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速興驟亡的帝國

第九章 陷入戰爭深淵和法西斯極權化

　　日本侵略者貪得無厭，漠視中華民族的覺醒，1937年挑起全麵侵華戰爭，但很快深陷侵略戰爭泥潭。後來，日本趁希特勒在歐洲的勝利，挑起了太平洋戰爭，妄圖以擴大戰爭來擺脫侵華戰爭的困境，表現了日本法西斯的瘋狂性和冒險性。結果卻進一步走向敗亡的深淵。

　　作為戰爭史來說，日本挑起全麵侵華戰爭，發動太平洋戰爭，是繼九一八事變後的兩個發展階段，包含很多內容。在這裏主要是探討日本帝國的興亡問題，有些內容雖然與興亡不無關係，但限於篇幅就從略了。

　　為了擴大戰爭的需要，近衛內閣、特別是東條內閣確立了法西斯極權體製，日本成為天皇製法西斯國家。在這個過程中，近代天皇製和日本社會、文化傳統中的消極麵，惡性發展到了極端，這是日本帝國敗亡的深層根源。

　　深陷全麵侵華戰爭的泥潭

　　1933年2月下旬，日軍發動熱河作戰，開始入侵華北。4月日軍越過長城侵入關內，依靠武力進犯和威脅，並且策動漢奸、傀儡相配合，逐步蠶食華北，力圖把華北從中國分裂出去。

　　直接從事蠶食、分離華北的，是日本的關東軍和中國駐屯軍。根據1901年辛醜和約，列強可在北京至山海關一帶的規定地點駐兵。當時國際會議分配給日本的駐軍名額是1570名，日本把這支軍隊稱為中國駐屯軍，司令部設在天津，也稱天津軍。

　　1935年日本導演的“華北自治”運動遭到失敗，12月中國發生“一二九”運動，全國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但日本政府1936年1月的《處理華北綱要》和8月的《第二次處理華北綱要》，仍然堅持策動華北自治，“建立分治體製”。1936年6月，日本不顧中國的反對，把天津軍從1771人增為5774人，並且派一個加強混成大隊（由步、騎、炮兵組成；大隊相當於營，），控製了豐台火車站——從南麵進出北平的門戶。12月中國發生西安事變，推動了國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進程。日本以“和平”方式分離華北的企圖徹底破滅。1937年1月日本參謀本部決定，對於日中關係的調整，“應準備在十分忍耐之後，對中國予以徹底之痛擊”。

　　1937年6、7月，駐豐台日軍在附近頻繁演習，有時還實彈演習、夜間演習，甚至演習進攻盧溝橋旁的宛平城（也稱盧溝橋城），真槍實彈地向城牆射擊。日軍聯隊長是曾加入一夕會的牟田口廉也。中國軍方一再抗議，日軍置之不理，不斷挑釁，使當地局勢異常緊張。7月7日夜晚，日軍一個中隊130多人又在宛平城附近演習。日軍中隊長清水節郎稱，演習時聽到從宛平城一帶射來的槍彈聲，還說有一名士兵失蹤。駐豐台日軍立即出兵占領宛平附近一帶，並向中國方麵進行交涉。其實，所謂失蹤士兵據說是去解手了，20分鍾後就已歸隊。所謂開槍射擊，完全是清水節郎的一麵之詞，毫無憑證。中國有關方麵當即調查，駐宛平的中國士兵沒有一個人少了一顆子彈。但日軍仍然無理要求中國軍隊退出宛平城，遭到中方嚴詞拒絕。

　　自從日本蠶食華北以來，北平東有漢奸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北有熱河的日偽軍，西北有親日的偽蒙軍李守信等部，南麵日軍控製了豐台。因此，從廣安門到宛平的一條鐵路與平漢路相接，就是當時北平尚存的重要進出路線。如果切斷這條出路，北平就完全處於日軍的控製之下。按聯隊長牟田口廉也的命令，日軍於8日拂曉進攻宛平，中國駐軍奮起反擊，第二、三天奪回了鐵路大橋等處，雙方形成對峙。中國駐軍在兵力上占明顯優勢。

　　6月初剛上台的近衛文

　　內閣，一方麵宣稱“就地解決”，“不擴大事態”，一方麵進行戰爭準備，11日決定向華北增兵，並把一個局部衝突稱為“華北事變”，有意把事態擴大化。增兵華北的日軍完成了作戰部署，7月28日發動總攻，相繼攻占北平、天津。

　　從7月7日日軍蓄意製造事端開始，終於挑起了全麵侵華戰爭。8月13日，日軍又把戰火燒到上海。9月初，近衛內閣把“華北事變”改稱“中國事變”。兩天後，天皇在臨時議會開幕式上，無理指責中國方麵“貿然挑起事端”，並對日軍和國民表示激勵：“今朕之軍人正排除萬難，盡其忠勇。朕望帝國臣民忠誠效力，齊心合作，以實現預期之目標。”11月，日本設立以天皇為大元帥的大本營，同時開設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以加強軍政協力。

　　日軍力圖“速戰速決”，短期決戰，殲滅中國軍隊主力，迫使中國屈服。陸相杉山元揚言：“中國事變有一個月左右就可以了結”。但是，中國軍隊在京津、淞滬、忻口等地進行英勇奮戰，使日軍的速決戰企圖屢屢受挫。1937年12月日軍攻占南京，進行了6個星期的大屠殺。日軍在各地的暴行罄竹難書，這愈加堅定了中國軍民的抗戰決心。1937年9月平型關大捷、1838年3月台兒莊大捷等重大勝利，極大地振奮了中國軍民的抗戰意誌。

　　日軍的“速戰速決”破產，作戰地區不斷擴大。1938年10月，日軍攻占廣州、武漢；中國軍隊在武漢外圍戰中數創日軍，然後主動撤退。此後戰局轉向持久化，日軍由於分散了兵力，在正麵戰場和中國軍隊處於膠著狀態，廣大的占領地區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掀起了廣泛的敵後抗日遊擊戰爭。日軍深陷侵略戰爭的泥潭之中，進退兩難。

　　1938年4月，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官俊六就已在日記中表示擔心，可能重複出兵西伯利亞的失敗結局。1918年出兵西伯利亞武裝幹涉蘇維埃俄國，是明治以來日軍頭一次蒙受慘重失敗。1940年元旦，參謀次長澤田茂視察戰線到達武漢，同當地日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討論戰局。他們對於中國大陸之廣袤深為感歎，對於中國軍民抗戰意誌之頑強感到驚奇，承認“（中國）事變不易解決”。悲觀情緒已經在日本軍隊中和日本國內蔓延。

　　日本深陷戰爭泥潭，是侵略者欲壑難填，得寸進尺的必然結果。而且，日本軍政當局受“對華一擊論”的支配，認為隻要給中國一個打擊，中國馬上就會分崩離析，屈服投降。在報章廣播裏，充斥著“膺懲支那”的叫嚷。結果卻是一擊未達目的，不得不連連進行攻擊，戰場越擴越大，戰線越拉越長，陷於戰爭泥潭而不能自拔。

