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考訂文集

第十二章 後漢洛陽東觀考

　　後漢都城洛陽，有一個極為重要的文化機構東觀，相當於國家圖書館、檔案館兼國史館，在漢代文化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本文擬對東觀的修建、職掌、建製等，做一些初步的考查。

　　首先，我們知道東觀是一處建築物的名稱，其位置在洛陽南宮，是南宮建築群的一部分[1]。南宮的曆史很悠久，周秦時已有，據《漢書·高帝紀》載：漢高帝五年劉邦戰勝項羽以後，曾置酒洛陽南宮，與群臣論劉項得失天下的緣由。《史記·高祖本紀》載《正義》引《括地誌》：“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裏洛陽故城中。《輿地誌》雲：秦時已有南北宮。”雖南宮不詳其何時始建，但由來已久，則毫無疑問。

　　東漢移都洛陽，南宮則續有增修。東漢初，“（建武）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2]此後，南宮逐漸形成為一個大的建築群落。《後漢書·蔡邕傳》李賢注引《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太極殿，西有金商門。”另外，複有宣室殿、嘉德殿、黃龍殿、千秋萬歲殿。[3]南宮還有一處極為著名的建築，那就是曾圖畫東漢開國功臣二十八將的雲台。此由《後漢書·馬援傳》李賢注“雲台在南宮”可證。東觀修建於何時，史無明文，據一些材料推測，大約是在明帝時，因為著名文士李尤，曾應明帝之召，作《東觀賦》和《東觀銘》。[4]東觀的位置大約在南宮建築群的中間一帶，應是一座比較高的建築物。所謂“觀”，即“於上觀望也”，[5]可見觀是可供了望的高層建築。登上東觀，可以“前望雲台，後匝德陽”，故知雲台在東觀之南，而其北可以和北宮的德陽殿遙遙相望。

　　關於東觀的具體情況，也有一些記載可考。東觀應是一座有三層樓閣的建築，由大門而入，共經門七重，所謂“升降三除，貫啟七門”，最上一層，有室十二間，故晉陸機《洛陽記》說“東觀在南宮，高閣十二間”。李尤所作《東觀賦》及《東觀銘》則是流傳至今描繪東觀形置最具體的篇章。《東觀賦》如下：

　　“敷華實於雍堂，集幹質於東觀。東觀之藝，孽孽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綠樹之成行。曆東厓之敝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雲台，後匝德陽。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覽三代而采宜，包鬱鬱之周文。”

　　《東觀銘》如下：

　　“周氏舊區，皇漢實循。房闥內布，疏綺外陳。升降三除，貫啟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泉。列侯弘雅，治掌藝文。”[6]

　　由此可知，東觀聳峙雄偉，構建絕佳，上有重閣，共具三層，下有回廊環繞，前後七門貫通，四周花木繁茂，綠樹成蔭。坐席舒適，陳設講究，明亮軒敞，環境幽雅。東觀中，藏書豐富，無缺不陳，故稱之為“書籍林泉”。在這裏集中了漢代最重要的典籍，可稱之為東漢文化的中心。修史與圖籍檔案的收藏是分不開的，因之，東觀不久便成為修撰國史的基地。在東漢之初，撰寫國史首先是在蘭台，明帝時建成東觀，章帝、和帝時，乃將修史的任務移至此。東漢立國之後，書籍日見增多，蘭台大約較狹，不能適應發展，才將東觀確定為主要藏書之所。唐劉知幾《史通》上說：“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台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異，征詣蘭台。斯則蘭台之職，蓋當時著作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到和帝時，東觀之書大備，文人學士十分向慕，人們稱之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7]由於東觀收藏的豐富，甚至吸引了皇帝親自去參觀和閱覽。（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醜，（和）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8]有時，皇帝也特命某些才智之士，專門去東觀學習，例如號稱“日下無雙，江夏黃童”的黃香，章帝就曾下令讓他去東觀讀書，“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嚐見書。”和熹鄧太後甚至“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

