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 葡萄牙帝國的興衰

二、經濟危機

　　宣布破產就是經濟出現危機的表現，這個問題前麵已經講到了，這裏再講講其他方麵的重要表現。

　　經濟危機的表現多種多樣，從當時統治者的眼光來看，可能都是無法避免的。但從今天的角度看，有的是通過努力可以避免的，有的則是當時人不太可能預見到，也不太可能得到妥善解決的。下麵講到的毀滅性的經濟政策就與當時皇帝們的短視分不開，而價格革命在當時來說，恐怕是既無法預見也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一）毀滅性的經濟政策

　　西班牙帝國的真正衰落，即經濟上的徹底衰落，從直接原因來看，很大程度上是由皇帝的毀滅性的經濟政策造成的。

　　1.卡斯提承受著驚人的財政負擔

　　西班牙帝國的軍費，16世紀中期以後，即尼德蘭爆發革命以後，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美洲的金銀，另一個就是卡斯提的稅收。此外當然還有一些其他來源，但都不甚可靠。

　　美洲金銀是皇帝重要的收入來源，完全受皇帝的支配，不會引起任何異議。大約從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30年代末，美洲金銀大量運回歐洲，幫了皇帝的大忙。但與從卡斯提得到的稅收比起來，美洲來的金銀也是相形見絀。卡斯提被認為是西班牙政府的“搖錢樹”。即使在美洲金銀運回最多的時代，也隻是從卡斯提得來的稅收的1/4到1/3.卡斯提600萬居民為帝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

　　為什麽卡斯提要承受如此大的犧牲呢？需知西班牙帝國雖然龐大，但在嚴格的意義上它不是一個真正統一的帝國，雖然它在為“保衛”整個帝國而不斷地戰鬥，但許多受“保護”的地方並不把這看成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西班牙本土（合並葡萄牙以前）原來由卡斯提和阿拉貢組成。拿今天的眼光看，這兩個王國之間和王國各自內部都並不真正統一。阿拉貢又由三部分組成：阿拉貢本土、加泰羅尼亞和瓦倫西亞。這三個地方分別有自己的稅收製度，享有相當程度的自治，帝國對它的權力是有限的。1640年，菲利普四世企圖讓加泰羅尼亞人承擔派到那裏保衛邊境的軍隊的開支，結果引起了當地居民的反叛。葡萄牙雖然在1580年被合並，但在經濟上它是完全獨立的，直到1640年脫離西班牙都不曾負擔過什麽“帝國的責任”。

　　2.政府一點也不體恤卡斯提的納稅人

　　對帝國政府的要求不太有怨言的隻有卡斯提，或者說隻有卡斯提的600萬居民才把政府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使今天的人很難想象的是：需要卡斯提人承擔如此沉重的負擔，西班牙政府卻從不好好體恤這個地區的納稅人。更可怕的是，真正繳納稅收的往往不是那些最有能力交稅的貴族，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逃避交稅。他們是參與政策製訂的人，所以總有辦法做到這一點。這樣，沉重的稅收其實大都壓在普通工商業者和農民身上。

　　16世紀中期以後，正值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運動的展開，在天主教勢力根深蒂固的伊比利亞，貴族勢力和宗教勢力膨脹，作為國家主要納稅人的工商業者的地位不僅不見提高，反而降低。稍有一些錢的人都希望與教會搞好關係，都想花錢買一個小貴族的頭銜。整個王國的社會風氣從來都不鼓勵貿易和實業，到處都感到缺乏有技術的工匠，而勞動力的流動又受到傳統的行業公會的限製。

