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考訂文集

第十四章 《後漢書·延篤傳》箋證

　　序：《延篤傳》見範曄《後漢書》卷六十四，列傳五十四，全文計一千零一十一字。蔚宗為文，“常謂情誌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見《宋書·範曄傳》卷六十九引《獄中與諸甥侄書》）讀《延篤傳》，乃知其言非虛語也。

　　《後漢書》舊有唐章懷太子李賢注，雖時有可取，然未為精當。清末長沙王益吾太史撰《後漢書集解》，博采眾家之說，為時所稱，然以今視之，疏漏尚多，猶未盡善。

　　餘慕延篤其人，喜讀其傳，久之有所得，今為箋證，以補前人之不足，並就教於識者方家。

　　延[1]篤字叔堅[2]，南陽犨[3]人也。少從穎川唐溪典[4]受《左氏傳》，旬日能諷之，[5]典深敬焉。又從馬融[6]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

　　箋證：

　　[1]延，周王族，見《左傳·昭二十二年》。一說，吳公子季劄，封於延陵，後世以延為姓，見《史記·吳世家》。

　　[2]《太平禦覽》卷四五二引謝承《後漢書》：“延篤，字叔固。”謝承，三國時吳人，避孫堅諱，以固為堅。

　　[3]犨，始見《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犫。”《漢書·地理誌》南陽郡有犨縣。《續漢書·郡國誌》作犫。故城在今河南魯山縣東南五十五裏。

　　[4]章懷注：“《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度，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夫槩王奔楚，封堂溪，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後漢書·蔡邕傳》卷六十：“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溪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是為漢末碩儒。

　　[5]章懷注：“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箋記與之。篤以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複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遊、夏爭匹也。’”

　　[6]馬融，東漢巨儒，鄭玄、盧植俱師事之。延篤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百家之言”，然馬融矜全情薄，安存慮深，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頗為正直所羞。故師未必賢於弟子也。

　　舉孝廉，為平陽侯相。[1]到官，表龔遂[2]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以師喪[3]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

　　箋證：

　　[1]中興功臣馮勤中子順，尚明帝女平陽長公主劉奴，章帝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和帝永元七年，封奮兄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勁薨，子卯嗣，安帝延光中為侍中，薨，子留嗣。事見《後漢書·馮勤傳》卷二六。如馮留嗣爵在延光後二十年，正值順帝末。延篤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必在桓帝之前，即順帝時，故知延篤所相之平陽侯當為馮留。又，《後漢書·皇後紀》（卷十）：“（明帝）皇女奴，三年封平陽公主，適大鴻臚馮順。”章懷注：“平陽，縣，屬河東郡。”誤。《解集》引錢大昕說：“此山陽之南平陽，非河東之平陽。”此說是也。河東郡之平陽在今山西臨汾境，亦非襲遂之故鄉。山陽郡之南平陽，在今山東鄒縣地。

　　[2]襲遂，山陽南平陽人。事昌邑，則涕泣諫諍，守渤海，則賣刀買牛，賢臣也。事見《漢書·襲遂傳》卷八九。

　　[3]延篤之師堂溪典，卒於篤之後，馬融卒於桓帝延熹九年，僅在篤卒之前一年，故此師非二人，明矣。然篤別有師，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賈逵生於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卒於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其孫伯升如少於其祖五十歲，則當生於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延篤卒於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如其終年六十歲，則當生於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少於伯升二十七歲，伯升為其師可信。又延篤為平陽侯相當在順帝中期至末期，順帝末為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其時伯升已六十四歲，卒於此時，亦為常理。故此處所言之師，當為傳《左氏傳》之賈逵之孫伯升。

　　桓帝以博士征，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1]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2]動依典義。[3]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谘嗟焉。[4]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5]。

　　箋證：

　　[1]“著作東觀”，即於東觀參與撰述國史之意。按東漢修史可考者約有七次，此為第四次，見《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

　　[2]章懷注：“《穀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範寧注雲：‘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按語出《穀梁傳》文公六年。此說可取。出而詭辭，守機密也。

　　[3]《北堂書鈔》卷五十八“國有疑常問得失”條注引謝承《後漢書》：“延篤為侍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數問政事得失，恒以經義古典，開諫帷幄，言不宣外。”《太平禦覽》卷四五二引文略同。

