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速興驟亡的帝國

第三章 爭學歐美並力開民智

　　在體製破立的同時，掀起了學習歐美，開展文明開化，傳布啟蒙思想，興辦近代教育的熱潮。

　　要破舊立新，改革圖強，離不開學習歐美。蘭學、洋學為學習歐美開辟了道路，但是，它們所提供的西方知識是很初步的。進入明治年代，有必要對西方作更直接、廣泛、深入的了解與學習。在這方麵，明治政府身體力行，以身作則，一批啟蒙思想家著書立說，大力推動，功不可沒。

　　為了使自上而下的改革圖強得以貫徹，獲得支持，明治政府很重視開發民智。學習歐美，文明開化，啟蒙教育，興辦學校，都與開發民智密切相關。特別是興辦近代教育，是開發民智的主要途徑。

　　日本在學習歐美，開發民智方麵做得好，是憑借著有關的良好曆史文化傳統，樂於學習外國的長處，注重實際有用的知識。同時在這方麵又受到曆史文化傳統的製約，這就是“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與“和魂洋才”。

　　政府帶頭走出去、請進來

　　在明治初年全國學習歐美的熱潮中，明治政府官員帶頭身體力行，其突出表現是岩倉使節團的出訪。

　　廢藩置縣後4個月，1871年12月下旬，以協調行政統一的右大臣岩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和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為副使的使節團，先赴美國再往歐洲，曆訪美、英、德、法、意、俄、比、荷、奧、丹、瑞士、瑞典12國。使節團成員48人，另有隨行的留學生59人，其中女留學生5人。原定出訪目的有二：一是交涉修改不平等條約，二是實地考察歐美各國，探求可供學習、借鑒的事物與經驗。改約交涉剛到美國、英國就遭到碰壁，使節團便改為全力進行考察。

　　當時，國內局勢尚未穩定，需要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而政府的一些主要負責人卻親自出國，用長時間認真逐一地考察了幾乎所有比日本先進的大小國家。每到一國都仔細考察，比較研究，各取所長。考察的內容從政治、經濟、法製、軍事到文化、教育、宗教、地方自治和社會狀況，幾乎無所不包。他們連續奔波，往往忙得筋疲力盡，但總是興致勃勃地堅持不懈。原定考察6個月，後來竟延長到1年9個月，1873年9月回國；大久保、木戶應留守政府的要求，提前於5月、7月回國。使節團成員久米邦武根據使節們的日記、書信等資料，編寫了《美歐回覽實記》100卷，1878年出版，共2110頁。這一切都表明了他們如饑似渴，真心實意的學習精神，至今仍令我們感動。

　　百聞不如一見，這次考察使明治政府領導人增長了見識，轉變了觀念，堅定了學習歐美，推進改革的決心和信心。他們看到日本與歐美的巨大差距，鞭策他們急起直追；他們從各國的發展成就中，也看到了日本的前景，大受鼓舞。有的人出國前後判若兩人，如大久保利通。出國前岩倉對他有個評語：“無才氣無學識，唯一的長處是堅決果斷。”政府內發生爭論，別人引經據典，滔滔不絕，他總是沉默寡言，對答無詞。對於國內改革，他是漸進主義者，如在廢藩問題上，木戶很積極，他卻有過遲疑。可是一旦認準、同意的事，他必定排除萬難幹到底。出國考察後，他似乎變了一個人，成為積極改革的主要主持人。與大久保接近的地方官安場保和說：“由於歐美考察旅行，公的人品變化令我吃驚。從前，隻是富於豪邁堅毅的氣質，考察後卻具有了瀟灑風度，而且識見大增。原先，隻是完全傾心於政治大局，對於其他事情並不留意。但回國後表示，為使我帝國對峙宇內萬邦，必須建立富國的強固基礎，其施政方針專在於大舉獎勵教育、殖產、工業、貿易、航海等事業。”

