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速興驟亡的帝國

第七章 在新十字路口的抉擇

　　1912年7月底，皇太子嘉仁繼承皇位，改年號為“大正”。新年號取自中國古典《易經》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亨”字意為“通達順利”，取年號“大正”是寓意國家將沿著平正的道路順暢地發展。可能取年號時多少已經意識到，國家將進入一個與以前不同的發展年代，因此想求個吉利。

　　一次世界大戰給日本帶來“天佑良機”，使日本的經濟、國力和對外擴張再次得到大發展。但是，明治年代積累起來的內外矛盾，在進入大正年代後，尤其是經過一次大戰之後，全麵地激化了。日本雖然仍在發展，但不斷受到危機、動蕩、不穩定的困擾，發展並不平順吉利。

　　大正年代的日本處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為了尋找以後的發展道路和對策，朝野作了探索和嚐試。雖然不乏新思路、新措施、新進展，但是已經不見明治初年那樣的改革進取精神，沒有突破性的革新成果，危機、戰爭和法西斯的威脅卻與日俱增。

　　“暴富 ”的年代和“米騷動。”

　　1907年10月，由美國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波及日本，持續到1909年初。後曾出現短暫的經濟景氣，但1912年冬又開始陷於不景氣甚至小危機狀態。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統治者喜出望外。元老井上馨給元老、內閣聯席會議寫信說：“此次歐洲的大禍亂，是對大正時代發展日本國運的天佑良機”，必須舉國一致趁此“確立日本對東洋之利權”。正如井上所言，日本軍政當局趁歐美列強無暇東顧，肆無忌憚地向外擴張。8月下旬向自己曆來崇拜的德國宣戰，趁火打劫，出兵占領了西太平洋的德屬馬紹爾、馬裏亞納、加羅林諸群島，奪取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報刊大肆宣揚“帝國軍隊的威力”，國民舉旗、提燈遊行。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了妄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擁護“二十一”條的聲浪席卷整個日本。繼1912年滿蒙獨立運動之後，1916年日本軍部策劃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

　　一次大戰給苦於蕭條的日本經濟帶來好運。歐洲軍用民用物資全麵緊缺，美國作為協約國供應基地而呈現戰時景氣，在亞洲則是歐美無暇東顧，日本獲得了擴大歐美亞市場的千載難逢的機會。1914～1919年，日本的出口額猛增了2倍半多，並一變入超國為出超國。在國內，也沒有了歐美產品的競爭，以前來自歐洲的泊來品斷了來路，急需替代產品，從而擴大了投資領域。另外，歐洲因軍事征用和戰爭損壞需要增添大批船隻，同時商船不足使歐洲航線的運費暴漲了15倍。日本的造船業和海運業突飛猛進，幾年內造船量翻了6.5番。鋼材供不應求，價格猛漲幾倍、十幾倍，鋼鐵業大發展，大小煉鐵廠達二百多家。各種因素的連鎖反應，促成空前的投資熱，1919年會社數為26280家，實繳資本60億2549多萬日元，分別比1914年增加了55.8%和192%。形成了京濱（東京、橫濱）和阪神（大阪、神戶）兩大工業地帶。1919年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實現了產業結構大轉變。同一時期，會社的利潤率從14%強激增到60%上下。巨大利潤的誘惑，使投機活動極為盛行。

　　國家暴富了，財閥和眾多企業暴富了，一批無名小卒也暴富了。日本“將棋”的“步兵”，一旦衝入敵陣便具有了“金將”的威力，將棋術語稱為“成金”；人們也把暴發戶蔑稱為“成金”。什麽“船成金”、“鐵成金”、“絲成金”、“株（股票）成金”等等，成了引人議論的話題。暴發戶們腰纏萬貫，窮奢極欲，揮金如土，引起人們的反感。漫畫《成金時代》就諷刺了這種現象。

　　但是，普通民眾並未分享暴富年代的實惠。投資熱和投機熱，無限製地對外輸出，城市對生活物資需求的擴大，都帶動了物價的不斷上升。從1917年起，工人工資的提高怎麽也趕不上物價的高漲。從1914年到1918年6月，米價的漲幅超過70%。工人的工資隻夠勉強糊口，物價猛漲使他們更加度日艱難。1917年工人罷工398次，而1914年僅50次。即使一般中間階層也感受到空前的生活壓力。1917年9月，農商務省發布暴利取締令，但不起什麽作用。1918年8月初，政府宣布出兵西伯利亞，參與武裝幹涉新生的蘇維埃俄國，並指令三井等商家收購軍米。米商們囤積居奇，待價而沽。米價上漲一發不可收拾，一石大米6月為27.72日元，8月漲到38.71日元。勞動民眾、尤其是打零工的貧民，辛勞一天卻食不果腹，被逼到生死存亡的關頭，終於爆發了全國性的“米騷動”。

　　在富山縣濱海的漁津町，漁民們自開春以來捕獲量一直不高，不得不遠去庫頁島一帶。丈夫能給的生活費不多，主婦們眼看米價連連上漲，不由得個個愁眉不展。鄰近沿海各個町村，情況都差不多。7月22日傍晚，漁津町三四名漁家婦女在水井旁聊天說：“米價高，生活苦，都是因為把米運到別的府縣去了”，決定發動婦女阻止大米外運。第二天，46名（有說60名）主婦聚集海邊，要求停止裝運大米，後被碼頭的警察解散了。但是，“井邊會議”點燃的星星之火，立即向附近町村燃燒開去，勢頭越來越大。8月3日，西水橋町近200主婦蜂擁到町內米店，要求降低米價，不許把米賣給外地。警察前來壓製，雙方發生衝突。第二天，東水橋町五六百人包圍了米店，米商不僅拒絕降價，反而嘲笑奚落群眾，氣憤的群眾一哄而上搶光了店裏的大米。

　　8月4日由《高岡新報》開始，接著各大報紙相繼報道了“女房一揆”（“女房”意為妻子、婦女），富山漁町的“米騷動”迅速擴大到全國的城鎮鄉村，包括大阪、神戶、京都、名古屋、東京、橫濱等大都市。群眾示威遊行，要求降低米價、救濟貧民，甚至襲擊米商，搗毀米店，還有工人罷工、農民起義和礦工暴動。如大阪的米騷動繼續了五六天，3萬多群眾上街，一天就搗毀米店250多家。神戶2萬多示威者與警察搏鬥，死傷二三十人。群眾怒不可遏，把大暴發戶鈴木商店和鈴木的住宅燒為灰燼。神戶的三菱造船廠8000多工人罷工，堆起路障，與軍警抗爭了兩晝夜。

