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階級內部為各自的利益而暗地勾結爭鬥,就像一個不見硝煙的戰場,最終釀成“朋黨誤國”的悲劇。
高太後垂簾聽政時期,重用守舊派的官員,用來更改王安石變法的各項措施。經過元佑更化之後,變法派的力量在朝廷中可以說是銷聲匿跡了,守舊派的大臣也就掌握了朝廷的大權。這些反變法的大臣本來就有著不同的政治主張和政治利益,他們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裏團結起來,隻不過是因為有著一個共同的目的——反對王安石變法,將變法的各項施廢除。當這個目的已經完成了的時候,原先隱藏在暗處的矛盾便逐漸地暴露出來,有著相同政治主張和政治利益的官員組成自己的小集團,也即“朋黨”,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扭曲事實,顛倒是非。這樣,在宋哲宗早期,朝廷裏便出現了著名的“蜀洛朔黨爭”。
司馬光去世後,保守派內部失去了協調和震撼不同政見的領袖人物,保守派的成員就逐漸地以地域為主分化為蜀、洛、朔三黨。其中,蜀黨以蜀學派的創始人蘇軾為首,主要成員有蘇轍和侍禦史呂陶等人;洛黨以理學派的創始人程頤為首,主要成員有朱廣庭、賈易等人;以禦史台官員結為朔黨的人數是最多的,主要有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等人。
最先爆發衝突的是程頤和蘇軾。程頤由於司馬光、呂公著的推薦,進為崇政殿說書,為11歲的哲宗皇帝講經學。程頤為人迂腐刻板,不懂得處理人際關係,對趙煦嚴加管教,甚至還進諫:要皇帝左右的宮人、內臣都選45歲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伺候起居;皇帝動靜都要讓講經的官員知道。程頤以老師自居,對趙煦正色訓誡,又主張一切用古禮,中書舍人蘇軾譏諷他不近人情。這樣程頤和蘇軾之間就結下了矛盾。
元佑元年九月,保守派首領司馬光病逝,而此時,朝廷的大臣卻在為皇上頒布大赦詔令而舉行朝賀。很多官員準備在慶禮結束之後去司馬光家吊唁。但是,程頤卻又一次以道學自居,認為不可以去,並且引經據典地說:“經書中是這樣說的,孔子在一天裏哭了就不會再歌。”當場就有人反駁說:“孔子說是哭則不歌,但是沒有說歌則不哭。”蘇軾接過話頭,冷笑地諷刺道:“這個大概是枉死在西市上叔孫通製訂的禮,而不是孔夫子的禮。”眾人聽後,無不大笑,程頤很下不來台,從此,兩人的嫌隙更深了。程頤的學生右司諫賈易、右正言朱廣庭就極力地尋找機會來彈劾蘇軾,為老師報仇。
元佑元年十月,蘇軾在為考試官職者所出的策問中,提出:“古時,周公和太公治理齊國、魯國,但是,後世還是難免衰亡,並且告訴子孫這些治理方式是不能原封不動的奉行。所以說,即使大聖大賢的治理之法,也是不免會有弊端的。”又說:“我朝六聖(指的是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以來,雖然治理的方式各自不同,但是都可以同歸於一個仁字。”“如果現在還要效法仁祖的忠厚,則百官就有可能不再很好的履行他的職位,而至於敷衍了事;如果要是效法神考的勵精,則百官就可能不能領會它的真實內涵,而使行政過於苛刻。”此話一出,立即被洛黨人物抓住了。於是,朱廣庭就攻擊蘇軾認為宋仁宗和宋神宗都不足以效法,是大不忠,隨後又奏稱蘇軾曾經罵過司馬光和程頤。但是在蘇軾申辯之後,高太後沒有治蘇軾的罪。朔黨的王岩叟等人,怕朱廣庭因為此事被逐出朝廷,就上疏說蘇軾雖然沒有罪但是也不是沒有過,一時間此事成為了朝廷的重要議題。盡管呂公著等人企圖平息爭端,但是王岩叟、朱廣庭等人非要爭出個是非。蘇軾在元佑二年正月的一天,再次闡述自己的意見:“我經常的憂慮,非常害怕文武百官們會矯枉過正,而使神宗的勵精圖治,會逐漸地被破壞。擔心數年之後,管理官吏的司法逐漸寬泛,理財的方法逐漸鬆弛,國防之事也會懈怠,當然還會有更多的憂慮,是無法表達的。”蘇軾的這些的闡述,實際上表達了對當前政治的不滿。
當洛黨人士賈易、朱光庭劾奏蘇軾考試策問出題是譏諷仁宗和神宗的時候,蜀黨人士也是不甘示弱,呂陶反攻賈易、朱光庭身為台諫官,不應假借事權報私仇。洛黨賈易又劾奏呂陶與蘇軾兄弟結黨,並涉及文彥博、呂公著。高太後大怒,罷賈易諫官,出知懷州。禦史胡宗愈、諫官孔文仲等劾奏程頤“汗下險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八月,程頤罷崇政殿說書,出管西京國子監。
公元1089年,因為貶蔡確之事,三黨之間又起紛爭。蔡確在安州賦詩十章,被保守派指為譏諷高太後。高太後大怒,重罪將其貶謫新州。左相範純仁向高太後建言,“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蔡確被貶後,呂大防以為蔡確黨盛,不可不治。諫官劉安世、吳安詩等因奏範純仁也是蔡確一黨,罷相出知潁昌。公元1090年,文彥博年老告退,呂大防為左相,朔黨劉摯為門下侍郎,次年進為右相,但是兩人又不和。禦史楊畏依附呂大防,劾奏劉摯,劉摯被罷相,知鄭州。朱光庭為劉摯辯解,也罷給事中,出知亳州。
就這樣,保守派官員結為朋黨,相互攻擊,陷入一片混鬥之中,“朋黨之爭”非但沒有什麽政績可言,反而使當時的政治變得極其複雜,政治的內耗削弱了北宋的實力,為北宋王朝走向沒落敲響了警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