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速興驟亡的帝國

第一章 曆史轉折：倒幕和“王政複古。”

　　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566年尼德蘭爆發了世界上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日本卻從1467年起陷入室町幕府後期的戰國時期，群雄割據，爭奪霸權，戰亂不止，蔓延了一百多年。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通過東征西戰，終於在1590年實現了統一。但是，豐臣秀吉兩年後就野心勃勃地發動了侵朝戰爭，曆時7年以失敗告終，他也因此憂鬱致死。接著，原從屬於豐臣秀吉的兩派勢力又展開了武力爭鬥。

　　1600年9月中，德川家康率領的10萬東軍和和追隨石田三成的8萬西軍，在地勢險要的關原會戰，激戰中東軍大勝。關原之戰一舉奠定了德川氏的霸業，1603年德川家康任征夷大將軍，在江戶（今東京）建立幕府。日本從此進入德川時代，也稱江戶時代。

　　德川氏建立了封建主義的幕藩體製，由幕府和二百六七十個藩進行統治。為了保持幕藩體製的穩固，主要憑借兩個支柱：在內實行森嚴的身份等級製度，對外建立嚴厲的鎖國體製。想以前者把統治秩序凝固起來，想以後者把可能擾亂國內秩序的外部因素阻擋在國門之外。值得注意的是，1640年英國開始了資產階級革命，而日本卻在前一年，幕府發布第五道鎖國令，完成了鎖國體製，與世界的大變動幾乎完全隔絕。日本人被禁出國，日本隻同中國、荷蘭在長崎進行有限製的通商，與朝鮮、琉球有外交往來。

　　在這樣的幕藩體製之下，持續的和平環境，加快了發展步伐，在元祿年代（1688～1703）前後，出現了經濟、文化的繁榮。但是，幕藩體製的封建性，特別是它所設置的種種束縛，不能不帶來重重矛盾、腐朽和停滯，這在德川後期已日趨明顯。多年以來，尤其是進入19世紀之後，麵對歐美殖民者的威脅與日俱增，國內問題堆積如山，農民一揆、市民搗毀頻頻發生，有識之士不斷發出改革的呼聲，但均因“祖法不可破。”

　　而被漠視、壓製。

　　這種拘泥於“祖法”的僵死局麵，終於在1853年被闖入的“黑船”衝破了。隨後，歐美列強把不平等條約強加於日本。於是，不僅幕藩體製，而且日本國家和民族都陷入了深重的危機。不過，與其他亞洲國家不同，日本沒有繼續墜落下去，而是作出了成功的對應，實現了明治維新，扭轉了曆史發展的方向。明治維新的第一步是推翻幕府，建立以天皇為首的新政權。這一步從醞釀、準備到成功，曆時15年。

　　黑船闖入和安政條約

　　幕府末年，雖然不時麵臨歐美黑船闖入的危險，以及農民一揆、市民搗毀的局部動亂，但當這些危險、動亂一旦過去，那些有勢有財者又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在百萬人口的江戶，鬧市區一派燈紅酒綠。我國清代詩人、曾任駐日使館參讚的黃遵憲，在他的《櫻花歌》中寫道：“承平以來二百年，不聞鼙鼓聞管弦。”

　　“千金萬金營香巢，花光照海影如潮。”這種局麵突然在一天被打亂了。

　　1853年7月8日（嘉永六年六月三日）下午5時許，兩艘蒸汽軍艦在前，它們放下風帆，冒著滾滾黑煙，以蒸汽機帶動兩側的外輪逆風行駛，後麵跟著兩艘風帆軍艦，闖進了浦賀海麵。浦賀位於江戶灣的入口處，是守衛江戶的門戶。闖入的是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裏率領的艦隊，美國軍艦很大，如旗艦“薩斯奎漢那”號2450噸，4艘軍艦都塗成黑色，共有大炮63門。因為幕府禁造大船，日本最大的船隻僅約百噸。在日本人的眼中，“黑船”真是“像山一樣”的龐然怪物，艦體烏黑讓人感到陰森可怖。把守浦賀、江戶灣的官員和士卒被驚慌了，沿岸徹夜燃著火把，一批武裝帆船進行警戒。

　　幕府官員與美艦軍官進行了接觸，美方以強硬的態度，一定要幕府接受美國總統的國書，要日本打開國門。7月9日，幕府老中阿部正弘接到浦賀奉行的急報，第二天他指派幾名官員商討對策。在江戶城內，武士們忙於備戰，居民也不免慌張，大多商店停業謝客，妓院也被當局下令關閉。往日熙熙攘攘的日本橋一帶，一下冷清了許多。

　　幾名官員談了一整天也拿不出主意來。接受國書有違“祖法”，拒絕則恐怕要開戰端，已有鴉片戰爭的殷鑒在前，不能冒此風險，左右為難。日本武備鬆弛已久，十分陳舊落後。鎖國以來，根本不造戰艦，所謂海防隻是在沿岸構築炮台，而江戶灣沿岸炮台的全部火力還不抵美艦的二分之一。武士們穿著舊式甲胄，扛著生鏽的鐵銃，用牛車拉出炮筒，前往防備。

　　過了二三天，培裏尚未見答複，便於11日傍晚派艦隻駛入江戶灣，名為測量，實際上是武力示威。幕府以為美軍可能登陸江戶進行威逼，經徹夜商議，決定暫且收下國書。14日，在浦賀附近的久裏濱，在臨時搭建的接待場所，日美雙方交接了美國總統的國書。稍後培裏艦隊離開日本。

　　黑船襲來的消息不脛而走，震驚全國。幕府加強了海防，解除建造大船的禁令，在長崎設立海軍傳習所，委托荷蘭商館購買蒸汽船。

　　1854年3月中旬，培裏的艦隊再次來到江戶灣，這次共有7艘船艦。江戶和各地又緊張起來。培利以兵戎相見作威脅，迫使幕府接受美國的要求。3月31日（嘉永七年三月三日）在橫濱（時僅80多戶的小漁村）剛搭建的接待場所，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美方有300多人在場，雙方各帶一名畫師，各自畫下了當時場景；那時美國已有相機，似乎未用。條約規定，日本開放下田、箱館（後改稱函館），允許美國船隻入港增補燃料食品；日本應救助美國漂流而來的捕鯨漁民；美國在下田設領事；給美國最惠國待遇等。因有片麵最惠國條款，屬於不平等條約。

　　早從18世紀中葉起，來到日本及其海域的歐美船艦越來越頻繁。俄、英、美都曾叩擊日本門戶，均未得逞。19世紀中，由於美國工業的發展，以及美國國土已拓展到太平洋東岸，遊弋太平洋的捕鯨船、輪船增多了。美國在墨西哥戰爭（1846～1848）中獲勝後，向西太平洋和遠東擴張，成為美國及其海軍的重大目標。美國“蒸汽艦之父”、曾任墨西哥艦隊司令的培裏，1851年任太平洋艦隊司令。當時，英法還無暇顧及日本，美國就捷足先登了。

　　有學者認為，開國對於日本“具有非同小可的意義”，從此日本同各國的交流更為直接而廣泛，由此給日本帶來的積極變化和影響極其深遠。明治初年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寫道：“嘉永年間美國人跨海而來，仿佛在我國人民的心頭燃起了一把烈火，這把烈火一經燃燒起來便永不熄滅。”這把烈火是指“汲取西洋文明的熱情”。的確，開國是日本走向近現代發展的開端。但是，從美國等殖民國家來說，其動機並非為了日本。

　　日本的國門既已打開，歐美殖民國家接踵而來，日本與英、俄、荷蘭先後簽訂類似的條約。1856年秋，美國駐日總領事哈裏斯到任。他是陶瓷品商人，曾任駐寧波領事。1858年7月（安政五年六月），他迫使幕府簽訂了《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同年，荷、俄、英、法援例迫使日本簽約。與這五國的條約稱為“安政條約”，主要規定有五：一、開放神奈川以代替下田，增開長崎、新潟、兵庫、大阪、江戶對外通商；二、五國在開放港口、城市享有“居留地。”

