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步入政壇青雲直上（1）
蔣經國在台灣的統治
不少人對1949年後的台灣心存迷惑，無法想象被趕到海島上的這個獨裁腐敗政權如何力挽頹勢，使台灣經濟、科技、文化得到發展。事實表明，蔣經國的所作所為，對台灣半個世紀的走向至為關鍵。
蔣經國在蘇聯前前後後差不多十年，一方麵學習，一方麵在西伯利亞工廠打工。那個時候他是極端的左傾，加入了共產黨，而且也發表過聲明抨擊他的父親蔣介石。在蘇聯度過青春歲月的蔣經國，對美國並不推崇，對資本主義國家持有著批判態度。他在對“救國團”學生做內部演說時，常常同時批判“紅色帝國”蘇聯版和“白色帝國”美國版。
1949年，共產黨取得內戰勝利，在大陸建立新政權。國民黨退到台灣。
蔣經國到台灣後擔任過很多職務，但是直到1972年他出任台灣行政院院長，才開始他最重要的政治生涯。
在向台灣最高“領導權”高峰攀登的過程中，蔣經國陸續整倒了有美國背景的吳國楨和孫立人，關閉了鼓吹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自由中國》雜誌，逮捕了持不同政見的雷震等人。1950年至1960年間，蔣經國已充分掌控了軍內的政治思想、軍情機構和青年組織，加上1950年由陳誠執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獲得土地的佃農成了國民黨農村基層組織的骨幹，國民黨已有足夠的政治支持和強大的政治機器創造穩定的社會秩序，並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埋頭苦幹休養生息。可以說，在台灣島內，蔣經國的影響力日趨抬升。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4月28日，國民黨舉行十屆臨時中央全會。會議通過嚴家塗等20名中常委連署的提案，“建議中央委員會設主席一人並為常務委員會主席，一致公推常務委員蔣經國擔任”。“副總統”嚴家塗繼蔣介石之後出任“總統”，被認為是為未來的“總統”蔣經國鋪路。在1978年1月7日的臨時中常會上，決定以蔣經國為“總統”候選人。在3月22日的“國民大會”上，蔣經國當選為第六任“總統”。謝東閡當選為國民黨“副總統”。至此，蔣經國終於實現了蔣介石的遺願——子承父業。
蔣經國宣誓就職的當天，即召見台灣當局主管宣傳的負責人，作如下指標：一、今後不希望再有“蔣經國時代”這類名詞見諸報端。二、今後也希望稱他為領袖。三、今後不希望有“萬歲”的口號出現。此外，蔣經國繼續推行“年輕化、知識化、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以減緩因省籍問題而引發的激烈衝突。當然，他的“台人治台”政策是有限度的，台灣籍參政人士往往處於位高權輕的地位，即“隻有執行權，沒有決策權。”另外，對一些反對國民黨的人，不再一味施以高壓，而以“放逐”取代“監禁”，以期化解矛盾。
蔣經國在台灣實行“本土化”後，開始啟用台灣本土的精英，包括後來成為首位“民選總統”的李登輝在內。蔣經國推行本土化，自然是有他的眼光和政治敏感性，但並非完全是他個人主動的意願。因為本土化一方麵有內部的壓力，一方麵也有國際間的壓力，國際間的壓力最大的就是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1971年美國宣布1972年尼克鬆要到北京去訪問。在美國人的鼓勵和壓力之下，蔣經國才著手實行本土化。
20世紀70年代以後，蔣經國在台灣政治、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愈加突出。1971年，台灣對外貿易首次出現順差，接下來進入重工業的發展階段；雖然如此，因向外貸款過巨，是否發展重工業仍遭到經濟專家的質疑，而蔣經國卻以“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力排眾議。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這一決定，為此後“黃金歲月”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在美國人眼中，蔣經國是一個神秘的特務頭子，冷酷無情，他的蘇聯背景讓美國國務院始終無法真正的放心。不過在戰略上，蔣經國畢竟是美國的盟友，美國人寧願多看他好的一麵，希望向他推銷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終“感化”他。《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周刊特派員馬汀認識蔣經國，他形容蔣經國手握大權，被一些政治人物和軍事將領仇視，卻竟然敢輕車簡從，不帶任何保鏢四處走動，跟一般人一樣出入餐廳。馬汀稱許蔣經國“沒有國民黨大官身上常見的諂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視我們所稱的民主權利，可又展現出在此間罕見的忠勤任事；有一股發自內心的精神力量，驅策他每天上午六點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於他隻是純樸的人，也能夠輕鬆、享受一下”。
跟蔣經國接觸過的美國新聞界人士幾乎都有類似的描述，他們很驚訝蔣經國位於台北市長安東路居家的簡樸，這位台灣第二號最具權勢的人物的住宅毫無大官的氣派，遠不比何應欽、白崇禧、張群等人的官邸。蔣經國通常穿著中國長衫，親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們滿屋亂跑。有時候，蔣經國還帶著家人到電影院趕場，而且跟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這也是蔣經國家庭生活最快樂的一段時期，這時蔣氏夫婦已有四個孩子，大兒子孝文、大女兒孝章、二兒子孝武、小兒子孝勇。家裏經常會來客人，有時候是中國友人、美國訪客，有時候是隨同國民黨來台灣的少數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過聖誕、辦舞會，談些蘇聯舊事，留下許多照片。這跟美國人以前所習慣看見的右派法西斯的樣子完全不一樣，後者坐大車、住大房子、戰場十足，身旁跟著全副武裝的保鏢，仿佛隨時可能遭到暗算。蔣經國完全是相反的狀況。
長期以來，國民黨內一直有一批受過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學人，他們一直相信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導因於缺乏民主，因此國民黨在台灣重整江山首先在於民主建設。蔣經國顯然對這種看法不屑一顧，他認為就是因為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鬧，使得國民黨不知吃了多少虧，因此也沒有把自由派知識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間，他陸續整倒了有美國背景的吳國楨和孫立人，關閉了鼓吹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自由中國》雜誌，逮捕了展開實際組黨行動的雷震等人。
最近十年在台灣任何一個有關“誰對台灣貢獻最大”的民意調查裏，蔣經國始終穩居首位。上世紀六十年代，台灣經濟穩定累積成長，在有力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中，技術官僚得以發揮最大的才幹，加上國際資本和技術幾次轉移，台灣成為有效率的接納者。到了六十年代末期，赤貧人口大幅降低，許多台灣大學生畢業後就往美國跑，人民的生活已達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齡球的娛樂活動如雨後春筍。
如果說美國人努力影響蔣經國的看法，他們顯然沒有白費功夫，蔣經國幾次訪問美國，眼見美國生產力的強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國式的管理不是從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約精神，在這種遵守公共約定的自覺中，人人追求創新，力爭上遊。這種現象對於一向習慣於蘇聯式思辨的蔣經國而言，確實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說服力的仍然是發展的事實本身，在美國受教育的知識精英開始發揮影響力，他們根據所學結合台灣的情形所製定的發展方案，確實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會財富累積迅速。這樣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視美式管理背後的思維邏輯，一開始是經濟的，接著便是政治的。
1969年，60歲的蔣經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接手管理整個政府。在這之前，他已擁有完整的黨政軍資曆，當過“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國軍退休人員輔導會”主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國防部”副部長，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台灣“外交”剛好進入最困難的時期。國際局勢出現重大變化，一方麵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力量加強，另一方麵中國與蘇聯的關係惡化，使得中美戰略聯盟的空間擴大。
1972年蔣經國接任台灣“行政院長”那一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雙方簽署《上海公報》，接著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關係正常化，台灣“外交”上受到嚴重的打擊，麵臨了空前的考驗。這年蔣介石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蔣經國獨撐大局，1973年，在台灣社會處於強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際，他宣布提出一項大規模的經濟發展計劃“十大建設”，預計在五年之內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中正國際機場”、“鐵路電氣化”、“北回鐵路工程”、“蘇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鋼鐵廠”、“大造船廠”等能源、交通和重工業製造等基礎建設，以快速地將台灣推人高度開發的社會。
事實上，由1950年到1970年大約二十年間，台灣已完成由農業生產到輕工業生產的初期累積，1971年台灣對外貿易首次出現順差，這或者也是現代史的首次，接下來勢必要進入重工業的發展階段；雖然如此，蔣經國的“十大建設”因規模過大，向外貸款過巨，仍遭到經濟專家的質疑，認為這項計劃將拖垮財政，不過他卻以“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力排眾議。事實上，他的考慮是多方麵的。簡單地說，當外在局勢難為時，蔣經國將資源大量投入內部的建設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並從中確認自我的價值。
毫無疑問，無論就物質和精神兩方麵，那是台灣曆史上的黃金歲月，走過那一段路的台灣百姓都記得，自己如何買下第一間漂亮的公寓房子，創辦第一間公司，接到第一張海外訂單，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等等。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台灣全麵起飛的年代，無論是經濟、科技、藝術、出版、電影、流行音樂都表現出高度的創造力。人民求知若渴，知識性的雜誌、書籍和在職進修皆風行一時，而且受到廣泛的討論。過去“藏富於民”的做法逐漸形成了“藏智於民”的結果。如此噪動的社會反映在政治上一樣是生動有力。
1977年，因桃園縣長選舉發生了“中壢事件”、1979年非國民黨人士在高雄遊行引發了“美麗島事件”，接著反政府的活動越來越多，不受政府管製的雜誌如雨後春筍，內容許多是批評政府或揭露蔣家的秘聞。盡管有些是明顯的胡謅，但在政府公開的打壓下，大家反而激起一睹為快的欲望。許多文化商人便利用這種被封館關門的邊緣發了大財。對於異見人士的活躍現狀，大多數的國民黨人士一開始馬上聯想當年在大陸的情形，並主張用強硬的手段對付。
起初蔣經國也嚴厲地鎮壓，並且慣性地認定人民會站在他這一邊，然而這一次人民並不必然會站在他這一邊。人民已不像過去那樣因為生活的改善就對政府感恩戴德，他們變得更富裕的同時，也變得更聰明、理智。這批新興的中產階級在政府與異見人士之間常常扮演著中立的角色，其是非的評判標準仍然是根據他們本身的利益。社會變得更多元，湧現了許多類似消費者、環保、婦女、傷殘者等等中間組織，社會管理的專業分工也比過去細膩，因此過去那一套由政工人員傳達指示以統一行動的方式也成了社會進步的阻礙。過去滿懷理想、朝氣蓬勃的政工人員現在已是中年人了，他們不像過去那樣受到尊重，他們的指示不再被理所當然地接受。
事實上，在更多人的眼中，政工人員看來像是無一技之長，隻會官場逢迎而且一旦丟了工作就沒地方去的可憐人。他們退出曆史舞台的時機已日見成熟了。大抵上，中產階級要求更開放、更專業的政治和社會管理規範，因此他們會支持異見人士的衝撞，不過同樣的，如果異見人士丟石頭，燒車子，他們也會強烈譴責，並立刻站在政府這一邊，因為社會動蕩同樣威脅他們的利益。因此，中產階級要求在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基礎上，開放政治民主，這種特性會促成政府持續開放政策，同時也迫使異見人士在體製內進行和平改革，並接受他們所參與製定的法律的所有規定。
此時蔣經國顯然明白了，過去在大陸，人民上街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他們餓肚子，要求有飯吃，為了不餓死，他們無從選擇是和平或暴力的手段；今天在台灣，人民上街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他們夠溫飽了，也夠聰明了，因此他們要求自己決定自己的事。人民餓肚子上街遊行與人民溫飽後上街遊行，其性質是截然不同的。蔣經國晚年的時候，糖尿病一直纏著他，令他痛苦不堪，也可能影響他的心智判斷。不過曆史證明，他絕沒病昏頭。1987年，在他過世的前幾個月，終於決定順勢開放報禁與黨禁，允許充分的言論自由和政黨政治，他開啟了現代憲政的大門。
蔣經國的第三任英文秘書