　　在英國考察時，大久保給人寫信談了自己的觀感：“工廠的盛況早有所聞，此次考察益信傳聞不虛。到處是黑煙衝天，大小工廠遍地，由此足知英國富強的原因了。”他回國後，新設內務省，自任內務卿，主管殖產興業、國內治

　　安這兩件大事，並推動其他各項改革。大久保成為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通常稱這時的政府為大久保政權。

　　除了岩倉使節團，政府還向國外派出各種專業考察團。學習外國的方針，是從本國國情出發，博采眾長。政府認識到，工商是富國強兵之本，教育發展水平決定經濟發展的快慢；前者以英國為樣板，後者主要以美國為楷模。關於整個國家的發展模式，既不學習大國，也不仿效小國，而是對普魯士由“小國”走向“大國”的曆程感到特別親切和敬佩，決定要像普魯士一樣崛起於東方，並且在政治、軍事方麵以普魯士為範例。

　　走出去的另一種方式，是向歐美派遣留學生。外派留學生於1860年由幕府開始，到1867年的8年間，幕府、一些藩的留學生共153人。明治政府成立後，1869和1870兩年就派出留學生174名。到1873年，日本的留學生共達373人，其中自費的120多人；兩年後，留學生總數達500人左右。這時的留學生都是士族出身，除極個別人外，他們不辜負政府的期望，全都回國效力，在欠缺的條件下，為本國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走出去的同時，政府重視把外國專家請進來。1875年，政府聘用的外國專家人數最多，約530人。在各部門則以工部省、文部省聘用的人數最多。起初，由於急需人才，不惜重金聘用外國專家，一般月薪在1000日元左右，最高達2000日元，但政府中地位最高的太政大臣，月薪不過800日元。政府部門的外國專家隻是充當顧問，政府官員完全掌握決策的主導權。隨著歸國留學生、大學畢業生等本國人才的成長、增多，80年代初外國專家就減少了一半，以後繼續逐步減少。

　　對於學習外國，同時期的中國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之間，真有天壤之別。因為外國方麵一再建議派人出國考察，清政府才於1866年派滿族老頑固斌椿率使團訪歐，這個頭腦僵化的家夥對什麽東西都看不順眼，匆匆結束訪問回國。清政府派出這樣一個使團，就是因為不願學習外國，害怕學習外國。第二年，美國公使蒲安臣即將卸任回國，清政府的總理衙門幹脆任命他為中國出訪歐美的特命大使，一位英國人為一等秘書，一位法國人為二等秘書，二位中國官員聽從他們的領導。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讓人恥笑。以後，清政府還曾派出考察使團，仍然是表麵文章，應付差使。

　　關於出國留學，鴉片戰爭後不久，中國僅有容閎等3人出國留學，清政府和洋務派過了30年才開始行動，1872～1875年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120人，1875年開始派出留歐學生。但對於留美幼童，後來卻以“德性未堅，易沾惡習”為由，把他們絕大多數人中途召回了。

　　東方後進國要走上富強之路，學習西方的長處是唯一的選擇。明治初年，日本爭學歐美也表現在文明開化方麵。

　　文明開化和啟蒙思想

　　所謂文明開化，是學習歐美，在思想觀念、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社會風尚等方麵破舊立新的變革。文明開化的目的，既是為了開發民智，以適應富國強兵國策的推行，也是為了顯示日本在努力與歐美國家並馳。

　　文明開化首先是啟蒙思想的傳播和思想觀念的變革。明治初年，活躍著一批啟蒙思想家，1873年（明治六年）啟蒙思想團體明六社成立，其成員為森有禮、福澤諭吉、中村正直、加藤弘之、西村茂樹、西周、津田真道、神田孝平等人，他們都是第一流的洋學家、思想教育界的名流。一年後，明六社擁有會員月30人，網羅了當時日本所有高級知識分子。1874年發行《明六雜誌》，其論文的內容新穎，涉及範圍極為廣泛，很受歡迎。

