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速興驟亡的帝國

第六章 躋身世界列強

　　以明治憲法的頒布為界，明治年代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基本完成了破舊立新改革；後期主要是實現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躋身世界列強的行列。

　　在日本朝野人士的腦海中，維護民族獨立和向外擴張國權這兩種欲求，幾乎總是纏繞在一起。“與萬國對峙”就包含了這兩個方麵。在外務省為修改不平等條約而奔忙的同時，以軍部為主，加緊製定和推行了大陸政策。

　　甲午戰爭前夕修改不平等條約獲得突破，明治政府對外政策的兩重性基本消失，對外武力擴張和爭霸東亞成為主導，三次出兵東亞——挑起甲午戰爭、鎮壓中國義和團反帝運動、發動日俄戰爭。日本實現富強與對外擴張、掠奪不可分割地聯結在一起，同時軍國主義思潮大泛濫，擴張欲望大膨脹。

　　明治年代於1912年結束，呈現在世人麵前的，既有驕人的方方麵麵，也存在陰影和隱憂，特別是走上軍國主義擴張道路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漫長改約談判的完成

　　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擺脫半殖民地化危機，是促成明治維新的主要動機，幕末改革派武士就提出了“刷新外交”，改訂條約的要求。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於1868年1月15日申明，將修改不平等條約。改約是明治前期外交的中心課題。

　　岩倉使節團的改約嚐試受挫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1875年11月正式開始改約交涉，由外務卿寺島宗則主持，要求先廢除協定關稅，收回關稅自主權。因為英法德三國的堅決拒絕，改約的初次談判失敗，寺島辭職。

　　1879年9月，井上馨任外務卿。鑒於收回稅權一時無望，井上決定把改約重點移向法權，要求廢除領事裁判權，在稅權方麵隻要求修改協定關稅的稅率。他的方針獲得政府支持。

　　井上馨認為，日本成為“歐化新帝國”，才能獲得列強的好感，使列強同意改約。這也得到政府的讚同，帶頭刮起了歐化風。政府耗費巨資於1883年7月建成一幢豪華的歐式迎賓館，占地1350多平方米，名為“鹿鳴館”，招待歐美賓客。日本政府的高官、華族和歐美官員、富商帶著夫人、小姐，經常在這裏舉行晚會、舞會，有時竟徹夜狂歡。有人抨擊這是“貴族式的歐化”，怒斥“鹿鳴館晚會的燭光衝天，卻不顧重稅下淪為餓鬼的蒼生”。1887年4月改約談判期間，多次在鹿鳴館和大臣官邸舉行社交活動。一次首相伊藤博文在官邸舉辦化妝舞會，有400人參加，他扮成威尼斯商人，內務大臣山縣有朋扮成奇兵隊隊員，內大臣三條實美的夫人扮作鄉下姑娘，井上馨表演曲藝節目。這鬧得滿城風雨，有人揶揄說，晚會“羨殺、笑殺、驚殺、惱殺了整個首都”。鹿鳴館歐化表明了日本當局的淺薄庸俗和對列強的迎合討好。

　　井上在秘密的改約談判中，作了不應有的過大讓步。為換取廢除治外法權，他答應日本須按“泰西主義”製定法典，並須得到各國承認；答應聘用外籍審判官、檢察官，在審判涉及外國人的案件時，外籍審判官須占多數。這些讓步比起治外法權更有損日本主權，首先遭到法國籍的政府法律顧問巴桑那的批評，部分內閣大臣也強烈反對。有關情況流傳出去，處於渙散狀態的民權人士借機重新活動起來，掀起“革新外交”的請願運動。府縣廳門庭若市，忙於接受建議書，數百請願代表齊集東京。於是，井上被解除職務。

　　當局於1888年2月把大隈重信請出任外相。大隈自信有能力解決棘手的改約問題，他完全取消了井上有關法典的承諾，並大為縮小了其他讓步，如僅在大審院聘用外籍法官，但仍有對日本不利之處。改約談判取得進展，1889年與美、德、俄簽訂新約，與英國也有望改約。民間從英國《泰晤時報》上獲得有關信息，在各地展開聲勢浩大的反對運動，要求停止改約談判的建議書達185件。對大隈取得的進展，政府內有人讚成，也有人反對，禦前會議、內閣會議均未達成一致。10月18日內閣會議結束後，大隈坐馬車經過外務省大門口，玄洋社社員來島恒喜突然投擲炸彈，大隈被炸壞右下腿，後來截去右腳。來島當場麵向皇宮剖腹自殺。內閣被迫總辭職，改約再次擱淺。

　　以後，青木周藏任外相，他的改約方案取消了大審院聘用外籍法官的讓步。不久，榎本武揚、陸奧宗光相繼任外相，改約方案不變。這時，遠東局勢出現新動向：俄國為了加強向遠東的擴張，1891年開工建築西伯利亞鐵道，並在海參威修建要塞。英俄在遠東的矛盾急劇尖銳起來。

　　原來頑固阻撓修改條約的英國，為了拉攏、利用日本對抗俄國，決定對日讓步。這是英國推行均勢外交的一貫做法，日本方麵也心領神會，有意識地利用英俄矛盾。經過反複折衝，1894年7月16日，雙方簽訂《日英通商航海條約》，規定開放日本內地；廢除治外法權；把片麵最惠國待遇改為相互對等；多數商品的關稅率由日本自定；新條約於1899年實施，有效期12年。到1897年，歐美15國陸續與日本重訂類似新約。1911年再次改約，完全恢複關稅自主權。除了橫濱租借地尚未收回外，日本已經擺脫了半殖民地地位，維護了國家的基本主權和民族獨立。

　　日本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成功，有賴於有利的國際環境，利用了列強之間的矛盾，同時以改革進取、富國強兵為後盾，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在改約過程中，政府排除民間的參與，但廣大國民和社會輿論始終給予了有力的監督和促進，否則很難比較完滿地取得改約的成功。

　　日本改約成功，對於近鄰國家也是令人振奮的大事。但是在近鄰國家麵前，日本沒有以友好、和平的麵貌出現，在改約的同時就以歐美列強為榜樣，推行侵略、爭霸的“大陸政策”。

　　日本“大陸政策”的形成

　　日本的“大陸政策。”