　　[4]《北堂書鈔》卷七六“正身率下”條注引謝承《後漢書》：“延篤遷京兆尹，正身率下”；“勸農桑遂增戶口”條注引謝承《後漢書·延篤傳》：“遷京兆尹，勸民農桑，遂增戶口”；“憂官如家恤民如子”條注引謝承《後漢書》：“延篤遷京兆尹，憂官如家，恤民如子”；“三輔谘其政教”條注引謝承《後漢書》：“延篤為京兆尹，三輔谘其政教”；“鄰郡歸之”條注引謝承《後漢書》：“延篤遷京兆尹，勸農桑，增戶口，穀食豐饒，鄰郡老少歸之。”《文選》卷五三陸機《辨亡論》（下）注引謝承《後漢書》：“延篤遷京兆尹，恤民如子。”

　　[5]《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讚》卷七六：“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趙張，趙廣漢、張敞也；三王，王遵、王章、王駿也。皆京兆尹之能者。邊指邊鳳，《後漢書》無傳。《循吏列傳序》卷七六：“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

　　時皇子有疾，[1]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並貨牛黃，[2]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裏求利乎？”遂殺之。冀慚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3]

　　箋證：

　　[1]《太平禦覽》卷九八八引《文士傳》：“延篤為京兆尹，桓帝時，梁冀專政，時皇太子疾，詔書發京兆，出牛黃。冀遣諸生齎書，持牛黃，詣篤賣。篤以為詐，論殺之。”文略有不同。延篤於桓帝元嘉元年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再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間當有數年之久。如徙京兆尹在著作東觀之後四、五年，則始任京兆尹當在永興二年。梁冀於順帝永和六年初任大將軍，至桓帝延熹二年敗死。故皇子有疾，下郡縣求珍藥一事，應為永興二年至延熹二年間事。其時之皇子當為桓帝子無疑。按《後漢書·皇後紀》卷十，桓帝梁皇後，梁冀妹，“後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桓帝鄧皇後亦為梁氏所進，並無子。此處所述之皇子，或為梁鄧二後所生，誕而不育，史載有缺，其餘宮人所生子，恐梁冀不為求珍藥矣。

　　[2]章懷注：“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按《太平禦覽》卷九八八引《吳氏本草經》曰：“牛黃，牛出入鳴吼者有之。夜視有光走牛角中，死，其膽中如雞子黃。”文稍異。吳普，華陀弟子。《三國誌·魏書·華陀傳》卷二九：“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陀學。普依準陀治，多所全濟。”《後漢書·方術傳》卷六四引注《陀別傳》：“吳普從陀學，微得其方。”清姚振宗《隋書經籍誌考證》卷三七：“梁有華陀弟子吳普《本草》六卷，亡。”《舊唐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均作《吳氏本草因》六卷，吳普撰。今書已亡，清人有孫星衍、周澄之、顧觀光、黃奭、薑國伊、王仁俊、葉誌詵輯本多種。

　　[3]《集解》引惠棟曰：“按《漢中常侍吉成侯州輔碑》有延篤題名。又篤撰孫程等《傳》，皆敘其所承本世，曲為文飾，是篤乃閹尹支黨，故得不罹梁氏之禍。不然，冀之橫暴，睚眥觸死，豈有顯刑梁使而得自全者乎？史家所記，蓋非其實。”

　　《漢中常侍吉成侯州輔碑》見宋洪適《隸釋》卷十七，稱州輔“遭孝質無嗣，乃定冊帷幕，援立聖主，有安社稷之勳”。州輔，《後漢書》無傳，僅一見於《宦者列傳·曹騰傳》卷七八：“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仆州輔以定策功，皆封亭侯。”此與《州輔碑》所記頗相一致。故知州輔之功即在擁立桓帝也。順桓之世，梁冀專權，“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後，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敢有所親豫。”（《後漢書·梁冀傳》卷三四）其時，與梁氏集團對立者為朝中正直大臣一派，尤以李固、杜喬為中堅。故終桓帝之世，其政治勢力大別有三：一為梁氏外戚集團；一為李杜等大臣；一為曹騰等宦官。初時議立桓帝，曹騰輩曾與梁氏同謀。但梁冀執政，殘害李杜，皇權下移，宦官失勢。以故宦官轉而支持大臣，以圖合力擁帝，收回政柄。《曹騰傳》載：“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穎川堂溪典等。”李固、杜喬與虞放等輩，實即黨人之先聲。延篤自屬此派，曹騰所進之堂溪典即為其師，此尤可證。州輔為曹騰之佐，卒於桓帝永壽二年，正此時也。遂有延篤等人列名碑陰之事，誠不足怪也。曹騰、州輔雖身為宦官，並無劣跡，其後推倒梁冀，桓帝即借宦官之力，非宦官盡為梁黨，明矣。