　　當時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1940年時回憶說：“談判（指”七七“後華北中日雙方的談判）即使不能成功，但向當地派出三個師團或四個師團，予以一擊，使之舉手，則即可以收兵，使北支（指華北）遂我之心意。”他說，正是根據這樣的判斷，決定向華北派兵。參謀本部作戰班的西村敏雄少佐也回憶說：“當時在參謀本部中，沒有任何人希望發展為有如今天（昭和）十二、十三年這樣的大規模作戰。……很多人為模糊不清的想象所支配，認為在尚未發展到如此大規模的作戰以前，如果達到一定限度，支那方麵大概就會屈服。”

　　這種“一擊論”來自日本軍國主義和武士道精神的狂妄自大，不自量力，主要是由於對中國的輕視、蔑視，特別是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漠視，對中華民族偉大覺醒的漠視。自甲午戰爭前後以來，日本存在著對鄰國根深蒂固的輕視和蔑視，提到中國幾乎都是用帶有輕蔑意味的“支那”，認為中國隻有聽任列強侵略、瓜分的命運。其根本錯誤是把中華民族與腐敗的清政府、軍閥等同起來，對於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中華民族的覺醒、中國的巨大進步，以及九一八事變後抗日救亡運動的日益高漲視而不見。日本侵略者的這種心態，一半是死抱陳腐觀念，一半是不能、不敢真正麵對現實，兩眼隻看著中國落後之處。

　　這種輕視、漠視態度，不能不使日本受到懲罰。結束戰爭遙遙無期，戰爭消耗是個無底洞，軍需生產擠壓了民用、出口生產，出口不足使進口縮小，導致原材料不足，這又反過來妨礙軍用和非軍用生產。這種惡性循環無休無止，再加上100多萬兵力動員造成的勞動力不足，使得生產逐年下降，先是輕工和化工部門，1940年則包括鋼鐵部門在內，生產全麵下降。政府實行經濟統製，讓大多數國民有組織地貧困化。稅收加重、強製儲蓄、通貨膨脹、物資短缺，使反軍厭戰情緒有所擴大。1940年8月，東部軍司令部的《反戰反軍運動情況》承認，反戰反軍正具有“其主體從特定的部分過渡到一般國民的傾向”。全麵侵華戰爭激化了日本與美英的矛盾，特別是美國從對日綏靖轉向對日遏製。1939年6月美國政府宣布，《日美通商航海條約》到1940年1月期滿後不再延長。日本的重要物資如鋼鐵、石油仰賴從美國進口，斷了這一來路後果不堪設想。

　　1939年秋冬，日本各界人士去前線慰問，岡村寧次對他們帶去的“內地情況”評述說：“各界特別是政界，缺乏卓越人物，在內外形勢緊迫下，缺乏定見。對現在和將來抱悲觀態度者甚多。我們身處第一線者，迫切希望國民的大團結，但聽到的卻是國內一片混亂的情況”。1940年元旦澤田參謀次長在武漢對岡村說：“如今切望克列孟梭這樣的能者出現，而苦無這樣的能人。”

　　克列孟梭曾兩任法國總理，綽號“老虎”，推行強硬的對德政策和擴張政策。難道日本就是缺少一個強硬人物嗎？根本問題當然不在這裏。岡村、澤田的話，充分表露了日本上層的焦慮、無奈心情。

　　1940年3月，參謀本部和陸軍省首腦開會決定，如果1940年內不能解決“中國事變”，則從1941年初起，逐步從中國撤兵，到1943年把兵力壓縮到上海三角洲地帶及華北地區。這樣做等於承認侵華戰爭的失敗，軍部雖然作了這個決定，但內心是極不心甘情願的。

　　“近衛熱”鬧劇和強力南進

　　正當日本當局束手無策的時候，一度停滯的歐洲戰局發生劇變。從1940年4月起，德軍閃擊戰橫掃北歐、西歐，似乎無敵於天下。日本統治集團喜不自禁，興高采烈，決心利用德國牽製住英美的機會，揮兵南進，以擴大戰爭來擺脫深陷侵華戰爭泥潭的困境。

　　“不要誤了公共汽車”一時成了口頭禪，軍部的心情尤為急切，隻怕錯失良機。許多人都希望近衛文再次組閣，在近衛的宅邸、別墅，政客、謀士、記者紛至遝來，鬧起一股“近衛熱”。為了讓近衛組閣，實行南進，陸相 俊六單獨提出辭職，搞垮了米內內閣。

　　近衛出身五攝政家（日本古代可任攝政的五家公卿）首位的貴族之家，與皇室的關係異常密切。在當年十分講究出身門第的日本，近衛的家世是項不可多得的政治資本。他年青時曾對某些新思潮、新問題表示關注，給人以有眼光、有思想的印象。他在骨子裏則是個不折不扣的天皇主義者和帝國主義分子。1937年4月，近衛的次女結婚，他扮成希特勒，出現在高朋滿座的化妝舞會上。這絕不是一時心血來潮鬧著玩，而是多少表露了他仰慕希特勒的心境。這年6月第一次組閣時，他宣稱施政的指導原理是“國際正義”和“社會正義”，要克服國際上“持有國”與“非持有國”之間，國內“持有者”與“非持有者”之間的不公正狀況。正是按照這種希特勒式的法西斯論調，內閣成立才一個多月，就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但由於未能迫使中國屈服，第一次近衛內閣撂下侵華戰爭的爛攤子，於1939年1月辭職。

　　希特勒的勝利使近衛大受鼓舞，他又受到“近衛熱”的哄捧，決心再次組閣，同希特勒東西呼應，大幹一場。在組閣時，近衛先確定陸相、海相和外相的人選；陸相東條英機、外相鬆岡洋右是有名的好戰分子。近衛請陸海外三大臣到東京荻窪的宅邸，先商定基本政策，然後再選擇其他閣員。這是從未有過的討好軍部的做法。1940年7月下旬，第二次近衛內閣一成立，就按照荻窪會談的意見，通過了《國策基本綱要》，提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並在國內確立“發揮國家總體力量的國防國家體製”。

　　所謂“國防國家體製”，就是適應總體戰的法西斯極權主義體製。1934年的陸軍小冊子是建立這一體製的基本綱領。第一次近衛內閣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後，經濟、思想統製已在推行，特別重要的有1937年開始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1938年4月頒布的《國家總動員法》。

　　第二次近衛內閣是要進一步全麵確立、強化國防國家體製，當年稱為“近衛新體製運動”。這個運動要向納粹德國看齊，首先實現“一國一黨”，這得到軍部的全力支持。新內閣還未成立，一些黨派就迫不及待了，從1940年6月到8月中旬，東方會、社會大眾黨、國民同盟、政友會的三派、民政黨永井派和民政黨，爭先恐後地自行解散了。明治初年開始的政黨曆史，至此宣告中斷。在納粹德國，納粹黨以外的政黨是被希特勒強行解散的，而日本的情況完全相反，各個黨派為了舉國一致，都怕誤了末班車，趕緊要擠進“一國一黨”。政、民兩大政黨不甘落後，也是想利用新黨新體製東山再起。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這兩個政黨及其成員為了重新在政治上得勢，在戰爭和法西斯化的道路上有時比軍部走得還快還遠。

　　在鬧哄哄大搞一國一黨的時候，卻遭到一些右翼勢力（通常稱為觀念右翼）的激烈反對，他們是“國體論”的頑固堅持者，認為“一國一黨”冒犯天皇權威，是曆史上幕府的再現。天皇製官僚對“一國一黨”也不感興趣，他們隻要一個受他們操縱、便於統製國民的組織，這個組織的任何獨立性都是他們不能容忍的。近衛畏怯退縮了，決定成立一個大政翼讚會，其使命是萬民實踐臣道，翼讚天皇大政，完善高度國防國家體製。

