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速興驟亡的帝國

第八章 衰敗的起點：發動侵華戰爭

　　度過金融危機之後，才二年多的時間，日本又被卷入迄今為止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大危機。以軍部法西斯為主的法西斯勢力異常猖獗起來。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走上了戰爭和法西斯化的道路。日本先於德國，成為兩大戰爭策源地之一。

　　在這一過程中，明治年間確立的統治體製的消極麵充分暴露出來，並且開始惡性發展。這是日本成為主要的戰爭和法西斯國家的根源。法西斯軍部及其支持者企圖以戰爭和法西斯化來挽救日本帝國的衰頹，實際上反而使日本帝國走上了自取毀滅的不歸路。

　　昭和恐慌：“世態混沌莫測。”

　　日本雖然度過了金融危機，但仍然受困於毫無起色的經濟蕭條。1929年10月，在高唱將永遠繁榮的美國，紐約股票市場全麵崩潰。一場空前的經濟大危機席卷全球。

　　1930年1月，經濟大危機波及日本，首先是對美輸出為主的生絲價格下跌，接著危機擴大到各個部門。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刊登著不景氣的報道：“海外市場阻滯，國內市場慘淡”；“諸般股票連日下跌，股市呈現一片大混亂”；

　　“全國八成繅絲廠，不付女工工資”；“勞資糾紛破紀錄”；“工廠斷然整頓，工程師被解雇”；“小學教員極度恐懼，全國二萬人遭解職”；“青年法學士數人，求當監獄門衛”；“要命的不景氣，米消費量大減”；“繭價低落，大米豐收，農村減收六億元”；“租佃爭議蔓延全國”；“小學兒童不帶（中飯）飯盒者激增，失業知識分子子女占大部”；“農村小學缺食兒童，遠遠超過都市”；報上還登著照片：背著書包的兒童，啃著大蘿卜充饑。這些是無數報道中的點滴摘錄，由此可見一般。日本的這場經濟大危機，史稱“昭和恐慌”。

　　大危機中日本工業生產的下降幅度，與美、德等國相比要小得多。這是因為日本在20年代沒有出現美、德那樣的經濟繁榮，而且又立即借助發動侵略戰爭等手段，使危機未達最低點就被中途阻止了。但是，對日本最休戚相關的對外貿易縮減極大，與1928年相比，1930年出口減少了近五分之一，1931年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國內外市場縮小導致物價猛跌，1928～1930年，日本物價跌幅達32.3%，而美國為11%，德國為19.1%，法國20.8%，英國30.8%，日本居列強首位。可見日本是遭受危機打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在日本國內，受危機打擊最厲害的，是比較落後而又深刻卷入國內外市場的農村。生絲出口大減，農戶門口成堆的蠶繭無人問津。大米跌價，偏偏1930年是個特大豐收年，米多價更賤，連成本都難以收回。農戶普遍無錢交稅還債，有些農村整村找不出一元現錢。許多工人尚未割斷與農村的聯係，鐵路兩旁失業回鄉工人的蜿蜒長隊望不到頭尾。失業工人的回鄉，加重了本就難以自保的農村的負擔。1931年卻因災害而大範圍歉收，東北各縣尤為嚴重，饑民遍野，農民被逼上了絕路。反映農村凋敝破敗最為突出的現象，是大量缺食的小學兒童和盛行買賣婦女。以後者來說，據1934年8月東北六縣官方調查統計，賣身到城市當藝妓、娼妓、陪酒女郎、女招待的有2萬多人。有的村公所前公然擺放著大招貼：“欲賣女兒，請到本洽談所”。

　　大危機年代，日本的社會結構受到衝擊。注重群體、歸屬群體是日本社會的傳統特征，是人們的基本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在農村和中小工商企業，以家族主義為基礎的集團觀念長期延續，根深蒂固。20世紀初，這種傳統觀念進一步同現代大企業相結合，鍾淵紡織會社帶頭推出家族主義、溫情主義的經營方針。大企業相繼在“一社（會社）一家”、“一廠一家”的口號下，實行終身雇傭製和其他有關措施。政府也在城鄉大力提倡階級合作、勞資協調、鄰保互助。但是，經濟大危機空前地震撼了原來的群體結合。勞資糾紛激增，連一向因推行家族主義而自誇“無（勞資）爭議”的鍾淵紡織會社，也發生了一萬工人反對降低工資的大罷工。農村共同體的裂痕擴大了，租佃糾紛增多加強，大正年間相對平靜的東北各縣，也成為糾紛多發地帶。

　　大危機造成的社會經濟混亂，傳統社會結構的動搖，不論對統治上層還是對中下層，都使他們懷有極大的失落感和恐懼感。當年《文藝春秋》雜誌曾作過一次民意調查，向職員、學生、工人、職業婦女等詢問“對現代世態有何看法？”

　　人們的回答普遍極度悲觀。有的認為：“現代世態混沌莫測，社會是一座名副其實的焦熱地獄”；有的認為：“這是一個生活上、思想上都失去了根基的不安時代”……

　　昭和恐慌如此嚴重，除了日本經濟本身比較脆弱，還因為受到政府財政金融政策失誤和世界經濟大危機的雙重打擊。一次大戰後，在歐美和日本，一股懷舊心情籠罩著財政經濟界。人們特別關切大戰時中止的金本位製的重建，把它看作恢複和保持經濟穩定的支柱。1919—1928年，美、英、比、意、法先後恢複了金本位製。日本因為關東震災、金融危機，回歸金本位製的打算一再被延誤。這確有某些負麵影響，如匯率、金融不穩定，難以開展國際借貸，不利於財政、工業和外貿。但是，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早已指出，現代經濟、交換的規模已經極為龐大，金本位製不再適應經濟運轉的需要。

　　1929年7月，民政黨濱口雄幸內閣上台，井上準之助任藏相。井上戰後曾出任藏相，是日本最著名的財政家之一。他不聽國內外的不同意見，仍把金本位製當作振興經濟蕭條的唯一法寶，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予以重建。當美國經濟危機已經確定無疑的時候，內閣卻心存僥幸，於11月宣布將於明年1月11日恢複金本位製，提高日元比值。為此，立即緊縮財政，收緊銀根。結果市場疲軟，外貿萎縮，工業生產大滑坡。井上到處呼籲人們咬緊牙關，渡過暫時困難。當經濟大危機已經向各國蔓延時，日本仍按原定日期實行金本位製，允許黃金出口。不久，世界經濟大危機波及日本。這真是雪上加霜，雙重打擊使日本社會經濟墜入災難的深淵。1929—1931年，日本的黃金外匯儲備從13億4300萬日元減少到5億5400萬日元，已降到絕對貧困線，低於貨幣發行保證金的數額。正如財界人士所批評的，井上的做法“好比向著暴風雨打開窗戶”。一位著名財政家，因為思想守舊，卻犯了一個絕對低級的錯誤。這件事成了嘲諷政黨政治無能的一大笑柄。

　　同時，列強之間的矛盾、爭鬥也在激化起來。美英與日本之間在中國的爭奪，擴大到日本的勢力範圍——中國東北。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國花旗銀行在中國東北設有分行和27個支行，美孚石油公司的代銷處擴大到350個。美英資本還同日本展開了爭奪中國東北港口、鐵路控製權的鬥爭。這時幣原喜重郎再任外相，協調外交麵臨嚴峻挑戰。

