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文學朝聖

第四節 巴爾紮克：為推倒債務大山而寫作

　　巴爾紮克的父親出身農民，但為人精明，趁著法國大革命時代巧妙鑽營，當上了供應軍糧的承包商，經營過呢絨買賣，還當上了圖爾市的副市長，家庭逐漸興旺起來。1797年，年近50歲的老巴爾紮克娶了年方18歲的銀行家的女兒，這就是巴爾紮克的母親。這對夫妻相差33歲，所以巴爾紮克稍大一些時，人們常常把他年輕美麗的母親誤認為是他的姐姐。

巴爾紮克雖然是家中的長子，卻很少得到家庭的溫暖，出生後不久便被送到圖爾市近郊，由一個憲兵的妻子撫養，幾乎被家人遺忘。稍大一些，他又被送到旺多姆教會學校寄讀，過著極其嚴格的幽禁生活。巴爾紮克對母親的印象先是害怕，後是冷淡，最後發展到憎恨。他曾這樣回憶道：“我從來沒有母親，她實在太可怕了。”

巴爾紮克小時候很愛讀書，老是溜到圖書館去看所謂的雜書，對正經的功課卻不放在心上，所以學習成績很不好。有一次參加會考，隻有35名學生，他竟名列倒數第四。由於無節製地讀書，他得了神經衰弱症，整天精神恍惚，像個夢遊症患者，最後被學校送回家中。

15歲時，巴爾紮克隨父母遷居巴黎，17歲時進入法科學校就讀，課餘曾先後在律師事務所和公證人事務所當差，同時旁聽巴黎大學的文學講座。這時的巴爾紮克依然喜歡讀雜書，但是不敢荒廢學業，終於以超人的忍耐力完成了學業，順利進入了大學。

20歲那年，巴爾紮克突然對父母說，他想當一名作家。父親聽了認為他是異想天開，對他又是勸，又是罵，就差沒有動手打他了，但還是說服不了兒子。無奈之下，父親隻得跟他訂了個“條約”，給他一年時間的自由，如果能寫出能證明他確有文學才能的作品，就讓他繼續往下寫；如果寫不出來，就得老老實實地學法律。

從那時開始，巴爾紮克就開始了他的文學戰鬥生活，巴黎聖安東郊區萊特居耶爾街九號五層樓的一間閣樓，便成了他獻身文學的起點。一年過後，他寫出了小說《克倫威爾》，可惜出師不利，這部小說失敗了，父母向他發出最後通牒。巴爾紮克不想回頭，固執的踏上了“賣文”為生的艱辛道路。為了生存，他寫過不少“日常消費”的浪漫小說，它們光怪陸離，雜亂無章，粗製濫造，巴爾紮克的唯一收獲就是從中吸取到了一些教訓。

巴爾紮克見寫小說這條路走不通，就與人合作出版古典叢書，結果虧了本，負債1.5萬法郎。他索性孤注一擲，靠借貸獨自辦起了一家印刷廠。他每天從清早忙到深夜，穿著一件襯衫，蓬頭垢麵地站在七架印刷機和24個工人中間，又是幫忙排字，改正鉛字盤，又是同書販和紙商們討價還價，可是到頭來印刷廠還是因為經營不善倒閉了。

接著，巴爾紮克又開始進行鑄造新鉛字的實驗，結果結算下來，欠債九萬多法郎。在如此一番折騰後，巴爾紮克傾家蕩產，負債累累。

為了驅除噩夢一樣纏繞著自己的巨額債務，巴爾紮克不得不拿起筆來，寫小說換錢。他是個寫作狂，一拿起筆來就像著了魔一般。他常常半夜起床開始寫作，穿著那件白色的卡西米亞出產的料子做成的肥大袍子，伏在桌子上寫作，一直寫到第二天傍晚，一天一夜中隻不過睡六個小時。寫累了，他就走到窗戶邊，靠著窗邊休息五六分鍾，俯瞰一會兒靜靜地睡著的巴黎街道。有時為了構思作品中的一個場景，他常常交叉著手臂，在書房中踱來踱去。忽然想起來什麽，他便立刻坐下來，飛快地把他想到的東西寫在紙上。因為常常熬夜，他的臉色變得發紫。

巴爾紮克一進入寫作狀態以後，就會忘記身邊的一切。有一天早晨，他的一個朋友大老遠地來看他，見他正在專心致誌地伏案寫作，就沒好意思打擾他，獨自坐在一旁等候。午餐的時間到了，傭人給巴爾紮克端來了午餐，那位朋友以為是招待自己的，加上肚子餓了，就不客氣地把它吃光了。他又等了一會兒，巴爾紮克仍然還在埋頭寫作，就悄悄地離開了。

這時，巴爾紮克忽然感到肚子餓了，便擱下筆起身找東西吃。他的目光落在桌上，發現了被那個朋友用過的餐具，以為飯菜是被自己吃光的，不由責備起自己來：“你這飯桶，吃了還想吃！”說罷，就又坐下來繼續寫下去。

