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之趙家天下

第二節 守內虛外的統治策略

　　“兄終弟及”得來的權力有違“以子繼父”的傳統，趙光義想要靠政績來證明自己足以擔當起領導國家的重任。然而，他的“守內需外”的指導思想卻使後來的趙氏家族的統治陷入了困境之中。

　　“金匱之盟”是否真有其事暫且不論，趙光義以皇弟身份繼承皇位在正統的封建世襲製中並非名正言順，在燭影斧聲中繼位的趙光義，內心總不踏實。他意識到要想鞏固帝位、帖服人心，就必須樹立自己的威望。

　　宋·李成·讀碑窠石圖趙光義急於完成統一大業，這樣，既能證明自己是太祖當之無愧的繼承者，以提高個人的威望；也可以轉移朝野的視線，不再對他繼位的合法性說三道四。當時，南方還剩下割據福建漳泉的陳洪進和吳越國的錢俶，都是隻待收拾的囊中之物；而北漢因有契丹的撐腰，仍然割據河東，這表明趙光義要想統一中原，還有一場硬仗要打。

　　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趙光義見政權初步穩固，便做出了攻打北漢的決定，希望通過攻滅北漢來實現趙匡胤不能完成的功業，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正月，他任命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分四路攻打太原城；同時，命郭進為石嶺關都部署，以阻擊契丹援兵。

　　同年二月，趙光義禦駕親征，所遣兵馬在十萬以上。三月，郭進在石嶺關（今山西太原北）南截擊來援的遼軍，遼軍死傷嚴重，幸而耶律斜軫的後續部隊趕到，才遏住宋軍的攻勢，得以退兵。潘美則指揮宋朝大軍圍困太原城，晝夜攻打，矢石如雨。

　　四月，趙光義抵達太原城下，督諸將攻城越急，太原城幾乎城無完堞，城頭箭集如蝟。城破在即，太宗傳詔北漢主速降。劉繼元見大勢已去，親信逃亡，隻得出降。至此，所謂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麵，全部結束。

　　五代時期，後晉石敬瑭把燕雲十六州獻給了契丹族建立的遼朝，宋朝建立後，迫切希望從遼朝手中收回幽燕這一戰略要地。太祖時，大臣們曾想給他加尊號稱“一統太平”，太祖卻說：“幽燕未收，豈可稱一統太平！”可見，太祖心中的“統一”是一定要收複燕雲十六州的。為此，太祖還設置了封樁庫，儲存錢帛，想用積累的財富從遼朝手中贖買燕雲十六州，若此計不行，則用這些錢財招兵買馬，武力收複失地。可惜，太祖有生之年未能實現這一願望。

　　趙光義即位後一直想一舉收複燕雲十六州，以期給自己的統治畫上最完美最精彩的一筆。於是，趙光義乘著消滅北漢的餘威，率大軍征討遼朝。

　　此役開始雖有小勝，但在高梁河一戰中宋朝軍隊卻大敗而回。趙光義本人也差點被遼軍俘虜。

　　高梁河之戰是趙光義轉向“守內虛外”政策的關鍵環節之一。此次戰敗，使宋初以來經過生聚教閱而日益精強的宋軍元氣大傷，而軍中發生擁戴德昭之事，又使趙光義深為懼怕和擔憂。戰後，趙光義竟不聽取大臣們的正確意見去整飭軍紀，精加訓練，而是全力注意內政，尤其是加強對皇族和軍隊的控製。此後，宋軍對遼作戰逐漸陷入被動。

　　高梁河之戰後，為了報複南京（遼朝的南京即今北京）圍城之役，當年九月與次年十月，遼軍兩次攻宋，雙方互有勝敗，誰都不敢說勝券穩操，因此曾一度休戰。但趙光義似乎仍未放棄收複燕雲十六州的想法。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出於對內外形勢的判斷，趙光義決定再次發動大規模的伐遼戰爭，史稱雍熙北征。