　　大政翼讚會於10月12日成立，是全麵形成高度國防國家體製的重要一步。大政翼讚會設有中央本部和道府縣支部、市町村支部，中央本部總裁由首相兼任，副總裁和事務局長等重要職務由內閣大臣或官僚擔任，地方支部長均為道府縣知事和市町村長。重要的是，中央本部和地方支部都附設協力會議，中央和道府縣協力會議由各界人士組成，市町村協力會議由市町村會代替。據官方說，協力會議是為了“上意下達，下情上通”；實際上“上意下達”是實，“下情上通”為虛，主要是政府、官僚可以通過協力會議來製造、利用“民意”，便於驅使國民。因此，翼讚會成為政府、官僚自上而下統製國民的輔助機構，強化了極權式的國民統製。

　　此外，以近衛新體製運動為開端，在官僚機構的推動、主持下，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發生了一連串的體製性變動，在各行各業建立“報國會”之類的團體，在全國推廣町內會、部落會和鄰組，強化了各方麵的極權主義統製。可以看到，天皇製意識形態既限製了日本法西斯體製的方式，又是高度國防國家體製的支柱和靈魂，這個體製正是在“翼讚大政”、“忠君報國”的旗號下建立起來的。

　　與軍部一起強力推行南進政策，是第二次近衛內閣的另一主要使命。第一次近衛內閣曾於1938年11月聲明建立“東亞新秩序”，第二次近衛內閣的《國策基本綱要》把它進一步擴大化，提出“遵循八紘一宇的肇國精神”，建設“以皇國為中心”的“大東亞新秩序”。1940年8月1日，內閣公布《國策基本綱要》，外相鬆岡洋右發表談話，鼓吹“確立大東亞共榮圈”，日本南進擴大戰爭的野心大白於天下。

　　南進的目的有二，一是切斷美英對中國的援助路線，迫使重慶國民黨政權屈服；二是奪取東南亞的石油、橡膠、錫等資源，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亞的豐富資源。南進的主要的目的是企圖以擴大戰爭來擺脫深陷侵華戰爭泥潭的困境，最後打敗中國；奪取東南亞資源，也是著眼於保證繼續進行戰爭，首先實現征服中國的目的。

　　第二次近衛內閣以前，日本已經為切斷援蔣路線采取行動，1940年6、7月迫使法國維希政府（納粹德國的傀儡政權）所屬的印度支那當局封鎖滇越路，英國也同意滇緬路暫時關閉3個月。第二次近衛內閣自恃有德國做靠山，對此已不滿足。9月下旬日軍進駐印度支那北部，以便更牢靠地切斷援蔣路線，並為南進占取戰略基地。日本的挑釁促使美英做出強烈反應，美國在第4天就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鋼鐵和廢鐵，接著英國宣布將重新開放滇緬路。

　　9月中旬，日本同荷印（印度尼西亞）當局談判，要求保證向日本提供所需資源。9月底，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在柏林簽字，這是三國間的軍事同盟條約。天皇頒布詔書，認可三國同盟。近衛首相發表廣播演說，大談日德意將“相互幫助”，在大東亞和歐洲“建設新秩序”。外相鬆岡洋右聲稱，三國同盟對於日本來說，“將恰如往年之日英同盟”。可以說，日本把全部的期望都寄托在三國同盟上，首先是想借此向美英等國施加壓力，迫使他們做出讓步，不戰而達到日本的目的。日本史學家信夫清三郎評論說：“自己點火並擴大的戰爭，自己無法收拾，卻指望依靠別國的軍事成功來進一步擴大侵略，這種趁火打劫，憑借外力的態度，清楚地暴露出法西斯時期日本外交的特征。”日本在外交上一貫是依賴、借助外力的，如此過分地一心指望外力卻是新現象，這次不僅找錯了同盟對象，去依靠在國際上嚴重孤立的納粹德國，並且寄予了不切實際的幻想，隻看重希特勒一時的軍事勝利，忽視了或者不願認真看待納粹德國與英美在國力上的重大差距。這一切都源於日本軍政當局的瘋狂性和冒險性。

　　美英根本不買三國同盟的賬，反而加強了與日本的對抗。在美英的支持下，荷印當局斷然拒絕了日本的無理要求，談判雖然仍在進行，卻無進展，1941年6月談判破裂。4月中，日本又轉向與美國談判。為了解除日本南進的後顧之憂，在日美談判開始的前兩天，《日蘇中立條約》在莫斯科簽訂。

　　由於日本獨霸中國和亞洲的野心，日本與美國的矛盾根本無法協調，日本的武力威脅、外交訛詐也絲毫不能使美國有所退讓，6、7月日美談判陷入僵局。7月下旬日本又要求印度支那當局同意日軍進駐印支南部，8月初得以實現。日本以此表示強力南進的決心，企圖以更大的軍事壓力、戰爭威脅迫使美英荷退讓。日本始終醉心於“武力萬能”論，結果卻適得其反。7月下旬，美、英、荷宣布凍結在本國的日本資產，英、荷、加拿大、新西蘭宣布廢除與日本的通商航海條約。8月初，荷印當局和美國先後停止對日輸出石油。

　　日本隻有兩年的石油儲備量，於是不惜孤注一擲。9月6日禦前會議決定，如日美談判不能成功，就決心對美開戰，並占領東南亞。事到關頭，近衛動搖了，可是也沒有據理力爭，反對開戰。東條指責近衛，“事到如今，說對於戰爭不能負責，令人難以理解”。10月近衛決定內閣辭職。正是近衛與東條、鬆岡這三個人臭味相投，把日本推到了更大規模戰爭的邊緣，正是近衛內閣的全部政策為對美開戰鋪平了道路。日本兩次擴大戰爭的關頭，都是近衛出馬，他可以不計後果地做出一切，又可以撂下爛攤子。“近衛現象”除了個人性格，也可以說是困境中的日本東衝西突、走投無路的一種表現。

　　孤注一擲：突然襲擊珍珠港

　　近衛辭職，由誰任首相呢？原來負責推薦新首相的元老西園寺公望，麵對日本的困難局勢又深感無能為力，在人們要求近衛再次組閣時，他心灰意懶，托病不再發表意見，而由內大臣與重臣（大都為前首相）商議後繼首相人選。4個月後，西園寺在病中結束了91年的生涯。

　　1940年6月，木戶幸一任內大臣，是推薦新首相的主角。他是明治維新三傑之一木戶孝允的孫子，九一八事變後就明顯傾向軍部。近為內閣辭職的當天，木戶幸一主持召開重臣會議，討論繼任首相人選。他不顧有的重臣反對，堅持推薦東條英機組閣，說什麽隻有東條才能統製陸軍，實現陸海軍合作，也隻有東條才能對9月6日禦前會議的決定重新進行研究。木戶的後一理由完全是自欺欺人的。