　　開始於明治初年，一般認為1876年迫使朝鮮簽訂“江華條約”是其起點，主要內容是先侵占朝鮮，再征服中國，進而稱霸遠東、亞洲以至世界。其實，在豐臣秀吉的擴張計劃中，在江戶時代佐藤信淵的《宇內混同密策》中，早有類似的的狂妄主張。

　　大陸政策的基本矛頭指向中國。迫使朝鮮簽訂“江華條約”的兩年後，參謀本部派12名軍官前往中國各地，調查兵備、地誌。負責這項工作的桂太郎局長，親自到中國視察，他回國後提出《與清朝鬥爭方策》的調查報告，設想派兵“一舉攻下北京，迫訂城下之盟”。1880年11月，山縣有朋在《進鄰邦軍備略表》的上奏文中，大講“論兵之多寡，急於論國之貧富”，實際上是把中國作為主要的假想敵，指出中國正在改革兵製，“鄰國軍備愈強，我國軍備也不可忽視”，加強“沿海防禦”，擴充軍備乃當前“燃眉之急”。

　　壬午兵變後，花房義質公使率領大隊日本兵重返漢城，迫使朝鮮政府同意日本在漢城駐兵，以“警衛”公使館。中國清政府為了阻止日本控製朝鮮，也派優勢兵力進入朝鮮。1882年8月，山縣又提出擴充軍備的建議書，這一次他明確地把中國作為唯一的假想敵。他在建議書中寫道：“今歐洲各國遠離我國，痛癢之感並不急迫”，斷言不存在歐洲國家入侵的危險。他接著寫道：“然而近察我鄰邦之勢，正在迅速勃興，決不可輕忽”，認為“在直接附近之處”的中國才是日本欲與其一爭高低的“敵國外患”。其實中國派兵朝鮮完全是防衛性的，山縣卻危言聳聽地把中國作為首要敵國。山縣的擴軍建議得到天皇和政府的讚同，從這一年起開始了擴軍熱。

　　與此同時，日本朝野拉攏朝鮮官員中主張改革的“開化黨”，企圖利用他們樹立親日政權。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清軍失利，日本擴張勢力認為有機可乘。這年12月，在日本公使的支持下，開化黨發動政變，殺害多名大臣，150名日本兵進入王宮，控製了朝鮮國王。但是，應朝鮮原政府的請求，駐朝清軍600多人開進王宮，把日本兵趕走。這次“甲申政變”三天即告瓦解，極其憤怒的朝鮮民眾襲擊、包圍了日本公使館。躲在公使館的日本士兵和僑民300多人，衝出包圍逃往仁川領事館。在這次事件中，日本方麵有40多人死亡。事後，日本一方麵向朝鮮興師問罪，一方麵趁中法戰爭尚未結束，伊藤博文親自來華與李鴻章談判，迫使簽訂了《中日天津條約》，其中規定雙方按期從朝鮮撤兵，以後因事態有必要派兵時，應相互行文照會，事態平息立即撤兵。這一規定為以後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戰爭埋下了伏筆。

　　甲申政變剛平息，朝鮮局勢又因英俄對立而緊張起來。1888年1月，山縣有朋草擬了一份《軍事意見書》。他先敘述了英俄矛盾的尖銳化，指出這“將不出數年在東洋掀起一大波瀾”，並特別強調“（西伯利亞）鐵道竣工之日即為俄國侵略朝鮮開始之時”，日本為了屆時有所應對，“軍備之完善一日不可忽略”。同時，他又老調重彈，仍然把矛頭指向中國，認為中國在兵製改革、軍備擴充方麵的快速進步，“難保不向我示大國之威”，“在東洋起波瀾者，豈獨英俄二國？”

　　1890年3月，山縣寫了長篇的《外交政略論》，與《軍事意見書》一起提交內閣同僚傳閱。他在《外交政略論》中提出，“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是防守主權線，即疆土不容他人侵犯，二是維護利益線，即在“與我主權線之安危緊密相關之地區”，“必須經常處於優勢之地位”。在當今列國的形勢下，為保衛國家之獨立，二者不可缺一。他指出，日本利益線之焦點在於朝鮮。那麽如何維護利益線呢？山縣寫道：“各國之所為若有不利於我者，我有責任排除之，不得已時則用強力以貫徹我之意誌。”

　　名為“外交政略”，實際上是一篇武力擴張的策論。12月初，第一屆議會開會，當時任首相的山縣有朋向議會發表施政方針演說，公開兜售保衛主權線、利益線的主張，要求為此增加軍費開支。“利益線”論是蠻橫無理、損人利己的擴張論調。

　　日本的擴張目標自然不限於朝鮮，所謂“利益線”是可以任意劃定的。如前所述，日本軍部早就把中國作為假想敵國，欲迫使中國“訂城下之盟”。山縣提出“利益線之焦點實在朝鮮”之後不久，1893年10月起草了《軍備意見書》，認為日本的假想敵國已經不是中國，而是英法俄各國。這並非改變了對中國的敵意，而是進一步把中國當作了瓜分、掠奪的對象。他預言，有朝一日各國必將分割中國，日本也“應作好準備，遇有可乘之機，進而收取利益”。他認為“此實國家存亡之所係”，顯然已把“利益線”推進到中國境內。

　　自參謀本部成立以來，山縣有朋除了軍部職務外，曾擔任內務卿、內務大臣、總理大臣、司法大臣及樞密院議長，但他始終以軍部長老的身份，關注著軍事擴張政策。以他的主張為主要代表，表明到甲午戰爭之前，以侵略朝鮮和中國為主要目標的日本大陸政策已告形成。與此相應，日本的社會輿論從民權論轉向了國權論，擴張軍備的步伐一刻未停，越來越大。

　　壬午兵變後日益抬頭的國權論，在1884年甲申政變失敗後成為社會輿論的主流。各家報刊隱瞞了日本公使館插手甲申政變的事實，一起攻擊中國軍隊和朝鮮民眾殺害日本士兵和僑民，製造對中國和朝鮮的仇恨。除個別報紙外，輿論界齊聲煽動向中國開戰。1885年1月，東京、大阪舉行了反對中國的遊行，連民權派激進理論家植木枝盛也參加了遊行。為了準備開戰，在3府24縣開展了組建義勇軍運動，在民權活動最活躍的高知縣，著名民權活動家片岡健吉出任義勇兵團總指揮官。各種侵略有理的論調紛紛出籠，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

