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速興驟亡的帝國

第二章 立國目標、方針及初期體製破立

　　1868年1月3日王政複古後，10月改年號為“明治”。次年春，遷都東京，此前江戶已改名為東京。“明治”二字取自中國古代經典《易經》中的一句：“聖人南麵聽天下，向明而治。”

　　“向明而治”是指黎明就臨朝聽政，奮發有為。一個新帝國出現在世界曆史舞台上。

　　改革派武士、公卿成為明治新政府的官員，掌握著軍政大權。他們對於治理一個國家還是經驗不足的，他們也帶有封建武士、公卿所留下的弱點。然而，他們積極進取，勤奮好學，急於盡快使國家富強起來。他們年歲也不大，如“王政複古”時的維新三傑，西鄉剛40歲，大久保37歲，木戶34歲。

　　他們為新建立的帝國確定了未來發展的目標和基本方針，這關係到國家的長期戰略和各項施政，關係到帝國的盛衰興亡。按照立國目標和基本方針，貫徹“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大政策，進行了破舊立新的變革。到1877年，體製方麵的破舊宣告結束，同時在各方麵進行了立新。全部維新變革，以1889年頒布憲法為標誌，基本完成。推翻幕府化了10年左右時間，而維新變革曆時20多年，顯得更為艱巨困難。

　　《五條誓文》和“布國威於四方。”

　　《王政複古大號令》主要是宣布政權的更迭，其中初步表明了維新變革的意向，提出“掃除舊弊”，“百事一新”，“廣開言路”，“登用人才”，“樹立挽回國威之基”。但都簡單籠統，僅僅提出而已。

　　4月6日（舊曆三月十四日），天皇率公卿、諸侯、群臣百官在京都紫宸殿祭祀天地神祗，天皇“拜神”後，三條實美向神宣讀誓文，然後各公卿、諸侯一一依次拜神、拜天皇，並在誓文上署名，完全按神道的方式進行。誓文主要內容五條：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大展經綸；三、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於庶民，須使各遂其誌，人心不倦；四、破曆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

　　《五條誓文》是新政府的施政綱領。它依然籠統抽象，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它的內容具有局限性，如把“大振皇基”作為施政的根本和目的，“廣興會議”並非近代議會，實際上是由參加新政府的公卿、藩主和藩士組成的會議。但是，它把上下一心、破除陋習、提倡公論、學習歐美、實現國家富強，作為大政方針，洋溢著積極進取的精神，為日本逐步走向近代資本主義強國開辟了道路。《五條誓文》在東方曆史上也是很值得稱道的。

　　同一天，天皇向國內發布了“宸翰”（親筆諭示），宣示了新國家的抱負和目標。其中說到，在諸國爭雄競長，飛躍前進之時，必須結束以往“偷一日之安，忘百年之憂”的弊政，並且宣稱：“朕與百官諸侯相誓，意欲繼承列祖偉業，不問一身艱難，親營四方，安撫汝等億兆，開拓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在此之前，2月8日天皇有關外交的文告中宣稱：外國之事因幕府之失錯，因循至今。現今“當上下一心，勿滋疑惑，大力充實兵備，耀國威於海外萬國。”3月10日，新政權在《對外友好諭告》中表示，要保持與締約各國的友好，同時聲稱，“當今急務，在於順應時勢，開啟銳眼，脫從前之弊習，使聖德光耀萬國，置天下於富嶽之安”。“富嶽”是指富士山。

　　在當年的官方文件和官員言論中，類似的言詞屢見不鮮，出現的頻繁度很高，諸如“在海外發揚國威”、“與萬國對立”、“與萬國並馳”、“經略進取萬國”、“宇內經略之遠圖”、“在東洋大放光輝”等等。每每把國內施政與這一立國目標聯係起來，如天皇《東征詔書》稱“內以安撫列藩百姓，外以使國威耀於海外”；岩倉主張廢藩置縣，也是出於“欲與海外強國相抗衡，則莫如實行此製”；遷都東京，也是為了“耀皇威於海外，與萬國對立”；至於兵製改革就更不必說了。“與萬國對峙”是官方的座右銘，是統領一切的立國目標。

　　在明治官方的心目中，“與萬國對峙”的含義，主要有兩個方麵：

　　一方麵，念念不忘“與萬國對峙”，表現了對於維護民族獨立的嚴峻感與急切心情。在前述2月8日的文告中，同時表示，“前此幕府所締結之條約，其中有弊害者，應公議利害得失，予以修改。”

