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速興驟亡的帝國

第四章 殖產興業和轉向“強兵富國。”

　　富國強兵，與萬國對峙，其基礎是殖產興業。發展文化教育，實現社會文明，也必須依靠殖產興業。明治政府的殖產興業，在於獎勵工業，增殖物產，實現資本主義工業化。

　　政府破舊立新的改革，如廢除關卡和行會壟斷，廢藩置縣，統一幣製，設立銀行，整頓交通，開辦電信，接管幕府和藩的工廠、礦山，都為殖產興業創造了條件。殖產興業真正被提上日程，是在岩倉使節團考察歐美之後。同時又采取了配套措施，如地稅和家祿改革，發展近代教育等。到90年代基本實現輕工業的工業化，20世紀初重工業得到重大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工業國。日本用三四十年時間走完了歐美國家一二個世紀的路程。

　　殖產興業成功的關鍵是明治政府大力扶植私人資本，重視發揮私人資本的積極性。企業界也把“富國強兵”作為自己的職責，在學習西方、引進技術的同時，奉行以“論語加算盤”為象征的國家主義經濟觀，同樣貫徹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方針。

　　日本的殖產興業、實現工業化與對外擴張密不可分。70年代末80年代初，從“富國強兵”轉向了“強兵富國”，開始走上窮兵黷武的道路。這是“與萬國對峙”的必然邏輯，也與軍國主義傳統相關聯。

　　扶植私人資本並轉向私營為主

　　明治政府於1870年12月設立工部省，負責經營管理從舊幕藩接收的、除軍工企業外的一批工廠、礦山。工部省開始實施殖產興業，主要從事改造、擴大礦山，建築鐵路，經營電信、造船、製鐵等事業，但對民間製造業很少予以關注。

　　岩倉使節團的歐美考察，使明治官員們深切地感受到，興辦近代企業是國家富強的根本之道。考察團回國後，政府根據大久保的建議，1873年11月設立內務省，原屬大藏、司法、工部省的勸業、警保等機構劃歸內務省。大久保任內務卿，主管勸業和治安這兩件最重要的大事。大藏卿大隈重信和工部卿伊藤博文作為左右手，協助大久保推進殖產興業。

　　1874年大久保提出了關於殖產興業的建議書，一開頭就明確指出：“大凡國之強弱，決定於人民之貧富；人民之貧富，則有賴於物產之多寡；而物產之多寡，又在於人民是否勤勉於工業。但尋其根源，無不依靠政府官員誘導獎勵之力。”把政府發揮積極作用視為殖產興業、國家富強的關鍵，而政府的作用又主要在於引導、鼓勵人民殖產興業。起初，民間尚缺乏投資能力和投資信心，新舊企業仍以官營為主，但內務省的目的始終在於引導、推動私人投資。1875年，大久保又提出“明確本省事業之目的”的建議書，要求內務省“不作外表之虛飾”，“專在厚殖民產，振興民業”。

　　扶植三菱是明治政府扶植私人資本的典型事例。三菱創始人岩崎彌太郎（1834～1885）是土佐藩的下級武士，憑借結交權勢人物和善於經營，在明治初年的大變動中，以經營海運起家。他的商號1873年改稱三菱商店，後又稱三菱輪船會社，在競爭中壓倒了半官半民的郵政輪船會社。1874年，三菱為出兵台灣從事軍事運輸，深受政府青睞。

　　當時沿海航運是物資運輸的主要途徑，但沿岸海運和外貿海運均被外國公司所壟斷，這也加劇了日本的國際收支赤字。海運還與軍事關係重大。日本政府很重視發展海運業，奪回海運控製權。為出兵台灣，政府曾購買13艘輪船給三菱使用。1875年根據大久保的建議，將這批船隻撥歸三菱所有，又將倒閉的郵政輪船會社的15艘輪船無償交給三菱，還決定在15年內每年撥給三菱25萬日元的經營補助費，並命令三菱開辟上海航線。此時，三菱有輪船36艘，一躍而為日本的“海運之王”。

