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樹底下

第一節 點燃被淋濕的情緒

　　雨是立夏那天晚上下起來的，斷斷續續地下了20天還沒有停的意思。不知疲倦的房簷水沒黑沒明地滴答著，簡直要把莊稼人的心打穿。街道上黴了，院子裏黴了，房間裏黴了，樹木、房屋和牆皮上都起了暗綠色的苔。街道上被牲口和豬羊踩成了爛泥灘，人走上去，整個腳踩都被陷進去了，得費好大勁才能拔出一雙腿來。黴味兒和爛泥臭烘烘的氣息如同淋了雨的蝴蝶扇動著沉重的翅膀。裸露在雨地裏的牆頭上不時地向下掉土，窮實了的土被下成了稀泥，坐不住，就向下溜，每家每戶的土牆都如同狗啃了一般，留著參差不齊的齒印，而山牆上的泥皮向下脫落時發出的響聲往往會把路過的行人嚇一跳。節令過了小滿，雨還沒有停的意思。雨水和太陽光一樣，會改變人的情緒。

　　人的情緒一旦被淋濕，是很糟糕的事情。莊稼人在家裏坐不住了，他們戴上發黑的草帽，赤著雙腳踩著爛泥走上了地頭察看。有些人不戴草帽，不披裴衣，站在雨地裏，仰望著天，仰望著局促不安的雨，任憑雨水打在眼睛上、眉毛上、鼻子上，打在整個麵龐，打在焦灼的心中。本來已經發黃的油菜和小麥被雨水淋得改變了顏色，田野上悄無聲息地染上了灰蒙蒙的色調。使莊稼人驚歎的是：下了這麽多日子，小麥還倔強地佇立在雨地裏，倒伏的並不多。莊稼在沒有陽光的天空下，在灰暗的日子裏，依然不辭辛苦地吸漿、成熟。

　　每天做飯時，祖母和母親就犯愁了。即使沒有淋雨的柴火也潮得能擰下水來，塞進灶膛裏，風箱一拉動，不起焰，隻冒煙。強硬的東風將從煙囪裏很費勁地衝出去的煙折斷又塞進煙囪，那惡狠狠的煙就從灶膛裏撲出來發著一股嗆人的黴味兒，灶房裏被煙霧彌漫了。做一頓飯要半晌時間，吃了上頓，再也不想做下頓了。做飯成了每個家庭主婦最犯愁的事情了，即使平日裏對老天很敬畏的老太婆也動搖了信念，開始罵天了。死不要臉的老天任憑你用多麽解饞多麽粗野的語言糟踏，依然無動於衷——厚著臉皮在下雨。單調、枯燥的房簷水，火一般點燃了人心裏的怨氣和躁氣。

　　社教工作組的組長衛明哲似乎摸透了莊稼人被淋子雨折磨的情緒——人人都需要發泄。因此，他在陰雨天召開的批鬥會就更殘酷了。

　　鬥爭會是從晌午開始的。地點在鬆陵村大隊裏的會議室。批鬥的對象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新揪出來的“四不清”分子。

