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考訂文集

第六章 試論司馬遷描述曆史人物的雙星結構

　　司馬遷撰寫了不朽的曆史巨著《史記》，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的劃時代的奠基人。《史記》是我國第一部規模宏大、組織嚴密的紀傳體通史，開創了曆代編纂正史的先河。司馬遷在編撰《史記》的過程中，研究並吸取了已有的史學成就，參考了多種史學體裁，重新組成了一座使各種形式融為一體的嶄新的史學殿堂。具體說來，《史記》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合成。這五種體例分開來看，各有所本，合起來看，又麵貌全新。由於司馬遷把多種體例異常巧妙而有機地結合起來，最適合於從社會各個角度全麵地表現曆代各王朝的興衰更替，因而成為後代編修正史的典範。

　　《史記》的五種描述對象雖各有不同，但總的精神是以人物為主體的。本紀、世家、列傳自不必說，即十表亦不過是人物活動按時間次序進行的排列。八書雖為專史，也離不開以人物的功業作為例證。總之，《史記》全書繪出的宏大的曆史圖景是由眾多的曆史人物構成的。《史記》使從遠古到西漢中葉，各朝各代各方麵的時代人物均躍然紙上。可以說，司馬遷精心地塑造了帝王將相、儒宗謀士、刺客遊俠乃至販夫走卒、庸夫農婦等等眾多的人物群象。《史記》中所著意刻劃的許多曆史人物情態逼真、性格突出，已成為廣泛流傳於人民群眾之中的典型形象。

　　司馬遷筆下的曆史人物何以有這樣大的魅力？這就不能不使人欽佩太史公描述曆史人物的卓越才能和高超的技巧了。因此，曆來研究《史記》的論著都離不開探討司馬遷如何寫人物這一重要方麵。長期以來，學者們對這一問題撰寫了不少有價值的文章。從司馬遷描述曆史人物的技巧和方法來說，可以大致歸納為以下三點：

　　（1）司馬遷善於“寓論斷於序事。”[1]即不直接寫出自己的態度和觀點，而是把對人物的品評褒貶，放在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情節的發展中，讓讀者自己去尋求結論。這樣就能發人深思而味腴無窮。

　　（2）司馬遷善於抓住具體的戲劇性的典型事件，來表現人物的特征，有時用極為平凡而奇妙的細節來突出人物的個性。因此他描述的曆史人物栩栩如生，千人千麵，各具奇絕。

　　（3）司馬遷善於通過人物的言行來進行對比，並常常用反襯的手法來突出人物的不同特點和不同結局。從而使曆史人物形象豐富，氣韻飽滿，使讀者絕無千篇一律之感。

　　除了上述三點以外，就如何處理人物之間的關係這一方麵說來，司馬遷還常常運用一種獨特的結構方法，把不同的人物組合在某種矛盾糾葛之中，形成一個首尾呼應的完整故事。本文擬就此提出一點新的看法，供大家討論。

　　在司馬遷描述的大量曆史人物中，可找到一條規律，即兩個成就顯赫的曆史人物往往存在一種前、中、後期的三段式的糾葛。這前、中、後期的三個階段，可稱之為序幕、正篇和尾聲。在序幕中，雙方往往有一段合作的經曆，或是有一個共同的環境，或是有一種主從的關係。在正篇中，雙方各展才能，各建功業，同時或發生矛盾或分道揚鑣，形成水火之勢。到了尾聲，兩人在尖銳的對立中產生悲劇式的結局，故事往往就到此結束了。對立的雙方當然有善良與殘暴之分，有正義與邪惡之別，但是雙方必須都具有很高的本領，必須是在自己領域中的突出代表，可以說都是明星式的人物。我把這一種描述人物的手法稱之為雙星結構，在《史記》中，可以找到雙星結構的許多例證。

