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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統一後的德國：歐洲大國、強國
統一後的德國不僅是歐洲的大國，而且是歐洲的強國。新德國領土麵積為357050平方公裏，人口8100萬，是歐洲除俄羅斯以外人口最多的國家。兩德合並大大增加了新德國綜合實力。在德國統一之前，原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分別是西歐、東歐集團（前蘇聯除外）中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原聯邦德國是歐洲最發達的現代資本主義工業化強國，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為24477億馬克（人均39832馬克），國民收入為18958億馬克。民主德國在統一前的1989年國民生產總值為8269.8億民德馬克（人均50321馬克），生產性國民收入為2736.7億民德馬克。因此，兩德統一之初，新德國在經濟上是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所無法相比的，成為歐洲經濟上的“超級大國”。兩德統一，又為德國的繼續發展和進一步崛起提供了機遇，擴大了德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
德國統一後，麵對新的形勢，科爾政府對內不斷調整政策，努力整合和振興東部地區經濟，保持社會的穩定，使統一後的德國經濟出現了咄咄逼人的發展勢頭。
1991年3月，科爾政府製訂了“振興東部”戰略——《共同促進東部地區發展的計劃》，為東部地區經濟轉軌和重建投入大量的資金，1991—1995年財政援助達8480億馬克。“振興東部”計劃實施以來，新建的勃蘭登堡、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薩克森、薩克森—安哈爾特、圖林根5個州經曆了巨大的變革。在政治領域，對原民主德國政治行政機構和司法係統進行徹底改造，按照西部模式建立與經濟重建工作同步發展的政治行政體製，以及建立健全的法律製度。在經濟領域，按照社會市場經濟體製對東部地區經濟結構進行改造，對國營企業實行私有化，從產權關係、經營機製到組織管理製度等各個層麵進行全方位改造，將原公有製的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市場經濟。1994年12月基本上完成了對東部國營企業的結構改革，有14000家國營企業實現了私有化，有3600家企業被關閉。與此同時，加速東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1991年至1996年底，聯邦政府為新聯邦州的交通和通訊等方麵投資約1000多億馬克。公路、鐵路的擴建或新建、郵政和電訊的改造和擴建在東部快速發展。至1997年，擴建、新建和重建的公路有1.1萬公裏、鐵路有5000公裏。1996年電話從原來的190萬門增加到780萬門，1997年東部地區電訊網已全部實現數據化。對東部地區的改造和大量資金投入，促進了東部地區的建設和發展，使東部地區初步具備了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為經濟的複興創造了條件。東部地區的經濟在德國統一後幾年內明顯地有所增長。從1991年至1995年，東部新建州的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約8%，大大超過西部，成為歐洲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
當然，德國為東部地區經濟的體製轉軌和重建，完全是依靠“輸血”進行的。向東部地區大量投入的結果，使聯邦政府財政負擔加重，暫時影響了整個德國經濟的發展，最初幾年經濟增長緩慢，1994年走出低穀，增長率達到2.9%，1995年為1.9%，1996年為1.4%。為此，科爾政府在增加國內資本對東部經濟投入的同時，不斷致力於擴大德國出口，開辟國際市場，刺激本國經濟進一步回升。1997年，因馬克匯率下跌使德國出口增長，僅頭10個月出口贏利就達1047億馬克，比前一年增長了12.6%。在出口增加的帶動下，1997年德國經濟增長率又上升為2.5%。科學技術在德國經濟增長中占有較大的比重。1997年，尖端技術占德國工業生產的11.7%；技術密集型產品占世界市場的17.1%，僅次於日本和美國；在高附加值產品方麵，占世界市場的19.5%，居世界第一位。1997年的德國通貨膨脹率也較低。雖然這一年馬克對美元貶值不少，從而使以美元結算的進口物資價格上漲，但通貨膨脹率仍隻處於1.8%的低水平，這是連續3年來低於2%。由於出售了部分國有資產，1997年的財政收入也好於往年，財政赤字比上一年少了70億馬克，沒有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達到了加入歐洲統一貨幣的標準。1998年德國全年經濟增長率仍超過2%。
在對東部地區進行重建，充分挖掘原民主德國地區的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結合原聯邦德國的強大工業基礎，僅僅幾年，新德國經濟實力大大增強了，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為24477億馬克，1992年超過3萬億馬克。新德國的經濟規模也更加擴大了，1988年德國的經濟規模隻有日本的42.4%、美國的23.03%，然而到1994年，新德國的經濟規模已相當於日本的80%、美國的60.4%。德國的經濟實力和經濟規模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除經濟實力增強外，新德國在歐洲和國際上的政治地位不斷得到提高，為德國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發展空間。
