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樹底下

第三節 在父親的天空下

　　祖母從大樹底下回來的時候，父親還沒有睡醒。祖母坐在炕沿用手推了推父親，父親的眼皮張了張，眼睛也沒睜開，他說：“我瞌睡得很，叫我再睡一會兒。”祖母說：“你不要睡了，我有話給你說。”

　　父親穿上了衣服，他一邊扣紐子，一邊說：“我還沒有睡醒哩。”

　　祖母說：“二龍沒了。”

　　父親抬起頭來看了看炕那頭，看了看像自蘿卡那麽大的枕頭，枕頭上不見了兒子毛茸茸的頭顱，隻有那小小的腦袋枕過的印兒依然清晰可辨。

　　“沒了？”

　　“是天快亮的時候沒了的。”

　　“噢噢。”

　　“你和仙娥是咋弄著的？怎麽把娃給……”

　　祖母沒有把話挑明。祖母要說的話，應該是：怎麽把娃給捂死了？

　　“噢噢。”父親不再說什麽，又和衣躺進了被窩。我在父親的耳旁大聲呐喊：母親怎麽就把我捂死了？母親不該把我捂死的！我要活我要活我要活……父親用雙手捂住了耳朵，身子直向被子裏麵縮。

　　還得從我的父親羅世俊說起。父親是民國20年出生的。民國18年，關中大旱，三料子沒有收成。民國20年，老百姓還沒有緩過氣來。

　　正月裏，一場罕見的大雪過後，地裏的麥苗兒一大半被凍死了；二月裏，又是一場黑霜，鳳山縣的小麥幾乎被殺光。民國21年的夏天又薄收了。到了秋天，霍亂、傷寒、瘟疫像風一樣刮過來，脆弱的生命一經掃蕩，便如同枯枝敗葉隨風而去。剛過半歲的父親是在九月十三日鬆陵村的關帝廟會後染上傷寒的。祖父給他的兒子連喝了幾服中藥，一點兒也不濟事。我的親祖母整天哭鬧著要叫祖父另請一個大夫給父親看看，祖父大概礙於麵子，或者說為了保住自己的名聲，堅決不叫別的大夫插手。父親時好時壞，終於挨到了初冬。祖父憑他的經驗判斷：兒子沒救了。他吩咐長工將兒子抱出去放在材子外麵的土壤裏，免得再傳染別人。好心的長工沒有將父親抱出去扔掉，他將父親藏在喂牲口的短麥草中了。等祖父出診時，他用麥麵糊糊給父親喂。三天過後，父親能大哭大叫了。長工一看，這孩子活過來了，就把他交給了羅家。

　　父親終究沒有長成一個偉岸的男子漢。1949年，祖父給18歲的父親完婚時，瘦小的父親還沒有母親滋潤，盡管母親在那一年隻有16歲，可是，她的個頭和父親不相上下，臉圓嘟嘟的，反蛋子很響亮，塊頭看起來比父親還大。大概由於母親的反襯吧，父親身上的長袍馬褂顯得鬆鬆垮垮的，一副沒精打采的樣子。夫妻對拜時，父親腰一彎，由於頭上的黑色禮帽有點大，掉在了地上，母親撩起蓋頭布偷眼一看，彎下腰去，拾起來禮帽，落落大方地給了父親。

　　酒席還沒有散，有人就放出了話：羅炳升把“涼貨”做下了，把醋煮下了——給兒子娶如此健壯而豐滿的媳婦，不等於要兒子的命嗎？祖父聽到風言風語後，捋一捋山羊胡子，笑眯眯地說，不要閑鼓勁了，勺大碗有規則哩。按祖父的說法，鞋永遠以腳為標準。

