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頊入繼大統,趙宋政權的皇權集中製已經鞏固,迫切需要改變的,是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麵。趙頊不顧一切反對勢力的阻推行新法,但他又不願損害上層既得利益者,結果,負擔隻有轉嫁到下層人民身上。秦觀像自熙寧二年(1069年)七月起,王安石提出並推行了一整套新法。這些新法主要分為富國、強兵、改革科舉製度三個部分。富國部分包括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等。強兵部分包括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等。新的科舉製度主張以經義取士,應試者不再考試詩賦、帖經、墨義之類,而以詩、書、易、周禮、禮記為本經,以論語、孟子為兼經,企圖改變當朝那種“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的狀況。
新法剛剛實施,很快就遭到朝廷內外一批守舊勢力的攻擊。他們不僅從新法的內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難,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責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在朝議紛爭麵前,趙頊雖曾一度猶豫,但終不為所動。至於學術、道德上的爭論,趙頊則講求道德與功名並重,他對守舊勢力反對變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的狀況甚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釋下,趙頊能理解王安石“天變不足懼,人言小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張,並繼續支持新政。在王安石與守舊勢力的鬥爭中,趙頊始終支持王安石,甚至不惜罷退了一批非常有名望的大臣,如文彥博和富弼。
熙寧三年(1070年),趙頊進一步提升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權力,於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新法先後頒行天下,變法進入了高潮。趙頊對王安石富國強兵的變法的推行給予大力支持。可以說,如果沒有趙頊的支持與配合,王安石要在全國範圍內實行變法是不可能的。趙頊的政治抱負和銳意改革的正確決策,保證了變法的成功,這對於改善當時的社會生產條件、增強國力,具有積極的意義。
變法雖然在前一階段取得了勝利,但守舊勢力的攻擊並沒有停止,特別是隨著變法的逐步深入,新法在多方麵觸犯了享有特權的宗室、外戚、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這股反對力量得到了太皇太後、皇太後和曹皇後的支持。同時,由於新法本身也存在許多缺點,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對,如蘇轍、韓琦、司馬光都在反對之列。蘇轍原是王安石所引用,任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但他極力阻止青苗法的推行。老臣韓琦也上書抨擊青苗法。此外,新法的科舉製度也受到反對。與王安石原為好友的司馬光,也反對他的新法。趙頊的思想也開始猶疑起來。
保守大臣們反對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準備,但改革派內部的分裂,給王安石的打擊是格外沉重的。而這時的趙頊也不像前幾年那樣對王安石言聽計從,有時甚至不重視他的意見。王安石對趙頊慨歎道:“天下事像煮湯,下一把火,接著又潑一勺水,哪還有燒開的時候呢?”
熙寧九年(1076年)春天,王安石因身體有病,屢次要求辭職。同年六月,王安石的兒子壯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絕,精神受到極大刺激,已無法集中精力過問政事。趙頊隻好讓王安石辭去相位,出判江寧府。第二年,王安石連江寧府的官銜也辭去了。此後,直到元佑元年(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沒有回朝。
王安石兩次罷相,都是趙頊向守舊勢力妥協的結果。趙頊的目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獲得大臣和後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過變法富國強兵的政治目標並沒有變。他一邊安撫守舊派的大臣,啟用曾被罷退降職的舊派人物呂公著、馮京、孫固等,一邊堅持改革,以平衡新派、舊派的力量。
蘇軾像加圖:《二十四史》p493的S1785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的第二年,趙頊改年號為“元豐”,從幕後走到前台,親自主持變法。然而,變法依舊伴隨著反對的聲音。失去了王安石,趙頊本就很傷心,現在又要獨自麵臨巨大的壓力,不免有些惱火。他決定實行更為強硬的手段來推行新法,嚴懲反對變法的官員。蘇軾不幸成為這次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蘇軾是北宋文壇成就卓越的文學家,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號稱“三蘇”,其文章為天下所傳頌。但這位名滿全國的才子在仕途上卻頗不得誌,在他將近40年的官宦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貶謫中度過的。
趙頊依然沒有停止改革的進程,經過他的不斷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於君主專製的中央集權製,其基本製度一直實行到宋朝末年未再進行大的變動。
趙頊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其富國強兵的總目的與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製兼並這一點上,他卻沒有王安石堅定,趙頊既想增加財政收入,又不願損害上層既得利益者,最終,負擔隻有轉嫁到下層人民身上。
變法是一條異常艱辛的道路,其間趙頊雖然有過懷疑和動搖,但最終還是堅持了下來。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和元豐改製,使政府的財稅收入大大增加,扭轉了英宗趙曙在位時入不敷出的局麵。憂國憂民的神宗趙頊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熱情都投入到改革之中,為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而努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