　　1885年3月，在國內享有極高聲譽的福澤發表《脫亞論》，認為在現今世界上，不采納西方文明，不與西洋文明為伍，便不能立足於世界。因此，“為今日謀，我國不能再猶豫等待鄰國之開明，共興亞細亞，不若脫其行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之方法，不因鄰國之故而彬彬有禮，隻能按西洋人待其之方法處理之。”他的這種論調並非什麽新鮮貨色，歐美列強一向就是打著“文明”旗號，野蠻地侵略落後的國家。福澤不過撿了西洋人的牙慧，但卻以他特有的身份，給早已蠢蠢欲動的侵略勢力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有很大的蠱惑人心的作用。他在《戰爭有必勝之算》一文中，鼓吹戰勝中國，使日本“永為東方盟主”。

　　從山縣和福澤的論調來看，既是對中國懼怕，又是對中國蔑視，其實兩種論調都不過是推行侵略政策的借口。應該說山縣的論調更多地反映了統治上層的真實心態，他們害怕中國的強大阻斷了他們的侵略道路。福澤的論調是極其虛偽的，看看他的其他言論，他其實對中國充滿了敵視、仇視。

　　繼1882年開始的大規模擴充軍備之後，1886年掀起新一輪的擴軍浪潮。陸軍進行兵製改革，擴大了征兵範圍，實現了國民皆兵。海軍的擴軍計劃，從中小艦為主轉向以大艦為主。為了加快擴軍步伐，天皇憑借龐大的皇室財產，一再進行幹預。1887年3月對首相伊藤博文下達諭旨：“立國之務在海防，一日不可緩”，為此從內庫撥30萬日元作為海防費，並要求首相和地方官進行海防獻金。除官員外，華族和富豪也紛紛捐獻，半年內總額達到203萬日元。天皇幹預的主要目的，是以自己帶頭“賜金”，讓國民順從安份地接受重稅負擔。在1892年11月的第四次議會上，眾議院提出“休養民力”，要求大幅度削減預算，包括削減兩艘鐵甲艦的費用。雙方僵持不下，內閣請求天皇幹預。天皇發布詔敕稱：“國防之事，苟緩一日，或將遺百年之悔。朕茲節省內廷之費，六年間每年撥下三十萬日元，並命文武官僚，除有特殊情況者外，在同一期間納其薪俸十分之一，以資補足造艦費。”天皇還勸告議會應與政府“和衷協同”，議會馬上改變態度，通過了建造軍艦的預算。

　　到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陸軍擁有7個師團，12萬人以上的兵力，若加上預後備兵役的10餘萬人，可供調動的兵力23萬人。日本海軍擁有軍艦31艘，魚雷艇24艘；噸位較大的軍艦都是向英法訂購的。由於明治政府一向重視軍事工業，注重學習西方科技，到19世紀80年代末，日本已可生產步槍、青銅炮（如12厘米口徑的加農跑、榴彈炮等）、中小鐵甲艦。陸軍全軍配備了“一八”式村田槍，它是步兵少佐村田經芳赴歐洲考察後，對新式後膛來複槍加以改進，使之適合日本人的體型。日本還能生產高性能的火藥。

　　日本的大陸政策已定，戰爭輿論甚囂塵上，並已具備挑起戰爭的武力。1890年日本發生首次經濟危機，同時糧食歉收，到處發生搶米風潮。日本保留半封建剝削和國內市場狹小的弊端首次暴露出來。軍部加緊戰爭準備，向中國派遣特工間諜，繪製了詳細的中國、朝鮮的軍用地圖。1893年4月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進入中國、朝鮮，進行作戰的實地調查。一場由日本挑起的戰爭遲早不可避免。

　　挑起甲午戰爭並勒索巨額賠款

　　1894年2月，朝鮮爆發東學黨農民起義，提出“輔國安民”、“滅盡權貴”、“懲辦貪官”、“逐滅洋倭”等口號，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控製了南部廣大地區。日本政府、軍部大喜過望，認為挑起戰爭的時機已經到來。

　　在官方的默許下，日本右翼團體玄洋社組織天佑俠，進入朝鮮“幫助”農民起義，以擴大事態。同時，日本官方再三向清朝軍政方麵表示：“貴國政府何不代韓戡亂，我政府必無他意。”清政府果然落入圈套，應朝鮮政府的要求出兵朝鮮，並於6月6日照會日本政府。而在這前一天，日本已在東京設立大本營，並下了動員令。清軍1500人進駐漢城附近的牙山一帶，日軍也進入朝鮮。就在這時，為了避免外國幹涉，朝鮮農民起義軍與政府訂立停戰協議。按《天津條約》，中日軍隊已無必要留在朝鮮，清政府一再照會日本政府，要求雙方從朝鮮撤軍。但是日軍不僅賴著不撤，反而不斷增兵，到6月末在朝日軍達到清軍的兩倍。

　　這時，日本當局在焦急地等待日英改約談判的結果，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指示駐英公使青木周藏，務必在日中開戰前締結日英新約。日方保證日中開戰將不會影響上海口岸一帶，英國感到滿意。7月16日，日英新約簽訂，英國外相金伯利致祝詞說：“此約之性質，對日本來說，遠勝於打敗清帝國之大軍。”英國的支持使日本壯起膽來，其他列強也不反對日本發動戰爭。17日，即日英新約簽訂的第二天，日本的大本營召開禦前會議，決定開戰。

　　清政府看到日本不斷增兵，感到事態嚴重，決定由海路向駐朝清軍增援。7月25日，日本背信棄義，不宣而戰，日本艦隊突然襲擊了清軍的護送軍艦和運兵船。同一天，日本陸軍進攻駐牙山清軍，奮勇抗擊的清軍不敵日軍的優勢兵力與炮火，被迫後撤平壤。8月1日，日本才宣戰，日軍不斷北上。

　　在海戰和陸戰中，清軍廣大官兵英勇無畏，視死如歸。如黃海海戰中以鄧世昌為首的致遠艦官兵，窮追猛打敵艦，後因彈盡艦傷，就駕艦撞擊敵艦，不幸被魚雷擊中，全艦官兵以身殉國。但是，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慈禧為首的主和派的幹擾，洋務運動的嚴重局限，清軍裝備和訓練的不足，以及某些將領貪生怕死、指揮失當，清軍一敗再敗。在大連失陷前一天，為慶賀自己的六十大壽，慈禧竟下旨命令文武大臣“聽戲三天，諸事延擱，盡可不到”。次日大連失陷，清朝文武百官卻在為慈禧大搞慶壽大典。這真是罕見的天下醜聞，竟然如此把國家命運當兒戲。