馬鶴淩一直期望兒子能夠從仕途發展，早在馬英九從紐約大學畢業的時候，父子倆就曾討論過這一問題，那時，馬英九已經取得哈佛的“入場券”，討論這一問題，自然顯得言之過早。後來，馬英九和周美青結婚，兩人都生活在美國，馬鶴淩當時最為擔心的是，受周美青影響，馬英九會放棄返回台灣，而在美國安家。所以，又力勸兒子畢業後回來工作。當時的馬英九，並沒有明確表態，似乎是兩可之間。
而與之關係較好的朋友私下說，當時的馬英九，其實並沒有回台灣的打算，甚至有一種說法，馬英九之所以在哈佛待了5年之久，就是不想畢業後受父親的壓力返回台灣。所以，他趁著讀博士期間，通過自己的導師推薦同時在馬裏蘭大學擔任法學研究員。
馬英九真不想回台灣還是隻是一種姿態？我們現在很難弄清楚。
站在局外人的立場分析一下，馬英九不想回台灣，倒也不是不可信。很明顯一點，台灣島內，矛盾重重，族群對立，一天比一天嚴峻，而當時台灣還在持續著長達幾十年的戒嚴，實行著“戡亂時期”特殊的“法律”，這一切，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同時，台灣的政治空間和外交空間受到了極大的挑戰，中國內地正在迅速崛起。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台灣未來的發展形勢極不明朗。在這種背景下，遇到有去華爾街工作的機會，他便欣然前往。
可是，來自父親的壓力有增無減。父親之所以一再要求他回台灣工作，原因可以說是極其複雜的，台灣媒體報道說，那是因為馬鶴淩對兒子寄予極大的期望，始終希望他在政壇有一番作為。這雖然不能說不是原因，但估計不能算主要原因。馬鶴淩老先生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人，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至深。他隻有馬英九這樣一個兒子，因此，希望兒子待在自己身邊，為自己養老送終的思想，可能更重一些。雖然來自父親的壓力始終沒有減弱，反而在進一步增大，但真正促成馬英九返回台灣的，確實是政治因素。
因為“台獨”分子在美國的活動十分猖獗，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台灣的外交空間，成了一個大問題，因此，台灣便希望借助在海外的學人做一些實際的工作。在此思想指導下，他們開始在美國籌組“國建會”。此時的馬英九，已經成為海外學子中的佼佼者，台灣自然不會忘了他，他被延攬出席“政治外交”組會議。
正是在這次會上，馬英九作了一個發言，針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他提出了一個“主動出擊”的建議。這樣的建議，在台灣島內是很難提出來的。畢竟，兩岸關係對於國民黨來說太敏感，任何一句話都可能影響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人們就算是能夠想到這一點，也不敢說出來，更多的人，因為慣性思維，甚至連想都不敢想。馬英九不同，他在美國生活了那麽長時間，而且，又為了編寫《波士頓通訊》花過不少工夫，對兩岸關係，也有一定研究，所以才會提出這種“主動出擊”的想法。從某種意義上說，後來台灣方麵有所鬆動，雖然沒有完全用上馬英九“主動出擊”的建議，卻也有所考慮。
正是這個談話，讓當時參加會議的國民黨官員大感興趣，返回台灣後，立即向蔣經國匯報，蔣經國覺得此人是個人才，立即指示要征召他回台工作。
在介紹馬英九和蔣經國關係的所有文章中，都沒有談到蔣經國第一次注意到馬英九是什麽時候，馬英九本人雖然也曾撰文介紹自己和蔣經國的關係，同樣沒有明確指出這一點。有說馬英九參加軍訓時向蔣經國獻詞引起注意的，有說馬英九考取中山獎學金受到蔣經國接見時引起注意的，還有說馬英九編寫《波士頓通訊》引起蔣經國注意的。所有的介紹中，隻有一則介紹非常肯定，說是1978年6月，《中央日報》轉載了《波士頓通訊》上的一篇文章，而且連載了三天。蔣經國非常仔細地讀完了三天的連載，對這篇文章極為欣賞，當時便打電話給“秘書室主任”周應龍，希望他向《中央日報》了解一下，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準。
周應龍打了幾個電話，立即弄清這篇文章的作者馬英九是馬鶴淩的兒子。提起馬鶴淩，蔣經國自然知道。聽說馬鶴淩有這樣一個出色的兒子，蔣經國自然高興，當即指示周應龍，要調馬英九來身邊工作。可周應龍告訴他，馬英九此時還在哈佛讀博士，並沒有畢業。蔣經國聽說後，隻好放棄了這一念頭，但這個名字，顯然是記下了。
三年後，前往美國參加“國建會”活動的台灣官員回來向蔣經國匯報，提到了馬英九所提出的“主動出擊”的建議，蔣經國覺得很有見地，便問起馬英九的情況，知道馬英九在華爾街工作。當時，周應龍既是“秘書室主任”，又兼任蔣經國的秘書之職。可是，他在這一職務上已經多年，蔣經國已經決定將他調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不適合再兼任秘書，因此想到了馬英九。
1972年，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之後，選中的英文秘書是大才子錢複。
在台灣，錢複、連戰、陳履安以及沈君山，有台灣四大公子之稱，其父錢思亮，是中國現代著名科學家，曾任北京大學化學係教授、台灣大學校長等。
錢複自小聰明過人，青年時期就是遠近聞名的才子，1952年考上台大政治係。1959年，為了考驗自己，他隻身帶著20美元去美國耶魯大學求學，結果僅用3年時間就拿到了政治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學成歸來，不久他便當上了蔣介石的英文秘書。當時，宋美齡奉命對他進行口試，進行了將近一個小時，事後蔣介石問宋美齡：“你覺得這個青年人如何？”宋美齡的回答十分幹脆：“英文還馬馬虎虎，算是不錯了。”就是這個馬馬虎虎，等於得到了通行證。
後來，蔣介石要推出兒子蔣經國，又將錢複介紹給兒子。蔣經國便任命他為“新聞局長”同時兼任自己的英文秘書。所以，錢複是蔣經國的第一任英文秘書。不過，錢複畢竟是國民黨新生代中的顯赫人物，公務繁忙，而且，當時最令蔣經國頭痛的問題之一是“外交”，他有意想讓錢複去“外交部”擔任要職，自然不可能再兼顧這個“英文秘書”的工作，蔣經國因此希望他再物色一個預備人選。於是，錢複物色到了宋楚瑜。
宋楚瑜以政大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服完兵役後前往美國伯克利大學讀書並且結婚。夫妻倆在美國打拚了8年，小有成就。錢複和宋楚瑜的父親宋達關係不錯，和宋楚瑜也有相當的交情，蔣經國要他推薦英文秘書，他便推薦了宋楚瑜。
蔣經國英文秘書這一職位，是一個很低的職位，為了提高這一職位的影響，此人後來都會兼任其它職務。宋楚瑜剛剛回來時，大概還屬試用期，所以隻是擔任英文秘書一職，直到這一年的年底，蔣經國覺得這個年輕人不錯，才委任他當了“新聞局副局長”。此時，錢複已經被任命為“外交部次長”，將宋楚瑜安排去“新聞局”顯然是為了讓他當局長。
1978年12月的一天，即美國正式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和台灣“斷交”的前一天，美駐台代表安克治致電宋楚瑜，請他安排次日與蔣經國見麵。宋楚瑜意識到事關重大，根本沒有考慮當天蔣經國的安排，當即和安克治一起直奔士林官邸，將睡夢中的蔣經國叫醒。蔣經國對於宋楚瑜的應變能力極為讚賞，一個月後便正式任命他為“新聞局長”。
宋楚瑜其人，極善於搞人事關係，親情牌打得很好，一段時間之後，竟然讓蔣經國覺得他就像是自己的兒子，他也公開對蔣經國說，他的父親死得太早了，子欲孝而親不在，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所以，他視蔣經國為親生父親，他要把對父親所有的愛給予蔣經國。他不僅這樣說，同時也這樣做，對於蔣經國家的一切，搞得十分清楚，連蔣方良愛吃什麽他都知道，果真像兒子牽掛母親一樣無微不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些事，一般人肯定做不出來，但宋楚瑜做起來卻得心應手，比如刻意模仿蔣經國的某些動作。蔣經國下去視察，人家送飯給他，他會毫不猶豫地吃下去。宋楚瑜有樣學形，連冷飯都吃。蔣經國上車，一邊鑽進去會一邊向人招手致意，宋楚瑜學得極其傳神。所有這一切，自然獲得蔣經國極大的好感。將他列為新生代的重點培養對象。或許正因為他在國民黨內勢頭太勁，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比如黨外人士，對他是恨之入骨。尤其是作為“新聞局長”，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以及不久之後的林義雄滅門血案等，均由宋楚瑜擔任政府發言人，他在台上巧言令色為“政府”辯護給台灣民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也為日後民進黨將他描繪成“美麗島事件”的罪魁禍首種下了禍因。
宋楚瑜擔任“新聞局長”之後，蔣經國“英文秘書”一職，一時無人接替，隻好由他仍然兼著。可實際上，他很少有時間來履行這一職務，大部分工作，落到了擔任“秘書室主任”的周應龍身上。而周應龍隻是“兼職”又要高升，給蔣經國找一個新的“英文秘書”，便成了迫切任務。
蔣經國心目中有了人選，隻是不清楚馬英九是否願意，所以，周應龍便找到自己的嶽父梁孝煌，請他出山去做馬鶴淩的工作。此時的馬鶴淩在國民黨台北市黨部擔任職務，和梁孝煌的交情不錯。馬鶴淩又一心想讓兒子從政，自然是滿心歡喜，隻是這件事，他說了還不能完全算數，需要問一問兒子的意見。
如果僅僅隻是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馬英九是否會考慮一番，我們不清楚。可蔣經國幾年前就已經認定馬英九是個人才，又從他的履曆中看到他一貫是優秀學生，同時是蔣經國人才庫重點培養的對象，所以，給予馬英九的職務，並不僅僅隻是英文秘書，而是英文秘書兼“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
沒有缺陷的年輕人
馬英九辦事很沉穩。如果是別人，能當上蔣經國的英文秘書，早已興高采烈地打道回府回到台灣了，而馬英九卻沒有這樣。盡管他心裏已經決定接受這一職務，仍然覺得不夠穩，所以，他在決定返回台灣之前，又向台北的幾所大學寄出了求職信，希望能夠在某一所大學獲得教職或者研究職位。結果，在他返台前夕，接到了政治大學的錄用通知，聘請他擔任法律研究所副教授。前麵說過，他的幾任女朋友和他的妻子周美青都是畢業於台灣政治大學，而現在他又被這所大學錄用為副教授，可見他和政治大學的緣分實在不淺。
如此一來，馬英九在1981年8月回到台灣時，便有了三重身份：蔣經國的英文秘書兼“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台灣政治大學的副教授。
一個月前，台灣大學校園內，剛剛發生一起離奇案件，美籍華人教授陳文成暴死在居所樓下，有人懷疑這是國民黨特務組織暗殺，台灣學界一片沸騰，幾乎是人人自危，在此情況下，馬英九返回，許多學界人士都覺得不解。放著美國“自由社會”的高薪職位和優雅生活不要，偏偏要往台灣這個狹小封閉並且動蕩不安的小島裏鑽，這不是發傻嗎？但馬英九並不這麽想，他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在美國怎麽幹也有種“流浪漢”的感受，回到台灣定居是遲早的事，何況他學的是政治和法律，隻有在台灣才真正能發揮自己的專長。
陳文成係美籍華人，在美國卡內基大學任教，同時擔任台灣大學客座教授。1981年7月，陳文成返回台北探親，卻被“警備總部保安處”約見，理由是他在美國和“台獨”分子有聯係。7月2日淩晨，人們發現他死在台灣大學宿舍樓下的草坪上，全身傷痕累累，顯然經過刑訊或拷打。但“警總”卻表示，當時隻是約談，其後便將他放回，至於後來發生了什麽，警總不清楚。現場顯示，陳文成是從樓上摔下而死，至於是自殺還是他殺，則難以定論。
這件事，迅速成為黨外人士攻擊國民黨的炮彈。馬英九就是在這種不太平的時候，回到了台灣。
得到馬英九肯回台灣任職的答複，秘書室便將此事匯報給“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既然是蔣經國看中的人，馬紀壯自然不會有半句不滿。但這是一個重要人選，職務雖然不高，卻是最接近蔣經國的身邊人，關係“總統”安危和“國家”的興亡，過場還是要走一走的，他看過馬英九的有關檔案，又和馬英九見了一麵，印象不錯，便向蔣經國遞交了一份報告，蔣經國當天便在報告上簽了字。
從這一天開始，馬英九便正式跨進了台灣政壇，開始了他的從政生涯。
一進入政壇便能在擁有至高無上權威的“總統”身邊工作，這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事，馬英九卻輕而易舉地就得到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馬英九身材魁梧，剛從美國回來之時，當時的體重，竟然高達180多斤。他第一天去“總統府”上班，恰好遇到蔣經國會見外國友人，彼此坐在蔣經國的會客室裏，蔣經國和外國友人並排而坐，中間隔著一隻茶幾。按照慣例，馬英九的位置，在那隻茶幾的後麵，他所充當的，是翻譯的角色。馬英九因體重過重，一坐下小板凳，就擠到蔣經國與訪賓間的小茶幾。
這件事可苦了馬英九，以前的英文秘書，包括宋楚瑜在內，個子都不大。也不重，坐在那裏，沒有任何問題。現在馬英九坐在那裏，差不多將整個空間塞滿了，連動一下都沒有可能，尤其是那張矮椅子，看上去有點弱不禁風，馬英九始終擔心，自己如果動作大了點，弄不好，便將椅子坐斷了。真的那樣，可是鬧出“國際笑話”來了。所以，他坐在那裏不僅不敢動，而且，還不敢完全將自己身體的重量壓在那張椅子上。
想一想自己今後將無數次在這裏“工作”，馬英九有些害怕了。可初來乍到，他又不敢將這一問題提出來，即使想提，也不知該找誰提。沒料到蔣經國異常細心，他已經看出了這一點。會見結束，送走外國朋友，蔣經國特意走進來，對正在做收尾工作的馬英九說：“怎麽樣？第一次工作緊張嗎？”
馬英九擺了擺頭，說他並不緊張。蔣經國卻和他開玩笑，說你不緊張，我倒是緊張，我擔心你那麽胖，把椅子坐斷了。後來蔣經國特別交代秘書室給馬英九換一把寬大些的椅子，讓他們給馬英九多留一點活動空間，可見蔣經國對部屬極其細心與體貼。
東森新聞“兩蔣父子檔案解密”節目專訪馬英九，馬英九談到追隨經國先生六年往事時說，經國先生晚年的健康很差，再也沒有像過去一下鄉好幾天的情形，後來發生視網膜剝離，又因為糖尿病，腳趾頭切除，最後還坐輪椅，那段時間，大概是經國先生一生中健康最差的時候。馬英九並說，“我剛回島時體重超過90公斤，當時錢複曾要我去減肥，而我自己也覺得坐在小板凳上，顯然塊頭大了一點，還會擠到客人、擠到茶幾，所以後來經國先生就指示秘書室主任要把位置換大一點，說是沒想到新來的馬秘書那麽胖。”
馬英九還說，他覺得經國先生在小地方蠻體貼的，他剛回島時，拿到博士學位不到一年，回來後準備出版博士論文，很想再去美國更新數據，後來輾轉開口，蔣經國馬上答應，而且提供了一些財務支持。此外，經國先生平常過一段時間就會問，家裏人怎麽樣，生活上有什麽困難沒有，需不需要幫什麽忙，讓大家感受非常親切。
馬英九雖然胸有成竹，博學多才，但給蔣經國當翻譯，並非一帆風順，也曾鬧出過“幽默錯誤”，那是因為蔣經國的浙江口音所致。