　　；三、五國有領事裁判權；四、改變關稅稅率須經雙方“協商。”

　　；五、外國貨幣可在日本流通，日本的金銀及金銀貨幣可出口。後來葡萄牙、普魯士、瑞士、比利時、意大利也如法炮製。1866年6月，日本又被迫同英、法、美、荷簽訂《改稅議定書》，把進出口稅一律定為5%。原來的進口稅為5%—35%，大都是20%，改稅十分有利外國商品的進口，並使日本的關稅收入巨減。

　　安政條約後，日本國家主權遭到嚴重損害，麵臨著半殖民地化的危機。1863年5月，英法強行在橫濱獲得駐兵權和警備權，兵力通常為一千數百人。列強還可在通商港口設立海軍基地。日本時時處於列強的軍事壓力之下，特別是橫濱駐兵靠近江戶，威脅更大。

　　同時，日本遭受殖民者的經濟剝削和掠奪。根據條約，1859年6月，橫濱、長崎、箱館首先開放。各國同意幕府的提議，以橫濱代替了神奈川。橫濱很快從小漁村變成新興城市、主要的進出口商埠。各國在這裏設立了商行、領事館、居留地，1868年外國商行85家。外商控製了各港口的進出口貿易。

　　日本的進出口額飛速地擴大，1859～1867年增加了21倍多。占出口首位的是生絲，其次是茶葉。日本生絲一運到歐美，人們就驚奇地發現，其品質之優良是前所未見的，十分有利可圖。於是生絲出口直線上升。進口商品主要是棉毛織品。

　　生絲、茶葉等的出口促使了生產的擴大，但是跟不上出口的過快增長，因而價格猛漲，並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升。另外，當時日本的金銀比價是1：5，而歐美一般為1：15.於是，外商大量帶進銀元，換成日本金幣帶出，半年內日本外流的金幣就約200萬兩。銀幣大增，幣值下跌，這也促使物價上漲。幕府為對付黃金大量外流而改鑄貨幣，新貨幣品質低劣，又引起漲價風。以米價來說，1859年到1865年漲了近3倍，到1867年漲了9倍多。絲價猛漲和廉價棉織品的進口，打擊了日本的絲、棉織業。物價的整體騰貴，幾乎各階層都難免其害。因此，開國通商之後，內外矛盾都急劇地尖銳起來。

　　危機感波及全國

　　西方殖民者東來的時候，許多國家都未能擺脫外壓的困境。但日本卻作出了成功的對應，其原因是多方麵的。對外壓的敏感性，強烈的危機感，促使日本對外壓作出及時的反應。

　　日本國土不大，多山少平地，生存環境較惡劣。特別是經常受到火山、地震、台風、海嘯等自然災害的襲擊和威脅，日本人自古以來一直抱有嚴重的危機感。日本四麵環海，在古代構成防止外敵入侵的天然屏障。但也並非沒有危險，最難忘的是13世紀70～80年代，忽必烈率元軍兩次侵犯，日本軍民拚死抵抗，兩次都恰遇台風大刮，元軍船翻人淹，第一次死亡1萬多人，第二次十幾萬屍體飄浮在北九州沿岸海麵上，忽必烈隻好退兵。日本人把這兩次台風稱為“神風”，認為是天神保佑才轉危為安，但事後總不免心有餘悸。待歐美有了巨艦大炮，日本的海洋屏障不牢靠了；四麵環海國土又小，反而容易受到外敵的侵害。日本人深深地意識到這一點，對外壓十分敏感。

　　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但保持與中國、荷蘭通商，這不僅出於經濟的需要，也是為了有一個向外窺視的窗口。雖然窗口不大，幕府卻警惕地由此注視著外麵的風吹草動。按幕府規定，每一艘到來的中、荷船隻，都必須交一份“風說書”，報告所見所聞。風說書有不少關於列強動態的情報。一些武士知識分子十分關注海外動靜，從18世紀晚期以來，他們就不斷著書立說，強調歐美列強侵犯的危險，提倡“富國強兵”。

　　當鴉片戰爭的消息傳到日本，上下為之震動，爭相了解有關情況。1840～1844年，可查到的有關鴉片戰爭的風說書19件，匯編、收錄這類風說書的書籍有10多種，有關的專著、小說近10種（內2種為漢籍）。如幕末史學家齋藤竹堂著有《鴉片始末》，他在一首詩中寫道：“休言勝敗屬秦越，自古邊籌戒履霜。”前一句是借用古時秦越相隔極遠、互不相關的比喻，指出不要以為鴉片戰爭與日本不相幹。後一句的“履霜”，出自《易經》的“履霜堅冰至”，意為踏著薄霜就該想到隆冬將至，必須見微知著，吸取中國的前車之鑒。

　　1853年，培裏果然闖入日本，震驚全國。培裏的艦隊兩次停泊在江戶灣，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人前來觀看，不少人遠道而來。這不僅僅是出於好奇心，也包含著危機感、憂慮感，想看看黑船究竟是怎麽一會事。通過他們，消息向各地傳播。根據後來的村史資料調查，發現偏遠的山村都有人記錄了有關消息。1854年黑船再來時，陸奧伊達郡金原田村（今福島縣伊達郡保原町），一個中上層農民菅野八郎前往觀察，他“為各種見聞而瞠目，簡直坐立不安，無所適從”，痛感必須加強海防，就向老中阿布正弘攔駕上訴。幕府的所作所為讓他失望，1866年他領導發動了49個村17萬人的農民大起義。

　　正是這種危機感，促使許多人關心國家大事、天下大事。特別是一批武士，危機感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使命感。幕末數一數二的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原來隻專注於再興“衰微之正學（指朱子學）”，得知鴉片戰爭之後，為加強海防，熱心炮術，學習荷蘭語，成為蘭學、洋學大家。又如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原本一心練習劍術，其理想是成為劍士。他在培裏來日後，才關心國事，立誌投身反幕倒幕活動。關心國家、天下大事的，還有廣大民眾，1853年簡易印製的《萬國輿地圖》已在農村豪農階層流行。

　　同時，在開國前後，日本的內部危機也十分深重。德川時代中後期，隨著商品經濟日趨活躍，幕藩封建主窮奢極欲，揮霍無度，導致入不敷出、財政危機。於是加重剝削農民，他們的格言是“農民和芝麻越榨越出油”。農民的年貢負擔從“五公五民”變為“七公三民”，有的地方甚至“八公二民”。農村分化嚴重，農民喪失土地比比皆是。許多農民被置於不死不活的境地，無法也不願發展生產。人禍天災，導致饑饉頻發，溺嬰現象司空見慣。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一揆此伏彼起，越來越頻繁。從1740至1800的60年內平均每年13次，而後60年（1801～1860）內平均每年16.2次。安政條約後更為高漲，1863至1865年平均每年21.3次。同時，因物價上漲、發生饑饉等原因，還時有城市貧民的搗毀、騷動。如1859年，以絲織聞名的京都西陣，生絲供應因出口而減半，價格卻漲了一倍，使絲織生產和織工的生活難以為繼，窮困者約1000人。12月下旬，他們兩次掀起暴動。

　　麵對內外危機的夾擊，幕末誌士憂心忡忡，如吉田鬆蔭對旁人說道：“今坐待萬國商船，不出數年，國家疲弊，民有菜色，塗有餓殍，流民蜂起，以至奸雄煽之，黠夷乘之。此餘之所慮也。”開國後，歐美外壓是加深國家危機的主要原因，應對外壓是當時曆史提出的首要課題。

　　中國沒有像日本那樣廣泛而強烈的危機感。在中國，上自朝廷、官府，下至士大夫，總是自恃疆土遼闊，人眾物豐，容易盲目樂觀，高枕無憂。即使邊陲海疆有事，那也相隔遙遠，無礙大局，與己無關，並不放在心上。