　　1894年10月下旬，日軍渡過鴨綠江，占領了九連城至海城一帶。11月日軍攻占大連、旅順，1895年2月占領威海衛。北洋艦隊少數軍艦被擊沉，其餘大小艦艇全部成了日軍戰利品。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中國洋務運動宣告破產。北京有人諷刺說：“萬壽無疆，普天同慶。三軍敗績，割地求和。”

　　日軍到處燒殺擄掠，如旅順大屠殺，2萬中國人遇難，隻留下收屍隊36人免遭殺害。歐美報刊報道了日軍的暴行，《紐約世界報》譴責說：“日本是披著文明的皮而帶有野蠻筋骨的怪獸。”

　　清政府派李鴻章赴日議和，1895年4月與伊藤博文在馬關（下關）簽訂了屈辱的和約，規定中國割讓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賠款2億兩庫平銀，增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日本人可以在中國各通商口岸投資設廠，承認所謂“朝鮮獨立”等等。關於割讓遼東半島，因遭俄德法三國反對，日本未能得逞，但又向中國勒索還遼賠款3000萬兩。馬關條約帶給中國的損害，遠遠超過此前列強強加於中國的任何不平等條約。就以賠款來說，清政府不得不高利借外債來支付，中國從此背上沉重的外債負擔，國家財政從此入不敷出。正如當年人所說：“貽累至數十年之久”，“促使中國一蹶不振”。

　　日本從馬關條約獲得極大利益。首先，日本可以更有利地推行其大陸政策。所謂“朝鮮獨立”，實際上是讓日本控製朝鮮，以至最後並吞朝鮮，日本則以朝鮮為跳板，進一步侵略中國。日本占有了中國的台灣及其附屬島嶼，除了進行殖民掠奪、剝削外，還以台灣為基地，向中國的福建及華中、華南地區擴張。日本可從北南兩路推行大陸政策。

　　其次，日本掠得巨額賠款，使日本實現了強兵富國的欲望。賠款折合日元為3億6407萬元，這筆錢財對於日本有多大意義呢？1893年日本的正常財政收入才1億1370多萬日元，賠款相當戰前3年的財政收入。如果再加戰利品約1億日元，總共掠奪到財物4億6000多萬元。巨額賠款對日本的經濟發展、軍備擴充起了極大作用。從賠款中撥給皇室2000萬日元，超過皇室支付的海防、海軍費的好幾倍。

　　依靠中國賠款，日本實行了金本位製，在金融上與歐美接軌。日本早就決定要實行金本位製，但力不從心，鬆方財政改革後才實行可兌換的銀本位製。在國際上，從1873年起，銀價不斷下跌，到1894年下跌了一半多。這使日元處於不停的貶值、波動之中，從而使物價不斷上漲，政府開支逐年增大，而且不利於引進外資、吸收外債，也不利於商品的進出口。馬關條約後，應日本的要求，清政府借外債以英鎊支付賠款。日本共得到3808萬英鎊，存儲在英格蘭銀行。英鎊與黃金掛鉤，是當時最堅挺的貨幣。日本當局做夢也未想到，一下會有這麽多的英鎊儲備，就以其中一部分（相當於7260餘萬日元）為儲備金，於1897年改行金本位製。

　　改行金本位製對日本的好處更為深遠，因為金本位製穩定了金融和物價，有利於對外貿易，有助於引進外資、發行外債。這對於日本經濟的發展，對於社會經濟的穩定，以至對進一步的擴軍備戰，都是極為重要的。日本資金短缺，亟需借助外資外債，但明治初年借了兩筆外債後，20多年來再也不敢問津外債。實行金本位後，到1903年，日本對外發行軍事公債、一般國債1.9億日元。在日俄戰爭的兩年間，日本竟募集了8億日元外債；沒有這些外債，日本要打敗俄國簡直是天方夜譚。銀行、企業也引進了大量外資。

　　依靠中國賠款，1896年開始了新一輪的擴軍備戰。海軍原有軍艦31艘、魚類艇24艘，計劃10年內增加艦艇92艘，其中戰列艦、大巡洋艦各4艘。這一計劃於1902年提前完成。陸軍從7個師團擴充為13個師團，平時兵力由約5萬人增至約15萬人，戰時兵力由約20萬人增至約60萬人。陸海軍擴軍費用約3億1000多萬日元，其中近三分之二是賠款（1億9600餘萬日元）。此外，賠款中有7890多萬元被用以抵充戰時支出的臨時軍事費，3000萬日元為軍艦水雷艇補充基金。而且，國外募集的軍事公債4300萬日元，與靠賠款實行金本位有關。

　　從中國獲得的巨額賠款，刺激了更大的投資熱潮。擴軍費用除了向國外購買武器、器材外，都流向國內各種企業。同時，甲午戰後的10年間，政府主要依靠賠款、內外債，還有增稅，把每年的財政支出從戰前的1億日元上下擴大到2億到近3億日元，大力推進“戰後經營”。由於金本位製穩定了金融和幣值，日本銀行擴大了貸款額，戰前一年不到1億日元，戰後一般每年都在2億日元上下，甚至約2億5000萬日元。此外，甲午戰後國外市場的擴大，國外資源掠奪的加強，也刺激了投資的擴大。1894—1904年，會社實繳資本從近2.5億日元激增到9.2億日元，增加了2.7倍；紗錠從47.5萬個增到近138萬個，增加了1.9倍；鐵道裏程增加了1.3倍，重工業也有顯著發展。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中，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逐步形成了以財閥為主體的壟斷資本，標誌著日本正在向帝國主義過渡。這時，日本又進行了一場帝國主義爭奪勢力範圍的戰爭——日俄戰爭。

　　日英同盟及日俄戰爭

　　中日甲午戰爭後，列強為爭奪在中國的權益，展開了縱橫捭闔的爭鬥，俄國和日本為爭奪朝鮮和中國東北而嚴重對立。利用朝鮮政府對日本的不滿，俄國在朝鮮的政治影響力一度壓倒日本。在中國，俄國也以對抗日本來拉攏清政府，1896年取得中東鐵路的鋪設權，1898年取得旅順、大連的租借權和南滿鐵路鋪設權。俄國等於從日本嘴中搶食，日本當局極為氣惱。

