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之趙家天下

第五節 半途而廢的慶曆新政

　　改革，對每個家族集團統治而言都有著重大的意義，同時也是維護其統治必不可少的舉措。但改革必然會觸及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這些勢力聚集到一起，也必然會阻礙改革的進程。趙禎當初銳意改革，是出於應付慶曆初年內政外患的需要，等到趙氏家族的燃眉之急得到緩解之後，“慶曆新政”也就像曇花一現，守內虛外的《祖宗法度》，使趙禎不得不在最後關頭放棄了範仲淹的改革。

　　歐陽修像景佑二年（1035年）二月，呂夷簡入相，他竭力迎合趙禎天下大治的心理，粉飾太平，一味奉承，使得宋王朝陷入了日益嚴重的統治危機之中。同時，趙禎還廣開仕路，每屆科舉，取額多達千人以上。“殿試不黜落”也從這時開始，成為了不成文的規矩。取士日多，恩蔭無節，加之內臣、外戚之類進無輟止，使冗官冗吏局麵日趨嚴重。因此，朝野憂國憂民之士擔心國家前途，紛紛上書要求變革圖強。

　　嚴酷的現實迫使趙禎設法解決這些危機，以鞏固趙宋王朝的統治。他開始有意更張政事，革除弊端。要鞏固統治，必須要有人才。因此，他起用主張變法革新的範仲淹、歐陽修、餘靖等人。早在趙禎親政初年，範仲淹就以直言敢諫而被呂夷簡指為朋黨的核心人物，而今他位居執政，在處理西夏問題上也表現出遠見卓識，在台諫與館閣中有一大批都是他的追隨者，他那“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憂國憂民的擔當精神，都促使他成為眾望所歸的政治改革的領袖。範仲淹名為《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奏疏，標誌著慶曆新政拉開了序幕。範仲淹在奏疏中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即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與範仲淹上書的同時，富弼、歐陽修、餘靖、韓琦等人也相繼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議。趙禎對臣下的改革措施一一采納，然後頒發詔令，推行這些主張和建議，號稱“新政”。

　　“新政”在趙禎的支持下開始實行。但是，新政從開始實施之日起，就遭到了朝廷中保守勢力的反對。他們指責實施新政的人士是“虛嘩潰亂”“謀而僭上者”。更有甚者，反對派為抵製新法的實施，借趙禎最忌諱、幾次下令申禁的“朋黨”一事，掀起波瀾。“新政”還觸及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如實行“明黜陟”、“抑僥幸”，使一大批貪官汙吏和高官貴勳的利益受到損害，致其首先發難，毀謗新政，且毀謗之風愈演愈烈。加之朝中“朋黨”之論雷動，使得趙禎對新政由疑慮轉為動搖。最後，趙禎決意犧牲革新派，向反對派妥協。

　　慶曆四年十一月，趙禎頒詔強調“至治之世，不為朋黨”，不點名地批評有人“陰招賄賂，陽托薦賢”。範仲淹一見到詔書，就上表自求罷政。慶曆五年正月，趙禎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範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富弼、歐陽修也同時罷政，出放外地。二十天後，杜衍罷相，反對派指責他“頗彰朋比之風”，把他視為新政朋黨的總後台。韓琦上書指出不應輕易罷黜富弼，也因之被仁宗趙禎罷去了樞密副使之職。至此，新政派被悉數趕出了朝廷。在此前後，新政所推行的部分改革措施幾乎全部廢止。

　　宋代以後的學者批評趙禎對慶曆新政“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並對其原因大惑不解。實際上，趙禎當初銳意改革，是出於應付慶曆初年內政外患的需要。到慶曆四五年間，宋夏和議已成定局，京城東西的兵民騷亂也已經平息，宋朝統治不僅消去了燃眉之急，還出現了柳暗花明的轉機。

　　而改革派公然不避朋黨之嫌，迫使趙禎把消解朋黨之爭的棘手局麵放在首位。歐陽修乃至範仲淹這些君子們，在朋黨問題上的見解從道理上說是無可非議的，但政治鬥爭並不一定是道理之爭，因而他們最後隻能被小人欺之以方，被趙禎敬而遠之。

　　“慶曆新政”似曇花一現，趙禎勵誌圖強的信念也旋踵即逝。趙宋王朝仍沿著老路子繼續走下去。作為一個守成之君，仁宗趙禎堅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計地防範朋黨，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後關頭放棄了範仲淹的改革，從而將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麵又向前推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