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首都奧斯陸南邊的小城希恩,保留了很多北歐中世紀的建築,尤其是城中那座塔樓高聳的大教堂,更讓人們驚歎不已。有一天,一個滿頭鬈發的孩子從教堂前路過,突然吵著要陪伴他的女仆帶他到塔樓上看看。女仆拗不過他,隻好帶著他登上了塔樓。當這個孩子從高空中看到廣場上的車馬隻有火柴盒一般大小,行人好像螞蟻一樣,興奮得拍手歡呼起來。
這個孩子就是日後成為“挪威民族驕傲”的世界知名的戲劇大師易卜生。長大後,那種站在高空看世界的感覺,一直深深地刻在他的腦海裏。他在《在高原》一詩中這樣寫道:“我從高處看人群,看清了他們的真正本性……”
易卜生的父親是個木材商人,家境殷實,家中的很多陳設都如同工藝品一般。易卜生最喜歡玩耍的地方是家中二層閣樓內的一個尖頂小屋,他在屋子正中搭了一個小舞台,自己演木偶戲,就這樣接受了戲劇的啟蒙教育。
易卜生八歲那年,他父親生意做失敗了,隻好宣布破產,一家人搬到小鎮附近的文斯塔普村居住。家庭環境的變化,人情勢利的社會風習,在幼小的易卜生心裏留下了很深的烙印。15歲時,由於生活所迫,他前往格利姆斯達城謀生,進入一家藥房當學徒。六七年的學徒生活,使他看清了“體麵的”市儈們的庸俗、狹隘和自私,看到了貧富階層的尖銳衝突。就從這個時候開始,一有餘暇,他就找來莎士比亞、歌德、拜倫的作品閱讀,漸漸培養起了創作興趣,便自己動手寫詩,還自學起了拉丁文。
1850年,22歲的易卜生前往奧斯陸參加醫科大學入學考試,因為希臘文、數學和拉丁口語成績不好未被錄取。當時,資產階級革命的洪流席卷整個歐洲,易卜生在它的影響下,結交了文藝界的一些有進步思想傾向的朋友,積極地為《工人協會報》等刊物撰稿。他還以《覺醒吧,斯堪的納維亞人》為題,寫了一組十四行詩,號召挪威和瑞典共同出兵支援丹麥,抗擊普魯士侵略者。1850年,在一位朋友的資助下,他的第一部曆史劇《卡提利那》出版了。在這部劇中,他把羅馬曆史上的“叛徒”寫成一個為維護公民自由而鬥爭的優秀人物,表現出了他的反抗精神。
1851年秋天,已經小有名氣的易卜生為卑爾根劇院創作了一首序曲,得到了劇院創辦人、著名小提琴手奧萊·布爾的賞識,把他聘為寄宿劇作家,兼任編導,約定每年創作一個新劇本。從1852年到1857年,在短短的五年時間裏,他參加編導的劇本不少於145部,在戲劇創作方麵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
1857年,易卜生轉到首都劇院擔任編導。過了幾年,劇院破產,他背上了上千元的債務。為了避債,他想到丹麥研究戲劇和文學,請求國王給予900元的遊學費用,卻沒有成功,這讓他心裏很不快。1864年,普奧聯軍再次進攻丹麥,挪威統治者不出兵援助,致使丹麥慘敗,這件事情加深了易卜生對挪威統治者的憤怒,再加上一些政客和善變的自由主義分子不停地對他進行惡毒攻擊,他一氣之下就離開挪威去了國外,在國外住了26年,其間隻回國兩次,僅僅是短暫逗留。
易卜生離開祖國並非是不愛她,他即使人在異鄉,仍然對故土念念不忘,經常閱讀挪威報刊,為它們寫稿。
隻要碰到挪威人,他就變得很高興。他曾對一位看不懂他的戲劇的德國讀者說:“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須先了解挪威。”
1874年夏天,客居丹麥的易卜生,約挪威的一位女作者勞拉到哥本哈根見麵。
易卜生原以為勞拉是個淵博的女學者,見麵後才知道她不過是個20歲的姑娘,很是驚喜,還給她起個綽號叫“小鳥”。後來勞拉與丹麥人基勒結了婚,基勒是個學監,脾氣有些古板,但為人善良正派。新婚後,夫妻倆的生活非常美滿,易卜生還去看過他們。不久,基勒患上了重病,醫生建議基勒去瑞士或意大利療養,否則病情可能會加重。為了救丈夫的命,勞拉瞞著他私自去借了一筆債,撒謊說這是她得到的一筆稿費,然後就陪同丈夫療養去了……療養結束後,他們前往慕尼黑看望易卜生。勞拉把私自借債的事跟易卜生說了,易卜生勸她把這件事如實告訴丈夫,可是勞拉沒有聽他的。債務終於到期了,勞拉還不上錢,一時著急,竟在票據上簽了假名,但她沒敢把假票據用出去,很快就將它撕掉了。然而,紙究竟包不住火,這件事情最終還是被丈夫知道了。勞拉萬萬沒想到,丈夫居然拒絕原諒她百般無奈之際的行為,認為這是奇恥大辱,盛怒之下還痛罵了勞拉,並提出離婚,委屈的勞拉隻得同意了。