　　政府官員深感不平等地位所帶來的屈辱與危害。如1869年4月，遷都東京，大久保說：“東下之後，當地實況，多有見聞。英國公使辱我重臣，愚之如孩提。”同在這時，岩倉提出政務建議，第一條就指出：“目前，外國軍隊駐在我國港口之內，旅居洋人觸犯我國國法，卻由彼國官員處置等等，可謂我國之最大恥辱。”他要求斷然改訂條約，以保護皇國的主權與獨立。1871年，大久保和井上馨聯名提出建議書，要求恢複關稅自主權。但是，改約並不容易，剛一嚐試就被擋了回來。木戶在日記中悲憤地寫道：“彼之所欲盡與之，我之所欲一而未得，此間苦心竟成遺憾，唯有飲泣而已”。

　　嚴峻的局勢，沒有讓政府官員氣餒、退縮，反而使他們對於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更為兢兢業業，更有緊迫感，促使他們在各方麵更積極地推進改革，早日實現國家富強，以便與歐美列強並立、並馳。正因為如此，他們每每都把改革、施政同“與萬國對峙”聯係起來。

　　另一方麵，日本政府當局好談“與萬國對峙”，表現了他們對於國際強權政治的向往與追求。岩倉在上述4月建議書中說：“彼海外萬國日日研究學問，月月磨練技術，以圖富強……欲使其國居於其他國家之上。甲國對乙國，乙國對丙國，莫不皆然。故曰：海外萬國皆我皇國之公敵也。”他清楚地看到，列強總是力圖淩駕於日本之上。在另一篇文章裏，他認為不能把歐美之人“蔑視為夷狄”，應交之以禮。然而，“彼本虎狼也，其心叵測。故雖交之以禮，亦不可不視之以敵。”

　　那麽，在這“萬國皆敵”的包圍之下，如何維護日本的獨立呢？他是根本不相信國際法的，認為國際公法隻是書上寫的，“不足恃，亦不足守。故主張公法論者，僅可謂之為嗜洋成癖之書籍也。”

　　岩倉雖然沒有明說，實際上是信奉國際強權的。木戶也明確指出：“皇國之兵力不足以與西洋強國相匹敵，兵力未整之時，萬國公法固不可信也。以公法為名向弱國謀其利者不鮮也。故餘曰：萬國公法者，侵奪弱國之一種工具也。”在木戶看來，實力和強權是最重要的。

　　在明治年代，日本當局信奉國際強權政治，奮發努力，改革圖強，提升國家實力，維護了國家獨立，修改了不平等條約。在當年的曆史條件下，不可否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不能不看到，明治政府和官員提出“與萬國對峙”，包含著奮發進取的豪邁氣概，有著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與之相比，中國清政府和洋務派，易於滿足，苟且偷安，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日本當年的強權政治，一開始就具有恃強淩弱、侵略鄰國的一麵，這也是不可忽視的。與進行侵略的列強無信義可言，無公法可守，這並不錯，但日本卻與侵略列強一樣，把國際信義、國際公法視同弊履，全都拋棄不顧。明治初年就迫不及待地並吞琉球，出兵台灣，征韓論喧囂一時。

　　明治初年這種強權政治的表現，與其說來自資本主義的侵略性，還不如說更多的是繼承了封建武士軍國主義的傳統，這種傳統在日本延續了幾百上千年，其流毒極為深廣。日本自古就有神國思想，以後這種神國優越感成為軍國主義對外擴張的依據，認為日本有權君臨於其他國家之上。豐臣秀吉集封建軍國主義之大成，提出了狂妄的擴張計劃：先奪取朝鮮，再占領中國，然後征服印度和東南亞地區，定都北京，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地區的龐大帝國。豐臣秀吉之後，日本的軍國主義擴張思潮並未因為侵朝的失敗而有所收斂。

　　江戶時代，鼓吹對外擴張的有國學、儒學、洋學等不同學派的思想家和幕末誌士，這時的擴張論調又揉進了從西方傳入的殖民主義思想，以及把對歐美的損失轉嫁給鄰國的民族利己思想。長州改革派的先師吉田鬆蔭，同時也是這樣一種擴張論的典型。他在1855年的一封信中，作為“同誌一致之意見”寫道：“與俄美媾和一定，吾方決不毀約，失信於夷狄。宜嚴守章程，加深信義，其間培養國力，割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將與俄美交易之損失，以鮮（朝鮮）滿（指中國東北）之地補償之”。他還曾寫道：“為今之計，以親善而製兩虜（指俄、美），乘隙富國強兵，開拓蝦夷（北海道），奪取滿洲，占領朝鮮，合並南地（指東南亞），然後挫美折歐，則事無不克。”一方麵不得不暫時屈從歐美，另一方麵則向鄰國擴張，以便實現與歐美列強並立、對峙。吉田鬆蔭的後輩、明治政府領導層正是這樣做的。