　　這次米騷動曆時57天，席卷絕大多數道府縣，波及49個市、448個町村，參加者累計超過70萬人。政府除了命令警察鎮壓外，還向70個地方出動了軍隊，同時設法供應廉價大米，才使米騷動平息下去。

　　米騷動是多年積累起來的貧富懸殊、階級矛盾的總爆發。導致米騷動的直接原因是大米供應緊張、米價昂貴，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源則在於資本主義產業的迅猛發展和半封建寄生地主製下農業相對落後之間的矛盾。1872年耕地的租佃率為28.9%，1883—1884年增加到35.6%，1913年達到45.5%，占了全部耕地的一小半。高額的實物地租，不穩定的租佃關係，嚴重限製了佃農和半自耕農改善佃租地耕作的積極性和可能性。

　　佃耕地大多屬於中等以上的地主。10町步以上的地主靠地租收入能過上富裕生活，許多人用餘錢投資工商金融業。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前後開始，大地主的“農外”收入逐步接近、超過地租收入，如岡山縣大地主梶穀家，1894—1897年的總收入中，地租所得為40～45%，股票收入為50～55%；山梨縣大地主奧山家，1915年其分紅、利息收入超過佃租。除東北各縣外，在工商業發達地區，這種情況相當普遍。大地主們隻關心高地租、高米價和高股息、高利潤，具有嚴重的寄生性，對農業生產並不關心。

　　在寄生地主製之下，大量佃租地的存在，嚴重拖住了農業發展的後腿。農業生產的發展主要依靠自耕農和部分半自耕農（以自耕為主），但他們的戶數在不斷減少。因此，農業雖然一直在增產，但趕不上工商業的發展速度和規模。1913～1918年城市人口增加了近20%，糧食產量隻增加了13.8%。

　　米騷動根源於明治體製的缺陷，體製缺陷繼續製約著社會經濟狀況。

　　社會經濟長年動蕩不安

　　日本學者把日本戰時景氣喻為“溫室中的大花”，戰時的特有條件——“溫室”一旦消失，“大花”就凋謝了。

　　戰時空前膨脹起來的日本經濟，在戰後嚴重脫離了大為萎縮的國外市場的需求，與國內的支付能力更是不相適應。1920年3月日本先於歐美各國爆發了戰後經濟危機，工業總產值下降19.9%，造船業竟下降88%。1921年春天以後，危機轉為蕭條。

　　禍不單行，1923年9月1日上午11時58分，在經濟中心東京、橫濱一帶發生關東大地震，震級為7.9級。不少人家正在燒火做飯，木質房屋倒塌引起火災，東京以下町為中心，熊熊大火猖狂肆虐。在陸軍被服廠舊址的空地上，4萬人為逃避火災蜂擁而入，不料卻四麵被大火包圍，所有人都被燒死或窒息身亡。東京的大火到3日才逐漸熄滅，橫濱全市燒為灰燼。這次震災造成慘重損失，死亡、失蹤者14萬多人，毀壞房屋44萬多戶，財產損失55億多日元（前一年的財政收入總額為20億日元），受災者340萬人。上野公園、皇城前的市中心廣場等地，聚集著無家可歸的災民。

　　為了救災和重建，政府投入了巨額資金，並以高息舉借外債。1924年出現複興景氣，但為時不長，以後又處於慢性的經濟蕭條之中。1921～1929年，工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率僅為3%，如此步履蹣跚為日本前所未見，低於同期的法、德、美，它們分別為9.4%、7.1%和4.3%，僅高於老朽英國的1.7%。而且，日本每年都有2～7億日元的入超，大戰期間積存起來的外匯儲備很快蕩然無存，1923年又成為債務國。大量入超主要以外債來抵衝，到1928年共入超40億日元，共借外債33億日元。金融不穩定，日元匯率不斷波動。

　　這種狀況的造成，固然與天災有關，但主要還是“人禍”，即日本政府、經濟界以至整個統治階級的失策。雖然日本經濟在大戰期間獲得大發展，戰後在某些部門、方麵也有進展，工業部門推行了“產業合理化”，但是總體體質、基本結構並無重大改觀，原有的弱點、病根依然存在。

　　首先，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尤其是農業的落後和重工業的薄弱，總體上依然不變。在農業方麵，1921年政府提出租佃法案，規定讓佃農享有租佃權，租佃契約起碼為期15年，但遭地主反對而擱淺。1926年農林省公布實施了《創設維持自耕農補助規則》，規定由國庫向佃農提供長期有息貸款，以購買佃耕地。實施10年後，19.8萬多上層佃戶購買了11.2萬町步的耕地，占佃耕地的4%。這是一個聊勝於無的辦法，對於嚴重的租佃問題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佃農、半自耕農仍然處於半封建地租剝削之下，同時全體農戶又遭受以財閥為首的資本主義的剝削。即使是自耕農，1922～1929年他們每戶平均負債額從258日元增加到901日元（一石大米26～38日元），其他農戶的處境可以想見。因此，農村彌漫著長期慢性蕭條。

　　重工業、化學工業在大戰期間雖有較大發展，但是總體上還是比較薄弱。如有些自製的車床震動激烈，不能進行精密加工；使用最多的紡織機械，距離製造整套設備還很遙遠；還不能製造某些重要礦山設備等等。除了造船、采礦部門外，鋼鐵、機械、化學等工業的技術水平、產品質量不高，一到戰後外國製品輸入，就在激烈的競爭中艱難掙紮。重工業、化學工業的薄弱，除了基礎較差外，重要原因之一在於，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舊財閥，雖然利用戰時景氣壯大起來，但對於投資新的重工業、化工業大都仍然裹足不前。因為他們在貿易、金融、造船和采礦等方麵占據支配地位，已經足以獲得豐厚的利潤；家族封閉性、保守性，使他們更加畏首畏尾。