　　又，惠棟指斥“篤撰孫程等《傳》，皆敘其所承本世，曲為文飾”，乃襲用《後漢書·宦者孫程傳》卷七八章懷注語。章懷注原指《東觀漢記》述孫程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按孫林父即孫文子，春秋衛獻公、殤公時人，先與寧惠子攻出獻公於齊，立殤公。複與寧喜爭寵相惡，孫林父奔晉，再擁立獻公。《春秋》（襄二十六年）斥之為“衛孫林父入於戚以叛”。孫林父實一反複無常之小人。《漢書·古今人表》卷二十以孫林父入於下之上，即九品人等之第七，除大奸巨憝外已無可下。自來史家未曾予孫林父任何佳評。使宦者孫程為孫林父之後，令其認此祖宗，實不知何榮光之有？惠氏之不審史實，無乃太過乎？另，延篤入東觀著作，在桓帝元嘉元年，為東漢修史之第四次，據《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載：“至元嘉元年，複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後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後，《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此次修史規模較大，主其事者為太中大夫邊韶，參與者有崔寔、朱穆、曹壽、延篤。延篤其時資曆尚淺，故列名最後。所著前後計百十有四篇，焉知《孫程傳》必出自延篤之手？即使出自延篤之手，又焉能以己意為之？今《東觀漢記》早佚，檢《孫程傳》佚文，亦並無諛詞，即使《孫程傳》為延篤所撰，又何罪之有？惠氏以列名《州輔碑陰》及或許撰《孫程傳》之兩事，即坐以“閹尹支黨”，實厚誣古人之甚者。《延篤傳》下文明載，延熹九年黨錮之禍起，“後遭黨事禁錮”，可見延篤乃黨人之中堅，宦官之目刺。惠氏棄此顯證於不顧，徒炫其稍知列名碑陰及著作東觀，穿鑿附會，妄加罪名，論史者不當慎哉！

　　又，惠氏以“篤乃閹尹支黨，故得不罹梁氏之禍。不然，冀之橫暴，睚眥觸死，豈有顯刑梁使而得自全者乎？”惠氏此說，實大謬之奇者。雖梁冀橫暴恣絕，乃並世非無不懼權奸者。延篤以磅礴正氣，斬梁冀千裏求利之使，可謂大快人心，讀史至此，鬱氣為之一舒。惠氏竟以“顯刑梁使而得自全”罪之，真不知其欲古人何去何從？且必以天下正人均遭梁冀屠盡，始為快乎？且：“冀慚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史明載梁冀誅求，有司諂諛，延篤以此失官，危乎哉避退鄉裏，又焉得謂自全乎？

　　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1]”夫人二致[2]同源，總率百行，非複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牙，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複，枝葉之有本根也。[3]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4]“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5]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6]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從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7]

　　箋證：

　　[1]漢世末季，於仁孝之辯，似曾論爭甚烈。沿至三國時，爭尚未息，故魏陳思王有《仁孝論》之著。佚文見《太平禦覽》卷四一九引：“且禽獸悉知愛其母，知其孝也。惟白虎、麒麟稱仁獸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亂也。孝者施近，仁者及遠。”曹植之說與延篤之論，頗相類近。其時殘亂迭起，國事蜩螗，人或欲事親以歸德，或欲施物以濟功，所見不同，所論有異，或有已也。惜史料湮沒，難考其詳耳。

　　[2]章懷注：“二致，仁、孝也。《易·係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八篇上）釋人字：“按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辭，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人有耦，方有仁，故仁即儒家理想中人與人關係之準則也。此準則，概而言之，即仁者愛人，反之，則為不仁。人與人，最親者莫如父母兄弟，故孝悌為仁之本。仁與孝，近視之則一，遠觀之則二，“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故無須較銖兩，定前後。此延篤所論之大旨也。