　　對應外壓的內在機製

　　成功應對外壓的關鍵，是實行改革圖強，其首要步驟是以新的國家體製取代幕藩體製。日本的體製特點和文化傳統，使之能夠成功地走出這一步。

　　首先，日本有一個十分獨特、十分有利的情況，即存在體製內的反體製力量。由於幕藩體製的特殊結構，本來屬於統治體製內的勢力──部分武士、強藩、朝廷，可在一定條件下轉變為反幕倒幕的政治力量。沒有這些政治力量，倒幕維新是無法想象的。後麵將分別加以闡述。

　　其次，幕末誌士可以從早已興起的蘭學、洋學中，吸取思想營養，找到改革圖強的答案。德川時期，朱子學（朱熹集大成的宋明理學）被奉為官方的正統思想、理論，同時還產生了其他學派，包括蘭學、洋學。蘭學在開國後的擴大和發展，稱為洋學；但蘭學和開國後的洋學都包括在廣義的洋學之內。蘭學、洋學的存在，也是日本所特有的現象。

　　將軍德川吉宗在位（1716～1745）時，實行幕政改革，以圖中興。重要改革之一，是提倡殖產興業，獎勵實學。為此於1720年放寬洋書禁令，允許進口荷蘭文科技書和漢譯科技書。蘭學由此起步，然而舉步維艱。當時一般是趁荷蘭商館官員、翻譯為覲見將軍而來江戶時，向他們學習荷蘭文，請教不懂的科技知識，而他們每年隻來一次，停留時間不長。雖然如此困難，經過二三代人的不懈努力，終於奠定了基礎。蘭學家們迎難而進，鍥而不舍，一絲不苟，持之以恒的精神，被傳為美談。

　　1771年，新一代有誌於蘭學的杉田玄白、前野良澤等4人，拿著荷蘭文的德國解剖學著作和人體解剖相對照，發現該書的圖解非常精確，讚歎不已，決定翻譯全書。但是，隻有前野良澤學過一點荷蘭文，又缺乏像樣的字典，隻好邊學邊譯，往往要為一句文字捉摸很長時間。如“眉是長在眼睛上方的毛”，花了兩天才弄明白。這本《解體新書》經過頭尾四年終於譯完。功夫不負有心人，通過譯書，不僅掌握了荷蘭文，也懂得了西洋醫學的基礎解剖學，蘭學由此確立。此後，由日本醫生、學者自己翻譯荷蘭文著作，介紹西洋科技和其他知識，並設塾講授，培養出一代又一代蘭學家，蘭學也從醫學擴展到其他方麵。18世紀末，蘭學家在江戶集會，各地的與會者已達104人。

　　蘭學、洋學的興起、發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日本自古以來就大力吸收中國文化，然後加以消化、嫁接，推進了日本文化的發展。因而不太有文化包袱，形成了樂於吸收外來文化的優良傳統。後來發現了西方先進文化，自然也就熱心的加以學習、吸收；二是日本比較注重實際有用的學問。日本沒有科舉製度，治學求知不是為了應付科舉、學而優則仕，因而不少人能夠注重學以致用。而且，當時的知識分子大都為武士，他們仍然肩負征戰衛國的職責，既習文又尚武。因此，武士知識分子不能不經常留心軍事，考慮用兵作戰的各種實際問題，不能不考慮如何富國強兵。西方的先進科技首先是以武器、醫術、曆算傳入日本的，立即引起他們的濃厚興趣。正是這種良好傳統、風氣的熏陶，才結出了蘭學、洋學的碩果。

　　這種傳統、風氣影響之深廣，在幕府當局身上也體現出來。他們不僅提倡和開創了蘭學，以後也一直重視蘭學。幕府和各藩設立了蘭學、洋學的翻譯、研究機構。當然，幕府極力要把蘭學納入“官學”的範圍，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不讓它有損於自己的統治，但是幕府並不能如願以償。

　　蘭學不久就越出科技的範圍，向人文領域發展。因為嚴重的危機感，促使人們去了解世界大勢，地理學為之大興，涉及各國人文情況。另外，既然知道歐美科技先進，國富兵強，那就必然要去探索何以如此，了解富強之道何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本多利明就呼籲向西方國家看齊，他把英國看作日本可以仿效的理想之國，並指出，“國之貧富強弱，皆在於製度教示，並非土地之善惡”，歐洲之富強在於“海外涉渡”、“勸業開物”。

　　鴉片戰爭和開國之後，幕府對蘭學、洋學更加無法加以限製了，其人文趨向更為加強。而且，這時突破了醫生、學者的範圍，大批武士投身蘭學、洋學，他們就是抱著應對外壓、富國強兵的目的而來的。如蘭學者緒方洪庵1838年在大阪開設適適齋，從事蘭學教育25年，有名冊可查的門人3000多，其中有很多武士，幕末誌士橋本左內、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都是他的門生。各藩普遍設立藩校，不少藩校講授蘭學、洋學。1860年起，幕府和各藩陸續派人出國考察、留學，他們目睹耳聞了西方種種情況，通過著述向國人介紹了自己的觀感。

　　這時，華盛頓、拿破侖、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跡已廣為人知。加藤弘之於1861年撰寫了《鄰草》，它以抄本在流傳。其中首次介紹了西方的立憲政治，指出必須“不忘天下是天下萬民的天下”，國家富強必須“先得人和為其根本”，唯有“上下分權”（指君主立憲製）、“萬民同權”（指共和製）之政體最為公正、合適，才能實現“人和”。在幕末誌士的意見書和盟約中，提出了未來國家體製的設想，認為應把政權奉還朝廷，設立上下“議政局”或“議事院”，“萬機宜決於公論”。另外，“富國強兵”的口號已提出多年，對於如何富國，1861年神田孝平寫了《農商辨》，要求“務須一改舊製”，變農業立國為商工立國，若如此“上下自富，國勢自振”。薩摩藩的五代友厚，1865年出使歐洲考察9個多月，他向本藩指出，歐洲之富國在於工業和流通的發達，而商社為其擔當者，“合本”（股份製）的商社可把巨大資本集中起來。他希望本藩“不論貴賤，興辦商社”。幕末誌士，通過蘭學、洋學，已經探索到日本應走的方向，從而有可能對內外危機作出有效的對應。

　　中國並非沒有接受外來文化，但作為士大夫的主流意識，總以為中華文化天下第一，對外來文化並不看重，甚至不屑一顧，以致孤陋寡聞，夜郎自大。他們擅長舞文弄墨，吟詩作賦，容易陷於高談闊論，而又自以為是，抱殘守缺，或埋頭故紙堆，訓詁考證，兩耳不聞窗外事。日本蘭學起步時，來自中國的漢譯西方科技書給予不少幫助，但漢譯科技書幾乎均為外國傳教士翻譯，中國並未興起學習西方文化的學派、潮流。

　　幕末日本，除了上述獨特的政治、文化因素外，還具有了客觀經濟條件，主要是商品經濟相當活躍，全國統一市場初步形成。這除了歸因於生產發展之外，還同幕藩體製的兩項特有製度——參覲交代和兵農分離有很大關係。參覲交代就是各藩藩主必須輪番赴江戶值勤，其妻、子必須常住江戶做人質。這是為了防止藩主犯上作亂。藩主以及妻、子住在江戶，有一批家臣陪同。他們集中在江戶，閑來無事，就是比排場、撐門麵，正如《世事見聞錄》所記述，他們“一味誇耀榮華”，“窮奢極侈”。因此，每個藩都必須大量出賣年貢米和其他產品以換取貨幣，以供開支、揮霍。兵農分離的規定之一，是武士一般沒有領地，脫離農村，集中住在城下町，以領祿米為生。這是為了防止武士在農村糾集自己的勢力，以下克上。於是，武士們也一刻都離不開商品貨幣經濟，必須出賣祿米換取日用品。