有一次，蔣經國接見一名境外友人，此人非常熟悉前蘇聯事務，而蔣經國又曾在前蘇聯多年，在前蘇聯娶妻生子，甚至還在前蘇聯加入了共產黨，前蘇聯可以說是他的第二故鄉，對前蘇聯的熟悉程度，不是一般人可比。現在遇到一個熟悉前蘇聯事務的外賓，自然會談起前蘇聯。蔣經國談到了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阿塞拜疆的首府巴庫，他發出這個音的時候，用的是浙江口音的中國話，而馬英九對前蘇聯幾乎沒什麽了解。他想當然地以為，既然是首府，自然是什麽“宮”之類，比如克裏姆林宮，白金漢宮，而浙江話所說的“巴”，又和“白”極其相近，所以，馬英九便翻譯成“白宮”。
蔣經國並不清楚馬英九是怎樣翻譯的，所以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錯誤，依然興高采烈的和那個客人談著，但那個客人是個“蘇聯通”，知道阿塞拜疆的首府不是“白宮”，卻又不明白這個年輕人為什麽會翻譯成“白宮”，所以有些發愣。
馬英九雖然感到外賓的神色有些不對，卻也沒有深究。直到這個詞出現好多次，而他每次都以“白宮”翻譯時，都發現外賓的神色有異，才意識到自己翻譯可能錯了。
那種情形是非常窘迫的，一般人，或許會想辦法蒙混過關，而且蔣經國並不知道他的翻譯出現錯誤，以後再遇到要翻譯“巴庫”的時候，幹脆僅以首府代替，含混過去了事。可馬英九非常認真，知道自己工作可能出錯之後，內心極其不安。他找了個機會，將此事向蔣經國核實了一遍，並且告訴他，自己有可能翻譯錯了。蔣經國很耐心地對他解釋了一番，才讓他明白過來。
這件事，如果換一個人，很可能成為一大敗績，最終影響到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但蔣經國卻與眾不同，當他知道馬英九犯了一個大錯後，他不僅沒有批評馬英九，反而對馬英九這種知錯改錯的勇氣，極為欣賞，竟然還表揚了他幾句，結果壞事變成了好事，使得馬英九在蔣經國麵前賺足了印象分，工作起來也就更加認真負責了，以至於後來蔣經國誇他，是個“沒有缺陷的年輕人”。
從此時開始，直到蔣經國逝世，馬英九在蔣經國身邊工作了將近7年時間，二人關係十分密切。7年的光陰，在整個曆史長河裏不過是彈指之間，瞬息即逝，可是在台灣，卻是社會發生深刻變化的7年，雖然有許多變化，在此之前，蔣經國已經打下了底子，還沒有出現最終的根本性改變。後來台灣社會所經曆的一係列重大事件，馬英九都是目睹者或者參與者，他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這種“貼身”身份，使得他對於蔣經國的思想脈絡以及為人等，有一個相對別人更為透徹的了解。外人後來說他是蔣經國的真實信徒，甚至於說他是蔣經國暗中指定的隔代傳人，這實在並不為過。
從後來馬英九的一些談話中可以看出，直到現在，他對蔣經國的政績以及為人，都是極為推崇的。他多次說：“十五年來多次民調顯示，經國先生最受民眾肯定的政績，正是十大建設。英九認為，如果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觀點來說，經國先生在曆任‘總統’中的評價最高，確實當之無愧。”但是，他顯然不像宋楚瑜。當初，宋楚瑜將蔣經國視為父親一般尊敬和崇拜，後來蔣經國逝世的一段日子裏，他也像孝子一般，但凡一些重要的日子，都會去蔣經國的靈前參拜，並且痛哭流涕，雖然這一切並沒有持續很久。
馬英九不是那種在政治上廣結善緣的人，就算他有那麽多機會討好蔣經國，以求蔣經國在政治上提拔他，可實際上，他並沒有在這上麵花很多的情感功夫，隻是一心一意將自己份內的工作做好，務必事事精到。馬英九和蔣經國的關係，可以說是一種純粹的工作關係，盡管從感情上說，馬英九對蔣經國從小就十分的崇拜，將其當成大英雄看待。而蔣經國對馬英九也非常的滿意，其體貼和關切程度超乎尋常，所以直到自己逝世，都一直把馬英九留在自己的身邊，當最親近的人使用。
蔣經國除欣賞馬英九的品德和才華外，馬英九的那種“不沾鍋”的性格尤其讚許，所謂“不沾鍋”，指的便是他在政治上不拉派不結幫，我行我素，隻要是對的，無論是誰，他都支持，隻要是不符合他的觀點的，他也會提出意見，如果對方是明顯錯誤或者是在使陰謀，他知道之後，也會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批評。平常在蔣經國身邊工作，除了勤奮，就是認真，凡是份內的事，他一絲不苟，不該他知道的事，他從不打聽從不過問，更不會替人說情。他知道的事，他也從不向外麵任何人透露。誰也別想從他嘴中得到有關蔣經國和“總統府”的任何消息和秘密，哪怕是自己最親近的家人。
蔣經國在有些事情上，還會詢問馬英九的意見。這是蔣經國的一種工作方法。像他這種人，高高在上，聽到下層意見不那麽容易，許多事，都是從身邊人那裏了解的。正因為如此，便有一些諂媚之輩趁此機會打擊他人抬高自己。蔣經國身邊，這樣的人自然也不會少，他聽到類似的話，也一定很多。有些他聽進去了，結果在處理某些事情的時候，導致了錯誤，事後即使意識到，想改，也已經晚了。有些事，他想調查取證，可下麵的人都有各種關係，調查也不容易。因此，對於身邊人，他不能不有一種特別的警惕，卻又不能離開這些人。尤其是他晚年的時候，隻能坐在輪椅上理政，就更加少不了這些身邊人了，同樣對這些身邊人也最親近。
據蔣孝勇回憶說，到了晚年，蔣經國已經沒有幾個信任的人，因為那些人對他所說的話，大多都帶有強烈的個人目的，許多話是不能信的。馬英九是難得的一個大好人，一個肯對他說真話的人，一個毫無私心雜念的人。但馬英九也有他的缺點，他不喜歡品評人物，往往是就事論事，涉及個人的人品，從不評價。
雖然馬英九沒有想方設法讓蔣經國對自己產生一種親子般的感情，蔣經國卻非常喜歡這個年輕人。蔣經國身處高位，平常見到太多為自己私利，爭得頭破血流的蠅營狗苟之徒，也見到太多的拉幫結派，所有官場的黑幕，蔣經國是全都見盡，可以說見怪不怪了。同時，他對這一切，也深惡痛絕，卻又無力根除。正因為如此，當他遇到一個不結幫不謀私利的年輕人時，那種仿佛大草叢之中見到珍珠的感覺，是何等的強烈。
蔣經國對馬英九評價是：這是一個“沒有缺陷的年輕人”。
人是不可能沒有缺陷的。但對蔣經國這樣一個浸淫官場大半生，處於權力高峰幾十年，又處於人生終點的垂暮老人來說，他所指的缺陷，應該說是大缺陷，而不是小缺點。
日後，馬英九的支持者拿這句話當成“最高指示”，以此告訴人們，蔣經國對他的評價是如何之高。而馬英九的反對者，同樣用這句話來攻擊他，要讓人們相信，他的沒有缺陷，正是他最大的缺陷。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過，對於普通的台灣民眾來說，更多的人都希望選擇一個像馬英九這樣看上去沒有缺陷的官員，而不願選一個像李登輝那樣全身都是缺陷的官員。
平步青雲超速升遷
1984年，蔣經國對班子進行了一次大調整。這次調整的一個大基調，就是本土化和年輕化。這次調整，對於整個台灣的未來，可以說舉足輕重，關係深遠，並且影響到了“黨國”的命運。因為正是這次調整，推出了台灣兩個引人注目的人物，那就是李登輝和馬英九。後來李登輝成了接班人，擔任了“副總統”；而馬英九則平步青雲，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
最初蔣經國讓李登輝擔任“政務委員”，看中的是李登輝是個農業方麵的人才。此後，蔣經國每次下鄉調查農村問題，都將李登輝帶在身邊，李登輝一方麵對蔣經國極盡討好，另一方麵，也確實有些學者作風，頗為務實。
當時49歲的李登輝，大概不可能想到日後還有政治上發達的機會，能夠坐上“政務委員”的高位也就滿足了，政治上大概沒有野心，便很願意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一些作用。既然沒有野心，也就沒有顧忌，遇到蔣經國向他征求某些問題的意見時，他也就可以直言。正是這一點，令蔣經國大為欣賞。
1978年，蔣經國當上“總統”，10天後，他便任命孫運璿為“行政院長”。而新的“行政院”閣員，自然都是由蔣經國欽定，蔣經國給了李登輝一個更佳的位置：“台北市長”。李登輝一上任，便給了蔣經國又一個好印象。他辭掉了除“市長”薪水之外應得的一切，如研究費、車馬費、製裝費等。這一消息經過報界大炒，蔣經國看到後，極為欣賞。三年後，他又接任“台灣省主席”。
據有關消息稱，當初，蔣經國考慮“副總統”人選時，主要考慮的是族群搭配。他本人是外省籍，所以內定的調子是選擇一個湖北省籍的副手，以顯示權力的平衡。如此一來，選擇的範圍便非常狹窄，當時僅僅隻有兩個候選人，一是李登輝，二是林洋港。蔣經國最終考慮了李登輝而放棄林洋港，原因在於林洋港是通過自我奮鬥一步一步走上來的，他在台灣政壇每向前走一步，都會建立一些自己的人脈關係，從而形成了一個較為複雜的人事關係網。李登輝則不同，他是蔣經國一手提拔起來的，在黨內沒有很深的根係，和他關係密切一些的，大都是蔣經國極其信任的那一幫新人，如連戰、宋楚瑜等人。蔣經國自然不可能想到，這些人日後會成為李係最為得力的生力軍。
經過長期接觸，蔣經國發現馬英九實在是個不可多得的“將才”，早就有心要重用他，於是就借這次調整之機，將馬英九提拔為國民黨副秘書長。
但提拔馬英九，當時在黨內的阻力非常之大。
在國民黨內，最高職權是黨主席，其次則是中常委，再然後是中央黨部秘書長。因為秘書長本身就是中常委，通常不太可能負責與秘書長相關的事務，副秘書長自然就實際行使秘書長職責，這就使得副秘書長實際成了中常委下麵的第一人。這一職務，使得馬英九一下子在國民黨內超越了很多人。而以台灣黨政比較，黨主席和“政府總統”是同一人，這一人之下，黨的第二重要人物，便是中央黨部秘書長，“政府”的第二實權人物是“行政院長”，這兩個職位，在理論上是平級的。那麽中央黨部副秘書長一職，便相當於“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長”。
馬英九隻不過當了幾年“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以及蔣經國的英文秘書，便立即被提拔到“副院長級”，沒有絲毫政績卻一下子超越了很多人，幾乎有了問鼎之勢，無論是國民黨內部的元老派還是中生代，心裏都不會平衡。這種超速升遷，真正是坐直升飛機。
談起國民黨內部的根係，馬英九的父親此時還隻是國民黨內部的一名中級黨工，在以後馬英九仕途發達之後，他才被連提幾級，成了高級幹部。
而中生代骨幹人物中，陳履安的父親陳誠，曾是蔣介石最倚重的幹將，宋美齡的幹女婿，蔣經國到台灣後的緊密合作者，後來的“行政院長”以及“副總統”。連戰的父親連震東，在連戰進入政壇之前，便已經是“行政院副院長”的級別，是湖北省籍官員的領袖。論能力或者文憑，這兩人和馬英九均相當，進入政壇的時間卻比他早得多。此時，陳履安隻不過是“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也就是“部級”而已，比馬英九低了半級。連戰隻不過是“交通部長”，同樣比馬英九低了半級。當年“四大公子”的另一位錢複，此時的職務隻不過是“外交部次長”，理論上，還隻是“副部級”，比馬英九整整低了一級。
心裏不平的，還有宋楚瑜。此時，宋楚瑜的職務是“文工會主任”，同樣隻是“部級”。台灣方麵的消息稱，正是此時，馬英九和宋楚瑜之間，出現了矛盾。後來有人稱兩人間有一個“瑜亮情結”，宋楚瑜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慨。
更為有趣的是，馬英九和宋楚瑜兩人的祖籍是一致的，都是湖南湘潭人，也都是留美博士出身，兩人的父親，也都是老牌的國民黨黨員。所不同的是，宋楚瑜比馬英九大8歲，進入台灣政壇比馬英九早7年。若論進入台灣政壇，兩人所走的路是一模一樣的，均是在美取得博士學位，然後等待時機，終於有一天，蔣經國征召了，於是毅然返回台灣，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一職。
略有不同的是，宋楚瑜在英文秘書的職位上幹了幾年，直到讓蔣經國對他有一種父子情感的認同，才將他提為“新聞局副局長”，又幾年後，才提為“新聞局局長”。可馬英九是由蔣經國自己發現的，因此，一回到台灣，首先擔任的是“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在行政上的起點，已經比宋楚瑜高出了一大截。有關這一截，宋楚瑜當時大概不會在意，因為此時他已經是“新聞局局長”，儼然是國民黨和台灣政府的代言人。響當當的“正部級”。馬英九雖然一開始就撈了個“副部級”，畢竟隻是政壇小毛孩，初生牛犢而已。
如果論人脈關係，宋楚瑜更是要遠遠勝過馬英九。
人脈關係的建立，一是與父輩的地位有關，一是本人的主導思想和交際能力有關。在這方麵，馬英九確實夠另類，他似乎不屑於搞這類關係，和任何一個集團或者是個人，都保持著一種不即不離的關係。就算是朋友之間，他也不像別人那樣，要麽是酒肉朋友，要麽是生死之交，要麽是刎頸之交，要麽是忘年之交，要麽是父子之交。可他則是君子之交，總是淡淡的，沒有絲毫利益相關。這就給人一種感覺，馬英九此人，似乎不太講情麵，似乎有點冷血，因而，身邊朋友總是少之又少。
宋楚瑜則全然不同。首先，他父親就有一大幫朋友，這些朋友的後代或者下級，又被他接收過來。他無疑屬於一個很善於外交的人，認識一個人，很容易便和對方成為了好朋友，給人的感覺，他極其義氣，為朋友兩肋插刀。比如，馬英九競選連任台北“市長”時，宋楚瑜為了幫馬英九拉選票，在一次助選活動中，竟然聲淚俱下地跪下來，求人們將選票投給馬英九。這一跪，跪得驚世駭俗，也跪得輿情四起。這種事，如果換個角色，讓馬英九去做，恐怕拿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都不一定能夠做出來。
這次提拔，在職務上麵，宋楚瑜落到了馬英九之後，雖然宋楚瑜後來也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甚至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進入了中常委，但就擔任副秘書長的時間來看，比馬英九晚了三年。這也就是說，馬英九由蔣經國的英文秘書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僅僅用了3年時間，而宋楚瑜走完這一曆程，用了13年時間。多出整整10年。宋楚瑜是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生點閑氣，那是有這個可能的。
客觀地說，馬英九和宋楚瑜之間，矛盾是有，但不如台灣島內某些媒體所渲染的那麽嚴重。畢竟，在那一段極其特殊的時期，兩人都作為國民黨中生代的代表人物出現，而馬英九由於性格關係，在國民黨內又沒有什麽強大的支持力量，而在有關改革以及其它諸多方麵，又是站在同一陣營，抱持相同觀點的。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們之間的聯合，應該遠多於矛盾。而其後的一段時間，馬英九受到李登輝的打壓，遠遠落到了宋楚瑜的後麵，因此，宋楚瑜大概也不覺得馬英九的存在對自己是個威脅。
由於馬英九從政資曆很淺，又由於他年輕，更由於他的“不粘鍋”性格，所以當初蔣經國提名由馬英九擔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的時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自然，也有很多人雖然沒有表示意見，心裏卻是不滿的。可當時的蔣經國，一言九鼎，即使別人不願意，也很難改變他的決定，馬英九擔任副秘書長，因此成為事實，以至於聞者咋舌。也就是因為這一驚世駭俗舉措，有的人後來說，馬英九是蔣經國暗中指定的隔代傳人。蔣經國是否有意讓馬英九成為他的隔代接班人，這點我們無法知曉，但有意識的大膽重用馬英九，這卻是毫無疑義的。