　　我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和我息息相關的這場鬥爭會，注視著在座的每一張麵孔。

　　第一個批鬥的是解放前開過油坊的油戶、地主分子牛甫遠。鬆陵村的黨支部書記史天才走到牛甫遠眼前去了。史天才個子不高，額頭突出，一頭灰白色的頭發總是髒兮兮的。他穿著“泥梯子”。這泥梯子是在和鞋底一樣大小的木頭板上安上四隻五寸左右長的腿，用麻繩綁在布鞋上的，你們知道不知道，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農村人沒有雨鞋穿是很普遍的，莊稼人就用這木頭玩意兒替代雨鞋，其實，它也算一種木履。大概是泥梯子前腿被磨短了，史天才走起來一顛一顛的，似乎要向人身上撲，像皮影戲裏“挑線的”手中的皮影兒一樣，缺少節奏。史家原本也是鬆陵村的老戶，民國18年，關中大旱，史天才的父親帶著一家人進了雍山，在山裏開荒種地，在以後的年懂中，沒有餓死一個人。遊擊隊在山裏活動，常常在史天才家中的窯洞裏落腳，史天才的父母親慷慨大度地給他們管吃管住。後來，鬧“克山病”，史天才的母親和一個哥哥一個妹妹死在梁家山，史天才的父親又帶著一家人回到了鬆陵村。史天才給人當過長工，燒過石灰窯，賣過瓦盆，也給油戶牛甫遠賣過油。每次出去賣油時，牛甫遠都給史天才多打三五斤，以“考驗”史天才。比如說，油罐裏明明裝著34斤油，牛甫遠就說，這是30斤，你擔出去換成菜籽兒回來。可是，史天才連一兩油也沒有貪汙，他把三十四斤油換來的油菜籽如數交給了牛甫遠。這麽試探了幾次之後，牛甫遠放心了，在牛甫遠的心目中，史天才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小夥子。年終結賬時，牛甫遠要給史天才多給幾鬥麥子。當然，史天才也很感激他的東家。土改前，牛甫遠提著10斤菜油進了史天才家，他想打問一下，給他家能訂一個什麽成分。當天晚上，史天才思量再三之後將那10斤油提到了工作組住的房間，說出了真相。因為史天才的階級覺悟高，土改那一年，他人了黨。他所組織的第一個五助組在全鄉出了名，合作化以後，他當上了鬆陵村的黨支部書記。1958年大躍進，公社號召挑燈夜戰。史天才目睹著臨村的幹部將社員們領到了地裏，鐵鍬向土地裏一插，一盞又一盞馬燈掛在鍬把上，地沒有翻一分，莊稼人卻都回去睡覺了。史天才不做樣子給公社的幹部看，因此，他得了幾次“白旗”，當然受到了公社黨委書記的批評。秋播時，搞合理密植，本來，一畝地種20多斤種子蠻可以了，臨村的幹部一畝地種上了150斤種子，還叫其他村的幹部去取經。回到鬆陵村，史天才沒有向各生產隊幹部傳達經驗，他在會上一再強調：我們是莊稼人，祖祖輩輩種莊稼，還不知道一畝地應該種多少種子？別人胡鬧叫他們胡鬧去，鬆陵村人不胡鬧。夏收後，各村都爭放“衛星”，有的村一畝小麥放出了6萬斤的產量，有的竟然放出了8萬斤、10萬斤。史天才如實上報，畝產500斤。在公社裏的三幹會上，他挨了批判，差一點丟了支部書記的帽子。他隻得把500斤改成了1萬5000斤。大躍進過後，衛星放得最高的楊村的支部書記提拔到公社裏當了幹部，這件事對史天才震動很大。從此以後，他明白了，該怎麽樣當這個村官；他明白了，就是當指甲蓋大的幹部也不能太老實，不能太善良川也明白了，一些能爬上去的人是因為有墊腳石，這墊腳石就是滿嘴謊話，心硬手狠，巴結奉承。在1962年冬季召開的全縣三級幹部會議上，他第一個站出來，揭發了大隊長劉生太貪汙糧食的事情，三級幹部會後沒多久，他當上了公社黨委委員。這一次的社教運動開始，他很賣力地配合著衛明哲“四清”。史天才先是瞪著牛甫遠，瞪了幾瞪，然後，才從濃而密的大胡子裏掏出來話：

　　“牛甫遠，你是不是有一副石頭眼鏡？”

　　“有哩。”牛甫遠不知道問這話是啥意思，就實話實說了。

　　“眼鏡咋來的？”

　　“民國35年在縣城同盛祥的景貨鋪子裏買的。”

　　“胡說！是剝削來的。”

　　“對，是剝削來的。”牛甫遠以為他理解了史天才的問話，恭恭敬敬地回答。“你是不是說過，你的一隻眼鏡可以看到台灣去，一隻眼鏡可以看到美國去？川沒有，沒有說過。”

　　“還想抵賴？”

　　“我不敢說那話。”

　　“我把你冤枉了，得是？”

　　“說過沒有？”

　　“沒有。”

　　“狗日的地主太囂張了！”

　　史天才又向牛甫遠跟前走了幾步。他的個子低，泥梯子又不聽話，那樣子仿佛是向牛甫遠懷裏鑽。

　　“說來沒有？”

　　“沒有。”