　　啟蒙運動是通過批判封建意識形態，喚醒人們的理性和自我意識，克服愚昧、守舊和無所作為。明治啟蒙思想家們通過著作、譯著、發行刊物、舉行演講、從事教學等方式，傳播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功利主義以及自立、自強觀念。福澤的《勸學篇》和《文明論之概略》，中村正直的譯著《西國立誌篇》（即斯邁爾著《自助論》）和《自由之理》（即穆勒著《自由論》），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和《國體新論》，都起過很大的啟蒙作用。啟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是福澤諭吉（1835～1901），無論從批判封建意識的深刻性，或從立論見解的卓越性，以及思想影響的深廣度來說，他在啟蒙思想家中都首屈一指，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說：“所謂文明，歸根結底是人的智德的進步”。在人的智德方麵，傳播很廣、影響很大的，是自立、自強思想。這同明治政府的奮發圖強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中村正直翻譯的《西國立誌編》是傳布最廣的啟蒙書之一，加藤弘之在向明治天皇進講時，也以它為教材。這本書特別強調“自助”，其格言是“天助自助者”。所謂自助，就是能夠自主自立，不依賴他人。這種自助精神是人們獲得智慧、克服困難、成就事業的基礎。因此，“當大多數國民‘自助’時，國家便充滿了生機和旺盛的精神”。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批判了封建道德對人的束縛，十分強調個人的獨立精神，這與斯邁爾的“自助”、“自主”是一個意思。他在《勸學篇》中指出，“試看今天日本的形勢，實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無文明之實；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內在的精神。”那麽什麽是“文明的精神”呢？福澤回答說：“就是人民的獨立精神”，“它是一種極其偉大而又重要的東西。”他所講的“獨立”，是指不論在智慧上，還是在錢財上，都“沒有依賴他人的心理，能夠自己支配自己。”他把這種個人獨立看作國家獨立的基礎，隻要“個人可以獨立，一家可以獨立，國家也就可以獨立了。”《勸學篇》的一句名言是：“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因為有獨立精神的人，才會把自己當作國家的主人，深切地關懷國事，把國家興亡的責任承擔在自己肩上。

　　福澤的《勸學篇》共17篇，是作為小學課本、民眾讀本而分篇出版發行的，後來合為一冊。包括翻印版在內，出書竟達數百萬冊，流傳之廣世所罕見，影響非常大。福澤認為人人都能獨立，未免有些理想化。但是，他認為人人都應有獨立精神，講得很有道理，也非常切合當時日本的實際。盡管在明治政府統治之下，人們的獨立精神仍然受到限製，但是，正因為人們在各自的事業上獨立自主地努力奮鬥，才有國家的獨立富強。福澤提倡的“獨立精神”，至今仍是留給後人的重要精神財富。

　　在文明開化中，在出版書籍之外，傳播媒體報紙雜誌起著重大作用。幕末僅有不定期的報紙。明治初年，各種日報和其他報紙紛紛問世，到1877年共有一百四五十種。幕末僅有《西洋雜誌》，明治初年各種雜誌也相繼發行。眾多報章雜誌的發行，既是文明開化的表現，也促進了文明開化與各項改革，使破舊立新的新思想、新事物得到廣泛的傳播與認同。

　　為了移風易俗，天皇和政府官員帶頭示範，甚至用法令加以推行，把文明開化的風氣導入日常生活，諸如使用陽曆（1873年元旦開始），允許武士剪去發髻，提倡穿西裝，普及肉食，禁止華族染黑齒，不許男女混浴，禁止複仇，非軍警人員不許帶刀，不要隨地便溺，等等。在大都市，建造了洋式磚房，裝上了煤氣街燈，開起了西餐館，奔馳著公共馬車，還有數不清的人力車在穿梭奔跑。因為公共馬車一時未能普及，也不完全適應需要，有人想出了人力車，很快普及全國，車夫成為新職業，一些破落士族也加入車夫行列；中國的“黃包車”就是從日本傳來的。80年代，東京等大都市，有了更快速平穩的鐵道馬車。東京的日本橋、銀座、築地一帶出現了從來沒有的繁華。