　　其次，貧富懸殊日益擴大。還在一次大戰前，史論家山路愛山就在《現代金權史》中寫道：“世間不知何時又回複到舊時景象！”如今在人們的眼中，代替昔日橫行闊步的封建諸侯，“又映現出以黃金為城郭的新諸侯。”“新諸侯”是指“黃金大名”財閥。他接著寫道：“財主的女婿在政界趾高氣揚，財主的掌櫃在政界威風十足，說現今世界不是財主的天下，誰能相信。”通過戰時景氣，財閥迅速而極大地膨脹起來。從一次大戰前到30年代初，三井支配的直係、旁係公司，從12家、名義資本1.6億餘日元膨脹為97家、名義資本12.3億日元，不足20年各增加了8倍和7倍。1928年，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財閥支配的資本，占全國公司總資本的43.9%。國計民生完全操縱在極少數財閥和壟斷組織手中。

　　多數民眾的處境困難。農村境況已如前述，大多數工人的工資仍然偏低。這時，壓低工人工資的不僅有農村的貧困，還因為經濟蕭條而存在100萬失業常備軍。經濟蕭條、動蕩，使許多中間階層處於惶恐不安之中。據1925、1926年調查，80%的中小商人平均月收入80日元左右，隻能勉強維持生活，稍有不測災禍就難以自保；80%的領薪階層家庭入不敷出，領薪者的失業率達3.18%，一批“高等遊民。”

　　躑躅街頭。一些大學生畢業就是失業，1929年放映電影《大學雖然畢了業》，電影片名成了流行語。

　　再次，日本對國外市場的嚴重依賴和外貿結構基本不變。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場卻在相對、絕對地縮小。其原因有三：一是日本為解決國內糧食問題，加緊掠奪朝鮮、台灣的大米、大豆等產品，加劇了殖民地的貧困化；二是中國、印度等國民族資本的發展和歐美產品恢複競爭；三是日本的侵略激起中國五四、五卅運動後的抵製日貨運動。國內市場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場製約著日本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日本必須耗巨資從歐美輸入機器設備、高精材料等貴重物資，因而無法擺脫連年入超和金融上依賴歐美的局麵，這也製約著日本經濟的發展和金融的穩定。

　　最後，日本企業仍然過多地依賴政府的經濟保護和銀行的貸款。資本主義初起時，政府充當“助產婆”是必要的。但是，日本政府幾乎一直以擴充軍備為中心，推行積極財政政策，刺激、維持經濟發展。當大戰期間的投資、投機熱使企業過度膨脹後，日本政府照樣采取經濟保護政策。戰後經濟危機中和關東大地震後，政府都通過日本銀行向各行業撥出巨額緊急貸款等款項，分別為5億多日元和17億多日元。同時，許多銀行為保住有關係的企業，向它們無限製地貸款。不斷的救濟性通貨膨脹政策、銀行的無限製貸款，不利於企業進行優勝劣汰的調整，讓許多不良企業勉強苟延下來，增加了經濟不穩定性。而且，救濟性通貨膨脹導致長期的高物價，不利於出口，增加了企業的經營困難，企業隻好依賴政府救濟、銀行貸款，形成走不出的怪圈。

　　1924年歐美各國進入相對穩定時期，日本卻在1927年3月爆發了金融危機，這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引發金融危機的導火線，是政府向議會提出整理震災票據的法案，在眾議院就此進行質詢時，財政大臣說漏了嘴，暴露了有的銀行資金拮據即將停業的情況。中小銀行的存戶聞訊紛紛前去提款，擠兌風潮越鬧越大，以至全國銀行停業，股票市場大跌。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是許多銀行長期來對企業漫無限製地貸款、貼現，有的銀行的貸款額相當存款的5倍以上，不良貸款、貼現越積越多，造成資金周轉困難。金融危機的根源在於前述原因造成的慢性蕭條，使貸款、貼現難以回收、清理。

　　政府采取更大規模的救濟性通貨膨脹政策。日本銀行通宵對各銀行放款，印鈔廠開足馬力，日夜開工，紙幣隻印了一麵，另一麵是全白的，就打捆發給各個銀行。日本銀行在危機前的紙幣發行額和貸款額，分別為10.88億日元和2.28億日元，4月25日達到26.59億日元和20.96億日元。各個銀行相繼開業，櫃台上堆著一捆捆半白的紙幣。

　　金融危機終於度過，但經濟弊病依舊，1930年又被卷入世界經濟大危機。

　　大正民主運動及政黨政治

　　一次大戰前後，日本在政治上發生重大變動，通過大正民主運動，從藩閥專製走向了政黨政治。

　　日俄戰爭後，日本已躋身世界列強，實現了多年的夢想。這種滿足感使國家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相對下降，而對個人主義、民主主義的追求有所提升。顯示群眾威力的日比穀暴動，動搖了藩閥政府的權威。國內經濟、文化、教育的發展，國際間的相互影響和思想文化交流，也助長了個人主義、民主主義思潮。如中國辛亥革命推翻帝製、實現共和，就給日本朝野很大的衝擊。個人主義、民主主義思潮的重要表現，是反對重稅負擔和軍部、藩閥政府的專橫。無休止的重稅有礙經濟發展，1908年減稅運動掀起高潮，365個工商業公會通過反對增稅決議。

　　麵對高漲的減稅運動，政友會總裁西園寺第二次組閣（1911.8～1912.12），不同意陸軍再增設兩個師團。陸相上奏天皇辭職，陸軍拒絕推薦陸相，搞垮了西園寺內閣。藩閥桂太郎第三次組閣，著手組織政府黨同誌會，排斥其他政黨。陸軍和藩閥的橫暴激怒了公眾，1912年12月交詢社成員發起組織“擁護憲政會”；交詢社是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政治俱樂部。在“破除閥族，擁護憲政”的口號下，護憲大會在全國各地此伏彼起。護憲運動得到中小工商業者、知識分子和市民的支持，政友會、國民黨（屬改進黨係統）和新聞界也投身運動。所謂“擁護憲政”，是要求實現立足於議會的政黨政治。從此開始了大正民主運動。

　　1913年2月5日召開議會，反對黨提出彈劾內閣案，數萬群眾包圍了會場，議會被迫中止。10日再開議會，反對黨堅持彈劾內閣，外麵又包圍著數萬群眾。內閣的大臣們強烈主張解散眾議院，這時桂的同鄉、眾議院議長大岡育造向桂嚴厲指出：“議院的周圍站滿了激昂慷慨的民眾，政府現在要是解散議會，這些民眾是不見流血不會罷休的。”他敲著桌子警告說，你的進退正處於是否引起內亂的十字路口，他勸桂辭職。議會再次停開，群眾搗毀了幾家支持內閣的報社，襲擊、燒毀了86個警察派出所。首都的事態波及幾個大城市。11日桂內閣辭職。這次事件史稱大正政變，顯示了群眾的政治覺醒和威力。