　　日俄曾達成妥協，但維持時間不長。1900年，中國發生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義和團運動，列強組成八國聯軍大舉進犯，一路燒殺搶奪。日本派出一個師團，占八國聯軍的三分之二。俄國趁機出兵占領了整個中國東北地區，這使日俄矛盾重新尖銳起來，英、美也對俄國十分不滿。

　　1900年10月，加藤高明任日本外相，極力主張與英國結盟對抗俄國，但英國還有些猶豫。當時英國采取“光榮孤立”政策，即不參加軍事集團，不受固定軍事義務的約束，以便推行均勢外交，在爭霸鬥爭中保持行動自由。1901年10月，英國向俄國提議，雙方協調在伊朗和中國東北的利益，卻遭到俄方的斷然拒絕。於是英國轉向日本，1902年1月底與日本簽訂《英日同盟協約》，這是兩國軍事同盟條約，為期5年。

　　英國與日本結盟，是為了讓日本去對抗俄國，幫英國火中取栗。美國也懷著同樣的心思支持日本。當年就有政治漫畫作了形象的刻畫，日本的《東洋經濟新報》也發表了《日英同盟與榮任警察》的文章。可是，日本朝野卻如獲至寶，當外相小村壽太郎向議會作了有關日英同盟的報告時，議會發出了掌聲，報紙幾乎全都表示歡迎。

　　此後，日俄作了反複交涉，這不過是做給別人看的表麵文章，誰都沒有誠意，雙方的擴張野心根本無法妥協。進入1904年，日俄雙方劍拔弩張，處於臨戰狀態。

　　2月8日，日本艦隊故伎重演，偷襲了仁川的俄國軍艦和旅順的俄國太平洋艦隊，使俄國艦隊損失軍艦2艘，被擊傷3艘。2月9、10日，俄日才先後向對方宣戰。日軍在氣勢上壓倒了對手，把太平洋艦隊圍困在旅順港內。5月，日軍強行渡過鴨綠江，另一部分日軍登陸遼東半島。日軍先後攻占大連、遼陽，並對旅順要塞形成包圍。8月10日，俄國太平洋艦隊奉命突圍北上海參威，在途中遭日本聯合艦隊襲擊，經過激戰終於潰不成軍。

　　8月18日，日軍對旅順發起總攻。俄軍構築的旅順要塞異常堅固，火力強大，駐守兵力3.5萬人。日軍投入13萬兵力，司令官乃木希典強調“精神主義”，一再采用“肉彈戰術”，組織大批敢死隊反複衝擊，有一次竟組織3000人敢死隊。在4個多月的攻堅戰中，日軍打得屍體累累，血流成河，付出傷亡6萬人（死1.5萬多人）的慘重代價，才迫使俄軍於1905年1月1日投降。此後，3月進行奉天（沈陽）會戰，俄軍傷亡6萬，被俘2萬餘，並被趕到中國東北北部，日軍死傷約7萬。

　　日俄雙方都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它們以中國領土為戰場，使中國人民蒙受戰火洗劫，財產被燒搶，生產遭破壞，幾十萬人流離失所。

　　日俄戰爭以海戰開始，以海戰結束。5月27～28日，迢迢數萬裏、曆時7個多月東調的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疲憊不堪地到達對馬海峽北口的日本海海域，遭到以逸待勞的日本聯合艦隊的攔擊，俄國艦隊幾乎全部覆沒。

　　日本雖然獲勝，但已精疲力竭。在戰爭中修改征兵令，動員兵力108萬人，已達到極限。山縣有朋承認，“敵方本國尚有強大兵力，而我方卻已用盡所有兵力”。日本的戰費為戰前1903年財政收入的近6倍半，巨額戰費全靠內外國債和非常時期特別稅來勉強籌集。日本已無力繼續進行戰爭。俄國戰敗，國內正在發生1905年革命，也不願再繼續戰爭了。

　　日俄接受美國總統的調停，9月簽訂了撲茨茅斯和約，規定俄國承認朝鮮為日本的勢力範圍，把中國遼東半島和南滿鐵路的租借權轉讓給日本，把庫頁島南半部的土地割讓給日本。俄國和日本擅自拿中國的權益做交易，後來日本強迫清政府承認這種肮髒的交易。

　　日勝俄敗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俄國的輕敵思想，戰前準備不足，戰爭中消極防守、被動挨打，以及軍事指揮失當，都是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日本要打敗俄國困難重重，單憑日本自身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的。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憑借日英同盟，在英美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戰勝俄國。

　　日本的臨時軍事費17億2100餘萬日元，依靠國內公債和非常時期特別稅以及其他收入，隻籌集了10億3100餘萬日元，其餘完全靠外債來填補。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在倫敦、紐約四次發行外債，第四次還在柏林發行，共相當8億日元（實得近7億日元），其中一小半（44%）募自英國；外債占日俄戰費的40.1%。而且，由於募集了外債，盡管因進口武器等軍需品而巨額入超，日本仍可保持必需的外匯儲備，保持金融的穩定。以此為基礎，國內才能發行6億2000多萬日元戰時公債（占日俄戰費的36.3%），日本銀行也才可大量增發紙幣，保證了戰爭需要和戰時經濟運行。

　　日英同盟的一大作用，是在軍事上的配合、支持。戰前，日俄都在爭購軍艦。1902年，智利要將在英國訂購的兩艘軍艦出讓，日本無力購買，俄國願出高價買下。為了遏製俄國海軍力量，英國政府便自行買下這兩艘軍艦。1903年，阿根廷要將在意大利訂購的兩艘裝甲巡洋艦出讓，經英國政府斡旋，由日本買下。這兩艘軍艦駛回日本時，已是日俄開戰前夕，為了防止俄艦的襲擊，英政府派英艦把它們護送到科倫坡（今斯裏蘭卡首都）。

　　日本政府早就高喊“與萬國對峙”，可是並沒有與這種氣概、願望相應的實力。實際上，更多的是屈從列強，或從列強矛盾的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可以看到，從倒幕的成功，到改約的完成和甲午戰爭的獲勝，無不是利用了列強在遠東的矛盾。日英同盟的締結再一次給日本帶來運氣，讓日本戰勝俄國，真正成為列強俱樂部的一員。