　　東條是永田鐵山的忠實追隨者，他說過：“在自己的人生中，值得尊敬的學長、友人隻有永田鐵山，他才是我的老師”。東條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時身為關東軍參謀長，是強硬的“擴大派”之一，親自帶兵進攻內蒙一帶。東條的強硬態度和不顧一切、斷然行動的作風，獲得“剃頭東條”的綽號，得到不少陸軍將領和幕僚軍官的賞識。近衛第二次組閣時，軍部要物色一位能應付嚴峻局勢的陸相。陸軍次官、軍務局長、參謀次長以及部長、課長等開會商議，大家一致認為需要“個性強硬的人物”，不約而同地都提名東條英機。東條任陸相後，是強力南進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和其他強硬派一起，斷然拒絕美方提出的要求——日軍從中國大陸、印度支那撤退，使日美談判陷入僵局，日美開戰不可避免。

　　從東條的一貫表現看，要他從9月6日的決定後退，簡直是與虎謀皮。天皇授命東條組閣，使不少人、包括東條本人感到意外。據當時的軍務課長佐藤賢了說，17日下午當宮中打電話召東條進宮時，東條還以為是自己對日美談判的強硬態度和逼得近衛內閣辭職，將受到天皇的斥責。進宮聽到天皇命他組閣，頓覺“茫然”，不知是怎麽回事。組閣前東條是中將，天皇臨時把他晉升為大將，真可謂恩寵有加。

　　1941年10月中旬，東條內閣成立，東條以現役陸軍大將的身份，任首相兼陸相、內相。10月下旬，連日召開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重新檢討日本應取的對策，到11月1日作出最後結論：日美談判的期限定在12月1日，如不成功即於12月初發動武力。11月5日的禦前會議按此作出了決定。日本在不停頓地準備戰爭，進擊南方的陸軍向出發地集中，海軍把鹿兒島灣當作珍珠港抓緊訓練。美方早已破譯日本政府給駐美使館的密電，對日本的談判打算了如指掌。11月26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向日方提交“赫爾備忘錄”，對日本采取前所未有的嚴厲態度。日本當局知道談判已經絕望，12月1日禦前會議決定對美、英、荷開戰，不過仍以繼續談判來掩護突然襲擊。

　　日本打算突然襲擊美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一舉摧毀美國的太平洋艦隊，然後占領東南亞地區，控製西太平洋。軍部一些人預計，美國重建太平洋艦隊起碼需二年以上，利用這段時間可開發東南亞資源，增強國力和軍備，鞏固西太平洋的防線，並抽調兵力集中解決“中國問題”。更樂觀的估計是，在德日的共同打擊、壓力下，美英將會屈服。這完全是一相情願的如意算盤。

　　海軍是對美作戰的主力，一些將領對日美力量差距比較清楚，雖然日軍可用突然襲擊取得初戰勝利，但對長期戰爭信心不足。在11月1日的聯絡會議上，海軍的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就認為，日美戰爭“十有八九將會變成長期戰爭”，第一年和第二年有勝利把握，三年以後勝負“無法預測”。對於別人的追問，他隻是一再重複說，能夠負責任答複的就是上述那麽些。會上有人提出避免開戰，臥薪嚐膽，永野又極力反對，認為日美之戰不可避免，日本不得不戰。東條就以永野的判斷作為會議的基本結論。可以說決定對美開戰，一開始就是孤注一擲的賭博。狂自尊大碰壁之後，不肯承認錯誤與失敗，勢必轉向瘋狂冒險。

　　《大東亞戰爭全史》寫道：第二天，“東條首相與陸海軍統帥部長並肩站立，把聯席會議上的討論經過和結論，聲淚俱下地詳細奏明天皇。天皇看上去似乎理解了。”其實天皇心裏並不踏實，11月底在宮中召見重臣，聽取他們的意見。大多數人主張維持現狀，因為對長期戰爭的國力和民心動向感到擔憂。若槻禮次郎則強調，這場戰爭如果是為了日本的獨立和生存，即使豁出吃敗仗也不得不開戰。但若不是為了這種目的而訴諸武力，那是非常危險的。重臣們的意見，特別是若槻的見解，是慎重而正確的。但東條一一加以批駁，他甚至揚言說，人生一世，下這麽一次從清水寺的平台上縱身而下的決心是必要的。清水寺在京都，其平台下是懸崖，常有人來此跳崖自殺。東條不惜把國家國民的命運置於度外，做一次絕望的冒險。重臣們再也無人堅持己見，都對政府的開戰決心表示諒解。

　　當軍部執意開戰時，議會也來火上加油。11月中旬召開臨時議會，外相東鄉茂德在外交演說中強調，日美談判達成妥協並非不可能，言下有希望自製、不要幹擾談判之意。他在議會上遭到猛烈抨擊，議會一致通過了各派聯合提出的《關於完成國策決議案》，反對軟弱搖擺，催促政府“趁熱打鐵”，把戰爭進行到底。報章廣播又一次大肆製造危機感，叫嚷日本遭受“ABCD包圍圈”的圍困，必須打破這個包圍圈。“ABCD”是指美國、英國、中國、荷蘭（Dutch）。製造危機感，是明治以來日本煽動擴張、戰爭的一貫手法。

　　“迫不得已”、“不得不打”這種想法支配著人們的頭腦，雖然有人提出“維持現狀”，但也沒有堅持自己的主張。極少有人會冷靜地考慮，所謂“危機”、“包圍”是日本自作自受，全是日本的侵略政策造成的。長年的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思潮的泛濫，使人們把對外擴張、戰爭看作天經地義。在上層人物中，沒有人敢於提出和堅持日本應當撤軍，唯此才是擺脫困境的唯一選擇。山本五十六任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他應該說是稍有頭腦的，曾去美國留學、考察、任副武官，比較了解美國。他反對簽訂三國同盟條約，反對冒險對美開戰，被強硬派斥為“英美的走狗”。可是正是他，出於“忠君愛國”，出於“不得不戰”，提出了突然襲擊珍珠港的計謀。正是這個計謀使軍部壯起了膽量，敢於進行一場孤注一擲的冒險。

　　美軍的保守、麻痹，給日本鑽了空子。1940年12月，英國空軍襲擊了意大利的塔蘭托軍港，首次使用飛機空投魚雷，摧毀了港內艦隊。根據這次經驗，要有效空投魚雷，水深須在22米以上。駐珍珠港美軍認為，港內水最深處為20米，而停泊軍艦處的水深僅12米，對這裏不可能使用魚雷，因此未作必要防備。他們忽視了現代軍事科技日新月異，能把不可能很快變為可能。不久，日軍獲悉英軍給魚雷裝上了木製尾鰭，減少了水深要求。日軍趕緊試製淺水魚雷，並盡可能低空投下，經過試驗獲得成功。美軍還認為，日本和珍珠港相隔大半個太平洋，如果日軍艦隊襲擊珍珠港，必定會被發現，遭到及時攔擊，日軍不可能冒此風險。美方估計，日軍最大的可能是進攻菲律賓。但是，日軍的出奇、冒險完全出於美軍意料。日軍派一支艦隊駛向東南亞，以迷惑美軍，而襲擊珍珠港的艦隊則從千島群島南部的單冠灣出發，沿太平洋北部很難航行的水域前進。這一帶狂風怒吼，惡浪滔滔，平日幾乎不見船隻蹤影。美軍偵察機未把這一帶列入偵察範圍，由6艘航空母艦和20多艘其他艦隻組成的日本特混艦隊，安全到達預定水域。