　　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三菱大幅度降低票價和運費，與美、英輪船公司展開不顧血本的競爭。如三菱把橫濱與長崎間的上等船票從30日元降到8日元，三菱上海航線的4艘輪船因降價而一個月虧損2萬日元。如此競爭很快迫使美國的太平洋郵船公司退讓，三菱獲得政府的低息貸款81萬美元，兼並了太平洋郵船公司的上海航線及4艘輪船。接著又經過半年競爭，迫使大英輪船公司退出橫濱至上海的航線。三菱還開辟了至中國牛莊（在今遼寧省）、至朝鮮釜山的航線。在國內的沿岸航線上，外國船舶幾乎全被排斥。1877年西南戰爭中，三菱為政府軍承擔軍事運輸，獲利122萬日元。至此，三菱擁有船舶61艘，職工2100多人。

　　支持三菱是典型的事例。總的來說，政府致力於鼓勵、幫助民間投資，采取了一係列措施。當然，由於缺乏經驗，有的措施幾乎沒有成效。70年代，有效的措施主要為以下幾項：

　　開辦“模範工廠”，進行示範，提供經驗，為民間工廠培訓工人。這一工作主要由內務省進行，設立了繅絲、紡紗、毛織、製糖等工廠，富岡繅絲所、愛知紡紗所的作用較為顯著。如富岡繅絲所采用歐洲先進設備，7年間進廠的女工3238人，來自1道2府26縣，不少人返鄉後成為新廠的工人骨幹。

　　進行財政補助。政府從正常財政支出、財政準備金和起業公債中提取一部分，補助民間企業。1875—1880年，這類補助金估計約5000萬日元，而同期平均一年的正常財政支出為6022萬日元，可見補助數額相當大。此外，對工商業主要征收以酒稅為主的消費稅，1887年7月前免征所得稅，1897年前免征營業稅，這也是一項重大財政支持。

　　廣設國立銀行，拓寬融資渠道。國立銀行由私人出資，按國家的相關法律成立，起初僅4家。1876年8月，在發行金祿公債的同時，修改了1872年的國立銀行條例，規定80%的資本可用年利4厘以上的公債充當（金祿公債均為年利5厘以上），並可發行同等數額的銀行券。這樣，1879年國立銀行激增至153家。1876～1880年，政府紙幣流通額增加近2000萬日元，而銀行券流通額卻增加了3200多萬日元，融資渠道大為拓寬。

　　在政府的積極支持下，民間企業逐步發展起來，1884年民間工廠共1981家，工人10人以上的984家，工人100人以上的72家；繅絲廠、紡紗廠占大多數。供出口的生絲生產增長最快，1876、1877年平均年產量為200萬斤，1883～1885年達429萬斤。

　　不過，殖產興業也存在問題。一是通貨膨脹，金融不穩。國家財政、殖產興業資金靠大量發行政府紙幣、銀行券來支撐，而兩者均不能兌換硬通貨。這就導致幣值下跌，物價上漲，商業投機盛行，外貿入超增加，金銀繼續大量外流。這歸根到底不利於殖產興業，不利於國家的穩定與發展。二是官營企業經營不善，除礦山、鐵路、電訊、軍工企業外，幾乎都陷於虧損狀態，成為財政負擔。而且，官營企業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會在原料采購、產品出售等方麵與民爭利，不利於殖產興業的進一步發展。這遭到民間、輿論界的批評，政府也很快認識到這一點。

　　1878年5月，大久保與一位官員談話，把維新事業分為三期，第一期為初創時期，第三期為守成時期，而明治十年至二十年（1877～1887）為第二期，“該期乃最重要之時期，整頓內治，繁殖民產，皆在此期，利通雖不才，決心充分盡內務之責”。大久保始終念念不忘“繁殖民產”，可是他的話音剛落，卻不幸在前往官署的路上被反動士族刺殺。木戶也已先他一年去世了。伊藤博文繼任內務卿，與大藏卿大隈重信二人一度是政府的兩大台柱。

　　1880年，政府把整頓、健全財政金融與出售官營企業、促進民間資本聯係起來考慮對策。這一年，伊藤博文就任財政整理委員，與大隈重信共同著手整頓財政，並於11月決定把軍工、鐵道、電訊之外的官營企業出售給民間。1881年10月鬆方正義任大藏卿，繼續整頓財政金融、出售官營企業。

