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考訂文集

第十三章 《東觀漢記》考證

　　一、東漢時期的基本史料

　　公元25年至220年，在中國曆史上是東漢王朝的統治時期。這一時期在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史上具有頗為重要的地位。但是史學界對於東漢史的研究相對說來比較薄弱。東漢的曆史舞台似乎不如此前的先秦西漢那樣引人入勝，也不如此後的魏晉南北朝那樣豐富多彩。造成這種印象或許有種種原因，而東漢時期的史料較為缺乏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現在研究東漢史，最基本的史料毫無疑問是南朝劉宋時代範曄編撰的《後漢書》。在前四史中，《後漢書》與《史記》、《漢書》、《三國誌》有一個顯著的不同點，那就是撰修史書的作者距史書所述的時代相去較遠。範曄開始修《後漢書》在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一說在元嘉元年），上距東漢的滅亡已超過了兩百年。他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已有的成書，而不是原始檔案記錄。當時流行的東漢史本來是有很多種的，唐劉知幾《史通》說：“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至宋宣城太守範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誌、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誌亦未成而死。”[1]

　　在上述各家《後漢書》中，最根本的資料當推《東觀漢記》，因為《東觀漢記》是東漢同時代陸續補修而成的，它雖然也不盡屬實錄，但畢竟是當代人編當代史，無疑最為可信。但《東觀漢記》唐時已缺，至宋更無完本，可謂散佚已久。現在通行的是清修《四庫全書》時，重編的所謂《永樂大典》本《東觀漢記》（以下簡稱大典本）。為探求東漢時代的原始史料，應當首先弄清大典本《東觀漢記》的真相，這或許對東漢史的研究不無推動作用吧。

　　在各家《後漢書》中，晉人華嶠的《後漢書》專以《東觀漢記》為本，撰寫也較為出色，範曄《後漢書》雖博采眾家之長，而又以華嶠為主。因此，從《東觀漢記》到華嶠《後漢書》，從華嶠《後漢書》到範曄《後漢書》，這一條線索是很明顯的。故宋人羅願《東觀漢記序》說：“後漢成書自劉珍、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忱、袁崧、劉義慶、肖子顯，凡九家。惟華嶠專述《漢記》。逮範曄總裁眾家而成書，亦以華嶠為主。後之欲考《漢記》者，於範氏之書尤有取焉。”[2]（《漢記》指《東觀漢記》，詳下文。）因此可以說，範曄《後漢書》中的材料，實際上大部分是直接或間接取之於《東觀漢記》的。用《東觀漢記》的佚文和《後漢書》相比較，這一點也是十分明顯的。

　　範蔚宗文采出眾，史筆可為上乘，《後漢書》中確有不少好文章。他本人甚至自誇說：“精意深旨”，“筆勢縱放”，“天下奇作”，“體大思精”。[3]但是，今天作為曆史資料來說，文筆生動固然很好，但更加重要的卻是提供更多具體的史實。我們的任務是掌握更多的原始資料，運用正確的、科學的觀點來考察曆史，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從這個角度來看，範曄的《後漢書》比起《東觀漢記》來，卻是舍棄了許多可貴的東西。今舉一例，《東觀漢記》曾記載明帝的兒子彭城靖王恭與其子酺的一件事：[4]

　　“恭子男丁前妻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廄。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倉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

　　這一段記載事實明了，其前因後果也很清楚。從中可以看出東漢中期以後，皇室貴族之腐敗以及諸侯王與官府之間的關係，是一條很有價值的史料。範曄在《後漢書》中把這一記載加以縮減，隻存“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殺”九字。僅據這樣簡略而抽象的記述，就不足以說明什麽問題了。

　　總之，由於範曄時代較晚，《後漢書》述事又多加刪削，很多珍貴的史料被拋棄了。因此應當進一步挖掘和整理範書之前的各家《後漢書》，尤其應重視原始基本史料《東觀漢記》。清人有兩種《東觀漢記》的輯本，一為姚之駰本，一為大典本。姚之駰輯本誤漏太多，實在算不上合格的輯佚書。大典本編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流傳廣泛。因為四庫館臣當時尚能看到《永樂大典》的大部分，所以他們輯書時，盡量標榜為大典本，以提高其身價。《大典》非一般人所得見，故使人莫敢或疑。但是如果細加考究，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驚訝，他們所宣稱的大典本，往往名實不符。因此有必要對《東觀漢記》做一番考證，弄清大典本的真相，進一步恢複《東觀漢記》的本來麵目，搜集大量的佚文，以增加東漢史的研究資料。這就是本文所希望達到的目的。

