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 葡萄牙帝國的興衰

二、整個社會的共同追求

　　15世紀以來伊比利亞國家的航海有一個基本的特點，那就是航海是舉國一致的追求，絕不是少數幾個人的活動。也就是說，從表麵上看，鄭和的船隊有那麽多的人參加，但真正關注航海的中國人並不多，這隻是皇帝或他的幾個大臣的一時需要而已。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看起來船很小，人也很少，但他們的航海卻是朝野上下都在關注、都在追求的事業。

　　（一）各階層都介入擴張

　　15、16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建立帝國的過程中，這兩個國家裏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都加入了擴張的行列。

　　1.國王喜歡擴張

　　一般說來，國王們是非常喜歡擴張的，因為這會擴大他們的領土，給他們帶來更多的財富；國王喜歡擴張，還因為這是他解決國內衝突的一種好辦法。也就是說，擴張是使禍水外流的最好辦法，使社會的不滿找到一條發泄的通道，可以穩定自己的統治。另外，通過擴張而與海外發展通商，是西歐中世紀國王的共同追求，因為這能為他們帶來財富。所以，國王們對遠方的國家總是充滿好奇心。16世紀初，葡萄牙國王想建立一條從海上通往中國的道路，即建立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他給一個到東方去的官員的訓令中有這樣一段話：“要問明中國人，他們來自何方？旅途有多遠？到馬六甲需多久？或問明他們隔多久到哪裏經商一次，都有何種商品，每年來船的數目，船的樣式，幾年來船樣式是否改變，在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設有商行或公司？中國商人是否有錢？其性格剛柔如何？有否武器或者大炮，服裝款式，個頭高矮如何等等。”我們前麵講到過教皇子午線的劃定和《薩拉哥薩條約》的簽署，從中都可看到國王們對擴大自己領土和勢力範圍的熱心。

　　不僅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國王這樣熱心擴張土地，西歐其他國家的國王也是這樣。1496年3月，當時的英國國王亨利七世招募熱那亞航海家卡波特（約1450-1498）及其兒子去海外探險，結果次年他們來到了北美的紐芬蘭和拉布拉多。

　　亨利七世授予他們的權力是：占領在東方、西方和北方可能發現的土地，並以國王臣民的身份，通過英國的布斯托爾港口與其做生意。1501年3月，英國國王又授權三個葡萄牙人和三個布裏斯托爾商人：“去勘查在東方、西方、南方、北極圈內及北方的海上那些迄今基督徒尚不知道的地方，占領、統治它們，並與之通商。”16世紀初，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表示不承認教皇子午線，其理由是聖經裏麵沒有講過西班牙和葡萄牙可以瓜分世界。16世紀中，英國一個大臣還警告西班牙大使說，教皇沒有權力分割世界，沒有權力把各個王國交與任何他喜歡的人。

　　2.貴族要求擴張

　　貴族也是非常喜歡擴張的，因為這會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土地，同時也給他們帶來更多的搶劫、掠奪的機會。

　　西歐中世紀大多數地區都實行長子繼承製，貴族的家產隻由長子繼承，其他兒子一到成年，就必須自謀出路。這些貴族家庭出身的孩子大都沒有勞動的習慣，做一名軍人是他們的普遍選擇。通過從軍而獲得一筆財富是他們的最大夢想，而要通過當兵發財，他們就必須有一個在戰爭中搶劫掠奪的機會。當光複戰爭基本結束後，到國外去打仗、掠奪遂成為他們的狂熱追求。當然，掠奪有一定的危險性，也不一定都能發財；但即使沒搶到什麽東西，獲得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卻不會太難，比在國內弄到土地要容易得多。

　　對海外土地的追求最初表現在葡萄牙，因為葡萄牙的光複戰爭結束得比較早。1415年葡萄牙軍隊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占領了北非的休達，這不是純粹的政府行為，而是背後有貴族的推動，貴族希望借此得到海外的土地。比如，1418年，葡萄牙王子亨利的海外探險剛剛開始，王子屬下的兩個貴族就向他要求一個“提高他們的地位的機會”。什麽是“提高地位的機會”？那就是征服、占領海外土地。亨利王子滿足他們要求的方法是：

　　吩咐他們準備船隻去反對摩爾人，尋找幾內亞的土地。

　　他們頂著逆風往南行駛，結果發現了離葡萄牙南端不遠的聖港島。他們在這個島上作了一番考察，然後回來向亨利作了匯報。在亨利的鼓勵下，他們夥同亨利屬下的另一個貴族帶著各種家畜來到島上。由於所帶的兔子繁殖太快，把種上的莊稼都吃掉了，1420年他們才不得不轉移到馬德拉島殖民。在馬德拉島上，移民們搭起窩棚，開墾荒地，在本來是荊棘叢生的荒島上種植小麥、甘蔗和葡萄。

　　海外殖民當然也不是一帆風順。他們在馬德拉群島上的豐沙爾島墾荒，用火燒毀灌木叢和森林，結果無法控製大火。據說，大火燃燒了7年，島上大部分地方變得光禿禿的，隻覆蓋著一層灰燼。不過在這些灰燼上種植從克裏特島運來的葡萄，卻長得非常好，可以釀成上等葡萄酒，這種葡萄酒今天依然以馬德拉的金色烈性葡萄酒聞名。亨利還下令在馬德拉種植從西西裏引進的甘蔗。甘蔗在那時是昂貴的奢侈品，結果這裏的蔗糖一度遠近聞名。移民的小屋很快發展成村鎮，豐沙爾和馬什科兩個島於1451年正式建立了地方行政機構。

　　1455年它們開始向北非的葡萄牙據點出口產品。到1481年時，島上的發展已有相當規模。這一年葡萄牙召開的議會上有人講到，過去的一年，有20艘外國船隻載著食糧離開馬德拉島。到1500年，島上的居民已經有了大約20000人。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擴張過程中，打頭陣的大部分是貴族，特別是小貴族。絕大多數探險隊的隊長、船長都是貴族。1434年繞過博哈多爾角的吉爾·埃亞內斯是個小貴族，1487年繞過好望角的迪亞士、首次到達印度的達·伽馬、發現巴西然後到達印度的卡布拉爾等都是貴族。西班牙方麵，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後，隨後的探險和征服基本上都是貴族在唱主角。征服墨西哥的科爾特斯、進行首次環球航行的麥哲倫也都是貴族，征服秘魯的皮薩羅是貴族的私生子。就哥倫布來說，他也不是一些書中所講的是一個水手，他隻是年輕時才是一個普通水手，他在裏斯本定居後，不久就成了一個比較成功的商人。他娶了已故的葡萄牙聖港島總督（貴族）的女兒為妻，他妻子尚健在的母親出身於葡萄牙古老的阿爾加維家族，由此他與葡萄牙的上層社會建立了聯係。所以當他往西航行去尋找印度時，已經不是一個普通的人物。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海外征服和殖民過程中，小貴族扮演了特殊的角色。16世紀初，當新任命的巴拿馬地區的總督準備赴任時，要率領一支22隻船的艦隊，結果大約有10000個“沒有工作的”貴族願意不領取任何報酬與他一起出海，但最終被他挑選出來的隻是1500人，這些人可說是這10000個貴族中的精英。對國王來說，盡可能地把這些無所事事的貴族輸往海外是最好不過的事情。