　　此後的政治曆程中，是組成藩閥、特權內閣還是政黨內閣，進行了十多年的較量。1918年“米騷動”的衝擊，迫使藩閥寺內正毅內閣辭職。同年9月成立以原敬為首相的政友會內閣；原敬於1913年接任政友會總裁，他是沒有爵位的“平民首相”。繼原敬內閣後，高橋是清再次組成政友會內閣。這兩屆政黨內閣維持了4年，但以後藩閥、特權內閣又卷土重來。

　　一次大戰期間和戰後，國內經濟、文化與教育長足發展，工農運動蓬勃興起，同時俄國十月革命奏響了社會主義的凱歌，而俄、德、奧、土四大帝國的崩潰激起民主主義的高漲。大正民主運動有了新發展、新麵貌，實現政黨政治與爭取普選相結合，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參與進來成為生力軍。1924年1月，憲政會、革新俱樂部（兩者均屬改進黨係統）和政友會結成三派聯盟，提出反對特權內閣、建立政黨內閣、實現普選，掀起第二次護憲運動。在5月的大選中，護憲三派占眾議院議席的絕對多數，積極支持普選的憲政會為第一大黨。

　　1924年6月，護憲三派組閣，憲政會總裁、三菱的女婿加藤高明任首相。從此形成一種慣例，由兩大政黨交替組閣，實現了立足於議會的政黨政治。明治憲法的立憲一麵有所加強，這是當年日本政治的一大曆史進步。1927年憲政會與別的黨派合並，組成立憲民政黨，同政友會一起為兩大政黨。但是，政黨政治為時不長，隻有8年7屆內閣。這是什麽緣故呢？

　　大正民主運動和政黨政治的理論基礎，是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和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美濃部是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曾留學德國。他在1912年問世的《憲法講話》中，提出“天皇機關說”，認為統治權的最高行使者是天皇，但實行統治並非天皇的私事，而是國家的公事。天皇是根據憲法行使統治權能的最高國家機關。因此，應依靠憲法規定的輔佐者議會和內閣的建議，而不是獨自行使統治大權。這一學說提高了議會的地位和作用，為實現立足於議會的政黨政治提供了憲法學的理論依據。在當年的曆史背景下，通過與“天皇主權說”的爭論，“天皇機關說”得到憲法學界的公認。

　　吉野作造也是東京帝大教授，1916年發表政論文《談憲政之本義並論其善始善終之途徑》，認為運用政權“必須尊重一般民眾之利益與意向”，即以民為本。這種民本主義，“不問國體是君主製還是共和製都是一概通用的”。他主張“尊重民眾之利益與意向”，也即強調眾議院和政黨政治的地位和作用。民本主義在民眾中、尤其是青年學生中引起共鳴。一次大戰後，吉野等人發起成立“黎明會”，並支持學生組織“新人會”，積極推進大正民主運動。

　　美濃部和吉野的政治智慧令人欽佩，但也讓人感到有些無奈。他們都避開了根本性的“主權歸屬”問題，隻在如何運用天皇大權上做文章，舍此也別無他法。因此，政黨政治並沒有憲法上的直接依據，隻是在大正民主運動的時代背景下，天皇統治大權如何運用的一種方式。而且，這種方式的維持主要取決於元老西園寺公望（1849—1940）的意向。西園寺出身門第高貴的公卿家，曾參加戊辰戰爭，後留學法國，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回國後追隨伊藤博文，1912年受敕命為元老，次年辭去政友會總裁。1922、1924年山縣有朋和鬆方正義去世後，西園寺成為唯一的元老，新任首相就由他一人負責向天皇奏薦。可以說西園寺的意向如何，左右著政黨政治的存亡。

　　政黨政治的根基是如此不牢靠，而政黨還要自毀根基。它們為了對付進步力量、攻擊政爭對手，一再搬出強調天皇主權的“國體”論，這等於自挖牆腳。如護憲三派內閣上台不久，1925年就向議會提出並使之通過《治安維持法》，其中規定“變革國體和否認私有財產製度”為兩大罪行。1928年實行普選，民政黨提出“實現議會中心政治”，政友會指責這一口號與國體不相容，提出“皇室中心主義”與之對抗。過了幾個月，政友會的田中義一內閣在美、法提出的“非戰公約”上簽字，公約第一條有“以人民的名義懇切宣布”的措辭，民政黨馬上揮舞國體論加以攻擊，認為是冒瀆天皇大權。這表明了政黨的毫無原則，法西斯囂張年代，政黨政治正是葬身於國體論之下的。

　　軍部、樞密院等特權機構是政黨政治的對頭，但是政黨內閣並沒有依靠大正民主運動的高漲，對它們進行必要的改革。如在1922年和1923年的兩屆議會上，一些眾議員提出“質問書”、“建議案”，批評統帥權獨立，眾議院兩次通過了廢除陸海軍大臣由武官專任的決議，但以後就沒有了下文。1924年護憲三派內閣也曾提出類似方案，但同樣半途而廢。要改革軍部，議會通過決議後，必須得到軍部同意，才能獲得天皇裁可生效。為使軍部同意，隻有像兩次護憲運動一樣，發動民眾施加壓力。但是政府和政黨都不願這樣做，原敬曾經說得很明白：“利用社會輿論來攻擊軍閥”，從外麵強製推行改革，“即使陸軍的改革得以成功，將來的陸軍也有流於軟弱無力的危險，因此不能采取這種手段。”政黨政治與軍部妥協，它後來正是被軍部所顛覆的。

　　政黨內閣靠群眾支持才得以上台，但為民眾作事卻很有限；唯一的大事是實施了普選法，確切的說是男子普選法，對男子又加上一些限製，有選舉權者僅占人口的19.4%。在為民眾緩解疾苦方麵，關於農民已如前述，對於工人，7屆政黨內閣屈服於資本家的反對，連一個工會法都未能頒布實施，顯得極為保守無能。同時卻腐敗醜聞不斷，有關官員甚至把天皇頒發的勳章都拿去私下買賣。兩大政黨之間為了爭權奪利，相互挖瘡疤，揭出對方的腐敗案，弄得兩敗俱傷，聲名狼藉。政黨政治很快讓群眾大失所望，失去群眾的支持。