　　二、《漢記》的撰寫過程

　　東漢時期修撰國史，曆經多次，當時尚無《東觀漢記》之名，所修之史書隻稱《漢記》。據現有資料可考者，前後至少有過七次，現依次說明如下。

　　第一次在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卷四二：“（永平）十五年春……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

　　《後漢書·班固傳》卷四十：“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係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郎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

　　《後漢書·馬嚴傳》卷二四：“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紀》。”

　　《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卷十四：“初，臨邑侯複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複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

　　《隋書·經籍誌》卷三三：“《東觀漢記》，起《光武注記》至《靈帝》。”

　　《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一：“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台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

　　按：據上述資料可知此次修撰東漢開國時代史，是由班固撰《漢書》所引起。由於漢明帝讚賞班固的史才，乃令他修本朝初期的曆史。協助班固進行工作的有陳宗、尹敏、孟異、馬嚴、杜撫、劉複、賈逵、傅毅等人。修成的篇章共有《世祖本紀》、功臣列傳及新市、平林、公孫述載記等共二十八篇。惟《世祖本紀》有時亦稱《光武本紀》或《建武注記》，可知當時篇名尚未固定。著作之地點在蘭台與仁壽闥，尚未在東觀。但據《隋書·經籍誌》所載，班固等所撰之二十八篇，後來編入在東觀所修各朝史，統稱《東觀漢記》，則是毫無疑問的。

　　第二次在安帝永初中（約公元110年）。《後漢書·張衡傳》卷五九：“永初中，謁者仆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

　　《後漢書·李尤傳》卷八十：“安帝時（李尤）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仆射劉珍等俱撰《漢記》。”

　　《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自是以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召史官謁者仆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尤繼卒。”

　　《直齋書錄解題·東觀漢記》卷七：“漢謁者仆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嚐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

　　按：這是首次在東觀撰修漢史，主其事者為劉珍、李尤、劉騊駼等人，故後代著錄《東觀漢記》，皆以劉珍列撰者之首。所修內容增加了記和表，又新設了名臣、節士、儒林、外戚四傳。

　　第三次在安帝永寧元年（公元120年）。《後漢書·劉珍傳》卷八十：“永寧元年，（鄧）太後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卷十四：“（劉）複子騊駼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後召毅及騊駼入東觀，與謁者仆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

　　按：《劉珍傳》記為永寧元年，而《北海靖王興傳》記為永寧中。永寧為安帝使用的第三個年號，但隻有一年。所以永寧元年和永寧中實為一事。此次撰修參加者為劉珍、劉毅及劉騊駼，所撰為《建武以來名臣傳》，或稱《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但據上引《張衡傳》及《史通》，安帝永初修史之後，劉珍、李尤相繼物故，但此載永寧元年劉珍又著述於東觀，兩者相距約有十年之久。或史有省文，所記未確。《後漢書》本傳載：“順帝立，（李尤）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而劉珍“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兩人均活至順帝之時。

　　第四次在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至元嘉元年，複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後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後，《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實、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

　　《後漢書·邊韶傳》卷八十：“桓帝時，為臨潁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後漢書·崔寔傳》卷五二：“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

　　《後漢書·延篤傳》卷六四：“桓帝以博士征，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按：此次修《漢記》，參加者為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等人，除各傳增入諸人外，又作了《百官表》，總計一百一十四篇，可見是規模較大的一次。

　　第五次在元嘉二年（公元152年），在上次撰修《漢記》之次年。《後漢書·伏無忌傳》卷二六：“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複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複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於》、《西羌》傳、《地理誌》。

　　按：此次撰修史書在元嘉中，元嘉共三年，元嘉中當指元嘉二年，實即元嘉元年修史之補充。所撰以表和誌為主，也包括部分邊遠少數民族傳記。主其事者當為伏無忌，參加者有黃景與崔寔。崔寔為上年參加修史者之一，可能其所撰未成書，故延至次年。[5]

　　第六次在靈帝熹平中（約公元174年）。《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誌。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誌。”