德國統一後，科爾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努力擴大德國在政治上的影響，使德國成為一個世界上的政治大國。為此，德國在對外關係上開展全方位外交，不斷擴大對外政策的自主性和外交活動空間，並要求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
繼續積極推進歐洲一體化事業，促進歐洲在政治上的聯合，將歐共體發展成為歐洲聯盟，在歐洲實現統一的貨幣，並在歐洲聯合中確立德國的主導地位，這是科爾政府在德國統一後外交上的首要任務。為此，德國在繼續保持“法德軸心”的同時，更多地顯示德國在處理歐洲問題上的“主動性”和“主導地位”，不願充當法國的“配角”。為使歐共體成員國在歐洲政治聯盟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或減少分歧，科爾開展了頻繁的外交活動，進行了多方麵的外交磋商工作。在德國的主動努力下，1991年12月11日，歐共體12個成員國政府首腦簽署了關於建立歐洲政治聯盟和經濟貨幣聯盟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1992年12月2日，德國聯邦議院正式批準了《馬約》。當《馬約》被丹麥公民投票否決後，科爾表示德國決不能使歐洲聯合的火車停駛或減速，而要繼續沿著歐洲一體化的道路前進。在科爾的努力下，《馬約》於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歐洲政治和經濟貨幣聯盟”（簡稱“歐洲聯盟”或“歐盟”）正式誕生。它的成立標誌著歐洲聯合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為統一歐洲貨幣，1994年1月1日建立在德國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的歐洲貨幣局開始運作，歐洲統一貨幣的計劃得以啟動。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誕生。歐元的問世，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劃時代的裏程碑。至此，科爾所追求的歐洲統一的經濟政治目標已開始實現。
在促進歐洲政治聯合的同時，德國不斷擴大外交自主性和活動空間，在歐洲和世界上謀求政治大國地位。
德國是歐洲聯盟中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為聯盟的建立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並提供了巨額的資金。德國已在歐洲聯盟中處於支配地位。科爾“自主性”外交也處處顯示德國在處理歐洲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如德國不與歐洲盟國協商，曾幾次單獨提高利率，迫使其盟友不得不跟著提高利率或者不敢降低利率；德國促成歐洲政治聯合的實現，以及為擴大其在中、東歐的影響，力主歐洲聯盟向中、東歐敞開大門。凡此種種，充分顯示德國已成為歐洲聯盟中的主角。從實力來講，德國在歐洲聯盟內占有明顯的優勢，不僅經濟實力居第一位，歐洲中央銀行設在德國法蘭克福，必將成為歐洲的金融中心，而且德國是歐洲議會中擁有席位最多的國家，在政治上有更多的發言權。科爾的一位高級顧問不無得意地說：“今後歐洲國家將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德國將成為平等國家中的老大。”這些話一點也不假，這是德國本身的強國地位決定的。
在國際上，德國逐漸改變以往在外交上惟美國馬首是瞻的“追隨者”形象。1991年12月蘇聯解體，歐洲各國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歐洲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出現了新的分化和重組的趨勢，世界正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善於捕捉機遇的科爾，及時抓住這一變化的世界局勢，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斷拓展新德國的外交空間，推行全方位“自主性”的大國外交，努力爭取獲得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大國地位。從1991年底開始，德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頻頻亮相，開展了一係列令世人矚目的外交活動。如1991年南斯拉夫內戰期間，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兩個自治共和國乘機要求獨立，美國及歐共體國家從自身利益考慮均不讚成。然而，德國為了重建其傳統的勢力範圍，不顧當時聯合國秘書長的勸阻、不顧美國和歐共體國家反對，於1991年12月23日單獨宣布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兩個自治共和國的獨立。這表明，德國已經開始根據自己國家的利益推行自主性的外交政策，向國際社會顯示統一後的德國的地位和力量。
德國與美國之間由“仆主”關係演變為“領導夥伴”關係，也充分說明德國在國際上地位的提升。德國統一後在外交上的自主性傾向，使美國也認識到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1994年7月，美國總統克林頓對德國進行了訪問，稱德國是美國在歐洲的主要盟國，是美國歐洲政策的基石，德、美關係是戰略領導夥伴關係。國際輿論認為，美國總統克林頓這次對德國的訪問標誌美、德之間的“主仆”關係宣告結束。在歐洲問題上，德國甚至不願美國充當領導角色。科爾在1997年2月9日接受法國電視二台采訪時說，在冷戰結束後的形勢下，美國已成為歐洲的夥伴，因此它不應當是指揮歐洲的“上級領導”。他說，“北約組織應當成為歐洲安全防務的軸心”，但這“並不意味著對美國人惟命是從”。可見，德國反對美國在歐洲事務問題上指手畫腳。在涉及德國內政外交問題上，德國更不願美國頤指氣使，也經常對美國說“不”。1997年5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公開要求德國政府不要不顧波黑難民的意願，把他們一律遣返。德國立即對此作出了強烈反應。金克爾外長表示，美國無權規定我們應該做什麽，在這個問題上德國不需要別人的指教。當然，德國在有些問題上對美國說“不”，並不意味著德國政策趨向反美，而是表示德國不再一味盲目追隨美國。