　　另外，濱口內閣為了緊縮財政，在1930年1～4月倫敦裁軍會議上，不顧海軍強硬派的反對，接受了美英提出的艦隻噸位比率，簽訂了條約。強硬派要求日本對美國的比率是百分之七十，條約規定總比率是百分之六十九點七五。軍部、政友會和右翼勢力猛烈攻擊濱口內閣，指責內閣不顧海軍的意見而簽約是“侵犯統帥權”。由於內閣的堅持，條約雖然獲得批準，但反對勢力並未甘休。11月14日，在東京火車站，濱口首相遭到右翼團體愛國社成員佐鄉屋留雄的襲擊，被手槍擊中下腹部。次年4月，濱口因重傷久治不愈而辭職，民政黨的若槻禮次郎繼任首相。8月濱口去世。

　　各種法西斯勢力趁恐慌、動蕩的年代，走出蟄伏狀態，紛紛行動起來。1933年底，各種法西斯、半法西斯右翼團體共達501個。最嚴重的威脅，是軍部法西斯和其他好戰勢力一起，把日本拖上了侵略戰爭的道路，以及激進法西斯的恐怖活動。

　　“先外後內”：“九一八”事變

　　日本陷入經濟大危機後，在法西斯勢力之間，主要在陸軍內部，發生了“先內後外”還是“先外後內”的爭論，即為了擺脫危機，是先發動軍事政變，建立法西斯統治，再進行對外戰爭，還是先挑起對外戰爭，然後借助戰爭推動國家法西斯化。

　　在濱口被刺之前，1930年夏天，以參謀本部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為首，陸軍中央部分中佐以下的軍官成立了法西斯組織櫻會，成員擴大到100多人。它的宣言認為，政黨政治的腐敗無能是國家的主要禍根，要求樹立“真正以天皇為中心、活潑明朗之國政”，重振對外“積極進取之氣魄”。它的綱領宣稱：“本會以實現國家改造為目的，為此而有必要時，不辭使用武力。”也即主張“先內後外”。櫻會與大川周明等民間法西斯相勾結，得到陸軍次官、參謀次長等人的支持，準備在1931年3月20日發動軍事政變。他們計劃在這一天挑動1萬工人示威，衝擊議會，然後出動軍隊包圍議會，迫使濱口內閣辭職，成立以陸相宇垣一成為首的軍政府。政變計劃曾交宇垣一成過目。

　　但是，陸軍中央的實權派、一夕會的永田鐵山、岡村寧次、石原莞爾等人堅決反對櫻會的政變計劃。石原莞爾在《滿蒙問題之我見》（1931年5月）中，力言“先內後外”之不足取。他指出，“發生戰爭時，我國的現狀難望舉國一致，令人十分憂慮。因此，以國內改造為首要的意見，看來似乎極為有理。其實，所謂內部改造也極難舉國一致，反使政治安定需經相當歲月，令人不勝惶恐。”即使政治安定完滿實現，“我國經濟力量將一時大受削弱”。石原接著寫道：“曆史告訴我們，如果確立戰爭計劃，並使資本家相信我能獲勝時，迫使現政權執行積極方針，決非不可能。尤其是戰爭初期的軍事成功，可使民心沸騰，團結一致。”因此，石原的結論是：“根據我國的國情，不如迅速驅使國家向外發展，中途伺機斷然實行國內改造，更為適當。”石原講得很清楚，唯有“先外後內”才適合日本的國情。的確，明治以來的曆史一再表明，對外戰爭必將實現日本的舉國一致。

　　由於永田等實權派的反對，櫻會的計劃也不落實，宇垣發生動搖，“三月事件”的政變陰謀流產。同時，以一夕會為主，軍部策劃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陰謀，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早在1929年5月，在一夕會成立的首次會議上，作出了三項決議，其中之一就是：重點在於解決滿洲問題，即武力占領中國東北。這也是二葉會、木曜會多年討論的結論。一夕會等繼承了原先的大陸政策，把奪取“滿蒙”作為侵華戰爭的第一步。不過在舊政策的基礎上，賦予了新的含義，即把武力占領“滿蒙”與準備總體戰結合起來。一來是企圖奪取中國東北的資源，使日本能夠自足自給，具備進行總體戰的國力；二來是在中國東北挑起戰爭，把國家拖上戰爭和法西斯化的道路，促使加快建立總體戰體製。永田鐵山認為，占領“滿蒙”之後，首先是解決“中國問題”，即占領整個中國，然後與英美決戰。石原莞爾提出，“如以全中國作為根據地，加以充分有效的利用，就能持續進行二十年、三十年戰爭”。

　　前麵提到，1928年二葉會成員河本大作策劃炸死張作霖，關東軍企圖乘機占領中國東北，但未能得逞。1929年岡村寧次任陸軍省人事局補任課長，1930年永田鐵山任軍務局軍事課長，兩人聯手合作，進行了一係列的人事安排。一夕會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被派往關東軍，分別任高級參謀和作戰主任參謀，策劃“武力驅逐張學良”，占領東北。日本陷入經濟大危機後，一夕會加緊準備在中國東北動武。這時除了前述原有打算，也是為了擺脫經濟危機，轉移國民視線。1930年底，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一夕會的根本博、中國課課長重藤千秋（曾參與一夕會關於“滿蒙問題”的討論）、永田鐵山相繼視察了關東軍，並與板垣、石原等密謀。

　　為了引起民眾的關注，把他們的視線從內政問題轉向對外擴張，一些少壯軍官很想提出一個簡明、響亮而極具煽動性的口號，但他們絞盡腦汁仍一無所獲。1931年1月，曾任南滿鐵道會社副總裁的鬆岡洋右，在議會上代表政友會發言，猛烈攻擊民政黨的協調外交是“軟弱外交”，說什麽“滿蒙問題是有關我國存亡的問題”，滿蒙是“我國的生命線”，是“我國國民的生命線”。他的話馬上成為一句口號，掀起了“滿蒙是日本生命線”、“死守滿蒙生命線”的陣陣喧囂。這是山縣有朋所謂朝鮮是日本“利益線”的繼續和擴大，更能蠱惑人心。同時，關東軍和日本有關方麵一再製造事端，如鐵路交涉案、萬寶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造成東北的緊張局勢，大嚷“滿蒙危機”，在日本國內一次又一次地煽起反華情緒。

　　6月，在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的主持下，軍部中央的永田鐵山等五課長開會，擬定了《解決滿洲問題方案大綱》，決定必要時“采取軍事行動”，要求以一年為期，爭取國內外的“諒解”。8月初，若槻內閣的陸相南次郎在師團長會議的訓示中，要求軍隊對“滿蒙問題”“隨時準備盡軍人的天職”。政友會在各地舉行集會，鼓吹“打破軟弱外交”。政友會幹事長森恪公然宣稱，處理日華關係和滿蒙問題“必須有待國力之發動”。民政黨內閣雖然尚未最後拋棄“協調外交”，但唯恐在排外反華煽動中落後，總裁兼首相若槻在民政黨大會上說，為了保衛滿蒙權益，國民應準備“不惜任何犧牲，勇敢奮起”。貴族院各派也在商議“滿蒙問題”的對策。總之，對於日本統治集團來說，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方針已定，隻是時間遲早而已。

　　經過精心策劃，9月18日夜晚10時20分，在沈陽城以北2.5公裏的柳條湖，由精通爆破的工兵中尉河本末守親自操作，“轟”地一聲炸斷了一側的一段鐵軌，長78.74厘米（一說150厘米），不妨礙火車通行。此處距中國駐軍的北大營800公尺，早已埋伏在附近的日軍大喊“北大營中國兵炸毀鐵路了！”向北大營發動進攻，安裝在日軍兵營中的兩門榴彈炮也轟擊北大營。爆炸後10分鍾，一列客車在爆破處略為顛簸一下，利用慣性安全通過，後來日本軍車也通行不誤。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接到報告，立即命令關東軍全線出擊。當夜日軍攻占沈陽城，19日關東軍占領南滿鐵道沿線各個要地。