　　國王為貴族找到“發財致富”的道路，而貴族為國王帶來榮譽和土地。1513年，巴爾波亞越過巴拿馬地峽，發現了太平洋。當海潮來臨時，他站在海水中，高高地舉起卡斯提的國旗莊嚴宣布：“我已經為卡斯提國王占領了南部的這些海洋、陸地、海岸、港灣和島嶼，占領了這裏的一切。如果某個國王或領袖，某個基督教徒或撒拉遜人對這些陸地和海洋提出主權要求，那麽我將以現在和過去的卡斯提國王的名義以武力相爭，並與其進行戰鬥。卡斯提國王對印度的這些地區擁有主權和統治權。對從北極到南極的海島、南大陸、北大陸和它們的海洋，以及赤道的兩側，不論是巨蟹座和摩羯座的內外地域……現今和今後永遠擁有主權，直到世界還存在，直到對一切瀕於死亡的世代進行可怕的審判為止。”

　　3.商人支持擴張

　　商人也大力支持擴張。商人天生要求擴大市場，擴大貿易量。在15、16世紀伊比利亞國家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商人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前麵講過，哥倫布在首航美洲前，已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他的三條船中，至少有兩條船的船長是船主，即商人。這兩個船主是一對兄弟，習慣上稱為平鬆兄弟。這裏需要交待一下的是，這次航行中貴族不多，有其特殊原因。主要是這時西班牙剛剛統一，國王正在處理戰爭結束後的大量事務，主要心思還未放在海外擴張上，隻是因為哥倫布的反複請求，國王夫婦才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勉強給他提供了一定的物資，凡事讓哥倫布自己去處理。國王沒有給哥倫布提供太多的資金，特別是，國王夫婦認為帕洛斯城在統一戰爭中有罪過，他們就罰這座城市為哥倫布提供船隻。這座城市不敢違抗國王夫婦的命令，但又不甘心拿出那麽多的錢來讓哥倫布去冒險，故隻提供了兩條“破船”。好在這裏的著名船主平鬆家族很支持哥倫布的探險，哥倫布才馬馬虎虎湊起了探險所需的物資。簡言之，哥倫布第一次遠航時，西班牙剛剛統一，貴族尚未完全從光複戰爭的興奮點上轉移過來，所以商人在這次探險中起了主導作用。

　　商人的作用當然不限於這一次發現，他們與擴張的關係是異常密切的。當貴族參與海外擴張時，他們緊跟在貴族後麵；當貴族因某種原因而專注於國內紛爭時，他們就獨立承擔起向外擴張的責任。1469年，葡萄牙政府無暇顧及非洲西海岸的探險，這時國王就把探險的權力承包給裏斯本一個叫戈麥斯的大商人。國王與戈麥斯簽訂了這樣的協定：戈麥斯在五年內壟斷幾內亞海岸的貿易，條件是每年付給國王20萬馬拉維迪，並自己出資往南探索100葡萄牙海裏的海岸線。此外，戈麥斯還應把所探索的全部土地畫在地圖上，並在契約失效後把這些土地交給國王的商行。五年間，戈麥斯賺了大筆財富，同時又圓滿地完成了契約規定的任務，雙方皆大歡喜。

　　4.大家都關心擴張

　　普通百姓也關心擴張，他們實際上是大擴張的基本力量，因為普通水手和移民主要是由他們組成的。老百姓支持擴張，有一點是與貴族一樣的，就是希望獲得屬於自己的土地。哥倫布第三次到美洲時，趕上了他任命的海地首席法官羅爾丹的叛亂。羅爾丹的支持者在幾周內就增至幾千人，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西班牙來的普通移民，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擁有自己的土地。最後，哥倫布與他們達成妥協，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承認他們占有的大（馬拉維迪，西班牙古幣名，一馬拉維迪約等於14先令；一葡萄牙海裏，約等於6269米）量地產，這也是委托監護製開始形成的標誌。

　　實際上，對窮苦百姓來說，向外擴張的好處首先是能夠填飽肚子。不僅能填飽移民的肚子，而且有助於在國內的親友填飽肚子。從美洲引入舊大陸的糧食作物在歐洲（亞洲也一樣）起過巨大的作用，特別是在饑荒的年月。

　　不僅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支持擴張，西歐其他國家的人也關心擴張，特別是來自意大利的商人。意大利在整個中世紀都沒有統一過，15世紀以來它沒有產生強有力的王權，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領導探險和殖民運動，所以許多意大利人選擇了為西班牙或葡萄牙服務的方式介入擴張。哥倫布的許多同胞很早就在為葡萄牙政府服務。比如，熱那亞人馬努埃爾·雷薩諾及其繼承人從14世紀開始，一起主管著葡萄牙國王的船隊。

　　有的意大利人直接參與或獨立地代表葡萄牙進行了探險。加那利是熱那亞人蘭沙羅托·馬洛凱利奧受葡萄牙政府派遣而發現的。威尼斯商人卡達莫斯托和熱那亞人烏佐迪馬萊在葡萄牙開辦了對非貿易的股份公司，1455年時，他們得到亨利王子的批準，前往非洲西海岸進行探險。他們曾到達岡比亞河口，帶回一大批奴隸。次年，他們重新出發，在布朗角以外的海區遇到了風暴，他們的船被推到西北方向遙遠的海區，結果發現了佛得角群島。他記載說：在這裏的一個島上，“鳥自己會落到人的手上”。顯然，這兒的鳥尚未見過人類。幾年後，另一個叫安東尼奧·戴諾利的熱那亞人再次考察了佛得角群島。

　　為什麽大家都關心擴張？

　　這是一個看起來很難回答但其實是並不太複雜的問題，我們可以用人們經常使用的蛋糕的比喻來說明。假設一批人擁有一塊蛋糕，如果其中某一個或某幾個成員擁有盡可能多地占有這塊蛋糕的權力，這時，即使其他的人可能處於嚴重饑餓之中，也很難形成大家共同設法再去弄一塊蛋糕的努力。分不到蛋糕或分到一點點蛋糕的人往往是社會中的弱者，光靠他們自己一般沒有能力再去弄一塊蛋糕。15世紀以來，中國有不少人跑到南洋謀生，但由於統治者不支持或者極力反對，他們對南洋的開發根本不可能形成統一的力量。但如果每個人獲得蛋糕的權力是受到約束的，他們之間任何人都不享有絕對的權力，那麽在大家都感到不滿足的情況下，他們就很可能形成合力，設法獲取另一塊蛋糕以便大家都得到滿足，伊比利亞半島的擴張就屬於這種情況。

　　歐洲中世紀的階級關係有一個與中國封建社會不太一樣的特點，那就是各階級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都比較固定，統治階級不能隨便加重下屬的負擔，也不能隨便加強對普通百姓的壓榨。如果這樣的話，他們會受到強有力的抵製和反抗，這種抵製和反抗是合乎封建法律的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內部的利益和權利相對平衡，任何階級或階層要獲得額外的好處，很難靠壓榨另外的階級來獲得，隻能通過向外擴張來解決。葡萄牙在光複運動過程中，由於經常打仗，經濟入不敷出，資源短缺，社會關係緊張。為占領新的領土，1336年前政府就曾組織過對加那利群島的遠征。15世紀的對外擴張也是出於這種情況。所以葡萄牙史家薩拉依瓦說道：“擴張運動是由於國內找不到有理想報酬的機會而引起的一場向國外遷移的運動”。他還這樣說道：

　　15世紀初，國內條件為擴張創造了大好時機，雖然葡萄牙社會充滿著矛盾，但是擴張符合各個社會階級的利益。對於人民來說，擴張主要是一種移民形式，對他們來說擴張和移民意義相同：追求較好的生活條件和擺脫壓迫製度。這種壓迫是十分沉重的，老百姓總想逃脫這種壓迫，尋找新的土地……對於教士和貴族來說，擴張意味著傳播基督教和占領土地；傳播基督教和占領土地是為上帝和國王效勞的形式，是贏得相應的報酬如俸祿、封地、官職的形式，而這些機遇在葡萄牙這個狹小的宗主國裏是越來越難得的。對於商人來說，擴張意味著生意前景興隆，意味著他們可以在產地購買原料和高價轉賣。