　　就是這樣一個缺乏現代發展條件的地區的工商業者和農民，140年來一起承擔著如此沉重的負擔，這是他們完全無法承受的。正在打仗中的皇帝們可不管這些，他們為了及時得到金錢，不惜采用竭澤而漁的財政措施，使那些從事經濟活動的卡斯提人雪上加霜。皇帝們總是用各種手段來增加捐稅，或盡可能快地收繳捐款。比如，為了馬上得到現金，就出售各種特權、壟斷權和榮譽。政府還實行一種“原始的赤字財政”。具體做法：一種是向銀行大筆貸款，但把卡斯提應交的稅款或美洲可能運來的財富作抵押；另一種是出售有利息的政府公債，這種公債常常數字過分龐大，結果把一部分本來可以用於生產的資金也吸收進來。這種情況在查理五世晚年便已很明顯，那時政府的收入在幾年前就已抵押出去。1543年，正常歲入的65%都花在償付發行公債的利息上。這樣以來，正常歲入實際上變得有名無實，於是皇帝又挖空心思尋找特別的收入來源，如征收新的賦稅，用銅幣來代替銀幣。有時，政府幹脆沒收私人從美洲運來的銀子，強迫銀子的所有者把這些銀子當作公債。皇帝還不時地宣布自己暫時破產，為的是中斷付息。

　　在這種情況下，卡斯提的工商業者和農民怎麽可能長期承受這樣的盤剝呢！他們的道路隻有兩條：破產和逃亡。

　　（二）難以解決的經濟難題

　　導致西班牙經濟衰落的原因中，有的是屬於客觀情況造成的，事先誰也想不到，發生後在當時也很難有什麽處理的好辦法。

　　1.價格革命和通貨膨脹

　　美洲金銀輸入歐洲引起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後果，價格革命就是其中的一種。所謂價格革命，表麵上看是通貨膨脹，實際上是金銀貶值。因為運入歐洲的金銀太多了，任何東西都是這樣，多了就便宜了。當時各種商品的價格都是根據金銀來定價的，所以金銀價格下降，從另一麵來看就是物價上漲，也就是通貨膨脹。

　　價格上漲從伊比利亞半島開始，或者說從美洲金銀的登陸地開始，再從歐洲南部慢慢向北擴展。最先受到價格上漲影響的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然後是意大利人、法國人、英國人和德國人等。從商品種類看，任何通貨膨脹總是從人民群眾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開始，所以這次價格革命也首先從農產品開始，然後是工業品。到16世紀末，西班牙的物價平均上漲了4倍多，穀價上漲5倍。法國、英國、德國等國平均物價上漲2倍半以上。

　　價格革命對西班牙老百姓的打擊是雙重的。就西班牙本土來說，它使下層階級走向破產和饑荒，或處於災難的邊緣。這次價格革命對西班牙或特別是對西班牙普通百姓的真正打擊還在於：歐洲南部的價格上漲比歐洲北部要早，這一價格上漲的時間差是真正要命的。因為這樣一來，西班牙的產品敵不過來自北方產品的競爭，因此隨物價上漲而來的是西班牙商品全麵失去在歐洲北部的市場，甚至失去本國市場。這無疑加速了西班牙工商業的衰落過程。又由於這一過程是逐漸發生的，即隨著大量金銀進入歐洲，從16世紀30年代起，物價開始上升，16世紀中葉後上漲速度加快，並一直持續到16世紀末。

　　這就使西班牙人在16世紀中期以後的長時間裏，一直受著價格上漲和市場縮小的煎熬。

　　2.資源和市場的依賴性加重了危機

　　西班牙的經濟還因為市場和資源問題而變得更為糟糕。西班牙的經濟即使是在其最盛期也存在三種依賴性：一種是對歐洲北部的商業網的依賴。前麵我們講到過葡萄牙對安特衛普市場的依賴情況，西班牙也是這樣，它自己不可能成為西歐的經濟中心，它的殖民活動的價值必須通過安特衛普的商業網才能實現。第二，它為了滿足本土和殖民地的需要，不得不依賴歐洲其他國家的工業品，這種依賴既有人為的成分，即西班牙人熱衷於殖民而鄙視勞動，但另一方麵，在16世紀市場迅速擴大的情況下，西班牙人確實也造不出那麽多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歐洲其他國家的產品是不可避免的，隻不過是程度的區別而已。第三，某些關鍵性的資源缺乏造成的問題非常嚴重，不得不依賴進口。特別是，西班牙缺乏海軍的補給品，在無敵艦隊覆沒的那一年，西班牙就有人說，如果沒有從波羅的海運來的桅杆、甲板、錨索、纜繩、瀝青和銅，它就無法往海外運輸哪怕是最小的一支軍隊。

