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考訂文集

第十一章 《漢書》點校商榷

　　《漢書》曆來號稱難讀，又經過近二千年的輾轉流傳，錯誤之處不少，雖然經過曆代史家的注釋考訂，仍然是二十四史中較為艱澀的一種。因此，選擇善本，標點校勘，更為必要。中華書局出版的校點本二十四史，大有益於讀者，這是毫無疑義的。但這是一件十分浩繁艱巨的工作，難免還有不夠盡美盡善之處。特別是其中的《漢書》，值得討論的地方仍然很多。本文舉出下麵四例，以奉商榷。

　　一

　　《宣帝紀》，校點本252頁，原文：

　　“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一）刑者不可息。’”

　　注（一）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如說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

　　按：注（一）中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標點不對。正確的標法是：“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文穎的注釋意在說明律和令的區別，他指出，所謂律是指蕭何承秦法所作，後代天子之增損則不在律上，故別稱為令。令是律的修訂和補充，所以文穎才說：“令，律經是也。”如淳和師古的注釋意在說明令有甲乙，承文穎的語氣而來，如果把律令合為一詞，全注均不易解。

　　《刑法誌》：“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刑法誌》稱蕭何所作九章為律，既不稱為令，也不稱為律令，語意是很明白的。《杜周傳》載周語：“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也把律和令分得十分清楚。總之，律和令不為一事，在此處絕不容含混，二字之間不加點斷是錯誤的。

　　二

　　《諸侯王表》，校點本405頁，原文：

　　“河間 孝文二年（二）[三]月乙卯，文王辟彊以幽王子立，十三年薨。”

　　《校勘記》405頁三欄：四格，朱一新說《文紀》作“三月”，汪本亦作“三月”，此作“二月”誤。

　　按：原文二月並不錯，《校勘記》據《漢書補注》，誤從朱一新說，改二月乙卯為三月乙卯。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文帝紀》：“（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五行誌》：“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婺女一度。”二處記載相同。另外，《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孝文二年欄有十一月乙亥，乙亥在癸卯前二十八日，如癸卯為晦日，本月當有乙亥，二者吻合。總之，十一月晦日確為癸卯，則十二月朔日當為甲辰。十二月如果是小月，正月朔日當為癸酉，如果是大月，正月朔日當為甲戌。正月朔日為癸酉或甲戌二月朔日必定是癸卯或甲辰，乙卯為二月十三日或十二日。查《二十史朔閏表》，文帝二年二月朔日正為癸卯，乙卯是該月的十三日。《二十史朔閏表》載文帝二年三月朔日是壬申，乙卯為壬申後第四十四日，已經進入四月。因此，既然二月有乙卯是肯定的，則三月不可能再有乙卯，把二月乙卯改為三月乙卯，是把對的倒改成錯的了。查本書《顓頊曆表新編》文帝二年二月朔癸卯，三月朔壬申，與《二十史朔閏表》同。

　　又，《文帝紀》記載文帝二年有“春正月丁亥”，乙卯在丁亥後二十八日，即使丁亥是正月的最後一日，乙卯也隻能在二月，絕不會進入三月，這也證明文帝二年三月並無乙卯。

　　與辟彊封河間王同日，文帝又封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據《諸候王表》所載，各王所封的日期，都是文帝二年二月乙卯。《校勘記》單獨把河間王的封日改為三月乙卯，其他各王均不改，結果是二月有乙卯，三月又有乙卯，本身即鑄成新的矛盾。查《史記·漢興以來諸候王年表》文帝二年欄所記，城陽王章、濟北王興居、皇子代王武、太原王參、梁王勝（即揖）以及文王辟彊，都是二月乙卯封，與《漢書》所記正同。因此，雖然《文帝紀》有“（二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的記載，但應據此改為二月，而絕不應該把《諸侯王表》中的二月改為三月。

　　三

　　《天文誌》，校點本1304、1305頁，原文：

　　“（景帝）中元年，填星當在觜觿、參，去居東井。占曰：‘亡地，不乃有女憂’。其（三）[二]年正月丁亥，金、木合於觜觿，為白衣之會。三月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觿，且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占曰：‘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觜觿，梁也。’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日。占曰：‘傷成於戊。木為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其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鬥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出，必有亂臣。房、心間，天子宮也。’是時梁王欲為漢嗣，使人殺漢爭臣袁盎。漢桉誅梁大臣，斧戊用。梁王恐懼，布車入關，伏斧戊謝罪，然後得免。”

　　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占曰：‘為鑠，為喪。虛，齊也。’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

　　《校勘記》1304頁10行：其（三）[二]年正月丁亥，王念孫說中三年在下文，則此“三年”當作“二年”。

　　按：此處原文上麵有二個景帝中三年，《校勘記》據《漢書補注》，從王念孫說，把前麵的中三年校改為中二年。校改以後，雖然年代已順，但卻使《天文誌》所述前後幾年的天象，均皆抵牾。例如：“（二年）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四年四月丙申，金、木合於東井”，木星從二年五月到四年四月共二年間，一直停留在東井。木星的恒星周期今測值為11.86年，每年運行30度強，而東井的黃道廣度為30度，即木星通過東井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年。現在，木星在東井停留二年，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僅此一點，就足以證明王念孫說不可據。

