外，新憲法對國民權利作了廣泛而詳細的規定。

　　農地改革消除了寄生地主製，基本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不在村地主完全被消滅，在村地主變為小土地出租者。90%的耕地成為自耕地，佃農和佃農兼自耕農的比率由以前的48.2%減少到8.7%。農民獲得土地幾乎是無償的。

　　財閥大公司、大企業被解散、拆分，數百家財閥公司和10大財閥的56個家族的股票，全部交由專設機構進行出售。股票原主得到為期10年以上的公債券，惡性通貨膨脹使公債券不斷貶值，其股票幾乎等於被沒收。原先的財閥不見了蹤影，日本的大富豪已經不再是原先的財閥家族。戰後50～70年代形成了六大企業集團，其中有的仍稱“三菱”、“三井”、“住友”，它們之中有原來的財閥公司，但它們的構成、運作與財閥截然不同。

　　勞動改革是建立、健全勞動立法和勞動體製，使工人的基本權利獲得保障。通過教育改革，推進了教育行政和教育內容的民主化。

　　1948年，美國眼看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行將崩潰，於是改變對日政策，從削弱日本改為扶植日本，使日本成為對付共產主義的防波堤，成為遠東反共基地。此後，有的改革有所倒退，特別是1950～1952年，解除公職的處分全部被取消，一大批保守、反動分子，包括甲級戰犯嫌疑人，重返政界，東山再起，極大的加強了日本政治的保守傾向。如在1952年10月的大選中，原來受解除公職處分者有139人當選眾議院。最為突出的例子是岸信介，他是甲級戰犯嫌疑人，因為美國改變對日政策後不再審判戰犯，於1948年底從巢鴨監獄獲釋；1952年被取消解除公職處分，1953年加入自由黨，同年當選為國會議員，並任自由黨憲法調查會長，後又轉入民主黨並任幹事長；1955年自由黨、民主黨合並成立自由民主黨，他任首任幹事長，1957年竟然出任內閣首相。有人稱岸信介是“昭和妖怪”，從他的上述經曆可以看出，戰後日本主要政黨、戰後日本政治曾是何等的保守。不過，盡管有倒退，但是戰後改革的成果基本上還是保留下來了。

　　在恢複經濟方麵，日本政府和占領當局的措施逐步奏效。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日本為美軍提供軍事特需，猶如“強心針”刺激經濟迅速回升，報紙稱特需是“起死回生的妙藥”，企業家們歡呼“神風終於刮來了！”。如豐田汽車公司，負債15億，解雇2000多職工，連副總經理也離職失業，正是特需一下救了它的命。1951年報紙上出現了《別了，剝筍生活》的報道。1955年實現了經濟恢複，此後日本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一躍而為經濟大國，其國民生產總值1865年居資本主義世界第五位，1968年超過西德居資本主義世界第二位、世界第三位。80年代，日本的經濟規模僅次於美國而占世界第二，90年代日本國外債權甚至居世界第一。

　　日本戰後經濟的高速發展，在廢墟上迅速建立起經濟大國，有著國內國外的多種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戰後改革。正是戰後改革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內部機製，保證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戰後改革中，特別應該提出的是非軍事化與“和平條款”，使日本免除巨額軍費負擔，可以全力發展經濟，這與戰前情況有天淵之別。以朝鮮戰爭爆發為契機，日本從1950年8月開始重新武裝，1954年建立自衛隊。但是，吉田茂首相（1946.5～1947.5、1948.10～1954.12在職）確立了一項基本國策，其核心是依靠美國的軍事援助，日本則全力發展經濟，以實現獨立、複興。

　　按照吉田茂的主張，日本一方麵依靠、追隨美國，與美協調，在1951年9月美英等國與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的同時，日本與美國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躲在美國的軍事保護傘之下，另一方麵，在全力發展經濟、適度重新武裝這個切身利害問題上，堅持自己的獨立性。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一再要求日本政府加大加快重新武裝，吉田茂拒不聽從，堅持重新武裝必須與經濟水平相一致，否則將使“日本的自主經濟垮台”。杜勒斯一肚子的不高興，甚至懷疑吉田茂是不是沒有聽懂他的英語。吉田茂的這一決策是戰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基本政策保證。

　　戰前戰後日本也有諸多連續性，其中包括政黨構成和官僚隊伍的連續性。這裏不去麵麵涉及了，僅就有關的某些方麵略作說明。

　　日本的優良曆史文化傳統，如樂於吸收外國先進文化、注重教育，有效地推動了戰後經濟快速發展。日本被美國打敗，當日本人一旦醒悟過來，馬上把敵人當作老師，以美國為主要榜樣，從戰後改革到經濟、科技、文化領域，又一次掀起接受和學習歐美長處的熱潮。1950～1975年，日本從歐美各國引進先進生產技術25000多項，而且善於消化、改進引進的技術，掌握並超越了人家用半個多世紀取得的成果。在戰後初年，為了保證兒童能夠受教育，日本政府盡管財政捉襟見肘，仍為小學生提供免費午餐，表現了遠見卓識。民間對教育的重視一如既往，教師是最受尊重的職業，戰後日本是人們學曆最高的國家之一。

　　日本人傳統的群體觀念、國家觀念，在明治維新的改革圖強之時，曾發揮積極作用，但在後來卻被用來引導人們支持侵略戰爭和法西斯統治。在戰後新的曆史條件下，這種傳統觀念重又發揮了極大的正麵作用，日本人民為重建國家而同心協力，節衣縮食，埋頭苦幹。在現代企業管理方麵，戰後日本先是向美國學習，如創立循環管理法的美國戴明博士，幾次赴日傳授，被譽為“質量管理之父”。但是，日本人把歐美的經驗與自己的傳統相結合，創立了獨特的企業體製和管理理念，生產效益顯著地超過了老師，以致美國人大為驚奇，特地跑到日本去探索其奧秘，寫了《日本名列第一》等著作。