　　史天才右腿一抬，泥梯子正好踢在了史天才的褲襠裏，牛甫遠痛叫了一聲。泥梯子的四隻腿牙齒一般在他的褲襠裏咬了一下——木頭對肉體，而且又是那個敏感的部位，牛甫遠大概忍受不了疼才叫的。

　　史天才的那一腳用力太大，支持另一條腿的泥梯子不比雨鞋那麽穩，史天才也隨之閃倒在牛甫遠前邊了。衛明哲一看，給兩個青年積極分子擺了個眼，兩個年輕人上去顧不上扶史天才起來，對著牛甫遠一陣拳打腳踢，將牛甫遠打倒在地了。史天才雙手扶住地，側過身，爬了起來。他一隻手在反蛋子上撫摸著，一隻手指著牛甫遠說：“狗日的，你還妄想蔣禿子來？還想叫我們貧下中農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牛甫遠趴在地上呻吟著。史天才一隻手捂住屁蛋子，走到台下，坐在一張小凳子上，他不看牛甫遠，也不看他周圍的人，一臉的空空洞洞，好像對房屋說，對空氣說，狗日的，狗目的牛甫遠，你這個瞎熊，把你鬥不死才怪哩。台下有人振臂呼口號“打倒地主牛甫遠！”“牛甫遠老實交待！”

　　第二個被鬥爭的對象是七隊裏的地主史耀祖。上台控訴地主罪行的是史耀祖的侄子史長科。

　　侄子為什麽要鬥叔父？我先向大家翻一翻史家的老底。史耀祖和史長科的父親史光祖是親兄弟。那時候。史家是鬆陵村的首富，家業是祖輩積累的。史家的祖輩是鬆陵村老一代人很尊敬的莊稼人，他們靠一雙手靠沒黑沒明地苦幹創立了家業。史耀祖和史光祖是守業者，家業在他們手裏並沒有多大發展。老大史耀祖是掌櫃的，老二史光祖所有的花銷都要在掌櫃的手裏領取。史耀祖長得魁梧高大，一表人才，愛女人勝過愛田產；史光祖個子不高，人極精明，不好色，卻抽上了大煙。史耀祖給弟弟的花銷中沒有供他抽大煙的，於是，史光祖就偷，不偷別人，隻偷自己家裏的。史家在縣城裏有一個糧食集，有一家雜貨鋪子，生意上的事，史耀祖不叫弟弟沾手，史光祖就隻能偷糧食，而史耀祖對糧食看管得嚴，樓上上著兩把大鎖，麥包裏的麥子是用木板印過的。史光組有的是辦法，他在他房間裏的木樓板上打了一個洞，那個洞用術模插好，木楔上糊著一層紙，需要糧食時，他就抽開木楔，叫麥子向口袋裏流。史耀祖很少上樓去看的，他從縣城裏回來，隻是查看一下那兩把大鎖是否有人動過。因此，史光祖偷得很放心。夏收前，史耀祖照例要上樓去看一看庫存，多餘的糧食拉運到集市上去賣掉，然後再存新糧。他上了樓一看，15石的麥包裏隻剩下不到一石糧食了。他將家裏人一個個叫來拷問，都說鑰匙是他拿著，丟了糧食是他的事。後來，史耀祖叫人收拾了麥包，才發現了兄弟偷糧的秘密。

　　他氣憤不過，叫長工將史光祖捆起來，扔進牛圈裏，給他嘴裏塞上了牛糞，就這史光祖還是沒有戒掉煙，從此，兄弟間就結下了仇。後來發生的事使兄弟倆徹底鬧翻了。

　　縣城裏的鳳凰樓上有一個叫琴兒的風塵女子，這女子十八九歲，小巧玲瓏，皮膚尤其自嫩，眼睛尤其水靈。史耀祖在縣城裏做生意，三天兩頭往琴兒的房間裏跑！幾乎是包下了她。有一天，史耀祖去了鳳凰樓，發現弟弟史光祖和琴兒睡在了一起，兩個人便在琴兒的房間裏打起來了。其實，是老二知道老大和琴兒之間的提捉之後故意這樣做的，他並非就貪女人。老二被高大的老大打得鼻青臉腫。沒幾天，兄弟倆分了家。史光祖自己做了掌櫃的，他將分得的家業兩年工夫就抽光了。土改時，他自然就成貧農了。