　　一些人把文明開化簡單、片麵地理解為在生活方式上刮洋風、趕時髦，男人西裝革履帶著懷表，婦女打著陽傘挾著書本，就以為很文明開化了，把懷表和陽傘看作文明的標誌，有的人甚至進了屋還照樣打著傘。有的人認為，不像西方人一樣吃牛肉就不算文明，西裝革履吃牛肉火鍋被一些人視為頭等文明開化的表現。想當年培裏來日時，美國船艦向日本人分發食品，凡分到牛肉的人都隨手把它倒進海裏。真是彼一時此一時，雖說是趕時髦，也折射出文明開化帶來的巨大變化。

　　當然，文明開化並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改變日本人原有的生活方式，日本人往往過著“和式”與“洋式”兩種生活方式。在本國原有文明與外來文明激烈碰撞時，總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歐美近代文明的基礎是產業革命所確立的機器大生產，明治初年日本在這方麵的差距還極大。明治政府領導人注意到，必須糾正“虛飾多而實效少”的弊病，應“徐徐誘導，勿為無益之舉”。同時他們也認為，文明開化有“排除忠孝仁禮之風”，“令人不勝焦慮”。後來，舊思想、舊觀念有所回潮。

　　多數啟蒙思想家都曾作為幕臣，在幕府的洋學翻譯研究機構任職，是幕末開明派。進入明治年代後，幾乎都曾在政府中擔任官職，即使拒不任官的福澤，也是傾向於官方立場，他們是官僚自由主義者。他們都有較深厚的儒學教養，除福澤曾強烈抨擊儒學外，其他人並不否認儒學的價值，或者力圖把儒學與西洋思想相折衷。這些情況不能不使他們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如加藤弘之在“天賦人權”思想的宣傳上很有貢獻，1874年興起自由民權運動，要求成立民選議院，其立論依據就是“天賦人權”說和“四民平等”思想。但加藤弘之和其他啟蒙思想家以“時期尚早”不予支持，甚至強烈反對。1875年，明治政府為了壓製自由民權運動，頒布了《新聞紙條例》、《讒謗律》。同年9月，明六社宣告解散。以後，啟蒙思想家們先後向右轉向國家主義立場，如加藤弘之於1882年發表《人權新說》，否定了“天賦人權”思想，鼓吹國家主義。文明開化、啟蒙思想在觀念、意識上有衝擊，但有很大局限性。

　　在文明開化中，還有另一項重大的進展，即興辦近代教育。

　　“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

　　為了使富國強兵、殖產興業順利推行，必須讓一般國民接受最起碼的教育，同時需要培養中高級人才。

　　1872年9月，政府頒布了《學製》和《關於獎勵學業的告諭》。《學製》對學校設置和學校教育作了規定，《關於獎勵學業的告諭》主要是講述了人人“非學不可”的道理，指出“學問乃立身之資本，凡為人者皆不可不學也。夫迷途失向，陷於饑餓，家破身亡之徒，終皆不學之過也。”

　　“告諭”提倡教育是為了“國家富強安康”，但是向民眾訴說的卻是從個人利害著眼的功利主義教育觀，這比後來的國家主義教育觀要實際、進步得多。

　　在製定、實施《學製》的同時，岩倉使節團的考察，特別是看到美國教育之發達，使政府官員感觸很深。他們在對比中深刻體會到：“東洋之不及西洋，非才劣，非智鈍，唯在於對濟生之道用意甚少，於高尚之空談中度日”。

　　木戶孝允寫信告訴國內，要奠定“牢不可破之國基者唯在於人，而期望人才千載相繼無窮者，唯真正在於教育而已。”木戶的話表現了明治政府對於教育的長遠戰略眼光。

　　明治政府重視教育的實際表現，有以下幾方麵：

　　政府經過多年實踐，逐步建立了比較完備的近代學校教育體係。《學製》於1879年廢除，此後發布、實施了一係列有關教育的法令，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了以雙軌製為特征的比較完備的學校教育體係，其中包括小學、中學、高等學校（大學預科）、大學以及師範學校、實業學校、專科學校等，適應國家對於不同方麵、不同層次的人才需求。同時，以培養“忠良臣民”、“良民良兵”為宗旨的國家主義教育確立了支配地位。