　　鬆方正義認為，民智民力既已開發，就要重視“人民自為之進步”，如果政府仍然“好事貪功，反而挫折人民自主獨立之氣勢，養成百事依賴政府之風習”，“其弊害大不可測”。從1882年到1893年，出售官營企業25處，加上1874年一處，共26處。其中金、銀、銅、鐵、煤的礦山12處，還有造船、繅絲、紡紗、玻璃、水泥、釀造等企業。出售的價格一般都低於原來的投資額，多數為投資額的一半左右至1/4左右，有些甚至更低。而且，價款可在25至55年內償付，不計利息，等於無償送給私人經營，然後以部分利潤償付價款。出售官營企業為三井、三菱、古河等政商擴大或奠定了經營基礎。同時，從官營為主轉向私營為主，也使這些企業和整個近代企業界走上正常發展軌道。此後，政府繼續以補助金、銀行融資、免除關稅等支持民間企業。

　　整頓財政金融的主要措施是：緊縮財政開支，增加稅收，以實現財政盈餘，從而回收紙幣和增加硬通貨儲備；命令國立銀行限期回收銀行券，以後都改為普通銀行；1882年成立日本銀行作為中央銀行，並於1884年發行可與銀兌換的紙幣。80年代中，通貨緊縮結束，財政金融恢複正常。

　　整頓財政金融的幾年中，物價大跌，如米價跌了一半多，農民的地稅負擔變重，增收消費稅、地方稅也主要加在農民頭上，大批農民因欠稅而其土地被政府拍賣，或因欠債而喪失土地，不得不到城鎮出賣勞動力。同時，土地、資金進一步集中到商人、地主手中，他們有可能用資金、地租進行工商業投資。這樣，依靠嚴重損害農民的利益，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的主要進程，人稱農村是日本國內殖民地。在此之前，通貨膨脹使金祿公債貶值，大批士族破產，金祿公債集中到商人、資本家手中，這是資本原始積累另一重要進程。政府強有力地促進了城鄉的資本原始積累，同時政府以主要取自農民的財政收入來補助私人企業，並將耗資巨大的官營企業優惠售給私人，充當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直接承擔者。

　　隨著財政金融的穩定，資本原始積累的完成，加之國際上銀價下跌有利出口的刺激，以及國內交通運輸、電訊的擴展，80年代中期投資興辦企業的熱潮首先出現在鐵道業，隨即擴大到紡織業、礦山業以及其他行業，各種各樣的企業像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1893年，私營鐵道會社15家，營運鐵道2200多公裏，國營鐵道約900公裏。同年電信業已架設約6000公裏的電線。1883—1893年，紡紗廠從16家增至46家，紗錠從4萬3000個增至近48萬個。器械繅絲成為生絲業的主流，20年來生絲產量增加了7倍半。90年代中期，以棉紗、生絲部門的機械化發展為標誌，基本實現輕工業的工業化，殖產興業的曆史任務基本完成。

　　在殖產興業的過程中，可以充分看到日本政府扶植私人資本的苦心和作用。在歐美國家，當資本主義初起時，國家和政府都起過“助產婆”的作用，在後進國家這種“助產婆”更是不可缺少的。近代中日發展道路的不同，重要原因之一是國家、政府有否起這種“助產婆”作用，是否大力扶植私人資本。清政府和洋務派，既沒有進行改革，推動資本原始積累，更強製推行“官商合辦”、“官督商辦”，官府獨攬大權，屈從外國壓力，冗員糜費驚人，嚴重地束縛、阻礙了私人資本的成長。正如鄭觀應在《商務歎》中所寫，“名為保商實病商，官督商辦勢如虎”。如清政府對待輪船通商局與日本政府扶植三菱就是一個鮮明的對照。

　　“經濟戰國”與“論語加算盤。”

　　殖產興業的成就，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離不開民間的努力。幕末和明治初年，不僅政治發生大變革，工商界的的升降沉浮也很激烈，人稱這是一個“經濟戰國”年代，明治企業家絕大多數是在大變動中崛起的。

　　江戶時期有一批專為幕藩服務的特權商人，他們大都集中在三都尤其是大阪。在“經濟戰國”年代，他們多數都沒落、破產了。不可抗拒的時局動蕩使他們每況俱下，他們自身則習慣於依靠幕藩給予的特權，保持祖傳家業，因而決不冒風險，缺乏進取精神，無法適應“經濟戰國”的急劇變動。以大阪豪商來看，明治初年破產的24家，衰落的2家，保住家業的僅8家。