　　《後漢書·蔡邕傳》卷六十：“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

　　《後漢書·盧植傳》卷六四：“歲餘，複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

　　按：靈帝熹平共六年，熹平中當指三年或四年，約為公無174年。此次參加者大都是漢末名士，尤以蔡邕為出力最多。所撰有紀、傳，並有《朝會》、《車服》二誌。蔡邕後又自撰《靈紀》與十意。據李賢注：十意“猶《前書》十誌也”，其中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又，《續漢書·律曆誌》劉昭注引蔡邕《戍邊上章》文，敘其著十意甚詳。蔡邕又補列傳四十二篇。但皆因戰亂而湮沒不存，而且也不是在東觀撰寫的正式史篇，故不列入《漢記》之內。

　　第七次在靈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續漢書·律曆誌》：“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誌》，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述敘三光。”

　　《續漢書·律曆記》劉昭注引《袁山鬆書》：“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也。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征，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為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曆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征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

　　按：此為最後一次修撰《漢記》。蔡邕、劉洪主其事，隻修了《律曆誌》一篇。劉洪為漢末最有成就的天文學家、數學家，曾注《九章算術》。二人合作之《律曆誌》當有較高水平，惜不傳。

　　上述為東觀七次續修同時代史書之梗概，當時無論書名及篇名均未固定。但可以肯定，東漢史書之絕大部分已包括在此七次修撰之中。

　　三、《東觀漢記》的異名及體例

　　東漢時期並無《東觀漢記》之名，所修國史有時名為《漢記》，已如上述。《後漢書》卷二六《伏無忌傳》、卷五九《張衡傳》、卷六四《盧植傳》、卷八十《李尤傳》均有《漢記》之稱。惟卷六十《蔡邕傳》有《後漢記》的說法，顯然此《後漢記》的“後”字，亦為後人妄加。東漢時人勢無稱本朝為後漢之理。把“東觀”二字加在本書之前，首見於梁劉昭《續漢誌》注，但也不作《東觀漢記》，而作《東觀書》。始稱此書為《東觀漢記》者，當推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水經注》引本書共十二條，皆作《東觀漢記》，無一例外。《隋書·經籍誌》著錄為一百四十三卷，書名以《水經注》所定之《東觀漢記》為準，此後乃相沿不改。今存之隋唐宋諸類書，如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李昉《太平禦覽》，其引文皆作《東觀漢記》。李善注《文選》亦同。惟李賢注《後漢書》，引文多至上百條，作《東觀記》，但實為《東觀漢記》的略稱。李賢注引班固《漢書》稱為《前書》，引袁宏《後漢記》稱為《袁宏記》，引書皆省其名，故實有此種筆法。李賢注中，偶有幾處稱《東觀漢記》，或稱《東觀》，可能是後人傳抄致誤。

　　關於體例，毫無疑問，《東觀漢記》是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書。史通把它列入《漢書》家：“《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惟《東觀》曰“記”，《三國》曰“誌”。然稱謂雖別，而體製皆同。”[6]據上節所引，可知《東觀漢記》有紀，有表，有誌，有載記和列傳，在紀傳體史書中，乃是一部體例比較完備的著作，而載記一詞即為其首創。另外，在各篇之後有“序”，不過《東觀漢記》的“序”不同於一般的序文，也不同於敘傳，而是相當於史書的論讚。按《史通》記載：“《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雲公羊子、穀梁子，《史記》雲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7]

　　各書所引《東觀漢記》而標明篇目的概不少見，根據所見篇目，可以證明上述論斷良非虛語。標明篇目的，尤以《北堂書鈔》[8]為最多。現將各書涉及的篇名列舉於下：

　　1、《東觀漢記·光武紀》：見《北堂書鈔》卷三一“屠耆獻劍”條引，又見《文選·赭白馬賦》卷十四李善注引。

　　2、《東觀漢記·光武帝紀》：見《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卷四六李善注引，又見《文選·後漢書光武紀讚》卷五十李善注引。

　　3、《東觀漢記·明帝紀》：見《北堂書鈔》卷六七“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條引，又見同卷“祝哽在前祝咽在後”條引，又見《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論》卷四十李賢注引。