　　關東軍的行動很快得到軍部中央的支持，軍部要求增兵中國東北。21日，關東軍擴大軍事行動，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擅自派兵越過鴨綠江，入侵中國國境，支援關東軍。在軍部的強烈要求下，內閣承認越境出兵，並批準了所需軍費，這也獲得了天皇的敕準。24日內閣發表聲明，宣布了“不擴大”方針，但又強詞奪理地認為關東軍“有必要先發製人”，宣揚侵略有理。日本統治集團並不反對已經開始的侵略戰爭，隻是其中一部分人擔心軍部一意孤行，將招致同美、英、蘇的衝突。實際上內閣總是跟在關東軍和軍部之後亦步亦趨，一次接一次地承認既成事實。所謂“不擴大”，隻起了欺騙國際輿論，為侵略戰爭打掩護的作用。

　　1932年1月，日軍占領中國東北全境。天皇發布敕語，讚揚關東軍克製眾敵，“使皇軍之威武傳遍日本國內外。朕深嘉其忠烈”。同月，日軍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變。3月1日，關東軍導演成立偽滿洲國，二葉會成員、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是主要的炮製者。6月，貴、眾兩院全場一致通過決議，承認“滿洲國”。

　　各個方麵通力合作，在國民中煽動戰爭狂熱。在經濟界，商工會議所首先宣布支持軍部的行動，日本工業俱樂部、日本經濟聯盟等團體相繼步其後塵。駐各地的師團和在鄉軍人會是煽動戰爭的急先鋒，他們大量印發宣傳品，四出舉行演講會，把戰爭煽動擴散到各個角落。大小報社利用報紙、號外、圖片、電影，競相進行排外新聞戰；132家報社發表支持“滿洲獨立”的聯合宣言。社會民眾黨、勞動總同盟、社會大眾黨先後倒向軍部。由於各方麵的大肆煽動，每當部隊出發時，歡送的人群把車站、碼頭擠得水泄不通。在各個町村，人們向守護神祈禱“皇軍全勝”、“武運長久”。

　　隻有人數不多的日本共產黨及其領導和影響下的左翼、進步團體，英勇無畏地開展了反戰集會、示威等活動，不少知識分子也投身反戰、反法西斯鬥爭。據官方統計的反戰反軍活動，1931年1905次、1932年2437次，1933年1694次。1933年，文化界人士集會抗議希特勒焚書、摧殘進步文化，並組成350多人的學藝自由聯盟；知名作家秋田雨雀等百餘人在東京召開了“遠東和平之友”成立大會。但是，反戰力量和人士遭到當局的鎮壓或壓製，他們的聲音被淹沒在泛濫全國的排外狂潮之中。

　　一夕會的“先外後內”得到有效實施。日本從此走上戰爭和法西斯化的道路，並且越走越遠，也越來越走向衰敗。

　　“清君側”和扼殺政黨政治

　　櫻會的“三月事件”失敗後，橋本欣五郎和大川周明並不甘心，他們和50多名青年軍官組成小櫻會，計劃於10月發動軍事政變，奏請天皇授命建立軍政府。但這次政變再次流產。

　　三月事件、十月事件雖未得逞，可是有關消息傳開，對政界產生了壓力，迫使政黨內閣進一步跟著軍部走。更重要的是，給激進法西斯勢力壯了膽、鼓了氣，正如大川周明所說，從兩次事件中清楚地看到，“甚至高級軍官也對政黨政治不滿，有意於改造日本”。這兩次事件和“九一八”事變極大地激勵了法西斯勢力，激進法西斯運動肆無忌憚起來。1930～1936年，共發生法西斯恐怖暗殺事件17起，武裝政變、暴亂或相關陰謀事件5起。

　　“清君側之奸”是這些法西斯勢力的共同指導思想，其主要矛頭指向財閥和政黨內閣，認為是這些“君側之奸”阻隔在天皇與國民之間，使國民不能普受天皇的恩澤。“清君側”思想在日本早就存在，在法西斯勢力中，“清君側”是與天皇中心主義、天皇平等主義相關聯的。

　　九一八事變後，激起法西斯恐怖、暴亂的一個直接原因，是搶購美元事件。前麵提到，1930年1月日本恢複金本位製，可是九一八事變後第三天，英國停止金本位製。人們感到日本也即將跟進，於是發生搶購美元的投機風潮，三井、三菱、住友財閥，各銀行、大商社及信托、保險、證券會社，到10月15日止向日本銀行購入的美元相當於5.1億日元。12月若槻內閣辭職，政友會犬養毅內閣上台，立即宣布停止金本位製。於是，日元對美元的比價大跌，美元升值了三分之一多，搶購美元者輕易發了大財。報紙上、右翼的傳單上，紛紛攻擊財閥、資本家“大發國難財”，指責政黨內閣與財閥、富豪狼狽為奸，坑害國家。在這一事件中，藏相井上準之助首先難辭其咎。

　　在財閥中，三井購進美元最多，成了眾矢之的。據後來三井方麵的說明，三井銀行購進大筆美元，並非為了投機，而是外匯業務上確有需要，三井被誤會了。不過人們對三井不滿，不僅僅是由於誤會。一是貧富懸殊引起的不滿，而且日本財閥不同於西方富豪，聚斂了錢財極少關心慈善事業，人們對財閥普遍抱有惡感，三井作為最大財閥當然首當其衝。二是財閥處處與民爭利，盤剝民眾，三井特別嚴重。日本最大的貿易公司三井物產在全國各地遍設分支、代理機構，把它的勢力伸向各地城鄉；通過提供原料、貸款，包攬其他企業產品的“一手販賣權”；想盡辦法剝削城鄉居民，凡是有錢可賺的，不管利潤厚薄，小到雞蛋、雞飼料和耘田襪，什麽買賣都做，不惜與中小商人爭利。三井與中下層之間存在廣泛的利害糾葛，不可避免地成為眾矢之的。

　　1932年2月9日晚，在東京本鄉區的駒本小學，將舉行民政黨成員駒井重次的競選演說會。前藏相井上準之助乘小汽車前往支援駒井，車子開到小學後門口，井上下車剛走了幾步，人群中閃出一個穿和服的青年，用勃朗寧手槍朝他背部、腰部連擊三槍。井上被送到醫院，沒幾分鍾就死了。凶手當場被捕，名為小沼正，22歲，茨城（在東京東北）鄉下人。

　　當警方還在進一步偵查這一案件時，3月5日將近中午，三井合名會社（三井財閥總公司）理事長團琢磨坐車來到三井銀行南門。銀行仆役為他打開門正想進去時，躲在門內的一個青年突然上前，朝團的胸部開了兩槍。團被抬到樓內搶救，不久就咽氣了。凶手名菱沼五郎，當場被捕。他也是茨城鄉下人，鐵道學院畢業生，因求職無門而回鄉，用的也是同一型號的手槍。

　　警方斷定有一個暗殺團夥，很快逮捕了幾名同夥，團夥頭目井上日召被迫自首。井上日召是在中國闖蕩了十多年的大陸浪人，1921年回國，看到“極左翼（指革命力量）大逆不道，勞動大眾趨向赤化，領導階級凶暴而又不能醒悟，所見所聞，憎惡至極”。他皈依佛教，去茨城鄉下任立正護國堂主持。他結識了附近的小學教師和農村青年，和他們一起對照《法華經》，議論時弊和國家改造問題。日召讓他們念佛坐禪，養成獻身的虔誠心。他們一夥中還有東京、京都的幾名大學生。此外，日召還結交了縣內海軍航空隊的青年軍官藤井齊等人，這些海軍青年軍官推崇北一輝的“改造法案”，信奉農本自治主義。他們兩夥人多次一道討論了國家改造問題。