　　史長科從衣服口袋裏掏出來一個小布包，他解開小布包從中捏出一撮灰白色的毛，舉起來說：“大家看看，這就是史耀祖當年拔下我爹的胡子。”會場上的莊稼人一齊將目光技向了史長科，投向了那一撮胡子。史長科聲淚俱下“老地主史耀祖騎在我爹的身上，掄起捶（拳）頭就打，把我爹打昏後，把他的胡子拔下來了。”我仔細看了又看，捏在史長科手中的不是胡子。我的嘴巴附在他的耳旁，給他說，你把史耀祖叫伯哩，不敢胡說，那不是胡子。史長科伸出右手在耳朵上抓了抓，他說，就是胡子。我聲大了點：不是胡子！史長科呐喊著：是胡子！我躁了，大喊一聲：那不是胡子！會場裏的莊稼人左顧右盼，尋找那一聲大喊。衛明哲站起來了，他扶了扶眼鏡，高聲問：誰說不是胡子，站起來，叫我看看！莊稼人大都垂下了頭，眼睛眨巴得哢嚓哢嚓地響。我明白了，我的喊叫會給莊稼人帶來災難的。於是，我附在衛明哲右邊的耳朵上說，不是胡子，衛明哲伸手抓右耳；我又附在他左邊的耳朵上說，不是胡子，衛明哲又伸手抓左耳。我左邊右邊地騷擾了他幾次，他不停地搖頭，想把我的聲音搖掉。許芳蓮大既看出來了，看他搖頭晃腦，心神不定，就問他，是咋回事？衛明哲說：“這耳朵，這耳朵……”許芳蓮說：“耳朵咋了？”衛明哲說：“沒事。開會。”

　　“打！”

　　“把老地主的胡子拔光！”

　　會場上有人呐喊。

　　史長科第一個上去，提起伯父的領口就打。他果真抓住了史耀祖的一撮胡子，狠勁一揪，胡子就到了他手裏。史長科看著那胡子哈哈大笑，他的笑聲眼木棒一樣粗，壓住了屋外的雨聲。史耀祖的胡子在侄兒的手裏突然豎立起來了，一根一根，如同長在了手掌上，史長科狠勁甩也甩不掉。坐在下麵的莊稼人看得目瞪口呆。史長科大叫一聲，從自己的手心裏往出拔胡子，他拔一根，皺一下眉頭，咬一咬牙，似乎疼得不停地吸氣。胡子根兒上，一滴一滴，向下滴著鮮血。史長科看也不敢看，他咬住牙，從手心裏拔光了伯父的胡子，扔在了腳地，用一雙腳亂踩。那胡子不停地在腳地跳躍，史長科隻好用雙腳狠狠地踩住不放。

　　史耀祖被一夥人打倒在地了。

　　蹲在牆角落裏的一個老貧農對另一個老貧農說：“你記得不記得，光祖就沒有留過那麽長的胡子。”另一個老貧農說：“記得，咋不記得？光祖是1952年沒的，穿老衣前，是我給剃的頭，他的胡子是黑茬茬，就沒一根白的。”老貧農說：“長科手裏的胡子是哪搭來的？”另一個老貧農說：“那不是胡子，是長科從驢尾巴上剪下來的，我看見來。”老貧農歎息“這娃？咋能這樣？史耀祖是親親的他伯，真是造罪哩。”

　　最後一個被鬥爭的是從縣城揪鬥回來的富農李二胖的兒子李有良。李有良還不到30歲就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他從師範學校畢業後分配到了鳳山縣東關小學教書。有人告發他，說他曾經寫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章。他戴上帽子之後就被開除回家了。

　　鬥爭會上的溫度驟然間減弱了，一半原因是已過了吃午飯時節，許多人餓得肚子咕咕直叫；一半原因是，對這種喊口號、人打人的鬥爭方式莊稼人厭倦了。衛明哲一看，氣氛不很熱烈，他將眼鏡摘下來，眼鏡腿塞進嘴裏嚼動著。他兩腮的肌肉像澇池裏的青蛙一樣翁動著，他大概嚼得有滋有昧。許芳蓮和工作組裏的幾個成員明白，衛明哲這個舉動表明，他要發狠心了。於是，他們走到莊稼人中間去鼓動那些積極分子振作精神，將革命進行到底。可是，人們並沒有被鼓動起來。