　　對於國王來說，擴張是提高威望的機會，使貴族們有事可幹，更重要的是可以開辟新的財源，特別是在國王收入大幅度下降的時刻。

　　總之，擴張是解決國家內在矛盾的一種好辦法。不擴張，大家都不舒服，都不寬裕；如果擴張，大家都能得到好處，都能得到某種滿足。隻有這樣看問題，才能理解為什麽擴張成了葡萄牙全國的一項大事，每個人都想從擴張中得到好處。這也說明了為什麽葡萄牙的海外擴張政策對葡萄牙生活的各個方麵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在葡萄牙，其他許多計劃都不過是曇花一現，持續時間不超過一代人，惟獨擴張成了一種持久的活動，從15世紀以來的500年間一直是國家的主要追求。

　　（二）教會的大力支持

　　1.天主教一貫支持向外擴張

　　我們還得專門談談教會對擴張的支持。教會的支持對伊比利亞人的擴張，或者說對整個近代西歐的擴張，都具有某種決定性的作用，這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有些難以理解，因為中國的封建社會與西歐封建社會的政治體製相差非常大。西歐中世紀的政治體製是所謂的“政教對立”，這裏的“政”指政府，皇帝或國王及其各級統治機構，這裏的“教”指教會，指羅馬教皇及各國的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長等組成的天主教組織。從統治分工的角度看，世俗政府隻負責一般的國家管理，而教會則負責意識形態和道德方麵的管理，凡屬思想上的事情由教皇或神學家說了算，皇帝或國王必須服從。教會是一支相對獨立的力量，在很長時間裏，它有獨立於世俗法律的教會法，有自己獨立的司法係統，教士犯法不受世俗政府審判。

　　教會自己擁有大量地產，並常常得到老人們的捐助，它往往比國王還富有，所以經濟上也不依靠世俗政府。在那個時代，向外擴張，既是一種軍事和經濟政治的行為，也是一種宗教和思想行為；任何行為都必須先獲得宗教界的讚許或至少是默認，否則會被視為不合法。所以，如果教會反對擴張，那西歐的擴張就無法發動，如果教會支持擴張，那麽這種擴張就會是一種可怕的力量。

　　我們在前麵已經講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因擴張引發的衝突中，教皇起了協調的重要作用。在征服殖民地的人心方麵，天主教無論在美洲還是在菲律賓都起了關鍵性的影響。實際上，西歐大擴張中的每一個重大步驟，特別是擴張發動時期的每一個重要行動，都與教會的批準和支持分不開。

　　擴張是天主教的基本屬性，從誕生以來它幾乎一直都在擴張。就從伊比利亞半島來看，整個光複運動就是西歐中世紀十字軍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人寫的世界史中，講到歐洲中世紀的十字軍時，一般隻講往東的十字軍，這就是從1096年開始的十字軍東征，其目的地主要是地中海東部的耶路撒冷，打擊對象是這時控製了耶路撒冷的穆斯林。此後教皇還多次發動十字軍東征，到1291年十字軍喪失了在東方的最後一個據點阿克，東征的十字軍以失敗而告終。但從基督教會的眼光看，西歐中世紀的十字軍一直以來有兩個方向，另一個方向是往南的十字軍，這就是伊比利亞半島的光複運動。

　　以前我們更多的是把它看成一場民族解放戰爭，所以就不再強調它與十字軍的聯係。實際上，這也是十字軍運動的一部分。說明這一點對我們這裏想說明的觀點很重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獨立戰爭就是中世紀天主教會大力支持的一項重要事業。

　　西方基督教或天主教熱衷於擴張，與它的基本教義有關係。它主張：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應該有基督教。在中世紀裏，它一直強調聖戰，顯示了十足的進取心和侵略性。但13世紀後期以來，基督教在東方的力量不斷萎縮，此後，隨著奧斯曼帝國的興起，特別是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並把這座城市改名為伊斯坦布爾後，地中海東部就成了伊斯蘭教的天下。鑒於這種局麵，教皇在強調反擊奧斯曼帝國的西侵時，日益把眼光轉向伊比利亞半島和北非、西非，這些地方是基督教可能的新的擴張方向。

　　2.葡萄牙在西非的擴張

　　需要教會的批準和支持1415年葡萄牙侵占北非休達，這不是隨心所欲的行為，而是精心策劃的結果，其中包含著教會的擴張野心。

　　向北非進軍前葡萄牙王後的懺悔神父奧裏亞克被任命為摩洛哥主教，另一個叫梅內澤斯的教士被任命為迦太基主教。一些史書早已指出，征服休達是在征服伊斯蘭的旗幟下進行的。

　　亨利王子在西非海岸的探險很快引起了教皇的注意。1418-1420年間，教皇馬丁五世任命亨利王子為葡萄牙基督教騎士團團長，該騎士團是葡萄牙最富有的基督教團體，教皇把這個團體交給他，是因為教皇認為非洲探險是伊比利亞半島光複運動的繼續，也即往南的十字軍的繼續。亨利掌握了這個團體，意味著從此他可以使用這個團體的財產從事探險，也就是說他基本上解決了初期探險的資金問題，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費用。

　　西歐中世紀晚期開始的海外擴張，與曆史上一些帝國的擴張不一樣，它是在某種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擴張。

　　當出現新的理論問題時，照例由教會作出解釋。14世紀40年代初，歐洲人在加那利群島碰到了當地的土人，有人把這裏的土人帶進了歐洲大陸，他們與當時歐洲人所知道的人種都不一樣，聖經裏也從未提到過，這就引起了如何對待這種人的爭論。當時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是法學家、律師和征服者的意見，他們認為這些土人失去了主權，屬於低劣的種族，是歐洲人奴役和戰爭的合適對象。另一種是人文主義者的意見，他們認為這些原始人很有吸引力，是人類黃金時代的象征。比如，薄伽丘就把這些原始人的赤裸看成是人類的天真無邪，不是不開化。他還讚美他們對金銀不感興趣，對武器毫無所知，遵從自然法過日子。彼特拉克也認為這些原始人對文明人擁有道德上的優勢。

　　這兩種意見，一種是從當時伊比利亞半島或西歐已出現的經濟、政治、社會的需要出發的；後一種是從人文主義關於人類、人性的一般見解出發的（這兩種出發點所產生的思想衝突從資本主義誕生以來就存在，一直到現在）。這就需要有一個權威作出最終裁決。當時西歐不存在統一的政治權威，所以這個工作隻能由教皇來做，他本來就是思想問題的最終裁判。1344年，教皇克力門六世依據教會法關於正義戰爭、非正義戰爭及關於異教的權利等規定，對此作出裁決：反對異教的原始人的戰爭是合法的。他稱加那利人是“基督教信仰的敵人”。他還宣布，教皇是基督教在世上的代表，有權處理大西洋上新發現的島嶼，也有權通過戰爭使當地居民皈依基督教。

　　這意味著教會將把用來對付穆斯林的手段再用來對付這些原始居民，用強製手段使他們皈依基督教。這一裁決對未來的事件有重大影響。因為當時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大西洋上的擴張都有待教皇的批準，或者需要通過教皇的訓令使其合法化。從此，這兩個國家的海外活動得到了宗教輿論的支持，它們可以放開手腳從事征服戰爭。簡言之，這一裁決對未來歐洲人對非西方國家的征服提供了理論依據。