　　珍珠港位於夏威夷群島中心的瓦胡島南端。夏威夷時間12月7日（日本時間為8日）是星期天，美軍官兵大多度假了，島上一片太平景象。7時許和約9時，日軍艦載飛機183架和171架先後襲擊珍珠港，爆炸聲、衝天水柱、大火和濃煙淹沒了珍珠港。美軍損失慘重，18艘軍艦被炸沉炸壞，347架飛機遭毀壞，官兵死傷3500多人。日軍僅損失飛機29架、飛行員55人，以及幾艘袖珍潛艇。美軍所幸3艘航空母艦不在港內，1艘臨時調往大西洋，2艘給別的島運送飛機了，日軍奇襲功效大打折扣。

　　奇襲成功的消息傳回日本，舉國歡騰，但讓日本高興的日子並不多。珍珠港事件激怒了美國全國上下，第二天美國總統羅斯福向全國宣布，12月7日是“一個永遠蒙受恥辱的日子”。同一天美國對日宣戰，接著其他一些國家也對日宣戰。1942年1月1日，中、蘇、美、英等26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結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日、德、意侵略者陷入世界反法西斯國家和人民的包圍之中。

　　日軍襲擊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戰爭，到第二年5月占領了東南亞各地和太平洋的一些島嶼，西麵威脅印度，南麵逼近澳大利亞。但是，日軍不得不在更為廣大浩瀚的陸地和海洋分兵把守，轉向被動挨打的不利地位。1942年6月日軍在中途島戰敗，8月美軍在瓜達卡納爾島登陸，美軍反攻之快之早，大出日軍意料。日本的戰爭賭博很快破產。

　　天皇與戰爭及東條獨裁

　　當東條內閣步步走向對美開戰的時候，天皇心有疑慮。他考慮的不是戰爭的是非問題，而是擔心勝負問題。

　　日軍襲擊珍珠港，初戰告捷，天皇立即發布宣戰詔書，要求“務須億兆一心，舉國家之全力，以達征伐之目的”。在1942年1月的禦歌會上，天皇吟誦了一首和歌：峰巒密雲漫，祈盼強勁春風起，速速驅雲散，此乃唯一心中願，此乃唯一心中願。以此祝願日本趕快戰勝美英。2～3月，日軍攻陷新加坡、仰光，木戶特地向天皇道賀，他看到“龍顏格外高興”，“臉上堆滿微笑”，天皇興奮不已。2月18日，全國舉行慶祝攻陷新加坡的活動，在東京日比穀公園召開10萬人的祝捷大會，皇城前廣場上也擠滿了向天皇祝捷的人群。天皇戎裝白馬，和皇後等皇室成員來到二重橋上，向人群致意，參與煽動戰爭狂熱。天皇已經一掃疑慮，而與軍部共進退了。

　　東條是個“上奏癖”，以前內閣一般隻上奏政策措施的最後決定，但東條本人並要求閣僚對重大決策措施，從開始討論到作出決定，都要一一上奏天皇，盡量取得天皇的讚許或默認，使內閣的決定具有最大的權威性。應當說，天皇對於東條內閣的重大內外決策是一清二楚的。參謀總長和軍令部總長也及時進行“戰局上奏”，天皇常常會提問，不僅對戰局進展，就連某些具體戰況都了如指掌，並予以適當的諭示。軍部通過上奏得到“大命允裁”，有時天皇還讓侍從武官長傳達“聖諭”。天皇是名副其實的“大元帥陛下”。

　　東條借助天皇權威，趁初戰告捷的勢頭，抓緊完成高度國防國家體製。他身兼首相、陸相和翼讚會總裁，還一度兼任內相，權勢之重為日本內閣史上絕無僅有。他以先後任軍務局長的武藤章（1939年9月～1942年4月在職）和佐藤賢了（1942年4月～1944年12月在職）為左右手；佐藤是他任陸軍大學教官時的學生。東條任關東軍參謀長時，星野直樹和岸信介分別任偽滿總務廳長官和偽滿實業部次長，是“滿洲國”實權人物。東條把他們拉入內閣，作為幫手。

　　東條和內閣不斷加強、擴大自己的權力。第一步是使議會徹底翼讚化，完全變成政府的附庸。為此，由東條指名組成翼讚政治體製協議會，於1942年4月進行翼讚選舉。協議會負責推薦眾議員候選人，所推薦的都是“滿腔熱情翼讚大政”（東條語）即積極追隨當局的人。政府挪用臨時軍事費，發給每個推薦候選人5000日元競選費。警察粗暴地限製、中止非推薦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在鄉軍人、翼讚會幹部挨家挨戶“訪問”選民，施加壓力。結果，推薦候選人占了議席的81.8%。

　　接著由東條授意，5月成立了翼讚政治會，其成員有貴族院議員、眾議員和其他各界人士。預備役陸軍大將、前首相阿部信行任翼政會總裁，一些親軍部的原政黨人士掌握了翼政會的實際領導權。東條通過翼政會控製了議會，實現了“議會與政府表裏一致”。1940年以前的15年中，政府提出的議案未被議會通過的占五分之一。通過新體製運動和翼讚政治會的成立，議會成了內閣的表決機器，快速無修正地通過內閣提出的一切議案。議會成了熱烈鼓掌擁護東條，顯示舉國一致，賣力煽動戰爭的場所。以前，首相、大臣在議會發表施政演說，議員一般隻在演說結束時鼓掌一次。東條每次在議會演說，都大肆煽動戰爭歇斯底裏，議員的掌聲不斷，起碼都在十五六次以上，多時達二三十次。這倒是同希特勒的納粹議會很相似。

　　翼讚選舉之前，1941年12月頒布了《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臨時取締法》，規定所有結社均須重新申報審批。20年代有政治結社200多個，1940年前後減少到43個，根據“臨時取締法”進行申報的僅2個。翼政會成立後，東條內閣宣布，除翼政會外，不承認其他政治結社。東條內閣基本完成了政治方麵的極權統製。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臨時取締法》也使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化為烏有，它甚至規定，散布“流言蜚語”、“惑亂人心”者將被處以刑罰。誰因為生活困苦發點牢騷，就有可能被憲兵、警察紀錄在案，甚至遭受迫害。1942年2月頒布實施《戰時刑事特別法》，1943年1月作了修改，新增“變亂國政”罪，誰批評政府，就可能被扣上這一罪名。在通過修正案的議會上，東條聲色俱厲地宣布：“對於擾亂國內團結的言行，今後要徹底追究，不論是什麽人，不論官有多高，決不寬容”。東條內閣實現了嚴格的思想文化統製。

　　在經濟方麵，近衛內閣1940年12月決定了《確立經濟新體製綱要》，據此於1941年8月頒布《重要產業團體令》，它的實施則在東條內閣成立之後。從1941年11月到1943年1月，成立了各行各業的24個統製會，政府與財閥為首的壟斷資本合為一體，全麵確立了“民有國營”的統製經濟體製。

　　1943年11月，企劃院、商工省、遞信省的全部或一部，加上陸海軍省的相關機構，合並成立了軍需省，東條兼任軍需大臣，岸信介任次官。軍需省機構龐大，官員1000多人，除了主管軍需生產的各局外，還設有企業整頓本部，執掌企業轉停並分的大權。多數統製會都直屬軍需省領導，經濟統製權力基本上集中於軍需省，握在東條手中。在統製經濟中，澀澤榮一倡導的國家主義經濟觀走向了極端和反麵。