　　日俄戰後，日本的大陸政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中國東北南部和朝鮮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後來日本又並吞了朝鮮。日本把遼東半島改稱“關東州”，在旅順設立關東都督府。1919年撤銷關東都督府，分別成立關東軍和關東廳。關東軍駐在遼東半島和南滿鐵路沿線，充當對華武力擴張的急先鋒。

　　不過，隨著日本走到這一步，它和其他列強的關係也開始發生變化。一方麵，日本的膽量和欲望膨脹起來，妄圖獨霸東亞，真正走向“與萬國對峙”，忘記了自己是靠英美的支持才能夠崛起的，另一方麵，英美列強開始提防日本，企圖遏製它的野心。日俄戰爭的槍炮聲停息尚未多久，日本的同盟者、支持者英國和美國，就於1906年2月分別發出了必須在“滿州”實行“門戶開放”的照會。這是日本與英美關係開始發生微妙變化的端倪。

　　排外狂熱與軍國主義思潮泛濫

　　隨著80年代國權論的抬頭和擴散，日本的民族主義逐漸向沙文主義蛻變。到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時，日本全國出現了排外、擴張狂熱，軍國主義、國家主義思潮大泛濫，“舉國一致”支持侵略戰爭。

　　統治上層空前舉國一致，眾議院停止了與政府的爭論，共同一致對外。在此之前，在1893年12月的第五屆議會上，對外強硬派在眾議院占了多數，他們完全不信任內閣進行的秘密改約談判，雙方嚴重對立。伊藤內閣上奏天皇，解散了議會。經過改選，1894年5月底召開第六屆議會，對外強硬派依然在眾議院占多數，通過了對內閣不信任的上奏案，指責政府的外交政策“偷安姑息，唯恐失外人之歡心”。伊藤內閣於6月初再次解散議會。

　　日英實現改約和日本挑起甲午戰爭後，9月1日進行眾議員選舉，對外強硬派仍然占多數，但他們已將對外強硬的矛頭指向侵略朝鮮、中國。10月在大本營所在地廣島召開第七屆臨時議會，政府提出1億5000萬元的臨時軍事費預算案，貴眾兩院立即全體一致通過。議會還全體一致通過“征清”決議案，通過感謝大元帥天皇親征之勞的上奏案，以及向出征軍隊致謝的決議。1894年12月召開第八屆議會，再次成為舉國一致大合唱，政府提出的預算案“滿場一致”通過。會上的爭論是究竟要求中國割讓哪些領土，自由黨竟狂妄要求中國割讓東北三省和台灣省。

　　在甲午戰後到日俄戰前，共9次召開議會，政府與議會又不斷發生爭執，或為預算和增稅問題，或為爭權奪利，其中6次議會不是被解散就是有反對黨派提出內閣不信任案。政府為了使自己的議案獲得通過，頻頻收買反對黨派議員。如在1898年的第十三屆議會上，山縣內閣為了使上次議會上擱淺的增征地稅案獲得通過，從皇室財產中取得97萬日元的議會操縱費，並把議員年俸從800日元一下提高到2000日元，以集體收買議員來順利達到目的。

　　在第十九屆議會上，兩大政黨政友會和憲政本黨聯合一致，決心迫使桂太郎藩閥內閣下台，內閣卻先下手解散了議會。兩黨決心在下次議會上實現倒閣，可是日俄戰爭爆發，在“舉國一致”的口號下，兩黨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1904年3月召開第二十次議會，兩黨都聲明支持政府，議會無條件地通過非常特別稅法和5億7600萬的巨額臨時軍費預算，並作出決議說：“像這樣必要的軍費，本院決不吝嗇”。1904年12月的第二十一屆議會上，同樣順利通過預算案和7億8000萬的臨時軍費。

　　輿論界、新聞界、演藝界、教育界也一哄而上，賣力地煽動排外、戰爭狂熱。屬於明治年代成長起來的德富蘇峰（1863～1957），在啟蒙思想家紛紛後退之後脫穎而出，提倡平民主義、自由主義、和平主義，在國民中尤其是青年、學生中享有很高知名度，他創辦的《國民之友》、《國民新聞》蜚聲國內。但在甲午戰爭前後，他轉變為狂熱的國家主義者、擴張主義者。他在日軍挑起戰爭的前兩天，發表《好機》一文，宣稱對中國開戰的“好機”來臨，要求政府抓住、善用這一“難得易失”的“好機”，使國家“取得巨大之獲物”。他毫不掩飾地說：“何謂獲物？在東洋確立國民膨脹之根據也，開啟膨脹之溝渠也，排除膨脹之障礙也，讓世界認識膨脹之日本也，發揮膨脹的日本之本色也……”。比之血氣方剛的德富蘇峰，福澤諭吉要老練得多，他在日軍挑起戰爭之後、正式宣戰之前，在自己的《時事新報》上發表社論《日清戰爭是文野之戰爭》，說什麽這不是人與人、國與國的戰爭，而是“文明與野蠻之戰”，是“為了世界的文明進步，排除其妨礙物”。給一場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披上“文明義戰”的外衣。

　　44家報刊社派出100多名從軍記者，展開戰爭新聞大競賽，連篇累牘地用文字、圖畫進行報道，並且爭相出版號外，不遺餘力地煽動國民的戰爭意識。在報道中，對中國人民的掠奪、屠殺和日軍的不利戰況隻字不提，而是熱衷於“軍國美談”，不惜誇大戰果，甚至製造“英雄”。還發行了《日清戰爭實記》、《日清戰爭圖繪》、《台灣征討圖繪》等專刊，發行量很大，如《日清戰爭實記》共出版50編，每編100頁，前6編就超過100萬冊。

　　在道府縣政府的領導下，通過1萬2000多市町村，把戰爭動員深入到每個城鎮和鄉村。軍事公債被分攤到各市町村以至各家各戶。在各個町村，以小學為中心，舉行升“國旗”儀式、放戰爭幻燈、歡迎凱旋士兵、舉辦戰利品展覽等活動。町村居民集體參拜守護神，進行戰勝的祈禱，舉行慶祝勝利的活動。通過上述活動，把全體國民卷入了忠君愛國、支持戰爭的狂熱。