還有一次，巴爾紮克為了消除連日緊張寫作的疲勞，早晨一起來就出去散步。為了不使來訪者久等，他用粉筆在門上寫下了這樣幾個大字：“巴爾紮克先生不在家，請來訪者下午來！”

巴爾紮克一邊散步，一邊思考著正在創作中的小說情節和人物安排，不知不覺間他走到自己家門口，正要推門進去，忽然看見門上的粉筆字，很遺憾地長長歎了一口氣：“唉！原來巴爾紮克先生不在家。”說完，轉身就走了。要不是傭人及時發現，把他拉了回來，真不知他會在外邊轉悠多長時間呢！

就這樣巴爾紮克一直寫到1829年，小說《朱安黨人》問世，他才算有了名氣，但那座債務大山還壓在他頭上，他必須繼續寫下去。他的創作速度極快，每年都要寫四五部小說。他的《賽查·皮羅多》是在25小時內寫成的，《鄉村醫生》用了72小時，而長達幾十萬字的名著《高老頭》竟是在三天內一氣嗬成。

為了保證寫作時頭腦清醒，巴爾紮克嗜濃咖啡如命。他寫作時既不抽煙，也不喝酒，但他有個習慣，一邊寫作一邊呷著濃咖啡。

他喝的咖啡既不加牛奶，也不加糖，要熬得發苦才肯往肚子裏喝。據他自己說，隻有這樣才會對他產生奇異的刺激效果。巴爾紮克也知道，大量喝濃咖啡會傷害身體，所以他對朋友這樣說：“我將死於三萬杯咖啡！”

巴爾紮克真正的寫作動力當然不是來自咖啡，而是來自他的堅定信念和追求。他在書桌上擺著一尊小型的拿破侖塑像，塑像邊上寫著這樣的座右銘：“他用寶劍未能完成的大業，我將用筆杆來完成。”他還說過，拿破侖“把千軍萬馬注入自己的血液”，“我將要把整整一個社會裝在自己的腦袋裏”。巴爾紮克寫得快，但絕不糊弄，他對文學創作的態度從來都是精益求精。他在修改作品上所花費的勞動，決不亞於寫作初稿時所付出的精力。每當印刷所的人來取走了他在夜裏剛剛寫完的墨跡未幹的稿子，同時也會給他帶來他需要修改的校樣。有時他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改，一個句子一個句子地動，有時他是整段整段地刪，一片一片地往上填。當時稿子修改重新排印，作家要拿出一些費用，盡管巴爾紮克急於還債，但他在這方麵絕不吝惜。不管出版商怎樣催促，他不把作品改到令自己滿意的程度，就絕不允許付印。有一次，一家報紙的主筆沒有等到巴爾紮克最後定稿，就把他的小說付印了，巴爾紮克對此非常不滿意，從此以後便和這位主筆斷絕了來往。

巴爾紮克修改自己的作品並不局限在字句上，每一次修改都在內容上有所改進。例如《歐也妮·葛朗台》先後出版幾次，老葛朗台財產的數字都有變動。在初版中，老葛朗台結算投機生意的利潤比實際利潤少些；1843年再版時，這個數字超過了預算的兩倍還多。這樣的修改告訴人們，老葛朗台不僅是一位聰明的投機家，而且還是一個吝嗇鬼。在1833年的版本裏，老葛朗台紮的是白領帶；到了1839年的版本裏，就改成了黑領帶，黑領帶更符合葛朗台的吝嗇性格。

巴爾紮克堅信文藝創作來自生活，隻有豐富的現實生活才能給創作提供取之不竭的源泉，因此他經常深入實際進行體察。他常常在夜深人靜之時來到貧窮工人的集居地，進行細致的觀察。有一天，巴爾紮克先是獨自在街上徘徊，後來在劇院散場後，尾隨一對從劇院剛走出來的工人模樣的夫婦，認真傾聽他們在路上的談話，一直聽到他們走進自己破舊的家。

巴爾紮克對待創作十分嚴肅認真，就連小說中一個主人公的名字也要反複琢磨，從不馬虎從事。有一次，他給《巴黎雜誌》創刊號寫了一部中篇小說。小說的主人公有著悲慘的遭遇，巴爾紮克想給他起一個和他的命運相稱的名字，苦苦思索了半年，仍然沒有結果。這件事被他的一位朋友知道了，就建議他到街上讀一讀招牌上的姓氏，或許可以受到啟發。巴爾紮克覺得這個主意不錯，就和那位朋友一同走上了巴黎的大街。

走著走著，巴爾紮克在一家鋪子的門上發現了一位裁縫匠的姓氏“Z·馬卡”，就把它記了下來。回來以後，巴爾紮克就用Z·馬卡做了小說中主人公的名字，還用它做了小說的標題。那位朋友有些不解地問：“街上的名字那麽多，你為什麽偏偏選中了這個名字呢？”