　　1944年2月，東條指責參謀總長杉山元“無力完成戰爭”，迫使杉山辭職，他自己兼任參謀總長。同時，一切聽從東條的海軍大臣島田繁太郎兼任軍令部總長。兩人搭檔，使東條控製了軍部大權。東條一身兼任首相、陸相、軍需相、參謀總長和翼讚會總裁等職務，到達了權力的巔峰，人稱“東條獨裁”。

　　東條自以為是，冷酷專橫，權力欲極強。內閣成立之初，東條一度以陸相和內相的身份，同時掌握著憲兵和警察。後來，東條讓聽命於自己的官僚接任內相，自己仍然直接指揮著憲兵，把本為軍事警察的憲兵經常用來執行政治警察的職能，推行臭名昭著的“憲兵政治”。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一再失利，出現了對東條和內閣的批評與質疑，東條用憲兵加強了對自由主義者、議員、重臣以至一般官僚、軍人的監視。東條以保護重臣為名，在他們住宅附近設置崗哨，監視他們的行動和交往，讓憲兵對他們盯梢，竊聽他們的電話。有一次，皇族東久邇稔彥親王與近衛談論了政局，事後東久邇宮親王竟受到憲兵司令官加藤泊次郎的盤問。

　　東條憲兵政治的高壓、威嚇，使人人自危，連重臣、皇族也不能幸免，足見東條獨裁政治的暗無天日。這固然有東條個人的罪責，更重要的還是日本當權集團多年推行國家法西斯化的必然結果。

　　東條集多種權力於一身，是天皇認可、授予的。天皇是東條內閣和軍部推行戰爭政策的後台，是東條獨裁的靠山。有議員認為，東條實行“總理獨裁主義”，有悖於天皇總攬統治權的原則。東條對此作了一番絕妙的辯白，他說：“我一個東條乃是草莽之臣。我覺得，在草莽之臣中，或許倒是諸位這些草長得長，而我是長得短的。隻是我此時被授予了總理大臣的職責，差別就在這裏。我是沐浴到陛下的光輝才發光的，如果沒有陛下的光輝，我這個人就等於一塊石頭。”到1944年2月，由於日軍節節敗退，東條要求把周二、周四的內閣會議移到宮中舉行，並希望天皇親臨會議，“以示天皇親政之實”。東條力圖借用天皇權威，保住自己的地位，他的要求得到天皇的允諾。東條獨裁正是來自於天皇的支持與權威。

　　天皇製法西斯極權體製

　　東條內閣成立後，除了完成上述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方麵的極權統製外，還實現了嚴密的國民統製。

　　1942年5月，東條內閣決定，以前由各省分別主管的大日本產業報國會、農業報國聯盟、商業報國會、日本海運報國團、大日本青少年團、大日本婦人會全部歸大政翼讚會統一領導。8月內閣又決定，町內會、部落會和鄰組也歸屬翼讚會領導。這樣，翼讚會的勢力伸展到各個方麵，以至每家每戶。

　　此後不久，日本新聞聯盟改組為日本新聞會，民間自主的日本文藝家協會、日本評論家協會被官辦的日本文學報國會、大日本言論報國會所取代，還成立了其他官辦文化團體。

　　這些職業組織、性別年齡組織、地域組織以及大政翼讚會係統、行政係統，構成了多重交錯的國民統製網，包含著對國民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統製，連國民私生活也被置於官方統製之下。

　　在工礦企業，產業報國會組織與企業職務製度一體化，並仿用軍事組織形式，由企業各級管理人員擔任各級指揮者，工人被稱為“產業戰士”。人們穿戴表示不同身份、職務的“職帽”和服裝，從上下班儀式、命令傳達方式、向上級敬禮的姿勢，到言語動作、相互稱呼，都有嚴格的規定。以這種法西斯軍事方式使工人俯首聽命，為戰爭經濟賣力勞動。

　　在農村，實行農產品的部落責任供出製，“部落”為自然村。政府決定全國農業生產計劃，把生產、供出指標逐級下達到部落和農戶。部落對供出負連帶責任，全部落必須共同完成供出指標，把規定數量的產品賣給政府。

　　町內會、部落會分別是街道組織、自然村組織，它們下麵每10戶左右結成鄰組。町內會、部落會和鄰組原先是居民自願組成的自治互助組織，並不十分普及。1937年後被官方加以推廣，1940～1942年遍布全國城鄉各地，內務省規定其使命為：“使國策廣泛深入貫徹到國民之中”，即充當官僚行政機構的基層輔助組織。

　　町內會、部落會共21萬多個，每月舉行定期集會——常會。內務省、翼讚會等機構共同商定每月要求常會貫徹的事項。這些事項五花八門，什麽都有，如擁護宣戰大詔；擁護翼讚選舉；每月8日（官定的“大詔奉戴日。”

　　）戶戶懸掛國旗，參拜神社；集體歡送應征士兵；向各戶攤派慰問袋、慰問金、國防獻金和儲蓄、國債指標；男女婚齡青年早婚，多生多育；穿著簡單的結婚禮服，限製新房家具，違者罰款充作國防獻金；每月8日戶戶禁煙一天，節省煙錢作為國防獻金；實踐“必勝生活”，食用糙米雜糧；完成交售廢鐵舊銅任務，等等，等等。以儲蓄來說，每年每月都有計劃指標，必須完成。一般國民收入不多，相當部分被儲蓄、買國債拿走，用於擴大軍需生產，填補軍費開支無底洞。

　　鄰組共約140萬個。政府利用鄰組，在居民之間進行相互督促、相互監視。上麵有什麽指示、要求，通過町內會、部落會下達鄰組，督促各戶執行。臨時有事，鄰組派人用“回覽板”（告示牌）挨家挨戶通知；如果事關重大，戶主要在回覽板上蓋印，表示確已知曉，須執行不誤。在如此層層控製，把人們分別納入一個個細小組織的情況下，使得慣於“隨大流”的日本人俯首帖耳地順從政府指揮。即使有人企圖逃避、反抗，很難有這種空隙和可能，有些人因為講了厭戰反戰之類的“流言蜚語。”

　　而被捕，其中有的人就是由於鄰居的檢舉揭發。生活物資的配給，是町內會、部落會、鄰組的重要職能，也是迫使一些人不得不聽命於當局的強製手段。

　　嚴密的國民統製甚至恣意幹涉個人私生活，並且習以為常。1943年出版的《日本國民運動的基本問題》寫道，過去的自治體“總是讓人感到是在有意識地回避深入私生活領域”，今天的町內會、部落會“卻一反舊有親睦團體的性質，對居民的生活采取積極考慮、幹預的方針”。幹預私生活的不限於居民地域組織，還有其他團體、機構。前麵已提到一些幹預私生活的事項，還可舉出下麵的典型事例。

　　由於兵力、勞力日見緊缺，1941年開展“適齡結婚總進軍”運動，要求婚齡青年盡早“結婚報國”，“多產育英”。女子青年團為這個運動奔走呼號，要求“女性從個人主義的結婚觀轉變為國家的結婚觀”。所謂“國家的結婚觀”，把男女婚嫁單純看作是為國家生兒育女，同希特勒所說的“結婚本身不應該是目的”，其任務在於“保種保族”的論調如出一轍。