要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是德國在外交上的又一個重大行動。德國要成為政治上的大國就要謀求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為此，德國在1993年進行了積極的外交活動。6月底，科爾總理親自簽署了德國向聯合國總部遞交的要求成為常任理事國的申請書；7月，科爾和金克爾訪問日本。金克爾聲稱，德國和日本將協調行動，努力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德國利用一切場合大造聯合國安理會應該進行改革的輿論，宣稱歐洲人口最多、經濟實力最強、並成為聯合國第三大捐款國的德國，完全應該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盡管德國這一外交努力還沒有成功，但表明德國欲成為世界政治大國的願望多麽迫切。
德國推行全方位的自主性外交還表現在一改以前向美國一邊倒的傾向，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繼續保持傳統的友好關係的同時，又與俄國及東歐國家均發展友好關係。德國積極謀求與俄羅斯建立友好夥伴關係。蘇聯戈爾巴喬夫對德國的統一曾給予大力支持，西方輿論稱戈爾巴喬夫為“德國統一之父”，德國對此十分感激。蘇聯解體之前，德國剛實現統一，就與蘇聯簽訂了《建立睦鄰、夥伴和合作關係條約》。蘇聯解體之後，德國不顧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的反對，積極發展與俄羅斯的友好夥伴關係，率先向俄羅斯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和財政援助。至1997年底，德國對前蘇聯地區提供的援助共約有1300億馬克。從地緣關係上講，俄羅斯也十分重視與德國建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並把德國看成是俄羅斯與西方世界聯係的橋梁。此外，德國積極主張“東進”，與東歐國家發展友好關係，並大力支持東歐國家的改革，充當連接東、西歐的橋梁和紐帶作用，不斷擴大德國在東歐的影響。如同對俄羅斯慷慨解囊相助一樣，德國對東歐和中歐的一些國家的經濟改革提供各項援助。至1997年底，德國對東歐國家的援助在600億馬克左右。除經援之外，德國還積極擴大對東歐的直接投資。1989年至1995年，德國在該地區的投資總額達127.5億馬克，相當於該地區外來投資總額的23%。德國是歐盟國家中“東方貿易”最多的國家，1997年對東歐貿易約占其外貿的10%，順差超過了90億美元。德國還通過與東歐國家簽訂雙邊條約，通過條約解決諸如邊界等曆史遺留問題，以消除這些國家對德國統一之後的疑懼心理。如1991年6月17日，德國和波蘭簽署了《德波睦鄰和友好、合作條約》，確定了兩國邊界，解決了曆史上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1997年1月21日，科爾總理和捷克總理克勞斯簽署了《德捷和解協定》，兩國笑泯曆史仇怨，實現了和解。德國這些外交努力，使其這一新的東方政策贏得了東歐各國對德國的友好和信任。同時，德國也積極主張北約和歐盟東擴，因為德國不想再做西方的東部邊界。北約東擴後，軍事上將使德國從原來的前線國家變為後方國家，這樣可以大大減少國防開支，經濟上德國還唾手可得一個巨大的市場。
德國還極力擴大在亞洲、非洲的影響。認為在全球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亞洲經濟卻呈現出少有的活力，成為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尤其是亞洲潛在的大市場，對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各國具有極大的吸引力。科爾在1993年2月18日至3月3日對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日本和韓國等亞洲5國進行了訪問，隨後製訂了“新亞洲政策”，將亞洲作為德國外交和經濟政策的重點。1996年，德國對亞洲又開展了新一輪外交攻勢。從這一年的10月中旬以來，德國政要紛紛打點行裝，奔赴亞洲的印度、中國、蒙古、印尼、菲律賓和日本。德國這些行動，加強了與日本在亞洲的競爭，進一步緩解國內經濟不景氣帶來的各種矛盾。
在亞洲國家中，德國十分重視發展與中國的關係。1993年11月，科爾第二次亞洲之行時訪問了中國，開始了正式實施德國的“新亞洲政策”。這是科爾作為統一後的德國總理第一次、也是他第三次對中國的訪問，極大地促進了兩國之間關係的發展。1996年11月，德國總統赫爾佐克對中國進行了友好訪問。中國國家領導人也頻繁訪問德國。1994年1月，中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喬石訪問德國，與科爾進行了親切友好的會談。1994年7月，中國總理李鵬對德國進行了國事訪問，與科爾總理共同決定組建一個領導委員會，促進雙方在交通和通訊基本建設領域的合作。1995年7月，應德國總統赫爾佐克的邀請，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德國進行了訪問，受到了德國政要的熱情接待和歡迎，德、中兩國政府簽署了《中德增設總領事館協議》和《中德財政合作協定》。1995年11月，科爾總理率領高級代表團第四次訪問中國，科爾在這次訪問中表示，除了加強兩國政治和經濟關係外，還應擴大在科技文化領域的接觸，雙方共簽署了4個政府協定。這些訪問極大地增進了兩國之間的友誼，推動了兩國之間經貿關係的發展。