　　《史記》是一部史學著作，內容必須符合曆史的真實。司馬遷描述曆史人物不能象創作純粹的文學作品那樣虛構人物和情節。雖然司馬遷同時也是一位文學巨匠，但他在描述曆史人物時，必須在符合曆史事實的前提下塑造人物。這就是說，他隻能突出人物的某一方麵，或側重描述某些情節，或有選擇地使用某些素材，而不能隨意編造故事。因此，在使用雙星結構這一方法時，難免有一些變通的情況。在符合總的原則的前提下，存在一些變體，也是可以理解的。

　　下麵讓我們來看一看《史記》中的具體例證：

　　例證一：龐涓與孫臏

　　序幕：“孫臏嚐與龐涓俱學兵法。”[2]兩人當為同學。

　　正篇：龐涓為魏惠王將軍，召孫臏至魏，以陰謀斷其兩足。後，孫臏逃至齊，為齊威王大將田忌之軍師。

　　尾聲：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馬陵之役，孫臏設計，龐涓兵敗身死。[3]

　　例證二：楚懷王與屈原

　　序幕：“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4]雙方是很協調的君臣關係。

　　正篇：楚懷王與秦、齊爭雄。因上官大夫之離間，“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疏，不複在位”。[5]屈原懷激忿而作《離騷》。

　　尾聲：楚懷王入秦不返，子頃襄王立，屈原遭放逐，自沉汨羅江而死。[6]

　　例證三：李斯與韓非

　　序幕：“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7]兩人同為荀門弟子。

　　正篇：李斯入秦為客卿，佐始皇，攻六國，後官廷尉，遷丞相，權傾一時。韓非著書立說，集法家之大成，成為戰國後期之重要理論家。

　　尾聲：韓非使秦，遭李斯諂害，下吏治罪。“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8]

　　例證四：秦始皇與呂不韋

　　序幕：“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9]呂不韋助秦始皇父子得秦王位。

　　正篇：秦始皇雄才大略，內削禍亂，外攻六國，後統一天下。呂不韋佐秦成帝業之基，又著《呂氏春秋》，“世傳呂覽”。

　　尾聲：嫪毐謀反，“事連相國呂不韋”，秦始皇逼呂不韋自殺，“乃飲酖而死。”[10]

　　例證五：劉邦與項羽

　　序幕：興兵滅秦，劉項共事楚義帝，相約先入鹹陽者王之。

　　正篇：項羽敗秦軍於钜鹿，後自立為西楚霸王，封十八諸侯，政由羽出，“近古以來未嚐有也。”[11]劉邦率軍入關滅秦，封漢王，後發生楚漢戰爭，激戰數年，“大戰七十，小戰四十。”[12]

　　尾聲：垓下會戰，項羽兵敗，自刎烏江，劉邦稱帝。

　　例證六：張耳與陳餘

　　序幕：張耳陳餘同為大梁人，“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13]

　　正篇：張耳為常山王，被陳餘擊敗，投靠漢王劉邦。陳餘依楚霸王項羽，立為代王。

　　尾聲：楚漢交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14]

　　例證七：蕭何與韓信

　　序幕：韓信背楚歸漢，“數與蕭何語，何奇之”，[15]力薦於劉邦。劉邦拜韓信為大將。

　　正篇：蕭何佐劉邦建漢業，功為第一，後為丞相，位冠群臣。韓信率軍破趙下齊，領兵會戰垓下，滅項羽，封齊王。

　　尾聲：韓信後降為淮陰侯，有謀反之嫌，蕭何與呂後設計，騙至長樂宮，斬於鍾室。

　　按上述七項例證，又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可稱之為並立型雙星結構，即兩人的關係大致平列，如龐涓與孫臏，李斯與韓非，劉邦與項羽，張耳與陳餘，蕭何與韓信等。另一種可稱之為主從型雙星結構，如楚懷王與屈原，秦始皇與呂不韋等。在《史記》所描述的曆史人物中，可能還會找到其他類型的雙星結構，如廉頗與藺相如、蘇秦與張儀、竇嬰與田蚡，另文再來分析。總之可以說，司馬遷是相當有意識地利用上述雙星結構的方法樹立了許多成組的曆史人物的不朽形象，有這麽多的例證存在，決不是偶然的巧合。