　　果然，從結婚的第一天起，父親就處於招架的位置。他不光要招架母親的身體，他還要招架女人的乖庚，招架女人的咄咄逼人和蠻不講理。母親的性格像十月的天，說變就變了。

　　我知道，我的母親是從小就嬌生慣養的。母親的父親是個生意人，在縣城裏開了一個鋪子，經營日用雜貨和布匹。母親生在縣城長在縣城。剛會張口吃東西，母親嘴裏就去過冰糖和點心。3歲半時，就認識紙幣和銀元了，對於銀元和紙幣上的頭像，她閉上眼睛用手一摸，就能分辨出是袁世凱還是蔣中正。她和縣城裏的那些小孩子遊戲的一個內容就是，拿上銀元或銅板在手心裏搖上幾搖，然後，再猜是反麵還是正麵。從幼年起，她的手心裏就印滿了錢幣，沾染上了錢的氣味。

　　外祖父把銀元打一個洞，用朱紅色的毛線繩子一係，給她戴在了脖頸上，不知是圖吉利還是為了逗女兒玩。而母親常常將細毛線弄斷，左眼閉實，睜大右眼，從銀元的細孔中向外看，她的目光被那細孔縮得隻有麥軒那麽細，所目擊到的事物也被捋得變了形。十一二歲時，母親身後吊著一根烏黑發亮的毛辮子，站在櫃台後麵就能大大方方地替父親做生意，她的賬算極清，不動算盤不動筆，眼睛一眨巴，吸一口氣，在心裏一咕噥，響亮地報出了1斤2兩黑糖應付多少錢，而且，幾乎沒有出過差錯。

　　母親很小的時候就很執拗，她所需要的東西非要到手不可，不滿足她，她就鬧，坐在地上，雙腳狠勁地蹬，將鞋蹬掉，將襪子的後跟蹬爛，將一雙腳蹬得血跡斑斑。不然，就哭，一哭就是一整天，一直哭到嗓子嘶啞、喉嚨冒煙，方才罷體。母親8歲那一年，外祖父將她送到了縣城裏的中心小學，她隻讀了兩年書就開始逃學了。外祖父罵了她幾句，她從雜貨鋪子裏逃走，在城壤裏一個幽暗發潮的墓穴裏蹲了一天一夜。外祖父派人將她找回來後，拿起雞毛掉子抽打她，她從父親手裏奪下雞毛掉子，自己在自己身上抽，在頭上抽，在臉上抽，然後，她用雙手抓自己的頭發，拔下了一撮又一撮，這還不夠，她一聲不吭，用腦袋往牆上撞。外祖父被母親殘酷、殘忍的自虐嚇怕了，從此，不再訓斥她，一切隨著她的性子來。她的個性像沒有調枝的樹木一樣瘋長。她就是她，誰也改變不了她。她從小就展示著無所顧忌、隨心所欲的性格。

　　還是個兒童，母親就喜歡向男孩堆裏鑽。沒有男孩兒個頭高，沒有男孩兒勁兒大，可是，和男孩兒打架，她的手很躁，跳起來，用小小的手掌夠著打比她大幾歲的男孩兒的臉。那些年齡雖大、膽子很小的男孩兒常常會被她惹哭的。

　　到了秋天裏，她約幾個少年人，出了縣城，到南關的果園去偷農民的桃子、杏子。她不是圖嘴饞，父親有錢給她買水果吃，她隻是為了尋求刺激，為了滿足自己的“野”性。她進了農民的玉米地，將剛剛吸上了漿可以煮著吃的玉米棒掰下來，不是為了拿回去嚐個鮮，不是的。