　　兩大政黨都是資產階級地主政黨，政友會從成立那天起就一直得到三井的支持，而從改進黨到民政黨則與三菱關係特別密切，這就決定了他們的保守性。在它們的發展過程中，政黨與藩閥、官僚相互結合、滲透，既有藩閥、官僚的政黨化，又有政黨的藩閥、官僚化。如政黨政治年代兩大政黨的6名總裁中，除了犬養毅是黨人出身外，其餘5名都出身於官僚、藩閥，這加強了他們的保守性。政黨政治的腐敗，是政黨的階級性質、選舉製度、爭權奪利的產物，也是藩閥政府多年來一再收買、籠絡所養成的痼疾。

　　政黨政治的短命，既是缺乏體製的保證，也同政黨的保守腐敗分不開。

　　小日本主義還是大日本主義

　　一次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後，日本的國際環境變得嚴峻起來。殖民掠奪、侵略擴張激化了日本與被壓迫民族的矛盾，被壓迫民族開始廣泛覺醒，1919年聲勢浩大的朝鮮“三一”運動和中國“五四”運動相繼爆發。歐美各國重返亞洲，日本遇到了有力的競爭和壓力。英美兩國日俄戰後已對日本懷有戒心，在華盛頓會議（1921年11月～1922年2月）上迫使日本不得不暫時放棄獨霸中國的野心，並接受了裁軍協定，會後日英同盟宣告結束。明治以來對日本有利的國際環境一去不複返了。

　　在這種局勢下，日本應該如何自處呢？三浦鐵太郎和石橋湛山主持的《東洋經濟新報》，早在1913年就連續6期刊登長篇論文《大日本主義乎，小日本主義乎？》，旗幟鮮明地反對大日本主義，指出“大日本主義是依靠領土擴張和保護政策，把軍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的軍國主義、專製主義、國家主義”，主張奉行小日本主義，“通過改革內政，促進個人自由和活力，立足於產業主義、個人主義，以達到國利民福之目的。”

　　大戰期間和戰後，《東洋經濟新報》一如既往，反對日本乘機擴張、侵略，指出日本的所作所為，“輕率的舉國一致”，“將同中國人結下不解之怨，被歐美列強視為危險”，導致形勢緊張，“結果必將給帝國貽下百年禍根”。1921年又連續3期發表《大日本主義的幻想》，尖銳地指出，武力擴張隻能導致四鄰皆敵，軍備沉重，得不償失。而且，民族獨立運動正在興起，“終令大日本主義利益多麽大，也不能長久維持下去”，隻是目光短淺的“小利熏心”。反之，與鄰為善，平等往來，哪怕以“軍費之一半投入和平產業，日本就有豐富的資本”，足以產業立國。《東洋經濟新報》的有些看法是頗有見識的。

　　明治年代，中江兆民、馬場辰豬等有識之士和早期社會主義者，都曾發出反對侵略擴張、與鄰為善的呼聲。幸德秋水在1902年的《二十世紀的怪物——帝國主義》一書中，嚴正地警告說，日本想以擴張來建立大帝國，必將“國力日盡，民命日促。如果這樣滔滔不知所止，不過數年，我相信，這個東洋君子國的二千五百年曆史隻會變成一場黃梁夢了。”曆史證實了他的預言，隻是“不過數年”估計得早了一點。《東洋經濟新報》繼承和發展了他們的主張，在新的轉折關頭提出了日本應該思考、選擇的道路。

　　但是，日本當局提出“與萬國對峙”以來，思維已成定勢，特別是經過甲午、日俄、一次大戰三次戰爭後，頭腦發熱，愈加狂妄。議會、政黨和輿論界一貫以“內則立憲主義，外則帝國主義”為準則，盡管內部有時可以吵翻天，但對外政策基本追隨軍部和政府。廣大國民對沉重的擴軍負擔不滿，但又深受軍國主義、國家主義的毒害。在這種情況下，上述呼聲很難被聽取。

　　堅持大日本主義的，首先是軍國主義的代表軍部。1906年山縣有朋上奏《帝國國防方針私案》，它由參謀本部高級部員田中義一中佐起草。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根據天皇的命令，以山縣私案為基礎，1907年首次製定了《帝國國防方針》，同時製定了《國防所需兵力》、《帝國軍隊用兵綱領》，並上奏天皇獲得裁可。陸軍在製定中起主導作用，具體製定的核心人物是田中義一。

　　《帝國國防方針》規定，日本的國策是維護、擴張在“滿州”和韓國的利權，以及正在亞洲南方和太平洋彼岸發展的民力；“帝國之國防以攻勢為宗旨”，排除這一國策的妨礙者；日本的假定敵國，“俄國為第一，美、德、法諸國次之”。《帝國國防方針》是大陸政策的繼續，山縣的私案就以向中國擴張作為首要目標。田中義一在他的《隨感雜錄》中寫道，帝國為圖國運之伸張，必須“擺脫從來島國的境遇，成為大陸國家”，也就是要侵占中國。

　　《帝國國防方針》作過3次修改，華盛頓會議後的1923年第二次修改，美國成為頭號假想敵國。顯然，日本已把準備新的戰爭提上日程，以打破華盛頓體係，重新瓜分世界，首要目標是對抗美英，獨霸中國。

　　在此前後，軍部根據一次大戰中歐美參戰國的經驗，著手準備全麵總動員的總體戰。在內外呼聲、壓力之下，1923年和1925年曾兩次裁軍。根據華盛頓會議的規定，海軍裁減、停建一批艦隻。但是，陸軍在裁軍的同時，實行軍隊的機械化、現代化，如新設、加強了航空隊、坦克隊、機槍隊、高炮隊等，1925年的陸軍預算不過削減了28萬日元。同時，新設學校軍訓，開辦青年訓練所，加強青年的軍事訓練，以彌補軍隊的裁員。為加快適應總體戰的要求，1926年內閣成立了“設置國家總動員機關準備委員會”。準備新戰爭的步伐從未停頓。