　　其時皇帝也非常重視整理東觀所藏的篇籍，屢次下令校訂文字。第一次大規模地進行這樣的工作是在安帝時，“安帝永初四年二月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11]並特命發明造紙術的著名宦官蔡倫監督其事。實際上，安帝年幼，和熹鄧太後主政，對於文化事業頗為提倡，這次整理文獻典籍也是在鄧太後主持下進行的。“太後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仇校傳記。事畢奏禦，賜葛布各有差。”[12]東漢著名學術大師馬融，青年時也曾參加過這一工作，“馬融，字季長，年十三，明經，為太子舍人，校書東觀。”[13]靈帝時，高彪“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他並得到一項殊榮，“後遷外黃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14]

　　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經的建立，也是由東觀校書所引起的。東漢末年的大學者蔡邕主其事，《後漢書·蔡邕傳》記載：

　　“（靈帝）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

　　另一著名學者號稱儒宗的盧植，認為石經文字仍不夠準確，提議由他負責刊正碑文，但“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15]

　　上述可知，東觀的職掌首在於收藏典籍、校訂經傳、刊刻石經等。有時也供皇帝閱覽或派智能之士入觀學習。東觀的另一項重要職責便是提供撰寫國史的資料和場所。班固撰《漢書》，“其八表及《天文誌》未及竟而卒，和帝詔（班）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16]當然，撰寫東漢當代的史書，更成為東觀的一項主要成就。因而撰述國史形成一個專名，稱為“著作東觀”。沈約《宋書·百官》稱：“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著作東觀，撰述國史，著作之名自此始也。”劉知幾《史通》也說：“自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為著作，竟無它稱。”所撰國史，後世名之為《東觀漢記》。

　　魏晉時期有著作郎專掌史任，隸屬於中書或秘書。但後漢時代的東觀是否有專設史官，史無明文，《續漢書·百官誌》亦無記載。《晉書·職官誌》稱：“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但《晉書》所說似乎專指東漢時尚未設著作郎而言，當時著作東觀者往往以他職兼領，如先後在東觀著作國史的劉珍為謁者仆射，邊韶為太中大夫，劉洪為郎中，蔡邕為議郎等等。雖然當時尚無著作郎這一職稱，但這不等於說東觀中沒有其他專設官職。《後漢書·竇章傳》上說：“（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馬融傳》稱：“（融）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李尤傳》稱：“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由此可見，當時東觀中至少有校書郎、校書郎中、東觀郎等官職，不過，這和後來的著作郎專任修史，情形有所不同罷了。

　　總之，後漢時代位於都城洛陽的東觀，在典籍收藏、文字刊正、撰修國史、研習經傳等方麵，起過重要的作用，在漢代文化史上，也是值得特書一筆的。

　　注釋：

　　[1]《後漢書·孝安帝紀》卷五李賢注引《洛陽宮殿名》：“南宮有東觀。”

　　[2]《後漢書·光武帝紀》卷一。

　　[3]見《續漢書·五行二》。

　　[4]常璩《華陽國誌》卷十。

　　[5]劉熙《釋名·釋宮室》。

　　[6]《東觀賦》與《東觀銘》均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六三。又，肖統《文選》卷二四。

　　[7]《後漢書·竇章傳》卷二三。此語原出自華嶠《後漢書》，見《文選》卷四六。

　　[8]《後漢書·孝和帝紀》卷七九。又同書《儒林列傳》：“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

　　[9]《後漢書·黃香傳》卷八十。

　　[10]《後漢書·和熹鄧皇後紀》卷十。

　　[11]《後漢書·孝安帝紀》卷五。

　　[12]《後漢書·皇後紀》卷十。

　　[13]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六六引謝承《後漢書》。

　　[14]《後漢書·高彪傳》卷八十。

　　[15]《後漢書·盧植傳》卷六四。

　　[16]《後漢書·列女曹世叔妻傳》卷八四。

　　（原載《洛陽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