　　她掰玉米棒，隻是為了圖痛快，為了聽玉米棒從玉米軒上分離時那撕心裂肺般的聲響，聽那爛泥一般的聲音。那聲音使她興奮，使她騷動。

　　更令她心裏顫動的是她糟踏過後的一片狼藉，她一棵玉米棒也不拿，看了看扔在地上的可憐巴巴的嫩玉米，興高采烈地走出了玉米地。

　　月亮圓的晚上，她坐在護城河畔，雙手托著腮，凝視著銀盤似的月亮，一直看到月亮升上了中天，才站起來。有時候，看著看著就流眼淚。誰也摸不清，她在想什麽。有一天晚上，她眼看著月亮被烏雲吞走之後，回到父親的小鋪子裏，無緣無故地給一包白糖裏麵搏上了鼻涕，並吐了一口痰。那一晚，她睡得很安然。她的個性長進了肌肉，長進了骨頭，長進了身體的每一處，也長進了臉盤。她的臉蛋也許由於個性鮮明而鮮活，而滋潤，出落得十分秀麗可愛，鼻梁挺直，雙眼大而有神，一副白裏透紅的鴨蛋形臉，確實算得上漂亮女孩兒。

　　小本生意，沒有多少賺頭，外祖父慘淡經營，精明自如地應付，日子還算過得去。商人之所以要把女兒嫁給羅家並不是求羅家在經濟上能支持他。外祖父和祖父坐堂的鋪子在兩隔壁，他知道羅大夫在鳳山縣是遠近聞名的，他盤算，就憑羅炳升的手藝，誰來當皇帝都不愁吃愁穿的。而父親長得清清秀秀的，簡直就是個秀才，商人喜歡的就是這種年輕人，因此，不論外祖母同意不同意，他要把女兒嫁給父親。

　　其實，父親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教書的秀才或者革命幹部的。並不是他生不逢時，在縣城讀了一年初中，父親就進了北山跟著遊擊隊一起攪和。假如他能攪和到底，解放後，不說幹上縣團級，混個科級是綽綽有餘的。可是，父親在遊擊隊裏攪和了沒幾天，祖父騎著驟子進山了。他提著一把頓頭，用懾頭威逼著叫父親下山。父親不敢塑嘴，就跟著祖父下了山，結束了剛剛開始的革命工作。在祖父的眼裏，這一幫子“屁紅子”算不上正派人，他親眼看見，這一幫人進了他隔壁的雜貨鋪子要鹽要糖要布匹，拿上貨物，打一個白條子就走了。開鋪子做生意就是為了賺錢的，拿了人家東西不給錢和土匪有什麽兩樣？即使兒子成不了什麽大器，也不能叫他當土匪。再說，兒子那生性也幹不了土匪，就是當土匪也當不好。兒子怎麽能和這一幫人攪和在一起呢？他不能讓兒子不務正業走在歪道兒上。我猜測，當時，祖父肯定是這樣想的。

　　祖父將父親攆田家，不再叫他去讀書，他把伯父和祖母叫到一起，給他們吩咐：從今以後不再雇短工，家裏的地就由這兄弟倆耕種。做了農民的父親整天在地裏挖抓。他長得單薄，幹農活兒就十分吃力。

　　冬日裏天短夜長，三更剛過，他就爬起來套上了木鑽轆大車和伯父一起給地裏拉糞，趕天明，拉6回糞，太陽還沒有出來，這兄弟倆就卸了車。伯父負責墊圈、絞水、喂牲口，父親啃幾口幹饃饃，喝幾口涼水，提上扁擔，去村子後麵的北山裏割柴。吃畢午飯時節，父親擔著一擔山柴進了院門，放下柴擔子，去吃飯，吃畢飯，和伯父一塊兒去麥地裏將拉運的糞土用鍬揚開，一天的日子在十分勞累中過去了。

　　從當農民那天起，父親就沒有睡過一個晚上的好覺。難怪，他總是睡不足，睡不醒。

　　祖母第二次把父親喊起來了。父親一看，祖母略帶憂傷的臉龐上有一絲惶怒。“二龍就埋在房子門背後。”

　　“噢噢。”

　　“娃‘翻亂’時，你答個聲。你是他老子。”

　　“螞蚌活了3個月，沒經冬過夏，還‘翻亂’啥？”

　　“娃不甘心。”

　　“誰甘心？我甘心嗎？”