　　另一方麵，在20年代的遠東局勢下，日本政黨內閣推行了“協調外交”。其代表人物是三菱的女婿幣原喜重郎，他在1924～1927年和1929～1931年擔任5屆內閣的外相，因而也稱“幣原外交”。所謂“協調外交”，按幣原的說法，是與英美協調，“尊重各國正當權益”；對中國避免武力威壓，不幹涉中國內政；合理地“維護和增進正當權益”。對於協調外交的評價存在學術分歧，這裏不去涉及了，但下麵指出的幾點是可以肯定的。

　　協調外交不同於反對日本侵略的“小日本主義”等主張，協調外交堅持維護的“正當權益”、“合法權益”，是按不平等條約攫取的一切侵略權益，包括所謂“滿蒙特殊權益”。因此，協調外交不過是以既得侵略權益為基礎，以經濟擴張為主要手段的帝國主義政策，仍然屬於大日本主義的範疇。所謂“不幹涉”、“避免武力威壓”，沒有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而是以隱蔽方式代替露骨方式。如1925年中國“五卅”運動波及青島的日本紗廠，日本政府指使奉係軍閥進行鎮壓；1927年奉係軍閥代表、日本顧問與將介石在南昌密談，策動蔣介石清黨反共，破壞中國革命運動。

　　協調外交的局限性還在於，它的存在是以中國革命運動和英美等國的競爭尚未危及日本在華基本權益為前提的；它一直遭到軍部和強硬派的指責、反對，它的存在也是以日本國內局勢相對穩定和軍部、強硬派的暫時容忍為前提的。一旦這些情況有所變動，幣原外交就被打斷，以至宣告結束。特別是政黨與軍部相妥協，軍部的獨立性、特權地位原封未動，而政黨自身也是武力擴展政策的積極支持者，協調外交不可能長久地維持下去。

　　民間和軍部法西斯的興起

　　法西斯主義是一次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國際現象，是對社會主義、民主主義和工農運動的反動。意大利、德國和日本這三個後來的主要法西斯國家，都同在1919年先後冒出了法西斯組織。

　　1919年8月1日，東京市牛込區牛込南町（現新宿區南町）一座房屋的門旁，掛出一塊寫著“猶存社”的牌子。這一天，由滿川龜太郎（1888～1936）、大川周明（1886～1957）發起，一夥人在這裏集會，成立了名為“猶存社”的團體。滿川認為，日本正麵臨“三千年來從未遇到的”、“稍有不慎即將招致國家滅亡的非常重大時刻”。盡管如此，他們的優國壯誌“猶存”，將為維護日本帝國而竭盡全力。

　　猶存社的綱領把“建設革命的日本。”

　　列在頭條。要革誰的命呢？《猶存社小冊子》寫道：“我們握著雙刃之劍。這把劍，對於彌漫亞洲的不義行為將嚴懲不貸，同時對待日本的邪惡勢力更有如秋霜烈日。”猶存社要與之決戰的，對外是中國等亞洲國家蓬勃興起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戰後卷土重來歐美勢力，在內是民主潮流和“階級鬥爭大浪潮”——工農運動及社會主義的傳播。

　　猶存社剛成立，就派遣大川周明去上海，請北一輝回國擔任領導人。北一輝（1883～1937）是新澙人，父親經營酒坊破產，他成了中間階層破落戶的子弟，與希特勒有點類似。北一輝從小深受忠君愛國的教育，年輕時隻身到東京，受到早期社會主義的影響，與墨索裏尼有些相近。他曾加入東京的中國同盟會，與宋教仁、譚人鳳過往甚密。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北一輝被黑龍會派往中國刺探情報，成為大陸浪人。1916年他再赴中國，寓居上海，受一個日本牙醫的生活接濟。大戰之後，他與滿川等人一樣，深感“大日本帝國遭受內憂外患的同時襲擊，麵臨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困難”，自己必須“擔當起日本自身的革命”。1919年8月，他閉門不出，埋頭撰寫《日本改造案原理大綱》，後改題為《日本改造法案大綱》。

　　大川見到北一輝，讀罷已寫好的“改造法案”七卷，激動得朝它連拜了三拜。大川帶回“改造法案”，滿川等人看了讚不絕口地說：它“才給暗中摸索的人們提供了明確的目標”。1920年初，北一輝帶著養子即譚人鳳之孫回國，加入了猶存社。在此之前，猶存社已油印散發了“改造法案”全文八卷。

　　猶存社的綱領、小冊子，尤其是北一輝的“改造法案”，打出“革命”的蠱惑旗號，標榜反對財閥富豪，同時又敵視民主、進步和社會主義，瘋狂鼓吹對外侵略擴張。這正是法西斯主義區別於其他反動思潮、勢力的重大特征。猶存社不同於舊的右翼團體，是貨真價實的法西斯右翼組織。猶存社舉行演講會、印發小冊子和“改造法案”，創辦雜誌《雄叫》，散布法西斯思想。在它的推動下，東京帝大、京都帝大、早稻田大學和其他一些大學、高等學校（高中），建立了“日之會”、“猶興學會”、“魂之會”等法西斯團體。

　　1923年猶存社因內部分歧而瓦解，此後主要分成北一輝的改造法案派和大川周明的純日本主義派，大川於次年建立行地社。此外，民間還有其他一些法西斯、半法西斯的派別。北一輝沒有建立自己的組織，卻在青年軍官中獲得一批追隨者，他們成為激進法西斯運動的主力。在民間法西斯中，不論在思想方麵還是運動方麵，北一輝派都最具代表性。下麵以“改造法案”為主，對民間法西斯思想作簡要述評。

　　其主要內容之一，是極具日本特點的天皇中心主義和天皇平等主義。北一輝在“改造法案”中塑造了一個“革命”的天皇，鼓吹“依靠天皇大權之發動，三年間停止憲法，在全國頒布戒嚴令”，以在鄉軍人會作為內閣的直屬機構，實施“國家改造”。也即以天皇大權發動軍事政變，實現國家法西斯化。國家改造的主要原則，是限製私有財產、土地和資本，其限額是一家的財產為100萬日元，一家的土地為市價10萬日元，一個企業的資本為1000萬日元。超過限額的財產、土地由國家沒收或征收，超過資本限額的企業交國家經營。北一輝宣稱，將以此來實現“一天子為中心，萬民一律平等無差別”，並提出土地分配、工人分紅的辦法。