　　即使是哥倫布發現美洲，也是一種首先獲取教會支持的行為。沒有教會的讚許，哥倫布就無法往西航行。

　　西班牙的宗教界曾對哥倫布的西航計劃抱有成見，這是政府未能及時批準他西航的一個基本原因，但西班牙的紅衣主教、王國的頭號大臣德門多斯與哥倫布談話後宣稱：哥倫布的意圖與聖經並不矛盾。德門多斯在西班牙有第三國王之稱，是宗教界的代表，他說沒有問題，對哥倫布的各種成見都被一掃而光。其實，哥倫布的大多數保護人是教權派分子，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裏，也可看到哥倫布不單單是一個航海家，同時也是一個深諳世事的人。

　　三、西方人對東方產品的需求

　　以上講的隻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紀以來向外擴張的重要原因，但絕不是惟一的原因。伊比利亞半島上這兩個國家的擴張甚至不能光靠他們本身的情況來說明，而是必須考慮到當時整個東西方的經濟關係與東西方的貿易情況。

　　1.西方人需要東方的商品

　　當時的東西方經濟關係可能頗令今天的中國人感到自豪，因為那時西方人十分需要東方的商品而東方人基本上不需要西方的商品。英國著名的曆史學家巴勒克拉夫曾這樣說道：“西歐於1500年仍站在文明世界的邊沿，比起這個時期最強盛、最先進的中國的明帝國和勃然興衰起的中東奧斯曼帝國和薩菲帝國，西歐黯然失色。”這種西方依賴於東方的經濟關係長期存在，一直持續到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美國著名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也說：“這種情況，實質上是19世紀以前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經濟關係的特點；它反映的不是中國人的偏見，而寧可說是那些世紀大部分時間裏中國人在財富和技術上的優勢。”中國人什麽都有，什麽都不缺乏，所以無需覬覦別人的東西，也不需要向外擴張。這是法國年鑒學派的大師布羅代爾的見解。

　　自十字軍運動以來，即自12世紀以後，東方的物質優勢，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像傳說中的天堂，恰恰像20世紀下半葉我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對西方的想象一樣。

　　巴勒克拉夫還講到，一直到伏爾泰的時代，即到了18世紀，“土耳其和中國仍是文明生活的榜樣，歐洲人隻能投以羨慕和尊敬的目光”。18世紀裏，西歐不少地方的工場都在花大力氣仿造中國產品。但公眾還是能夠識別什麽是西歐人仿造的，什麽是真正的中國產品，所以那些加上中國商標的歐洲產品銷路並不好。

　　英國產業革命的主導產業部門棉紡織業也源於東方，16世紀末才傳到英國。但英國人更喜歡的還是東方來的棉布。寫下《魯濱遜漂流記》的英國著名作家迪福講到，到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英國王後本人也喜歡穿著中國絲綢和日本花布出來見客。英國上層人物的房間裏，書齋、臥室都充滿這些紡織物：窗簾、墊子及臥鋪等都是白洋布和印花布。這裏講的是直到產業革命前西方人對東方紡織品的需求。實際上，中世紀和近代早期，西方人對東方產品中最需要的可能還是香料。

　　在那時西方人的眼中，香料包括各種東方來的物產：

　　甘鬆香、檀香、龍涎香、樟腦、苦艾、錫蘭肉桂、肉豆蔻、丁香、薑和辣椒之類的調味品，其中辣椒居首要地位。上述各種香料中，最需要的還是調味品。這是因為中世紀西歐肉食占很大的比重，但當時沒有冷藏設備，肉類儲存主要靠鹽醃製。由於技術、天氣或存放時間過久等原因，醃製的肉類往往出現異味或長蟲子，所以非常需要用香料來去除異味，使食物變得比較可口。從東方運來的香料要經曆漫長的運輸，而且運輸道路也不是很通暢，不是一站式到達，而是需要經過多次轉手才運到西歐，價格變得非常昂貴，往往隻有上層階級才用得起。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隨著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買得起香料的人增加了，所以西方人對香料的需求量增長，這成為促使他們開辟新航路的重要動因。

　　2.東方成為西方人想象中的天堂

　　這種西方人需要東方產品而東方人不需要西方產品的現象，產生了重要的曆史後果。至少有以下兩點：

　　（1）西方人輸入的多，輸出的少，為此他們就需要用硬通貨即黃金、白銀來購買東方的商品。這導致西方的黃金、白銀大量流往東方，使得在西方本土流通的貴金屬貨幣極其缺乏。不僅中世紀晚期西方的貴金屬不斷流往東方，就是西班牙人來自美洲的那麽多的金銀，其中相當大一部分也是流往東方。我們前麵講到菲律賓與墨西哥間的大帆船貿易，實際上就是用美洲的金銀換取中國的絲綢、瓷器等產品。當然，最主要的是經過地中海或經過好望角的貿易。

　　由於西歐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長期處於貴金屬嚴重短缺狀態，許多歐洲人長期不擇手段地尋找黃金。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前，西方人已經開始從非洲獲取黃金。

　　也就是說，在地理大發現前，西歐的商業勢力已經向北非滲透，北非是他們惟一能夠維持貿易入超的地區。這些西歐商人，主要來自意大利和伊比利亞半島。他們控製了北非許多城市的貿易，從中得到不少黃金。15世紀時，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向北非的出口每年大概能獲40萬-50萬第納爾（伊斯蘭教國家古代金幣名）。意大利商人通過與北非各國的貿易獲得了不少黃金。但所有這些黃金遠不能滿足西方人對黃金的需求。另外，金銀源源不斷地流向東方，進一步導致西方人把東方看成到處充斥著黃金的地方。

　　（2）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東方成了天堂般的迷人的樂土，成了許多西方人追求黃金和發財的目的地。最有名的就是馬可·波羅寫下的聞名遐邇的遊記。13世紀末和14世紀初，還有一些修道士來過中國，回到歐洲後都寫了遊記。所有這些遊記，特別是馬可·波羅寫的，在西方人腦海中激起了豐富的想象，成為後來那些大航海家希望來到印度和中國的直接動因。葡萄牙的亨利王子曾在15世紀30年代讀到了他二哥佩德羅從意大利帶回的馬可·波羅的遊記，有人認為隻是在看到這本書後，他才把到達中國或印度作為他領導的探險的目標。

　　（3.哥倫布心目中的東方

　　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不是對東方有那麽好的想象，哥倫布或達·伽馬可能都不會有那麽大的到東方來的熱情。在西班牙塞維利亞的哥倫布圖書館，至今仍保存著一本哥倫布看過的《馬可·波羅遊記》，書上有許多哥倫布的親筆批注，共264處，計475行。在涉及西藏、雲南的那一頁上批注最多，有5處計17行字，標記著當地出產的香料、草藥等物品。在講到杭州的那一頁上，他寫下了“那裏約有12000座石頭做的橋”的文字。從這些批注中可以看出，他最關心的是各地的地理位置及所產的香料、藥材和珠寶。他也非常注意遊記中講到的日本等地的情況。

　　影響哥倫布向往東方的另一份重要材料是佛羅倫薩一個有名望的醫生托斯卡內利（1397-1482）給他的一封信。托斯卡內利也以天文、地理知識而聞名歐洲。哥倫布曾向他討教關於東方的地理和物產等方麵的知識，1474年他給哥倫布寄了一封信。該信不僅肯定了地球是圓的，無論向東走還是向西走都可到達印度，他還對中國和日本作了如下描述：