　　在殖產興業大潮中崛起的，大都是新人。一部分是城鎮商人和平民，他們事業欲旺盛，富有進取心，在近代企業興起之初，在最有風險的時候，敢作敢為，抓住了商機，一躍成為新興實業家，如大倉喜八郎原是小商人，淺野總一郎原是柴炭商，安田善次郎是學徒出身、1865年才開匯兌店。另一部分是由武士投身工商界的，他們大都是會社（公司）型企業家，在股份公司擔任重要職務，其代表是澀澤榮一，有的則是個人型企業家，如岩崎彌太郎、五代友厚等。至於舊富豪涉足近代企業，較早的隻有三井、住友等例外的幾家，因為他們的掌櫃有眼光，緊跟上了時代步伐。一般舊富豪要到90年代後期，才不再猶豫觀望。

　　明治初年，雖然湧現出一批有作為的企業家，但工商界的整體狀況並不適應國家和時代的要求。人稱日本近代實業界之父的澀澤榮一（1840～1931）對此深有感觸。澀澤出身豪農家庭，青少年時就隨父經商，後來取得武士身份，幕末留學法國，並考察了英、意等國。明治初回國，嶄露了經商才幹，被邀任職大藏省，參與製定了一係列政策和法令，官至大藏大丞，協助執掌財政，經常與商界、企業界打交道。他深感“以今日之商人畢竟不能使日本之工商業得到改良進步”，於是棄官從商，力圖以身作則，“提高商界的權利意識”，“謀求工商業之發達”。他長期擔任第一國立銀行行長、東京商法會議所和商業會議所主要領導人，參與創建了500多家企業。

　　澀澤指出了工商界的主要問題，一是官尊民卑思想嚴重，“舊來卑屈之風尚未清除，對於在官之人隻知站正低頭，畢恭畢敬”，沒有獨立自主的意識，依賴思想嚴重，缺少創辦近代企業的進取心。二是不少人“隻知爭錙珠之利”，目光短淺，缺乏商業道德，甚至“欺詐百出，誣冒萬變，以至破產敗家者比比有之。”這也是導致社會上尊官賤商的原因之一。

　　為提高商界企業界的素養，在政府的支持下，澀澤榮一等人在東京和全國各地成立了商法會議所，其宗旨是“講商法，議商則，改善一般通商之成規舊慣”。商法會議所後來改為商業會議所。澀澤最重要的活動是畢生不懈地提倡“論語加算盤”。他說自己1873年辭官經商時，“心裏有所不安，想到今後要在錙珠必較中渡過一生，應該有怎樣的操守呢？此時我想起了以前學過的《論語》。”他認為可以按照《論語》關於修己處世的教諭來經商牟利，他在晚年自信自豪地說，40餘年來，“自問這期間我沒有違背過《論語》，而且也不曾撥錯過算盤。不管怎麽說，我的銀行也是有著相當的成就，不失為東京市內頭號大銀行。因此我有資格說，《論語》和算盤完全一致。”

　　澀澤對《論語》重加解釋，以求改變傳統儒學重義輕利的思想，以及輕視鄙視商人、買賣的舊風氣，致力於提倡“義利合一”、“義利兩全”。澀澤的基本思想，是以“公益”即國家和社會的利益，把“義”和“利”統一起來。一方麵，國家和社會離不開工商業，“商工乃富國之本”，“欲強國必富國”。

　　他說一家之中最寶貴的不是別的財物，而是生死攸關的米櫃。工商業則是當今國家和社會的“米櫃”，他就是身體力行這“米櫃主義”。他用這個比喻來強調工商的極其重要性，以提高工商界的地位和自尊。他指出，“我國現今之急務，是努力使一班人心拂去繆見，並提高商人品位，驅使人才投向商業界”。另一方麵，他認為工商業不能脫離國家、社會而存在，因為“其職分完全是公共性的”，必須為國家、社會效力。隻要“謀求社會利益，使國家富強，終究會給個人帶來利益。”這才是值得追求的“真利”，這種“利益”是正當的，符合“大義”的。這樣做了，也就能“拂去謬見”，提高工商業者的地位。

　　因此，澀澤認為：“公益與私利是同一的。公益即是私利，私利能生公益。不能帶來公益的私利，不是真正的私利。”