　　立國的目標既如上述，那麽實現這一目標的基本方針是什麽呢？有的著作把《五條誓文》作為施政方針，這也未嚐不可。但是，更具概括性、指導性的基本方針，應當是“東洋道德，西洋藝術”。

　　“東洋道德，西洋藝術。”

　　“東洋道德，西洋藝術”這八字名言是佐久間象山1854年提出的，出自下麵這句話：“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精粗不遺，表裏兼該”，“兼該”為兼具、兼備之意。“東洋道德，西洋藝術。”

　　是明治改革以至長遠立國的基本方針，《五條誓文》就體現了這一基本方針。

　　對於“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象山有一句話可以作為注腳：“洋學之有所資，本不在政教之論，唯采用其技術器械之智巧。”可見他所說的“西洋藝術”，是指歐美的科學技術。而在“政教”方麵，應以“東洋道德”為準則，即遵循儒家道德及其所規範的政治。象山認為，東西洋的學術必須取長補短，相互結合起來。“僅以漢土之學未免空疏之議。僅以西洋之學又無道德義理之講究，縱然成就令人觸目之大事業，但與聖賢作為有所懸隔。故如不加以並合，則難稱完全。”

　　“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主張，代表了幕末開明派、改革派的共同意向。繼象山之後，越前藩的橋本佐內於1857年提出“仁義之道、忠孝之教由吾開，器技之工、藝術之精取於彼。”佐內熟諳儒學，精於洋學，能解讀英德兩國文字。他為改革幕政積極奔走策劃，在安政大獄中被幕府處死。還有橫井小楠於1866年提出：“明堯舜孔子之道，盡西洋器械之術”。

　　按照象山的見解，洋學仍被限定在科技範圍，采用西洋技術器械的目的，在於維護、加強東洋政教。這種見解同幕府的洋學政策完全一致，與中國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沒有根本性的差異。象山在政治上是開明派，主張改善、強化幕藩體製。佐內、小楠所主張的改革，同樣沒有超越佐幕開明派的局限性。既然如此，“東洋道德，西洋藝術”還有什麽積極意義呢？

　　幕府末年和明治初年，是曆史大轉變的年代，不過無論從客觀條件還是主觀條件來說，不論是政權更迭還是各種變革，不可能是從舊到新的大轉變，隻能采取半新半舊、新舊折衷的方式。當時，包括洋學在內的各種學術思想流派，雖然有的曾對幕藩體製的鎖國政策、封建分立、身份等級等等提出批評，要求加以改革，但總的來說都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儒家政教學說所集中反映的傳統觀念。幕末較有影響的水戶學、複古國學和崎門神道，以及心學和陽明學，都對學習西方持消極態度，或甚至與洋學格格不入。與這些流派的思想相比，“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提出無疑是曆史的進步，適應了當時新舊折衷式轉變的客觀需要。象山既是出類拔萃的朱子學家又是一流的洋學家，對於促進深具傳統觀念的武士知識分子轉而接受洋學，接受和洋折衷的變革，他起著別人難以替代的作用。

　　關於“東洋道德”，象山指出是“漢土聖人”的“五倫五常之道”。實際上，日本接受儒家道德後，擺在第一位的是“忠”。在幕藩體製下，首先要求忠於幕府，天皇不過是有名無實的虛君。幕府權威在幕末衰微之後，忠的對象轉向天皇，一向默默無聞的天皇被擁向政治前台，“尊皇”成為幕末的主要政治口號。象山堅持“東洋道德”，與“尊皇”是一致的。象山原本一心寄希望於幕府的改革、振興，後來有些失望，也轉而對天皇、朝廷有所期待，要求幕府實現對天皇的政治責任，甚至提出為天皇設置親兵的主張。

　　“尊皇”雖具有封建性，在當年日本的具體曆史條件下，不論在倒幕鬥爭還是明治改革中，都起著不可替代的積極的曆史作用。在倒幕鬥爭中，要把切身利害和思想層次各不相同的多種力量聯合起來，除了“尊皇”口號，沒有其他更合適的選擇。在明治改革中同樣如此，改革雖有一定的條件，但條件遠不成熟，上層對改革往往不一致，廣大下層更是缺乏思想準備。改革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甚至強製性地推行，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屢犯錯誤，朝令夕改，從而激起了廣泛的不滿甚至激烈的反抗。在這種情況下，需要超越於一切之上的天皇權威，以振興皇國為理由，賦予維新改革以合理性、必要性，並協調、統一各種利益集團，保證自上而下改革的進行。