　　不少莊稼人萎靡不振，神情木然，有的不停地咂煙鍋，有的不停地動舌頭，咕兒咕兒地向下幹咽著。不知誰響亮地放了兩個屁，惹得婦女們亂罵。有幾個女人交頭接耳，旁若無人地說起了日生娃的事。一個年輕小夥子將手指頭從一個女人褲子上的破洞中伸進去了，那女人尖叫一聲，罵道：瞎熊！硬了塞到牆縫裏，叫蝠子繭去。那小夥子隻是嗤嗤地笑。每個人的舉動都逃不過我羅二龍的眼目。衛明哲心裏是怎麽想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見，那些垂下頭的，大都是出身地主、富農的年輕人，而那些勉強睜大雙眼，看著衛明哲的年輕人，大都是些二杆子貨。衛明哲戴上眼鏡後，朝開會的莊稼人喊道“起來！大家都起來，站在院子裏去！”人們磨磨蹭蹭，不想走。幾個工作組員和大隊裏的幹部像吆羊似的硬向外吆眾人。莊稼人被趕在雨地裏了。衛明哲不準他們戴草帽。他自己也沒有打傘，和莊稼人一起站在雨地裏，讓雨淋。高高興興的雨點亂箭一般高高興興地從天空向人們的臉上身上亂射。一些莊稼人抱緊了膀子渾身還在顫抖；一些莊稼人蹲在雨地裏雙手抱住了頭；一些莊稼人閉緊雙眼讓麵目朝天；一些莊稼人在院子裏不停地走動著。雨點濕透了莊稼人的衣服，濕透了莊稼人的皮膚，穿過肌肉、神經、骨髓，鑽進了莊稼人的心裏。被雨淋濕的情緒火一般點燃了，無聲地燃燒。好多人渴望高聲呐喊，盡情釋放；渴望拳打腳踢，痛快淋漓；渴望盡快結束，回家吃飯。衛明哲掌握著火候。他淋夠了，一聲不響地走進了會場，莊稼人跟在他後麵，進了門。刹那間，會場濕淋淋的，空氣是濕的，氣氛是濕的，濕氣熊熊燃燒，人們變瘋狂了，人們隻有一個念頭：發泄。不一會兒，就有幾個年輕人擁上了前台，圍住了李有良開打。在李有良喊爹喊娘的求救聲中，衛明哲摘下了眼鏡。他還沒有來得及將眼鏡腿塞進嘴裏，我一抬手，眼鏡被打落在地了。衛明哲一怔，他彎下腰，拾起眼鏡，重新戴上了。他板平了臉，不動聲色地注視著會場。我知道衛明哲是怎樣一個人，他三十六七歲，脾氣暴躁，血氣旺盛。不是他渾身充盈的熱量無處揮灑才向這些四類分子施暴的，不是的。他對階級敵人有骨子裏的仇恨。從他那裏向上追究，他的祖父、他的父親都是窮苦的莊稼人。祖父老老實實種2畝薄地，農閑時節就出去打短工，一輩子沒有置下家業，幸運的是，討到了婆娘，生了一兒一女。衛明哲的父親從年輕時就不本分，自己窮，壞毛病還不少，手裏有兩個錢，不是去注般子，就是去“掀花花”，而且，好色，一見女人腿就發軟。他賣了五次壯丁，其中有四次，糧食賣到手，就從隊伍裏逃跑了。有一次，沒有逃脫，在國民黨的隊伍裏幹了兩年多。在那兩年多時間裏，自己那騷婆娘就成為村裏的保長、甲長、富戶以及在縣城做生意的小商人的褥子了，他們對她明鋪暗蓋。

　　這個長相並不怎麽漂亮但滿身騷氣一副媚眼的女人在自己的土炕上接待了一個又一個年老的或者年輕的男人。五六歲的衛明哲不止一次地目睹過這些男人從娘的房子裏大大方方地進去高高興興地出來。