　　……特別是有一個巨大的海港叫刺桐，那裏每年要裝卸上百條滿載胡椒的大船和許許多多裝滿其他香料的船隻。這個國家人口眾多，省區、邦國和城鎮不計其數，都在一個叫大汗的王子的統治下。用我們的話說，大汗就是王中之王，他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契丹省。他的祖先曾想和基督徒交好，大約200年前，他們曾派遣使節謁見教皇，請求派遣眾多學者和導師，宣讀我們的信仰，但使節在途中受阻未到羅馬就返回了。教皇尤金四世時，又有使臣來謁，向教皇陳述對基督教的友好情誼。我和這位使臣曾長談闊論，涉及諸如他們皇宮的宏偉，河流驚人的寬闊流長，城鎮多到隻在一條河兩岸就有200多個城鎮。大理石造的寬敞長橋上點綴著無數的石製欄柱。這個國家是迄今所知的最富饒的國家。它不僅生產著許多財富和貴重物品，還有大量的金銀財富和各種香料，目前還未傳到我們國家來。而且確有許多學者、哲學家及天文學家，以及眾多的能工巧匠管理著國家和指揮戰爭。

　　此島富庶異常，黃金、珠寶和玉石比比皆是；廟宇和皇宮都鋪著金板，但由於道路還不為人所知，這些東西現在還隱藏在那裏，但前往那裏則是很安全的。

　　東方的天堂如此美好，誰能抵製得住她的誘惑？難怪西方有那麽多的探險家曆盡千辛萬苦要跑到東方來，就是其中大多數人都死在路上也在所不惜。哥倫布多次到達美洲，主要精力都放在尋找中國或印度上，他始終認為自己到達了中國，隻不過自己沒能找到那最富有的地方。

　　西方人對東方產品的需求及對東方的向往，實際上從十字軍以來就開始了。1095年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許多西方貴族和普通百姓湧往東地中海地區，當時的拜占庭帝國（即東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相對來說都極其富庶，特別是從東方印度和中國等地來的奢侈品充斥著市場，令那些剛剛從野蠻時代走出來的西歐人感到眼花繚亂，對所看到的東西讚不絕口。一些意大利的商人和傳教士紛紛來到東方，馬可·波羅也是趁著這股潮流來到中國的，他回國後發表的遊記又幾乎成為後來西方人對東方產生向往之情的聖經。

　　四、西方特有的文化背景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擴張與帝國的建立與西方特有的文化曆史背景也是分不開的。比如，如果沒有西方文化傳統中關於大地是圓形的觀點，哥倫布就不可能萌發向西航行到達東方的念頭。所以，不了解西方特有的文化背景，就難以理解伊比利亞半島的擴張，也難以理解近代西歐的擴張。

　　（一）競爭性的國際環境

　　1.富於競爭性的城際關係

　　西歐中世紀裏，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各國或各地區之間經濟上存在激烈的“競爭”。這當然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競爭，因為那時的競爭常常伴隨著暴力，但在某些方麵已經與今天的競爭沒有太大區別。

　　最典型的可能是各地城市之間的競爭。競爭的對象，主要是市場、原料及對商路的控製。在王權缺乏的德國和意大利，各城市在勾心鬥角、互相攻訐的同時，又常常結成集團，以便維護自己的共同利益。這種關係培養了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競爭和冒險精神，使西歐中世紀的社會充滿了活力。

　　中世紀中後期，由於北非各城市與撒哈拉以南的產金地有較緊密的聯係，及這些城市手工業比較薄弱，加強與北非這些城市的聯係成為歐洲南部各城市對外關係的一個重要出發點。12-15世紀間，阿拉貢、馬略卡、馬賽、熱那亞、比薩、佛羅倫薩、威尼斯等地僅與突尼斯一地就先後簽訂了33個協定，內容涉及處理買賣糾紛、交換使節、確定商業關係等方麵。中世紀西歐不存在統一的權力，各城市、地區的商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隨時調整自己的活動方向，暫時失利的商人團體往往通過抓住有發展前途的事業，從而實現新的突破。這方麵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就是意大利商業資本和人才的西移，我們知道，這是伊比利亞半島擴張的重要前提。因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險若沒有這些資本和人才，是很難想象的。後來，德國、英國、法國、荷蘭的許多人才和資本也加入了海外探險事業，其中有一些是加入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冒險。換言之，伊比利亞半島上這兩個國家的擴張，一定程度上是西歐各城市或各地區間競爭的一種後果，這種競爭造成整個西歐的向外擴張。

　　2.城市間的競爭與大西洋探險的展開

　　大西洋探險是如何展開的，或者說地理大發現是如何啟動的？我們的一些書通常這樣解釋西歐走向地理大發現的原因：中世紀後期，由於蒙古帝國的崩潰，通過中亞的商路，即大體相當於我們常說的絲綢之路變得阻塞不通；大體與此同時，奧斯曼帝國興起，控製了地中海東部的貿易。結果，西方人為了得到香料和東方的產品，設法開辟新的航路，於是有了地理大發現。

　　這是一種不太全麵的、可能產生誤導的解釋。原因有兩個：

　　（1）中世紀後期，通過中亞的商路受阻是事實，但這不一定意味著到達西方的貨物減少了，因為許多西去的貨物可以改走水道，即通過印度洋從波斯灣上岸或從紅海上岸，然後進入地中海。斯塔夫裏阿諾斯指出：14世紀中葉以後，“大部分商品”匯集到南部海路上來，通過海路運往西方。

　　西方學者的研究還表明，15世紀裏東方香料經中東運往西方的並不少。威尼斯從列萬特（又譯“黎凡特”，地中海東岸的舊稱）運往歐洲的胡椒每年有500-600噸，經熱那亞等地商人運往歐洲的香料也有250噸或400噸。15世紀最後幾年，威尼斯人的貿易量還在穩步增長。

　　（2）地中海上的貿易本來就不全部控製在西歐人手中，一般說來，意大利商人的勢力隻達到地中海東岸，再往東，則一向都為阿拉伯商人所控製。也就是說，紅海和波斯灣一直以來是阿拉伯人的天下。奧斯曼帝國的興起並未使這種經商格局發生太大的變化。奧斯曼帝國的宗教政策是相當開明的，並沒有阻攔東西方的商品貿易，它在控製東地中海以後，要說有什麽損害的話，隻不過是對過境貿易的商品建立了較為正規的稅收製度。

　　那麽，是什麽理由使西方人去開辟新的航路呢？是競爭。在中世紀，意大利一直是輸出資本的地方，它的商人基本上控製著東西方的貿易；另外，它的商業資本在伊比利亞也一直很有影響。但15世紀後半葉，意大利與東方的貿易日益被威尼斯人所壟斷，意大利其他城市，特別是熱那亞和佛羅倫薩，為了打破威尼斯的壟斷，日益把獎金投向伊比利亞半島，希望從那裏打開通往東方的新航路。

　　（3）熱那亞的例子

　　熱那亞是這方麵的典型。熱那亞人的活動中心本來在地中海，為了與威尼斯競爭，它把希俄斯島作為自己的基地，它還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小塊殖民地。出於商業資本的擴張本性，它也不忘向西發展。早在1277年，熱那亞人就開通了經直布羅陀海峽到達北海的航線（此前，地中海的船隻還不敢通過這個海峽）。不久後，他們中還有人駛入茫茫的大西洋，也許是想尋找新的陸地，但不知所終。1447年，熱那亞商人馬爾凡特深入北非內地，曾抵達圖瓦特，帶回了關於遠方的蘇丹地區及其黃金交換的情況。由於在地中海上的競爭中威尼斯占有優勢，所以15世紀初熱那亞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往地中海西部和南部。越來越多的熱那亞的人才和資金轉向北非、塞維利亞、裏斯本等地。裏斯本等地很早就有不少傑出的熱那亞人在活動，如雷薩諾及其繼承者從14世紀以來一直主管著葡萄牙國王的船隊，說明熱那亞人對這裏的影響之大。