　　除了以上所說，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被開明派、改革派接受後，並沒有阻礙他們在體製方麵向西方學習，進行某些改革。前麵曾提到，幕末思想文化上的衝突和轉變異常激烈，有的口號被誌士們接受之後，被突破、修改，“東洋道德，西洋藝術”也是如此。開明派、改革派在遵循這一準則時，同樣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突破了象山的解釋。如橋本佐內，他在《西洋事情書》中，十分推崇西洋各國“專修政教”，“不違公議”，“法度紀律，整肅完備”。他肯定西洋政教，實際上把學習西方從科技擴大到製度、法律方麵。橫井小楠也有類似觀點。前麵已提到，立憲政治被介紹到國內後，幕末誌士就按本國國情和自己的理解，加以接受和仿效。

　　這就是說，“東洋道德”的含義被縮小了，而“西洋藝術”的範圍被擴大了。改革派和一些開明派遵循“東洋道德”，首先是尊皇忠君，同時並不認為傳統體製是不可改變的。他們學習西方不限於科技領域，而是包括某些宜於采用、便於操作的製度、法律。明治初年就是按這種觀念進行了多方麵的體製破立。這樣，“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在明治維新中的實際作用，與中國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大相徑庭的。

　　“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為什麽能夠被突破、修正呢？這主要歸因於幕末誌士不太留戀幕藩體製、樂於吸收外來先進事物、比較注重實用性有效性。此外，與下麵一點不無關係。明治初年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對於改革派武士曾加以這樣的評論：“這些人曆來對中國的文學道義鑽研不深，從儒學的深奧這個角度來看，這些人不能不說都是些不學無術之輩。而正是這些不學無術之輩完成了維新大業……他們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報國之大義，凡事一聽說是國家的利益，他們就會自動去做。”因為如此，“他們不惜棄舊，勇於納新，變遷通達”。簡單的說，他們既信奉儒學，又不太受束縛，特別是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因而能根據需要，加以突破、變動。

　　“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自然有它的局限性，按照這一方針進行的明治改革，在政治、軍事、文化教育以及社會經濟等方麵，都殘留著明顯的封建性和消極麵。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封建性的消極後果不斷擴大。

　　強化天皇政權和廢藩置縣

　　強化天皇政權，廢除封建分立，真正實現國家統一，本身就是最大的體製破立、維新變革，同時也是推進其他體製破立、維新變革的前提和保證。

　　初建的天皇新政府，具有朝廷與強藩聯合政權的形態，改革派公卿、武士在政府中或有要職或有實權，但一大批藩主也占有政府要職。封建分立依舊，不少藩主據藩自重，對新政府並不誠心遵從，或者各自為己，不關心國家、政府的命運。木戶說，他們“比舊幕府時代更為驕縱”，出現“小權侵犯大權之弊”。

　　政府收入主要靠沒收來的部分領地的賦稅，財政極度困難，隻能靠多發紙幣來彌補財政缺口，各藩更是濫發紙幣，於是引發急劇的通貨膨脹。幕府時的沉重賦稅非但未減，反而還增加新稅。一般民眾十分不滿，參加倒幕的“草莽”（民間）人士也滿腹怨言。明治頭10年間，萬人以上的農民起義達25次。大久保說：“天下人心，對政府不信，嗟怨之聲，盈耳道旁，以致羨慕武家（指幕府）之舊政。”三條實美說：“朝廷威信掃地，皇風不振，危如累卵”，“難保不土崩瓦解”。

　　致力於改革圖強的官員們，人人憂心忡忡。然而，他們不改初衷，迎難而進。他們認識到，當前的“一大目標”，是加強天皇政權，“使朝廷成為朝廷”。對此，主要從三方麵著手。

　　第一、廣為宣揚天皇權威，使之深入民心。在明治以前幾百年間，天皇退出政壇，深居宮中，與民間隔絕。朝廷也自認為無比尊貴，不同凡人，高高在上。正如大久保所說：鐮倉幕府以來，“民間習俗隻知有將軍而不知有天皇。”即使建立了天皇政權，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說，若論感情的親疏，人民“對於封建的故主要比對王室更加親密”。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明治政府一再發出告諭，不厭其煩地說，“天子乃天照大神的子孫，自從開天辟地即為日本之主”。“一尺地，一個人民，皆為天皇之所有”，你們出生洗浴用的是天皇的水，吃的是天皇土地上長出的穀子。“正一位神雖各地均有，然而這都是天子恩準的”等等。“正一位神”指掌管五穀的稻荷大明神，稻荷神無處不在，與民眾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借此來說明天皇恩澤無邊，權威至上。