　　工商業者應當確立商業道德，“正當的利益，正當的富有，必須同道德相一致”。完善的商業道德就是以“愛國家”作為行為準則，否則，任何實業都失去價值。這是一種國家主義的經濟觀念。同時他又指出，“所謂實業，無疑以謀求利殖為本旨。若商工業無增殖之效，商工業即無存在意義。”

　　他甚至說，“拋棄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這與舊時的重義輕利思想存在區別。

　　澀澤的“論語加算盤”象征著近代日本的經濟倫理觀念，是國家主義在經濟領域的反映，也維護了工商界的應有地位和利益。在當年，富國強兵、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獨立，是日本民族的最高任務，而殖產興業的事實也證明“國益”、“公益”與工商業者的利益是合一的。澀澤思想正是這種客觀現實的反映，並推動一大批士族和其他人，為“富國強兵”而投身工商業，促進了殖產興業的發展。鑒於日本資金不足，為了能與外資對抗，政府一直重視興辦“合本會社”即股份公司，澀澤榮一畢生鼓吹“合本”。在銀行、紡織、鐵道部門，很多企業都是“合本會社”，其中起帶頭作用的企業——第一國立銀行、大阪紡織會社、日本鐵道會社，都是澀澤為主發起創辦的。士族在合本會社中起主要作用，在明治年代的全部企業家中，士族出身者占48%，他們不僅本身懷有強烈的國家觀念，並影響了整個企業界。

　　在當年，為國家而殖產興業的想法，不僅企業界有，工人中也有。如富岡繅絲所在群馬縣建成招工時，有謠言說女工要被抽血取油，無人前往。政府便召集武士女兒進廠，許多武士及其女兒都懷著為國家的使命感而積極響應。原鬆代藩有16名武士女兒應召，其中有原家老（藩的最高官員）的女兒。當她們出發時，一名應召女工橫田英的父親對她叮囑說：“要謹慎用心，不要有損國名、家名。入廠後諸事盡心學習，他日此地建立繅絲廠，可以勝任工作。”她們在廠裏是模範女工，橫田英回鄉後，參與了繅絲的六工社的建立，成為指導女工。當然，各地工廠也往往以“為國家”的名義，要工人加班加點，甚至累得精疲力竭還要拚命幹活，如電影《啊！野麥嶺》所描寫的。

　　任何國家的正常經濟發展，都不能不受一定道德規範的約束，服從“公益”需要也是共同的要求。當然，在不同的國家和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公益”的內涵和作用是有所不同的。

　　政商和財閥的形成

　　在殖產興業和以後的經濟發展中，形成一批政商和財閥。不了解政商、財閥，也就很難理解日本近現代的經濟、政治發展。所謂政商，即與政府相互依存，受到政府特殊庇護的商家。政商一般都發展成為財閥，即日本壟斷資本的主要類型。

　　政商的最初亮相是在戊辰戰爭期間。王政複古和政府軍初戰告捷，特權商人看清幕府大勢已去，先後轉向支持新政府。當時，新政府的財政幾乎空空如也，三井、小野、島田三家大金融商業資本接受了新政府的命令，立即提供了巨額獻金、借款，為新政府和政府軍解決了燃眉之急。提供借款的還有三都的其他特權商人和地方特權商人。後來，三井、小野、島田三家為明治政府承辦匯兌和發行紙幣等業務，緩解了新政府的財政困難。

　　在一段時間裏，對於原特權商人，明治政府隻是隨心所欲地、強製性地加以利用，大部分特權商人都破產、衰落了。1874年，政府突然決定，三井等三家必須限期繳納擔保財物，數額為每年所辦公款的約三分之一。小野、島田因此破產，三井幸好從外資銀行借到款項才渡過難關。

　　鄉鎮豪農豪商曾大力支持反幕倒幕鬥爭，他們都是地主商人一身二任。明治年間，地稅改革首先滿足了他們的利益，他們的一部分主要向地主發展；同時在殖產興業的潮流中，他們的另一部分主要向傳統產業發展，經營規模不大的繅絲、織布、製茶、蠶種、食品加工等產業。