　　政府強調普及教育、“國民皆學”，並采取各種措施、主要是財政支持使之實現。《關於獎勵學業的告諭》要求做到“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政府從此把推行義務教育作為長期堅持不懈的政策。與歐美國家相比，日本開始實施義務教育製比較早，如英國是1870年，法國為1882年，美國為1918年，德國為1919年，日本則為1872年。不過，日本到1875年雖設立了24000多所小學，入學率卻隻有35.4%。這是因為受實際條件、主要是經濟條件的限製，不可能一蹴而就。當時，政府還無力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持，小學辦學幾乎全靠學生的學費和社會捐助；不少地方的捐助有名無實，實際上是攤派到各戶。對於貧困家庭，辦學、上學成為不輕的負擔，許多家庭還無力送子弟上學。一些地方當局規定父兄不送兒童上學要受處罰，或縣知事到各地巡查，或出動警察督促兒童上學。這表明了政府對實施義務教育的重視與決心，但強製做法甚至在有的地方激起反對小學的農民起義。

　　以後，政府主要從宣傳教育、改進教學內容、提高師資質量等方麵，吸引兒童入學。從1885年到1895年，小學的入學率從49.6%上升為61.2%，男童的入學率為65.8%～76.6%，已經相當不錯了。這除了政府的努力，還有賴於民間的積極性。在江戶時代，民間就形成了重視掌握實用知識的風氣，設在寺院內，主要教兒童識字、珠算等知識的寺子屋到處可見，有的地方一個村就有好幾所。明治年代，家庭經濟逐步好轉，小學教學也有改進，明顯優於寺子屋，於是送兒童上學的家庭越來越多。不過，入學率雖提高了，讀完三、四年的卻不多。

　　從90年代起，政府由於財政狀況的好轉，對普及小學義務教育采取了兩項關鍵性措施：一、1896年頒布《小學教員教齡津貼國庫補助法》，對在同一學校連續工作5年以上的教師發給教齡補貼，數額為基本工資的15%—35%。改善小學教師待遇，提高了小學教師的地位，加強了教師隊伍。二、1900年8月，公布修改的《小學校令》，規定免收小學生學費，義務教育費由國家財政補助；把義務教育年限規定為4年（原先是三或四年）。

　　1907年，實行六年義務教育製。1908年，小學入學率達到97.8%。曆時30多年，義務教育製終於實現。這離不開國家的財政支持，因為有一大批落後地區和貧困家庭的兒童難以入學，或者即使入了學卻不能讀畢業，入學率不等於完成義務教育。免收小學學費才真正保證了義務教育的實施，這也真正表明了日本政府對普及教育的重視。

　　自80年代以來，小學入學率的不斷提高，實業教育的逐步開展，國民素質、勞動者素質有所改進，有助於推進富國強兵事業。但是要改善國民和勞動者的整體素質，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據農商務省1903年的調查，在日本工業中最具代表性的紗廠裏，沒受過教育的男工占28.7%，女工為41.5%，而小學畢業的男、女工僅為14.9%和8.1%。這表明實施義務教育，提高國民素質，是一個長期戰略任務，期望很快取得近期顯著效應是不現實的；正因為如此，必須早重視、早落實。

　　明治政府的另一措施是著重發展了近代高等教育。1873年工部省的工學校開學，專門培養高級科技人才，1877年改稱工部大學校。同在1877年，對幕府留下的朱子學和洋學的教育、研究機構進行改組，創辦了近代綜合性的東京大學，後稱東京帝國大學，設法、理、文、醫、工藝等部。文部省把教育經費的大部分給了東京大學，從歐美聘請專家、購買圖書設備，大力引進歐美先進的科技文化。東京大學是為國家輸送官員和其他高級人才的最高學府。1897年後，又相繼設立京都帝國大學、東北帝國大學（在仙台）、九州帝國大學（在福岡）。此外還有私立大學，如福澤諭吉創辦的慶應義塾大學、大隈重信創辦的早稻田大學。到1918年，全國共有大學、專門院校118所。