　　4、《東觀漢記·章帝紀》：見《北堂書鈔》卷五二“三世在位為國元老”條引。

　　5、《東觀漢記·章帝紀序》：見《太平禦覽》卷九一引。

　　6、《東觀漢記·和帝紀》：見《北堂書鈔》卷四八“追封梁竦為褒親湣侯”條引。

　　7、《東觀漢記·和帝紀序》：見《太平禦覽》卷九一引。

　　8、《東觀漢記·安帝紀》：見《北堂書鈔》卷四八“新野君”條引。

　　9、《東觀漢記·順帝紀》：見《北堂書鈔》卷四七“馬賢子同命封侯”條引，又見同書卷四八“藉建追封東鄉侯”條引，又見同書卷六三“謝廉通一經”條引。

　　10、《東觀漢記·百官表》：見《北堂書鈔》卷五四“儐讚九賓”條引。

　　11、《東觀漢記·律曆誌》：見梁劉昭《後漢書注補誌序》。

　　12、《東觀漢記·公孫述載記·平林載記·下江載記》：見《史通·題目》卷四。

　　13、《東觀漢記·舂陵宗室傳》；見《北堂書鈔》卷四十八“舂陵下濕減邑內徙”條引。

　　14、《東觀漢記·明德馬皇後傳》：見《初學記》卷十“方口美發日角偃月”條引。

　　15、《東觀漢記·和熹鄧皇後傳》：見《北堂書鈔》卷一三〇“罷黃門鼓吹”條引。

　　16、《東觀漢記·順烈梁皇後傳》：見《初學記》卷十“方口美發日角偃月”條引。

　　17、《東觀漢記·東海恭王傳》：見《北堂書鈔》卷七十“租倍諸王”條引，又見同卷“宮殿設鍾虡”條引。

　　18、《東觀漢記·東平王傳》：見《北堂書鈔》卷七十“位在三公上”條引。

　　19、《東觀漢記·清河王慶傳》：見《初學記》卷十“入宿北宮因留國邸”條引。

　　20、《東觀漢記·中山王傳》：見《北堂書鈔》卷七十“獨留京師”條引。

　　21、《東觀漢記·鄧禹傳序》：見高似孫《史略》卷三。

　　22、《東觀漢記·吳漢傳序》：見高似孫《史略》卷三。

　　23、《東觀漢記·王景傳》：見《北堂書鈔》卷七四“修起蕪廢”條引。

　　24、《東觀漢記·梁商傳》：見《初學記》卷十四“朱器畫棺”條引。

　　25、《東觀漢記·周澤傳》：見《北堂書鈔》卷三七“周澤收妻自劾”條引。

　　26、《東觀漢記·丁琳傳》：見《北堂書鈔》卷四八“掛絰而逃”條引。

　　27、《東觀漢記·韋順傳》：見《北堂書鈔》卷七五“柿樹生”條引。

　　28、《東觀漢記·袁紹傳》：見《北堂書鈔》卷三四“賓客所歸傾心折節”條引，又見同卷“士無貧賤與之抗禮”條引。

　　29、《東觀漢記·梁高傳》：見《北堂書鈔》卷三九“載米乞貧民“條引。

　　30、《東觀漢記·段熲傳》：見《後漢書·段熲傳》卷六五李賢注引。

　　以上所引各項資料中，有紀、有表、有誌、有載記、有列傳，可大致勾畫出本書原來的具體麵貌。按《東觀漢記》的原有體例，搜輯佚文，才能不失其真。

　　四、《東觀漢記》的輯本

　　首先著錄《東觀漢記》的是《隋書·經籍誌》，入正史類，為一百四十三卷。《舊唐書·經籍誌》和《新唐書·藝文誌》著錄為一百二十七卷，是唐時已有闕佚。北宋時隻剩四十三卷。明初已無此書，故《文淵閣書目》不載。

　　《東觀漢記》現存兩種輯本。首先輯此書的是清康熙時的姚之駰。姚之駰字魯斯，浙江錢唐人，康熙六十年進士，官至禦史。他一生編印過幾部書，以《後漢書補逸》二十四卷、《元明事類鈔》四十卷為最著名。《後漢書補逸》包括所輯八種後漢史書，即《東觀漢記》八卷、謝承《後漢書》四卷、薛瑩《後漢書》一卷、張璠《後漢記》一卷、華嶠《後漢書》一卷、謝忱《後漢書》一卷、袁山鬆《後漢書》一卷、司馬彪《續漢書》四卷。《東觀漢記》占全書卷數三分之一以上，可見姚之駰於此書用力亦最多。他在此書的例言中說：“列朝諸臣略次前後，不盡按紀年而差之。以作史者老韓尚可同傳，而儒林、循吏各歸一部，未嚐沾沾序列也。凡一人事跡隨得隨錄，亦不序其先後，蓋條登縷載，固非列傳體耳。”[9]可見他輯錄此書是極不科學的。人物不分先後，同一卷內的人物也無次序可尋，如卷四樊氏一族，樊準列十四，樊重列二十七，樊梵列二十九，樊宏列四十三。同一個人的事跡，其所收材料也不按年代先後的順序，形同一本爛賬。另一個缺點是姚本全沿明人陋習，不著資料出處，使人無從稽考。但更大的問題是他把大量重要的材料都遺漏了。《東觀漢記》的佚文，類書中以《太平禦覽》為最多，而《太平禦覽》又是眾所周知的輯佚古書的第一座寶山，姚之駰形同未見。《太平禦覽》卷九十引《東觀漢記·光武紀》錄了大部分原文，據此可大致恢複其原貌，姚本竟全付闕如。