　　祖母的這一句話把父親叫靈醒了，他的睡意全消。父親說，他就是活到老活到死也不甘心。父親抱怨他的命太苦，抱怨祖父把他當作外人看，抱怨祖父斷送了他的前程，抱怨他不該生在這個家庭。父親似乎有一腔永遠也吐不完的怨和恨。顯而易見，父親是懦弱的，他將抗爭變成了抱怨。等父親嘮叨夠了，祖母說：“你老不能想著你，你，你到了顧兒子的時候了，不能對兒子不管不顧。如今隻有大虎一個了，娃長得單薄，身體又不好，你要多疼愛他。”父親說：“我沒有命嗎？”祖母說：“兒子的命也就是你的命，你知道不知道？”祖母到了40歲就很明白，一個人活到頭，什麽也留不下，留下的隻能是自己的血脈，這血脈就像木匠手中的活兒，是好是壞，永遠留著匠人的印記。因此，祖母很看重怎樣的做長輩。父親幹笑一聲，木然地看著窗戶紙。發黃的窗戶紙上裂開了幾道口子，一隻早起的蒼蠅在紙上旁若無人地爬來爬去，尋尋覓覓。父親撓了撓頭發“照你說，我是活該？”祖母說：“我不和你爭這個了，大虎是你的兒子，你應該疼愛他。”父親說：“應該應該。”他說得很譏諷，他臉上的意思是：叫我疼愛兒子，有誰疼愛過我呢？當然，父親是有他的一腔苦楚的。父親離開母親時才9歲。那時候，祖父和祖母正陶醉在歡愉之中，祖父的心目中就沒有兒子的位置，他被“河南擔”迷住了，整天和這個“河南擔”顛鶯倒鳳，哪裏還顧及兒子呢？父親從小沒有飽吸過母愛的乳汁，又和他的父親很隔膜很疏遠，清瘦的身體就如一座營房，裏麵除了駐紮的一連孤獨以外，還有一個加強排的孤單。即使把那營房拆除了，那麽多的孤獨和孤單也未必會撤走。況且，祖父長年在外行醫，父子倆很少有機會招嘴，即使在一起，說不上兩句話，父子倆就執拗了。可以說，父親就不知道父愛是怎麽回事。

　　父親19歲上就有了我的哥哥羅大虎。對待自己的兒子，父親比祖父更淡然，更冷漠。不是他得兒子早，不懂父愛，不知道疼愛兒子，不是的，他的血液中缺少愛人的細胞，他隻知道自己，隻想自己，父親和祖父一樣，心目中沒有兒子的位置。我的哥哥羅大虎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父親的天空下。我了解我的父親，我知道，父親的天空下隻是堆積著孤獨、脆弱、自愛、自憐、冷漠這樣一些瓦礫一般的字眼。缺少的是父愛、溫暖、依靠、自信、堅韌。

　　哥哥滿月那天，按照關中西府的習俗，由祖母抱著出了院門，徑直走到村子南頭的石碾子那裏，在碾道裏前轉三圈，後轉三圈，出了碾道。這時候，在街道上碰見的第一個人就是哥哥的幹爹。

　　午後的街道空寂而冷清。料峭的春風從街道北頭灌進來，將在土牆上、屋簷角以及樹枝上悄悄爬動的日光吹得微微發顫。哥哥在小被子裏蹬動了一下小腿，她，我的祖母，叫了一聲虎娃，將哥哥摟緊了。

　　從碾道到院門口的那段路顯得短暫而急切。盡管，祖母的步子細碎而輕盈，距離義無反顧地在縮短，時間一如既往地在行進。祖母東瞅西瞧，遠遠近近不見一個男人，哥哥命中怎麽連一個幹爹也沒有呢？可能，這是祖母最擔心的。她不由得再一次左顧右盼了。她用腳步小心翼翼地丈量著這一段缺少情意的路程，丈量著哥哥今生今世的運氣。

