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之趙家天下

第一節 浪子當朝：從建中到崇寧的執政過程

　　趙佶雖然不是白癡，也不是暴君，而且曇花一現的建中初政也還“粲然可觀”，但最終卻走向了“國破身辱”的慘境。趙氏政權在他的晚年處在了將亡未亡的臨界線上。

　　宋徽宗像元符三年正月，宋哲宗趙煦去世，沒有兒子，繼立儲君就成了大事。神宗健在的五子依次是申王趙鉍、端王趙佶、莘王趙俁、簡王趙似、睦王趙偲。

　　端王趙佶對向太後極其敬重孝順，每天都到向太後居住的慈德宮問安起居。因他聰明伶俐、孝順有禮，所以向太後對他鍾愛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其他諸王，在哲宗趙煦病重期間，向太後對將來立誰為帝的問題早就胸有成竹了。

　　向太後向來淡泊政事，哲宗去世後卻心有成算地召諸王入宮，問章惇等大臣說：“先帝無子，應當立誰？”章惇提出應立哲宗同母弟簡王。向太後不同意，她強調自己沒有兒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應再有區別，簡王乃神宗第十三子，斷無僭越諸兄的道理。章惇改口說：“若以長幼，應立申王。”申王有眼疾，一目不明，向太後據此表示反對，認為端王最合適。章惇認為端王輕佻，不宜君天下。向太後強調先帝的遺言就是讓端王即位，曾布也出麵指斥章惇，支持向太後。於是，端王趙佶繼位，史稱宋徽宗。

　　徽宗趙佶周歲之時，就被授為鎮寧軍節度使，封寧國公。哲宗即位，趙佶進封為遂寧郡王，紹聖三年（1096年），以平江、鎮江軍節度使封端王，並開始出宮就學。有宋一代，宗室親王日常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儒家經典、史籍，但趙佶對這些不太感興趣，倒對筆硯、丹青、騎馬、射箭、蹴鞠，甚至豢養禽獸、侍弄花草懷有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在書畫方麵，顯露出了卓越的天賦。

　　趙佶天資甚高，性格卻輕佻放浪。他的密友王詵可以說與他趣味相投。王詵字晉卿，是英宗和高太後的女兒魏國大長公主的駙馬，按輩份是趙佶的親姑夫。此人放蕩好色，行為極不檢點，公主得重病，他竟當著公主的麵和小妾胡來，氣得神宗曾兩次將他貶官。像這樣一個人，趙佶卻同他打得火熱。一天，王詵派手下人高俅給趙佶送篦，正趕上趙佶在園中踢蹴鞠，高俅在旁候報之時，連聲喝彩，趙佶招呼他對踢，高俅便使出渾身解數，賣弄本事。趙佶大喜，即刻吩咐仆人：“去向王都尉傳話，就說我把篦子和送篦子的人一同留下了。”從此趙佶對高俅日見親信，頗加重用。

　　趙佶繼位後，章惇等老臣認為這位輕佻浮浪的新皇帝未必可靠，就奏請向太後“權同處分軍國事”。趙佶對向太後立己本來就感激不盡，此時也哭拜乞請，向太後隻好答應聽政。

　　趙佶對向太後的部署言聽計從，這不僅出於他對向太後的感激，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取得各政治派別的廣泛支持，以穩固自己的地位。與真宗劉皇後、英宗高皇後不同，向太後對權力並不感興趣，元符三年（1100年）七月就還政引退了。

　　趙佶則繼續調和改革、保守兩派的關係，並改元建中靖國，意思是要“中和立政”、“調一天下”。同時，為了改變自己輕佻浮浪的名聲，他在生活方麵也做了些尚儉戒奢的姿態，他退還百姓王懷獻給他的玉器，還趕跑了自己在內苑豢養的珍禽異獸。元符三年三月，趙佶還因即將出現日食下詔求直言，表示要虛心納諫，儼然一副勵精圖治的樣子。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正月，向太後死後，趙佶的“紹述”（指改革派）意向更加明朗。不久，大奸臣蔡京被召回朝廷，擔任翰林學士承旨。蔡京首先建議，重修神宗朝的曆史，為變法張本；恢複紹聖年間根究元佑大臣罪狀的安惇、蹇序辰的名譽，為紹述翻案。公元1102年，趙佶改元“崇寧”，即崇尚熙寧之意，正式打出了紹述的招牌。不久，韓忠彥罷相，曾布也被蔡京排擠出朝。同年七月，趙佶任命蔡京為宰相。

　　趙佶衡量官員好壞的準則隻有一條，就是看他的言行是否順承符合自己的意旨。不過他也曾對手下人的忠心有過例外的理解。大觀元年（1107年），趙水使者趙霖從黃河中捕得一隻長有兩個頭的烏龜，就獻給宋徽宗說是祥瑞之物。蔡京說：“這就是齊小白所說的‘象罔’，見之可以成就霸業。”資政殿學士鄭居中唱反調說：“頭豈能有二！別人看了都覺害怕，隻有蔡京稱慶，其心真不可測！”趙佶命人將龜拋棄，說是“居中愛我”，遂提拔鄭居中為同知樞密院事。然而，畢竟還是好話聽起來順耳，蔡京就因為會說好話，會順著趙佶的意願辦事，得到了趙佶的格外寵信。趙佶在位26年，蔡京任相就有24年，中間雖曾三次被罷，但旋罷即複，表明趙佶離不蔡京開這個馬屁精。

　　趙佶倚為股肱的童貫、蔡京、王黼、朱勖、梁師成等人，無一不是極善諛媚的奸佞之徒。但趙佶是個昏而不庸的皇帝，他雖然寵信奸臣，最高決策權卻一直牢牢控製在自己手中。在中央集權方麵，他確實繼承並極度擴大了神宗皇帝管理朝政的一些辦法，最突出的就是，天下之事無論巨細，全得秉承他的“禦筆手詔”處理。原先負責討論、起草詔令的中書門下、翰林學士被他一腳踢開。蔡京等貴戚近臣要想辦什麽事情或幹求恩澤，也全得先請趙佶親筆書寫，然後才頒布執行。有時趙佶自己忙不過來，就讓宦官楊球代筆，號曰“書楊”。對“禦筆手詔”，百官有司必須無條件地執行，否則便是“違製”，要受到嚴懲。政和（1111—1118）以後，就連皇宮大內的事務趙佶也要親自過問，他還經常像太祖皇帝一樣騎馬到各司務巡視。

　　《宋史·徽宗紀》說，徽宗既不是晉惠帝那樣的白癡，也不是孫皓那樣的暴君，最終導致“國破身辱”，是其將“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確實，蔡京等奸佞之臣即使為非作歹，但勢力並沒有盤根錯節到足以挾製君權的地步。仍不時有正直的台諫官彈劾他們，徽宗也還沒有完全喪失刷新政局的權威，他多次將蔡京罷相就是明證。

　　宋徽宗趙佶在位期間，除去曇花一現的建中初政還“粲然可觀”外，其餘二十多年是北宋政治史上最汙濁黑暗的年代。後世學者王夫之在《宋論》裏這樣評述：“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遊之浪子，擁離散之人心以當大變，無一而非必亡之勢。”此言可謂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