　　此外，讓天皇走出玉簾，巡幸各地，宣示皇恩，收攬人心。遷都東京之前，1868年11月，天皇巡幸東部地區，隨從3300多人，前呼後擁著天皇的鳳輦，曆時20多天，駕臨東京。沿途褒賞孝子、節婦52人，賑恤高齡者和受災者22000多人，還向東京市民賞賜酒肴，以示天皇的仁惠恩德。以後，又有六大巡幸，北到北海道，南至九州，一次幾十天，長的達70天。

　　還有，推行神道國教化，提倡國學，以教化國民。日本古書《古事記》、《日本書紀》記述了古代神話傳說，說天神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生出了“大八洲”（日本諸島），然後再生諸神。一次伊邪那岐在海邊洗除汙穢、不祥，洗左眼時化生出天照大神（太陽女神），就命她治理“高天原”。以後，天照大神發布神敕，命她的孫子瓊瓊杵尊去治理日本。天孫降臨日向，經過很漫長的年代後，其玄孫神武天皇進行東征，實現統一，奠都建國。

　　一個民族遠古時代美好的神話傳說，一般都作為文化遺產予以理解和珍視，但是在日本卻成為政治神話、國家神話，神話傳說成為國家產生和存在的基本依據。其實天神不必說，就是神武天皇和以後的十幾代天皇都是根本不存在的。神道和國學卻把這套神話傳說奉為經典，認為天照大神是日本的國祖，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是現人神。政府用國家的權力、財力來扶持神道，大小神社遍布各地，向人們宣揚尊神敬祖，忠君愛國。

　　總之，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人為造神運動。明治初年的政權具有神權專製的性質，由政府官員憑借天皇的神權權威進行專製統治。

　　第二、改組政府，加強改革派的地位。政府多次改組，從三職七科、三職八局到太政官，後者又有三次不同的機構設置。太政官不是官職，而是中央政府機構，1871年9月實行第三次太政官，維持了十多年，其最高官員是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經過一次次的政府改組，藩主被逐步取代、淘汰，在第三次太政官中，除了島津久光擔任沒有實權的左大臣外，已沒有任何一名藩主任職，改革派牢牢地掌握了政府權力。

　　在改組過程中，政府團結、吸納了一大批各藩藩士和幕府官吏，其中有才幹的改革派、開明派人士得到重用，如佐賀藩的大隈重信主持財政工作，是政府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如原幕吏勝海舟任海軍大輔、海軍卿。團結、容納各方人士，加強了改革派在政府中的地位，擴大了支持新政府的基礎。

　　第三、實行版籍奉還和廢藩置縣，這是最具關鍵性、實質性的改革。改革派官員清醒地看到，不廢除封建分立，“置天下於富嶽之安”，“與萬國對峙”，都將是空話。但是，要實現並不容易，藩主們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領地和權力。薩、長、土（土佐）、賀（佐賀）的大久保、木戶、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經過商議，決定先做四藩藩主的工作。

　　1869年3月，四藩藩主向天皇奏請奉還版籍，上奏文寫道：“臣等所居，即天子之土，臣等所牧，即天子之民，安敢私有。”這寫得很好，但接著又寫道：“今謹收集版籍奉上，願朝廷相宜處置，其當予者予之，其當奪者奪之。凡列藩之封土，更宜下詔改定之。”原來並非真的奉還，而是希望天皇把領地重新分封給他們。接著，200多藩主紛紛奏請奉還版籍，他們許多人是因為看到“其當予者予之，其當奪者奪之”，生怕不表示一下，將被認為對朝廷不忠，領地被剝奪。7月朝廷宣告“聽從”奉還版籍的奏請，並命令尚未表態的14個藩照此辦理。此後，各藩藩主成為中央政府任命的藩知事，不得再擅自行事，其施政必須遵從中央政府的方針政策。

　　朝廷既然收回了版籍，改革派官員趁熱打鐵，實行第二步：廢藩置縣。大久保、西鄉、木戶、板垣等商議達成一致，1871年4月，政府下令薩、長、土三藩提供步、騎、炮兵約1萬人，進京組成天皇的親兵。政府開始有了自己的常備軍，以此為後盾，1871年8月底突然把在京的56名舊藩主（藩知事）召至宮中，宣讀了廢藩置縣的詔書。舊藩主對此毫無思想準備，恰如“驟然雷霆下擊，人人相顧無言”，尊令而行。就這樣一舉消除了封建分立，實現了全國的真正統一。舊藩主不再任藩知事，一律遷居東京，向政府領取祿米。