　　政府特別加以支持的是一批政商，明治初年就支持三井、三菱，70年代中期決定選擇有足夠資金、善於經營的特定商人加以扶持。其中有原特權商人三井、住友等，有在倒幕維新變革期起家的岩崎（三菱）、安田、古河、大倉、淺野、藤田（原長州武士）等，有棄官從商的澀澤、五代（友厚）等。

　　這些政商，在投資、經營、收益等方麵，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顧。如三井是開當鋪、酒坊起家，後擴大經營綢緞、錢莊和其他買賣，但幕末已麵臨困境，生絲貿易大量虧損。投靠、支持新政府後，三井獲得多種照顧，如存儲匯兌政府經費、代收代繳地稅、代政府輸出大米、包銷官營三池煤礦的煤炭等，迅速獲得巨額利潤，又優惠購進了官營的富岡繅絲所、新町紡紗所。三菱受惠之大已如前述，還購進了官營長崎造船所和二家金銀礦。

　　政商們迅速積聚了資本，擴大了投資門類和經營規模，在產業界確立了優勢。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一次大戰前後，形成一批財閥，幾乎都由政商轉變而來。

　　日本的財閥，是以家族資本為中心，支配直係、旁係公司，進行多方麵經營的壟斷資本。財閥可分為綜合財閥，即三井、三菱、住友三家，它們進行多種經營並有大銀行；以金融為中心的財閥，如安田、澀澤等；以產業資本為中心的財閥，如淺野、古河、大倉等。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為四大財閥，三井在金融、貿易方麵的優勢突出，三井銀行占全國銀行存款的1/3，三井物產占國內貿易的22%；三菱的主要優勢在海運、造船部門；住友的主要產業基礎是銅的采煉、製作；安田則以金融力量支配其他企業。

　　政府扶植政商、財閥，遭到民間和輿論的強烈指責，後人的不少著作也對此有所批評。當年，福澤諭吉不止一次地發表文章，為政府辯護，他寫道：“西洋之豪商投資我國，欲控製商權，我國唯有扶植豪商與之抗爭。”福澤所言確是實情，三菱與美英資本的海運之爭就是有力的證明。當時隻有政商、財閥才有資本、能力經營金融、貿易、礦山、海運等重要部門，因此這些部門沒有被外資及其代理人所控製。

　　政府為了阻遏棉紗輸入，70年代末曾購買10套2000紗錠的精紡機，貸給士族、民間經營，另外還代民間買了3套。因受製於民間資金不多，這些廠規模太小，並使用水動力，經營都不理想，有的倒閉了。1882年，澀澤榮一發起，華族、政商和其他商人合資25萬日元，開辦大阪紡織會社。它從國外引進最先進的1萬多紗錠的設備，並采用蒸汽動力和電燈照明，日夜兩班開工。1883年投產一炮打響，盈利良好，3年後資本增至60萬日元，紗錠達3萬個。在它的帶動下，激起了投資大紡織廠的熱潮，棉紗的輸入日益減少，輸出不斷擴大。這也表明殖產興業要有成效，必須有足夠的資本。

　　紡織、電力和民營鐵道都是靠股份資本發展起來的，很少有財閥資本。但是，當年非政商、財閥的民間資金到底有限，股份公司型企業在明治年代一直居於政商、財閥等家族型、個人型企業之下，到一次大戰前後才占有優勢。這也是政府扶植政商、財閥的背景。

　　如此說來，扶植政商、財閥是否就沒有問題了呢？並非如此，政商及財閥存在嚴重的缺陷。其一是家族封閉性。財閥雖然在經營方麵聘用族外人才，大都由族外人主持經營，但財閥總公司的資本全部為家族所有，不對外開放。如三井總公司三井合名會社的資本，為三井11家所有，由各家長子單獨繼承，不得轉讓也不得分割，11家的三井同族會是最高權力機構；三菱總公司三菱合資會社的資本為岩崎兩家及其長子長孫所有，次子、次孫有少量股份，但對經營無發言權。這樣做是為了保證祖傳家業世代延續，這是財閥的最高準則。其二是進行雜貨鋪式的經營，看到那裏有利可圖，就進行投資或兼並，五花八門，缺少內在聯係。這樣做是為了不冒任何風險。其三是過分依賴政府，隻要滿足政府的需求，為政府效力，就能使利潤、家業得到保證。