　　在封建分立的情況下，正是這兩項特有的製度，有力地促進了商品經濟的活躍，全國統一市場的初步形成。其主要表現有三：一、形成全國性的經濟中心——大阪，它是幕府、各藩年貢米和其他產品的集散地，幕府和各藩在此設貨棧、倉庫。大阪買賣八方輻輳，人口近40萬。江戶、京都與大阪並稱三都，也是大範圍的商品集散地。大大小小的城下町與三都保持密切的經濟往來。二、形成全國性的交通運輸網。陸上道路比較完備，但作為經濟流通來說，主要是水上航運。以大阪為中心，瀨戶內海航路、日本海和太平洋沿岸航路與眾多的內河航運相連接，構成了四通八達的航運網。這是日本得天獨厚的條件。三、經濟作物和手工業出現地區性分工，加強了地區經濟的相互依賴和聯結。

　　開國進一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活躍和統一市場的發展。正是由於全國統一市場的初步形成，盡管有二百六七十個藩的封建分立，但幕末時國家觀念得到加強，分屬各藩的反幕倒幕誌士能夠超越藩的界限而聯合起來，並樹立了爭取國家統一（時稱“共和之政。”

　　）的觀念。同時，以商品經濟的活躍為背景，一批豪農豪商與武士的接近、融合，促成改革派武士的形成；以商品經濟的活躍為基礎，西南強藩得以在改革中崛起。

　　西南強藩的崛起

　　幕藩體製下，幕府與藩的關係有些奇特。幕府占全部領地的四分之一，可收獲大米約700萬石。藩主稱大名，分為親藩、譜代、外樣三類。親藩大名是德川氏的族人，幕末共23家。“譜代”為“嫡係”之意，譜代大名是關原之戰以前就從屬德川氏的，幕末145家，大多為小藩，領地在5萬石以下。“外樣”為“非嫡係”之意，外樣大名是關原之戰後才歸順德川氏的，幕末98家，有些領地比較大，20萬石以上的14家，其中30萬石以上的9家，這9家都在西部、西南部。

　　讓幕府不放心的是外樣大名，他們原來實力較大，德川氏要消滅他們並不容易，隻要他們歸順就讓他們保留下來，但是加以移封、削封，使他們的領地大減。這自然不可能讓他們心悅誠服，幕府也對他們懷有戒心，幕府一直想方設法控製、監視、削弱他們。參覲交代主要是對付外樣大名的，還有“手傳普請”，字麵意思是幫助搞工程，客氣動聽，實際上是看到那個藩富強起來，就指派去搞建築、水利工程，把它們弄得財窮力盡。外樣大名要承擔義務，但不能參與幕政，不能擔任幕府要職，這不可避免的要加深幕府與外洋大名的矛盾。可是另一方麵，幕府對各藩的內政一般不幹涉，各藩有內政的自主權、獨立性，可設法讓自己富強起來。內憂外患日趨嚴重，幕府對各藩的控製削弱，屬於外洋大名的西南強藩就乘機崛起了。這種幕藩體製與中國的封建中央集權是大不相同的。

　　天保年間（1830～1843）以來，幕府和各藩進行了幕政、藩政改革。促使改革的直接原因是財政危機。幕府領地多，控製著三都的賦稅和獻金，可以改鑄貨幣增加收入，還可收回部分領地。因此，尚有回旋餘地，改革決心不大，措施不力，實際上是走過場的。

　　各藩的財政危機十分嚴重。參覲交代、手傳普請和藩主的奢侈揮霍，使藩財政連年虧空，負債累累。19世紀中期，大阪商人對大名的貸款估計達6000萬兩（為金幣單位），其利息每年約300萬石。為了能借到錢，大名不論大小，都對富商卑躬屈膝。有人指出：“日本國中，表麵為武家所領有，其實為商家所領有”。當年還流傳著這麽一句話：“大阪富商發怒，天下大名恐懼。”

　　麵對財政危機，藩主們曾采取臨時應付措施。有的藩讓家臣把債務賬冊付之一炬，然後剖腹自殺來賴債，但這不能根本解決問題。許多藩曾把財政危機轉嫁給藩內農民和一般武士，但這激化了藩內矛盾，動搖、威脅著藩的統治。一些藩逐漸明白，除了進行改革，別無退路。西南大藩地處沿海，容易遭受列強侵擾，外壓的危機感特別嚴重，這也促使它們改革圖強。這些藩便於開展海運貿易，有的商品經濟較為發達，這也有利於改革的開展和成功。藩政改革較有成效的是長州、薩摩、佐賀、土佐這幾個西南大藩，還有屬於譜代的越前（福井）藩。它們破格提拔人才，推行重商主義的富藩強兵政策，發展生產和商品經濟，加強藩營貿易，吸取西方科技，進行軍事改革等等。最有成效的是長州和薩摩。

　　長州在本州西端（今山口縣），藩主毛利氏原有領地10國（古時行政單位），關原之戰後歸順德川氏，領地僅留長防、周門二國，不到40萬石，為第九大藩。1837年，長州負債銀9萬多貫，為年收入的近20倍。當局曾以苛重收斂轉稼財政危機，加上又遭風災水災，1831、1837年激起波及全藩的兩次農民大起義。藩主這才痛下決心，起用中級武士村田清風主持藩政改革。

　　重點是經濟改革。首先是緊縮藩的財政開支，藩主帶頭節儉。藩的財政狀況和公私開支，包括藩主一家的開支預算，向藩士、藩民公布，以求得理解和支持。其次是獎勵本藩土特產、經濟作物的生產，縮減藩專賣的品種範圍，以提高民間的生產積極性。再次是加強、改善設在下關的越荷方——經營北越（今富山、新潟縣）一帶航運的機構。下關是進出瀨戶內海的門戶，從北越、九州西部往返大阪的船隻，都要經過下關，而北海道、東北一帶的貨物大都由北越船隻運輸。每天經過下關的船隻絡繹不絕，有的商船臨時需要資金，有的商船得知所運貨物一時難以脫手，需要有地方暫時堆放。越荷方就把財政節餘用作借貸資金，或用來修建貨棧，為來往商船服務。越荷方還為一些疲於長途運輸的貨船轉運貨物。長州充分利用、發揮了自己的地利優勢，越荷方大概每年可積累5000兩。多管齊下，藩財政迅速改善，50年代已還清債務，盈餘日多。以後，長州在發展商品經濟方麵繼續有所作為。此外，長州還買進了大量荷蘭書籍，設立西學所、造船所。

　　薩摩位於九州南部（今鹿兒島縣），藩主島津氏在戰國時控製了大半個九州，歸順德川氏後被削封，領地77萬石，為第二大藩。藩內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如長州。1827年藩負債500萬兩，把藩的全部收入用來支付利息都不夠。藩當局1827年起用下級武士調所廣鄉，進行藩政改革。舉措之一是宣布藩債分250年償還，這是變相賴債；對於本藩商人的債務，則給予士的身份而一筆勾銷。主要措施是增加藩產品的生產和專賣，特別是南部三島（奄美大島、德之島、喜界島）的砂糖專賣，甚至不允許農民自己食用，而收購價僅有市場價的五分之一。琉球的砂糖貿易也被薩摩控製。薩摩依靠壟斷來操縱價格，使糖價上漲。40年代初，每年砂糖專賣獲得19萬兩，盈利15萬兩。同時，薩摩與中國、琉球、朝鮮進行公開或秘密貿易，將所得商品拿到長崎市場出賣牟利。到1844年，藩庫已積蓄50萬兩。

　　50年代，在藩主島津齊彬的主持下，薩摩的藩政改革又前進了一大步。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發展了藩營企業和對外貿易，特別是大力學習、引進西方的科技，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如相繼建立了蘭學講習所、外國人接待所、玻璃製造所、錫密（化學）館、製煉所，並建造反射爐，鑄造大炮，還進行電訊、煤氣燈的試驗。1855年製造了蒸汽船，後來共製造了五艘軍艦。此外，建立水兵隊，製造水雷，設立洋式炮台。在藩政改革中，展現了日本人熱心學習西方的勁頭，如對蒸汽船艦，從看見到製成不過頭尾三年。