麵對“二·二八障礙。”
有一次接受采訪的時候，馬英九說：“我到‘總統府’上班的第一天，當時就認為要解決這個（指曆史上的‘二。二八事件’）問題。後來無巧不成書，擔任‘法務部長’時，‘二·二八補償條例’就是我提出來的。”
馬英九這裏談到的“二·二八”，就是在台灣曆史上影響很大的“二·二八事件”。事情還得從抗戰結束時談起。
抗戰結束後，日本不得不將強占50年的中國領土台灣交還中國，長期遭受殖民統治的台灣民眾，此時的心情，可以說是歡欣鼓舞，揚眉吐氣，對於回歸，是熱切期望並且真誠歡迎的。隨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設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派國民黨大佬級人物陳儀來台灣擔任行政長官，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從理論上說，當時那種特殊的曆史背景下，國民黨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台灣建立一個類似於美國的三權獨立的政府，無論是清代還是日據時代，台灣都是實行的集權統治，所以，國民黨當時所執行的體製，對於台灣民眾來說，並非如後來有些人所說，是無法接受的，甚至是比日本人更專製的。
但此時國民黨政府已經高度腐敗，他們以勝利者自居，派出大量的接收大員，巧取豪奪，接收對象不僅僅是日偽財產，隻要他們看中的，動手就搶奪。台灣民眾對這個政權沒有絲毫感情。他們原以為回歸了可以過好日子了，沒料到這個政權比日本統治者更可怕更可恨，因而迅速對這個政權失去了信任。
日據時代，為了控製台灣經濟，日本人實行了嚴格的專賣製度，對於“樟腦、火柴、酒、煙、度量衡”等物品，一律實行專賣，並且成立專賣機構。同時對交通運輸、貨棧、農產品、漁業畜牧、鋼鐵、電力、水泥、機械製造、石油、工程、造紙、印刷、紡織、磚瓦、油脂、電工器材、化學藥品、製鹽等行業實行壟斷經營。陳儀到來之後，全盤接收了日本人的這套搞法，有過之而無不及。那些由國民黨政府派駐台灣的官員們，無不想利用這次機會為自己大撈好處，於是官場腐敗，日甚一日，官商勾結，軍紀敗壞，盜匪橫行。那些當官的可以巧取豪奪，普通當兵的，難以撈到好處，便白天是兵，晚上是匪，偷竊、耍賴、欺詐、恐嚇、欺民擾民、無惡不作。政府對此卻睜一隻日艮閉一隻眼。
軍人開槍滋事，與民眾衝突的案件，一再發生，但凡這類案件，政府支持的都是軍人。據統計，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的前兩年，刑事案件每年遞增28%，社會治安嚴重惡化。
正所謂那句老話，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為了生存，民眾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和政府對抗，其中最為常見的，是走私以及私賣。
1947年2月27日晚，台灣省專賣局專員葉德根帶領查緝員傅學通等6人和4名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萬裏紅酒店附近的天馬茶房（現在的延平北路）前發現寡婦林江邁販賣私煙，當即上前緝查。林江邁身上帶有幾十條香煙和6000元現款（因為通貨膨脹，紙幣不值錢，這其實是一筆小錢）。
錢雖然不多，可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卻是命根子。
當時，專賣局官員便要將這些錢和煙予以沒收，對於林江邁來說，這些財產可是命根子，自然不願，於是和緝私官員搶奪，甚至跪地向他們求情。
附近有很多民眾開始圍觀，他們知道林江邁家庭經濟狀況很差，紛紛向官員求情，可官員“鐵麵無私”，絲毫不肯讓步。搶奪中，因為林江邁不肯鬆手，警察便揮槍威脅，並且用槍托猛砸林的頭部，致使她受傷流血。
當時有近百名民眾圍觀，一些人早就對國民黨官員不滿，群情激憤，有人開始上前和官員們論理，甚至出現搶奪。場麵一度出現混亂，致使一名查緝員和一名警察受輕傷。官員們惱羞成怒，鳴槍示警。混亂中，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子彈竟然射中在自家樓下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後經搶救無效死亡。
此時，事件仍然是一次局部事件，若處理得當，應該可以迅速解決。但是，國民政府對此不聞不問，反而稱陳文溪是因為妨礙公務被擊斃，是咎由自取。
當晚，憤怒的民眾便向當局提出訴求，要求懲辦凶手，但當局根本不予答複。28日早晨，延平路一帶的市民出於憤怒，鳴鑼聚集，向民眾公布事件真相，希望政府給予公正解決。當地警察獲悉後，立即派出警員趕到現場驅趕民眾。民眾異常憤怒，雙方迅速發生衝突。最後，憤怒的民眾衝擊了當地的警察所，所長出麵彈壓，被憤怒民眾圍毆。隨後，這些人衝進警察所，搶奪了槍支，又前往省專賣局台北市分局，雙方發生嚴重衝突，當場打死查緝員6人，並將辦公室內存放的東西推出門外，連同外麵停放的汽車、自行車數輛放火燒毀。
後來人們將這一事件稱之為“二·二八事件”。台灣民眾一直要求政府對這一事件予以平反。
所以當馬英九說他擔任“法務部長”時，“二·二八補償條例”就是他提出來的，此話一出，立即遭到本省籍許多人的攻擊，認為馬英九是在做秀，是在說假話。他們抱持這一觀點的理由，是馬英九回台灣的1981年，根本沒有可能考慮到“二·二八問題”，那時的蔣經國，也不可能將這一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但有跡象表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蔣經國確實開始思考與“二·二八”相關的一係列問題，這種思考很可能是被動的，卻又是不可逾越的。隨著他越來越深入地推進國民黨的本土化，越來越多的本省籍人士進入國民黨高層，矗立在國民黨和台灣省籍人士之間的這座大山，已經不可回避，到了不得不正視的程度。
有些事，很可能並非蔣經國所願，可他卻無能為力，不得不順從某種曆史的趨勢，或者說，不得不屈從於國際的力量。比如蔣經國在台上時所進行的一係列改革，蔣經國本人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他對蘇聯搞大清洗的觸目驚心，有著深刻的體會，也對他父親搞的獨裁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就算是他自己為了掌權，同樣進行過一係列的陰謀並且使用過諸多殘酷手段，這一切，都是促使他晚年推行“仁政、善政”的誘因。但不可忽視另一個事實，他掌權的時代，和他父親掌權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他已經不可能像他父親那樣，能夠完全控製台灣政權。他父親所搞的分而治之使得政權下麵派係林立，各不相讓且矛盾重重，種種一切，給他掌握政權增加了變數。
蔣經國上台後麵臨的最大難題是用什麽人的問題。如果用父親的老人，那麽，這些老人的資格比他老，派係根底比他深，相互之間難以調和，即使不是發展到有人站出來推翻他，也一定是內部矛盾重重。如果大膽起用新人，那麽，這些新人難免會受到西方政治勢力的影響，受到省籍族群的影響。美國對待台灣，一直都在使多麵派手法，既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又大力扶持台灣，同時還保護和支持台獨勢力。而日本對台灣始終不曾死心，多年來都在努力尋求台灣民眾對日本的認同。蔣經國除了利用推行本土化，可以說無路可走。因為他一次又一次遇到“二·二八”這座大山。
馬英九回到台灣，加入“政府”工作的時候，正是這樣一個敏感時候。蔣經國自從擔任“行政院長”算起，執掌台灣大政已經10年，台灣政壇，本省籍官員已經超過了50%，勢力已經大過外省籍。這便成了“美麗島事件”時，國民黨不得不向黨外人士妥協的一個關鍵因素。對於解決“美麗島事件”，說國民黨不想停止已經進行的改革也好，說國民黨妥協也好，無論何種因素在起作用，客觀上，都是國民黨政府向黨外人士的示弱。黨外人士從而接收了一種信號，國民黨正在失去對局勢的控製，所有的反國民黨行為，隻要在“合法”的框架之下，國民黨將無能為力。
所謂的“合法”框架，實際上也是一個模糊概念，反對勢力，不可能不踩線，而國民黨既然已經退了第一次，肯定還會退第二次第三次，對於某些看似越格的行為，他們也隻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裏所謂的“合法”，也就是指“選舉”。黨外人士要在選舉中取得主動。一是要結成一個組織，黨禁還沒有放開，組黨自然是不可能，但可以組織一種助選機構。此外，自然就是爭取民心，也就是爭取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台灣本省籍民眾的支持。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便是去刺激“二·二八”情結。
民間要求對“二·二八”平反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一事件，又一直是“台獨”分子用來打擊國民黨的最有力武器。蔣經國怎麽辦？死守“二·二八”防線？死守下去，別說是台灣省籍人士的反對，就是國民黨內部，也會冒出強大的反對之聲。在當時的國民黨內，要求對“二·二八事件”進行重新定位的訴求，已經不僅僅限於本省籍官員，相當一部分中生代的年輕官員，他們也都認為這件事需要重新審視。
馬英九當時的觀點，便代表著台灣新一代外省籍人士。
有一次接受采訪的時候，馬英九說：“‘二·二八’事件時，我還沒有出生，我是那之後3年才出生的。大學時代甚至更早就知道這件事，當時的理解，‘二·二八’應是族群衝突，當時同學也有人是‘二·二八’家屬，在戶口記載上是叛徒，經常有警察來拜訪。直到離開台灣赴美念書，都覺得要想辦法解決。在美國的時候，有很多機會，那時‘台獨’聯盟的刊物，我每期都看，主要是想了解他們在想什麽。除了了解國民黨獨裁之外，那些人在想什麽。結果，我發現他們很想去中國化，也就是搞‘台獨’。看這些東西，一方麵讓我了解到族群對立的深層原因，同時也開始對‘二·二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蔣經國開始考慮怎樣麵對“二·二八障礙”。馬英九回台後不久，有一次蔣經國在私下談話時，問馬英九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馬英九借此機會，很策略地談了自己的觀點和意見。蔣經國沉默了片刻，然後表態說：“這件事非常複雜，不是一下子能夠解決的。不過，可以組織一些人研究一下，在一定範圍內搞些討論。”
這顯然是蔣經國的一種表態，正因為這種表態，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討論，便在一個相對狹窄的區域內展開，為日後對事件的平反，奠定了基礎。
美麗島事件與江南案
蔣經國讓馬英九擔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這麽一個顯赫職務，其實是想要馬英九幫他完成一件大事，那就是想由他主抓“政黨外交”。這充分說明，蔣經國沒有忘記馬英九幾年前在紐約那次發言中所提出的“主動出擊”的話。
但馬英九上任後所麵臨的第一件事，不是“政黨外交”，而是“政黨內交”。他上任之後，台灣島內發生了一連串的重大事件，使得國民黨的威信一損再損。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美麗島事件”與“江南案”。
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黨外勢力決定於高雄市集會；此活動事前的申請未被核準，但由於過去許多的例子都是在最後才被許可，於是集會與遊行如期舉行，最後終於釀成封鎖高雄市內道路的警察與民眾的衝突；數日後，政府便展開對美麗島集團的逮捕行動，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秀蓮、林弘以涉嫌叛亂由軍事法庭審判。
但更令人震驚的是在審判前的二月二十八日，因美麗島事件入獄的林義雄家宅發生慘絕人寰的滅門大血案！林母及兩個雙生女兒林亮均、林亭均慘遭不明身份的凶手潛入家中殺害，大女兒林奐均被殺成重傷，這件滅門血案，震驚海內外。使得整個“黨外”運動在挫折之中，更跌人哀傷的穀底。雖然美麗島事件使得曆經十年艱辛凝聚出的“黨外”政團，在一夕之間幾乎瓦解，但這次全島性的大搜捕，卻震撼海內外，尤其隨之而來的大規模軍事審判，更激起了台灣民眾對政治的高度關心。也因此而引出了一批學有專精、正值少壯的辯護律師，由於承辦這次的案件，使他們從幕後走到幕前，紛紛投入“黨外”運動，成為美麗島事件後“黨外”反對運動的重要人物，舉凡謝長廷、陳水扁、尤清、蘇貞昌、李勝雄、張俊雄、郭吉仁……等人，都是在擔任美麗島辯護律師之後，投入政治運動的行列。
要了解美麗島事件，必須先了解70年代初期逐漸形成“黨外”民主運動。在一般上軌道的民主國家中，選舉具有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但是，由於國民黨入台以來所實施的“地方自治”僅稱得上是一個“半自治”的形態（地方缺少財政、人事、警衛、教育等權），且中央民意代表在1969年以前，礙於所謂“動員戡亂”之體製，完全不讓人民改選，直到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也隻改選國會中的一小部分名額而已。因此，長期處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台灣盡管有選舉，但並沒有完全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議會政治的意義並不彰顯。
在經過七十年代多次的選舉之後，一些標榜“黨外”的民主運動人士逐漸凝聚起來，形成一個民間政團；又於1979年初，黨外雜誌《夏潮》《這一代》遭到停刊處分，黨外人士餘登發父子因“知匪不報”被捕，引發一連串抗爭行動，朝野之間形成一股劍拔弩張之勢；同年8月，政論雜誌《美麗島》創刊，發行人為黃信介，社長為許信良，副社長就是後來在台灣2000年和2004年“總統”大選中獲勝的呂秀蓮，《美麗島》雜誌以社委的形式組成，在實質上具有政黨政治的雛型，網羅了全台各地的黨外人物。並在全台各大城市分別設立分社及服務處，且每在一地成立服務處時，便在該地展開群眾聚會。因此，《美麗島》雜誌社所引發的一連串群眾聚會，引起國民黨統治當局極度的敏感與不悅。
“美麗島事件”以那樣一種方式解決，實際給黨外人士以正麵的鼓舞。
此時，美國又一直在後麵支持這樣一股力量，給國民黨政府施加了不少的壓力，而國民黨內部，也開始出現分化，一大批新生代，對於國民黨所執行的專製統治是持有看法的。此後的一段時間，國民黨雖然對新聞實行了進一步控製，但黨外人士的鬥爭，卻花樣翻新，恰在此時，江南先生撰寫的《蔣經國傳》在美國出版，隨後的1984年10月15日，江南先生在美國舊金山家中的車庫準備去自營的瓷器店時，被從角落射出的3顆子彈奪去了