　　十月事件後，兩夥人本來打算一起發動武裝政變，因為“一二八”事變，藤井等人被派往上海作戰，於是改由日召一夥先行動。井上日召援引佛經中的“一殺多生”，組織“一人一殺”。他與同夥選定了20名暗殺對象，包括元老、重臣、政友會和民政黨領導人、三井和三菱等財閥頭目。第一批先殺五人，以懲誡統治集團，促使進行國家改造。若無效，再繼續行動。不料陰謀很快破敗，人稱他們為“血盟團”。警方審案中發現了他們與海軍青年軍官的聯係，但不知為何未追究到底。

　　5月初，上海日軍被迫停戰、撤軍。藤井齊已戰死，他的同夥在國內會合。他們以三上卓、古賀清誌兩中尉為核心，並聯合其他人，擬定了政變計劃。參加的人員是，海軍中、少尉、準尉8人；陸軍士官候補生11人；信奉農本自治主義的愛鄉塾農民敢死隊7人；血盟團殘餘分子1人。此外，大川周明等人為他們提供了行動資金和手槍。人數不多，但包括了海軍、陸軍、民間幾個方麵，特別是有農民參加，這是三上卓等人刻意拉攏拚湊起來的，企圖以此表明政變行動代表了全體國民的意願。

　　5月15日（星期天）下午，這夥軍人在靖國神社集合，傍晚分三組乘租來的汽車出發。第一組9人由三上卓帶領，乘車到達首相官邸，闖進去找到犬養毅，一起走到客廳。犬養坐下想同他們對話，一名軍官喝道：“不用廢話，射！”另一名軍官立即打了一槍，犬養應聲倒在身前桌上，三上卓再朝他的太陽穴補了一槍，犬養死亡，時年77歲。除此之外，三組人隻是向內大臣牧野伸顯的官邸門前、日本銀行門口、政友會本部、警視廳投了一、二個手榴彈，打死打傷警衛等5人，路上撒了傳單，然後就向憲兵隊自首了。一名血盟團員晚上到三菱銀行丟了一個手榴彈。農民敢死隊的任務是破壞郊區6個變電所，造成市內黑暗混亂，但他們不知哪裏是要害，胡亂破壞一下就溜走了，未達目的。“五一五”事件與其說是一次有計劃的政變，還不如說是一場亂七八糟的暴亂，其目的僅僅在於對上層施加壓力，以便打破、改變現狀。散發的傳單呼籲道：“讓我們共同點燃昭和維新的火炬！”“以天皇的名義，屠盡君側之奸！殺絕國民之敵現存政黨和財閥！……”

　　血盟團的槍聲和“五一五”暴亂，給統治上層和政局的震動極大。血盟團讓上層人人自危，防彈衣供不應求。有人買到一件重近4公斤的防彈衣，送給年老瘦弱的犬養毅，首相夫人高興得連聲道謝，但是犬養還是未逃劫難。“五一五”事件進一步表明，政黨內閣已經喪失了控製局勢的權威，敲響了政黨政治的喪鍾。一向敵視政黨的軍部，立即利用了這一事件，陸軍中央兩次聲明，反對政黨內閣，要求成立舉國一致內閣。已升任參謀本部情報部長的永田鐵山向有關方麵表示，“絕對排斥現在由政黨擔當之政治，如政黨單獨組織內閣，恐怕無人出任陸相”。一夕會的鈴木貞一向西園寺的秘書原田熊雄提出警告：“如果內閣再次歸於政黨之手，將會反複發生第二、第三次事件”。

　　元老西園寺和政界上層屈服於法西斯恐怖暴亂和軍部的壓力，5月成立了親軍部的舉國一致內閣，預備役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相。政黨政治遭扼殺，才短短八年就一命嗚呼了。

　　“國體明征”與高橋財政

　　通常稱為“舉國一致內閣”的，是齋藤實內閣（1932年5月～1934年7月）和岡田啟介內閣（1934年7月～1936年2月）。兩屆內閣不到4年時間，這是進一步走向建立法西斯統治的過渡期間。

　　九一八事變開始了日本的法西斯化，主要表現是對外開始侵略戰爭，在內則是軍部的地位、發言權加強，軍部利用戰爭的壓力，使內閣、議會跟著自己走。政黨內閣被舉國一致內閣所取代，標誌著國家法西斯化的新進展。舉國一致內閣是親軍部內閣，其中雖有二三名政黨閣僚，不過是次要的陪襯角色；軍部的政治發言權得到加強，齋藤內閣設立五相會議，重大國策首先由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和藏相進行討論。

　　舉國一致內閣期間，侵略戰爭從中國東北擴大到華北，1933年3月日本退出國聯，決心一意孤行。在思想文化方麵，法西斯壓製擴大到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在擴大侵略戰爭、推進法西斯化方麵，有著一連串重大事件。這裏要提出的，是“國體明征”運動和高橋財政。

　　政黨政治被扼殺後，右翼勢力和軍部仍不罷休，還要進一步摧毀它的憲法學理論支柱——“天皇機關說”。1932年12月，大日本生產黨、神武會、建國會、原理日本社等30多個右翼團體結成“擁護國體聯合會”。1935年1月，擁護國體聯合會散發小冊子，指責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紊亂國憲”，掀起了“國體明征”運動。所謂“國體明征”即要求明確國體，維護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的統治大權。2月，右翼議員江藤源九郎、菊池武夫分別在眾、貴兩院攻擊美濃部，稱他是“慢性謀反”的“學匪”。

　　多年公認的天皇機關說，忽然遭到口誅筆伐，這是國家法西斯化造成的反常現象。美濃部在貴族院會議上作了辯護，第二天《朝日新聞》報道說：“闡述得有條有理，全場肅然傾聽。大約經過一小時的雄辯，當他離開講壇時，貴族院響起了罕見的掌聲。”

　　但貴、眾兩院還是通過決議，要求明確國體。在鄉軍人會發行15萬冊攻擊天皇機關說的小冊子。軍部一再催促內閣表態。

　　昭和天皇表示，天皇機關說沒有錯。他對侍從長說：“日本這樣的君國同一國家，不論怎麽說，還是國家主權說比君主主權說為好。君主主權很容易陷於專製。”他還說：“我認為美濃部決不是不忠者。……毀掉那樣一位學者是很可惜的。”可是，天皇的話沒有透露出去，他也沒有進行幹預。這是為什麽呢？天皇還講過：“如果我們以思想和信念壓抑科學，那麽世界的進步就會停頓，可能進化論那樣的科學就不得不被推翻。雖然這麽說，並非思想、信念就不必要了。我想終究還是應該思想與科學並行。”天皇作為接受現代科學的生物學愛好者，懂得不能以信念抑製科學，可是作為保守的君主，他知道必須讓非科學的思想、信念與科學並存。問題的症結就在這裏。

　　在危機、動蕩和戰爭的年代，當信念與科學不能並存時，日本統治者寧肯要愚民的信念，以便樹立天皇的絕對精神權威，用來統製國民。因此，軍部、議會與右翼站在一起，討伐天皇機關說。原來認為這是學術爭論問題的內閣，不得不采取行動。美濃部的有關著作遭禁止，9月美濃部被迫辭去貴族院議員。8月和9月內閣兩次發表“國體明征”聲明，宣稱“我國統治權之主體在於天皇，此為我國國體之本義，帝國臣民絕對不動之信念”，“所有政教百般事項，必須以萬般無比之我國國體本義為基礎，發揚其真髓”。