　　1453年，奧斯曼帝國攻占君士坦丁堡，把它改名為伊斯坦布爾。東羅馬帝國從此滅亡，熱那亞人也失去了在這座城市裏的殖民地，這是他們與威尼斯等城市在地中海和黑海進行競爭的重要基地。這就更加促使它“舍東方而取西方，舍地中海而取大西洋”。我們可以從哥倫布在裏斯本很快發跡的經曆中看到熱那亞人在葡萄牙首都的影響。1476年，哥倫布還是一個普通的水手，他隨船隻第一次離開地中海進入大西洋，但在葡萄牙西南海麵上碰到法國海盜襲擊，在戰鬥中他所服務的船隻沉入大海，他與一些船員被當地漁民救起。隨後，他來到裏斯本定居。兩年後，他成了一個年輕的商人，頗受這裏的熱那亞商人的賞識。到1479年，他居然得以與葡萄牙貴族小姐費莉帕結婚。費莉帕的父親雖然已故，但他曾是葡萄牙聖港島的總督，她尚健在的母親是葡萄牙古老的阿爾加維家族出身。3年間，哥倫布在裏斯本從一個一文不名的落難水手成為一個躋身於葡萄牙上層社會的體麵人士，很大程度上與他在這裏的許多同胞的幫忙分不開，與熱那亞人在裏斯本和其他城市的巨大影響分不開。哥倫布的西航計劃最後得到西班牙國王和王後的同意，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於當時任“聖赫曼達德”（一支擁有基金的王家警衛隊）的司庫熱那亞人皮內洛的幫助。

　　可見，新航路的開辟，很大程度上是意大利的一些商人和伊比利亞半島的政治家、貴族、商人與威尼斯商人競爭的產物，也是這些人與控製地中海東部和地中海以東海陸交通要道的奧斯曼人、阿拉伯人競爭的產物。

　　（二）靈活的用人和投資體製

　　1.探險家：雇傭兵和工匠

　　人才和資金跨國界流動，幾乎沒有任何障礙，這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險和殖民過程中非常顯著的一個特點；他們在使用國內的人才和資金中也是不拘一格，靈活多樣。伊比利亞半島的政治家和百姓都不忌諱異國人來為他們服務，甚至給予很大的權力，委以重任。哥倫布是意大利熱那亞人，在葡萄牙成為一個偉大的航海家，但最終是為西班牙服務。麥哲倫是葡萄牙人，但他也是通過為西班牙服務來完成環球航行的偉業的。《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1卷頗有意思地講到，那時的探險家，就同雇傭兵、各種工匠一樣，可以為任何願意使用他們的人服務。比如，卡波特是為英國國王服務的威尼斯人（一說熱那亞人），1497年他在英國國王亨利七世支持下到達了加拿大紐芬蘭；熱那亞人哥倫布如果不為西班牙服務，也會甘心情願地為英國的或者法國的或者葡萄牙的國王效勞。還有不少我們不太熟悉的名字：佛羅倫薩人維雷紮諾攜帶法國國旗去美洲大陸；在一個稍後的時期，倫敦人亨利·赫德森被荷蘭東印度公司雇傭，於1608年從阿姆斯特丹起程去美洲北部探險；再稍後，英國赫德森灣公司的成立歸功於兩個法裔加拿大人--‘醋栗先生’梅達爾·舒阿爾和皮埃爾·埃斯普裏·拉迪鬆。

　　麥哲倫環球航行的人員來自十幾個國家和地區，他們是：葡萄牙人37個，意大利人30多個，法國人19個。

　　此外，還有佛蘭德人、德國人、西西裏人、英國人、馬來人、黑人、摩爾人、馬德拉人和亞速爾人、加那利土人。來自西班牙的人中有的是塞維利亞人，有的是比斯開灣人。

　　這樣一種探險隊的組成方式，在當時是司空見慣。早在1341年有一支探險隊向加那利遠征，由三條船組成，其中兩條是葡萄牙國王提供的，船員來自佛羅倫薩、熱那亞、卡斯提和西班牙的其他地區。兩個領隊，一個是熱那亞人，另一個是佛羅倫薩人，有人把這稱之為“歐洲國家派出的第一支官方探險隊”。

　　2.探險資金來源多種多樣

　　靈活地運用資金是擴張的基本保證之一。這種靈活性表現在兩個方麵：一個是靈活地運用民間資本；另一個是靈活地運用國際資本。前麵講到的裏斯本大商人戈麥斯一段時間裏承包了非洲西海岸的經商和探險，是葡萄牙政府靈活運用民間資本的例子（見第二章第一節）；下麵講到的亨利王子與威尼斯人卡達莫斯托簽約，讓他介入探險和經商，結果發現了佛得角群島，是靈活運用國際資金的一個著名例子。

　　亨利王子在他有生之年不斷派出探險隊，其資金來源真是五花八門：他的封地的收入；葡萄牙騎士團的收入；在非洲西海岸和大西洋島嶼上的殖民和貿易的收入，奴隸貿易等是這方麵收入的重要形式；來自各個階層的捐贈或入股，如亨利的曆史學家祖拉拉所說的，探險隊使用的大部分船隻都屬於其他貴族、教會人士、軍事團體、馬德拉的殖民領袖、個體船主及其他王子。在殖民收入中，還有一種封建性的收入。如1452年，航海家亨利與一個島嶼的封臣簽訂了一個契約，該封臣建立一個加工甘蔗的水力作坊，1/3的收入歸亨利。

　　哥倫布發現美洲的經費來源很值得我們沉思。關於這一費用，有不同的說法，我們這裏采用美國著名的哥倫布研究專家莫裏森的主張。他認為總花費（第一次去美洲的費用）是200萬馬拉維迪（當時西班牙的貨幣名，約合1942年時的14000美元）。這些錢中，140萬來自政府，哥倫布自己出資25萬，是他向朋友借來的，其餘的大概是王室司庫桑坦赫爾從他自己的賬上或從阿拉貢的國庫中預支的。王室出的140萬中，並不是真正來自國庫，而是向當時的熱那亞人皮內洛為司庫的聖赫曼達德（擁有基金的王家警衛隊）借的。此外，遠航者的工資是政府出的，共有25萬馬拉維迪。這些經費中不包括政府罰帕洛斯的居民出的兩條船。總之，哥倫布發現美洲的資金來源五花八門。在這一探險中，政府出資占絕對優勢，但錢實際上大部分不是真的來自政府。政府要占投資額的絕大部分，主要是因為這是有利可圖的事業，國王夫婦不願讓別人投資太多，但他們自己沒有那麽多的錢，隻是借私人的錢來賺錢。我國的鄭和下西洋後來難以為繼，一個重要原因是浩大的支出使政府不勝負擔，但當時的中國政府絕不可能向百姓（大商人）借錢。在中國的皇帝看來，向百姓借錢，那是非常失麵子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去考慮。這典型地表現了中西封建統治者的不同心態。

　　靈活運用國際資本的例子很多，那麽多的意大利人為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服務，而且不少人身居要職，足以說明這一點。

　　3.自負盈虧的殖民征服方式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帝國的過程中，很多重大的征服都是由國王授權，但由個人或自發組成的小團體投資的方式來完成的。科爾特斯征服墨西哥，船隻是古巴殖民政府提供的，但招募士兵的費用來自他抵押自己在古巴的種植園。征服秘魯的皮薩羅，首次出征時的費用來自一個叫“長劍與財主”的組織，該組織的成員中有富裕的天主教神甫，有巴拿馬總督和皮薩羅自己。

　　以上科爾特斯和皮薩羅的征服資金，本質上都是殖民掠奪所得，隻不過是殖民掠奪的再投資，但這些征服資金大部分不來自政府卻是事實。西班牙征服美洲大陸基本上靠的就是這種投資方式。