　　這種情況決定了西班牙必須鞏固對尼德蘭的占領，並在波羅的海的貿易中心安特衛普存放大量錢款。但這樣一來，它的經濟的脆弱性進一步暴露出來了，因為敵對力量切斷這條供應線並不太難。

　　（三）封建特權橫行與經濟的凋敝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地理大發現的發起者，從這一點上講，它們是最早進入近代的國家。但這個“最早”也不純是好事。在西歐各國中，這兩個國家是封建傳統相當根深蒂固的國家，或者也可以說，是典型的封建國家。當然，與中國的封建王朝比起來還是有區別的，因為它們熱衷於擴張和在一定程度上扶持工商業，這是與中國的封建王朝很不一樣的地方。但它們畢竟是封建性的。這成為它們產生經濟危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必須指出，16世紀正是西歐專製製度向上發展時期，總體上講這時期的專製製度還是具有進步性的。但由於西班牙的特殊性，這裏的封建專製製度在該世紀中後期，其反動性日益明顯，成了西班牙經濟危機加深的重要原因。其主要表現，除了我們已經講到過的鄙視勞動、工商業者的地位不高等，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貴族擁有太大的權力，特別是這個階級基本上逃避了納稅。首先是大貴族逃避納稅，接著是小貴族也逃避納稅。下級貴族控製著城鎮的議會，他們在國家的議會中又代表著城市，他們總是投票通過那些他們自己無需繳納的賦稅，從而把所有的征稅負擔都壓到下層人民身上。1545年，菲利普親王（未來的菲利普二世）給父王寫信說：“普通百姓不得不繳納稅，他們被逼迫到如此貧困悲慘的境地以至於許多人赤身裸體。”他還寫到，貧困也擴展到一些貴族，因為普通百姓無力向他們繳納地租。

　　但是貴族作為一個整體並未受到太大影響，因為他們通常能隨著價格的上漲而提高地租。1546年，菲利普給父親的信中又說道，帝國的賦稅越來越沉重地落在平民身上。沉重到什麽程度呢？達到了這個王國的本土百姓無力從事任何形式的商業活動的程度。也就是說，這時在西班牙從事商業活動的越來越多地是來自其他國家的商人。

　　2）貴族組成的特殊團體麥斯塔破壞了西班牙的農業。麥斯塔是一個強大的養羊業的同業公會，是由貴族組成的一個有特權的團體。這個團體養著大量的羊，由武裝人員在全國來回看養。這個團體在1517年時就有羊286萬頭，到1556年增至700萬頭。羊群流動放牧，每一年，這些武裝的養羊人趕著羊群跨越數百公裏，夏季由南到北，冬季由北到南。大批大批的羊群就這樣穿過整個卡斯提，踐踏玉米和各種莊稼，毀壞柵欄和耕地。土地所有者強烈反對這個團體，但麥斯塔向政府慷慨付款，政府堅決保護他們的特權。這就造成了真正的羊吃人的現象。西班牙的農業也由此一蹶不振。

　　3）宗教迫害。這一點我們已在上麵談過，但那主要是作為一個政治事件來談的，實際上，宗教迫害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對西班牙經濟衰退的影響非常之大。收複運動中勝利的西班牙人不喜歡經營工商業，猶太人和摩爾人成了西班牙經濟的主導力量，但隨著這些人被殺害、囚禁和被驅逐，西班牙的經濟也隨著加速衰落。1605年菲利普三世又著手驅逐摩爾人，這些人是1492年西班牙人收複格拉那大後留在西班牙的原摩爾人的後裔，驅逐的結果是使西班牙失去了幾乎所有的手工藝工匠和小農。

　　（四）腐敗像瘟疫一樣傳播開來

　　腐敗，特別是殖民地官員的腐敗，是帝國經濟政治危機加深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節省篇幅，我們僅以馬六甲官員為例，看看這些海外殖民政府的腐敗情況。