　　當年就有人指出，國體明征運動是一場“合法的不流血的政變”。政黨政治不僅在政治上失勢了，而且在思想、理論上被埋葬了，國體論被確定為唯一的不可觸動的政治、思想準則。最可悲的是議會、尤其是政友會，後者企圖乘機倒閣，競對國體明征運動推波助瀾。政友會在眾議院提出決議案，敦促內閣“對於和崇高的國體勢不相容的言論，應立即采取堅決果斷的措施”，眾議院則全場一致予以通過。這是政黨、議會的自毀自殘，為國家法西斯化鳴鑼開道。

　　另一對局勢進展有深刻影響的，是高橋財政。高橋是清是著名的老財政家，曾四任藏相。犬養毅組閣，把年近80的高橋再請出來任藏相，收拾井上留下的爛攤子；高橋的絕大部分任職歲月是在舉國一致內閣期間。高橋一上任就大刀闊斧地推行自己的一套財經政策。他宣稱將先擺脫經濟危機，10年內重建健全財政。

　　主要措施是，廢除金本位製，改行管理通貨製，大量增發紙幣；放棄緊縮財政，大幅度擴大政府開支，包括支出巨額軍費和投放政府投資、農村救濟資金、社會福利資金，1931～1936年的正常和特別財政支出，從35億日元膨脹到85億日元；借助通貨膨脹使日元大幅度貶值，促進對外傾銷商品，同時提高進口關稅，保護國內產業；增發公債，填補財政赤字，避免增稅。這些措施促使經濟很快回升、發展，1932～1936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6.1%，出口額年平均增長17.8%。最大的經濟變動是實現了重工業化學工業化，從1933年起，重、化工業產值持續超過了曆來居首位的紡織業產值。

　　高橋財政有點類似凱恩斯的主張和美國羅斯福新政，但也有明顯的差異。

　　高橋財政的基本方針，是采取軍事與經濟兼顧的“中庸之道”，財政經濟適應對外戰爭和擴充軍備的需要，但又企圖以不妨礙經濟的恢複、發展為限度。但是，在軍部可以獨行其是、侵略戰爭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兼顧政策無法持久，實際上不得不向軍事傾斜。何況高橋一再強調，軍備是“外交”的“後盾”，必要時保證軍費支出“比維持財政收支平衡更重要”。他甚至還認為，軍費也是“生產性開支”，強調軍費也可刺激經濟。從而他一邊口唱兼顧，一邊向軍部屈服、讓步。1931～1936年，在正常財政支出中，軍費從4.5億日元增加到10.78億日元，所占比率從30.8%增加到40.4%。

　　對於重工業的發展，從直接和間接效應來看，軍需訂貨無疑是主要推動力；汽車、飛機製造業幾乎完全是依靠軍需才起步、發展起來的。大量軍費源源不斷的投入，保證重工業可以毫無風險地獲得高額利潤，一向態度消極的大財閥紛紛投資重工業。這為財閥與軍部的聯盟奠定了基礎。

　　棉紡織品和人造纖維製品在全球範圍的傾銷，與巨額軍費一起是經濟回升、增長的兩大支柱。大規模傾銷把日本經濟對國外市場的嚴重依賴性推向極端，而傾銷越來越遭到世界各國的抵製，1934年宣布抵製的國家40個，1936年達到56個。於是，已經擴大的生產和急劇縮小的市場產生矛盾，促使資本家進一步倒向軍部，把確保國外市場的希望寄托於軍部的槍炮。

　　高橋是清在理財上確有某些新思路、新辦法，但他犯了兩個根本性的錯誤：企圖以非經濟的（擴大軍需）和非正常的（對外傾銷）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高橋財政雖然使日本擺脫了經濟危機，但沒有也不可能實現重建健全財政的目標，反而促使財閥、資本家倒向軍部，促使國家和財政經濟越來越向戰爭和法西斯化傾斜。

　　軍部法西斯化和軍財聯盟

　　軍部和財閥是當年日本的兩大決定性力量。軍部與財閥之間，一向基本一致。九一八事變後，軍部的對外侵略戰爭與擴充軍備，得到日產、日窒等新興財閥的大力支持。新興財閥是一次大戰前後靠重工業化學工業起家的，主要是九一八事變後靠擴大軍需而形成的。一批舊財閥是財閥的主流，通常講到“財閥”，主要就是指舊財閥。他們不反對武力侵占中國東北，但在同軍部的關係上，一段時間並不十分協調一致。

　　舊財閥的投資以金融、流通領域以及輕工業部門為主；在重工業方麵，除了三菱的造船等企業與軍火生產直接有關外，主要是采礦、冶煉等基礎部門。舊財閥可以從擴大軍需生產中得益，同時憑借金融、貿易、輕工業方麵的優勢，借助日元貶值對外傾銷，暫時可以應付危機，對於投資與軍需有關的重工業一時還不太積極。高橋財政的軍事與經濟兼顧的方針，反映了財閥主流的暫時要求。此外，軍部對政友會、民政黨深感厭惡，而三井、三菱分別是它們的資助者、後台老板。

　　軍部當局也一度對財閥不太友好。1931年12月，陸相荒木貞夫向外界說明陸軍在“滿洲國”的政策，宣稱“絕對避免讓資本家壟斷其利益，某些事業要由國家直接經營”，對於財閥資本進入“滿洲”采取排斥態度。關東軍也作了類似聲明。血盟團和“五一五”的槍聲使財閥不寒而栗，荒木卻一再為法西斯凶手開脫，說他們“手段不好，但其誌可諒”，含沙射影地指責財閥。

　　軍財關係的轉折是在1934年，軍部與財閥采取雙向行動，密切接近起來。

　　到二三十年代，由於陸軍大學畢業的中上層軍官增多，他們來自四麵八方，使得原來控製陸軍的長州藩閥趨於衰頹。但是，由於軍事思想的不同，又分為統製派和皇道派。統製派是一夕會的一些成員聯合其他軍官，於1932年形成的，主張全軍服從軍部中央的統製，先外後內、自上而下地推進“改革”，建立全麵統製的總體戰體製。其中心人物是永田鐵山，主要成員有東條英機、武藤章、池田純久、鈴木貞一等；林銑十郎、梅津美次郎等將領、原一夕會的石原莞爾也帶有統製派色彩。

　　與統製派不同，皇道派感到日本的軍備和國力反正比不過美英蘇，因而更為熱衷於皇道精神。日本軍隊曆來強調精神主義，十分推崇日俄戰爭時乃木希典的“肉彈戰術”。皇道派繼承了這一傳統，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是有名的皇道派將領。荒木貞夫喋碟不休地鼓吹精神主義，甚至對人說：“國力不足，我們並不介意。何必要為物質之類的東西多費心機呢？”由於這種想法，他們容易受到社會上反財閥情緒的感染。同時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皇道派將領賣力地拉攏法西斯青年軍官，同情、縱容青年軍官反財閥的激進行為。

　　日本陸軍在軍部內占主導地位；在陸軍內部，統製派得到多數中上層軍官的支持。1934年1月，支持統製派的林銑十郎接替荒木任陸相。3月永田鐵山升任軍務局長，在陸軍中僅次於陸相和次官，握有很大實權。這表明統製派在陸軍和軍部確立了支配地位。同年10月，陸軍省新聞班出版發行了小冊子《國防之本義及其強化》。統製派成員、政策班的池田純久是它的主要起草者，後經永田軍務局長審閱，又得到林陸相的批準。在起草時，還得到參謀本部的配合、認同。讀完全文就可看出，它是統製派、也是陸軍和軍部關於建立總體戰體製的綱領性文件。

