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之趙家天下

第五節 重文輕武的趙氏集權統治

　　縱觀封建社會的家天下曆史，為維持家族統治設立的“祖宗家法”總是一脈相承。這些“祖宗家法”在建國初期對家天下統治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在時代進步的麵前，死守“祖宗家法”的弊卻端越來越明顯，最終導致了家族統治的沒落。

　　宋太祖趙匡胤在南北用兵、統一全國的同時，還采取了一係列措施，鞏固和加強了專製主義中央集權，進而創立了一整套為其後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

　　趙匡胤深知，唐末以來政權頻繁變更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武關係畸形，武臣獨攬朝政導致政局混亂，他不希望這樣的局麵在自己的朝代延續。他也深知隻要地方權力過大，節度使擁兵一方，不受中央調遣，自然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天下統一和社會安定。要解決好權力的分配問題，實際上就是要解決好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於是，他找來趙普商議國家建長治久安之策。宰相趙普計謀很多，他參與策劃了“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直接把趙匡胤送上了皇位。後來趙匡胤平定南方，趙普更是立了不少大功。因此，趙匡胤事無巨細都跟趙普商量。趙普認為，唐末以來兵戈不息，蒼生塗炭，其症結就在於方鎮太重、君弱臣強。

　　在趙普的輔佐下，趙匡胤製定出了“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三大原則，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地方權力進行收奪，以徹底改變五代以來所形成的地方權力過重、威脅中央的局麵。

　　“削奪其權”，即削弱地方勢力。乾德元年（963年）平定荊湖以後，趙匡胤做出了廢除荊湖地區“支郡”的規定。他宣布，新征服地區仍保留節度使，但節度使駐地以外的州郡“直屬京師”，這樣“支郡”就被取消了。隨著南方諸國的逐漸被平定，罷除“支郡”的範圍也越來越大，到宋太宗時，已在全國範圍內廢除了支郡製度，同時，宋太祖逐漸向這些地方派遣文臣出任“知州”，以取代原來掌管州務的防禦使等武將。宋太祖在很短的時間裏就選派出上百名文臣，分治原為各大藩所轄的支郡，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製度。

　　同年，趙匡胤又訂立了兩項限製州郡長官權力的措施。一是“三歲一易”，“知州”、“知縣”在一地任職以三年為限，不得久任。乾德三年（965年），北海軍知軍楊廷美任職已滿三年，由於其為政清廉，頗得百姓愛戴，當地民眾數百人赴京守在宮門口請願，要求留楊廷美繼續在北海任職。趙匡胤先是下詔勸他們散去，無效，於是采取斷然措施，“笞其為首者”，使“三歲一易”的措施得以施行。另一項措施，是在州郡設立通判。通判名義上與知州共同判理政務，其地位略低於知州，但事實上由於其負有監督州郡長官的特殊使命，知州往往還要怵其三分，所以，宋朝州郡長官與通判不和的問題一直存在。

　　“製其錢穀”，即收奪地方財權。乾德二年（964年），趙匡胤發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詔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經費外，其餘財賦中屬於貨幣的部分應全部輦送到京城，不得無故占留。次年三月，又一次重申了這道詔令。隨著錢幣的集中，宋朝中央對地方其餘財物的控製也逐步加緊了。

　　自此以後，“粟帛鹹聚王畿”，地方藩鎮失去了對抗中央王朝的經濟後盾。

　　地方喪失了財權，自然也就無法“屯兵自重”了。在這種情況下，趙匡胤與趙普所討論的“收其精兵”的措施實施起來就更順利了。趙匡胤為收地方精兵而創立的兵分禁、廂的製度，為其後代一直沿襲下來，成為兩宋兵製中的一大特色。

　　“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收到了長遠的效果，在中國曆史上出現了“天下之權悉歸朝廷”、“四方萬裏之遙，奉遵京師”的新型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在以後兩宋300多年的統治中，趙匡胤所確立的這種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作為“祖宗之法”的主要內容，一直為趙宋曆代君臣所恪守。

　　在調整和確立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的同時，趙匡胤對君臣關係也進行了調整。在他看來，地方權力雖已集中到朝廷，但還沒有完全解決中唐五代以來“君弱臣強”的問題，因而，應該進一步削弱文武百官的權力，使已由地方集中到朝廷的權力最後完全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總攬威柄”，“獨製天下”。

　　宰相是封建社會的“百官之領袖”，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趙匡胤即位後，宰相奏事仍沿舊製，但趙匡胤已開始采取措施降低宰相的地位了。

　　與削弱相權同步進行的，是在百宮中推行“官、職分離，互相牽製”的任官政策。宋代官製中，“官”是品級，隻有據此享受俸祿的作用；“職”是殿閣、館閣學士一類的榮譽稱號，亦沒有實際權力；隻有由皇帝或中書省“差遣”的臨時職務才是實職，即執行實際權力的職務。趙匡胤推行的這種職權分離、名實混淆的任官體製，使任何官員都無法集中權力、榮譽、威望於一身，權大者並不一定職高，望重者並不一定位顯，這樣，也就很難形成對皇權的威脅了。

　　皇帝臨時“差遣”的實職，也是依照“分權而相互牽製”的原則進行安排的。以兵權為例，樞密院與三衙分握發兵權和管兵權，互相牽製，將帥盡管平時統轄部隊，但戰時由皇帝臨時派遣，率兵出征，事定之後，兵歸三衙。

　　為了擴大統治基礎，趙匡胤製定了一係列重文輕武的政策。他下令修複孔廟，開辟儒館，延用耆學名儒，以勸勵教化。針對五代時期文教不興、學校荒廢的情形，趙匡胤下詔撥款增修國子監學舍，當國子監開學講書之日，他很高興地派人送去美酒、蔬果以示祝賀。隨著文教的振興和開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進入了統治集團。趙匡胤認為，亂世用武，治世用文，對這些文臣再也不能像五代時期那樣隻是當作點綴擺設，而應切實發揮他們的作用。其次，趙匡胤改革和推進了隋唐以來的科舉考試製度。宋初極力放寬科舉考試的範圍，無論家庭貧富、郡望高低，隻要具有一定文化的人，都可以前往應舉。同時，嚴格考試製度，以防權貴豪門請托舞弊。

　　趙匡胤的重文政策，使統治集團內部畸形的文武關係得到了調整。國子監辟雍外景加圖：《二十四史》p440的S1685一方麵是調整了中央與地方、君主與臣下的關係，使地方的行政、財政、軍事等各方麵的權力不斷向中央集中，最後又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形成了至高無上的君主集權製；另一方麵開科取士，重文用武，廣羅人才，又極力擴大了這一專製統治的基礎。但是，這一政策也帶來了一些弊端，導致官僚機構膨脹，加大了中央財政的支出，到宋朝中期出現了積重難返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