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災害通史·明代卷

第七節 破壞森林，破壞生態平衡

　　森林和綠色植被既可調節氣候，抵禦風沙災害；又可蓄水保墒，抗旱防澇，是保護自然環境免遭破壞的天然屏障。一旦森林遭到破壞，天然屏障撤去，土地暴露，就難免被風化侵蝕，使土質發生變化，風暴也可以長驅直入，恣意肆虐，貽害於人，而且還可導致水土流失，造成水澇災害，使土壤鹽堿沙化，對農業生產造成極為嚴重的危害。

　　明代對森林的破壞是相當嚴重的，以北京周圍為例，自遼、金，尤其是元朝在北京建立都城以後，北京逐漸從地方性行政首府向全國性政治中心過渡，人口迅速增加，土地不斷開發，森林大量砍伐，地表植被遭到破壞，自然環境惡化。到了明代，這種趨勢更甚。以砍伐森林為例，明初，曾禁止在西山砍伐林木。仁宗“以京師人眾，而蕘薪往往取給千數百裏外，命工部弛西山樵采之禁”。懷柔縣山場，“舊禁樵采”。宣宗因“輸官薪炭，措辦實難”，遂“弛禁以便民”。由於人為砍伐，自正統年間，北京燕山、軍都山附近森林漸漸枯竭。15世紀中葉，北京地區居民的燃料開始向煤炭轉變，又帶來開窯挖煤之風。以鑿山取石為例，西山“密邇京城”，“屢奉旨禁約，不許開鑿”。但是，明代中期以後，“軍民人等往往投托內外勢要，或開窯賣煤，或鑿山取石”。以采礦挖坑為例，密雲縣山中舊有銀礦，一直封閉未發。弘治年間，一些民眾“百十成群，大開礦場，晝夜竊發”。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地區植被遭到嚴重破壞，水土流失日趨嚴重，生態環境大大惡化，增加了洪水為災可能，加劇了風沙等自然災害危害程度。

　　山西北部偏關之間的長城附近，山勢高險，林木茂盛，自明初就被視為北部邊防的第二道屏障，可是僅百年左右，這道屏障就受到嚴重破壞。首先是北京的達官貴人、邊境的駐軍將士、本地的居民都紛紛進行采伐，每年販運出北京的大木不下一百多萬株。很快，滿山林木十去六七。後來采伐的人更多，常常是“百家成群，千夫為鄰，逐之不可，禁之不從”，“林區被延燒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數裏如掃”。到明代中後期，這裏的森林已被砍伐殆盡。陝西關中地區終南山的砍伐範圍也不斷擴大，漢唐兩代砍伐的範圍還都局限於長安城附近，到了明代，長安以西戶縣的澇峪就成了砍伐的重點。明代初年曾對終南山實行封禁，對森林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後來百姓入山居住，開墾者越來越多，政府置巡檢司進行管理，從此開始了這裏的森林破壞。

　　明王朝定都北京後，大興土木，對木材的需求量日益增長。當時黃河流域的森林資源漸趨枯竭，即使以殺雞取卵的方式來采伐，也難以填塞統治集團的欲壑。於是明代政府將采伐木材，特別是采伐名貴大木的重點轉向長江流域，致使湖廣、江西、四川、貴州等省森林采伐無度，損失慘重。明以前曆朝，政府調發夫役在長江流域砍伐林木的記載雖並不罕見，如秦始皇十八年“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三十五年“作阿房宮，或作麗山……乃寫蜀、荊地材皆至”。三國時期，吳寶鼎二年，孫皓在太初宮之東營建昭明宮，“方五百丈”，“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但是這類破壞森林資源的事件曆時頗短，範圍也十分有限，故長江流域的森林仍然十分茂密。隋唐之後，朝廷大興土木所需的古木巨材，在黃河流域已經很稀少了。如唐貞元十年，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鬆，不可得”，裴延齡奏稱同州一山穀中有這樣的樹木，德宗以為：“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因此，從明代永樂四年（1406年）營建北京皇宮開始，官方采伐巨木鴻材的重點便移往長江流域，終明世未止，采伐“皇木”竟遍布長江中上遊數省，以四川省為例，其森林資源遭受劫難，以成祖、武宗、世宗、神宗數朝為烈。其時朝廷頻繁派遣大臣前往督辦，采伐數量相當驚人。永樂間工部尚書宋禮凡五入蜀督木，其後監察禦史顧佐、少監謝安凡二十年乃還。大臣入川督木終明世不絕……每次遣大臣督木，其采伐量之大，均很驚人。如在四川，嘉靖三十六年（1587年）“以三殿共木枋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二根塊”，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采木“二萬四千六百一根塊”。在貴州，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采木楠杉大柏枋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根”。在兩湖，永樂四年（1406年）遣師逵往湖湘采木“以十萬眾入山辟道路”。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從長江流域運往京師的圓木在水運中被洪水漂流和被淮撫李三才盜用去的即達八萬五千餘根。但以上數字並非實際的采伐量，因皇木要求極為嚴格，巨木大材，采之深山老林，遠離水次，采運甚難，“至於磕撞之處，豈無傷痕？官責謂不合式，依然重伐，每木一根，官價雖雲千兩，比來都下，費不止萬金。”其中，“參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遺棄者十之九，僥幸苟且，百才一二”。

　　上麵隻是明代各地森林植被破壞的一部分情況，由此可以見其情況的嚴重性。明代頻繁的自然災害與當時人們對森林植被的破壞而導致生態失衡有著很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