　　在馬六甲，入港貿易的商船必須向葡萄牙官員賄賂重金，這些官員暗中規定每隻船不少於200個葡幣，有的船甚至達到1000枚葡幣以上。隻有重賄，才能獲得通行證。甚至在固定關稅後，要塞司令仍向每條船索取大筆禮物，盡管一旦事泄，他就麵臨被開除教籍的懲罰。要塞司令等人還憑借權勢，把入港貿易的丁香、豆蔻、白檀、胡椒和錫等獲利最好的商品強行壓價收買，然後要過港的商船把這些廉價得來的貨物運往其他地方銷售，但不付任何運費。

　　貪汙盛行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當時的葡萄牙王國還不可能有一套監督地方最高領導人的製度，而馬六甲離宗主國太遠，政府無法加以控製；另一個是上行下效，總督或要塞司令“橫征暴斂”，其屬下所有官員無不效仿。

　　要塞司令等高級官員總是把三年的任職期當作難得的黃金機會，不擇手段地搜刮，以便卸任時滿載而歸。貪汙勒索所得往往超過薪俸的幾倍甚至十幾倍。比如，要塞司令三年任期的薪俸是7500葡元，而三年任期的額外收入竟可達到50000-80000葡元，等於20年到30年的薪俸。

　　總督往往把自己的貨物裝在屬於葡萄牙政府的船隻上，要其免費運到印度、澳門和菲律賓去銷售。有時，出航的船隻裝滿了他們的貨物，而葡萄牙政府則必須在印度用高價購買來自馬六甲的這些貨物。總督還有許多其他生財之道。比如，政策規定他可以每年在錫的貿易中抽取六個月的盈利，但他總是盡可能地拿取全年的收益。他還常常從土著王公和商人那裏接受各種各樣的“禮物”。

　　既然總督如此貪婪，其他各級官吏當然也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主將虛報采購軍備的費用，領取空缺士兵的薪餉，甚至克扣士兵薪餉而中飽私囊；法官通過加速審理案件或判決交納“罰金”而獲得額外利益；管理市場和海關的小官吏同私商勾結可獲大利。葡萄牙政府雖長期實行壟斷貿易政策，實際上其私商貿易非常活躍。有人認為葡萄牙的私商在擴大葡萄牙影響的作用上超過了官商，葡萄牙官商在東南亞的商業運輸與貿易額同私商相比可能微不足道。特別是在香料群島，葡萄牙私商的船隻絡繹不絕，根本不懼怕政府的任何法律。私商是腐敗的溫床，因為他們的活動需要政府官員的掩護。1541年至1548年，許多分成小股的葡萄牙冒險家在緬甸的馬達班和暹羅一帶活動，時任馬六甲總督的辛莫·德·梅路抱怨說，那裏有200個葡萄牙人在往來經商，“絲毫不畏懼上帝和陛下”。總督也承認走私貿易腐蝕和削弱了駐軍。

　　16世紀中，由於官方壟斷貿易無法堅持，政府不得不準許私人貿易，條件是要私商納稅。這更給了殖民官員一個搜刮的好機會。馬六甲的官員對政府的商業本來漫不經心，這時就自己也做起了私商，大家都熱衷於走私活動。各級官員利用國王的錢做自己的投機生意，牟取暴利但總是偷稅漏稅。16世紀下半葉，柔佛蘇丹的武裝船隊一度控製馬六甲一帶的港口，封鎖了馬六甲。馬六甲的一些殖民官員竟然喬裝成商人進入蘇丹控製的柔佛，把在柔佛買到的貨物通過亞洲商人帶回馬六甲，這是因為那時柔佛的稅收比葡萄牙人控製的馬六甲要低得多。

　　馬六甲殖民當局的腐敗不是特例，而是一般現象。

　　殖民官員的發財手法層出不窮。西班牙的海關官員和在美洲、菲律賓的殖民官員也是這樣。這既是帝國衰落的反映，又是帝國衰落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