　　1941年，文部省編寫出版了《臣民之道》，其中寫道：“我們平日所謂的私生活，歸根到底是在實踐臣民之道……雖是遊耍、睡眠，也並非與國家無關的私事，一切都與國家聯結在一起。我們在私生活中不可忘記盡忠天皇，為國效勞。”連睡眠也要牢記“忠君愛國”，荒謬絕倫到了極點。

　　對全部國家、社會生活，包括個人私生活，實行自上而下、無所不包、無孔不入的高度集中統製，是法西斯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征。此時，原來具有兩重性的近代天皇製國家，其立憲、自由的一麵已不複存在，其強烈專製的一麵發展到極端，超越一般的專製而成為前所未有的極權。就此而言，與原有的近代天皇製相比，戰時日本的統治體製發生了結構性轉變，存在質的差異。戰時日本已經成為與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本質相同的法西斯國家。

　　當然，日本的法西斯國家體製有著自己的特征，它是由近代天皇製演變而來的。日本的法西斯體製，既受到近代天皇製的製約，如在前述近衛新體製運動時所看到的，又是憑借著近代天皇製的權威、權力和意識，是近代天皇製消極麵的惡性發展。天皇權威是法西斯體製的精神支柱；天皇製的核心軍部是法西斯的主力，是建立法西斯體製的主要策劃者；天皇製官僚是法西斯軍部的助手，是法西斯體製的主要建立、操縱者；即使政黨已不存在，議會成了政府的附庸，但在議會中起主要作用的還是原來的政黨人士。除了這些之外，天皇製意識形態成為支配、動員國民的重要手段。

　　“國體明征”運動之後，天皇製意識形態占有了唯一獨尊的壟斷地位。從近衛新體製運動開始，天皇製意識形態愈益泛濫。第二次近衛內閣的《國策基本綱要》，把官方文件曆來所用的“帝國”稱呼改為了“皇國”，以突顯尊奉皇道精神。為了建立、完善高度國防國家體製，官方打出的種種旗號，什麽“翼讚大政”、“扶翼皇運”、“實踐臣道”、“承詔必謹”，以及“產業報國”、“農業報國”……等等，都是從天皇製意識形態中照搬過來的。建立“高度國防國家體製”的提出，是同近代天皇製的軍國主義思想一脈相承的。

　　同時，鼓吹大和民族優越的神國思想，也被用來煽動對外擴張和爭霸。《日本書記》根據傳說編寫道，神武天皇建國定都時發布詔書，內稱“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以為宇”，意為把四麵八方合為一家，原意是指統一日本。民間的右翼勢力、法西斯分子把“八紘一宇”引伸為稱霸亞洲和世界的侵略口號，而當第一、二次近衛內閣鼓吹建設“東亞新秩序”和“大東亞新秩序”時，都宣稱是“遵循八紘一宇的肇國精神”，官方也把荒謬杜撰的神國思想作為爭霸戰爭的合理依據。

　　順便指出，學習歐美已被拋到九霄雲外，美英等國被罵為“鬼畜”，唯一受到崇尚的就是空洞無物、孤芳自賞的神國思想、皇道精神。

　　戰時日本是天皇製法西斯國家，高度國防國家體製是天皇製法西斯極權體製。

　　戰時舉國一致和國民心態

　　戰時日本的另外一大特征，是極權製下的“舉國一致”。在日本近代曆史上，對外侵略戰爭時往往出現舉國一致。但是，極權製下的舉國一致程度要超過以往的戰時狀況，而且日本的這種舉國一致是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一體化”、“總體性”所無法比擬的。當然，“舉國一致”並非包含每一個人，並非內部沒有分歧、矛盾，而是指絕大多數人都支持、追隨軍部與政府的戰爭政策，擁護、接受法西斯極權統治。這種“舉國一致”在1937年後顯著加強，而在1940、1941年後達到頂峰。

　　大力鼓吹、積極實踐“舉國一致”的，是以軍部為中心的各個權勢集團。在納粹德國，希特勒和納粹黨壟斷了一切權力。德國壟斷資本支持納粹統治，但舊權勢集團在政治上受到排斥，各級政府、官僚機構以至議會都被納粹分子所壟斷。戰時日本，權力關係有所改組，主要是議會形同虛設，但政治統治力量基本不變。原有的各個權勢集團——天皇及宮內集團、皇族和貴族、軍部、官僚、政黨或政黨人士、財閥、資本家和地主，都繼續留在政治舞台上，並一再達成相互妥協，舉國一致地推行、支持戰爭政策和法西斯化政策。比如十幾屆內閣幾乎全是“舉國一致”的，網羅了各界人士，包括政黨人士。財閥頭目、大資本家，反而從政治後台走上政治前台，1937年起他們有9人入閣，東條內閣時他們有3人入閣，7人出任內閣顧問。翼讚政治會共一千多人，內有眾議員約450名，因不讚同當局政策而退出的眾議員，1943年6～7月僅6人，到1945年3月也不過約50人；而退出的許多議員，如護國同誌會議員，並不反對繼續進行戰爭。其他相關情況前麵有所述及，不再重複。

　　東條內閣後期發生反東條鬥爭，但並不是反對戰爭，而是因為東條不能贏得戰爭。真正的分歧隻有一次，即投降前夕主戰主和的對立。因此，舉國一致是戰時日本權勢集團的基本關係，超越、抑製了內部的某些分歧和矛盾。這固然以共同利害為基礎，也是同日本強烈的國家觀念，強調協同一致的行為方式分不開的。而且，權勢集團力圖以自身的舉國一致行動，營造一種氛圍、聲勢，以便誘導、促進國民的舉國一致，加強對國民的動員與統製。

　　為了實現舉國一致，政府對左翼、反戰人士繼續進行嚴厲的鎮壓。1935年日共的全國性組織已遭摧毀，但分散的反戰、反法西斯活動仍有發生。1937年以後，每年仍有數百、上千人被捕。1937、1938年鎮壓人民陣線運動，左派社會民主主義者遭到逮捕。1941年修改《治安維持法》，新設預防拘禁製度，把刑期已滿或宣布緩刑但未“轉向”（自首）的政治犯關進預防拘禁所，把他們與民眾隔離起來。

　　自上而下、多重嚴密的國民統製、思想文化統製，是實現舉國一致的重要手段之一。法西斯思想文化統製是現代愚民政策，它掩蓋、歪曲事實真相，極盡欺騙、煽動之能事；它使信息渠道單一化，輿論強製性地一邊倒，麻痹了國民的獨立思考能力，剝奪了國民明辨是非的可能性，從而驅使國民盲目地跟著軍部、內閣走。

　　同時，在國民統製中，充分利用了日本固有的社會傳統。以家族主義為基礎的群體觀念，是日本社會傳統的核心。自古以來，日本人不僅重視“家”，而且特別習慣於把“家”的觀念擴大化，把社會集團中的人際關係模擬、比附為家族關係。人們普遍而強烈地懷有“一村一家”、“一店一家”、“一廠一家”之類的觀念，擴而大之就是“一國一家”。這種傳統群體觀念，特別強調個人歸屬於群體，個人必須歸屬和忠誠於家庭、集團和國家。