　　實際上，前麵的中三年並不誤，後麵的中三年應改為中二年，並移至中元年和中三年之間。這樣一改，木星在東井的停留時間隻有一年，符合木星運行情況。

　　近年來，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了大批帛書，帛書中有一種關於天文的著作，名為《五星占》，其中排列了從秦始皇元年至漢文帝三年間，木星、土星和金星的運行表。《五星占》記載木星的恒星周期為十二年，按十二年一個周期順沿推算，景帝中三年時，木星的位置和秦始皇四年相同。木星古稱歲星，歲星每85.7年超過一辰，從秦始皇元年到景帝中三年共93年，木星已超過一辰有餘，所以在實際上，景帝中三年時，木星的位置應當和秦始皇五年大致相同。按《五星占》記載，秦始皇五年，木星“與東井晨出東方”，即木星在井宿，《天文誌》記載前麵的中三年，“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二者是吻合的。這證明前麵中三年所描述的天象真正是景帝中三年的情況。另外，再以金星為例。金星的五個會合周期與八年密近，所以，《五星占》即以八年為一個周期描述金星的運行。按此推算，景帝中三年時，金星運行的情況，應當和秦始皇四年相同。《五星占》記載，秦始皇四年，金星“以十一月與箕晨入東方”，即該年十一月，金星應在箕宿。但《天文誌》記載後麵的中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火合於虛”，即金星十一月在虛宿，與箕宿相去52度。可見，後麵中三年的天象，根本不是景帝中三年的情況。

　　此外，按《二十史朔閏表》，與本書《顓頊曆表新編》，前麵中三年的紀日幹支和景帝中三年完全相符，改二年後，即變得完全不符。後麵中三年的紀日幹支和景帝中三年本來不相符，改二年後，即相符。這也可見《校勘記》所改不對，應改二年的不是前麵的中三年，而後麵的中三年。

　　四

　　《韓彭英盧吳傳》，校點本1890頁，原文：

　　“（英布軍）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一]”

　　注[一]師古曰：“會音工外反。音丈瑞反，解在《高紀》。”

　　按：點校本在字旁劃一專名號，誤。會是一個地名，不是“相會於”的意思。顏師古注“會”音工外反，不作黃外反，顯然他沒有把會字當作相遇講的動詞。這裏正確的標點法是：“（英布軍）遂西，與上兵遇薪西會。”會兩字旁加專名號。顏師古的注釋，“會音工外反”之後應為逗號，不應作句號，因為解在《高紀》的不僅是字，也包括會字。

　　《高帝紀》：“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於會缶，布走，令別將追之。”會缶下顏注：“此字本作，而轉寫者誤為缶字耳。”又說：“《黥布傳》正作字，此足明其不作缶也。”於此可見，會缶即會，是一個地名，如把缶字作地名，會字單解，就不成文理了。《高帝紀》在行文上是十分清楚的。此處會缶兩字旁加專名號是正確的。

　　《漢書·高帝紀》本於《史記·高祖本紀》，文作：“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會甀兩字旁加專名號，表示是一個地名。集解引《漢書音義》：“會音儈保，邑名。甀音直偽反。”索隱：“上音鱠，下音丈偽反，地名也。《漢書》作‘缶’，音作保，非也。”據此，會甀即會缶，亦即會，是蘄縣的一個地名，本來並無疑問。問題出在《史記·黥布列傳》上，文作：“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此下，索隱引韋昭雲：“蘄之鄉名”。而《漢書·地理誌》沛郡蘄縣下有本注“鄉。高祖破黥布”，與韋昭注合。《史記》標點者可能見有鄉，便把會字和甀字分開，《漢書》也相沿不改，以致和《本紀》相矛盾。其實，會是一個邑名，鄉是一個鄉名，二名可以並存。不應當因為有鄉，就把會兩字拆開強解。漢時，縣下有鄉，鄉的得名有的就來源於某些著名的邑裏。《漢書·地理誌》載江夏郡竟陵縣有鄖鄉，本注“鄖鄉，楚鄖公邑”，又《續漢書·郡國誌》載陳留郡己吾縣有首鄉，劉昭注：“《左傳》僖五年齊侯會於首止，杜預曰在襄邑東南，有首鄉。”邑，是指一個具體的地點，鄉，是指一片地方。鄉可以由管轄範圍內的某一邑得名，也可以取邑的一個字得名，如鄖鄉取鄖公邑的鄖字，首鄉取首止的首字，那末，鄉正是取會的字，是可以理解的。

　　又，上引各條，字有別寫、缶、垂瓦 等字。《水經注》淮水條：“渙水又東南逕蘄縣故城南，《地理誌》曰：‘故垂瓦 鄉也。漢高帝破黥布於此。’”酈道元所見《漢書》，字仍作垂瓦，所以、缶諸異文，當以《史記》作垂瓦 為是。

　　（原載《史學史資料》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