　　大學教育和出國留學快速而顯著地增強了日本的科技力量，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發展。如1879年開工的京都至大津的鐵路、1880年下水的軍艦“盤城”號、1885～1890年的琵琶湖水利工程和水力發電廠，都是日本人自行設計、建造的。80年代後半期，大企業已普遍聘用大學工科畢業者擔任技術人員，他們一般都曾赴英留學、考察，外國的或工匠出身的技術人員被逐步取代。

　　在發展近代教育方麵，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要落後很多。1897年才出現第一所公辦小學南洋公學外院；1895年北洋大學（天津大學前身）創建，是中國最早的工科大學；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創立於1898年，當初仍是一個舊式書院，專攻詩、書、禮、義、春秋，1910年才設經、法、文、格致（理科）、農、工、商、醫8科，1912年改名北京大學。

　　“和魂洋才”與“教育敕語。”

　　明治政府的改革以“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為指針，具體到文化教育上就是“和魂洋才”。

　　文明開化的開展，自由民權運動的興起，使保守派越來越按捺不住內心的憂慮和反感。1879年在政府內發生了一場德育爭論，天皇侍講元田永孚是保守派的代表，爭論的另一方是伊藤博文。此時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已不在人世，伊藤博文（1841～1909）接任內務卿，成為政府主要領導人。元田永孚是橫井小楠的門生，他趁天皇視察了學校，便寫了天皇聖旨《教育大旨》，指責“最近專尚知識才藝，追逐文明開化之末端，破壞品行，傷風害俗者不少。”強調“今後須基於祖宗之訓典”，宣明仁義忠孝之道，“道德之學”應以此為主，其他之學可聽從各人自學。也即要求教育以“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為宗旨。伊藤博文撰寫《教育議》上奏天皇，進行辨解。元田再寫上奏文《教育議附議》，批評伊藤“對聖旨之所在，似未融會”，進一步闡述了必須“明仁義忠孝”的主張。伊藤博文不再做聲，他作為天皇的官員，不可能去反對忠孝之道，保守派輕而易舉地占了上風。

　　此後，強調“忠君愛國”的國家主義教育風行起來，1881年文部省把“修身”課置於各課程之首，其次是重視曆史課，並製定《小學教員須知》，要求小學教員懂得“導人善良比教人多識更為緊要，故教員應特別致力於道德教育。”

　　問題在於，“須知”對道德教育的根本要求，是“振興尊王愛國之誌氣”，首先是忠君愛國。1882年，元田永孚根據天皇之命，又編寫了修身課本《幼學綱要》，發給全國小學，其中充滿忠孝仁義的說教。

　　同在1882年，天皇頒發了《賜予陸海軍軍人之敕諭》，通稱“軍人敕諭”。因為發現軍人受到自由民權思想的影響，竟有軍人為了要求開設國會而在行宮前剖腹自殺，當局感到必須以天皇這一最高權威來控製軍心。“軍人敕諭”經其他人起草、修改後，由參謀總長山縣有朋（1839～1922，原長州改革派武士）定稿。敕諭宣稱，遵從神武天皇的傳統，朕親率兵馬大權，望子子孫孫永傳此旨。然後訓諭道：“朕乃汝等軍人之大元帥，朕賴汝等為股肱，汝等仰朕為頭首，其親殊深。”要求軍人應像手足（股肱）一樣，絕對聽從天皇這一頭首的指揮、命令。敕諭列舉忠節、禮儀、武勇、信義和質樸五項為軍人必須遵循的道德，特別強調“軍人以盡忠節為本分”，應“不惑於輿論，不幹預政治，唯有一心遵守自己忠節之本分”。軍人敕諭的要害，是把忠節與政治隔絕，所謂“忠節”就是奴隸般地盲目服從。