　　打開這本小冊子，冒頭一句就是“戰爭是創造之父，文化之母”，還說什麽“國防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活力”（“國防”應讀為“戰爭。”

　　），宣揚“戰爭萬能”論。小冊子的中心思想在於：要求實行一係列變革，重新“組織、經營國家和社會”，對“國家全部活力”實行“一元化綜合統製”，建立總體戰體製，也就是建立法西斯極權主義體製。統製派支配地位的確立和陸軍小冊子的發表，標誌著軍部法西斯化的完成，實現了一次大戰之後開始的、從傳統軍國主義向法西斯主義的轉化。

　　建立總體戰體製不能沒有以財閥為首的經濟界的支持、合作。永田就任軍務局長後，不顧社會上和激進法西斯厭惡、反對財閥的情緒，讓下屬出入財界的社交場所交詢社和東京俱樂部，與財界溝通、聯絡，主動接近財閥。

　　在此同時，舊財閥也在逐步轉向。團琢磨死後，三井銀行負責人池田成彬執掌了三井的領導權，他後來回憶說：“怎樣從當時的狂風大浪中保住財閥，是我進入三井合名的首要使命。”他說服三井家族，帶頭實行“財閥轉向”，三菱、住友等財閥也隨著采取類似行動。財閥轉向首先是向社會公益慈善事業提供巨額捐款，並宣布財閥家族從第一線引退，以緩解民眾的不滿。同時，改善與軍部的關係，如三井、三菱各向“滿洲國”貸款1000萬日元，還向某些軍事設施，如軍人會館、海軍參考館提供捐款，向愛國恤兵金、帝國防衛費等項目捐款。三井、三菱還開始有意疏遠兩大政黨。

　　財閥轉向主要是改組其產業基礎。財閥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大規模擴充軍備帶來源源不斷的軍需訂貨，使重工業化學工業的投資免除了風險，有了極為有利可圖的前景。如三菱直係企業三菱造船會社和三菱飛機製造會社（1928年由三菱內燃機製造會社改稱），1932年4月尚有26萬日元虧損，幾個月後就扭虧為盈；1932年10月到1934年12月，利潤率從1.9%上升到10.3%，以後兩年利潤率竟達13.6%和16.5%。

　　從1934年起，舊財閥爭相改組產業結構。1月，三井改組直係企業中占首位的三井物產，縮小商業、投機經營，擴大重化工業投資。如1936年開辦玉造船廠，不久它從三井物產獨立出來，擴大成為民間三大造船廠之一。原有的重工企業增資擴充，如日本製鋼廠，在製造炮身和坦克方麵名列前茅。三菱最重大的步驟，是1934年6月把三菱造船與三菱飛機製造合並，成立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並大幅增資，員工達40萬人。日本軍用飛機全部向民間企業訂購，三菱重工和新興財閥的中島飛機會社是兩家最主要的軍用飛機、飛機發動機的製造企業。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名噪一時的高性能零式戰鬥機就出自三菱。三菱重工還擁有民間最大的造船能力，後來曾建造4艘航空母艦和世界上最大的近7萬噸的“武藏號”戰列艦。1935年9月，住友兩家企業合並成立住友金屬工業株式會社，主要生產各種銅才、電線、鋼管、合金、硬鋁等，這些是製造艦船、飛機、通訊器具以及其他軍需品不可缺少的材料。安田財閥則通過向淺野財閥、新興的森財閥提供合資、貸款，增加了重化工業的投資。其他二三流財閥，如古河、淺野、大倉、澀澤等，都擴大或著手重工業投資，包括投資與軍需直接有關的飛機、汽車和武器生產。沒有多久，舊財閥就取代新興財閥，在軍需生產中唱主角。

　　舊財閥以前擔心投資重工業冒風險，基本裹足不前，隻有在政府、軍部通過軍需訂貨的保護之下，才向重工業領域邁進，表現了他們的極端保守性。為了籌集重化工業的巨額資金，舊財閥突破了家族封閉性，溢價公開出售財閥企業的股票。而這種“改革”是為法西斯軍部、為侵略戰爭服務的，本質上也是保守的。隨著軍需生產的擴大，高額利潤滾滾流向財閥公司。1932～1936年，三井四家與軍需生產有關的企業，其紅利占三井全部企業紅利的33.9%，三菱三家軍需企業的紅利占其紅利總數的50%。財閥把自己的利益與法西斯軍部和血腥的侵略戰爭綁在了一起。

　　對外傾銷的挫折，不僅使財閥轉向軍需生產，甚至使整個經濟界倒向軍部，要求以武力來確保、擴大國外市場。1935年12月號《改造》雜誌刊登了《財界傳聞》一文，指出即使比較有自由主義風氣的關西財界，眼看外務省搞外貿談判連連受挫，也公然主張“不如索性隨波逐流，和軍部攜起手來，確保東洋市場，倒是捷徑，更為有利”。他們說：“有錢搞會談、派特使，還不如用來造軍艦”，“與其到遠處（指拉美等地）想辦法，日本不如充當亞洲盟主，首先緊緊抓住東洋市場”。

　　1935年永田鐵山設法把石原莞爾調任參謀本部作戰課長，以便兩人協力，加快確立總體戰態勢的步伐。石原於10月到任，不久依靠滿鐵經濟調查會的宮崎正義，成立日滿財政經濟研究會，擬定了大規模擴充軍備的“產業五年發展計劃”，打算五年內使鋼鐵、武器的生產成倍增長。1936年春、夏，石原、宮崎首先向三井首腦池田成彬，再向10多名政、財、軍界人士征求意見，得到他們的一致讚同。這個計劃後來演變為戰時的生產力擴充計劃。

　　軍部與財閥結成了同盟，當年稱為“軍財抱合”；日文“抱合”意為相互擁抱在一起，形象的表示了軍部與財閥的緊密聯盟。軍財聯盟成為國家法西斯化和擴大侵略戰爭的決定性支柱。

　　同時，以法西斯新官僚為領頭羊，天皇製官僚隊伍逐步法西斯化。在推行戰爭政策，推進國家法西斯化方麵，新官僚是軍部最得力的幫手。

　　軍內爭鬥及“二二六”兵變

　　統製派確立了在軍部的支配地位，並與財閥相互接近、聯合，力圖按照自己的部署，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是，陸軍內的皇道派中上層軍官和青年軍官並不接受統製派的支配和主張。

　　皇道派青年軍官崇拜北一輝，尊“改造法案”為聖典，在軍內則擁護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等皇道派將領。1931年12月，荒木貞夫從九州的熊本前往東京，赴任犬養內閣的陸相，沿途駐軍的青年軍官在車站迎送，高呼“荒木閣下萬歲！”皇道派青年軍官希望由荒木來推進國家改造，暫時沒有采取過激行動。但是，荒木不過是個“饒舌之徒，嘩眾之輩”。他們大失所望，在軍內繼續秘密串連，開展“國家改造”運動。他們沒有統一、定形的組織，有人說他們人數在百名內外，有人說多達460多人。

　　這些青年軍官是在部隊帶兵的下級軍官（尉官），他們大都來自中間階層，尤以出身自耕農、半自耕農和中小地主家庭的居多。家庭的每況愈下，經濟危機和當局無能腐敗，使他們心急如焚地希望改變現狀。而且，他們深受嚴格的職業軍人教育，以忠君愛國為天職，懷有強烈的帝國軍官的優越感、使命感。因此，既急進、狂熱，又保守、反動。他們一見北一輝的“改造法案”就愛不釋手，幾乎每人都隨身帶著“改造法案”的袖珍本。青年軍官運動的最早發起人是西田稅，他後來退役追隨北一輝，充當北一輝與法西斯青年軍官的聯係人。有些青年軍官也親自登門求教北一輝，對他奉若神明，對他的蠱惑、煽動深信不疑。用大川周明的話說，北一輝是“魔鬼附身的人”，他“如果要說服誰，便信口開河地講起來，異想天開的比喻、燦爛的警句接連不斷”，“很快就毫不費力地使對方服服帖帖了”。