不少人對1949年後的台灣心存迷惑，無法想象被趕到海島上的這個獨裁腐敗政權如何力挽頹勢，使台灣經濟、科技、文化得到發展。事實表明，蔣經國的所作所為，對台灣半個世紀的走向至為關鍵。
蔣經國在蘇聯前前後後差不多十年，一方麵學習，一方麵在西伯利亞工廠打工。那個時候他是極端的左傾，加入了共產黨，而且也發表過聲明抨擊他的父親蔣介石。在蘇聯度過青春歲月的蔣經國，對美國並不推崇，對資本主義國家持有著批判態度。他在對“救國團”學生做內部演說時，常常同時批判“紅色帝國”蘇聯版和“白色帝國”美國版。
1949年，共產黨取得內戰勝利，在大陸建立新政權。國民黨退到台灣。
蔣經國到台灣後擔任過很多職務，但是直到1972年他出任台灣行政院院長，才開始他最重要的政治生涯。
在向台灣最高“領導權”高峰攀登的過程中，蔣經國陸續整倒了有美國背景的吳國楨和孫立人，關閉了鼓吹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自由中國》雜誌，逮捕了持不同政見的雷震等人。1950年至1960年間，蔣經國已充分掌控了軍內的政治思想、軍情機構和青年組織，加上1950年由陳誠執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獲得土地的佃農成了國民黨農村基層組織的骨幹，國民黨已有足夠的政治支持和強大的政治機器創造穩定的社會秩序，並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埋頭苦幹休養生息。可以說，在台灣島內，蔣經國的影響力日趨抬升。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4月28日，國民黨舉行十屆臨時中央全會。會議通過嚴家塗等20名中常委連署的提案，“建議中央委員會設主席一人並為常務委員會主席，一致公推常務委員蔣經國擔任”。“副總統”嚴家塗繼蔣介石之後出任“總統”，被認為是為未來的“總統”蔣經國鋪路。在1978年1月7日的臨時中常會上，決定以蔣經國為“總統”候選人。在3月22日的“國民大會”上，蔣經國當選為第六任“總統”。謝東閡當選為國民黨“副總統”。至此，蔣經國終於實現了蔣介石的遺願——子承父業。
蔣經國宣誓就職的當天，即召見台灣當局主管宣傳的負責人，作如下指標：一、今後不希望再有“蔣經國時代”這類名詞見諸報端。二、今後也希望稱他為領袖。三、今後不希望有“萬歲”的口號出現。此外，蔣經國繼續推行“年輕化、知識化、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以減緩因省籍問題而引發的激烈衝突。當然，他的“台人治台”政策是有限度的，台灣籍參政人士往往處於位高權輕的地位，即“隻有執行權，沒有決策權。”另外，對一些反對國民黨的人，不再一味施以高壓，而以“放逐”取代“監禁”，以期化解矛盾。
蔣經國在台灣實行“本土化”後，開始啟用台灣本土的精英，包括後來成為首位“民選總統”的李登輝在內。蔣經國推行本土化，自然是有他的眼光和政治敏感性，但並非完全是他個人主動的意願。因為本土化一方麵有內部的壓力，一方麵也有國際間的壓力，國際間的壓力最大的就是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1971年美國宣布1972年尼克鬆要到北京去訪問。在美國人的鼓勵和壓力之下，蔣經國才著手實行本土化。
20世紀70年代以後，蔣經國在台灣政治、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愈加突出。1971年，台灣對外貿易首次出現順差，接下來進入重工業的發展階段；雖然如此，因向外貸款過巨，是否發展重工業仍遭到經濟專家的質疑，而蔣經國卻以“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力排眾議。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這一決定，為此後“黃金歲月”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在美國人眼中，蔣經國是一個神秘的特務頭子，冷酷無情，他的蘇聯背景讓美國國務院始終無法真正的放心。不過在戰略上，蔣經國畢竟是美國的盟友，美國人寧願多看他好的一麵，希望向他推銷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終“感化”他。《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周刊特派員馬汀認識蔣經國，他形容蔣經國手握大權，被一些政治人物和軍事將領仇視，卻竟然敢輕車簡從，不帶任何保鏢四處走動，跟一般人一樣出入餐廳。馬汀稱許蔣經國“沒有國民黨大官身上常見的諂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視我們所稱的民主權利，可又展現出在此間罕見的忠勤任事；有一股發自內心的精神力量，驅策他每天上午六點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於他隻是純樸的人，也能夠輕鬆、享受一下”。
跟蔣經國接觸過的美國新聞界人士幾乎都有類似的描述，他們很驚訝蔣經國位於台北市長安東路居家的簡樸，這位台灣第二號最具權勢的人物的住宅毫無大官的氣派，遠不比何應欽、白崇禧、張群等人的官邸。蔣經國通常穿著中國長衫，親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們滿屋亂跑。有時候，蔣經國還帶著家人到電影院趕場，而且跟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這也是蔣經國家庭生活最快樂的一段時期，這時蔣氏夫婦已有四個孩子，大兒子孝文、大女兒孝章、二兒子孝武、小兒子孝勇。家裏經常會來客人，有時候是中國友人、美國訪客，有時候是隨同國民黨來台灣的少數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過聖誕、辦舞會，談些蘇聯舊事，留下許多照片。這跟美國人以前所習慣看見的右派法西斯的樣子完全不一樣，後者坐大車、住大房子、戰場十足，身旁跟著全副武裝的保鏢，仿佛隨時可能遭到暗算。蔣經國完全是相反的狀況。
長期以來，國民黨內一直有一批受過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學人，他們一直相信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導因於缺乏民主，因此國民黨在台灣重整江山首先在於民主建設。蔣經國顯然對這種看法不屑一顧，他認為就是因為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鬧，使得國民黨不知吃了多少虧，因此也沒有把自由派知識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間，他陸續整倒了有美國背景的吳國楨和孫立人，關閉了鼓吹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自由中國》雜誌，逮捕了展開實際組黨行動的雷震等人。
最近十年在台灣任何一個有關“誰對台灣貢獻最大”的民意調查裏，蔣經國始終穩居首位。上世紀六十年代，台灣經濟穩定累積成長，在有力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中，技術官僚得以發揮最大的才幹，加上國際資本和技術幾次轉移，台灣成為有效率的接納者。到了六十年代末期，赤貧人口大幅降低，許多台灣大學生畢業後就往美國跑，人民的生活已達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齡球的娛樂活動如雨後春筍。
如果說美國人努力影響蔣經國的看法，他們顯然沒有白費功夫，蔣經國幾次訪問美國，眼見美國生產力的強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國式的管理不是從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約精神，在這種遵守公共約定的自覺中，人人追求創新，力爭上遊。這種現象對於一向習慣於蘇聯式思辨的蔣經國而言，確實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說服力的仍然是發展的事實本身，在美國受教育的知識精英開始發揮影響力，他們根據所學結合台灣的情形所製定的發展方案，確實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會財富累積迅速。這樣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視美式管理背後的思維邏輯，一開始是經濟的，接著便是政治的。
1969年，60歲的蔣經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接手管理整個政府。在這之前，他已擁有完整的黨政軍資曆，當過“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國軍退休人員輔導會”主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國防部”副部長，蔣經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台灣“外交”剛好進入最困難的時期。國際局勢出現重大變化，一方麵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力量加強，另一方麵中國與蘇聯的關係惡化，使得中美戰略聯盟的空間擴大。
1972年蔣經國接任台灣“行政院長”那一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雙方簽署《上海公報》，接著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關係正常化，台灣“外交”上受到嚴重的打擊，麵臨了空前的考驗。這年蔣介石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蔣經國獨撐大局，1973年，在台灣社會處於強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際，他宣布提出一項大規模的經濟發展計劃“十大建設”，預計在五年之內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中正國際機場”、“鐵路電氣化”、“北回鐵路工程”、“蘇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鋼鐵廠”、“大造船廠”等能源、交通和重工業製造等基礎建設，以快速地將台灣推人高度開發的社會。
事實上，由1950年到1970年大約二十年間，台灣已完成由農業生產到輕工業生產的初期累積，1971年台灣對外貿易首次出現順差，這或者也是現代史的首次，接下來勢必要進入重工業的發展階段；雖然如此，蔣經國的“十大建設”因規模過大，向外貸款過巨，仍遭到經濟專家的質疑，認為這項計劃將拖垮財政，不過他卻以“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力排眾議。事實上，他的考慮是多方麵的。簡單地說，當外在局勢難為時，蔣經國將資源大量投入內部的建設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並從中確認自我的價值。
毫無疑問，無論就物質和精神兩方麵，那是台灣曆史上的黃金歲月，走過那一段路的台灣百姓都記得，自己如何買下第一間漂亮的公寓房子，創辦第一間公司，接到第一張海外訂單，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等等。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台灣全麵起飛的年代，無論是經濟、科技、藝術、出版、電影、流行音樂都表現出高度的創造力。人民求知若渴，知識性的雜誌、書籍和在職進修皆風行一時，而且受到廣泛的討論。過去“藏富於民”的做法逐漸形成了“藏智於民”的結果。如此噪動的社會反映在政治上一樣是生動有力。
1977年，因桃園縣長選舉發生了“中壢事件”、1979年非國民黨人士在高雄遊行引發了“美麗島事件”，接著反政府的活動越來越多，不受政府管製的雜誌如雨後春筍，內容許多是批評政府或揭露蔣家的秘聞。盡管有些是明顯的胡謅，但在政府公開的打壓下，大家反而激起一睹為快的欲望。許多文化商人便利用這種被封館關門的邊緣發了大財。對於異見人士的活躍現狀，大多數的國民黨人士一開始馬上聯想當年在大陸的情形，並主張用強硬的手段對付。
起初蔣經國也嚴厲地鎮壓，並且慣性地認定人民會站在他這一邊，然而這一次人民並不必然會站在他這一邊。人民已不像過去那樣因為生活的改善就對政府感恩戴德，他們變得更富裕的同時，也變得更聰明、理智。這批新興的中產階級在政府與異見人士之間常常扮演著中立的角色，其是非的評判標準仍然是根據他們本身的利益。社會變得更多元，湧現了許多類似消費者、環保、婦女、傷殘者等等中間組織，社會管理的專業分工也比過去細膩，因此過去那一套由政工人員傳達指示以統一行動的方式也成了社會進步的阻礙。過去滿懷理想、朝氣蓬勃的政工人員現在已是中年人了，他們不像過去那樣受到尊重，他們的指示不再被理所當然地接受。
事實上，在更多人的眼中，政工人員看來像是無一技之長，隻會官場逢迎而且一旦丟了工作就沒地方去的可憐人。他們退出曆史舞台的時機已日見成熟了。大抵上，中產階級要求更開放、更專業的政治和社會管理規範，因此他們會支持異見人士的衝撞，不過同樣的，如果異見人士丟石頭，燒車子，他們也會強烈譴責，並立刻站在政府這一邊，因為社會動蕩同樣威脅他們的利益。因此，中產階級要求在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基礎上，開放政治民主，這種特性會促成政府持續開放政策，同時也迫使異見人士在體製內進行和平改革，並接受他們所參與製定的法律的所有規定。
此時蔣經國顯然明白了，過去在大陸，人民上街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他們餓肚子，要求有飯吃，為了不餓死，他們無從選擇是和平或暴力的手段；今天在台灣，人民上街反對國民黨是因為他們夠溫飽了，也夠聰明了，因此他們要求自己決定自己的事。人民餓肚子上街遊行與人民溫飽後上街遊行，其性質是截然不同的。蔣經國晚年的時候，糖尿病一直纏著他，令他痛苦不堪，也可能影響他的心智判斷。不過曆史證明，他絕沒病昏頭。1987年，在他過世的前幾個月，終於決定順勢開放報禁與黨禁，允許充分的言論自由和政黨政治，他開啟了現代憲政的大門。
蔣經國的第三任英文秘書
馬鶴淩一直期望兒子能夠從仕途發展，早在馬英九從紐約大學畢業的時候，父子倆就曾討論過這一問題，那時，馬英九已經取得哈佛的“入場券”，討論這一問題，自然顯得言之過早。後來，馬英九和周美青結婚，兩人都生活在美國，馬鶴淩當時最為擔心的是，受周美青影響，馬英九會放棄返回台灣，而在美國安家。所以，又力勸兒子畢業後回來工作。當時的馬英九，並沒有明確表態，似乎是兩可之間。