　　清乾隆時修《四庫全書》，產生了《東觀漢記》的第二個輯本。此本共二十四卷，四庫館臣號稱輯自《永樂大典》。此本除收入《四庫全書》外，又編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續有掃葉山房刊本，桐花館刊本、《四部備要》本等等。實際上，這二十四卷的大典本《東觀漢記》已成為現在的通行本了。

　　大典本對姚之駰本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態度。《四庫全書東觀漢記提要》說姚本“掇拾不盡，掛漏殊多”，又說“隨文鈔錄，謬戾百出”，又說“隨意標題，割裂顛倒，不可殫數。”[10]四庫館臣手中有一件法寶，那就是《永樂大典》。所以他們又說：“至《東觀漢記》，核以《永樂大典》所載，較之駰所錄十尚多其五六。蓋秘府珍藏非草茅之士所能睹，亦不能以疏漏咎之駰也。”[11]固然，姚本決非善本，之駰也實在是識見不廣，但這些文學侍從之臣、館閣碩學之士所吹噓的《永樂大典》本，卻更是炫玉售石，欺世人耳目之偽品。對此，史學界前輩餘嘉錫先生曾指出：“案《總目》於此書之下雖注為《永樂大典》本，其時館臣重輯時，係以姚之駰本為主，參之以《大典》所載，然後旁考唐宋諸類書，自《北堂書鈔》至《太平禦覽》以補之。觀《提要》此節，語意自明。若更讀本書校語及佚文，與夫《四庫全書考證》，尤可得其梗概。後人動稱殿本《東觀漢記》輯自《永樂大典》者，皆未細讀本書之過也。”[12]當然，《永樂大典》所包含世所不傳的寶貴史料，是極為豐富的，清修《四庫全書》也確是從中輯錄了許多舉世不傳的珍品，其功自不可泯。但就其中部分號稱大典本的書來說，也頗有誇大不實之處。大典本《東觀漢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為《東觀漢記》原書明初已佚而不存，《永樂大典》所收《東觀漢記》的條文全是轉錄自已有類書。如果明初《東觀漢記》其書尚在，編《永樂大典》時曾加以引用，清修《四庫全書》時再從《大典》中輯出，情形自當別論。今唐宋幾部古類書俱在，要恢複《東觀漢記》，根本沒有必要繞這個彎子去抄《大典》。大典本《東觀漢記》實際上並沒有包括任何一項《永樂大典》獨有而諸書皆無的條文。編《四庫全書》之後，曾留下一部《四庫全書考證》，詳細說明各書編撰輯錄的情況。其書卷三二收有《東觀漢記》的考證，詳載當時輯錄大典本《東觀漢記》的經過，全部共一百四十四條，並無任何一條可以說明《永樂大典》中包含有《東觀漢記》的獨有佚文，而指明《永樂大典》及姚之駰本皆無，從《太平禦覽》補入的倒有十一條之多。有若幹條指明姚本文略，以《永樂大典》相同的條文可增補字句，但這些條文從《太平禦覽》等類書中也可以補足，且較《永樂大典》更為原始，更為準確。可見《永東大典》對輯錄《東觀漢記》並不能帶來什麽新的內容。明初編修《永樂大典》時十分倉促，反把古類書中所收《東觀漢記》的佚文刪落了許多。再加上清代所存的《永樂大典》是明嘉靖四十一年的過錄副本，其中又增加了不少錯字。因此，四庫館臣所輯錄的所謂大典本《東漢漢記》並不是什麽完善之本，仍然是一個誤漏百出的本子。