為表明德國的政治大國地位以及愛好和平和維護世界和平的誠意，德國政府正視自己的曆史，勇於承擔德國在“二戰”中的戰爭罪行。德國政府不僅在道義上勇於承認曆史罪責，而且還承擔了不少賠償責任。在德國統一之前，聯邦德國政府根據1953年的對戰爭受害者的賠償法，每年要支付數十億馬克的賠償費，在德國統一前已支付了800億馬克。統一後的德國政府又多次向納粹受害者及其後代，以及有關國家提供經濟補償，到20世紀末，德國賠償總金額達到1020億馬克。
不僅如此，德國主動要求承擔更多的維護和平的國際責任，以此擴大德國在國際上的影響。1991年1月7日海灣戰爭正式爆發後，德國對海灣戰爭進行了有限的介入，向美國及有關國家提供了140億馬克的資金援助。隻是由於受《基本法》的限製，德國軍隊不能派往北約以外的地區發揮作用，所以沒有直接向海灣派兵。1993年4月8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做出裁決，同意聯邦國防軍參加聯合國在波黑的禁飛行動。緊接著的4月21日，德國聯邦議院經過激烈的辯論，通過了科爾提出的出兵索馬裏的計劃。根據這一計劃，德國於7月21日派出了1640人的部隊飛往索馬裏，以援助聯合國為重建索馬裏的行動。這是德國自“二戰”以來向境外派出的第一支維和部隊。1994年7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再次做出裁決：經過議會批準，德國軍隊可以在北約和西歐聯盟的範圍內參加旨在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定的行動，同樣可以參加聯合國組建的維持和平部隊。1995年7月17日德國派兵參加前南斯拉夫地區的維和行動。尤其是在1999年3月24日開始的北約對南聯盟的戰爭，作為北約成員國的德國自始至終參加了這一戰爭，並在戰爭結束後作為北約部隊成員向科索沃派遣8500人的部隊，參加聯合國的維和行動。這表明，德國已開始將過去隻是一般性參加國際維和的行動，發展到從軍事上參加北約的作戰行動和積極介入聯合國的維和軍事行動，通過在國際上擴大其軍事力量的影響達到實現政治大國的目的，徹底改變其“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形象。
德國統一後經濟實力增強了，國際影響提高了。然而，這些成績是科爾政府在麵對一係列困境的環境中取得的。由於科爾急於實現德國統一，並沒有對統一後德國經濟和社會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作充分的考慮，並提出相應的對策；由於統一沒有一個緩衝過渡時期和采取一定的緩衝措施的適應過程，因而給東德社會帶來了一些副作用，如物價上漲、失業人數劇增、極端民族主義勢力重新抬頭等。不少德國人尤其是東德公民對科爾政府失去信心。在1994年10月16日德國舉行統一後的第二次選舉中，聯盟黨以微弱的多數獲勝，科爾艱難地再度蟬聯德國總理。科爾雖然再度執政，但他麵臨的是360萬人失業的高失業率，以及東部地區加在德國經濟上的債務負擔、企業稅製改革、國家財政緊張情況下的社會保障、對付極右的民族主義勢力、德國是否派軍隊到國外參加維持和平任務等難以處理的問題困擾德國政府。同時，在野黨力量大增，在聯邦議院的席位隻略小於執政聯盟，而在各州政府派代表組成的聯邦參議院卻占優勢，因而科爾政府在製訂政策上麵臨著困難的局麵。
在科爾政府此一任期內，德國經濟還是緩慢增長。然而，困擾科爾政府的最迫切的問題仍是居高不下的高失業率。據聯邦統計局統計，至1997年底，全國失業人數高達452.2萬人，失業率為11.8%，而東部地區高達19.4%。1998年初，就業市場的形勢更加惡化，全國失業率接近12.6%，失業人數近500萬，創“二戰”以來的最高記錄。高失業率和沉重的社會保障支出、高額債務，是科爾政府一直沒有擺脫的困境。由於繁重的社會問題無法解決，使科爾這位“統一總理”的榮譽逐漸暗淡，人們給他戴上“失業總理”、“負債總理”的帽子。
1998年9月，統一後的德國第二屆科爾政府任期屆滿，將舉行聯邦大選。科爾是德國戰後執政時間最長的總理，從1982年10月擔任總理以來，已連任四屆，任期16年，超過了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阿登納的任期。如果能第五次競選成功，就有可能超過聞名曆史的德意誌第二帝國首任“鐵血宰相”俾斯麥的任期，並成為跨越世紀的德國總理。科爾在其任期內為德國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尤其是實現了德國的統一，更使他的名字永載德國史冊。科爾還為歐洲的統一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功不可沒。這些曆史功績都是科爾再度競選總理的有利條件，是聯盟黨內的任何人都無法超越的。基於自身地位和國內外政策考慮，科爾決定再次參加競選，社會民主黨推舉格哈德·施羅德為聯邦總理候選人。9月27日，德國舉行全國大選，社會民主黨獲勝，施羅德戰勝了科爾。雖然社民黨成為聯邦議院的第一大黨，但沒有取得單獨執政所需的絕對多數，必須與其他政黨聯合才能組織有效政府。10月20日，德國社民黨（紅）和聯盟90/綠黨正式簽署了《覺醒與革新——德國邁向21世紀之路》的組閣協議，從而使綠黨首次成為德國的執政黨。兩黨組閣協議的通過，從而宣告了德國紅、綠新紀元的開始。
1998年10月27日，聯邦議院舉行大會，選舉施羅德為聯邦德國總理。在新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德國總統赫爾佐克向擔任了16年聯邦總理的科爾頒發了“大十字勳章”，以表彰他在任聯邦總理期間為德國的統一和歐洲建設所作出的貢獻。施羅德的當選，宣告科爾時代的結束。