　　她不是在走，而是在挪，簡直跟戲子在舞台上睦步一樣。我是看見了的，眼見為實。一隻烏兒，一個影子，疾飛而過，在太陽光中劃過一條弧線，蹲在了大槐樹的枝丫上開始嗚咐，那是一隻喜鵲。祖母抬起了眼，還沒有看清喜鵲是什麽樣子。從院門裏走出了一個人，他和祖母打了一個照麵。這人是大身胚，麵部極其溫和，眼睛裏帶著笑意，穿一身黑色的粗布夾衣。祖母在哥哥的P股上輕輕地一捏，我的哥哥羅大虎尖聲哭了。哥哥當然不知道由祖母導演的認幹爹的這出戲正在彩排之中。祖母在驚喜之中，叫了一聲“趙……”她幾乎叫出了趙興勞的名字，祖母？看趙主將勞正在衣服口袋裏摸索，趕緊說，娃可碰上了一個好幹爹。趙興勞摸出了5分錢的紙幣給哥哥塞進了小被子裏。

　　趙興勞被祖母請進了家。午飯的席桌剛撤了下去，廚師給趙興勞另做了一桌飯。祖母、父親和母親陪趙興勞吃了午飯。就在那天，趙興勞認了哥哥做幹兒子。盡管，趙興勞這個30多歲的農民已是四個孩子的父親了，他依然高興做幹爹。趙興勞是很愛娃娃們的，似乎有十個八個甚至一二十個娃娃他也不煩。他那溫和得幾乎帶點憂傷的麵孔上的笑意，是娃娃們惹出來的，一看見娃娃，他心中的所有憂愁和煩惱就消逝了。

　　雖然做了幹爹，兩家也不怎麽走動，其中一大部分原因在母親身上，母親總是嫌趙興勞的女人髒，在縣城裏長大的母亢和鬆陵村的好多女人不合群。做小姑娘時，她的穿戴就別致，好多女孩兒都模仿她。

　　母親喜歡整潔、幹淨，喜歡別出心裁，即使一身粗布衣服，她也剪裁得十分得體，往往在衣領上或袖口上點綴一些小巧的飾品，使村裏的女人們大開眼界，讚歎不已。

　　每逢在街道上碰見我的哥哥羅大虎，趙興勞總是要抱起來親一口，逗一逗。我的哥哥羅大虎奶聲奶氣地叫他幹爹，趙興勞就用短琵在哥哥的臉上紮一紮，惹得哥哥直叫喚。

　　幹爹畢竟是幹爹。哥哥8歲那年和幾個少年人去偷摘生產隊裏的豌豆吃，被村裏人拿住了。其他幾個孩子受到了嚴厲懲罰——捆在村子裏的大槐樹上用樹技打反蛋子，哥哥被趙興勞放了一馬，免去了皮肉之苦。趙興勞是幹爹不說，他是鬆陵村的大隊長，他說了算。我的哥哥羅大虎不領幹爹的情，我看見，他跑到樹下去說，他也偷了豌豆，叫人把他捆起來。祖母一看，連拽帶拉地將哥哥領回了家。哥哥進了院子，抱住一棵樹哭泣，他身子一抽一抽的，仿佛接受樹校的抽打。少年人第一次品嚐內疚的滋味。這內疚是幹爹行使他的權力所帶來的副產品，他知道，幹爹不是一般的農民。