　　16世紀後期，西班牙的殖民勢力開始深入新墨西哥，那裏傳來了可能發現礦藏及其他有吸引力的東西的報告，許多人競相要求自費去那裏從事探險和征服。1595年原新加裏西亞長官的兒子唐·胡安·奧尼亞特向駐墨西哥城的副王唐·路易斯·德·貝拉斯科提出請求，說他父親在職期間花了自己的大筆財產用於征服綏靖這個王國，現在他要繼承父誌，用他自己的錢去征服新墨西哥。他提出了幾點條件，其中第一條就是：“每件必要的裝備和供應……都由我承擔，所使用的士兵的花費無需陛下支付任何薪俸。”這裏，他所要的僅僅是“征服權”，隻要國王批準他去征服就行了。

　　皇帝或國王本人也非常樂於用這種方式來實現征服，實際上這是一種“自負盈虧”式的征服方式。有些征服者因此而陷入債務之中，因為探險和征服的費用是相當大的。當然，收益也會非常可觀，所以總有那麽多的冒險家願意去做。對政府或國王來說，這當然是好事情。

　　1569年8月14日，西班牙皇帝菲利普二世給菲律賓總督黎牙實比寫信，命令他：“你被授權而且你必須以我們的名義但以你自己的花費對上述拉德羅內斯島嶼進行勘查和殖民。”在同一天，皇帝又寫了另一封信，他這樣安慰黎牙實比：“考慮到你在菲律賓付出的花費及你在拉德羅內斯島嶼上的活動將要承受的花費，我曾考慮永遠授予你和你的子孫後代拉德羅內斯行政長官稱號。”

　　（三）信用製度和分配殖民成果的製度的建立

　　1.相當發達的信用製度

　　靈活地運用民間資本和國際資本需要有一個前提：

　　那就是一定的信用製度的建立。中世紀晚期以來契約的使用在西歐十分流行，說明這些國家在信用體製的建立上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葡萄牙的戈麥斯得以承包在非洲西海岸的探險和經商是因為他與政府簽訂了合同。

　　1456年威尼斯商人卡達莫斯托去大西洋島嶼探險，也是依合同而辦事的。由於那裏是葡萄牙的勢力範圍，出航前，他與亨利王子簽訂了一個協定：如果他卡達莫斯托自己裝備船隻和貨物去探險，他回來後必須把收入的1/4交給亨利王子；如果亨利王子提供船隻而由卡達莫斯托自費準備船貨，則利潤由雙方平均分享；如果卡達莫斯托毫無收獲，則亨利王子承擔全部費用。亨利王子還向他保證，這種航行一定能獲得大筆利潤，而且一個威尼斯人若真的賺了錢，王子會非常高興，會給他特別的好處。在接著的探險中，卡達莫斯托發現了佛得角群島。

　　16世紀初，葡萄牙發現巴西後，暫時還沒有能力開發巴西，遂於1502年把開發巴西的權力暫時承包給以諾羅尼亞為首的一批商人。承包的條件大致與40多年前葡萄牙政府與戈麥斯的承包合同差不多：諾羅尼亞他們在三年內壟斷對巴西的貿易，第一年無需向國王交納費用，第二年交納利潤的1/6，第三年交納利潤的1/4；商人們同意每年派出6艘船去探測300裏格（約1200海裏）的海岸線，及建立一個設防的商站或代理商行。此後幾年在履行該合同的過程中，雙方都相當滿意。三年期滿後，國王不再出租這一特權，而改由國家來管理。

　　以上此類例子很多。我們這裏還要舉一個也許是最著名的例子，那就是1492年4月17日哥倫布與西班牙國王簽訂的條約。沒有這樣一個條約，哥倫布是不會指揮船隻出海探險的。這個條約的主要內容是：1）哥倫布有權擔任他所發現的島嶼和陸地的統帥或海軍上將，其後繼人永遠享有這個稱號；2）任命哥倫布為他行將發現的陸地或海島的副王或總督，對新發現的土地上的每個官職，他可以提出三個候選人，由國王任選其一加以任命。

　　哥倫布的後代永遠享有這一特權；3）在所發現的地區，通過生產、挖掘和交換得到的一切黃金、白銀、珍珠、寶石、香料和其他商品，哥倫布都可以征收和保留其中的1/10，並且一概免稅；4）任何涉及這些商品或產品的案件都由哥倫布或其代理人以統帥身份進行裁決；5）如果哥倫布同意，他有權投資一切遠航費用的1/8，並因此享有1/8的收益。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什麽？一種契約製度或者說一種信用製度已牢固地建立起來了。在一個國家的君臣間，或一個國家的統治者與另一個國家的居民間都有了充分的信任。這裏也體現了契約製的本質：這是一種合理地或者說是根據自由協商原則確定的分配風險事業的製度。

　　2.分配擴張收益的製度

　　要使各個階層都對海外擴張感興趣，還有一個基本前提是各個階層都能從海外擴張中獲得一份好處；如果擴張的好處隻歸其中某些人或某個階層占有，那另外的人或階層很快會退出擴張行動。確定任何冒險事業或投機事業的分配方法，在該事業有所收益時使每一個參與該事業的人都獲得相應的一份收入，這在探險殖民過程中發生了巨大作用。一種需要千百萬人從事的事業，隻靠精神鼓勵是永遠不可能成功的，使每一個參與其事的人都能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帶來的收益，才有真正持續不衰的擴張動力。在這種情況下，遭受難以想象的折磨，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都是心甘情願的。上麵講信用製度時，其實已講到了分配製度，信用就是雙方經過協商確定各自分享風險和獲利的行為。哥倫布從提出向西航行的計劃到真正實現航行，花了約10年時間，有許多原因造成了這一計劃的耽擱，但據他的兒子寫的傳記，他在與西班牙國王談判時要價太高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一個意大利人和西班牙國王夫婦可以就探險可能的收益，三番五次地爭論如何分配探險收益的問題，典型地表明當時的擴張事業中分享風險和收益的契約製已深入人心。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從事殖民征服的人中有不少是亡命之徒，但他們在分配掠奪物時一般都能堅持習慣上公認的分配方式，特別是他們一點也不敢欺騙遠在萬裏之外的國王，或至少是絕對不敢明目張膽地欺騙，這說明為習慣所認可的分配方式已相當穩固地建立起來了。當然，在具體實踐中這些亡命之徒會耍各種各樣的花招，但對已成為習慣的分配形式卻從不敢公然加以破壞。科爾特斯的一個下屬這樣記錄了他分配從阿茲特克人那裏勒索來的巨額黃金的過程。開始時，大部分軍官要求馬上分掉阿茲特克人送來的三堆黃金，但科爾特斯不同意。大家都非常關心這些黃金的去向，他們發現三堆黃金一天天在減少，甚至剩下的尚不足原來的1/3.由此這些征服者對科爾特斯及其最親近的人產生了懷疑，科爾特斯沒有辦法，隻好同意把三堆黃金都分掉。他抽出總數的1/5獻給國王，另外1/5歸他自己。然後，科爾特斯要求扣除他在古巴裝備探險隊所耗費的資金，同時歸還貝拉斯克斯（古巴總督）提供的但被損壞的船隻，扣除付給韋拉克魯斯70人駐軍的薪餉，同時還要補償損失的兩匹馬的費用等等。接著是在參與征服的人之間進行分配：首先是兩個神職人員，然後是軍官們，接著是上層士兵--騎兵、火槍手和弩手，他們得的是雙份；最後是普通士兵，按人頭計算，每人一份，實際上這一份已所得無幾。記下這一分配過程的士兵埋怨說：每人一份，“這一份是這樣少，以至許多人都不願意去領取，不領取的分子又落到科爾特斯的腰包裏了……當然，我們當時隻能沉默不言--向誰去告發這種欺詐行為，向誰去要求正義呢？”