　　官方精心地利用了傳統的群體觀念，使官方強製、半強製性的有組織的統製與國民自願、半自願的認同、支持結合起來。官方通過翼讚會，向國民倡導“一部落一家，一町內一家，一市町村一家”，力圖利用“家的精神”，加強市町村和町內、部落的內部凝聚，同心協力地貫徹國策。在產業報國運動中，官方鼓吹“勞資一體”、“事業一體”、“融洽親和”、“徹底協調”，要求工廠企業“全體人員如一家族，相互親和，相互協同，為國家興隆作出貢獻，履行臣民之道”。為了提高協力會議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使它扮演“民意”機構的作用，有效地協助政府“上意下達”，翼讚會把中央協力會議美其名曰：“全體國民的家族會議。”

　　（翼讚會組織局編：《論協力會議》），有些縣協力會議自稱是“縣家族會議”。就這樣，“家的精神”一層層上升、擴大，同“一國一家”、“忠君愛國”觀念相連接，使“全體國民結成有機一體”，舉國一致地實踐臣道，支持內閣與軍部的內外政策。顯而易見，日本戰時極權製的國民統製網，是以官方自上而下的行政係統、各種組織係統為經，以國民相互之間“家”的精神、“家國一致”觀念為緯而編成的，使官方能夠做到嚴密、徹底的統製。

　　在這個統製網的基層，擔任町內會、部落會會長和鄰組組長的人，主要是自由職業者、公司職員、學校教員這些新中間階層和自耕農、半自耕農、中小工商業者、中小地主及神官、僧侶這些舊中間階層，以舊中間階層居多。他們保留了濃厚的傳統意識，容易接受官方的思想灌輸和煽動，並在地方上有一定的聲望和影響，同下層民眾有密切聯係，許多人就是下層民眾的一“家”（擴大的家）之長。正是他們在各地形成一批批“臣道實踐家”群，忠實地貫徹政府的意圖，使官方國民統製直達每家每戶。

　　因為戰爭長期拖延，戰時生活困苦，一些人懷有厭戰反軍情緒。但是，由於上述多種原因，日本國民的絕大多數都支持、接受了長達15年的侵略戰爭和國家法西斯化。這是許多正直、進步的日本人士所直言不諱的，是不少日本學者在他們的著述中所承認的。1937年日本挑起全麵侵華戰爭後，著名作家永井荷風在《斷腸亭日記》中記述了他所見到的國民心態：“對於軍國政治毫無不安，對於戰爭更不恐懼，莫如說似乎是喜歡的狀態”。著名學者家永三郎在《戰爭責任》一書中寫道：“一般國民的大多數，雖然通過學校教育等途徑被灌輸了軍國主義精神，但是他們自己主動地積極支持戰爭，盡可能為進行戰爭出力，也是明顯的事實”。他還指出：“懷有明確的厭戰、反戰意識的人是少數例外”。

　　除了一般國民，值得重視的是知識分子和左翼營壘的表現。著名學者矢內原忠雄，因反對軍部戰爭政策而被迫辭去東京帝大教授，戰後曾任東京大學校長。他把戰時日本的知識分子分為四類：“一、與軍部法西斯政治和進行戰爭積極合作，為法西斯統治、天皇神格論、大東亞共榮圈提供理念的少數超國家主義者；二、雖然不喜歡法西斯政治和進行戰爭，但又害怕日本戰敗滅亡，而不得已協助戰爭的人；三、雖然不讚成軍部的法西斯政治和戰爭政策，但認為讓其為所欲為，對國民是非常危險的，所以要自己置身其中，盡力保護國民的自由，緩和軍部的法西斯政治，使之走上合理的道路，因而與戰爭合作的人們；四、積極或消極地不協助戰爭的少數人。”

　　占多數的是第二類人，他們明明對內外政策有保留，甚至有較大分歧，但是受到國家觀念的支配，屈服於舉國一致的壓力，隨波逐流，越陷越深，甚至同流合汙，淪落為禦用文人。他們人數較多，分布在各個文化部門，如果沒有他們的參與、協助，僅僅依靠第一類人，當局要操縱輿論、誘騙國民追隨法西斯內外政策，那是很難做到的。第三類人不多，他們的企圖完全是幻想，他們實際上反而起了誤導國民、助長戰爭和法西斯逆流的作用。

　　以日本共產黨為首的左翼力量，與統治階級分屬對立的營壘。出兵山東時和九一八事變後，左翼力量旗幟鮮明、英勇無畏地展開反戰反法西斯鬥爭。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及日共支持者被逮捕，一些優秀共產黨人被拷打、折磨致死，一批共優秀共產黨人，如市川正一、國領五一郎、德田球一、宮本顯治、袴田裏見、誌賀義雄等等，不論官方如何軟硬兼施，始終堅貞不屈，堅持反戰、革命立場，十分令人敬佩。

　　但從1933年起，佐野學（日共中央委員長）、鍋山貞親（日共中央委員）帶頭轉向，開始刮起“轉向風”，而在1937年後，以集團轉向為主的轉向風越刮越利害。據司法省1942年10月統計，被起訴的共產主義者共2440人，他們應該屬於骨幹、中堅分子。其中轉向的1246人，準轉向的1157人，未轉向的僅37人，占1.5%。轉向與準轉向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後者是思想上還有某種保留，但在政治上放棄原先立場。用官方的話說，兩者有著基本的共同點，都是從“非國民”回歸為“國民”，擁護或接受天皇製法西斯國家及其內外政策。如此普遍的轉向風，在當年世界上是日本獨一無二的。

　　不少人的轉向自然與長期監禁、刑訊逼供的折磨有關，但轉向成風還有更為深層的原因，主要與社會傳統有關。轉向者們從小就深受家庭觀念、國家觀念的熏陶、灌輸，舉國一致局麵使他們感到極大的壓力。他們原來以為國民會跟著自己前進，結果卻發現自己是舉國一致下孤立的“非國民”，甚至得不到家庭、朋友的理解。這種壓力使他們內心深處的傳統歸屬、協同意識強烈起來，促使他們重新回歸家庭、社會和國家，也就是日本人很習慣、很看重的“隨大流”。司法省於1933年、1936年、1942年對轉向動機作過三次調查，按一人一種主要動機來統計。據最後一次統計，“因囚禁而後悔。”

　　為12.4%，而“國民（或民族）的自覺”和“家庭關係。”

　　分別為32%和28.2%，是兩個主要動機。這兩個動機是相通的，按照日本人的家國一致觀念，回歸家庭也即意味著回歸國家。另外，“信仰、理論的改變”（占14.6%）中也會包含“國民的自覺”。可見傳統觀念特別是國家觀念是導致轉向風的主要原因。

　　長穀川如是閑曾是唯物論研究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著有《法西斯主義批判》，被譽為“左翼論壇之雄”。但是，他後來也無原則地讚揚日本的國民性，說什麽“正是大東亞戰爭，使全世界對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性有了新的認識”。戰後，作為自我批評，也是對戰時知識分子的反思，他內疚地寫道，如果我們知識階層完全發揮了正確作用，昭和日本恐怕就不會經曆那樣的慘禍。然而，與別國的知識分子不同，“日本知識階層有著強烈保持民族性或國民性的傾向……即使確有知識，要從其偏執的觀念中解放出來是不容易的”。長穀川的這一認識同樣適用於左翼轉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