　　土佐藩在現今四國高知縣境內，領地49萬石。佐賀藩在現今九州佐賀縣境內，領地35萬石。它們也進行了有效的經濟、軍事改革，佐賀藩的軍事改革較為突出，1850年建成日本第一座英國發明的溶解青銅、銑鐵的反射爐，1855年辦海軍傳習所，1865年製成了蒸汽船。

　　西南大藩依靠改革迅速崛起，成為足以與幕府相抗衡的強藩。特別是長州、薩摩成為反幕倒幕鬥爭的基地，而且這兩個藩的改革派武士，在反幕倒幕鬥爭和維新改革中起著主導作用。

　　改革派武士的形成

　　幕末時期，在城市，居於士農工商等級秩序末位的商人，腰纏萬貫，令人側目。在農村，豪農豪商也是鄉裏顯赫人物。但是，城鄉豪農豪商尚未形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還未能領導反幕倒幕鬥爭。

　　一批改革派武士挺身而出，奔走呼號，領導了這一鬥爭。一批武士從封建統治階級中分化出來，轉變為資本主義改革派。他們不是少數幾個人，而是足以構成重要政治力量的一批人。在當時的東方，隻有日本有這種情況。這是為什麽呢？

　　條件之一是商品經濟的活躍，促使武士與豪農豪商接近、融合起來。商人的實際地位高了，武士樂意接受商人的兒子為養子。早在18世紀上半期，幕府就斥責繼嗣“惟論財貨”，可見那時這類過繼已為數不少，幕末就更不用說了。有些武士幹脆去經商，而有些商人則買了“士”的身份，也佩上了腰刀。在藩政改革中，發展商品經濟是頭等大事，武士與豪農豪商廣泛而密切地接近起來。通過這些途徑的接近、融合，使部分武士與豪農豪商有著共同的追求、願望，有可能轉化為改革派武士。

　　更為重要的，應歸因於體製特點、一般武士的經濟地位。在德川時期，武士內部也分成等級，講究門閥。如大津藩1500武士，細分為100多個等級。武士通常分為上、中、下三等。由於兵農分離，一般武士並不直接掌握基本生產資料土地，而靠領取祿米為生。一些能幹的下級武士，可以參與藩政，但掌大權的是上級武士。因此，一般武士與主君之間、與幕藩體製之間的共同利害關係不太牢固。當他們可以從主君那裏獲得足夠的效忠回報時，自然對主君忠心耿耿。可是，幕末年代這種情景已不多見。

　　各藩因財政危機而一再克扣祿米。下級武士的祿米原就不多，幾經克扣所剩無幾，而城市浮華生活又要增加開支。不少人債台高築，兩袖空空。有些武士竟把禮服和祖傳的刀劍都典當出賣了，一旦主君派遣當差，隻好去當鋪借出，穿掛上路，辦完差再送回當鋪。當時人指出，“忠心耿耿為主效力的家臣幾稀矣！”一些下級武士到了“恨主如恨敵”的地步，可以說他們與主君、幕藩體製之間已經不存在無法割舍的共同利害。有的武士目睹如此情景，他本人雖未陷於窮困，也不免寒心，對舊體製不滿。因此，一部分武士，既麵臨外壓的危機，又看到一種新體製可以給國家、民族和自己帶來美好的前景，就可能從舊體製中分化出來。一般武士的這種狀況與中國的封建地主大不相同，後者視土地為命根子，為了保住土地，他們總是力圖依靠、維護封建王朝。這也決定了中國封建士大夫的保守性。

　　不過，一部分武士要真正分化出來，必須進行思想、觀念上的轉變，這是他們轉變為資本主義改革派的關鍵。僅僅依靠日本自身的思想文化土壤，依靠武士與豪農豪商的接近、融合，尚不能實現這一轉變。蘭學、洋學則為部分武士尋求資本主義改革思想架設了橋梁。但即使如此，卻並非一步登天，而要經曆一個過程。

　　幕末，思想文化上的衝突和轉變異常激烈。許多人都在探索中逐步擺脫某些束縛，突破某些舊框，部分的或全部的完成了從儒學到洋學，從鎖國到開國，從佐幕到勤王，從保守到改革的轉變。幕末思想交流非常活躍，某種思想、主張一提出來，就被人們接受過去，流傳開來。改革派有的思想、主張，甚至來自保守派，如“尊皇攘夷”，不過他們按自己的理解作了改造。

　　改革派武士的思想成長、轉變途徑之一是師承關係。幕末出藩訪師求學之風很盛，改革派武士與佐久間象山、吉田鬆蔭之間的師承關係，是這方麵的典型。佐久間象山（1811～1864）是信濃（大致相當今長野縣）鬆代藩藩士，他是幕末從朱子學轉向蘭學的武士知識分子的代表。1839年在江戶開設私塾“象山書院”，未到而立之年已是聞名遐爾的朱子學家；鴉片戰爭後轉向蘭學，其造詣公認一流。他精通數學，重視實踐，從大炮、火藥到照相機、電療器和電訊都進行過操作、製作或實驗，曾任幕府海防顧問。

　　在象山身上，樂於吸收外來先進文化的傳統得到充分體現。針對儒學者中仍然存在恥於學習西方的偏見，他指出，今日采用西洋之技術器械，“在於有所備而免受彼之欺負，其有益無損顯而易見。”他要求“破除偏執不明之大弊”，盡快向歐美派遣留學生或從歐美招聘教師，“其事早一日有一日之功”。主張開國通商，學習西方，大興器械之學，開設工廠，多造大船，實現富國強兵。

　　象山的突出貢獻，是強調必須把東洋聖學（儒學）與西洋實學結合起來。他在給幕府的上書中指出，西洋諸國和周公孔子之國在鴉片戰爭中的一勝一敗，“終其極，彼之學得其要，此之學不得其要，溺於高遠空疏之談，流於訓詁記誦之末……其（指中國）國風失其萬物窮理之實”。他在這裏用“得其要”、“失其實”，強調了西洋“萬物窮理”的極端重要性。他有一句名言：“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藝術”是指技藝、技術，提倡向西洋學習，改革圖強。他指出，必須“幡然改變既往苟且之故轍”。他還說：“原為天下而立之法，今又為天下而加以修改，此又有何可忌諱？”

　　象山是開明派，他試圖改革、強化而不是動搖、推翻幕府。不過，他的出發點不僅僅是幕府的存亡，而是“天下”（日本）的安危。他明確指出，他的這些開明思想和主張不僅對開明派，也對改革派深有影響，不僅傳之於門生，也流布於幕末誌士之中。以象山書院來看，門下有吉田鬆蔭、阪本龍馬、勝海舟等著名改革派、開明派人士，有加藤弘之、西村茂樹、津田真道等明治初年的啟蒙思想家。吉田鬆蔭（1830～1859）是象山最親近的門生之一。為了克服單憑讀洋書有隔靴搔癢之弊，1854年培裏再來時，兩人不顧幕府禁令，密謀由鬆蔭偷乘美艦出國，“周流究形勢，一見超百聞。”（象山詩句）培裏等人到下田考察時，鬆蔭企圖搭乘美艦，但未被允許，事後他與象山一度被監禁。後來鬆蔭在長州家鄉開辦了鬆下村塾，教育青年武士。

　　鬆蔭基本承襲了象山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但與老師不同，他激烈地倡導尊皇反幕，他期待“草莽崛起”的豪傑誌士，“掀起一陣大風”，將“頹廢老屋”一般的幕府顛覆。鬆蔭與象山一樣，也是積極的“開國論”者，要求實現“航海萬國”、“富國強兵”的遠謀雄略，以維護“三千年獨立不羈之日本”。鬆蔭的這些主張提出於50年代後期，在當時是頗為激進的。在鬆下村塾門下，有一批明治維新中功勳卓著的人物，如高杉晉作、久阪玄瑞、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品川彌二郎、前原一誠等。木戶孝允以前也曾師從吉田鬆蔭學兵學，兩人長期保持密切交往。明治年間，伊藤博文為鬆下村塾題詞：“如今廊廟棟梁器，多是鬆門受教人。”