　　[3]《太平禦覽》卷四一九引延篤《仁孝論》：“夫仁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仁”下無“人”字，“根”下無“也”字。

　　[4]語見《孝經·三才章第七》。

　　[5]語見《論語·學而》。

　　[6]《太平禦覽》卷四一九引延篤《仁孝論》：“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猶心體充實為先。”文稍異。

　　[7]仁孝同質而生，有純體之者，即仁孝均為至善，如虞舜、顏回是也。有偏體之者，大孝如曾、閔，仁功如管仲，各從其稱。故建功業者，施物濟時，彪炳史冊，論德為先。然事親者德歸於己，近取諸身，實枝葉之有本根也。故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所施不同，事少兩兼，必舍此而就彼也。延篤之論，精義在此。

　　前越巂太守李文德[1]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裏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2]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3]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嚐昧爽櫛梳，坐於客堂。[4]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曆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眾氏，投閑[5]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諡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6]雖漸離擊築，旁若無人，[7]高鳳讀書，不知暴雨，[8]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9]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10]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11]。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12]

　　箋證：

　　[1]李文德，《後漢書》隻此一見。《州輔碑陰》有處士李文德，或即此人。

　　[2]《論語·憲問》：“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3]求還東觀者，重參朝政也。

　　[4]《全後漢文》卷六一，嚴可均據《太平禦覽》卷四三一於此下補：“吾食赤烏之麩麥，飲化益之玄醴，折張騫大苑之蒜，歃晉國郇瑕氏之鹽。”文不類。

　　[5]投閑，不廢時之隙也。《太平禦覽》卷三九一引《東觀漢記·桓榮傳》：“投閑輒誦詩”。

　　[6]《詩》、《書》之樂有如此，非通人不識也。

　　[7]《史記·刺客列傳》卷八六：“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築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8]《後漢書·逸民高鳳傳》卷八三：“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嚐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

　　[9]章懷注：“束脩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以上’也。”此說是也。然亦謂謹飾自約。《後漢書·卓茂傳》卷二五：“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

　　[10]黷同瀆。《易·係辭下》：“君子上交不謅，下交不瀆。”延篤，真君子也。

　　[11]章懷注：“《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焉。”此注未得其實。善止者，謂自束修以來，所行無所慚赧，今當思止步，以求完節。如不善止，猶思幹祿求進，則必為當路所忌，而貽士林之羞。有如善射者，當量力而止也。

　　[12]此複李文德書，延篤明誌之作。《論語·子張》：“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知學優則仕，未知仕優則學，愚儒也。延叔堅知事不可為，而遨遊藝苑，馳鶩書林，渴飲河海，誌鏤金石，此其中紛紛欣欣之樂，適足以使人忘世之有人，己之有軀，終至輿蓋天地，幻化鴻蒙矣。延篤，真古今第一高士也。

　　後遭黨事禁錮，[1]永康元年，卒於家。鄉裏圖其形於屈原之廟。[2]

　　箋證：

　　[1]《後漢書·孝桓帝紀》卷七：延熹九年，“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天運洶蒙，陰陽難測，政勢如潮，人其奈何！雖如延篤之謙退，亦不能免，悲夫！

　　[2]周壽昌《後漢書注補正》卷六：“《延篤傳》，鄉裏圖其形於屈原廟。按篤為南陽人，楚漢之際，南陽屬楚，故有屈原廟也。”此說可信。

　　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1]所著詩、論、銘、書、應訊[2]、表、教令，凡二十篇雲。[3]

　　箋證：

　　[1]服虔，見《後漢書·儒林列傳》卷七九，作《春秋左氏傳解》。

　　[2]章懷注：“‘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

　　[3]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然古今為注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隋書·經籍誌》有《戰國策論》一卷，漢京兆尹延篤撰。《兩唐書》同。《顏氏家訓·書證篇》有延篤《戰國策音義》，當是一書。又，《隋書·經籍誌》有《延篤集》一卷，《兩唐書》均作二卷。《全後漢文》卷六一錄延篤之文，除《後漢書》本傳所載《仁孝論》、《與李文德書》外，尚有《答張奐書》、《與張奐書》、《與高彪書》、《與段紀明書》、《貽劉祐書》等殘篇。惜哉，其文之不傳也。

　　（原載《雲南教育學院學報》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