　　先說對內，高梁河戰敗時，軍中一時見趙光義不知去向，竟有人打算擁立太祖之子趙德昭，這令趙光義深感皇位未穩，於是，轉而注意內政。到雍熙初年，不僅太祖之子都已死去，連居於準皇儲地位的皇弟趙廷美也已貶死，趙光義最後一塊心病已經除掉，因而可以放心攘外了。而自南京圍城之役以來，七年的戰略物資積聚，也足以對付一場大戰。

　　再說對外，趙光義誤信邊將的報告，認為“契丹主少，母後專政，寵幸用事”，遼朝政局不穩，是天賜伐遼的良機。趙光義正想挽回高梁河慘敗的麵子，便同意出兵伐遼。不過，此次趙光義心有餘悸便坐守京師遙控指揮，令曹彬、田重進、潘美和楊業等兵分三路北伐，準備合圍燕京。

　　但在此戰中，由於宋軍指揮不當，各路人馬缺少合作，紛紛敗績。楊業父子血戰陳家穀，不屈身死，邊境大震。

　　楊業本在北漢主劉崇麾下效力，頗受劉崇賞識，還被賜名劉繼業。後來，北漢降宋，楊業亦歸附，太宗便命楊業恢複其本名，並予以重用。

　　雍熙北伐之所以慘敗，趙光義有推卸不掉的責任。與太祖趙匡胤相比，趙光義的武功征伐是遠遠不及的。太祖出身行伍，有著豐富的戰爭經驗，而趙光義在繼位前雖然立過戰功，但並未經曆過重大的戰役，因而也就缺少許多實戰經驗。趙光義又自以為是，剛愎自用，再加上秉承太祖削奪武將兵權的做法，每次出征前都製定了陣圖（預先規定好戰鬥隊形和防禦部署的作戰方案），讓將領們依計行事，卻完全不顧前線戰場上需要將領發揮主動性和靈活性的實際情況，犯下了兵家大忌，嚴重束縛了將領們的手腳。此外，趙光義將北伐將士兵分三路，卻又不能統一指揮，使之互相配合，使得三路兵馬極易被遼軍分割擊潰。

　　雍熙北伐的慘敗，對於趙光義乃至整個朝廷的影響非常巨大。一時間，朝廷上下都彌漫著一股“恐遼”情緒。之後，四川又發生了王小波李順起義，宋與西邊黨項族政權的戰爭也多有敗績，這些情形，使得太宗焦頭爛額，不得不重新考慮他的內外政策，施政策略上由此發生了很大變化，漸漸地從積極應對外敵演變成為消極抵抗和守內虛外，這種政策的製定與實施給兩宋時期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端拱元年（988年）秋八月，北部邊境警報接連。但趙光義已經完全失去了當初北伐時躊躇滿誌的信心和決心。雍熙北伐後，宋朝廷對於與遼的關係，朝中一些大臣開始提出主和與主戰兩種不同的政見。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防等相率上疏，引證漢唐故事說明對外講和的重要。但是對於那些明顯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張，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對趙普等人說：“恢複舊疆，不是別人的主張，是朕的一貫誌向。伐遼失敗隻是由於將帥軍事指揮上的失誤所致。”右正言、戶部郎中張洎等主戰派則相繼上禦戎策，建議加強邊地武將的兵權，任賢修政，省官畜民，選勵將士，以圖再次北上伐遼，收複失地。太宗雖對張洎等人的主張加以讚賞，但卻不打算實行。

　　端拱二年（989年），趙光義聲稱“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外自安”，確立了其後宋朝以一貫之的守內虛外政策。因此，宋朝對遼由攻到守，準備和解。而遼朝的蕭太後對宋朝多次北伐卻耿耿於懷，向宋擺開了進攻的陣勢進行威脅，並幫助西夏王朝奠基者李繼遷繼續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為了防守，隻命宋軍在邊境疏河道，建立軍寨作屏障。若遼軍入侵，不許出兵，除非不得已，隻許沿城布陣，卻不許離寨進攻。結果束縛了將士的手腳，守邊將領隻好得過且過，“始受命則惟以攻堅陷陣為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門為上計”，真正能對遼軍作戰的將領屈指可數，從此，宋朝軍隊的作戰能力越來越弱了。趙光義也終於把一腔熱血變成了安於現狀的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