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之趙家天下

第二節 隆興北伐與隆興和議

　　孝宗趙昚是南宋最想有所作為的君主，也是南宋唯一誌在恢複的君主。他與當年宋太祖趙光義、宋徽宗趙佶發動戰爭的目的有著天壤之別。戰爭的結局對趙氏家族來說，也不再是一味地屈辱受氣；對宋金雙方來說，都進入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好時期。

　　朱熹像宋孝宗趙昚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受高宗內禪而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隆興”。孝宗皇帝在位期間，多次采取各種措施整頓南宋政權的積弊，期望能夠挽狂瀾於既倒。怎奈自北宋以來的種種社會矛盾早已是根深蒂固無法挽救了。這位南宋朝最有魄力與潛質的皇帝，麵對如此局麵已是無力回天，他的許多努力也多付之東流。

　　趙昚做皇子時就主張抗金，即位後更銳意恢複。當年七月，他就正式為嶽飛冤案徹底平反，朝野上下為之一振。他對秦檜構陷的其他冤案也進一步作出處理，李光、趙鼎等去世的受害者，都恢複名譽，撫恤子孫；同時，張浚、胡銓、辛次膺等健在者都受到了重用。趙昚繼續任用高宗末年那些堅持抗金、政績卓著的大臣，陳康伯、虞允文、張燾等都成為新班底的核心。

　　金主完顏亮南侵以後，迫於輿論與形勢，高宗趙構不得不重新起用廢黜近二十年的主戰派代表張浚，讓他出判建康府，但決不讓他幹擾自己的乞和路線。趙昚一即位，就召張浚入京，共商恢複大計，任命他為江淮宣撫使。對此，高宗趙構很不以為然，他還想阻止趙昚的恢複計劃。但趙昚起用張浚、準備抗金的決心已定。

　　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正月，趙昚任命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史浩升為右相，當時左相是陳康伯。組織“隆興北伐”的戰略部署。張浚派李顯忠、邵宏淵率軍渡淮北伐。宋軍進軍之初，連克靈璧、虹縣、宿州等地，但受符離之敗的影響，宋軍很快便潰敗。此次北伐原本便組織不甚充分，加之用人不當、將領之間的衝突與矛盾，“隆興北伐”未取得任何進展。而符離戰敗致使宋朝積蓄的軍資損失殆盡。

　　張浚當時坐鎮盱眙指揮，符離之敗的消息傳至盱眙，張浚聞訊大驚，慌忙之間以劉寶為鎮江都統製，渡淮北上泗州。金兵並沒有趁勝南下，這時候南宋朝廷的投降勢力又始積極活動了。此時，已為太上皇的高宗並不讚成北伐，趙昚憑著年輕人的勇氣和新君的銳氣，決意出師北伐。隻可惜張浚誌大才疏，未能實現趙昚的宏圖偉業，戰敗的屈辱極大地打擊了趙昚的自信心，他不得不對投降派作出讓步。“隆興北伐”就這樣以失敗而告終。

　　北伐之敗，讓趙昚意識到恢複大業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他開始在和戰之間搖擺不定。同七月，他起用秦檜餘黨湯思退為右相，讓其主持同金朝議和。湯思退延攬同黨，排斥主戰將領。張浚屢屢遭到彈劾，終被貶官，其他主戰大臣也紛紛去官。

　　隆興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重新訂立和議：南宋不再對金稱臣，改稱侄皇帝；每年向金朝交納的“歲貢”改稱“歲幣”，並減十萬之數；南宋把完顏亮南侵失敗後由宋軍收複的州郡割還金朝。這就是所謂的“隆興和議”。

　　與紹興和議相比，雖然這次議和對南宋來說仍舊是一個屈辱的合約，但南宋在隆興和議中的地位卻有所改善。南宋皇帝不再向金朝稱臣，歲貢改為歲幣，數量也比紹興和議減少十萬兩，這是金朝最大的讓步；而南宋在采石之戰以後收複的海、泗等六州悉數還金，則是宋朝最大的讓步。

　　宋金雙方的讓步，都是基於一種新的地緣政治的實力平衡：金朝的讓步是出於內部的不夠穩定，宋朝的讓步是出於兵戎相見時太不爭氣。離開這兩點，空談和議是否平等或屈辱是意義不大的。隆興和議以後，宋金關係再度恢複正常，直到開禧北伐才試圖再次打破這種地緣政治的均衡狀態。而隆興和議到開禧北伐的四十年間，對宋金雙方來說，都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好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