　　那麽，何以司馬遷要反複描述雙星結構的曆史人物呢？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司馬遷認為古往今來，凡著書立說者，都是因為心中鬱結著一股憤懣之氣，“不得通其道”，即不能充分表達於當世，所以才“述往事，思來者”，希望後人能通過自己的著作理解自己的不平，能夠分清善惡，能夠判斷是非，能夠公正地評價曆史。當然，司馬遷寫《史記》，也希望後人能夠理解他，能夠公正地評價太史公本人。

　　司馬遷胸中鬱結的一股憤懣之氣，毫無疑問是來自“李陵之禍”。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率騎三萬，與匈奴右賢王戰於天山，又派李陵率步兵出居延北，以為呼應，李陵深入敵後，力戰不支，兵敗降匈奴。司馬遷平素與李陵並無交往，但此時卻為李陵進行了一些辯解。漢武帝大怒，處之以宮刑。司馬遷為此受到了極大的打擊，若不是為了把《史記》完成，幾乎沒有再活下去的勇氣。他在《報任安書》中說：“仆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絏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16]這奇恥大辱的“最下腐刑”是誰加給他的呢？是漢武帝。他本人與漢武帝的關係，正是一組主從型的雙星結構。試看：

　　序幕：司馬遷忠實於漢武帝，“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17]漢武帝也很信任司馬遷，“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18]後升任為太史令，並主持太初改曆工作。

　　正篇：漢武帝雄才大略，多所興廢，征匈奴，通西域，恢擴大漢之基業，為不世之名主。司馬遷受父遺命，以繼承孔子《春秋》自任，後撰《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19]寫成偉大的曆史巨著。

　　尾聲：因李陵事件，司馬遷被漢武帝處以宮刑，遭到莫大恥辱，痛不欲生。他在《報任安書》中反複說：“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仆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最下腐刑，極矣！”“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麵目複上父母之丘墓乎？”司馬遷始終認為自己並無過錯，而受殘酷迫害，故對漢武帝之暴虐，明確表示不滿，“明主不深曉，以為仆詛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所不同者，隻是司馬遷沒有被害而死，隻不過是受刑而殘罷了。

　　因此，在司馬遷描述的眾多曆史人物的許多篇章中，無不充溢著他自己的心聲。無怪乎有人說：“《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20]而在雙星結構的曆史人物中，我們聽到太史公哭泣聲更加哀痛，更加淒婉，也更加悲壯！因為這既是寫曆史人物，也是在寫太史公自己的身影。

　　在雙星結構的曆史人物中，司馬遷的同情毫無例外地給予受害者或失敗者一方。在上述例證中，孫臏（受害者）、屈原（受害者）、韓非（受害者）、呂不韋（受害者）、項羽（失敗者）、陳餘（失敗者）、韓信（受害者）等，都是悲劇式的人物。細讀這些人的傳記，不難體味到司馬遷所寄予的同情之意。特別是主從型的雙星結構人物，如屈原，司馬遷更是以滿腔的激情來謳歌這一忠貞亢直而遭愚主擯斥的大詩人，“其文約、其辭微、其誌潔、其行廉……推此誌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21]這正是司馬遷“退論書策以舒其憤”的最好說明。另一主從型雙星結構人物呂不韋，雖然其所作所為往往有鄙瑣不堪的一麵，但在對呂不韋的描述中，時常也流露出司馬遷對他的同情，這就更能說明問題了。以前讀《史記·太史公自序》，很不理解司馬遷把呂不韋和周文王、孔夫子、屈原、左丘明等並列，通過本文對雙星結構的分析，可以說找到了這一問題的答案。