科爾的失敗主要是沒有解決好在對東部地區政治經濟進行整合的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社會問題。但是，德國東部地區經濟轉軌需要一些時間，政治與經濟的整合、並實現與西部地區的同步協調發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是科爾在德國統一後短期內所能解決得了的。隻要克服和解決了德國東部地區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難，加之發達的教育事業、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雄厚科學技術力量，統一後德國經濟的實力將會逐漸更加強大，國際影響將會越來越大。
德國統一後，麵對新的形勢，科爾政府對內不斷調整政策，努力整合和振興東部地區經濟，保持社會的穩定，使統一後的德國經濟出現了咄咄逼人的發展勢頭。
1991年3月，科爾政府製訂了“振興東部”戰略——《共同促進東部地區發展的計劃》，為東部地區經濟轉軌和重建投入大量的資金，1991—1995年財政援助達8480億馬克。“振興東部”計劃實施以來，新建的勃蘭登堡、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薩克森、薩克森—安哈爾特、圖林根5個州經曆了巨大的變革。在政治領域，對原民主德國政治行政機構和司法係統進行徹底改造，按照西部模式建立與經濟重建工作同步發展的政治行政體製，以及建立健全的法律製度。在經濟領域，按照社會市場經濟體製對東部地區經濟結構進行改造，對國營企業實行私有化，從產權關係、經營機製到組織管理製度等各個層麵進行全方位改造，將原公有製的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市場經濟。1994年12月基本上完成了對東部國營企業的結構改革，有14000家國營企業實現了私有化，有3600家企業被關閉。與此同時，加速東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1991年至1996年底，聯邦政府為新聯邦州的交通和通訊等方麵投資約1000多億馬克。公路、鐵路的擴建或新建、郵政和電訊的改造和擴建在東部快速發展。至1997年，擴建、新建和重建的公路有1.1萬公裏、鐵路有5000公裏。1996年電話從原來的190萬門增加到780萬門，1997年東部地區電訊網已全部實現數據化。對東部地區的改造和大量資金投入，促進了東部地區的建設和發展，使東部地區初步具備了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為經濟的複興創造了條件。東部地區的經濟在德國統一後幾年內明顯地有所增長。從1991年至1995年，東部新建州的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約8%，大大超過西部，成為歐洲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
當然，德國為東部地區經濟的體製轉軌和重建，完全是依靠“輸血”進行的。向東部地區大量投入的結果，使聯邦政府財政負擔加重，暫時影響了整個德國經濟的發展，最初幾年經濟增長緩慢，1994年走出低穀，增長率達到2.9%，1995年為1.9%，1996年為1.4%。為此，科爾政府在增加國內資本對東部經濟投入的同時，不斷致力於擴大德國出口，開辟國際市場，刺激本國經濟進一步回升。1997年，因馬克匯率下跌使德國出口增長，僅頭10個月出口贏利就達1047億馬克，比前一年增長了12.6%。在出口增加的帶動下，1997年德國經濟增長率又上升為2.5%。科學技術在德國經濟增長中占有較大的比重。1997年，尖端技術占德國工業生產的11.7%；技術密集型產品占世界市場的17.1%，僅次於日本和美國；在高附加值產品方麵，占世界市場的19.5%，居世界第一位。1997年的德國通貨膨脹率也較低。雖然這一年馬克對美元貶值不少，從而使以美元結算的進口物資價格上漲，但通貨膨脹率仍隻處於1.8%的低水平，這是連續3年來低於2%。由於出售了部分國有資產，1997年的財政收入也好於往年，財政赤字比上一年少了70億馬克，沒有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達到了加入歐洲統一貨幣的標準。1998年德國全年經濟增長率仍超過2%。
在對東部地區進行重建，充分挖掘原民主德國地區的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結合原聯邦德國的強大工業基礎，僅僅幾年，新德國經濟實力大大增強了，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為24477億馬克，1992年超過3萬億馬克。新德國的經濟規模也更加擴大了，1988年德國的經濟規模隻有日本的42.4%、美國的23.03%，然而到1994年，新德國的經濟規模已相當於日本的80%、美國的60.4%。德國的經濟實力和經濟規模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除經濟實力增強外，新德國在歐洲和國際上的政治地位不斷得到提高，為德國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發展空間。
德國統一後，科爾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努力擴大德國在政治上的影響，使德國成為一個世界上的政治大國。為此，德國在對外關係上開展全方位外交，不斷擴大對外政策的自主性和外交活動空間，並要求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