　　這種天皇中心主義和天皇平等主義，對傳統“國體論”作了修飾，是國體論的變種，非常具有蠱惑性，迎合了許多不滿現狀又未真正覺醒的中間階層以至下層群眾的心理。

　　另一主要內容，是把國家改造與對外侵略戰爭相結合，並以時髦、“革命”的言詞使侵略戰爭合理化。“改造法案。”

　　認為，國家改造的目的，就是保證“以正義的名義”進行的戰爭，並且聲稱，“日本是國際無產者”，而“英國是橫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國是地球北半部的大地主”。這些世界大富豪、大地主“無視人類共存之天道”，必須打倒它們，為此日本享有“對外開戰之積極權利”。通過國家改造和對外開戰，將使帝國“垂範於東西”，“高舉亞細亞聯盟之義旗，執未來世界聯邦之牛耳”，即稱霸亞洲和世界。

　　北一輝與軍部相呼應，為準備重分世界的戰爭搖旗呐喊，他的論調具有極大的煽動性，為傳統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所望塵莫及。

　　法西斯主義實質上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它的主要社會基礎是中間階層。在中間階層惶恐不安的年代，他們之中的進步分子走上了追求民主、革命的道路，但他們的大多數一時難以接受革命思想，既憎恨、反對權門富豪，不滿現狀，又總是把自己的利益、前途與帝國的穩定、昌盛聯係在一起，寄希望於天皇的聖明與恩澤。而且為了帝國的前途，他們許多人並不反對而是支持對外戰爭，何況法西斯加上了那樣的美化、蠱惑言詞。

　　在民間法西斯興起的同時，一批陸軍中央的幕僚軍官也在尋求對國家、軍隊進行法西斯式的改造。1921年10月，駐瑞士使館武官永田鐵山少佐（1884～1935）（少校）、赴歐洲考察的岡村寧次少佐、經歐洲赴任駐蘇俄使館武官的小敏四郎少佐，在德國南部的旅遊勝地巴登巴登會晤，他們是陸軍士官學校同一期的三名尖子。三人住進豪華的旅館，熱烈暢談起軍國大事。他們“討論了（德國）魯登道夫的總體戰論”，認為日本必須對國家、軍隊進行改革，及早為形成“總體戰態勢”做準備。他們約定，回國後聯絡誌同道合者。第二天，比他們遲一期的東條英機少佐（駐德使館武官）也加入了三人約定。這就是軍部法西斯開始興起的“巴登巴登密約”。

　　永田等回國後，聯絡年齡相近的佐級軍官中的同夥，1923年起常在一家法國餐廳二葉亭開會，故稱之為二葉會。在其影響下，陸軍中央更為年輕的佐、尉級軍官，於1928年組織了木曜會。1929年5月，兩會合並為一夕會，每月集會一次，核心人物是永田鐵山。一夕會40人，都畢業於陸軍大學，是陸軍中央的幕僚軍官，負責政策、措施的實際製定與實施，是一批實權派。他們為了準備、實行重分世界的總體戰，積極推動軍部從傳統軍國主義走向法西斯主義，他們後來都是侵略戰爭和國內法西斯化的幹將或罪魁。

　　總體戰淵源於一次大戰，這次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使戰爭對抗不分前方後方，並包括了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麵，各參戰國都開展了戰時總動員。大戰結束前後，歐美國家軍方開始談論總體戰問題。德國形成了自己的總體戰理論，其代表是後來希特勒的好友魯登道夫。軍事思想的變動很快引起日本軍部的重視，一些陸軍大學畢業並出國留學、考察的少壯幕僚軍官對此猶為敏感、積極。如永田鐵山1911年陸軍大學畢業後，在一次大戰期間和戰後，曾四次被派往德國、瑞典、奧地利和瑞士，考察、研究歐洲的軍事動向和經驗，直接接受了德國的總體戰理論。

　　軍部法西斯的基本主張，是準備和確立自上而下、全麵統製的總體戰體製。永田任動員課課長時做過“論國家總動員”的演講，認為未來的戰爭是包括各個方麵的“國力戰爭”、“國民戰爭”，必須對全部有形和無形、現存和潛在的國力實行全麵集中的統製，為此必須在國家、社會的各方麵實行“大改革”。這種“大改革”的實質，就是實行國家的法西斯極權主義化。

　　為了實現他們的主張，軍部法西斯自然要依靠、運用天皇大權，與傳統“國體論”是基本一致的。軍部法西斯的主要手段是統帥權獨立，憑此不僅可以擅自挑起戰爭，還可恣意操縱國家政治，以實現自己的意圖。

　　法西斯勢力特別是軍部法西斯的興起，將使日本走上危險的發展道路。

　　從“大正”轉向“昭和。”

　　明治天皇與妃子共生子女15人，但成年者僅大正天皇與4位公主。大正天皇可能幼小時得了腦膜炎，留下後遺症。接位之後病症加重，在每次議會開幕式上宣讀敕語是一項例行公事，但大正天皇事前要化很多時間練習。他會行為失控，做出令人尷尬的乖張動作。如在議會上讀完敕語，會把紙卷成圓筒，像用望遠鏡似地向議員席位看望。據說出席東京大學畢業典禮和接受外國使節呈遞國書時，也出現過這樣的動作。

　　1921年10月，政府宣布大正天皇患病，關於病情卻含糊其詞，好像是坐骨神經痛。經皇族會議和樞密院決定，11月剛從英法等國旅行回來的皇太子裕仁（1901～1989）任攝政，即以天皇的名義行使最高權力。實際上從這時起，就開始了裕仁的統治。大正天皇隱居在葉山行宮，1926年12月病逝。裕仁接位，改年號為“昭和”。新年號取自中國經典《尚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報紙解釋說，其寓意是“君民一致，世界和平”。其實，一進入昭和年代，日本內外就大動蕩，未出五年，日本就走上了戰爭與法西斯化的道路。裕仁喜好生物學，宮中設有生物實驗室，他每年都到海邊進行捕撈。但是，作為總攬統治權的天皇，他首先要麵對的是內外嚴峻局勢。

　　進入昭和年代不到4個月，日本就爆發了前述金融危機。政友會乘機倒閣，做了樞密院的工作，使內閣提出的對付金融危機的緊急敕令未獲通過，憲政會若槻禮次郎內閣被迫辭職。1927年4月，政友會內閣上台，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為首相兼外相。