而與之關係較好的朋友私下說，當時的馬英九，其實並沒有回台灣的打算，甚至有一種說法，馬英九之所以在哈佛待了5年之久，就是不想畢業後受父親的壓力返回台灣。所以，他趁著讀博士期間，通過自己的導師推薦同時在馬裏蘭大學擔任法學研究員。
馬英九真不想回台灣還是隻是一種姿態？我們現在很難弄清楚。
站在局外人的立場分析一下，馬英九不想回台灣，倒也不是不可信。很明顯一點，台灣島內，矛盾重重，族群對立，一天比一天嚴峻，而當時台灣還在持續著長達幾十年的戒嚴，實行著“戡亂時期”特殊的“法律”，這一切，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同時，台灣的政治空間和外交空間受到了極大的挑戰，中國內地正在迅速崛起。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台灣未來的發展形勢極不明朗。在這種背景下，遇到有去華爾街工作的機會，他便欣然前往。
可是，來自父親的壓力有增無減。父親之所以一再要求他回台灣工作，原因可以說是極其複雜的，台灣媒體報道說，那是因為馬鶴淩對兒子寄予極大的期望，始終希望他在政壇有一番作為。這雖然不能說不是原因，但估計不能算主要原因。馬鶴淩老先生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人，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至深。他隻有馬英九這樣一個兒子，因此，希望兒子待在自己身邊，為自己養老送終的思想，可能更重一些。雖然來自父親的壓力始終沒有減弱，反而在進一步增大，但真正促成馬英九返回台灣的，確實是政治因素。
因為“台獨”分子在美國的活動十分猖獗，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台灣的外交空間，成了一個大問題，因此，台灣便希望借助在海外的學人做一些實際的工作。在此思想指導下，他們開始在美國籌組“國建會”。此時的馬英九，已經成為海外學子中的佼佼者，台灣自然不會忘了他，他被延攬出席“政治外交”組會議。
正是在這次會上，馬英九作了一個發言，針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他提出了一個“主動出擊”的建議。這樣的建議，在台灣島內是很難提出來的。畢竟，兩岸關係對於國民黨來說太敏感，任何一句話都可能影響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人們就算是能夠想到這一點，也不敢說出來，更多的人，因為慣性思維，甚至連想都不敢想。馬英九不同，他在美國生活了那麽長時間，而且，又為了編寫《波士頓通訊》花過不少工夫，對兩岸關係，也有一定研究，所以才會提出這種“主動出擊”的想法。從某種意義上說，後來台灣方麵有所鬆動，雖然沒有完全用上馬英九“主動出擊”的建議，卻也有所考慮。
正是這個談話，讓當時參加會議的國民黨官員大感興趣，返回台灣後，立即向蔣經國匯報，蔣經國覺得此人是個人才，立即指示要征召他回台工作。
在介紹馬英九和蔣經國關係的所有文章中，都沒有談到蔣經國第一次注意到馬英九是什麽時候，馬英九本人雖然也曾撰文介紹自己和蔣經國的關係，同樣沒有明確指出這一點。有說馬英九參加軍訓時向蔣經國獻詞引起注意的，有說馬英九考取中山獎學金受到蔣經國接見時引起注意的，還有說馬英九編寫《波士頓通訊》引起蔣經國注意的。所有的介紹中，隻有一則介紹非常肯定，說是1978年6月，《中央日報》轉載了《波士頓通訊》上的一篇文章，而且連載了三天。蔣經國非常仔細地讀完了三天的連載，對這篇文章極為欣賞，當時便打電話給“秘書室主任”周應龍，希望他向《中央日報》了解一下，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準。
周應龍打了幾個電話，立即弄清這篇文章的作者馬英九是馬鶴淩的兒子。提起馬鶴淩，蔣經國自然知道。聽說馬鶴淩有這樣一個出色的兒子，蔣經國自然高興，當即指示周應龍，要調馬英九來身邊工作。可周應龍告訴他，馬英九此時還在哈佛讀博士，並沒有畢業。蔣經國聽說後，隻好放棄了這一念頭，但這個名字，顯然是記下了。
三年後，前往美國參加“國建會”活動的台灣官員回來向蔣經國匯報，提到了馬英九所提出的“主動出擊”的建議，蔣經國覺得很有見地，便問起馬英九的情況，知道馬英九在華爾街工作。當時，周應龍既是“秘書室主任”，又兼任蔣經國的秘書之職。可是，他在這一職務上已經多年，蔣經國已經決定將他調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不適合再兼任秘書，因此想到了馬英九。
1972年，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之後，選中的英文秘書是大才子錢複。
在台灣，錢複、連戰、陳履安以及沈君山，有台灣四大公子之稱，其父錢思亮，是中國現代著名科學家，曾任北京大學化學係教授、台灣大學校長等。
錢複自小聰明過人，青年時期就是遠近聞名的才子，1952年考上台大政治係。1959年，為了考驗自己，他隻身帶著20美元去美國耶魯大學求學，結果僅用3年時間就拿到了政治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學成歸來，不久他便當上了蔣介石的英文秘書。當時，宋美齡奉命對他進行口試，進行了將近一個小時，事後蔣介石問宋美齡：“你覺得這個青年人如何？”宋美齡的回答十分幹脆：“英文還馬馬虎虎，算是不錯了。”就是這個馬馬虎虎，等於得到了通行證。
後來，蔣介石要推出兒子蔣經國，又將錢複介紹給兒子。蔣經國便任命他為“新聞局長”同時兼任自己的英文秘書。所以，錢複是蔣經國的第一任英文秘書。不過，錢複畢竟是國民黨新生代中的顯赫人物，公務繁忙，而且，當時最令蔣經國頭痛的問題之一是“外交”，他有意想讓錢複去“外交部”擔任要職，自然不可能再兼顧這個“英文秘書”的工作，蔣經國因此希望他再物色一個預備人選。於是，錢複物色到了宋楚瑜。
宋楚瑜以政大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服完兵役後前往美國伯克利大學讀書並且結婚。夫妻倆在美國打拚了8年，小有成就。錢複和宋楚瑜的父親宋達關係不錯，和宋楚瑜也有相當的交情，蔣經國要他推薦英文秘書，他便推薦了宋楚瑜。
蔣經國英文秘書這一職位，是一個很低的職位，為了提高這一職位的影響，此人後來都會兼任其它職務。宋楚瑜剛剛回來時，大概還屬試用期，所以隻是擔任英文秘書一職，直到這一年的年底，蔣經國覺得這個年輕人不錯，才委任他當了“新聞局副局長”。此時，錢複已經被任命為“外交部次長”，將宋楚瑜安排去“新聞局”顯然是為了讓他當局長。
1978年12月的一天，即美國正式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和台灣“斷交”的前一天，美駐台代表安克治致電宋楚瑜，請他安排次日與蔣經國見麵。宋楚瑜意識到事關重大，根本沒有考慮當天蔣經國的安排，當即和安克治一起直奔士林官邸，將睡夢中的蔣經國叫醒。蔣經國對於宋楚瑜的應變能力極為讚賞，一個月後便正式任命他為“新聞局長”。
宋楚瑜其人，極善於搞人事關係，親情牌打得很好，一段時間之後，竟然讓蔣經國覺得他就像是自己的兒子，他也公開對蔣經國說，他的父親死得太早了，子欲孝而親不在，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所以，他視蔣經國為親生父親，他要把對父親所有的愛給予蔣經國。他不僅這樣說，同時也這樣做，對於蔣經國家的一切，搞得十分清楚，連蔣方良愛吃什麽他都知道，果真像兒子牽掛母親一樣無微不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些事，一般人肯定做不出來，但宋楚瑜做起來卻得心應手，比如刻意模仿蔣經國的某些動作。蔣經國下去視察，人家送飯給他，他會毫不猶豫地吃下去。宋楚瑜有樣學形，連冷飯都吃。蔣經國上車，一邊鑽進去會一邊向人招手致意，宋楚瑜學得極其傳神。所有這一切，自然獲得蔣經國極大的好感。將他列為新生代的重點培養對象。或許正因為他在國民黨內勢頭太勁，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比如黨外人士，對他是恨之入骨。尤其是作為“新聞局長”，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以及不久之後的林義雄滅門血案等，均由宋楚瑜擔任政府發言人，他在台上巧言令色為“政府”辯護給台灣民眾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也為日後民進黨將他描繪成“美麗島事件”的罪魁禍首種下了禍因。
宋楚瑜擔任“新聞局長”之後，蔣經國“英文秘書”一職，一時無人接替，隻好由他仍然兼著。可實際上，他很少有時間來履行這一職務，大部分工作，落到了擔任“秘書室主任”的周應龍身上。而周應龍隻是“兼職”又要高升，給蔣經國找一個新的“英文秘書”，便成了迫切任務。
蔣經國心目中有了人選，隻是不清楚馬英九是否願意，所以，周應龍便找到自己的嶽父梁孝煌，請他出山去做馬鶴淩的工作。此時的馬鶴淩在國民黨台北市黨部擔任職務，和梁孝煌的交情不錯。馬鶴淩又一心想讓兒子從政，自然是滿心歡喜，隻是這件事，他說了還不能完全算數，需要問一問兒子的意見。
如果僅僅隻是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馬英九是否會考慮一番，我們不清楚。可蔣經國幾年前就已經認定馬英九是個人才，又從他的履曆中看到他一貫是優秀學生，同時是蔣經國人才庫重點培養的對象，所以，給予馬英九的職務，並不僅僅隻是英文秘書，而是英文秘書兼“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
沒有缺陷的年輕人
馬英九辦事很沉穩。如果是別人，能當上蔣經國的英文秘書，早已興高采烈地打道回府回到台灣了，而馬英九卻沒有這樣。盡管他心裏已經決定接受這一職務，仍然覺得不夠穩，所以，他在決定返回台灣之前，又向台北的幾所大學寄出了求職信，希望能夠在某一所大學獲得教職或者研究職位。結果，在他返台前夕，接到了政治大學的錄用通知，聘請他擔任法律研究所副教授。前麵說過，他的幾任女朋友和他的妻子周美青都是畢業於台灣政治大學，而現在他又被這所大學錄用為副教授，可見他和政治大學的緣分實在不淺。
如此一來，馬英九在1981年8月回到台灣時，便有了三重身份：蔣經國的英文秘書兼“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台灣政治大學的副教授。
一個月前，台灣大學校園內，剛剛發生一起離奇案件，美籍華人教授陳文成暴死在居所樓下，有人懷疑這是國民黨特務組織暗殺，台灣學界一片沸騰，幾乎是人人自危，在此情況下，馬英九返回，許多學界人士都覺得不解。放著美國“自由社會”的高薪職位和優雅生活不要，偏偏要往台灣這個狹小封閉並且動蕩不安的小島裏鑽，這不是發傻嗎？但馬英九並不這麽想，他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在美國怎麽幹也有種“流浪漢”的感受，回到台灣定居是遲早的事，何況他學的是政治和法律，隻有在台灣才真正能發揮自己的專長。
陳文成係美籍華人，在美國卡內基大學任教，同時擔任台灣大學客座教授。1981年7月，陳文成返回台北探親，卻被“警備總部保安處”約見，理由是他在美國和“台獨”分子有聯係。7月2日淩晨，人們發現他死在台灣大學宿舍樓下的草坪上，全身傷痕累累，顯然經過刑訊或拷打。但“警總”卻表示，當時隻是約談，其後便將他放回，至於後來發生了什麽，警總不清楚。現場顯示，陳文成是從樓上摔下而死，至於是自殺還是他殺，則難以定論。
這件事，迅速成為黨外人士攻擊國民黨的炮彈。馬英九就是在這種不太平的時候，回到了台灣。
得到馬英九肯回台灣任職的答複，秘書室便將此事匯報給“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既然是蔣經國看中的人，馬紀壯自然不會有半句不滿。但這是一個重要人選，職務雖然不高，卻是最接近蔣經國的身邊人，關係“總統”安危和“國家”的興亡，過場還是要走一走的，他看過馬英九的有關檔案，又和馬英九見了一麵，印象不錯，便向蔣經國遞交了一份報告，蔣經國當天便在報告上簽了字。
從這一天開始，馬英九便正式跨進了台灣政壇，開始了他的從政生涯。
一進入政壇便能在擁有至高無上權威的“總統”身邊工作，這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事，馬英九卻輕而易舉地就得到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馬英九身材魁梧，剛從美國回來之時，當時的體重，竟然高達180多斤。他第一天去“總統府”上班，恰好遇到蔣經國會見外國友人，彼此坐在蔣經國的會客室裏，蔣經國和外國友人並排而坐，中間隔著一隻茶幾。按照慣例，馬英九的位置，在那隻茶幾的後麵，他所充當的，是翻譯的角色。馬英九因體重過重，一坐下小板凳，就擠到蔣經國與訪賓間的小茶幾。
這件事可苦了馬英九，以前的英文秘書，包括宋楚瑜在內，個子都不大。也不重，坐在那裏，沒有任何問題。現在馬英九坐在那裏，差不多將整個空間塞滿了，連動一下都沒有可能，尤其是那張矮椅子，看上去有點弱不禁風，馬英九始終擔心，自己如果動作大了點，弄不好，便將椅子坐斷了。真的那樣，可是鬧出“國際笑話”來了。所以，他坐在那裏不僅不敢動，而且，還不敢完全將自己身體的重量壓在那張椅子上。
想一想自己今後將無數次在這裏“工作”，馬英九有些害怕了。可初來乍到，他又不敢將這一問題提出來，即使想提，也不知該找誰提。沒料到蔣經國異常細心，他已經看出了這一點。會見結束，送走外國朋友，蔣經國特意走進來，對正在做收尾工作的馬英九說：“怎麽樣？第一次工作緊張嗎？”
馬英九擺了擺頭，說他並不緊張。蔣經國卻和他開玩笑，說你不緊張，我倒是緊張，我擔心你那麽胖，把椅子坐斷了。後來蔣經國特別交代秘書室給馬英九換一把寬大些的椅子，讓他們給馬英九多留一點活動空間，可見蔣經國對部屬極其細心與體貼。
東森新聞“兩蔣父子檔案解密”節目專訪馬英九，馬英九談到追隨經國先生六年往事時說，經國先生晚年的健康很差，再也沒有像過去一下鄉好幾天的情形，後來發生視網膜剝離，又因為糖尿病，腳趾頭切除，最後還坐輪椅，那段時間，大概是經國先生一生中健康最差的時候。馬英九並說，“我剛回島時體重超過90公斤，當時錢複曾要我去減肥，而我自己也覺得坐在小板凳上，顯然塊頭大了一點，還會擠到客人、擠到茶幾，所以後來經國先生就指示秘書室主任要把位置換大一點，說是沒想到新來的馬秘書那麽胖。”
馬英九還說，他覺得經國先生在小地方蠻體貼的，他剛回島時，拿到博士學位不到一年，回來後準備出版博士論文，很想再去美國更新數據，後來輾轉開口，蔣經國馬上答應，而且提供了一些財務支持。此外，經國先生平常過一段時間就會問，家裏人怎麽樣，生活上有什麽困難沒有，需不需要幫什麽忙，讓大家感受非常親切。
馬英九雖然胸有成竹，博學多才，但給蔣經國當翻譯，並非一帆風順，也曾鬧出過“幽默錯誤”，那是因為蔣經國的浙江口音所致。