　　另一方麵，司馬遷對他所同情的人物，也同樣是“不虛美，不隱惡”，[22]尤其是對他特別寄以同情的人物，往往更能一針見血地指斥其不可容忍的錯誤，暴露其本質上的缺點，批判其不可原諒的過失。這應是愛之深而責之切的一種感情。善良、忠直、輕信友誼的人落得悲慘的結局，成為受害者或失敗者，他們自身也應當自責，也存在根本的弱點。在雙星結構的人物中，這種關係和結局尤為明顯，但世道何以如此不公正，司馬遷也感到困惑不解，他仰而問天：“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23]

　　總之，雙星結構是司馬遷描述曆史人物的一個重要手法，運用這一手法突出了許多曆史人物的鮮明特點，樹立了許多曆史人物的不朽形象，描繪了許多感人至深的悲劇場景。另一方麵，這也是司馬遷寄托自己的感情，抒發滿腔悲憤的極為巧妙的構思，也是對自己身受“詬莫大於宮刑的”冤案的申述與抗爭，同時也是對漢武帝酷政的有力批判。

　　研究司馬遷描述曆史人物的方法，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史記》這一部偉大的曆史巨著。

　　注釋：

　　[1]此語出自清初學者顧炎武，見《日知錄·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卷二六，清人桐城派古文大家劉大櫆也說過類似的話：“昔人謂子長文字，微情妙旨，寄之筆墨蹊徑之外。”見《論文偶記》。

　　[2]《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卷六五。

　　[3]銀雀山漢墓竹筒《孫臏兵法·擒龐涓》，謂龐涓於此役被俘，和《史記》所載不同，但與本文所述之意亦通。

　　[4][5]《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卷八四。

　　[6]屈原雖死於懷王子頃襄王時，但無損本文之旨，可謂變體。

　　[7][8]《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卷六三。

　　[9][10]《史記·呂不韋列傳》卷八五。

　　[11]《史記·項羽本紀》卷七。

　　[12]《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卷九九。

　　[13][14]《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卷八九。

　　[15]《史記·淮陰侯列傳》卷九二。

　　[16][17][18][19]《漢書·司馬遷傳》卷六二。

　　[20]劉鶚《老殘遊記自敘》。

　　[21]《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卷八四。

　　[22]《漢書·司馬遷傳讚》卷六二。

　　[23]《史記·伯夷列傳》卷六一。

　　（原載《雲南教育學院學報》1989年增刊號）

　　“功 比 軑 侯”解

　　軑侯是西漢初年長沙國的丞相。一九七二年，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發掘，特別是兩千多年前古屍的出土，引起了世界學術界的轟動。墓中出土器物題字有“軑侯家”，封泥有“軑侯家丞”字樣，可知這是軑侯家族的墓葬。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相繼發掘了馬王堆二號漢墓和三號漢墓，進一步弄清了很多問題。現在可以確定，二號墓是軑侯本人的墓，一號墓主（即出土古屍）是軑侯之妻，三號墓主是軑侯之子。軑侯的名字，《史記》作利倉，《漢書》作黎朱蒼。二號墓出土了“長沙丞相”、“軑 侯之印”和“利倉”三顆印章，這證明軑侯的名字應按《史記》作利倉。

　　為了對這些古墓出土的大量珍貴資料進行深入研究，把軑侯的曆史情況搞清楚，當然是重要的。根據《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和《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以下簡稱《漢表》），可知利倉在惠帝二年四月以長沙相封為軑侯。這二個表，對軑侯家庭此後的情況所記尚屬清晰；但對於利倉封侯以前的情況，就缺略了。