　　田中義一原屬長州藩閥，是山縣有朋、桂太郎的後繼者，曆任軍事課長、軍務局長、參謀次長和陸軍大臣，是一個保守反動、崇尚武力的軍國主義者。他怎麽會當上政友會總裁呢？這當然與政友會本身的嚴重保守性有關。另外，當年的政黨政治已經是“金權政治”，政黨在競選中需要大量政治資金。政黨領袖的職責很大程度上就在於能否搞到錢，高橋是清拙於此道，在政友會內受到責難。田中義一於1925年退役，他答應能給政友會帶來300萬日元，於是當上了政友會總裁。後來被揭露，這筆錢是以陸軍機密費購買的公債為抵押，向高利貸者借來的，此事由具體經手者當了替罪羊。田中被迎進政友會，是藩閥、官僚的政黨化和政黨的藩閥、官僚化的典型事件之一，也是政黨腐敗的典型事例。

　　樞密院不支持憲政會若槻內閣，主要是對幣原外相的對華不幹涉政策強烈不滿。田中內閣上台後，不去研究金融危機的真正原因，隻是照樣采取救濟性通貨膨脹政策。田中內閣和樞密院一樣，片麵牽強地認為，金融危機的重大原因是幣原錯誤的對華政策，是對中國的北伐、“赤化”隔岸觀火，使日本的投資、貿易遭受損害。田中組閣時，蔣介石已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但不久北伐戰爭又繼續進行。為了阻止北伐，1927年5月～1929年3月田中內閣三次出兵山東。1928年5月日本侵略軍在濟南進攻中國軍隊，並對和平居民進行大屠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中國軍民死傷約5000人，被害者橫屍街頭，慘不忍睹。日本出兵山東遭到中國人民和日本進步力量的譴責和抵抗，遭到世界輿論的批評。

　　1927年第一次出兵山東期間，田中內閣於6～7月召開了“東方會議”。田中主持會議，政務次官森恪是主要籌劃者。出席的還有外務、陸軍、海軍、大藏各省次官、部局長，以及駐華公使、駐上海、漢口總領事、關東軍司令官、關東廳長官、朝鮮總督府代表，某些閣僚有必要時隨時參加。會期10天，最後田中義一作了訓示《對華政策綱要》，也就是會議的結論。

　　東方會議前，森恪曾與參謀本部的鈴木貞一、奉天（沈陽）總領事吉田茂商量過，打算“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割開”，關東軍也提出了讓東三省“宣布自治”的設想。田中的訓示，實際上隱晦地包含了這種企圖。《對華政策綱要》首先宣稱，“鑒於日本在遠東之特殊地位，對中國本土和對滿蒙，不能不有所不同”，“滿蒙尤其是東三省，在國防以及國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關係”。也即要將“滿蒙”與中國相區分，予以單獨特殊處理——予以分割、占領。田中提出，對於在華的“帝國之權利利益”，尤其是“我在滿蒙之特殊地位權益有侵害之虞時，不問來自何方”，“必須斷然采取自衛措施，予以維護”，也即不惜行使武力。東方會議是“九一八”事變的前奏。

　　出兵山東以後，日本共產黨和和合法無產政黨勞動農民黨、日本農民黨等，開展了群眾性的對華不幹涉運動，反戰鬥爭甚至影響到軍隊士兵。1928年3月15日，田中內閣對日共黨員及日共支持者進行全國大逮捕，並且修改了《治安維持法》，把最高刑罰由10年徒刑改為死刑。在4月的五十五屆議會上，在野黨對內相違法幹涉選舉事件緊追不放，議會未能完成對《治安維持法》修正案的審議。田中內閣就通過樞密院，以緊急敕令加以頒布實施。在1929年3月的第五十六屆議會上，《治安維持法》修正案獲得追認。4月16日，政府再一次發動大逮捕。兩次共逮捕約2500人，使日共為首的革命、進步力量遭受嚴重摧殘，為以後的戰爭和法西斯化掃清了道路。田中義一內閣名為政黨內閣，其保守性、反動性比之藩閥官僚內閣有過之而無不及。

　　日本出兵山東的罪惡行徑尚未結束，1928年關東軍又策劃了炸死長作霖事件。張作霖馬賊出身，是日本一手扶植起來的奉係軍閥頭子。隨著羽翼豐滿，主要是由於中國人民反帝反日運動的高漲，張作霖變得對日本不再百依百順了，沒有完全滿足日本奪取滿蒙權益的要求，甚至抗議日本出兵山東。日本關東軍決定除掉張作霖，另外扶植傀儡，更企圖以此製造東北混亂，可以找借口占領東北。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二葉會成員）精心策劃，6月4日當張作霖乘火車專列從北京返回沈陽時，在離沈陽不遠的黃姑屯被炸成重傷，當天死去。

　　消息傳開，國際輿論大嘩，張作霖被炸死在日本重兵守衛的沈陽附近，不可能不是日本人所為。事後中國東北並沒有發生混亂。因此，田中義一感到時機尚不成熟，不支持關東軍占領滿蒙。關東軍已把司令部都從旅順遷到了沈陽，不得不放棄原定計劃。有關真相的的傳言在國內外流傳，在1929年的議會上，在野黨提出“滿洲某重大事件”追究內閣。

　　田中義一向天皇上奏：“日本軍人犯罪的疑問很濃”，將調查事件真相，“如果是軍隊所為，就要送交軍法會議，以正軍紀”。天皇麵諭說：“萬一外國流傳的謠言是真的，就要坦率地向外國講清事實……以贏得國際信任。”但是軍部、部分閣僚、政友會部分幹部強烈反對軍法處分有關軍官，田中屈服後退了。再去上奏時就改口說，調查結果“判明日本陸軍幸無犯人”。天皇聽了很生氣，申斥說：“這同你以前所說的不一樣！”田中想申辯，天皇說“沒有必要聽你的說明”，便走進了內室。在這以前，西園寺公望已經向天皇奏明有關情況，西園寺力主法辦有關軍官，因此天皇是明了底細的。

　　田中極度惶恐，淒然淚下，感到已失去天皇信任，決定辭職。1929年7月初田中內閣下台，同時政友會內要求田中辭去總裁職務，9月底田中憂鬱去世。田中內閣被迫辭職一事表明，隻要天皇認為是不對的，他是能夠進行有效幹預的。以後民政黨組閣，協調外交得到恢複，但為時不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