　　剛廢藩置縣時，設3府（東京、京都、大阪）302縣，同年年底重劃為3府72縣。後一再調整，到1888年12月，除北海道外，確定為3府43縣。北海道後來被宣布為與府縣同級的行政區。

　　版籍奉還、廢藩置縣的實現，首先是由於改革派的決心和努力。特別應該指出，雖然藩主對他們也是恩重如山，但他們在施政實踐中，進一步擺脫了藩的狹隘觀念，以國家全局利益為重。當然，他們也耍了手腕，連哄帶壓地讓藩主就範。如島津久光是想讓朝廷重新把領地分給藩主的，他對另一藩主說：“曾將此意示知大久保與西鄉，他們誠懇地表示遵行，因此放心。”結果卻“與我的希望相反，但是沒有辦法，至今還覺遺憾”。其次，也可看到天皇權威、“王土王民”意識的巨大作用。既然藩主承認“王土王民”，那麽天皇為了振興國家而使國家真正統一，藩主再不樂意也不得不接受，隻能發發牢騷而已。還有，許多藩的財政危機已讓藩主焦頭爛額，而政府答應承擔他們的債務，保障他們的地位和生活，他們又何樂而不為呢？！

　　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消除了封建分立，是僅次於“王政複古”的重大變革，對於加強天皇政權、實現政令統一、推進各方麵改革、貫徹三大政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此後，日本政府於1872年強行並吞了琉球。在曆史上，琉球王國存在了500多年，明、清時一直與中國保持冊封朝貢關係。1609年，薩摩藩出兵攻掠琉球，迫使琉球同時向日本朝貢。但德川幕府承認琉球是獨立的王國，不反對琉球繼續向中國朝貢，也認同琉球與歐美國家簽訂條約。但是，1872年10月，琉球使節被日本政府騙到東京，隻說讓他們向天皇朝賀新政府的成立，不料使節進宮參見時，天皇卻下詔封琉球國王為琉球藩主，也即宣布並吞琉球。使節遭遇突然襲擊，不知所措，隻是麵麵相覷。琉求的國王、人民得知後，強烈抗爭，清政府也抗議，但日本政府不予理會。琉球王始終不服，並向國際上求援。日本政府恃強淩弱，1879年派軍警去琉球首裏城，把琉球王“護送”到東京，宣布琉球廢藩置縣，嚴厲鎮壓琉球官民的反抗。

　　1875年5月，日、俄訂約，樺太島（庫頁島）全歸俄國所有，千島群島全部屬於日本。至此，基本確定了日本本土的疆域。

　　繼廢藩置縣後，又進行了兩大改革：地稅改革和廢除武士家祿。

　　地稅、家祿改革及平定叛亂

　　農民和武士是封建幕藩時代兩個對立的基本階級。封建領主土地所有製與武士的秩祿製度，是國家積貧的根源。

　　1869年，地稅改革問題就已開始醞釀。廢藩置縣，使政府可以把地稅改革提上日程。1873年7月，頒布《地稅改革條例》等法令，規定向土地所有者頒發地券（土地執照）；由地券持有人以貨幣繳納地稅；稅率為地價的3%，另加約1%的地方附加稅。

　　地稅較重，與舊年貢差不多。在丈量土地麵積、確定收獲量和地價時，經常發生爭執。農民甚至拿起竹槍，起義反對地稅改革，1876年起義竟達19次之多。同時，自由民權運動在全國興起，“降低地稅”是主要要求之一。政府不得不讓步，1877年1月地稅率從3%降為2.5%，地方稅從地稅的三分之一減為五分之一。兩稅相加，共減25%，幅度相當大。這顯示了民眾對自上而下改革的製約、推動作用，農民高興地說：“竹槍挑出個二厘五”。

　　1876年，30%左右的府縣完成了地稅改革。減稅後不久，爆發了西南戰爭，巨額軍費支出加劇通貨膨脹，米價大漲，地稅相對明顯下降。地稅改革隨之進展順利，1881年基本完成。無主的土地和山林全部收歸國有，其中不少撥給了皇室。地稅改革廢除了幕藩體製的經濟基礎封建領主土地所有製。

　　地稅改革為天皇政府在農村確立了牢固的基礎。地稅改革中，得益最大的是幕末的新興地主。幕府末年，農民的分化已相當顯著，不少農民的全部或部分土地已歸新興地主所有，隻是禁止土地買賣，在法律上並未予以承認。地稅改革承認了地主的土地私有權，改革時佃耕地占全部耕地的29%，地主還有相當數量的自耕地。改革時占農戶總數約五分之四的自耕農、半自耕農，他們的土地所有權也得到承認。地主和自耕農、半自耕農是天皇政府的有力支持者，他們擁有了土地，從心底裏感激天皇和政府。