　　有幹爹庇護的日子畢竟是溫馨的。

　　在很孤寂的時候哥哥不免拿幹爹和自己的父親相比：幹爹的天空是晴朗的，而父親的天空時不時地掛著陰雲，這就是區別所在。

　　到了哥哥10歲那一年。趙興勞進了羅家的門，他毫不含混地對祖母說，從今天起，大虎就不要叫我幹爹了。不做幹爹？這是為啥？

　　趙興勞很爽快：不為啥，不做就是不做。

　　我的哥哥失去了幹爹。他的心目中並沒有失去一個身材魁梧、十分強壯的莊稼人。這個莊稼人曾經給了他父親般的溫暖。

　　那是個幹枯而寒冷的冬天。星期天的半夜裏，我的哥哥羅大虎被村子裏幾個和他年齡相仿的少年叫起來了。睡眼惺鬆的哥哥穿上棉衣，拉開了房子門，抬頭看天，沒有月亮，天上的星星幹雨點似的不知疲倦地向下飄落，落在院子裏，無聲無息地熄滅了；被零亂的星光樓過的藍天像竹篩子的底，可以一眼看穿。沒有鍾表，不知道是什麽時辰。

　　夜很沉，如同沉到水底中的石頭，抓也抓不住，挪也挪不動。冰涼的空氣仿佛凍了大半個冬天的高粱秤，幹瘦而生硬。哥哥趁著星期天進山割柴火，那一年，他讀小學5年級。進山割柴本來是大人們幹的活兒，口歲的哥哥知道了替父母分憂，知道了愁吃愁穿。祖母進了灶房，她給哥哥做了一碗麵條。哥哥半夜起來沒有食欲，他揉揉幹澀的雙眼，像嚼木渣似的，將一碗麵條塞進了肚子裏。吃罷飯，哥哥提著鐮刀扁擔和小夥伴們出了鬆陵村。剛上了坡，哥哥他們就放開喉嚨唱歌，唱一首叫做《社會主義好》的歌曲“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唱歌，使哥哥他們渾身發熱，頭腦清醒。幾個少年，故意把聲調揚得很高，幾乎跑了調。黎明前的黑夜，沉默的山坡，仿佛在洗耳恭聽，在充分吸納少年人天真無邪的歌聲。

　　哥哥他們四個少年到了黑山溝時，天上的星星還沒落光，黎明前的黑暗像豬吞食似的在四麵山穀中響動。黑黯般的山頭高大而冷峻，山裏靜得能聽見亮光在苗草的枯葉上掙紮。哥哥他們摸黑割了幾把柴火，在溝底的水渠邊點上了火，烘烤著被汗水汗濕了的棉襖。哥哥背靠著火，他把後衣襟撩起來，熱氣順著他的脊背爬上去，在他的全身蕩漾。哥哥扇動著後衣襟，笑著，跑著。第一縷晨光從山頂上投下來以後，哥哥他們就在茂密的柴草中揮起了鐮刀。那是一個沒有落雪的冬天。胳膊、雙腳、雙手以及身體的所有部位所接觸到的地麵、柴草和空氣都是幹燥的，發出的響聲幹裂、幹巴、幹脆，缺少水分。鐮刀稍微一動，從柴草中撲出來的酸澀的氣昧和熱鬧的塵埃像一群蒼蠅一樣在眼前頭亂飛。哥哥他們停下鐮刀，眼望著對方吭吭哧哧的傻笑時才知道，他們的臉花了，汗水和塵埃攪在一起，將臉蛋兒塗了一遍，隻露出一雙眼睛在訕笑對方。

　　半下午，饑腸轆轆的哥哥提著鐮刀和幾個夥伴走到水渠邊，他們趴在冰涼的土地上，嘴巴按在平靜而冷清的渠水裏吸吮著，以至把曝起來的嘴張開，大口大口地喝啊喝。喝足了，準備吃一塊帶來的饃饃再上路。收拾柴擔子時才發覺，裝饃饃的口袋不見了。他們還不知道，饃饃口袋是老鵲叼走的。他們在割畢柴火的山坡上找了幾個來回，也沒有找見。幾個少年，相互說，算了，不找了。他們不看對方的臉，一看，就彎下腰笑。自己的臉究竟有多花，自己不知道，隻能從對方的笑聲中去感覺。這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哥哥他們將柴火捆在一起，紮在扁擔上，向黑山梁上走。走了幾步，哥哥開了個頭，少年們又唱開了社會主義好。肩上壓著擔子，又要喘氣，又要唱歌，那歌詞仿佛攔腰而斷“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哥哥他們簡直不是唱，而是念，五音不全地念，像老和尚念經一樣念，念社會主義好，念著念著，都笑了。