　　當乾隆朝修《四庫全書》時，《永樂大典》僅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百分之九十尚存於翰林院敬一亭，後來不斷遺失和遭到破壞，已殘存無幾。長期以來，一般學人無法看到《永樂大典》，故不明事實真象，因而對大典本《東觀漢記》難於提出質疑。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影印殘本《永樂大典》共七百二十卷，此書問世才使大家得以見到廬山真麵。雖然影印殘本隻不過是全書的百分之三強，但細加檢尋，不難發現問題。筆者從殘本《永樂大典》中共撿出《東觀漢記》引文十九條，而這十九條引文沒有一條是現存古類書中所沒有的。不僅如此，《永樂大典》抄撮的引文還有不少粗率馬虎而造成的嚴重錯誤。現舉一例於下，《永樂大典》有一條《東觀漢記》引文如下：[13]

　　甄宇字子普，普傳子承、周、澤、董、魯、平、叔。叔子軼。並以儒學拜議郎也。

　　範曄《後漢書·甄宇傳》與此不同：“甄宇字長文……傳業子普，普傳子承……子孫傳學不絕。”據此可知，甄宇字長文，其子名甄普，孫名甄承。而《永樂大典》引《東觀漢記》，則甄宇即普，承為其子。如果據此校改《後漢書》，那就大錯特錯了。《永樂大典》何以致錯，後來筆者從孔校《北堂書鈔》中，才發現了原委。孔校《北堂書鈔》所據的底本是影抄宋本，《永樂大典》這一條正是錄自同一底本。《北堂書鈔》卷五十六“甄宇以儒學拜”條注引《東觀漢記》：

　　甄宇字口口，子晉。晉子丞、周、澤、董、魯、平、叔。叔子軼。並以儒學拜議郎。

　　由此可知《永樂大典》錄此條時，隨意去掉空缺二格，以致產生謬誤。《永樂大典》中錯字、別字、遺漏刪削之處比比皆是，大約都是抄手之過，而主其事者亦不暇細檢，故不可盲目依據。

　　大典本《東觀漢記》卷一之後，附有一段輯書者的跋語：

　　“案姚之駰所輯是書八卷，既多掛漏，且與劉昭《續漢書誌》補注、李賢《後漢書》注所引之文，互有異同。又如《光武紀》中，或稱公，或稱王，或稱世祖，前後參差，今畫一更正。兼考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諸書所載各條，此略彼詳，取其詳者，詳略相等，從其善者。依年月編次，或年月無考則匯綴於篇內，如論讚之列。”

　　這一段話所說的內容，依筆者之見，是大致真實的。大典本《東觀漢記》產生的經過應該就是如此。輯書者先以姚之駰本為基礎，再參考部分類書加以增補，並改進姚本無年月次序的缺點，重新按年月先後排比材料，編成此本。這一段跋語可能是具體做這一項工作的人所寫，他們並未提到《永樂大典》，這至少可以說明《永樂大典》對輯錄《東觀漢記》並不能起什麽決定性的作用。從類書中增加了內容，編排了時代次序，這兩點是大典本較姚本進步的地方。但姚本《光武紀》稱劉秀為公、為王、為世祖，乃是隨文而錄，大典本一律改稱帝則反失其真，這一點倒比姚本不如了。同時，大典本引據類書仍有不少遺漏，特別是所據明陳禹謨本《北堂書鈔》，導致更多的謬誤。關於大典本的缺漏，餘嘉錫先生曾指出：“餘如《編珠》、《開元占經》、《證類本草》、《記纂》、《淵海》、《玉海》等書所引諸佚文，自一二條以至數條，今本亦一字不收。至於後來所出古書，若《稽瑞》、《類林》、《雜說》、《晏公類要》、《史略》之類，為館臣所不及見者，更無論矣。以此推之，其所罣漏，豈可勝言！”[15]

　　總之，大典本《東觀漢記》實際上徒有其名，並不能符《永樂大典》本之實，而是一個極不完善、錯漏極多的本子。為發掘東漢一代的原始史料，確有必要對大典本《東觀漢記》進行一番認真的清算，並用較完備的本子來代替它！

　　五、大典本《東觀漢記》的佚文

　　姚之駰輯本《東觀漢記》共八卷，大典本二十四卷，從卷數上看已多出兩倍，從字數上看，至少多出一倍以上，但仍有許多遺漏。現將一部分重要的、成段的佚文錄之如下，以見一般。

　　1、《北堂書鈔》卷三二“徙歸故郡”條引《東觀漢記》：“竇融長子穆，穆子勳，並尚公主。融年老，子孫驕慢，乞骸骨歸第，詔許之。融卒，謁者奏穆父子自謂失勢，帝令將家屬歸本郡。”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十有《竇融傳》，佚此文。