　　戰前有的消極麵也有延續，而且日趨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否認日本的戰爭罪責，為侵略戰爭翻案。日本戰敗投降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自卑、虛脫、無奈之後，右翼勢力又肆無忌憚起來。主要從60年代開始，“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之類為侵略戰爭翻案的論調公然出籠，以後這種翻案逆流愈演愈烈，特別是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竟然參與其事，如文部省審定教科書事件、“失言大臣”的連連出現。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情況更為惡化，特別突出的是以下三件：一、自民黨國會議員組成曆史研究會，由19名右翼學者、評論家、政客進行演講，他們打著“學術研究”的幌子，對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進行全麵翻案，演講集《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於1996年出版；二、右翼團體“新編教科書編撰會”編寫了2002學年開始使用的《新編曆史教科書》，它歪曲曆史事實，掩蓋日本的戰爭罪行，用盡頌揚、美化的詞句敘述日軍的戰爭行為。這樣的教科書竟被文部省審議通過，並被有的學校采用；三、內閣總理大臣小泉純一郎不顧亞洲鄰國的批評、勸告，頑固堅持年年參拜靖國神社。這些都表明，戰前的軍國主義思潮陰魂未散，而且有死灰複燃之勢。

　　同時，新保守主義、新國家主義抬頭，中曾根康弘是其主要代表之一。他於1982年出任內閣總理大臣，提出進行“戰後政治總決算”，消除所謂戰敗國的“後遺症”。新保守主義涉及內政外交種種政策，雖不乏合理之處，但有明顯的右傾保守性。它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提倡新國家主義，中曾根提出，應確立“國民國家共榮辱”的新國家主義，應使日本成為“心心相印。”

　　的“命運共同體”。這是什麽意思呢？中曾根以總理大臣的身份去參拜靖國神社，他說：“要是沒有靖國神社那樣的設施，誰還會為國家奉獻生命呢？”右翼勢力反對為戰爭進行道歉、反省，指責主張反省曆史的人，都是“給國家摸黑的人”。中曾根則說道：“使國家的形象受到損害，政策喪失國民的信任，對日本未來將產生無法估量的影響。”把中曾根的這些話對照起來就不難看出，所謂“國民國家共榮辱”不就是要國民不分是非地追隨政府，聽任國家驅使嗎？這種新國家主義與戰前的國家主義又有什麽區分呢？

　　新保守主義中，另一值得重視的動向，是軍事大國化和企圖修改憲法有關條款。1955年12月成立的鳩山內閣就企圖修改憲法，主要是修改憲法第九條，以便加強重新武裝。以後，這種動向仍有表現，但在當時的國內外條件下，並無重大進展。80、90年代情況發生變化，當局和右翼力圖使日本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軍事大國。“政治大國”的始作俑者是中曾根康弘，因為“政治大國”的提法太刺眼，後改稱“國際國家”。在當今國際社會，日本為了成為“政治大國”，同時積極走向“軍事大國”化。

　　在90年代日本的政壇上，曾一度炙手可熱的小澤一郎也是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當今日本的政治家包括新生代政治家中，新保守主義占有主流地位，擁有眾多支持者。小澤一郎等保守政治家和右翼勢力的“普通國家”論風靡論壇，說什麽日本不是完全的國家、夠格的國家，而是殘缺的“半肺國家”，因為日本還不能擁有真正的軍隊。他們鼓吹日本必須成為同其他國家一樣的“普通國家”，為此必須修改憲法第九條。這種論調極具煽動性、蠱惑性。日本自衛隊的裝備水平和日本軍費支出早已名列世界前茅。2000年，日本國會成立了憲法調查委員會，把過去的企圖開始變為實際行動。上世紀90年代初，自衛隊已打著“維和”的旗幟走向海外，開始突破憲法“和平條款”的限製。日本朝野右翼勢力拒不承認過去侵略戰爭的罪責，又力圖使日本軍事大國化，這究竟意味著什麽呢？不能不讓人產生疑慮。

　　從曆史經驗教訓來看，日本如何真正融入亞洲，與亞洲鄰國平等交往，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戰後日本與亞洲鄰國的友好交往、合作關係不斷發展，不少鄰國都從日本得到資金援助和貸款。但是，有沒有真正擺脫戰前的“脫亞入歐”論呢？日本右翼勢力既為大東亞共榮圈唱讚歌，又鼓吹“日本民族優秀”論、“日本正在成為亞洲的中心”，要建立“日本文明圈”；日本朝野中既有人對亞洲鄰國抱著輕蔑的態度，又有人對鄰國的興盛懷有不信任甚至敵視的態度。這些都妨礙日本真正平等友好地融入亞洲。

　　戰前日本帝國的敗亡，主要是明治破舊立新改革的不徹底、不平衡，體製文明落後於物質文明，而深層的精神文明嚴重的滯後於物質、體製文明。戰後改革中，物質文明和體製文明基本上齊頭並進，思想文化領域也有長足進步。就目前情況來看，戰後確立的體製仍有需要改進、完善之處，但是更為突出的問題在於，戰後過去半個多世紀了，精神文明層次還是明顯滯後，保留著尚未清理、滌蕩的消極麵，而且消極麵還在擴大、蔓延。這是極不正常的，對照曆史的經驗教訓，是值得關注和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