　　黑山梁那漫長的“之”字形山路在哥哥他們的意識中很艱難地縮短著，走三五步，就大汗淋漓，心跳發慌。這時候，沒人再唱歌了。哥哥第一次知道了饑餓是怎麽回事。哪怕肩膀腫得有三寸高，他們也顧不上疼，隻要有一口饃吃，吃一撮饃饃渣子也行。哥哥的一隻手不停地在衣服口袋裏掏，盡管留在衣服口袋裏那米粒大小的饃饃渣子也掏出來吃了，哥哥還不甘心，還抱著奢望。在我的猜測中，饑餓肯定是一把大手，在哥哥他們的腸胃中無情地抓，把他們的腸胃掏空了，他們的前胸和後背幾乎是貼在了一起。哥哥唾了一口，又唾了一口，卻連一口唾液也唾不出來。哥哥的舌頭在嘴裏翁動著。哥哥將柴擔子撂在地上，毫無款式地躺在山坡裏，兩腿抖動。走不了幾步，哥哥他們就得趴下來歇一歇。橙黃色的太陽光也像腿抽筋一樣，從哥哥他們的身體上爬過去，向山頂上蠕動ω最後一縷亮光在一瞬間變幻成了深紅色，淡灰色，映照在四個少年稚嫩、汙髒、堅實、倔強的麵孔上，不一會兒就消失了。接下來，黃昏、薄暮沿著路旁的石頭、柴草款款而行，在毛茸茸的山腳下，在幹枯而清爽的氣味中，在哥哥他們的頭頂變得濃鬱而厚重。等哥哥他們爬上黑山梁的山頂時，黑夜已把山的音旦角落塞得嚴嚴實實的，黑暗像人吃得過飽，從嘴裏向出溢。發紅的上弦月仿佛煮得過了頭的麵條兒，細細地掛在西邊的天上，還沒等哥哥他們解一解眼饞，就落下去了。盡管，哥哥他們已餓得眼睛發花，誰也不願把柴火撂掉，提著扁擔下山。哪怕他們餓死掙死，也要將這一擔柴火擔進院門；哪怕放下擔子，伏在親人的胸脯上大哭一場，或者吃飽了肚子再撒一下嬌，也算得上少年人的榮耀了。他們伸展四肢，麵向天空，眼睛眨動著。哥哥看見，有一顆星星落在了他的柴捆子上，他爬起來，在柴捆子上摸了摸，什麽也沒有。哥哥未曾失望，他又在柴擔子四周的地上摸，還是沒有摸到那閃光的東西——被哥哥視為星星的東西。就是這亮光給哥哥增添了力量，擦亮了他的幻覺，他總算看見了光明。哥哥喊了一聲：起來！走！大家便掙紮著爬起來，擔上柴擔子向前挪。

　　哥哥引了個頭，又唱開了“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沒有人響應哥哥。哥哥隻好閉上了嘴，不再唱了。哥哥從柴捆子裏抽出來幾枝柴草，邊走邊嚼。哥哥的夥伴們也開始吃柴火了。他們將牛也不吃的柴草吃得有滋有味。隻要牙齒嚼動，隻要有什麽東西能咽下去，哪怕是石頭、黃土，甚至牛糞、羊屎蛋兒，隻要給胃裏能填一些東西，不管這些東西是什麽味道是什麽分量，能把饑餓的意識稍稍壓一壓，哥哥他們就嚼就咽。抓到什麽都想吃，是未曾飽受饑餓的人難以體昧的。走到山口時，約莫三更天了。鬆陵村在山腳下麵，假如是在白天，站在山口就能看見山下麵廣袤無垠的田地了，就能看見村口的那棵大鬆樹了，惋惜的是在漆黑如炭的晚上，鬆陵村仿佛是在十萬八千裏以外，哥哥他們恐怕隻能暗暗地向往自己的家圄。他們擔在肩膀上的似乎不是柴火，隻是時間，一秒、一分、一小時。哥哥他們似乎沒有一點力氣和時間較量了。時間在這時候成為哥哥他們最強大的敵人了。哥哥他們將柴擔子一撂，躺倒在滿是碎石子的山路上，再也爬不起來了。有一個小夥伴像貓念經似的念叨“社會、主義、好……”大夥都跟著念叨“社會、主義、好……”