　　科爾特斯的分配雖有欺詐的成分，但越是上層的拿得越多，體現了風險與承擔責任相等的原則，也是一種巨大的刺激，促使許多無名之輩去領導冒險。

　　也有因分贓不均而引發衝突的。皮薩羅征服印加王國時掠奪了大量黃金，他能很誠實地把其中的1/5送到西班牙交給國王，但他未能在同夥間平心靜氣地分配餘下的部分。主要原因是他的老夥伴阿爾馬格羅因為到達卡哈馬卡晚了幾個月，皮薩羅分給他的黃金少了一些，因而與皮薩羅發生了衝突。結果是征服印加王國的大部分頭目都在持續的衝突中喪生，包括阿爾馬格羅、皮薩羅的兩個兄弟及皮薩羅本人，都死於內訌。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過程中，類似的衝突可以說層出不窮，但這並不妨礙西班牙人最終征服美洲，因為歸根結底這種分配掠奪物的製度是有其巨大的刺激作用的。每個參與征服的人都將得到一份利益這一總的原則，總體上是在起作用的。

　　（四）傳統的地理觀念

　　當我們講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擴張與西方特有的文化背景的關係時，不能不講一下西方文化傳統中的地理學思想的作用，這裏僅以哥倫布為例來說明這一點。

　　西方古代中世紀的文化遺產中，對哥倫布有過重要影響的至少有三種觀念，如果沒有這些思想遺產，哥倫布也許根本不可能萌發向西航行的念頭。第一是地球是圓形的，第二點是地球上的海洋連成一體，第三是地球上是陸地居多，海洋並不太大。這些觀念中，科學的成分與猜想的成分結合在一起（眾所周知，第三點是不對的），但都有助於哥倫布大膽地提出向西航行到達東方的思想。

　　“地球是圓的”的觀念在古代和中世紀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雖然是一種猜想，但許多著名學者都相信這點。古希臘亞曆山大學派的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5-193年）經過測量和計算，確定地球周長為39000多公裏，與地球的實際周長相差不大。此後還不斷有人做過這方麵的工作，提出自己的計算結果。這些計算成果差異相當大，為哥倫布提出自己的理論留下了空間。關於地球上的海洋並不大的觀點來自聖經，聖經裏以斯拉講過，地球是6份陸地和1份海洋。在那個宗教仍具有壓倒性影響的時代，這對哥倫布有巨大的鼓舞作用。當時的西方人通過《馬可·波羅遊記》知道亞歐大陸東西向非常寬，所以很容易使人產生從西歐向西航行到東方的海洋並不太寬的想象。在哥倫布的時代，把地球的周長分成360度（也就是現代的東經和西經相加共為360度）是得到公認的，關鍵是每一度有多長，亞歐大陸占有多少經度。哥倫布根據曆史上的各種資料反複計算了他準備橫渡的海洋的距離，最後他的結論是：西歐或西非海岸到日本是2400海裏，到杭州是3550海裏。現在測得的實際距離分別是10600和11766海裏。這是由於低估了每兩個經度之間的距離及過分誇大亞歐大陸的寬度造成的。18世紀時，一位法國著名的地理學家說了這麽一句話：“一個極大的錯誤導致了一次極其偉大的發現。”

　　影響並使哥倫布堅信自己觀點正確性的曆史資料很多，體現了西方文化傳統的特點。特別是一些教會人士的觀點對哥倫布有重要影響。葡萄牙人開始航海探險的時代或哥倫布生活的時代，正是西方文藝複興展開的時代，一些古代著作開始出版。1410年，古代天文學的集大成者托勒密的《地理學》從阿拉伯文譯成拉丁文出版。同一年，法國紅衣主教戴利出版了《世界的樣子》。在這本書中，他肯定林肯郡主教格羅塞特斯的觀點，熱帶可以住人，全世界的海洋連成一片，認為非洲南部環繞著一個開闊的海洋，這些觀點對葡萄牙的探險有重要影響。戴利還讚成地球的周長不像一些人所主張的那麽長的觀點，也對哥倫布產生了影響。15世紀中，教皇庇護二世出版《自然史》，同意戴利的上述看法。戴利的和庇護二世的著作，都是哥倫布案頭的必備書，至今仍存。

　　五、抓住發展良機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一下：當時的西歐其他一些國家也已基本具備了擴張的條件，但為什麽葡萄牙和西班牙走在了前麵，從而首先建立了帝國？地理位置是一個重要原因，伊比利亞半島處在歐洲的最南端，麵向非洲和大西洋，向非洲和大西洋擴張，他們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但光有地理條件是不能說明問題的。伊比利亞半島這兩個國家的擴張，至少還得力於以下幾個方麵的原因：

　　1）利用當時西歐出現的在大西洋開辟新的航路的內在要求，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及時抓住了這一麵向世界的發展機會，把海外擴張作為自己的努力方向。他們抓住了這個機會，也就贏得了主動，從而站在了時代發展的前列。

　　2）這兩個國家的民族國家形成得比其他國家要早，而且他們的民族國家是在收複失地的過程中形成的，比較容易乘勝把光複運動直接轉變為向北非的擴張。這裏，政府起著關鍵的作用，因為是不是及時利用光複運動造成的各種優勢條件向外擴張，主要取決於政府的決策。

　　當然，從曆史事實來看，政府的背後有貴族和普通百姓的支持和推動。

　　3）這兩個國家一直有一個很好的傳統，那就是充分利用外國的人力與財力。伊比利亞國家全麵利用外國的人才和資金，實際上也就是以自己的努力去實現當時西歐發展的內在要求，使西歐的擴張力量為我所用。要做到這一點，需要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有開放的心態、勇往直前的決心和不斤斤計較得失的氣度。

　　4）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在光複過程中建立起了當時西歐最優秀的軍隊，包括強大的陸軍和海軍。特別是西班牙的陸軍，曾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歐洲最優秀的軍隊。

　　在長期的光複戰爭中，國民普遍把當兵和作戰作為自己的崇高追求，宗教意識和民族意識都發生了作用。曾有人講到，那時對伊比利亞人來說，當兵成了一種時髦的有利可圖的職業，對貴族和對普通百姓都是這樣。在這一基礎上，16世紀初，“偉大的上尉”貢薩洛·德·科爾多瓦在步兵組織方麵進行了改革，使西班牙軍隊成為歐洲戰場上最有效率的部隊。

　　在意大利戰爭中西班牙的步兵團脫穎而出，成了歐洲最強勁的野戰部隊。步兵團由一大群長矛兵組成，他們組成了中央長矛陣，保護著周邊的滑膛槍手。為了防止敵方騎兵對步兵團的衝擊，西班牙人還非常擅長利用野戰工事來保護自己的步兵免受敵方騎兵的襲擊。這種隊形的步兵能夠在曠野上抵擋騎兵的進攻，並能平端著長矛向敵人發起衝鋒。西班牙步兵團在戰場上的出現，是當時軍事革命的決定性事件。16世紀的作戰中，步兵的重要性在增加，因為這時期戰爭的勝負往往取決於占領城市，而當時的城市都已建立起比較堅固的城牆，騎兵在攻城戰鬥中很難發揮作用。中世紀的騎士的戰鬥方式真正衰落了，一種新的觀念發展起來：紳士徒步作戰同樣可以保持尊嚴，與以前騎在馬上作戰一樣。順便說一下，這時期的野外戰鬥中，大炮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