　　因此，財閥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財閥一心隻想保持家業，加上家族封閉性限製了調度資金的能力，因此不敢向投資大、有風險的領域發展。明治、大正年間，這些財閥除了有一些礦山和三菱有造船廠之外，幾乎沒有向其他重工業投資，其產業基礎有很大局限性。財閥過度依靠政府，與擴充軍備關係密切，養成了注重政府關照的依賴性。財閥的雜貨鋪式經營，不利於加強其經營基礎，並阻礙了一般民間資本的發展，加劇了財閥與民眾的矛盾。

　　這些缺陷沒有引起財閥和政府的重視。正是上述保守性，使得財閥於20世紀30年代與軍部結盟，把日本拖上了大規模對外侵略的危險道路。

　　從“富國強兵”到“強兵富國。”

　　日本要成為現代化的獨立強國，富國與強兵不能分開，兩者具有同等重要性。但是，在富國的基礎上實現強兵，還是依靠強兵去實現富國，是兩種相反的發展道路。明治初年，政府致力於建立新式軍備，對外已顯露武力擴張的鋒芒，1874年出兵台灣，1876年以武力脅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然而，政府的總方針還是富國強兵，把殖產興業擺在首位。

　　大久保利通在《關於殖產興業的建議書》中強調指出，勸導獎勵人民發展工業，增殖物產，充足財用，是政府和官員“至要至切之急務”，是“當今行政之根本”。隻有民富才能國富，國富才能兵強。他指出，“如果財用不足，上下為衣食奔走，無暇顧及其他，即使有海陸軍備之嚴，學校教育之盛，但徒屬虛美，國非其國。古今萬國其例不鮮。”大久保的這一主張，代表了當時政府內的主導意向。

　　1877年西南戰爭後，國內大規模用兵宣告結束。1878年12月，兵部省的參謀局被改組擴大為單獨的參謀本部，它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調查中國的地誌兵備，為以後的武力擴張做準備。參謀本部的成立，標誌著以對內用兵為主轉向對外用兵為主，標誌著日本開始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多年任陸軍卿的山縣有朋，為首任參謀本部長。早在1872年，他就提議增兵，並說：“現今兵部之目標在於內，而將來則在於外”。1880年11月，他將參謀本部調查、整理的《鄰邦兵備略》六冊上呈天皇，並在上奏文中力陳擴充軍備是“燃眉之急”。在富國與強兵的關係上，他的立場與大久保截然相反。他宣稱：“方今歐洲議論兵之多寡，較議論國之貧富為急。”日本也必須把強兵擺在首位，“當今兵備之急，猶渴之於飲，饑之於食……兵強則民氣可旺，始可言國民之自由，始可論國民之權利，始可保平等之交往，始可收貿易之利益，始可蓄國民之勞力，始可保國民之富貴。”總之，在山縣看來，強兵為本，強兵至上，強兵就是一切。山縣還危言聳聽地說：“今如言富國為本，”則“叛軍賣國之賊，將群起而不可禦也。”

　　山縣鼓吹強兵，自然不在於國家防禦，而是著眼於對外擴張。此後，山縣和陸、海軍卿不顧國家財政仍然十分困難，一再要求加大加快擴軍步伐。1881年7月，明治天皇敕諭如數撥付軍方提出的擴軍款項。1882年7月，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漢城起義士兵殺死日本的軍訓教官和親日官員，數千朝鮮民眾包圍日本公使館。花房義質公使放火焚燒使館，帶領使館人員揮舞武器衝出包圍，逃到仁川，搭乘英艦逃回日本。這次事件是因為1876年“江華條約”後，日本不擇手段的掠奪，激起朝鮮人民的憤恨。

　　日本當局利用壬午兵變，在國內煽動擴軍備戰，並決定不顧“招惹人民之怨恨”，采取“非常稅收”辦法，增加軍費。1882年11月，天皇在宮內召見地方官員，麵諭為擴充軍備而增征捐稅，宣布“聖旨”說：“汝等身為地方官，應深體朕意，保證貫徹執行。”12月，天皇又向各省卿頒發詔敕，宣稱過去“休養民力，培植根本”的方針，“唯考慮內政之急”，但已不適應“方今宇內形勢”，也就是說擴軍比內政更重要。80年代，平時軍費竟占財政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1892年竟達約30%。1883年陸海軍都提出了龐大的擴軍計劃。日本海軍要求8年內增加48艘軍艦，而從幕末到1882年日本軍艦不足20艘。