　　就在這時候，有三個成年人走進了我的視線，他們正在從坡下麵向山上爬，他們邊走邊吆喝著兒子的名字。這三個父親是進山尋找兒子的。在父親的行列中沒有我的父親羅世俊。這三個少年的父親睡了一覺起來，發覺兒子還沒有回來，他們慌了。這三個父親拍打著我家的院門，叫父親和他們一塊兒進山尋找兒子，父親冷冰冰地說他不去。父親說，狼吃了我也不管，割柴就不知道回來了？

　　假如我的祖母那天吃畢早飯不去大營材的姑家；假如我的祖母能趕天黑回到鬆陵村，她肯定會同這三個父親一同上山的。可是，祖母那天沒有回來。

　　四個少年在昏睡中被喊起來了。他們一看見大人，不由得哭了。

　　惟獨我的哥哥沒有哭，因為他沒有看見父親。如果這時候，父親能進山來，即使父親不替哥哥擔柴，隻要他給哥哥一句好言語，哪怕用目光撫慰他一下，哥哥也許會將擔子擔下山的。可是，父親缺席了。我們的父親呢？假如我的哥哥羅大虎麵臨著被洪水卷走的危險，假如我的哥哥羅大虎被山口的幾隻惡狼團團圍住需要人搭救時，父親也會缺席嗎？父親是哥哥的依靠，靠住父親的胸脯，少年才會心正膽正。如果我們沒有父親，哥哥羅大虎也就沒有指望了，我們有的是父親，父親為什麽不來呢？哥哥長長地趴在山路上。他渾身癱了，不僅沒有一點力氣，連一點兒指望也沒有了。他蜷縮在一塊兒，蜷成了一團。立時，哥哥覺得冷得不行，他掙紮著擔起擔子要走，被那三個人擋住了，他們將他的柴分開捆在了他們的柴捆子上，擔下了山，到了村口，才重新給哥哥收拾好了柴擔子。下了坡，四個少年手挽著手，用幹澀嘶啞的音調唱起了“社會主義好”。不知是誰的父親嗬斥了一聲。唱啥唱？黃柏樹下彈琴——苦中做樂。四個少年鬆開了手，不再唱了。

　　哥哥進了院門，放下了柴擔子。院子裏沉靜得如同石頭一般。被父母親的門窗緊閉在外的家園仿佛是另一個世界，空氣比山裏的風還要冷例、堅硬。哥哥的走動聲哥哥的呼吸聲似乎比悠悠歲月中的一絲塵埃還要輕，連任何回音也沒泛起。哥哥一點兒也不覺得餓，他進了房間，一頭栽倒在炕上便睡著了。睡夢地裏，他被他的同學喊起來，去了學校。

　　那天晚上的五更天，村裏村外發生了什麽，這個院子裏發生了什麽，父親一點兒也不知道。似乎，他也不需要知道的。盡管，我趴在父親身邊大叫：“爹！爹！哥哥回來了！”盡管，我的叫聲像針一樣在父親身上刺了幾下，父親還是沒有醒來，他睡得太沉了，太沉了。一個睡著了的父親，我淒涼地想，一個睡著了的父親會使兒女們心涼的。

　　§§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