繼續積極推進歐洲一體化事業，促進歐洲在政治上的聯合，將歐共體發展成為歐洲聯盟，在歐洲實現統一的貨幣，並在歐洲聯合中確立德國的主導地位，這是科爾政府在德國統一後外交上的首要任務。為此，德國在繼續保持“法德軸心”的同時，更多地顯示德國在處理歐洲問題上的“主動性”和“主導地位”，不願充當法國的“配角”。為使歐共體成員國在歐洲政治聯盟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或減少分歧，科爾開展了頻繁的外交活動，進行了多方麵的外交磋商工作。在德國的主動努力下，1991年12月11日，歐共體12個成員國政府首腦簽署了關於建立歐洲政治聯盟和經濟貨幣聯盟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1992年12月2日，德國聯邦議院正式批準了《馬約》。當《馬約》被丹麥公民投票否決後，科爾表示德國決不能使歐洲聯合的火車停駛或減速，而要繼續沿著歐洲一體化的道路前進。在科爾的努力下，《馬約》於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歐洲政治和經濟貨幣聯盟”（簡稱“歐洲聯盟”或“歐盟”）正式誕生。它的成立標誌著歐洲聯合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為統一歐洲貨幣，1994年1月1日建立在德國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的歐洲貨幣局開始運作，歐洲統一貨幣的計劃得以啟動。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誕生。歐元的問世，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劃時代的裏程碑。至此，科爾所追求的歐洲統一的經濟政治目標已開始實現。
在促進歐洲政治聯合的同時，德國不斷擴大外交自主性和活動空間，在歐洲和世界上謀求政治大國地位。
德國是歐洲聯盟中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為聯盟的建立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並提供了巨額的資金。德國已在歐洲聯盟中處於支配地位。科爾“自主性”外交也處處顯示德國在處理歐洲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如德國不與歐洲盟國協商，曾幾次單獨提高利率，迫使其盟友不得不跟著提高利率或者不敢降低利率；德國促成歐洲政治聯合的實現，以及為擴大其在中、東歐的影響，力主歐洲聯盟向中、東歐敞開大門。凡此種種，充分顯示德國已成為歐洲聯盟中的主角。從實力來講，德國在歐洲聯盟內占有明顯的優勢，不僅經濟實力居第一位，歐洲中央銀行設在德國法蘭克福，必將成為歐洲的金融中心，而且德國是歐洲議會中擁有席位最多的國家，在政治上有更多的發言權。科爾的一位高級顧問不無得意地說：“今後歐洲國家將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德國將成為平等國家中的老大。”這些話一點也不假，這是德國本身的強國地位決定的。
在國際上，德國逐漸改變以往在外交上惟美國馬首是瞻的“追隨者”形象。1991年12月蘇聯解體，歐洲各國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歐洲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出現了新的分化和重組的趨勢，世界正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善於捕捉機遇的科爾，及時抓住這一變化的世界局勢，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斷拓展新德國的外交空間，推行全方位“自主性”的大國外交，努力爭取獲得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大國地位。從1991年底開始，德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頻頻亮相，開展了一係列令世人矚目的外交活動。如1991年南斯拉夫內戰期間，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兩個自治共和國乘機要求獨立，美國及歐共體國家從自身利益考慮均不讚成。然而，德國為了重建其傳統的勢力範圍，不顧當時聯合國秘書長的勸阻、不顧美國和歐共體國家反對，於1991年12月23日單獨宣布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兩個自治共和國的獨立。這表明，德國已經開始根據自己國家的利益推行自主性的外交政策，向國際社會顯示統一後的德國的地位和力量。
德國與美國之間由“仆主”關係演變為“領導夥伴”關係，也充分說明德國在國際上地位的提升。德國統一後在外交上的自主性傾向，使美國也認識到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1994年7月，美國總統克林頓對德國進行了訪問，稱德國是美國在歐洲的主要盟國，是美國歐洲政策的基石，德、美關係是戰略領導夥伴關係。國際輿論認為，美國總統克林頓這次對德國的訪問標誌美、德之間的“主仆”關係宣告結束。在歐洲問題上，德國甚至不願美國充當領導角色。科爾在1997年2月9日接受法國電視二台采訪時說，在冷戰結束後的形勢下，美國已成為歐洲的夥伴，因此它不應當是指揮歐洲的“上級領導”。他說，“北約組織應當成為歐洲安全防務的軸心”，但這“並不意味著對美國人惟命是從”。可見，德國反對美國在歐洲事務問題上指手畫腳。在涉及德國內政外交問題上，德國更不願美國頤指氣使，也經常對美國說“不”。1997年5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公開要求德國政府不要不顧波黑難民的意願，把他們一律遣返。德國立即對此作出了強烈反應。金克爾外長表示，美國無權規定我們應該做什麽，在這個問題上德國不需要別人的指教。當然，德國在有些問題上對美國說“不”，並不意味著德國政策趨向反美，而是表示德國不再一味盲目追隨美國。