　　日本走上“強兵富國”的道路，這是毫不足怪的。“與萬國對峙”的立國目標，強烈的軍國主義傳統，使日本很容易走上這條道路。就當時來說，對內大規模用兵一結束，日本統治集團就迫不及待地轉向“強兵富國”，是要以“強兵”來轉嫁、排除“富國”麵臨的困難。

　　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和列強的經濟侵略，以及日本經濟的對外依賴性，嚴重阻礙著日本的富國進程。從明治初年到甲午戰爭前的20多年中，在對外貿易方麵，除了鬆方整頓財政、緊縮銀根而減少輸入的5年外，幾乎連年嚴重入超。1868～1881年平均每年入超1200多萬日元，而正常的財政收入平均每年不到7000萬日元。這樣巨額的入超，主要是棉紗和棉毛織品大量進口造成的。連年入超使大量金銀不斷外流，1871年政府曾試圖實行金本位製，可是後來市麵上根本不見金幣的蹤影，紙幣也無法與銀幣兌換。1887年起，由於投資熱和棉紡業的擴大，需要從歐洲輸入機器設備，並從英國殖民地印度輸入棉花，再次連年巨額入超，金銀又大量外流。

　　而且，不管日本政府和民間作了多大努力，對外貿易一直被外商一手操縱，1874～1893年外商占日本輸出總額的比率，最低的年份為81.3%，平均每年為84.5%。曾任農商務次官的前田正名，辭官後在全國開展奪回商權的活動。他描述了外商控製外貿的情景：“我商賈欲販賣物品予外商，恰如往昔百姓欲貢納物品於諸侯之前，彼等曲膝低頭猥集於外商門前，懇求‘務請買下我之貨物！’……”外商往往以不符合質量來壓價，使日本損失很大。

　　在這種情況下，殖產興業的資金受到極大的限製。解決尖銳的資金問題，可以有三種辦法：一是借外債。明治初年借過兩筆外債，後來政府鑒於埃及、土耳其因大借外債而受製於列強的教訓，堅決不再借外債。二是從國內人民、特別是農民身上抽取資金。但農民的負擔已經過重，鬆方財政已再次引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浪潮。為了緩和、穩定國內局勢，明治政府采取了第三種辦法，即把對外掠奪作為解決資金短缺的重要出路，並表現得極為貪婪、凶狠。

　　當年日本的對外侵略，也同擴大國外市場、獲取原料有關，但早期的侵略首先在於掠奪資金，加快資本原始積累。根據“江華條約”，朝鮮開放釜山、仁川和元山，日本商人紛至遝來。他們開始時輸入的絕大多數是廉價陳舊的歐洲洋貨，卻以三倍的高價賣給朝鮮人，這種中介貿易在80年代仍占很大比重。日本商人的另一種掠奪，是以“買青苗”的辦法低價收購朝鮮農民的大米、大豆、人參等產品，運回日本以幾倍甚至五六倍的高價出售；1892年一年朝鮮出口的大米、大豆約達180萬日元。對日本更為重要的，是掠奪朝鮮的黃金。1882年日本各銀行在朝鮮開設分行，用欺騙手段，掠奪式地“收購”金銀。到甲午戰爭前，日本從朝鮮輸入黃金價值835萬日元，占同期日本所得黃金的68%。鬆方整頓財政急需金銀，從朝鮮輸入黃金激增，相當於日本所產黃金的4倍。後來，日本向中國勒索甲午戰爭賠款，顯得尤為凶狠驚人。

　　“強兵富國”給日本經濟打上深刻的軍事烙印，使日本經濟直接或間接地嚴重依賴擴充軍備和武力擴張。日本的重工業中，軍事性特別顯著。明治年代，在機械工業、鋼鐵業中，官營工場占主導地位，它們都是製造武器和艦船的軍工企業，或主要是為軍需服務的。財閥及其他民間的礦山、冶煉業、機械工廠也與軍工生產、軍事訂貨密切相關。不僅重工業有明顯的軍事性，在軍費比重極大，連年大規模擴充軍備的情況下，其他工商業也直接、間接地依存於軍事訂貨。

　　日本把“強兵”作為“富國”的捷徑，確有近期效應，但是物極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