　　統製派力圖加強軍內統製，壓製皇道派青年軍官的擅自活動。這一方麵是為了維護軍紀國法，保證自上而下、有條不紊地重組國家與社會，另一方麵是為了取得其他權勢集團的支持，權勢集團一般對激進法西斯運動並無好感。還在1933年11月，統製派與皇道派青年軍官進行了兩次談判，統製派要求對方停止政治活動，而由軍部中央“一絲不亂”地推進改革，但談判破裂。皇道派攻擊統製派是“財閥的走狗”，揚言要揮動手術刀，割除社會腐敗的膿瘡，舉起手中劍，清除君側之奸。

　　為了有效壓製皇道派青年軍官，確立軍內統製，軍務局長永田鐵山與陸相林銑十郎商議決定，於1935年7月免去皇道派將領真崎甚三郎的教育總監職務，把他調離陸軍中央。這一決定得到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的支持，皇族、元老、重臣、財界等上層和輿論界幾乎一致予以好評。皇道派怒不可遏，8月12日上午，皇道派的相澤三郎中佐來到陸軍省，闖進軍務局長室，拔出軍刀連劈帶刺，殺害了永田鐵山。

　　統製派與皇道派的爭鬥白熱化。相澤被捕，進行公審。陸軍當局為了預防不側，決定把皇道派青年軍官較多、駐在東京的第一師團調往“滿洲國”。皇道派青年軍官以替相澤申辯為掩護，相互串連、密議，發動了兵變。

　　1936年2月26日拂曉，東京大雪紛飛。第一師團第一、三聯隊和野戰重炮第七聯隊、近衛步兵第一師團第一聯隊的一部分士兵在緊急集合，中隊長宣布有緊急軍事行動。明治天皇在《軍人敕諭》裏諭示說，“奉上級之命，實為直接奉朕命”。1473名全副武裝的士兵，聽從21名青年軍官的率領、指揮，分成7路冒雪奔襲軍政官員。叛亂部隊打死9人，其中有內大臣、前首相齋藤實、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藏相高橋是清；打傷8人，其中有受重傷的侍從長鈴木貫太郎。栗原安秀中尉帶領的一支叛軍襲擊了首相岡田啟介，從3個門衝進首相官邸，被打死的一個人有點像岡田，栗原一夥高興得三呼“萬歲！”其實打死的是岡田的私人秘書、妻舅，岡田已經躲進浴室的浴桶裏，蓋上了桶蓋，未被發現。他後來藏到女傭人房裏，第二天設法脫險。

　　叛軍占領了首相官邸、陸相官邸、陸軍省、警視廳以及幸樂飯店、山王旅館等處，並控製了以永田町為中心的一片地區，這裏是官廳林立的要地。叛軍在占領地區豎起“尊王討奸”的旗幟。

　　早晨，香田清貞大尉、村中孝次、磯部淺一在陸相官邸會見了陸相川島義之，宣讀了《奮起趣意書》，提出七條“希望事項”，要求實行維新，擴充軍備，重用皇道派，嚴懲統製派等軍閥、奸賊。叛軍軍官希望皇道派的真崎甚三郎或台灣軍司令官柳川平助出任首相，但又認為不能“私議天皇大權”，沒有正式提出。陸相同意把希望事項上奏天皇，於是叛軍軍官一心靜候天皇頒布“維新大詔”，並在幸樂飯店大開宴會慶賀，似乎已經大功告成。

　　當天早晨天皇聽取了有關上奏，根本不承認兵變是“尊王”行動，斥責“殺害朕的臣下”，指示“迅速平定事件”。這一天，每隔二三十分鍾，天皇就召見侍從武官長本莊繁，詢問事態，催促討伐。這是昭和天皇對政務的又一次重大幹預。參謀總長杉山元、統製派幕僚軍官武藤章等堅決主張鎮壓叛亂。

　　28日開始，外地調來的兩個師團共2.4萬兵力，配備了坦克、榴彈炮、毒氣彈、煙霧彈，包圍了叛軍。派飛機撒傳單，廣播《告士兵書》，命令叛軍立即返回兵營，並用氣球飄起巨幅標語：“敕令下達，不許反抗”。29日叛軍陸續歸順，叛軍軍官除2人自殺外，都束手被捕或自首。這場兵變頭尾4天，未費一槍一彈即被平息。但其規模、殘暴後果超過了以往各次法西斯激進事件，震動較大，曾引起東京股市下跌。

　　天皇下令組成特設軍法會議，對叛亂的主要有關人員進行秘密審訊。7月初判處死刑17人（青年軍官13人，民間4人）、無期徒刑5人、有期徒刑54人（有青年軍官1人、民間6人，多為積極參與叛亂的士兵）。第二年8月，北一輝和西田稅作為叛亂的幕後策劃者、支持者，與村中孝次、磯部淺一一起被槍決。叛亂軍官曾登門求教北一輝，他反複念著“南無妙法華蓮經”這一經題，他妻子則裝神弄鬼地發出“靈告”，鼓動叛亂。

　　在一些青年軍官的心目中，北一輝是值得尊敬和信賴的“國家改造”的指導者。磯部淺一宣稱：“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是絕對真理，一絲一毫都不許篡改”。但是，在北一輝的真實生活裏，他感興趣的是如何撈黑錢，奢侈揮霍。他在20年代就抓住政界、財界的把柄，單獨或與人合作書寫、散發匿名文書，進行敲詐勒索或借以獲取報酬，撈到數萬日元黑錢。他出入都雇小汽車，經常遊逛花紅酒綠的處所。僅1926年4～8月，在四穀招藝妓遊樂就花費了2300日元，大大超過一般中等五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費。從1931年起，三井為了避免遭受右翼暴徒襲擊，每年給北一輝二三萬日元情報費，這相當七八十年代的三四千萬日元。除了給手下的人一部分，他買了小汽車，雇用司機1人、女仆3人，搬進了占地2000坪（1坪約為3.3平方米）的新居，過著極為豪奢的生活。為了回報三井，北一輝勸說青年軍官在襲擊對象中除去了三井首腦池田成彬。

　　隨著二二六事件的平息，激進法西斯運動宣告結束。日本下層法西斯的所謂“國家改造”，不過是對統治上層進行“懲誡”，施加壓力，依靠、推動上層去實現自己的要求，首先是把一切希望寄托於天皇。缺乏獨立性，是明治以來日本右翼的共同特征，他們或是充當上層的幫凶，有時也對上層進行“懲戒”，在製造輿論，煽動民心，施加壓力方麵，有一定的能量。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分散的少數人的衝動與取鬧，似乎成不了什麽大氣候。但是，當他們的行動和壓力與統治上層的意向合拍，並被統治上層利用時，卻能產生關鍵性、全局性的效應。五一五、二二六事件都是如此。

　　法西斯統治與軍部跋扈

　　二二六事件後，統製派進行了肅軍，實行大規模的人事調動，對皇道派軍官作了退役、調動處置，在陸軍內鞏固、強化了統治派的支配地位。同時利用二二六事件，對政務橫加幹涉，確立了法西斯軍部的政治支配地位。