　　他知道，這些男人不是有糧食有錢的，就是有權有勢的。每當這些男人進了娘的房間，衛明哲就將尿盆子從後院裏提出來，拿一塊磚頭敲。

　　可敲碎了一隻又一隻，也沒有將這些男人敲走。

　　衛明哲對這些人的仇恨，隨著他的年齡一起長大。

　　到了七八歲，衛明哲的手就很躁了。夏天裏，他到坡地裏去割草，從草叢裏逮住一隻長蟲（蛇），一隻手卡住長蟲的脖子，一隻手用鐮刀在地裏挖，挖一個土坑，將蛇頭埋進去，用腳將土踏實，蛇身子便在地上拚命地甩打，四周的麥茬被打得亂飛，土粒兒被打得四處亂濺。他不笑也不跳，隻是不轉眼地盯著，認真地看一條蛇在臨死前怎麽樣拚命掙紮。等蛇死後，他揮起鐮刀，將蛇從埋住土的那兒割斷，用鐮刀開了膛，扒下蛇皮，就將那生蛇嚼著吃了。滿嘴血汙、滿手血汙，他全然不顧，吃得津津有味，吃得滿臉通紅，眼睛裏布滿了血絲。

　　走在街道上，他看見豬就打，看見狗就踢。有誰家的公雞趴上母雞的脊背，一旦被他瞧見，他就拚命攆上去打。對一切活物，他能欺就欺，不能欺就恨。不是這個世界容不下他，而是他難以容忍這個世界，好像這個世界是他的債主，他生下來是專門來討債的。也許，你會問，世上有這種人嗎？我隻能說，信不信由你。我羅二龍是不會冤枉衛明哲的，我不但知道他的過去，還知道他的將來。

　　鄰家的女人要殺一隻雞給坐月子的兒媳吃，雞提在手裏，不敢動刀子，就喊衛明哲幫忙。衛明哲從那女人手中接過雞，將雞頭像扭蘿卡縷子似的向後一扭，一刀就剁下了。他的動作幹脆、麻利，不拖泥帶水。剁了頭的雞向前撲騰了兩下，他走上前去，狠踩兩腳，提起雞就開始拔毛。

　　村裏一個殺豬的一看衛明哲膽子大，就招他做了徒弟。不是他手不狠，而是他的眼力不好，一刀下去，刺不準豬的心包，豬就拚命地叫。

　　他放下刀，雙手抓住豬脊梁，一隻腿抵在豬肚皮上狠勁地壓狠勁地揉，那豬血便從刀口裏向外噴射。如此炮製，豬還沒有死，還在有限度地蹬動，微弱地喊叫。於是，他就脫了上衣，把手臂從刀口裏伸進去在豬的腔子裏亂抓。在他的抓動中，豬勉強蹬動的腿不動彈了，他的一條胳膊拿出來時全被血塗了。他幹脆將雙手全浸在那接豬血的盆子裏，似乎在享受血的熱度。渾身的血腥像凱甲一樣穿在他的身上，久久不散。1948年，他進山去割柴，碰上了北山遊擊隊的中隊長孫鎖娃。從此以後，他就跟上遊擊隊攪和了。他的視力太差，打兔子常常打中了石頭，手中的槍還不如柴火棍兒好使。遊擊隊就讓他跑腿送信，或者給富戶人家下麥條子要糧食，或者就向他們“借”銀元——說是借，其實是打個條子硬要。那些有錢人一聽見衛明哲就腿發軟。雖然，分隊長再三叮嚀他不能打人，可是，他不打那些人好像沒吃飽飯似的——任務雖然完成了，心裏的饞未解。有人言語不順當，他揮拳就打，一直將對方打得求爹喊娘叫他衛爺爺，他才罷休。

　　解放後，衛明哲被分派到縣供銷社當了個副主任。

　　衛明哲上任以後，左顧右盼，才發覺，和他一塊兒打遊擊的百十號人裏，他得到的職位最低，雖然，他有怨言，卻不敢說出口。1951年，肅清反革命的運動開始了，他先發製人，第一個站出來告發了他的中隊長孫鎖娃當土匪拷人的事。當時，他隻是害怕孫鎖娃拷人的事把自己牽連進去，因為有些事，他雖沒參與，卻是知道的，他沒有向組織匯報。