　　當然，思想的交流、轉變和成長不以師承關係為限，慕名訪談、書信往來和各種著作流傳，是更為廣泛而經常的途徑。武士跟隨大名去江戶參覲，或聚集京都開展尊皇攘夷運動，是相互交流切磋的好機會。熊本藩（在九州）藩士橫井小楠（1809～1869）是著名儒學家並接受洋學成果，他與佐久間象山齊名，人稱“東有象山，西有小楠”。他曾任越前藩主鬆平慶永的顧問，60年代初慶永參與幕政，他也去了江戶，提出《國是七策》。其中之一是“大開言路，與天下共行公共之政。”他反對幕府隻顧一己私利，要求幕府與朝廷、諸藩聯合一致，實現“日本國中共和一致”。這裏的“共和”為“共同”、“公共”之意，“共和一致”、“公共之政”即政治必須打破幕府和各藩的界限，必須從整個國家利益出發。他的這一重要思想，通過交流切磋，在開明派、改革派中傳播開去。

　　與小楠交往的人很廣泛，其中有吉田鬆蔭、高杉晉作、久阪玄瑞、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維新三傑之一）、後藤象二郎等改革派武士，小楠深受他們的敬佩。小楠在江戶時，勝海舟為幕府官吏，兩人來往密切。他們都是開明派，有著共同的主張。在後麵將會看到，1864年西鄉隆盛（維新三傑之一）會見勝海舟，後者關於“公共之政”的思想對西鄉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幕末誌士的成長、轉變中，中國魏源的《海國圖誌》，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這部書除各國的地理、人文知識外，還有關於海防的“籌海篇”等內容。1854年該書傳入日本，熱銷不止，供不應求，價格大漲。三年間在日本出版的翻印本、翻譯本、各種選本達21種之多。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吉田鬆蔭、高杉晉作等等幕末誌士，都從中獲得教益。象山興奮地說：“予與魏氏，各生異地，未能相見。觀察時勢，同於此年著書。但所見暗合，何等奇哉。可稱海外之同誌也。”

　　據說，橫井小楠讀《海國圖誌》都忘了吃飯。徐繼畬的《瀛環誌略》、陳逢衡的《英吉利紀略》，在日本也很受歡迎。

　　通過上述途徑，改革派武士逐步成長起來。他們主要來自下級武士，也有中、上級武士。在他們的領導下，下級武士充當推翻幕府的重要動力。但他們領導倒幕維新，並不代表下級武士的利益，而是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

　　在中國，鴉片戰爭後，雖然林則徐、魏源等有數的改革人士，力圖改革興國，但並未出現足以主導局勢的一批改革派。在當年中國，封建地主士大夫中不可能分化出一批改革派，既有體製方麵的、也有思想文化方麵的原因。1862年，高杉晉作到上海，聽說《海國圖誌》竟然絕版，不禁感慨地說：清國“徒然提倡僻見，因循苟且，空渡歲月……故由此而至衰微也。”

　　日本改革派武士的成長，除了上述途徑外，還需經曆鬥爭實踐的磨練。從尊皇攘夷轉向倒幕維新，是他們成長過程中跨出的關鍵一步。

　　從尊皇攘夷轉向倒幕維新

　　幕末，保守的水戶學提出了“尊皇攘夷”的口號。水戶藩是親藩，水戶學提出“尊皇攘夷”，是為了借助天皇權威，喚起人們防止“外夷”的侵犯，維護幕府的統治。可是，這一口號卻被幕末誌士們接過去，變為借助天皇權威反對幕府的口號。同時，國學的“尊皇”思想對誌士們也深有影響。

　　當年日本同時存在著天皇、朝廷和將軍、幕府，這頗為微妙而又事關重大。天皇被認為是天照大神的後裔，是現身人間的神。將軍的統治借助天皇的權威，是天皇把統治權委托給將軍。同時，天皇在京都保持著自己的朝廷，朝臣稱為“公卿”，幕末有130多家。但是，實際上將軍和幕府操縱一切，甚至對天皇、朝廷作出種種規定。如規定“公家各家之學問，日夜均不得疏忽。”

　　；“天子之各種藝能，首先在於學問”。所謂學問，是指詩文之類的寫作。也就是要天皇、公卿遠離政治，隻是埋頭書案，吟風弄月。幕府隻撥給朝廷10萬餘石領地，其中歸天皇的僅3萬石，隻相當一個小藩主，公卿所得更有限。幕末，天皇和公卿也窮得可憐，孝明天皇有時興致起來想繪畫，卻買不起宣紙；公卿窮得沒辦法，畫紙扇、做紙花去賣；明治維新元勳岩倉具視竟在家裏抽頭擺賭，因為公卿家是幕吏不能擅入的。

　　天皇、公卿自然不滿意這種狀況，總想加以改變，外壓的危機使他們得到了機會。1846年，朝廷向幕府下達諭旨，內稱天皇對於外國船隻的來日深為“掛念”，要求幕府“妥善籌策，使神州無恙，細心指揮，益安宸襟”。比較委婉，但卻是天皇幹預政務的破天荒第一次。朝廷明白，外壓是人人關心的國家大事，天皇表示關注理所當然，無可非議。1853年培裏來日，幕府老中向朝廷作了報告，並詢問道：“以聖睿慮，是否應進行祈禱？”這也是破天荒第一次。老中心裏也清楚，這是國家大事，生怕處理不當，遭受非議，報告了朝廷日後可以有個托詞。而且，祈禱天神是天皇的職責和權力。朝廷自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要求幕府嚴加防守，答應天皇將“往七社七寺祈禱”。

　　這一來，精神權威朝廷和政治權威幕府的分立公開化了。幕末誌士們抓住了這一點，高喊“尊皇攘夷”的口號，在“攘夷”的同時，企圖以“尊皇”來反對、打倒幕府。天皇和部分公卿不滿意洋人的耀武揚威，不反對“攘夷”。1858年締結安政條約時，朝廷就要求條約的簽訂必須得到天皇的敕許。那些對幕府不滿的大名看見有機可乘，提出締約須交大名公議。幕府則認為，自己有權簽訂條約。正當此時，將軍家定體弱多病，沒有子嗣，對於由誰來繼任，企圖改革幕政的大名與守舊的大名發生分歧。於是，條約敕許問題與將軍繼嗣問題糾纏在一起，兩派爭得不可開交。藩主們出頭露麵進行抗爭，反幕誌士參與其中，在京都等地進行幕後策劃、活動。

　　在原將軍家的支持下，代表守舊大名的彥根藩（今滋賀縣境內）藩主井伊直弼出任大老（臨時設置的職務，位居老中之上）。井伊直弼專斷地決定了締約和繼嗣問題，反對派紛紛抨擊。吉田鬆蔭著文痛斥幕府擅自簽約是“不思國患，不顧國辱，不奉天敕，將軍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憤，須尊大義討滅誅戮之”。10月中旬，井伊直弼突然製造了“安政大獄”，大肆逮捕反對派，囚在竹籠裏押往江戶。百餘人入獄，其中四分之一被處死，還有一批大名、公卿受處分。吉田鬆蔭、橋本佐內等多名誌士，被處以切腹、梟首示眾等極刑，有的死於獄中。西鄉隆盛逃回薩摩藩，後一度被流放。

　　大老的鎮壓激起更猛烈的反抗。1860年3月24日（舊曆三月初三）上午，18名浪士（脫離藩籍的武士）等候在江戶城的櫻田門外。這天井伊直弼要覲見將軍，侍從60多人列隊維護，踩著積雪來到櫻田門外。一聲槍響，浪士們衝向直弼的轎子，把他拖出轎外斬首。浪士和侍從激烈格鬥，把他們打得四散逃走，雪地上濺著鮮血。看熱鬧的人聚集如山，為浪士們叫好。在光天化日之下，幕府大老被殺，表明幕府威信掃地，幕府專製不得人心。