有一次，蔣經國接見一名境外友人，此人非常熟悉前蘇聯事務，而蔣經國又曾在前蘇聯多年，在前蘇聯娶妻生子，甚至還在前蘇聯加入了共產黨，前蘇聯可以說是他的第二故鄉，對前蘇聯的熟悉程度，不是一般人可比。現在遇到一個熟悉前蘇聯事務的外賓，自然會談起前蘇聯。蔣經國談到了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阿塞拜疆的首府巴庫，他發出這個音的時候，用的是浙江口音的中國話，而馬英九對前蘇聯幾乎沒什麽了解。他想當然地以為，既然是首府，自然是什麽“宮”之類，比如克裏姆林宮，白金漢宮，而浙江話所說的“巴”，又和“白”極其相近，所以，馬英九便翻譯成“白宮”。
蔣經國並不清楚馬英九是怎樣翻譯的，所以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錯誤，依然興高采烈的和那個客人談著，但那個客人是個“蘇聯通”，知道阿塞拜疆的首府不是“白宮”，卻又不明白這個年輕人為什麽會翻譯成“白宮”，所以有些發愣。
馬英九雖然感到外賓的神色有些不對，卻也沒有深究。直到這個詞出現好多次，而他每次都以“白宮”翻譯時，都發現外賓的神色有異，才意識到自己翻譯可能錯了。
那種情形是非常窘迫的，一般人，或許會想辦法蒙混過關，而且蔣經國並不知道他的翻譯出現錯誤，以後再遇到要翻譯“巴庫”的時候，幹脆僅以首府代替，含混過去了事。可馬英九非常認真，知道自己工作可能出錯之後，內心極其不安。他找了個機會，將此事向蔣經國核實了一遍，並且告訴他，自己有可能翻譯錯了。蔣經國很耐心地對他解釋了一番，才讓他明白過來。
這件事，如果換一個人，很可能成為一大敗績，最終影響到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但蔣經國卻與眾不同，當他知道馬英九犯了一個大錯後，他不僅沒有批評馬英九，反而對馬英九這種知錯改錯的勇氣，極為欣賞，竟然還表揚了他幾句，結果壞事變成了好事，使得馬英九在蔣經國麵前賺足了印象分，工作起來也就更加認真負責了，以至於後來蔣經國誇他，是個“沒有缺陷的年輕人”。
從此時開始，直到蔣經國逝世，馬英九在蔣經國身邊工作了將近7年時間，二人關係十分密切。7年的光陰，在整個曆史長河裏不過是彈指之間，瞬息即逝，可是在台灣，卻是社會發生深刻變化的7年，雖然有許多變化，在此之前，蔣經國已經打下了底子，還沒有出現最終的根本性改變。後來台灣社會所經曆的一係列重大事件，馬英九都是目睹者或者參與者，他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這種“貼身”身份，使得他對於蔣經國的思想脈絡以及為人等，有一個相對別人更為透徹的了解。外人後來說他是蔣經國的真實信徒，甚至於說他是蔣經國暗中指定的隔代傳人，這實在並不為過。
從後來馬英九的一些談話中可以看出，直到現在，他對蔣經國的政績以及為人，都是極為推崇的。他多次說：“十五年來多次民調顯示，經國先生最受民眾肯定的政績，正是十大建設。英九認為，如果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觀點來說，經國先生在曆任‘總統’中的評價最高，確實當之無愧。”但是，他顯然不像宋楚瑜。當初，宋楚瑜將蔣經國視為父親一般尊敬和崇拜，後來蔣經國逝世的一段日子裏，他也像孝子一般，但凡一些重要的日子，都會去蔣經國的靈前參拜，並且痛哭流涕，雖然這一切並沒有持續很久。
馬英九不是那種在政治上廣結善緣的人，就算他有那麽多機會討好蔣經國，以求蔣經國在政治上提拔他，可實際上，他並沒有在這上麵花很多的情感功夫，隻是一心一意將自己份內的工作做好，務必事事精到。馬英九和蔣經國的關係，可以說是一種純粹的工作關係，盡管從感情上說，馬英九對蔣經國從小就十分的崇拜，將其當成大英雄看待。而蔣經國對馬英九也非常的滿意，其體貼和關切程度超乎尋常，所以直到自己逝世，都一直把馬英九留在自己的身邊，當最親近的人使用。
蔣經國除欣賞馬英九的品德和才華外，馬英九的那種“不沾鍋”的性格尤其讚許，所謂“不沾鍋”，指的便是他在政治上不拉派不結幫，我行我素，隻要是對的，無論是誰，他都支持，隻要是不符合他的觀點的，他也會提出意見，如果對方是明顯錯誤或者是在使陰謀，他知道之後，也會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批評。平常在蔣經國身邊工作，除了勤奮，就是認真，凡是份內的事，他一絲不苟，不該他知道的事，他從不打聽從不過問，更不會替人說情。他知道的事，他也從不向外麵任何人透露。誰也別想從他嘴中得到有關蔣經國和“總統府”的任何消息和秘密，哪怕是自己最親近的家人。
蔣經國在有些事情上，還會詢問馬英九的意見。這是蔣經國的一種工作方法。像他這種人，高高在上，聽到下層意見不那麽容易，許多事，都是從身邊人那裏了解的。正因為如此，便有一些諂媚之輩趁此機會打擊他人抬高自己。蔣經國身邊，這樣的人自然也不會少，他聽到類似的話，也一定很多。有些他聽進去了，結果在處理某些事情的時候，導致了錯誤，事後即使意識到，想改，也已經晚了。有些事，他想調查取證，可下麵的人都有各種關係，調查也不容易。因此，對於身邊人，他不能不有一種特別的警惕，卻又不能離開這些人。尤其是他晚年的時候，隻能坐在輪椅上理政，就更加少不了這些身邊人了，同樣對這些身邊人也最親近。
據蔣孝勇回憶說，到了晚年，蔣經國已經沒有幾個信任的人，因為那些人對他所說的話，大多都帶有強烈的個人目的，許多話是不能信的。馬英九是難得的一個大好人，一個肯對他說真話的人，一個毫無私心雜念的人。但馬英九也有他的缺點，他不喜歡品評人物，往往是就事論事，涉及個人的人品，從不評價。
雖然馬英九沒有想方設法讓蔣經國對自己產生一種親子般的感情，蔣經國卻非常喜歡這個年輕人。蔣經國身處高位，平常見到太多為自己私利，爭得頭破血流的蠅營狗苟之徒，也見到太多的拉幫結派，所有官場的黑幕，蔣經國是全都見盡，可以說見怪不怪了。同時，他對這一切，也深惡痛絕，卻又無力根除。正因為如此，當他遇到一個不結幫不謀私利的年輕人時，那種仿佛大草叢之中見到珍珠的感覺，是何等的強烈。
蔣經國對馬英九評價是：這是一個“沒有缺陷的年輕人”。
人是不可能沒有缺陷的。但對蔣經國這樣一個浸淫官場大半生，處於權力高峰幾十年，又處於人生終點的垂暮老人來說，他所指的缺陷，應該說是大缺陷，而不是小缺點。
日後，馬英九的支持者拿這句話當成“最高指示”，以此告訴人們，蔣經國對他的評價是如何之高。而馬英九的反對者，同樣用這句話來攻擊他，要讓人們相信，他的沒有缺陷，正是他最大的缺陷。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過，對於普通的台灣民眾來說，更多的人都希望選擇一個像馬英九這樣看上去沒有缺陷的官員，而不願選一個像李登輝那樣全身都是缺陷的官員。
平步青雲超速升遷
1984年，蔣經國對班子進行了一次大調整。這次調整的一個大基調，就是本土化和年輕化。這次調整，對於整個台灣的未來，可以說舉足輕重，關係深遠，並且影響到了“黨國”的命運。因為正是這次調整，推出了台灣兩個引人注目的人物，那就是李登輝和馬英九。後來李登輝成了接班人，擔任了“副總統”；而馬英九則平步青雲，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
最初蔣經國讓李登輝擔任“政務委員”，看中的是李登輝是個農業方麵的人才。此後，蔣經國每次下鄉調查農村問題，都將李登輝帶在身邊，李登輝一方麵對蔣經國極盡討好，另一方麵，也確實有些學者作風，頗為務實。
當時49歲的李登輝，大概不可能想到日後還有政治上發達的機會，能夠坐上“政務委員”的高位也就滿足了，政治上大概沒有野心，便很願意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一些作用。既然沒有野心，也就沒有顧忌，遇到蔣經國向他征求某些問題的意見時，他也就可以直言。正是這一點，令蔣經國大為欣賞。
1978年，蔣經國當上“總統”，10天後，他便任命孫運璿為“行政院長”。而新的“行政院”閣員，自然都是由蔣經國欽定，蔣經國給了李登輝一個更佳的位置：“台北市長”。李登輝一上任，便給了蔣經國又一個好印象。他辭掉了除“市長”薪水之外應得的一切，如研究費、車馬費、製裝費等。這一消息經過報界大炒，蔣經國看到後，極為欣賞。三年後，他又接任“台灣省主席”。
據有關消息稱，當初，蔣經國考慮“副總統”人選時，主要考慮的是族群搭配。他本人是外省籍，所以內定的調子是選擇一個湖北省籍的副手，以顯示權力的平衡。如此一來，選擇的範圍便非常狹窄，當時僅僅隻有兩個候選人，一是李登輝，二是林洋港。蔣經國最終考慮了李登輝而放棄林洋港，原因在於林洋港是通過自我奮鬥一步一步走上來的，他在台灣政壇每向前走一步，都會建立一些自己的人脈關係，從而形成了一個較為複雜的人事關係網。李登輝則不同，他是蔣經國一手提拔起來的，在黨內沒有很深的根係，和他關係密切一些的，大都是蔣經國極其信任的那一幫新人，如連戰、宋楚瑜等人。蔣經國自然不可能想到，這些人日後會成為李係最為得力的生力軍。
經過長期接觸，蔣經國發現馬英九實在是個不可多得的“將才”，早就有心要重用他，於是就借這次調整之機，將馬英九提拔為國民黨副秘書長。
但提拔馬英九，當時在黨內的阻力非常之大。
在國民黨內，最高職權是黨主席，其次則是中常委，再然後是中央黨部秘書長。因為秘書長本身就是中常委，通常不太可能負責與秘書長相關的事務，副秘書長自然就實際行使秘書長職責，這就使得副秘書長實際成了中常委下麵的第一人。這一職務，使得馬英九一下子在國民黨內超越了很多人。而以台灣黨政比較，黨主席和“政府總統”是同一人，這一人之下，黨的第二重要人物，便是中央黨部秘書長，“政府”的第二實權人物是“行政院長”，這兩個職位，在理論上是平級的。那麽中央黨部副秘書長一職，便相當於“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長”。
馬英九隻不過當了幾年“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以及蔣經國的英文秘書，便立即被提拔到“副院長級”，沒有絲毫政績卻一下子超越了很多人，幾乎有了問鼎之勢，無論是國民黨內部的元老派還是中生代，心裏都不會平衡。這種超速升遷，真正是坐直升飛機。
談起國民黨內部的根係，馬英九的父親此時還隻是國民黨內部的一名中級黨工，在以後馬英九仕途發達之後，他才被連提幾級，成了高級幹部。
而中生代骨幹人物中，陳履安的父親陳誠，曾是蔣介石最倚重的幹將，宋美齡的幹女婿，蔣經國到台灣後的緊密合作者，後來的“行政院長”以及“副總統”。連戰的父親連震東，在連戰進入政壇之前，便已經是“行政院副院長”的級別，是湖北省籍官員的領袖。論能力或者文憑，這兩人和馬英九均相當，進入政壇的時間卻比他早得多。此時，陳履安隻不過是“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也就是“部級”而已，比馬英九低了半級。連戰隻不過是“交通部長”，同樣比馬英九低了半級。當年“四大公子”的另一位錢複，此時的職務隻不過是“外交部次長”，理論上，還隻是“副部級”，比馬英九整整低了一級。
心裏不平的，還有宋楚瑜。此時，宋楚瑜的職務是“文工會主任”，同樣隻是“部級”。台灣方麵的消息稱，正是此時，馬英九和宋楚瑜之間，出現了矛盾。後來有人稱兩人間有一個“瑜亮情結”，宋楚瑜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慨。
更為有趣的是，馬英九和宋楚瑜兩人的祖籍是一致的，都是湖南湘潭人，也都是留美博士出身，兩人的父親，也都是老牌的國民黨黨員。所不同的是，宋楚瑜比馬英九大8歲，進入台灣政壇比馬英九早7年。若論進入台灣政壇，兩人所走的路是一模一樣的，均是在美取得博士學位，然後等待時機，終於有一天，蔣經國征召了，於是毅然返回台灣，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一職。
略有不同的是，宋楚瑜在英文秘書的職位上幹了幾年，直到讓蔣經國對他有一種父子情感的認同，才將他提為“新聞局副局長”，又幾年後，才提為“新聞局局長”。可馬英九是由蔣經國自己發現的，因此，一回到台灣，首先擔任的是“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在行政上的起點，已經比宋楚瑜高出了一大截。有關這一截，宋楚瑜當時大概不會在意，因為此時他已經是“新聞局局長”，儼然是國民黨和台灣政府的代言人。響當當的“正部級”。馬英九雖然一開始就撈了個“副部級”，畢竟隻是政壇小毛孩，初生牛犢而已。
如果論人脈關係，宋楚瑜更是要遠遠勝過馬英九。
人脈關係的建立，一是與父輩的地位有關，一是本人的主導思想和交際能力有關。在這方麵，馬英九確實夠另類，他似乎不屑於搞這類關係，和任何一個集團或者是個人，都保持著一種不即不離的關係。就算是朋友之間，他也不像別人那樣，要麽是酒肉朋友，要麽是生死之交，要麽是刎頸之交，要麽是忘年之交，要麽是父子之交。可他則是君子之交，總是淡淡的，沒有絲毫利益相關。這就給人一種感覺，馬英九此人，似乎不太講情麵，似乎有點冷血，因而，身邊朋友總是少之又少。
宋楚瑜則全然不同。首先，他父親就有一大幫朋友，這些朋友的後代或者下級，又被他接收過來。他無疑屬於一個很善於外交的人，認識一個人，很容易便和對方成為了好朋友，給人的感覺，他極其義氣，為朋友兩肋插刀。比如，馬英九競選連任台北“市長”時，宋楚瑜為了幫馬英九拉選票，在一次助選活動中，竟然聲淚俱下地跪下來，求人們將選票投給馬英九。這一跪，跪得驚世駭俗，也跪得輿情四起。這種事，如果換個角色，讓馬英九去做，恐怕拿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都不一定能夠做出來。
這次提拔，在職務上麵，宋楚瑜落到了馬英九之後，雖然宋楚瑜後來也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甚至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進入了中常委，但就擔任副秘書長的時間來看，比馬英九晚了三年。這也就是說，馬英九由蔣經國的英文秘書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僅僅用了3年時間，而宋楚瑜走完這一曆程，用了13年時間。多出整整10年。宋楚瑜是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生點閑氣，那是有這個可能的。
客觀地說，馬英九和宋楚瑜之間，矛盾是有，但不如台灣島內某些媒體所渲染的那麽嚴重。畢竟，在那一段極其特殊的時期，兩人都作為國民黨中生代的代表人物出現，而馬英九由於性格關係，在國民黨內又沒有什麽強大的支持力量，而在有關改革以及其它諸多方麵，又是站在同一陣營，抱持相同觀點的。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們之間的聯合，應該遠多於矛盾。而其後的一段時間，馬英九受到李登輝的打壓，遠遠落到了宋楚瑜的後麵，因此，宋楚瑜大概也不覺得馬英九的存在對自己是個威脅。
由於馬英九從政資曆很淺，又由於他年輕，更由於他的“不粘鍋”性格，所以當初蔣經國提名由馬英九擔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的時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自然，也有很多人雖然沒有表示意見，心裏卻是不滿的。可當時的蔣經國，一言九鼎，即使別人不願意，也很難改變他的決定，馬英九擔任副秘書長，因此成為事實，以至於聞者咋舌。也就是因為這一驚世駭俗舉措，有的人後來說，馬英九是蔣經國暗中指定的隔代傳人。蔣經國是否有意讓馬英九成為他的隔代接班人，這點我們無法知曉，但有意識的大膽重用馬英九，這卻是毫無疑義的。