　　連他自己可能也沒料到，由於他表現“積極”而受到了重視，他由副職變成了正職，當上了供銷社主任兼總支書記。當然，孫鎖娃到死也不知道揭發他的人就是當年被他領上“遊擊”之路的戰友和部下。運動結束後，衛明哲琢磨，在和平的日子裏，他怎麽才能一步一步幹上去，當鄉長、當縣長，或者更大的官。他希望搞運動，運動對他來說是表現的機會。盼望了兩年，並沒有什麽大的運動來表現。於是，他千方百計和在遊擊隊裏做過政委的縣委書記套近乎，千方百計地巴結他。他明白，隻要縣委書記一句話，他就可以官加一級，什麽組織考察、群眾呼聲，全是做樣子。隻要有人給自己搭梯子，他就能上去。他終於捕捉到了一個信息，縣委書記有個小舅子，年近三十了還討不到媳婦，原因是，這個小舅子是七成人，沒有誰家願意把女兒向火坑裏送。衛明哲想到了自己的妹妹，他要如花似玉的妹妹給自己當鋪墊。可是，妹妹哭著鬧著不幹，妹妹說，哥哥，你太自私了，你為了自己向上爬，就不管我的死活了。他說，妹妹，你真傻，縣委書記給你當了姐夫，你還愁什麽？妹妹說，我是和男人結婚，不是和石頭結婚。他說，你先過了門，等我以後當上了鄉長，當上了縣長，你和他離婚，哥給再給你另找一個當幹部的。他最終連哄帶騙將自己的妹妹嫁給這個成數不夠的縣委書記的小舅子了。

　　正如衛明哲所料定的那樣，縣委書記一句話，他就當上了雍川鄉的副鄉長。人民公社成立後，他當了鳳山縣岐陽公社的社長。1963年下半年，西水地區在秦嶺腹地的石鋪縣搞“社教”試點，他被調去了，擔任了社教工作隊的一個隊長。在石鋪縣，他一口氣在一個隻有3000多人的公社裏揪出來了30多個“四不清”分子，給50多戶人家補訂上了地主、富農。由於他的工作成績顯著，他被西水市地委通報表揚。

　　在地區召開的幹部會議上，地委副書記點名表揚了他。1964年“社教”工作在西水市全麵展開了，衛明哲回到了鳳山縣，帶著石鋪的經驗，參加了鳳山縣的“社教”。

　　陰雨天的鬥爭會持續到了下午三點多，才散了會。

　　就在那天散會時，工作組長衛明哲宣讀了上麵的一個文件，按照文件的說法，西北地區的民主革命不徹底，這一次農村社教就是要進行一次民主革命的補課，該補訂地主、富農的一定要補訂；土改時訂成地主、富農的，該分浮財這一次要進行“割韭菜”。鳳山縣社教工作團按照上麵的指示精神做出了決定，這一次補訂的地主富農要在土改那年所訂的戶數上增加兩個百分點——這是秘密。衛明哲沒有向莊稼人傳達。莊稼人一聽就明白了：鬆陵村又要補訂地主、富農了；原來的地主、富農已被沒收了土地和大型農具的，家裏的房屋和家具這一次又要動一動了。一些人一聽要搞二次土改，心裏就發怵。我告訴你們，這不是虛構的，有據可查。在我讀過的1979年2月份的《陝西日報》上就有這麽一篇文章，文章說：“四清”運動中，有的同誌提出了陝西的土改不徹底，在全省範圍內開展民主革命補課，錯誤地補劃了大批地主、富農。羅二龍記得清清楚楚：這篇文章明確指出“社教”運動擴大化的錯誤。可見鬆陵村的補訂成分並非是衛明哲的個人行為。

　　要說借運動整人，也不是衛明哲的首創和專利。有運動這塊土壤，衛明哲這棵草不過長得更茵壯罷了。

　　祖母和母親從批鬥會上回來後就開始做飯。她們被廚房裏的煙煙得眼淚長淌。祖母一邊抹眼淚，一邊拉風箱，她仿佛是自言自語：

　　“不知誰家又要成地主、富農了？”

　　那天的午飯，父親吃得很少。不知道他是被老衛的話嚇住了，還是有什麽預感，端著飯碗的手不停地抖動。父親隻吃了一碗麵條，就放下了碗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