　　2、《北堂書鈔》卷三四“陰代其政”條引《東觀漢記》：“韓棱為功曹，性直甚畏，太守葛興風病，棱陰代其政，扶持二年。”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十九有《韓棱傳》，佚此文。

　　3、《北堂書鈔》卷三六“問貴戚放橫”條引《東觀漢記》：“周紆為洛陽令，見吏，問大姓。吏曰：‘南許裏諸李。’紆厲聲曰：‘本問貴戚放橫，若馬、竇等。’”又，同書卷七五“專任刑法”條引《東觀漢記》：“周紆遷齊相，政治嚴酷，專任刑法。”又，同書卷七八“莫敢欺”條引《東觀漢記》：“周紆字文通，遷召陵侯相，廷掾擅行威，殺人斷手足，立寺門。紆便往察視，口眼有稻芒，知廷掾載稾入城，收考具服。自後莫敢欺。”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十九有《周紆傳》，上文並佚。

　　4、《北堂書鈔》卷三七“周澤收妻自劾”條引《東觀漢記·周澤傳》：“澤敬宗廟，常病在齋舍。妻子憐其老病，窺問所苦。澤大怒，收妻詣獄，因自劾。”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十七有《周澤傳》，佚此文。

　　5、《北堂書鈔》卷三九“載米乞貧民”條引《東觀漢記·梁高傳》：“饑年穀貴，有餓餒，輒遣倉頭以車載米鹽錢菜，於四城散乞貧民。”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無《梁高傳》。

　　6、《北堂書鈔》卷四八“舂陵下濕減邑內徙”條引《東觀漢記·舂陵宗室傳》：“舂陵孝侯仁以舂陵地勢下濕，有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帝許之。徙南陽，猶以舂陵為國名。遂與眾弟巨鹿都尉回往家焉。”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無《春陵宗室傳》。

　　7、《北堂書鈔》卷六十“徐謁卿奉事三世”條引《東觀漢記》：“徐防字謁卿，舉孝廉，周密慎畏，台閣典職十年，奉事三世，未嚐有過也。”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十九有《周防傳》，佚此文。

　　8、《北堂書鈔》卷七四“修起蕪廢”條引《東觀漢記·王景傳》：“遷廬江太守，人不知牛耕。東有孫叔敖芍陂，景到，修起蕪廢，教用犁耕，農人墾辟。”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十八有《王景傳》，佚此文。

　　9、《北堂書鈔》卷七五“柿樹生”條引《東觀漢記·韋順傳》：“轉東平相，賞罰必信。有柿樹生廳，屈從庭中遂茂。順至孝，行感於天地生也。”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無《韋順傳》。

　　10、《北堂書鈔》卷七九“得民歡心”條引《東觀漢記》：“第五倫為鄉嗇夫，平徭役，理怨滯，得民之歡心。”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十八有《第五倫傳》，佚此文。

　　11、《北堂書鈔》卷九六“兼通五經”條引《東觀漢記》：“張霸博覽五經，孫林、劉固等並慕之，市宅其旁以就學也。”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十九有《張霸傳》，佚此文。

　　12、《北堂書鈔》卷九六“所居成市”條引《東觀漢記》：“張楷字公超，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無《張楷傳》

　　13、《北堂書鈔》卷九六“臣不為讖”條引《東觀漢記》：“光武帝問郊祀事，鄭興曰：‘臣不為讖。’上曰：‘卿之不學，非之也？’興曰：‘臣於書有所未學，無所非之也。’”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十六有《鄭興傳》，佚此文。

　　14、《北堂書鈔》卷一二七“車師脫帽乞降”條引《東觀漢記》：“耿秉與竇固出白山，擊車師，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走，出門脫帽，抱馬足乞降。”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八有《耿秉傳》，卷十有《竇固傳》，並佚此文。

　　15、《北堂書鈔》卷一三九引《東觀漢記》：“建武二十五年，南單於遣左賢王擊北單於。北單於震怖，卻地千餘裏。十三年，中工官作櫓車成，可駕數牛，嚐送塞上。議者見車巧，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卻夷千裏，寧謂此也？’聖人之文與天券契，及胡隤壞，數月而卑。”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紀》、卷二十二《匈奴南單於傳》並佚此文。

　　16、《北堂書鈔》卷一三九引《東觀漢記》：“耿弇討張步，與濟南王費邑合戰，大破之，斬邑首，傳詣行在。所斷賊頭入示巨裏，歸其親屬，外以執為思，內臣怖之。”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八有《耿弇傳》，佚此文。