麵對“二·二八障礙。”
有一次接受采訪的時候，馬英九說：“我到‘總統府’上班的第一天，當時就認為要解決這個（指曆史上的‘二。二八事件’）問題。後來無巧不成書，擔任‘法務部長’時，‘二·二八補償條例’就是我提出來的。”
馬英九這裏談到的“二·二八”，就是在台灣曆史上影響很大的“二·二八事件”。事情還得從抗戰結束時談起。
抗戰結束後，日本不得不將強占50年的中國領土台灣交還中國，長期遭受殖民統治的台灣民眾，此時的心情，可以說是歡欣鼓舞，揚眉吐氣，對於回歸，是熱切期望並且真誠歡迎的。隨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設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派國民黨大佬級人物陳儀來台灣擔任行政長官，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從理論上說，當時那種特殊的曆史背景下，國民黨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台灣建立一個類似於美國的三權獨立的政府，無論是清代還是日據時代，台灣都是實行的集權統治，所以，國民黨當時所執行的體製，對於台灣民眾來說，並非如後來有些人所說，是無法接受的，甚至是比日本人更專製的。
但此時國民黨政府已經高度腐敗，他們以勝利者自居，派出大量的接收大員，巧取豪奪，接收對象不僅僅是日偽財產，隻要他們看中的，動手就搶奪。台灣民眾對這個政權沒有絲毫感情。他們原以為回歸了可以過好日子了，沒料到這個政權比日本統治者更可怕更可恨，因而迅速對這個政權失去了信任。
日據時代，為了控製台灣經濟，日本人實行了嚴格的專賣製度，對於“樟腦、火柴、酒、煙、度量衡”等物品，一律實行專賣，並且成立專賣機構。同時對交通運輸、貨棧、農產品、漁業畜牧、鋼鐵、電力、水泥、機械製造、石油、工程、造紙、印刷、紡織、磚瓦、油脂、電工器材、化學藥品、製鹽等行業實行壟斷經營。陳儀到來之後，全盤接收了日本人的這套搞法，有過之而無不及。那些由國民黨政府派駐台灣的官員們，無不想利用這次機會為自己大撈好處，於是官場腐敗，日甚一日，官商勾結，軍紀敗壞，盜匪橫行。那些當官的可以巧取豪奪，普通當兵的，難以撈到好處，便白天是兵，晚上是匪，偷竊、耍賴、欺詐、恐嚇、欺民擾民、無惡不作。政府對此卻睜一隻日艮閉一隻眼。
軍人開槍滋事，與民眾衝突的案件，一再發生，但凡這類案件，政府支持的都是軍人。據統計，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的前兩年，刑事案件每年遞增28%，社會治安嚴重惡化。
正所謂那句老話，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為了生存，民眾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和政府對抗，其中最為常見的，是走私以及私賣。
1947年2月27日晚，台灣省專賣局專員葉德根帶領查緝員傅學通等6人和4名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萬裏紅酒店附近的天馬茶房（現在的延平北路）前發現寡婦林江邁販賣私煙，當即上前緝查。林江邁身上帶有幾十條香煙和6000元現款（因為通貨膨脹，紙幣不值錢，這其實是一筆小錢）。
錢雖然不多，可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卻是命根子。
當時，專賣局官員便要將這些錢和煙予以沒收，對於林江邁來說，這些財產可是命根子，自然不願，於是和緝私官員搶奪，甚至跪地向他們求情。
附近有很多民眾開始圍觀，他們知道林江邁家庭經濟狀況很差，紛紛向官員求情，可官員“鐵麵無私”，絲毫不肯讓步。搶奪中，因為林江邁不肯鬆手，警察便揮槍威脅，並且用槍托猛砸林的頭部，致使她受傷流血。
當時有近百名民眾圍觀，一些人早就對國民黨官員不滿，群情激憤，有人開始上前和官員們論理，甚至出現搶奪。場麵一度出現混亂，致使一名查緝員和一名警察受輕傷。官員們惱羞成怒，鳴槍示警。混亂中，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子彈竟然射中在自家樓下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後經搶救無效死亡。
此時，事件仍然是一次局部事件，若處理得當，應該可以迅速解決。但是，國民政府對此不聞不問，反而稱陳文溪是因為妨礙公務被擊斃，是咎由自取。
當晚，憤怒的民眾便向當局提出訴求，要求懲辦凶手，但當局根本不予答複。28日早晨，延平路一帶的市民出於憤怒，鳴鑼聚集，向民眾公布事件真相，希望政府給予公正解決。當地警察獲悉後，立即派出警員趕到現場驅趕民眾。民眾異常憤怒，雙方迅速發生衝突。最後，憤怒的民眾衝擊了當地的警察所，所長出麵彈壓，被憤怒民眾圍毆。隨後，這些人衝進警察所，搶奪了槍支，又前往省專賣局台北市分局，雙方發生嚴重衝突，當場打死查緝員6人，並將辦公室內存放的東西推出門外，連同外麵停放的汽車、自行車數輛放火燒毀。
後來人們將這一事件稱之為“二·二八事件”。台灣民眾一直要求政府對這一事件予以平反。
所以當馬英九說他擔任“法務部長”時，“二·二八補償條例”就是他提出來的，此話一出，立即遭到本省籍許多人的攻擊，認為馬英九是在做秀，是在說假話。他們抱持這一觀點的理由，是馬英九回台灣的1981年，根本沒有可能考慮到“二·二八問題”，那時的蔣經國，也不可能將這一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但有跡象表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蔣經國確實開始思考與“二·二八”相關的一係列問題，這種思考很可能是被動的，卻又是不可逾越的。隨著他越來越深入地推進國民黨的本土化，越來越多的本省籍人士進入國民黨高層，矗立在國民黨和台灣省籍人士之間的這座大山，已經不可回避，到了不得不正視的程度。
有些事，很可能並非蔣經國所願，可他卻無能為力，不得不順從某種曆史的趨勢，或者說，不得不屈從於國際的力量。比如蔣經國在台上時所進行的一係列改革，蔣經國本人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他對蘇聯搞大清洗的觸目驚心，有著深刻的體會，也對他父親搞的獨裁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就算是他自己為了掌權，同樣進行過一係列的陰謀並且使用過諸多殘酷手段，這一切，都是促使他晚年推行“仁政、善政”的誘因。但不可忽視另一個事實，他掌權的時代，和他父親掌權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他已經不可能像他父親那樣，能夠完全控製台灣政權。他父親所搞的分而治之使得政權下麵派係林立，各不相讓且矛盾重重，種種一切，給他掌握政權增加了變數。
蔣經國上台後麵臨的最大難題是用什麽人的問題。如果用父親的老人，那麽，這些老人的資格比他老，派係根底比他深，相互之間難以調和，即使不是發展到有人站出來推翻他，也一定是內部矛盾重重。如果大膽起用新人，那麽，這些新人難免會受到西方政治勢力的影響，受到省籍族群的影響。美國對待台灣，一直都在使多麵派手法，既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又大力扶持台灣，同時還保護和支持台獨勢力。而日本對台灣始終不曾死心，多年來都在努力尋求台灣民眾對日本的認同。蔣經國除了利用推行本土化，可以說無路可走。因為他一次又一次遇到“二·二八”這座大山。
馬英九回到台灣，加入“政府”工作的時候，正是這樣一個敏感時候。蔣經國自從擔任“行政院長”算起，執掌台灣大政已經10年，台灣政壇，本省籍官員已經超過了50%，勢力已經大過外省籍。這便成了“美麗島事件”時，國民黨不得不向黨外人士妥協的一個關鍵因素。對於解決“美麗島事件”，說國民黨不想停止已經進行的改革也好，說國民黨妥協也好，無論何種因素在起作用，客觀上，都是國民黨政府向黨外人士的示弱。黨外人士從而接收了一種信號，國民黨正在失去對局勢的控製，所有的反國民黨行為，隻要在“合法”的框架之下，國民黨將無能為力。
所謂的“合法”框架，實際上也是一個模糊概念，反對勢力，不可能不踩線，而國民黨既然已經退了第一次，肯定還會退第二次第三次，對於某些看似越格的行為，他們也隻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裏所謂的“合法”，也就是指“選舉”。黨外人士要在選舉中取得主動。一是要結成一個組織，黨禁還沒有放開，組黨自然是不可能，但可以組織一種助選機構。此外，自然就是爭取民心，也就是爭取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台灣本省籍民眾的支持。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便是去刺激“二·二八”情結。
民間要求對“二·二八”平反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一事件，又一直是“台獨”分子用來打擊國民黨的最有力武器。蔣經國怎麽辦？死守“二·二八”防線？死守下去，別說是台灣省籍人士的反對，就是國民黨內部，也會冒出強大的反對之聲。在當時的國民黨內，要求對“二·二八事件”進行重新定位的訴求，已經不僅僅限於本省籍官員，相當一部分中生代的年輕官員，他們也都認為這件事需要重新審視。
馬英九當時的觀點，便代表著台灣新一代外省籍人士。
有一次接受采訪的時候，馬英九說：“‘二·二八’事件時，我還沒有出生，我是那之後3年才出生的。大學時代甚至更早就知道這件事，當時的理解，‘二·二八’應是族群衝突，當時同學也有人是‘二·二八’家屬，在戶口記載上是叛徒，經常有警察來拜訪。直到離開台灣赴美念書，都覺得要想辦法解決。在美國的時候，有很多機會，那時‘台獨’聯盟的刊物，我每期都看，主要是想了解他們在想什麽。除了了解國民黨獨裁之外，那些人在想什麽。結果，我發現他們很想去中國化，也就是搞‘台獨’。看這些東西，一方麵讓我了解到族群對立的深層原因，同時也開始對‘二·二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蔣經國開始考慮怎樣麵對“二·二八障礙”。馬英九回台後不久，有一次蔣經國在私下談話時，問馬英九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馬英九借此機會，很策略地談了自己的觀點和意見。蔣經國沉默了片刻，然後表態說：“這件事非常複雜，不是一下子能夠解決的。不過，可以組織一些人研究一下，在一定範圍內搞些討論。”
這顯然是蔣經國的一種表態，正因為這種表態，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討論，便在一個相對狹窄的區域內展開，為日後對事件的平反，奠定了基礎。
美麗島事件與江南案
蔣經國讓馬英九擔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這麽一個顯赫職務，其實是想要馬英九幫他完成一件大事，那就是想由他主抓“政黨外交”。這充分說明，蔣經國沒有忘記馬英九幾年前在紐約那次發言中所提出的“主動出擊”的話。
但馬英九上任後所麵臨的第一件事，不是“政黨外交”，而是“政黨內交”。他上任之後，台灣島內發生了一連串的重大事件，使得國民黨的威信一損再損。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美麗島事件”與“江南案”。
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黨外勢力決定於高雄市集會；此活動事前的申請未被核準，但由於過去許多的例子都是在最後才被許可，於是集會與遊行如期舉行，最後終於釀成封鎖高雄市內道路的警察與民眾的衝突；數日後，政府便展開對美麗島集團的逮捕行動，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秀蓮、林弘以涉嫌叛亂由軍事法庭審判。
但更令人震驚的是在審判前的二月二十八日，因美麗島事件入獄的林義雄家宅發生慘絕人寰的滅門大血案！林母及兩個雙生女兒林亮均、林亭均慘遭不明身份的凶手潛入家中殺害，大女兒林奐均被殺成重傷，這件滅門血案，震驚海內外。使得整個“黨外”運動在挫折之中，更跌人哀傷的穀底。雖然美麗島事件使得曆經十年艱辛凝聚出的“黨外”政團，在一夕之間幾乎瓦解，但這次全島性的大搜捕，卻震撼海內外，尤其隨之而來的大規模軍事審判，更激起了台灣民眾對政治的高度關心。也因此而引出了一批學有專精、正值少壯的辯護律師，由於承辦這次的案件，使他們從幕後走到幕前，紛紛投入“黨外”運動，成為美麗島事件後“黨外”反對運動的重要人物，舉凡謝長廷、陳水扁、尤清、蘇貞昌、李勝雄、張俊雄、郭吉仁……等人，都是在擔任美麗島辯護律師之後，投入政治運動的行列。
要了解美麗島事件，必須先了解70年代初期逐漸形成“黨外”民主運動。在一般上軌道的民主國家中，選舉具有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但是，由於國民黨入台以來所實施的“地方自治”僅稱得上是一個“半自治”的形態（地方缺少財政、人事、警衛、教育等權），且中央民意代表在1969年以前，礙於所謂“動員戡亂”之體製，完全不讓人民改選，直到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也隻改選國會中的一小部分名額而已。因此，長期處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台灣盡管有選舉，但並沒有完全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議會政治的意義並不彰顯。
在經過七十年代多次的選舉之後，一些標榜“黨外”的民主運動人士逐漸凝聚起來，形成一個民間政團；又於1979年初，黨外雜誌《夏潮》《這一代》遭到停刊處分，黨外人士餘登發父子因“知匪不報”被捕，引發一連串抗爭行動，朝野之間形成一股劍拔弩張之勢；同年8月，政論雜誌《美麗島》創刊，發行人為黃信介，社長為許信良，副社長就是後來在台灣2000年和2004年“總統”大選中獲勝的呂秀蓮，《美麗島》雜誌以社委的形式組成，在實質上具有政黨政治的雛型，網羅了全台各地的黨外人物。並在全台各大城市分別設立分社及服務處，且每在一地成立服務處時，便在該地展開群眾聚會。因此，《美麗島》雜誌社所引發的一連串群眾聚會，引起國民黨統治當局極度的敏感與不悅。
“美麗島事件”以那樣一種方式解決，實際給黨外人士以正麵的鼓舞。
此時，美國又一直在後麵支持這樣一股力量，給國民黨政府施加了不少的壓力，而國民黨內部，也開始出現分化，一大批新生代，對於國民黨所執行的專製統治是持有看法的。此後的一段時間，國民黨雖然對新聞實行了進一步控製，但黨外人士的鬥爭，卻花樣翻新，恰在此時，江南先生撰寫的《蔣經國傳》在美國出版，隨後的1984年10月15日，江南先生在美國舊金山家中的車庫準備去自營的瓷器店時，被從角落射出的3顆子彈奪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