要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是德國在外交上的又一個重大行動。德國要成為政治上的大國就要謀求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為此，德國在1993年進行了積極的外交活動。6月底，科爾總理親自簽署了德國向聯合國總部遞交的要求成為常任理事國的申請書；7月，科爾和金克爾訪問日本。金克爾聲稱，德國和日本將協調行動，努力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德國利用一切場合大造聯合國安理會應該進行改革的輿論，宣稱歐洲人口最多、經濟實力最強、並成為聯合國第三大捐款國的德國，完全應該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盡管德國這一外交努力還沒有成功，但表明德國欲成為世界政治大國的願望多麽迫切。
德國推行全方位的自主性外交還表現在一改以前向美國一邊倒的傾向，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繼續保持傳統的友好關係的同時，又與俄國及東歐國家均發展友好關係。德國積極謀求與俄羅斯建立友好夥伴關係。蘇聯戈爾巴喬夫對德國的統一曾給予大力支持，西方輿論稱戈爾巴喬夫為“德國統一之父”，德國對此十分感激。蘇聯解體之前，德國剛實現統一，就與蘇聯簽訂了《建立睦鄰、夥伴和合作關係條約》。蘇聯解體之後，德國不顧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的反對，積極發展與俄羅斯的友好夥伴關係，率先向俄羅斯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和財政援助。至1997年底，德國對前蘇聯地區提供的援助共約有1300億馬克。從地緣關係上講，俄羅斯也十分重視與德國建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並把德國看成是俄羅斯與西方世界聯係的橋梁。此外，德國積極主張“東進”，與東歐國家發展友好關係，並大力支持東歐國家的改革，充當連接東、西歐的橋梁和紐帶作用，不斷擴大德國在東歐的影響。如同對俄羅斯慷慨解囊相助一樣，德國對東歐和中歐的一些國家的經濟改革提供各項援助。至1997年底，德國對東歐國家的援助在600億馬克左右。除經援之外，德國還積極擴大對東歐的直接投資。1989年至1995年，德國在該地區的投資總額達127.5億馬克，相當於該地區外來投資總額的23%。德國是歐盟國家中“東方貿易”最多的國家，1997年對東歐貿易約占其外貿的10%，順差超過了90億美元。德國還通過與東歐國家簽訂雙邊條約，通過條約解決諸如邊界等曆史遺留問題，以消除這些國家對德國統一之後的疑懼心理。如1991年6月17日，德國和波蘭簽署了《德波睦鄰和友好、合作條約》，確定了兩國邊界，解決了曆史上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1997年1月21日，科爾總理和捷克總理克勞斯簽署了《德捷和解協定》，兩國笑泯曆史仇怨，實現了和解。德國這些外交努力，使其這一新的東方政策贏得了東歐各國對德國的友好和信任。同時，德國也積極主張北約和歐盟東擴，因為德國不想再做西方的東部邊界。北約東擴後，軍事上將使德國從原來的前線國家變為後方國家，這樣可以大大減少國防開支，經濟上德國還唾手可得一個巨大的市場。
德國還極力擴大在亞洲、非洲的影響。認為在全球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亞洲經濟卻呈現出少有的活力，成為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尤其是亞洲潛在的大市場，對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各國具有極大的吸引力。科爾在1993年2月18日至3月3日對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日本和韓國等亞洲5國進行了訪問，隨後製訂了“新亞洲政策”，將亞洲作為德國外交和經濟政策的重點。1996年，德國對亞洲又開展了新一輪外交攻勢。從這一年的10月中旬以來，德國政要紛紛打點行裝，奔赴亞洲的印度、中國、蒙古、印尼、菲律賓和日本。德國這些行動，加強了與日本在亞洲的競爭，進一步緩解國內經濟不景氣帶來的各種矛盾。
在亞洲國家中，德國十分重視發展與中國的關係。1993年11月，科爾第二次亞洲之行時訪問了中國，開始了正式實施德國的“新亞洲政策”。這是科爾作為統一後的德國總理第一次、也是他第三次對中國的訪問，極大地促進了兩國之間關係的發展。1996年11月，德國總統赫爾佐克對中國進行了友好訪問。中國國家領導人也頻繁訪問德國。1994年1月，中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喬石訪問德國，與科爾進行了親切友好的會談。1994年7月，中國總理李鵬對德國進行了國事訪問，與科爾總理共同決定組建一個領導委員會，促進雙方在交通和通訊基本建設領域的合作。1995年7月，應德國總統赫爾佐克的邀請，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德國進行了訪問，受到了德國政要的熱情接待和歡迎，德、中兩國政府簽署了《中德增設總領事館協議》和《中德財政合作協定》。1995年11月，科爾總理率領高級代表團第四次訪問中國，科爾在這次訪問中表示，除了加強兩國政治和經濟關係外，還應擴大在科技文化領域的接觸，雙方共簽署了4個政府協定。這些訪問極大地增進了兩國之間的友誼，推動了兩國之間經貿關係的發展。
為表明德國的政治大國地位以及愛好和平和維護世界和平的誠意，德國政府正視自己的曆史，勇於承擔德國在“二戰”中的戰爭罪行。德國政府不僅在道義上勇於承認曆史罪責，而且還承擔了不少賠償責任。在德國統一之前，聯邦德國政府根據1953年的對戰爭受害者的賠償法，每年要支付數十億馬克的賠償費，在德國統一前已支付了800億馬克。統一後的德國政府又多次向納粹受害者及其後代，以及有關國家提供經濟補償，到20世紀末，德國賠償總金額達到1020億馬克。