　　三國幹涉還遼之後，在“臥薪嚐膽”的口號下，政府讓國民勒緊褲腰，加緊準備更大規模的戰爭，向俄國報一箭之仇。日俄戰爭開始後，日本再次出現了舉國一致的戰爭喧囂。但是，以早期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等為主的少數人，接受了甲午戰爭的教訓，看清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本性，不怕在戰爭狂熱中陷於孤立，組成平民社，發行《平民新聞》，勇敢地高舉起反戰、和平的旗幟。他們遭到口誅筆伐，被看作是“沒有公共心、愛國心的利己主義者”，是“破壞舉國一致的國賊”。宣揚國家至上，為戰爭辯護，甚至用盡溢美之詞讚美戰爭的論調充斥於報章之上。德富蘇峰已經完全投入藩閥政府的懷抱，淪為官方的主要代言人，他極力鼓吹國家主義，認為必須從心理上與國家“同一化”，甚至說什麽青年應當“與國家戀愛，與國家結婚”。

　　被卷入戰爭狂熱的國民，經曆多年的“臥薪嚐膽”，一心希望日俄戰後可再次獲得巨額賠款。日俄準備締結和約的時候，日本的對俄同誌會、右翼團體黑龍會等9個對外強硬團體組成講和問題同誌聯合會，要求俄國賠款30億日元，割讓遠東濱海州領土。結果消息傳來，他們的這兩個要求絲毫沒有實現。和約簽字的當天，對外強硬派在東京日比穀公園召開反對講和條約國民大會，3萬群眾蜂擁而來，但遭到警察阻攔，雙方發生衝突，會後演變為群眾暴動，幾萬憤怒的市民襲擊、焚燒禦用新聞社、首相和內相官邸、警察派出所、教會、電車等。東京的暴動延續到第二天，169個警察派出所（約占80%）被焚燒和搗毀，死傷者超過一千人，警察占了一小半。日比穀暴動震動了全國，暴動波及到橫濱、名古屋、大阪、神戶等地。

　　這次暴動是長年處於重稅之下的群眾不滿情緒的發泄，也是民眾的戰爭、擴張狂熱的變態表現。他們反對不符合自己願望的和約，但並不反對給自己帶來困苦的侵略戰爭，不反對發動戰爭的天皇製國家和天皇軍隊，決不襲擊有軍隊守護的地方。日比穀暴動表明了日本國民受軍國主義毒害之深重。

　　明治年代的總結：富強和隱憂

　　明治年代從1868年到1912年，共44年。主要是在這個期間，日本迅速地興盛起來。

　　在甲午戰爭之前，特別是這次戰爭之後，日本兩次興起投資興辦企業的熱潮，日俄戰後企業投資繼續有所擴大。1885年，會社2382家，實繳資本5070萬日元；1914年，會社16858家，實繳資本20億6878萬日元。1885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是38億5200萬日元，1913年是80億零100萬日元，翻了一番強。1874～1913年，進出口貿易額擴大了近30倍。

　　發展較快的工業部門，除了軍事工業，主要是棉紡織業和繅絲業。日本紗廠大都從荷蘭引入最先進設備，總體技術水平高於英國及其殖民地印度的紗廠，而且日本的勞動力更低廉。1894年政府廢除棉紗輸出關稅，1896年又廢除棉花輸入關稅。在中國市場上，日本棉紗的輸入量於1914年開始淩駕印度棉紗。繅絲業是日本主要的傳統產業，創造、推廣了價廉簡便、半機械化的“器械繅絲”。日俄戰後，生絲輸出量占世界第一位，主要出口美國。同時，製茶、造紙、釀造、製糖、製藥等輕工業，都有長足發展。

　　出於軍事、外貿和減少國際收支赤字的考慮，政府特別重視發展海運業，1880年代以後的產業補助金重點流向海運業。在沿海和內河航線上，西洋式帆船逐步取代了舊式船隻，1888年開始引入蒸汽輪船。繼1875年開辟上海航線後，1896～1914年，由三井、三菱為主組成的日本郵船，還有大阪商船、東洋汽船、日清汽船、南洋汽船等會社，開辟了通往歐洲、北美、南美、澳洲、印度、東南亞的航路，以及至華北、長江流域的航路。除非洲以外，各大洲都可見到日本輪船的蹤影。

　　明治初年，政府著手建設鐵道。從1880年代初開始，以私營為主的鐵道熱久盛不衰。1901年，完成了從本州北部的青森，經東京、神戶、大阪到下關的縱貫運輸大動脈。1906年開始實行鐵道國有化，加快了鐵道的建設。1909～1919年左右，鹿兒島幹線、中央西線、山陰西線、北陸幹線、北海道幹線等鐵道全線通車。1913年東海道線路鋪設雙軌。

　　重工業方麵，原來除了軍事工業、礦業以及規模不大的造船業外，其他部門都很薄弱。大規模的官營八幡鋼鐵廠於1901年投產，主要依靠廉價優質的中國大冶鐵礦石和本溪、開灤的煤維持生產。1911～1916年，其鋼材年產量從18萬噸擴大到30萬噸，其鋼鐵產量占了國內產量的絕大部分。從1894～1895年開始，機械工業持續增長。1905年能製作完整的車床，1912年能造高轉速車床。造船、車輛和軍事工業的發展尤為顯著。

　　1901年國內造的輪船噸數超過輸入的噸數，特別是大型新造船泊停止輸入。1908年三菱長崎造船所建造了蒸汽渦輪的“天洋”號客輪（13444噸，最高時速20.6海裏），是當時世界上有數幾艘之一，造船技術達到世界水平。1893年國鐵神戶工場試製機車，1913、1914年製成貨運、客運機車，以後有了一定的批量生產。

　　陸軍軍工廠大擴充，製造能力成倍增長，原來鋼炮需進口，明治末年槍炮完全自給。1905～1907海軍的吳工廠建成巡洋艦“築波”號（13750噸），1905～1910年橫須賀工廠建成戰列艦“薩摩”號（19350噸），達到世界技術水平。1911年向英國定購最先進的超級無畏巡洋艦“金剛”號（27500噸），然後由橫須賀工廠和長崎、川崎造船所模仿建造同類型軍艦3艘，於1914、1915年竣工，此後不再向國外訂購大型軍艦。至此，除軍工廠相當部分的機械設備和原材料尚需進口外，已確立武器生產的自給體製。