　　“二二六”事件之前，為應對激進法西斯運動，統製派的片倉衷成立了非常時期對策研究會。基於研究會的討論，片倉衷於1934年1月寫成了《處理非常政治事變綱要》，提出“軍部本身不要采取非法的直接行動”，然而應把“非常政治事變”（指武裝政變、暴亂）“看作改善國內問題的好機會”，“擔負起收拾時局的重大責任”。也就是既反對、挫敗暴力政變，又利用暴力政變的壓力，促使上層接受軍部的“改革”要求。

　　3月5日，天皇命廣田弘毅接替引咎辭職的岡田任首相。此前廣田任岡田內閣的外相，與軍部達成“諒解”，提出侵略中國的“廣田三原則”。廣田受命後，提出了組閣名單。6日上午，陸軍首腦開會決定，不許吉田茂等幾名“親英美分子”、“自由主義者”入閣。否則，擬出任新內閣陸相的寺內壽一就拒絕入閣。下午，寺內在軍事課高級課員武藤章的陪同下，前往組閣本部，嚴詞陳述了陸軍的意見，並向新內閣提出“充實國防”、“刷新外交”等要求。接著，陸軍發表了武藤章起草的強硬聲明，反對“專事維持現狀或妥協退縮”，宣稱“采取積極政策以革新國政，是陸軍的一致要求。妥協退縮非但不能收拾局麵，反而會使事態更加紊亂，以致給將來留下嚴重禍根。”所謂“充實國防”、“刷新外交”，就是要擴大侵略戰爭；所謂“事態更加紊亂”、“留下嚴重禍根”，無非是以發生新的暴亂相威脅，利用二二六事件施加壓力。

　　廣田不得不更換了幾名閣僚人選。接著，雙方又在內閣的政黨成員人數上發生分歧。8日晚，寺內與武藤章再去組閣本部，廣田向寺內介紹了組閣情況，希望政友會、民政黨各有二人入閣。寺內聽後說：“稍等片刻”，起身走到隔壁房間，同等候在那裏的武藤章商量了半個小時，回來後還是堅持兩大政黨隻能各出一人。組閣陷於難產。午夜，組閣本部打電話告訴寺內，明天就向報界發布消息，說明組閣失敗是因為陸軍阻撓。寺內覺得不好辦了，又說“稍等片刻”，再去同武藤章等人商量。然後回話說，如果讚成將由特使送去的聲明，就同意明天成立內閣。淩晨1時半，武藤章送去聲明，其中提出了更具體的政策要求。廣田等人看了基本讚同，這才好不容易完成組閣。

　　廣田內閣的組成及其政策，完全受軍部的操縱。內閣基本按照軍部的要求，製定、實施了一係列內外法西斯政策。如軍部推薦馬場瑛一任藏相，他與高橋是清不同，實行財政首先服從軍事的方針，大規模膨脹預算支出和軍費支出。馬場財政稱為“準戰時財政”，就其指導方針來說，與戰時財政無異，是戰時財政的前奏。5月，由軍部提出，內閣會議一致通過，恢複軍部大臣現役武官製。明治以來，除個別例外，陸海軍大臣（軍部大臣）都由現役大中將擔任，1900年以敕令對此作了規定。1913年在大正政變的影響下，除去“現役”的限製，改為預備役大中將也可擔任，但實際上軍部大臣仍為現役武官。廣田內閣重新確認軍部大臣現役武官製，軍部從此掌握了合法手段，可以為所欲為地操縱內閣，決定內閣的生死。8月，內閣會議通過《國策基準》，提出必須“一方麵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麵向南方海洋發展”，為以後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定下了基調。11月，日本與德國締結《反共產國際協定》，後來意大利加入協定。這是繼德意形成軸心國之後，進一步結成日德意法西斯國際侵略集團，借反共產國際之名，行重分世界之實。

　　軍部支配著廣田內閣的組成及其政策，以及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製的恢複，表明法西斯軍部已經確立了政治支配地位，意味著日本法西斯統治的建立。軍部是日本法西斯勢力和法西斯統治的主要力量，軍部的特權地位是軍部實現政治支配的依據，軍財聯盟是法西斯統治的主要支柱。總的來說，法西斯軍部的支配和內外政策得到統治上層的接受、讚同和支持。

　　當然，軍部與上層之間不無分歧和矛盾，軍部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對內閣及其政策多次進行粗暴幹涉。從廣田內閣到1941年東條內閣成立，6年間由於軍部的阻撓、壓力，組閣流產1次，8屆內閣有5屆被迫辭職，而1940年第二屆近衛內閣的成立，是以接受軍部的政策為先決條件的。明治以來的曆史上，軍部如此飛揚跋扈，是前所未有的。宇垣組閣流產是一個典型事例。

　　1937年1月，廣田內閣辭職。這時，陸軍省軍事課和軍務課的課長、高級課員，以及政策班、新聞班的班長等幕僚軍官開會，事先就決定反對宇垣一成、荒木貞夫等6人組閣。不料西園寺果真推薦宇垣一成任首相，西園寺認為宇垣是前陸相，他任首相有利於軍內統製，軍部總不會反對。

　　24日晚，幕僚軍官得知天皇已授命宇垣組閣，就讓憲兵司令官中島今朝吾去勸說宇垣放棄組閣，宇垣不從。陸軍次官梅津美次郎與幕僚深夜開會，決定拒絕推薦新陸相，並將決定通知各軍司令官和師團長。參謀次長也和幕僚開會，支持陸軍省。軍部蠻橫得連天皇的命令都不聽從，在社會上激起極大反感，宇垣組閣本部一天就接到3000份支援信函、聲明，各大報紙也表示聲援。但軍部就是一意孤行，決不退讓。宇垣不死心，他請求內大臣湯淺倉平奏請天皇幹預，廢除軍部大臣現役武官製。湯淺不同意，擔心這樣將會“發生流血的不祥事件”，顯然是對暗殺、暴亂心有餘悸。宇垣無奈，29日進宮辭謝組閣使命。

　　軍部反對宇垣組閣的公開理由，是宇垣與三月事件有牽連，他任首相就難以實現軍內統製。這僅僅是借口，真實的原因在於，宇垣是軍內長老，其地位、個性，不可能對幕僚軍官言聽計從。而且宇垣與維持現狀的舊勢力有“過多的錯綜因緣”，如1931年民政黨就曾打算推舉宇垣為總裁、首相。宇垣組閣流產後，林銑十郎於2月組成內閣。

　　在軍部幹涉廣田組閣和使宇垣組閣流產這兩件事中，可以看到幕僚軍官起著主要作用。鈴木貞一在日記中寫道：“當今上司凡事都得部下推著走”，他不無誇張地把陸軍上層比作“留聲機”，一刻也離不開幕僚軍官這一“發條”。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軍部幾乎刻板地奉行“論資排輩”，使得一些雖然夠反動、強硬，但在能力上並不相稱的人身居高位。如林銑十郎、川島義之、寺內壽一、杉山元都是這種人；杉山元的綽號是“廁所門”，諷刺他缺乏主見，可以任人向兩麵推動。

　　在國家法西斯化和法西斯統治中，軍部起主要作用；在軍部之中，少壯幕僚軍官起主要作用，他們接受、讚同統製派的主張。在少壯幕僚軍官中，需特別提出的是武藤章（1892～1948），他十分崇拜永田鐵山，比永田小8歲，自認為是永田的後輩。永田死後，武藤章是統製派意圖最得力的貫徹者。

　　從九一八事變、政黨政治被埋葬，到軍部法西斯化的完成、軍部與財閥的聯盟以及法西斯統治的建立，決定了以後日本的必然走向：挑起全麵侵華戰爭，著手建立法西斯極權體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