不僅如此，德國主動要求承擔更多的維護和平的國際責任，以此擴大德國在國際上的影響。1991年1月7日海灣戰爭正式爆發後，德國對海灣戰爭進行了有限的介入，向美國及有關國家提供了140億馬克的資金援助。隻是由於受《基本法》的限製，德國軍隊不能派往北約以外的地區發揮作用，所以沒有直接向海灣派兵。1993年4月8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做出裁決，同意聯邦國防軍參加聯合國在波黑的禁飛行動。緊接著的4月21日，德國聯邦議院經過激烈的辯論，通過了科爾提出的出兵索馬裏的計劃。根據這一計劃，德國於7月21日派出了1640人的部隊飛往索馬裏，以援助聯合國為重建索馬裏的行動。這是德國自“二戰”以來向境外派出的第一支維和部隊。1994年7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再次做出裁決：經過議會批準，德國軍隊可以在北約和西歐聯盟的範圍內參加旨在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定的行動，同樣可以參加聯合國組建的維持和平部隊。1995年7月17日德國派兵參加前南斯拉夫地區的維和行動。尤其是在1999年3月24日開始的北約對南聯盟的戰爭，作為北約成員國的德國自始至終參加了這一戰爭，並在戰爭結束後作為北約部隊成員向科索沃派遣8500人的部隊，參加聯合國的維和行動。這表明，德國已開始將過去隻是一般性參加國際維和的行動，發展到從軍事上參加北約的作戰行動和積極介入聯合國的維和軍事行動，通過在國際上擴大其軍事力量的影響達到實現政治大國的目的，徹底改變其“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形象。
德國統一後經濟實力增強了，國際影響提高了。然而，這些成績是科爾政府在麵對一係列困境的環境中取得的。由於科爾急於實現德國統一，並沒有對統一後德國經濟和社會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作充分的考慮，並提出相應的對策；由於統一沒有一個緩衝過渡時期和采取一定的緩衝措施的適應過程，因而給東德社會帶來了一些副作用，如物價上漲、失業人數劇增、極端民族主義勢力重新抬頭等。不少德國人尤其是東德公民對科爾政府失去信心。在1994年10月16日德國舉行統一後的第二次選舉中，聯盟黨以微弱的多數獲勝，科爾艱難地再度蟬聯德國總理。科爾雖然再度執政，但他麵臨的是360萬人失業的高失業率，以及東部地區加在德國經濟上的債務負擔、企業稅製改革、國家財政緊張情況下的社會保障、對付極右的民族主義勢力、德國是否派軍隊到國外參加維持和平任務等難以處理的問題困擾德國政府。同時，在野黨力量大增，在聯邦議院的席位隻略小於執政聯盟，而在各州政府派代表組成的聯邦參議院卻占優勢，因而科爾政府在製訂政策上麵臨著困難的局麵。
在科爾政府此一任期內，德國經濟還是緩慢增長。然而，困擾科爾政府的最迫切的問題仍是居高不下的高失業率。據聯邦統計局統計，至1997年底，全國失業人數高達452.2萬人，失業率為11.8%，而東部地區高達19.4%。1998年初，就業市場的形勢更加惡化，全國失業率接近12.6%，失業人數近500萬，創“二戰”以來的最高記錄。高失業率和沉重的社會保障支出、高額債務，是科爾政府一直沒有擺脫的困境。由於繁重的社會問題無法解決，使科爾這位“統一總理”的榮譽逐漸暗淡，人們給他戴上“失業總理”、“負債總理”的帽子。
1998年9月，統一後的德國第二屆科爾政府任期屆滿，將舉行聯邦大選。科爾是德國戰後執政時間最長的總理，從1982年10月擔任總理以來，已連任四屆，任期16年，超過了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阿登納的任期。如果能第五次競選成功，就有可能超過聞名曆史的德意誌第二帝國首任“鐵血宰相”俾斯麥的任期，並成為跨越世紀的德國總理。科爾在其任期內為德國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尤其是實現了德國的統一，更使他的名字永載德國史冊。科爾還為歐洲的統一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功不可沒。這些曆史功績都是科爾再度競選總理的有利條件，是聯盟黨內的任何人都無法超越的。基於自身地位和國內外政策考慮，科爾決定再次參加競選，社會民主黨推舉格哈德·施羅德為聯邦總理候選人。9月27日，德國舉行全國大選，社會民主黨獲勝，施羅德戰勝了科爾。雖然社民黨成為聯邦議院的第一大黨，但沒有取得單獨執政所需的絕對多數，必須與其他政黨聯合才能組織有效政府。10月20日，德國社民黨（紅）和聯盟90/綠黨正式簽署了《覺醒與革新——德國邁向21世紀之路》的組閣協議，從而使綠黨首次成為德國的執政黨。兩黨組閣協議的通過，從而宣告了德國紅、綠新紀元的開始。
1998年10月27日，聯邦議院舉行大會，選舉施羅德為聯邦德國總理。在新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德國總統赫爾佐克向擔任了16年聯邦總理的科爾頒發了“大十字勳章”，以表彰他在任聯邦總理期間為德國的統一和歐洲建設所作出的貢獻。施羅德的當選，宣告科爾時代的結束。
科爾的失敗主要是沒有解決好在對東部地區政治經濟進行整合的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社會問題。但是，德國東部地區經濟轉軌需要一些時間，政治與經濟的整合、並實現與西部地區的同步協調發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是科爾在德國統一後短期內所能解決得了的。隻要克服和解決了德國東部地區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難，加之發達的教育事業、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雄厚科學技術力量，統一後德國經濟的實力將會逐漸更加強大，國際影響將會越來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