　　以櫻田門外之變為起點，誌士們越過藩主，走上政治鬥爭第一線，尊皇攘夷運動走向高潮。這時，開港貿易的不良後果已經顯現出來，物價上漲衝擊著一般武士和城鄉人民，攘夷情緒隨之蔓延，更為激烈。襲擊、殺害外國人的事件不斷發生，外國人提心吊膽，連睡覺都把手槍放在枕下。人們對幕府的痛恨也強烈起來，認為外夷入侵都是因為幕府的腐敗無能。

　　據有關資料，全國尊皇攘夷誌士900多人，大多為武士，以長州、土佐武士居多，也有不少豪農豪商。他們一大批人雲集京都，爭取公卿中的激進派以影響天皇，讓朝廷催促幕府下令攘夷，並策動天皇擇日親征，他們就乘機推翻幕府，建立天皇政權。他們頻頻殺害為幕府說話的公卿，斬首示眾，拋屍荒野，對朝廷、幕府施加壓力。他們與幕府捕快進行著你死我活的格鬥。長州藩當局在京都十分活躍，與尊讓誌士一起，推動朝廷實行尊皇攘夷。

　　尊皇攘夷運動看起來熱火朝天，但卻有著致命的弱點。一個弱點是，攘夷雖然出於民族情緒，事出有因，但卻是盲目蠻幹行為，有害無益。經朝廷多次催促，幕府下令1863年6月25日（舊曆五月十日）攘夷。誌士們興高采烈，急忙趕往長州。25日深夜，一艘美國商船停泊在下關海峽，毫無防備。兩艘長州風帆艦駛近它，突然發炮，美船斬斷錨鏈驚慌逃走。以後，他們又炮擊了法國、荷蘭軍艦，荷艦被擊中30餘發炮彈。誌士們心滿意足，得勝班師回京都，等待天皇親征。7月中旬，美艦、法艦先後報複，炮擊下關，長州守軍慘敗。1864年秋，英美法荷四國準備派出聯合艦隊，再次進行報複，長州麵臨危險局勢。

　　尊皇攘夷運動的另一弱點是，誌士們脫離本藩，雲集京都，單純指望、依靠天皇和朝廷。孝明天皇討厭洋人跑到他的國家來說三道四，是個狂熱的攘夷主義者，但在國內政治上卻極端保守，稱誌士們為“亂暴之徒”，把誌士們的倒幕打算告訴了幕府和有的藩。親幕府的會津藩以及與長州不和的薩摩藩，用兵把守宮門，發動了“八一八”政變（1863年9月30日，舊曆八月十八日），把尊攘派逐出京都。尊攘誌士和長州藩兵約1000人，擁著三條實美等7名公卿，冒雨徒步西下長州。在京都活動的木戶孝允長久流亡藩外。久阪玄瑞等人不服，1864年8月發兵進攻京都，以排除奸賊。但長州兵戰敗，久阪玄瑞自殺。天皇震怒，命令幕府征討長州，這是幕府求之不得的。

　　長州受到兩麵夾擊，危在旦夕。長州的安危，關係倒幕維新的成敗。在這一關鍵時刻，高杉晉作（1839～1867）臨危受命，力挽狂瀾。他是中級武士，與久阪玄瑞同稱鬆下村塾的“雙璧”。吉田鬆蔭死後，晉作立誓要為先師報仇雪恨，與幕府不共戴天。晉作受到蘭學、洋學的熏陶，1862年與久阪玄瑞等人一起，受藩命搭乘幕府船隻赴上海，旅居兩個多月，所見所聞使他大開眼界。晉作等人看到，英國、法國人在街上大搖大擺，中國人都避開讓路。他感慨地說：“上海之地雖屬中國，實可謂英法之屬地也”，深感決不能讓日本淪落到這種地步。晉作在上海如饑似渴地吸取新知識，同行者中有會英語的，他們遍訪各國商館人士、會晤西方傳教士、參觀歐美駐軍的武器裝備、收集有關世界和西方各國的書刊。這使晉作進一步認清了世界大勢，明白了日本與西方的差距，隻有學習西方，開國通商，富國強兵，才是正道。他在一次筆談中表示，應當誠心誠意地窮究航海、炮術、器械之理，否則“口雖唱聖人之言，身已為夷狄所奴役”。

　　高杉晉作回國後，在攘夷風潮中，曾與其他人一起火燒英國使館。但他很快冷靜下來，奔走勸說放棄攘夷，應當首先集中力量推翻幕府，才能使國家富強起來。多數尊攘誌士對此不理解不支持，有的強烈反對。1863年尊攘運動熱火朝天的時候，晉作脫離運動，回到長州老家。1863年夏，美、法軍艦炮擊下關，藩廳“無守衛之策”，藩主起用晉作，收拾敗局。7月下旬，晉作趕往下關，落腳在商人白石正一郎家裏，招募、組織了奇兵隊。“奇兵”是相對於藩兵（“正兵。”

　　）而言的，奇兵隊打破了身份等級的限製，隊員中有下級武士、農民、商人，戰鬥力明顯強於藩兵。藩內紛紛仿效，建立名稱各異的類似隊伍，它們和奇兵隊統稱“諸隊”。這是高杉晉作和長州的一大創舉，為倒幕準備了重要武裝力量。

　　1864年9月上旬，英美法荷四國聯合艦隊17艘軍艦進攻下關，大炮齊發，長州一敗塗地，下關海峽一帶失陷。這時，藩廳再次讓高杉晉作出來收拾局麵。晉作力主媾和，遭到攘夷派的反對，但獲得伊藤博文、井上馨的鼎力支持。他們二人也曾是狂熱的攘夷派，一年多前奉藩命秘密離開橫濱赴英國留學。他們先到上海，再到英國，兩人都被英國的強盛驚服了，醒悟攘夷不可取，必須走開國進取之路。他們聽說四國將派艦隊進攻長州，急忙趕回長州，力諫藩廳實行議和。

　　高杉晉作、伊藤博文、井上馨等與四國議和時，藩內反對聲浪很高，諸隊也強烈反對，他們幾人不得不東躲西藏，避免遭到襲擊。9月中旬，簽訂《下關協定》，規定長州應善待外國船隻，下關不再修複、新建炮台。除此之外，他們堅決拒絕了有損主權、獨立的讓步，如四國要求租借下關附近的彥島，晉作等人沒有同意，因為已有中國租借香港的教訓。下關議和正確地實現了從尊皇攘夷到開港倒幕、全力倒幕的策略轉變，反幕倒幕鬥爭出現了轉機。

　　需要說明一點，即在1863年薩摩已經放棄攘夷，與英國和好，開港通商，加快了富強步伐。但是，那時薩摩不屬於尊皇攘夷一派，還與幕府一起打擊長州。因此，反幕倒幕鬥爭的策略轉變，是從下關議和開始的。

　　不過，下關議和並未使長州完全擺脫危局。幕府正在發動征討長州，對長州形成巨大壓力。長州藩的保守派乘機於10月控製藩廳，對幕府表示“恭順謝罪”，下令解散奇兵隊等諸隊，處決參與進攻京都的藩廳官員、參謀，讓藩主父子引退，聽候幕府處分。幕府達到了“以長製長”的目的，征討長州不戰而勝。長州政局劇變，黑雲壓城，高杉晉作逃往九州的築前藩。

　　高杉晉作沒有屈服，他秘密回到下關，寫下絕命書：“國家有難，胸中如火”，為“忠義之鬼，快哉，快哉！”他在奇兵隊本營召集諸隊領袖，動員他們起義，奪回藩政權。但大家在猶豫觀望，幻想通過談判保存諸隊。高杉晉作斬釘截鐵地指出：“延遲一日，失去一日時機。起義是當今唯一出路，錯過了今天，勝利永遠不會再來。”晉作和大家爭得麵紅耳赤，起義僅得到伊藤博文的力士隊（30人）和石川小五郎的遊擊隊（80人）的支持。盡管力量有點單薄，晉作知道勝敗在此一搏，決不後退。