巴爾紮克回答道：“‘Z’是26個字母中最後的一個，它能使人聯想到一種宿命的東西。字母‘Z’的形狀也很像受壓抑的姿態，這樣的姿態和小說中主人公的坎坷遭遇是相一致的。而且，那兩個音組成的‘馬卡’也給人一種不祥的感覺。”

為了清除債務，巴爾紮克整整寫了20多年，直至彌留之際，他的心中還是念念不忘尚未完成的書稿。他懇切地要求醫生把實際病情告訴給自己，醫生沒有直接答複他，而是反問道：“你完成那些工作還需要多少日子呢？”

巴爾紮克說：“六個月。”醫生遺憾地搖搖頭。

“六個月都活不成嗎？那六個星期行不行？”

醫生還是搖搖頭。

“那麽六天總行了吧？我還可以寫個提綱，或者把已經出版的50卷校訂一下！”

醫生沒有答複他，隻是勸他趕緊寫遺囑。

“什麽？難道隻有六個小時了？”

就在巴爾紮克急切地想知道他還有多長時間可以用到寫作上時，死神已經悄然來到他的身旁……

文學小常識

《人間喜劇》

巴爾紮克一直有個願望，那就是使自己寫的小說成為19世紀法國整個社會的曆史。他早就有意把自己寫過的小說和計劃寫的小說匯成一個總集，直到臨死前幾年才確定了《人間喜劇》這個總題目。《人間喜劇》包括91部各自獨立又相互聯係的小說，他將這些作品分為風俗研究、哲學研究、分析研究三大類，其中風俗研究最為重要，數量最多，又分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軍事生活、鄉村生活等六大場景。風俗研究這一類中的主要作品有《高老頭》、《歐也妮·葛朗台》、《幻滅》、《貝姨》、《邦斯舅舅》、《農民》等。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間喜劇》

評價極高。馬克思說：“巴爾紮克在他的《人間喜劇》中，給我們提供了法國社會最佳的現實主義曆史。”恩格斯說：“我在其中學到的比當時所有職業曆史家、經濟家、統計家的著作中所能學到的還要多。”

文學家逸聞

弄假成真

巴爾紮克曾在一篇小說中描寫了一位年輕的修女貞娜，受修道院長派遣去巴黎辦事。她突然進入五光十色的塵世，不由得變得迷惘起來。

她在花園裏被人初次強吻，她買了一件花衫，穿上就舍不得脫下，最後她幹脆就留在巴黎了。

這篇小說發表後，一個修道院的院長看到了它。

恰巧這個修道院裏有一個年輕的修女也叫貞娜，院長大為惱火，他讓貞娜讀了這篇小說，並命令道：

“你立即去巴黎，找到這個犯下十惡不赦大罪的巴爾紮克先生，讓他懺悔，為修道院恢複名譽。你一定要辦到，否則就不要回來了！”貞娜到了巴黎，找到了巴爾紮克，把修道院發生的一切講述給他聽，請求他為自己洗刷不白之冤。

巴爾紮克聽了貞娜的講述後，說道：

“你所應該做的事，我不是已經寫得清清楚楚了嗎？

你還猶豫什麽呢？

我勸你脫掉這身黑道袍，希望你懂得什麽叫歡樂和愛情。你應當學會歡笑。

走吧！

走吧！

不過以後的路要走得正。”

既然修道院回不去了，貞娜就真的留在了巴黎。

一年以後，有人在一家酒館裏看到了貞娜，她和一群年輕人在一起，快活而幸福，而且楚楚動人。

文學家逸聞

巴爾紮克與司湯達

1838年，巴爾紮克在《立憲報》上讀到了法國作家司湯達（1783～1842）創作的長篇小說《巴爾瑪修道院》中描寫滑鐵盧戰役的那一章時，立刻動筆給朋友寫信說：“我簡直起了妒忌的心思。我為《軍人生活》（我的作品最困難的部分）夢想的戰爭，人家寫得這樣高妙而真實，我是又高興又痛苦，又迷茫又絕望。”

不過，巴爾紮克還是戰勝了自己的妒意，第二年寫出了長篇的《司湯達研究》，對《巴爾瑪修道院》大加讚賞。在文人相輕的社會風氣中，巴爾紮克這種做法是許多人無法理解的，有的批評家甚至誣蔑巴爾紮克接受了司湯達的賄賂。巴爾紮克心懷坦蕩地說：“我寫那篇談論司湯達的文章，是大公無私的，誠心實意的。”

長期以來司湯達的作品一直不為出版商們所看好，寄出的稿子總是被退回來，但他從不灰心。他有一條座右銘：“誰隻要幹白紙上寫黑字這一行，別人說他笨拙，就不應該驚訝，更不應該生氣。”直到1831年，司湯達終於大器晚成，他的代表作《紅與黑》問世了，作品中所塑造的“少年野心家”於連是一個具有高度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已經成為個人奮鬥的野心家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