　　《漢表》平皋煬侯劉它欄中記載有“功比軑侯”四個字。《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下簡稱《史表》）中，則是“功比戴侯彭祖”六個字。《史表》、《漢表》記述歧異，當然必有一錯。有的學者認為“由於‘戴’‘軑’同音，班固就誤把戴侯當作軑侯了”，是“《史記》不誤”，而“《漢書》大誤”。我與這個看法不同，覺得《史表》誤，而《漢表》不誤。“功比軑侯”四個字，對弄清利倉前期的曆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關於這個問題，清夏燮在《校漢書八表》中就說過：“按軑侯第一百二十，平皋功與之比，故百二十一也，《史表》比戴侯彭祖，誤也。”另外，清王先謙《漢書補注》也說“軑侯，黎朱蒼也。蒼百二十，它百二十一。《史表》作‘功比戴侯彭祖’，非也，彭祖百二十六。”夏燮、王先謙根據列侯排列的位次考證《漢表》不誤，這是很對的。

　　西漢初年，列侯有位次。高帝年間，曾對列侯十八人排列了位次，到了呂後二年，又由丞相陳平主持，對當時的列侯一百三十七人進行了位次的排列，“盡差列侯之功，錄弟下竟，臧諸宗廟，副在有司。”[1]看來，這在當時是一件很鄭重的事。在排列位次時，對某些列侯的功勞一定是進行過比較，因此才有“功比某侯”的提法。在《漢表》侯功欄中，共有二十三人有“功比某侯”的記載。

　　二侯相比，其位次必然相鄰。但例外的情況有兩個，一是位次六十六的襄平侯功比位次五十四的平定侯，二是位次九十九的宋子侯功比位次九十二的曆侯。然而這兩個例外是因為《史表》和《漢表》的記載本身有問題。襄平侯的位次實際不是六十六，而應為五十六，因五十六的位次，無論《史表》和《漢表》都缺，而六十六的位次另有高梁侯酈疥。曆侯的位次實際不是九十二，而應為九十七，因九十七的位次，無論《史表》和《漢表》都缺，而九十二的位次另有高陵侯王虞人。襄平侯的位次改為五十六，功比位次五十四的平定侯，曆侯的位次改為九十七，位次九十九的宋子侯功比曆侯，結果和上述其他相比的列侯情形完全一致。由此可見：甲侯功比乙侯，甲侯的位次一定在乙侯之後，並且緊相連接，相差在一位或二位，其勢不得過遠。平皋侯位次一百二十一，按《漢表》，功比位次一百二十的軑侯，與上述情況正相符合，如果按《史表》，功比位次一百二十六的戴侯，則與上述情況相矛盾。這證明錯的不是《漢表》，而是《史表》。

　　為什麽列侯相比，位次必須相鄰呢？因為當時定位次是按功勞的大小，即所謂“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2]例如某一列侯位次較易排列，而另外一個列侯的經曆與前者大體相近，或某一方麵相同，就可以稱之為“功比某侯”，其位次自然應緊跟在前者之後。

　　上文證明《漢表》所記平皋侯“功比軑侯”不誤，因而我們就有理由認為利倉和劉它的經曆必有近似之處。劉它（即項它）原為項羽部下的將軍，[3]垓下決戰前夕，項它被灌嬰俘虜於彭城。[4]此後，劉邦對“項氏枝屬”采取寬容收買的政策，賜姓封侯，授以高位。如果利倉和項它有近似的經曆，那麽利倉很可能原來也是項羽的部將，在楚漢決戰前後，轉而投向劉邦。後出任長沙國丞相，實為漢朝廷在王國中的代理人。

　　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了大批帛書，共約二十萬字，有《周易》、《老子》、《縱橫家書》、《五星占》及其它古佚書等等，代表了當時的高度文化。帛書有相當一部分抄寫在漢高帝時期和高帝以前，[5]這些肯定是利倉留給其子的遺產，可見利倉還是把中原文化帶到長江以南的積極傳播者。

　　注 釋：

　　[1]《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卷十六。

　　[2]《漢書·高後紀》卷三。

　　[3]《史記·項羽本紀》卷七。

　　[4]參考《史記·灌嬰傳》卷九五。

　　[5]參見《座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和曉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載《文物》1974年第9期。

　　（原載《曆史研究》197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