　　1865年1月12日（元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夜，力士隊和遊擊隊的80人來到下關功山寺集合。在晉作的指揮下，次日拂曉出發，攻占了下關新地會所（藩的專賣機構），把儲藏的大米分給民眾，並樹立布告牌，宣布起兵在於“安農商”。前原一誠賦詩一首，描繪了起義情景：“軍謀終夜剪青燈，曉閃旌旗氣益增。凜冽寒風麵將裂，馬蹄踏破滿街冰。”

　　28日，起義軍再次攻占新地會所，奪得大批武器彈藥。在功山寺起義的激勵下，2月1日諸隊起義，攻占了一些地方。在瀨戶內海沿岸一帶，以村吏為首的武裝隊伍相繼成立，響應起義。小郡地方28名村長（莊屋）結成莊屋同盟，支援起義。村吏、村長一般均為豪農豪商。廣大民眾“欣然歡迎各隊，或送米糧，或供金錢。”

　　長州起義的勝利，促使藩主改組藩廳，排除了保守派，木戶孝允、高杉晉作在藩廳中起實際領導作用，伊藤博文、井上馨是主要輔佐者。長州進行了軍製大改革，新軍隊主要由下級武士和農商平民組成，采用新式步槍，進行西式訓練。同時進行經濟改革，振興百業；開放下關，發展對外貿易；越荷方擴大經營範圍，從事對外貿易。

　　從下關議和到長州起義，克服了尊攘運動的兩大弱點。改革派武士加強了同豪農豪商和廣大民眾的結合，在長州站穩了腳跟。長州成為倒幕鬥爭的強有力的基地。

　　挾天子以令諸侯和“王政複古。”

　　1865年4月，幕府宣布再征長州。這時，原與長州對立，參與“八一八政變”的薩摩藩逐漸改變態度，與長州接近起來。

　　薩摩轉變的主要原因是，薩摩期待的公（朝廷）武（幕府）合體運動遭到挫敗。這個運動與反幕倒幕鬥爭相對立，參加的既有譜代大名，也有外樣大名。他們想借助朝廷權威，迫使幕府讓他們參與幕政，分享中央政權，並且通過朝廷、幕府和各藩的聯合，克服內外危機，維護幕藩封建體製。薩摩藩是公武合體的主力之一。

　　公武合體運動有兩項主要成果：一是參覲交代由隔年一次改為三年一次，並允許藩主的妻、子回藩；二是1864年2月，由天皇任命鬆平慶永和薩摩藩藩主之父、實權者島津久光等數人，組成“參予會議”，協商國政。但好景不長，幕府不允許出現兩個政權，幕吏與參予爭吵不休，才兩個月，參予會議瓦解。8月天皇命幕府征討長州，幕府舊態複萌，宣布恢複原先的參覲交代製度。公武合體的成果化為泡影，使薩摩大失所望，終於看清幕府頑冥不化，將喪盡人心，衰頹不可避免。

　　此外，克服藩本位的狹隘觀念，也是薩摩轉變的重要原因。薩摩的西鄉隆盛等改革派，在許多問題上都與幕府不一致，他們之所以讚同公武合體，除了對幕府尚有幻想外，主要是力圖壓製、削弱長州，不讓長州的地位超越薩摩。1864年10月西鄉隆盛會見了勝海舟，聽了勝海舟關於“公共之政”的一席話，大受啟發，擺脫了隻顧本藩利益的狹隘觀念，轉向薩摩與長州聯合，共同推進倒幕維新事業。他在給大久保利通的信中強調，“務須實行共和政治”，即著眼於整個國家的大局。大久保利通也反對再征長州，他在給西鄉隆盛的信中，針對征長的天皇詔敕寫道：“惟有至當之理，天下萬人誠服，方可成其為敕命。非義之敕命非敕命也，故不可奉之。”即使是天皇的敕命，也必須得到“天下萬人誠服”，這和“公共之政”是一個意思。

　　經阪本龍馬等人的斡旋，長州與薩摩捐棄前嫌，言歸於好。1866年3月7日（慶應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長州的木戶孝允和薩摩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在京都的薩摩藩邸簽訂了薩長盟約。其中約定：“今後雙方為著皇國的利益，以早日發揚皇威，恢複王權為目的，誠心誠意地努力。”並規定了幕府再征長州時，薩摩如何援助長州。

　　薩長兩藩結盟極大地改變了力量對比，不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使幕府陷於被動、孤立的境地。薩摩帶頭反對再次征長，另一些藩也跟著響應，連德川慶勝的尾張藩、鬆平慶永的越前藩都拒不出兵（慶永與將軍同宗，“鬆平”為德川氏的舊姓）。薩摩在軍事上對長州的最大支持，是幫助長州購買了大量新式武器。僅1865年，長州除購入艦船、大炮外，還有步槍4種11，100支，價值138，800兩。這也體現了長州藩政改革的成效。

　　1866年7月幕府發動第二次征長戰爭。幕府除親兵外，還調集了32個藩的兵力，分4路殺奔長州。但是，不論在裝備上、士氣上還是指揮上，征長軍都不敵長州軍，征長軍基本上被阻止在長州境外。在再次征長開始前後，由於征收臨時捐稅、大米等價格暴漲，導致了幾乎遍及全國的市民暴動、農民起義，牽製了幕府和征長各藩，支援了長州。8月將軍德川家茂病死在大阪的大本營，德川慶喜為將軍繼嗣（1867年正式任將軍）。9月底，德川慶喜奏請朝廷下詔休戰，也即宣告征長失敗。這次武力較量，是幕府和到幕勢力決定日本命運的決戰，長州的勝利是倒幕鬥爭走向勝利的轉折點。

　　高杉晉作因指揮作戰勞累過度，肺病惡化，1867年5月英年早逝，年僅27歲。晉作好學善思，膽識過人，對倒幕鬥爭功勳蓋世。此後，西鄉隆盛（1827～1877）、大久保利通（1830—1878）和木戶孝允（1833～1877）成為倒幕維新的主要領導人，史稱“維新三傑”。西鄉、大久保是下級武士，在島津齊彬搞藩政改革時被起用；大久保利通曾受蘭學家外祖父的影響。木戶孝允是中級武士，師從吉田鬆蔭之後，又接受神田孝平的蘭學指導。

　　再次征長前後，政治勢力大改組，一些讚成公武合體的人轉向倒幕派一邊。公卿岩倉具視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任天皇侍從。再次征長的失敗，已基本決定了幕府垮台的命運。但是，在倒幕的最後路程上，還有保守的孝明天皇這一不小的障礙。1867年1月17日，孝明天皇發燒，被診斷為患天花。30日（慶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嘔吐、下瀉不止，隨後七孔流血而死。當年任英國使館翻譯的沙托在所著《一個外交官眼中的明治維新》中寫到，孝明天皇死後，宮中就有被毒死的傳聞。此後就一直存在患天花和被毒死二說，毒死說認為是岩倉具視策劃的，但查無實據。如果真的是患天花而死，那麽這一偶然性為倒幕的必然性開辟了道路，加快了倒幕的進程。

　　1867年2月，年僅14歲的睦仁（1852～1912）繼位。倒幕勢力通過改革派公卿，利用天皇年幼，控製了朝廷，“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動。他們私下稱天皇為“玉”，把天皇看作可由他們操縱、利用得的一種權威。木戶孝允在寫給別人的信中說：“在舉兵之前，我們先掌握住‘玉’，是千載一時的大事。萬一被他們奪去，四方誌士壯士，無論怎樣堅決，都會心慌意亂，呈瓦解之勢。”三條實美（1837～1891）、岩倉具視（1825～1883）在控製朝廷中起主要作用。

　　10月中，薩長達成出兵倒幕協議。接著，長州藩與安藝藩也訂立出兵密約。11月8、9日，朝廷分別向薩摩、長州藩主下達討幕密敕。薩、藝、長先後發兵京都，土佐藩的板垣退助等人不顧藩命，也投身武力倒幕。

　　1868年1月3日（慶應三年十二月九日）晨，依憑天皇命令，西鄉隆盛指揮薩、土、藝等藩的軍隊把守皇宮各門，實行宮廷政變，天皇頒布《王政複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成立天皇政府。在這之前，德川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