　　17、《北堂書鈔》卷一三九引《東觀漢記》：“銚期為太中大夫，從到洛陽，拜為尉衛。是時隴蜀未降，麻賦往 屯，上輕與期門近出，期當車前叩頭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有詔車騎罷還。”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九有《銚期傳》，佚此文。

　　18、《北堂書鈔》卷一三九引《東觀漢記》：“更始死後，赤眉轉從南山下，號稱百萬眾，盆子乘王者車，駕三馬，從數百騎，罷歌吹之者廩食，棄其數車道中，侍從者稍落。”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二三有《劉盆子傳》及《赤眉傳》，並佚此文。

　　19、《藝文類聚》卷八十《火部》引《東觀漢記》：“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於邑，謂之相君子。至子方，以累積恩德，為神所饗。臘日，晨炊於灶，神見，再拜受慶。時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富殖百萬，田至七百頃。後世子孫常以臘日奉祠灶神以黃羊。”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六有《光烈陰皇後傳》，卷十一有《陰識傳》、《陰興傳》、《陰傅傳》，並佚此文。

　　20、《初學記》卷十七《忠部》引《東觀漢記》：“信都反，為王郎所置，王捕係祭彤父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彤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公事方爭國，不得複念私也。’”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九有《祭彤傳》，佚此文。

　　21、《太平禦覽》卷十一引《東觀漢記》：“曹褒為河內太守，時旱，春至六月無雨，穀貴。百姓頗流離。褒到，省吏職，退去貪殘，屢得澍雨。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民皆還。”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十八有《曹褒傳》，佚此文。

　　22《太平禦覽》卷九一引《東觀漢記·和帝紀序》：“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宴，囿無槃樂遊畋之豫。躬履玄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雲爾。”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二有《穆宗孝和皇帝紀》，佚此文。

　　23、《太平禦覽》卷一五〇引《東觀漢記》：“廣陵思王荊性刻急隱害，善文法，有才能。中元二年，世祖崩，不悲哀，而作飛書與東海王彊，說之，令舉兵為逆亂。彊得荊書，即執其行書者，封上之。以親親隱其事，遣荊止河南宮。”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七有《東海恭王彊傳》及《廣陵思王荊傳》，並佚此文。

　　24、《太平禦覽》卷三六三引《東觀漢記》：“詔書令功臣家各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複曰齒長一寸，龍顏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一至卷三為帝紀，並佚此文。

　　25、《大平禦覽》卷四八一引《東觀漢紀》：“彭寵故舊渤海趙寬，妻子家屬依托寵居。寬仇家趙伯有好奴，以賕寵。寵貪之，為盡殺寬家屬。寵之勃德不仁，貪狼如此。”

　　按：大典本《東觀漢記》卷二十三有《彭寵傳》，佚此文。

　　上列二十五條都是段落完整並具有相當史料價值的佚文。其意義本文未加分析，讀者可一望而知。至於此外的佚文，不論是成段或成句的，一字或數字可校改今本的，數量極多，此不及備舉，有待今後整理和發掘，隻能另文再加論述了。

　　注釋：

　　[1]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

　　[2]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九五。

　　[3]範曄《獄中與諸甥侄書》，見《宋書·範曄傳》卷六九。

　　[4]範曄《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卷五十注引《東觀漢記》。

　　[5]《後漢書·鄧禹傳》卷十六：“（鄧）閶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閶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可知鄧嗣也參加過桓帝時東觀著史的工作，但各書未載永壽年有著《漢記》的資料，俟當再考。

　　[6]《史通·六家》卷一。

　　[7]《史通·論讚》卷四。

　　[8]《北堂書鈔》為現存較完整的最古類書，但直到明萬曆時始有陳禹謨刻本，陳刻竄亂改易，盡失其真。清修《四庫全書》時，輯《東觀漢記》即用此本參校，故誤入歧途之處不少。後宋元舊抄本出，得諸名家校刊，南海孔廣陶集諸家之成，費力頗勤，於光緒十四年刻印孔校《北堂書鈔》，大致恢複原書本貌，成為通行之本。本文所引即據孔本。

　　[9]姚之馬因《後漢書補逸》，康熙五十二年姚氏家刻本。

　　[10]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十。

　　[11]《後漢書補逸提要》，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十。

　　[12]餘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卷五史部三。

　　[13]中華書局影印《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郎字條。

　　[14]《後漢書·甄宇傳》卷七九。

　　[15]《四庫提要辨證》卷五史部三。

　　（原載《史學史研究》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