　　地稅改革保證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和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來源。在長達30多年的期間，地稅是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是進行新式企業投資、支持私人資本的主要資金來源。同時，地主也把地租收入用來投資企業。靠犧牲農民利益來扶植工商業，是各國早期發展工商業的普遍做法。

　　地稅改革部分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提高了有地農民和自營地主的生產積極性。1878—1890年，因擴大種植麵積和土壤品種改良，稻米產量幾乎增長一倍。同時進一步促使農業卷入市場經濟，產品的商品化和經濟作物有較大發展。農業的這種進展，配合、支持了城市工商業的發展。

　　地稅改革也有較大局限性，主要是保留了半封建剝削。已經完全淪為佃農的人一無所獲，他們在改革時約占農戶的五分之一。他們受到苛重的地租剝削，實物地租占收獲量的60～70%。政府對此聽之任之，甚至明令不許佃農拖欠佃租。另外，地稅即使有所減少，農民的負擔還是不輕，加之小農的不穩定性，使不少農民失去了土地。特別是80年代初整頓財政金融，物價、米價回落，地稅相對加重，不少農民因納不起稅，土地被拍賣。這樣，到一次大戰前後，佃耕地占了耕地麵積的45%左右，佃農、半自耕農顯著增加。大量的半封建剝削關係，後來終於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羈絆。

　　明治政府還實行家祿改革，毅然把幕藩體製的階級支柱武士廢除了。對於武士出身的政府領導層來說，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明治政府成立後，就著手改革封建身份製。首先宣布士農工商四民平等、職業自由。奉還版籍時，公卿、大名改稱華族，一般武士改稱士族，農工商以及賤民一律稱為平民。後來，又允許華、士族與平民通婚，宣布無官職的華、士族可以經營農工商業，平民可以稱姓並有選擇職業和遷徙的自由。1873年1月頒布征兵令，宣布服兵役是四民的權利與義務，武士喪失了壟斷軍事的特權。1876年3月，頒布廢刀令，廢除了武士可以佩帶刀劍的特權。對於封建身份製的關鍵改革是處理武士家祿。

　　明治初年，武士約40多萬戶，武士及其家屬189萬餘人，武士家祿的支付占了政府財政支出的30%。政府財政捉襟見肘，武士家祿是沉重的財政負擔，必須加以改革。武士是不勞而獲的寄生階級，特別是征兵令頒布後，已經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報紙上對華士族的家祿進行了激烈的抨擊，稱他們是“食客”，是“平民的累贅”，指責他們“不勞筋骨”，“坐享俸祿”，“比乞丐更惡劣”。輿論普遍要求廢除家祿。

　　明治政府幾次采取措施，削減、廢除了一部分武士的家祿，並改祿米為貨幣發放的金祿。主要措施是1876年8月頒布金祿公債發行條例，規定對31萬華士族一次性發放相當於5—14年金祿的公債，此後不再發放家祿。金祿公債從第6年起還本，30年內還清。

　　高額公債領取者519人，其中多數為舊藩主，他們所得公債的每年利息比之原有家祿，減少了近五分之三到近三分之二，但他們仍能靠利息維持上層社會的生活。其中所得公債超過10萬元的，不僅能靠利息維持好生活，還能使公債轉化為資本，成為大資本家，因為政府允許銀行的大部分資本可用公債充當。這一類近67人，幾乎都是原領地在10萬石以上的舊藩主。原薩摩藩主領得公債132萬餘元，長州藩主為110萬餘元，均為年利5厘。薩長出身的官員還是不忘舊恩，給舊主以極大的補償。

　　家祿改革雖說是一種贖買，實際上這隻適用於華族、上中層士族，主要適用於華族。對於廣大下級士族來說，雖有一點補償，但近乎廢除家祿。當時民間下層的生活費，每年每人25元，一家100—120元。占華士族絕大多數的下級士族，平均每人僅得公債415元，每年利息不過29元，根本無法維持最低的生活。即使上中層士族，每人平均的公債1628元，每年利息97元，隻能勉強維持下層生活。

　　政府號召士族“把刀劍換成算盤”，鼓勵大家從事工商業。有些士族即使有可能，也不過做點小本買賣，可是又不會經營，很快虧本、破產。“武士商法”（武士經營）成為流行語，用來取笑那些資金少又不懂經營的人。政府盡可能為士族安排出路，讓他們當政府官吏、學校教師、警察，幫他們興辦實業。很多武士不得不放下架子，以出賣勞力為生，融合到平民中去。