　　幕末之前的3個世紀中，人口停滯在2600萬人前後，明治國家建立後半個世紀，增加到5000萬人以上。舊時被凍結的身份等級、職業限製不再存在，社會呈現流動性。人口不斷向六大都市（東京、大阪、京都、橫濱、神戶、名古屋）和其他城市集中，因交通、產業的發展、變動，既有新興的、興盛的眾多城鎮，也有陷於衰落的城鎮。1895年以京都電鐵為開端，明治三十年代在大都市普及了電車，四十年代大都市的近郊電車相繼開通。1870～1885年，形成了收發電報的電信幹線。1890年電話事業起步，1912年電話網遍布大小城市，30多個主要町村也通了電話。

　　明治年代，在社會經濟方麵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當年可以稱得上是奇跡。而且，不僅改變了幕藩封建製造成的貧弱落後，還使日本在東方成為唯一擺脫了半殖民地化危機的國家，並躋身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為全世界所矚目。關於日本迅速興起的原因，是多樣而複雜的，前麵已經分別有所闡述，這裏稍作簡要的概括。

　　關於日本速興的原因，必須追溯到包括倒幕在內的明治維新成功的原因，因為有了明治維新的成功才有日本的迅速興起。兩者的原因不完全等同，但大體上是一致的。前麵已經提到，日本有一些特有的有利客觀條件，如幕藩體製的特殊結構有利於倒幕的勝利，特有的曆史文化傳統在倒幕鬥爭和除舊布新中都起了重大積極作用，至於有利的國際環境和機遇，從倒幕鬥爭一直到一次大戰都伴隨著日本。當然，把客觀可能性變為現實的勝利、成功，主要還在於主觀力量和主觀努力。在這方麵，首先要提到改革派武士和主要由他們出身的明治政府官員。他們有著強烈的危機感和使命感，並且接受了蘭學、洋學的成果，熱心了解世界大勢，及時轉換鬥爭策略，以武力實現了政權更迭。在明治改革年代，他們滿懷改革圖強的豪邁氣概，積極認真地學習歐美的長處，實行了一係列重大有效的決策——堅決摧毀了幕藩封建體製，大力殖產興業和扶植私人資本，重視開發民智和發展近代教育，努力維護國家主權和修改不平等條約；還有一些決策雖然具有兩重性，但在當年的曆史條件下，還是起了一定積極作用，如“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方針，依靠和維護天皇權威，神權專製與立憲主義的嫁接，鼓吹國家主義等等。明治國家的富強，還與“強兵富國”和對外侵略擴張分不開，這在明治改革的同時就已開始，主要是在明治維新完成後大規模推行的；這一選擇雖有近期效應，但長此以往，窮兵黷武，隻能是飲鳩止渴。除了上述努力和決策之外，還必須看到不論在倒幕鬥爭中還是實現改革、富強、獨立的過程中，民間各個階層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貢獻。

　　當然，由於改革的不徹底和不平衡，由於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和其他條件的限製，明治年代的富強之中有隱憂，有陰影。經濟、金融方麵的不健全、不平衡，就是一大問題。重工業存在嚴重缺陷，1913年鋼材自給率僅33.9%，造船的鋼材四分之三靠輸入，鋼軌的過半靠輸入。車床仍需大量進口，尤其是高級車床全靠輸入。機車的大部分來自外國，甚至主要製造業紡織業的機械全麵依靠輸入。這就導致對歐洲、主要是對英國貿易的巨額入超，同時紡織業需從印度輸入棉花也造成巨額入超，而對東亞以棉紗出口為主的出超和對美國以輸出生絲為主的出超，遠不足以抵消前兩項入超，於是幾乎連年出現國際收支赤字。甲午戰爭之後，投資規模越大，國際收支赤字越多。

　　為了填補國際收支赤字，以保持國內金融的穩定，維持經濟的的運轉，經常依靠向歐美舉借外債度日。日俄戰後到一次大戰前，政府外債、政府企業（多為殖民企業）外債、地方外債共28筆，1913年外債餘額19億6000餘萬日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日本在金融上不獨立，嚴重依賴歐美。

　　國內市場狹小，資源貧乏，嚴重依賴國外市場和資源，是另一大問題。明治末年，佃農、半自耕農超過農戶的三分之二以上，在半封建地租的剝削之下，占農戶27%以上的佃農終年在生死線上掙紮，許多半自耕農也隻能勉強維生。貧苦農民不得不讓自己的女兒、次子、三子外出做工，掙點錢補貼家用，資本家就借以盡力壓低工人的工資。占日本工人多數的紡織女工的工資，竟比殖民地印度工人的工資還低，為數不少的礦工也處境悲慘。即使是工資最高的鐵工廠熟練工人，如果每天不做13～16小時的加班勞動，“無論如何也不能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不僅廣大工農的購買力有限，長年不斷增稅也使國內消費能力整體相對下降。1885～1915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59%，而人均消費額僅增長49%。上述情況顯露了日本經濟的脆弱性。

　　國內市場狹小和資源貧乏，決定了日本資本帝國主義特別富於侵略性，軍國主義傳統和這種資本帝國主義特性相結合，使日本帝國的擴張欲望不斷膨脹。這樣，一方麵勢必使日本與英、美的矛盾上升，一向有利於日本的遠東國際局勢將轉向反麵，如前所述，日俄戰後已有征兆。另一方麵必將激化與被侵略民族的矛盾。1905年日本威逼朝鮮淪為保護國，次年在朝鮮設立統監府，1910並吞了朝鮮。朝鮮人民掀起廣泛的反日義兵運動，1909年10月在哈爾濱車站，朝鮮愛國誌士安重根擊斃了首任統監伊藤博文。

　　明治後期國內矛盾也終於表麵化，資本主義固有的弊病開始出現，工人罷工、租佃爭議、經濟危機均已發生，並興起了早期社會主義運動和工會運動。1910年，天皇政府捏造罪名，製造了“大逆事件”，把早期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等12人處死，把多人判處徒刑，暴露了統治者的極端恐懼心理。

　　明治天皇患有糖尿病，伊藤博文之死使他遭受猛擊，病情惡化。1912年7月並發尿毒症，深受病痛折磨，他經常念叨說：“我如果死了，世上將會變成什麽樣子呢？我已經想死了”。他講這些話，不僅是病痛之故，顯然也是出於對未來風雲莫測的擔憂。天皇月底病逝，明治年代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