　　在自由民權運動的壓力下，天皇於1889年2月頒布憲法，並定於1990年召開議會。但對憲法還有不同意見，同時政府在修改條約談判中讓步過大，遭到輿論抨擊，以致“人心激昂，競發政論”。當局很擔心，不知議會召開後會出現什麽局麵。日本於1885年改行內閣製，憲法公布的這年年底，山鄉有朋出任內閣首相兼內務大臣。他於次年召集地方官會議商討對策，同樣抱有危機感的地方官提出了“大興德育”的建議書，認為禍根是“偏重智育”，以致培養的人“熱衷於政論”，“紊亂社會秩序，終將危及國家”。

　　在山縣的主持下，由井上毅和元田永孚起草有關詔敕，以井上為主。井上毅也是橫井小楠的門生，長於儒學、國學，富有文才，也曾接受洋學。井上、元田起草的詔敕，由山縣上呈天皇。在議會召開之前，天皇於1890年10月下賜了《關於教育之敕語》，通稱“教育敕語”。

　　這個敕語主宰了日本幾代人的頭腦和心靈，今天日本還有人吹捧它。全文300多字，為便於了解，把主要部分摘錄於下：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乃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在於此。爾臣民，應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而廣行公益，開展世務，常重國憲，尊國法，一旦危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斯道，實乃我皇祖皇宗之遺訓，子孫臣民俱應遵守……

　　這是一個神道、國學、儒學和近代國家主義的混合物。敕語所說“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主要指天神和神武天皇的“建國”偉業具有深厚恩德，這是國民道德的淵源。正因如此，“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世世代代繼承皇祖皇宗的偉業）”。這種“君民一體”的傳統，是國家和教育的根本所在。在這裏，把以忠孝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與神國思想、天皇神聖觀相拚接，突出忠君愛國觀念。敕語有著濃厚的複古、神秘的色彩，同時為適應時代變遷，又加上近代世務觀念，即所謂“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而廣行公益，開展世務”。但歸根結底是強調國家主義：重國憲，尊國法，“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貫穿敕語的核心思想，是造就忠孝合一、忠君愛國的忠良臣民。

　　隨後，“教育敕語”和天皇、皇後的“禦影”（照片）被分發到全國各地的學校，並規定學校在慶祝日、大祭日的慶典上，全體師生必須向天皇和皇後的“禦影”行禮，山呼萬歲，再由校長奉讀“敕語”，大家必須低頭畢恭畢敬地聽著。後又規定歌頌天皇統治千秋萬代的《君之代》為必唱歌曲。儀式具有強烈的宗教氣氛，重複舉行這種儀式，加上天天通過課堂灌輸“敕語”的思想，很容易潛移默化青少年的單純心靈。第一高等中學舉行恭迎教育敕語的儀式，教師內村鑒三信因奉基督教，認為教徒隻向上帝致敬，沒有向教育敕語敬禮。結果遭到口誅筆伐，並被解除教職。軍隊裏還規定，士兵必須背誦“軍人敕諭”。它稍長，如果背不出，要遭罰，甚至被毆打。這是用強力來主宰士兵的心靈。

　　“軍人敕諭”、“教育敕語”實際上是向國民提出的道德規範。各種解釋教育敕語的著作鋪天蓋地而來，多達三百幾十種，影響很大。天長日久習慣成自然，以至連言詞都統一到教育敕語或軍人敕諭上來，特別是大小官吏、各種團體和市町村的頭頭腦腦，開口閉口離不開“忠君愛國”、“忠孝仁義”這一套，不斷向民眾進行灌輸。當年日本國民的極大多數文化水平不高，讀過幾年小學就很不錯了，很容易接受這種無休止的灌輸。特別是男子，讀小學和服兵役的六七年、八九年灌輸，讓他們的頭腦基本定型、僵化了。男子當家作主，他們的思想又影響著家庭和後代。

　　思想、道德領域已經顯著複舊。國家需要的是“和魂洋才”，首先是保證“和魂”，成為“忠良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