這件事情引起了易卜生的思索,他回想起前些日子讀到的挪威女作家科萊特的小說《職業的女兒們》,書中所宣揚的爭取婦女自由解放的思想給了他很大啟發:現在的家庭,幾乎與封建時代一樣,婦女沒有獨立的人格,仍然是男人的玩偶。於是,他就動手寫出了劇本《玩偶之家》。劇中的女主人公娜拉,就是以勞拉為原型塑造出來的;男主人公銀行經理海爾茂的身上,則有一些基勒的影子。
《玩偶之家》劇本出版兩個星期後,就在哥本哈根皇家劇院首次公演,立刻引起了轟動,同時也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很多人指責這出戲鼓勵婦女不顧家庭、丈夫和女兒,獨自出走,簡直是傷風敗俗。還有人好心地勸說易卜生把結局改一下,讓娜拉放棄出走的念頭。盡管麵臨著巨大的壓力,易卜生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繼續創作出《群鬼》、《人民公敵》等戲劇。這些戲劇的結尾都像《玩偶之家》一樣引人思索。娜拉出走後,她能到哪裏去呢?這是一個橫亙在觀眾心頭的大問號。同樣,在《人民公敵》的結尾,堅持真理的斯多克芒醫生成為孤獨的少數派,不但自己失去了工作,連同情他的女兒、朋友也都失去了工作。他今後怎麽辦呢?這又是一個大問號。易卜生在他所創作的揭露現實的戲劇中,沒有走傳統戲劇的老套路,讓全劇的所有問題都在劇情高潮中得到解決,而是提出問題讓觀眾去思考,因此他被稱為“偉大的問號”。
易卜生不僅通過劇情激發觀眾的思考,也向其中注入他對人生意義的理解。1867年,他創作出了詩劇《培爾·金特》。這部戲劇一反易卜生作品的風格,運用大量象征和隱喻的手法,塑造了一係列撲朔迷離的夢幻境界和形象,但是觀眾完全能夠理解劇作家的深意。《培爾·金特》臨近結尾時,闖蕩完世界的主人公回到家鄉,拿起一個洋蔥剝起來,他剝去一層又一層,剝完了所有的皮,什麽也沒有找到。易卜生通過這個具有強烈象征性的情節,突出了這樣一個哲理:自私而專橫地向生活索取的人,最終必然一無所有。
《玩偶之家》上演時,勞拉也去看過。盡管易卜生在劇中把娜拉寫成正麵形象,但這件事給勞拉的傷害太深了,在舞台上看到自己過去的生活,她感到異常痛心。最讓她感到不快的是,劇中的海爾茂對娜拉的父親進行了攻擊和指責,勞拉擔心這會使自己的父親遭到誤解,就憤然與易卜生絕交了。一直到易卜生死前的三四年,這對忘年交才拋卻前嫌,恢複了友誼。當易卜生得知《玩偶之家》竟給勞拉帶來了這麽大的痛苦時,竟悔恨地哭了。從此以後,易卜生就像父親愛女兒一樣關懷著勞拉,藉此來補救自己無意中造成的傷害。
1891年,易卜生以著名作家的身份回到他的祖國。他後期創作的《建築師》和《當我們死而複醒時》都屬於自傳性質的作品。晚年的易卜生一直生活在不治的重病之中,1906年5月26日,當家裏人安慰他說病情已經日漸好轉時,易卜生搖搖頭,不以為然地回答了一句:“完全相反!”
說完便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易卜生逝世後,挪威議會和各界人士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國葬,將他的遺體安葬在挪威的名人墓地救世主墓園中,與挪威國歌歌詞作者比昂鬆、藝術家蒙克、數位前首相和前議長為鄰。易卜生的墓碑是黑色大理石做的方尖碑,簡潔高聳,在墓園中獨一無二。碑上隻刻著一把錘子,沒有任何文字。墓碑的設計者認為,易卜生的思想全都體現在他浩瀚的作品中,完全無需在碑石上記述其生平,一把錘子足以體現他的驚世駭俗和激進有力的思想。
文學家逸聞
巧妙脫險
1851年7月,挪威的一位工人領袖阿特卡特等人突然被警察逮捕了。易卜生是阿特卡特的好朋友,警察也同時對他家進行嚴密的搜查。因為事出倉促,有些重要的秘密文件都堆放在地板上,來不得收藏起來。這時候易卜生哪怕對這些重要文件多看上幾眼,也可能引起警察的懷疑。他沒有那樣做,而是鄭重其事地裝出要把一些文件隱藏起來的樣子,而這些文件恰恰是無關緊要的。
這樣一來,警察的注意力就被吸引了過去,對地板上的重要文件看都不看,而把易卜生想要隱藏起來的文件全都沒收帶走。他們查了半天,也沒有查出違禁的東西,易卜生就這樣巧妙地避免了被逮捕的命運。
§§第八章 丹麥文學朝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