　　大藏卿大隈重信主持了家祿改革，的確像他所說：家祿改革“既消除了以有用之財養無用之人的弊端，又收到使無益之人就有益之業的成效，對國家之利不可勝計。”家祿改革後，顯著地緩解了政府的財政困難。廢除了家祿，也就等於廢除了封建武士階級，有助於促進社會和諧，改善社會風尚，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華族被保留下來，以後還有所擴大、加強，使之成為皇室的屏障，這是改革的局限性。

　　許多士族曾在戊辰戰爭中衝鋒陷陣，有功於明治維新，但因為文化低、沒本領，回到家裏無所事事，過著貧困的生活，內心憤憤不平。他們對改革沒有思想準備，政府又不可避免地有差錯，他們總是牢騷滿腹。改革觸動到切身厲害，他們更按捺不住滿腔怒火。明治頭十年內，共發生不平士族的叛亂21起，其中有征韓黨、憂國黨、神風連、秋月黨等叛亂，規模最大的是1877年的九州叛亂。有的不平士族則對政府官員進行恐怖暗殺，遭到他們毒手的有政府參與橫井小楠、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政府參議廣澤真臣等人。

　　明治政府毫不留情地鎮壓了不平士族的叛亂。1873年，西鄉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人，為轉移士族不滿，主張征韓（朝鮮）。大久保利通等以內治優先為由，在爭論中占上風，西鄉、板垣、江藤等下野。1874年2月，曾任文部大輔、司法卿的江藤新平，在佐賀發動征韓黨3000人的叛亂。內務卿大久保聞訊後，親往主持鎮壓，他得到木戶孝允的支持。從東京、大阪、熊本調派的政府軍，迅速平定了叛亂。江藤外逃被捕，梟首示眾。

　　西鄉隆盛下野回到鹿兒島（原薩摩藩），以“尊皇憫民”相號召，不平士族在各地建立軍事組織“私學校”。所謂“憫民”，不過是維護武士特權，反對四民平等，反對地稅改革和廢除家祿。1877年2月，反動士族以西鄉隆盛為首掀起叛亂，北上圍攻熊本，這裏是鎮台（陸軍的軍團）所在地。九州各地和其他地方的反動士族紛紛來支援，叛軍共4萬多人。大久保與西鄉多年共事，同心勤王，西鄉在倒幕維新中功勳卓著。但當大久保聽說西鄉叛亂時，毫不含糊地表示：“實為屈直分明，正正堂堂，宣布罪狀，擊鼓而討之，無可非議。”政府出動陸軍58000多人，還派出海軍軍艦11艘。

　　3月，在熊本以北的天險田原阪，政府軍與叛軍拚死戰鬥了半個月。政府軍死傷3000人，一天消耗步槍子彈25萬—40萬發、炮彈1000餘發，終於奪取了田原阪。另一支政府軍在熊本以南登陸，從背後攻擊叛軍。軍艦也發炮射擊，支援陸上的政府軍。經過幾次血戰，4月中叛軍全線撤退，熊本解圍。政府軍揮師南下，經過數月戰鬥，進抵鹿兒島，並圍困了在城山死守的西鄉殘部300餘人。9月下旬，政府軍攻克城山，西鄉被流彈擊中，剖腹自殺。

　　這次平叛之戰史稱“西南戰爭”。叛軍戰死近4000人，戰傷約1萬人；政府軍陣亡6500多人，戰傷9200餘人。其激烈程度大大超過戊辰戰爭，政府軍在戊辰戰爭中隻犧牲3500人。這表明改革要付出的代價更大，因為改革比倒幕更深刻，過去被倒幕掩蓋住的分歧，隨著改革的進行而擴大、激化了，一場總決戰不可避免。西鄉可謂一代英豪，卻落後時代而被淘汰。這次戰爭後，大久保托人為西鄉寫傳記，並對別人說：“他既是我的畏友，又是我的信友。因此，從私情來說，也不想同他有隔閡。我以此盡力勸說西鄉，不讓他西歸（指回鹿兒島）。但他總是說不想幹了，然後離去。於是演出了去年的慘劇，真是太遺憾了。”說著說著，大久保語聲嗚咽起來。

　　經過10年努力，到西南戰爭結束，大體上完成了體製方麵的破舊改革，封建幕藩體製基本上被摧毀。破舊並不徹底，保留了濃厚的封建因素，但是，走向資本主義富強道路的各種障礙，或基本消除或部分消除。這是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洋務運動的最大不同之處，是“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重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