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洞察

第57章 人的偉大在於心靈

　　誌當存高遠。古人讀書講求立誌。誌向遠大者，才可能取得一番成就。他們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他們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以，在個人窮困潦倒、挨餓受凍之時，他們想到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人的目的不同、動機不同，所采取的行動和最後所取得的成就必然是不同的。

　　謀求富貴的，最終取得的不過是富貴；謀求名聲的，最終得到的不過是名聲；夢想江山的，最終得到的不過是江山。而人生之意義，大概不僅僅限於此。

　　在自我之外，還存在有他人；在自我之外，還存在有這個自我所生存的環境和世界。除了為自己之外，或者說為了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最終能夠生存得更好一些，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更有精神上的，關乎人類的生存環境、質量、尊嚴。

　　這些人大概是癡傻的、不太懂得走終南捷徑的、在利害得失的計算上腦筋極其不靈光的，但是，你得承認，他們是偉大的。因為他們所悲傷和欣喜的，不是一時一地的得失，不是一己小我的進退，而是關乎道義和公平。

　　他們的現實功業有可能是失敗的，但他們是真的英雄。

　　“故事佐證”

　　“秋風秋雨愁煞人”，這是“鑒湖女俠”秋瑾吟誦的詩句。秋瑾於1875年生於紹興的一個小官僚地主家庭。秋瑾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國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時日，清政府腐敗無能，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民不聊生，國家日漸衰敗。秋瑾的祖父和父親先後都為清朝官吏，她的童年是在優裕的生活和歡樂之中度過的。在秋瑾的一生中，童年是她唯一無憂無慮、輕鬆快樂的時期。

　　她少年時熱情而倔強，喜讀詩詞，小小年紀，抱著杜甫、辛棄疾、李清照的詩詞吟讀不舍，最欽佩曆史上的巾幗英雄。“今古爭傳女狀頭，紅顏誰說不封侯？”“莫重男兒薄女兒……始信英雄亦有雌。”這是她為明末兩位女中豪傑秦良玉、沈雲英寫的詩作《題芝龕記》中的幾句。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後，本已滿目瘡痍的神州大地，更是危象叢生。秋瑾救國情切，憤然賦誌：“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她不願“與世浮沉，碌碌而終”，熱烈期望把裹在頭上的婦女頭巾換成戰士的盔甲，像花木蘭那樣，效命疆場；她曾感慨地說：“人生處世，當匡濟艱難，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1904年，她毅然衝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縛，隻身東渡日本求學。

　　在日本，秋瑾積極地投入了中國留學生的革命鬥爭。短期回國籌措繼續留學費用期間，她由徐錫麟介紹，加入了光複會。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後，她被推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員和浙江省主盟人。秋瑾還聯絡當時留日的女同學，組織“共愛會”，自己任會長。清政府勾結日本政府，頒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壓迫留日學生，秋瑾憤然回國，在上海參與創辦中國公學。她和一些同誌在上海設立革命機關，並主持《中國女報》，第一個提出創建“婦人協會”的主張，為近代婦女解放吹響了第一聲號角。

　　在一首詩中，她寫道：“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回國後，秋瑾在給留在日本的友人王時澤的信中也說：“君之誌則在於忍辱以成其學，而吾則義不受辱以貽我祖國之羞……吾歸國後，亦當盡力籌劃，以期光複舊物，與君相見於中原。成敗雖未可知，然苟留未死之餘生，則吾誌不敢一日息也。”她還以為當時沒有一個女子為拯救祖國而獻身是女界的恥辱，說：“吾自庚子以來，正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不久，秋瑾返回紹興，主持大通學堂。大通學堂原為徐錫麟、陶成章等創辦，是光複會訓練幹部、組織群眾的革命據點。在大通學堂，秋瑾為了進一步訓練革命力量，成立了“體育會”，招納會黨群眾和革命青年，進行軍事操練，並積極聯絡浙江各地會黨，組成“光複軍”，推舉徐錫麟為首領，秋瑾任協領，積極地進行起義的籌備工作。

　　1907年5月，徐錫麟準備在安慶起義，秋瑾在浙江等地響應。但徐錫麟起義計劃泄露。7月6日，徐錫麟倉促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在安慶發動起義，由於準備不足，起義很快失敗，徐錫麟也被捕犧牲。安慶起義的失敗，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區起義計劃完全泄露，形勢十分危急，同誌們勸她暫避一時，她拒絕了，決心做中國婦女界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人。她在絕命詩中這樣寫道：“痛同胞之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誰挽。”“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即此永別……”因寡不敵眾，秋瑾不幸被捕。在審訊她的時候，她隻陳述了自己的主張，對革命的活動一字未提。最後她說：革命黨的事不必多問，要殺要剮隨便吧！1907年7月15日，秋瑾英勇就義。

　　秋瑾的物質生活不可謂不豐富。如果她願意，她是有可能做個一世安享榮華的闊太太的。但是她決然地拋下所有這些，去過一種朝不保夕隨時都可能掉腦袋的亡命江湖的日子，原因隻有一個，就是對國家、民族、女性解放的熾熱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人活一世當如是！

　　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巡撫譚繼洵之子。早年入新疆巡撫劉錦棠幕，中日甲午戰爭後，憤中國積弱不振，在瀏陽倡立學社。遍曆北京、上海、南京，吸收新學知識。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入資為候補知府，在南京候缺，著《仁學》成稿。1897年，協助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等設立時務學堂，籌辦內河輪船、開礦、修鐵路等新政。次年又倡設南學會，辦《湘報》，宣傳變法。他從“日新”變化思想出發，抨擊封建專製及其綱常名教，提出“革去故，鼎取新”，認為“上權太重，民權盡失”，具有衝決封建網羅的鬥爭精神。他繼承王夫之“道不離器”的觀點，認為“道必依於器而後有實用”，並借用當時物理學名詞“以太”表示世界本原，認為世界上各種現象的關聯、變化和結合，都是“以太”的作用。但又把以太的“用”稱作“仁”，說“仁為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把佛教思想奉為真理，還主張“吾貴知，不貴行”、“貴中和”等。8月以徐致靖薦，被征入京，任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與戊戌變法。

　　譚嗣同參政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已是劍拔弩張。慈禧等人早有密謀，要在10月底光緒去天津閱兵時發動兵變，廢黜光緒，一舉撲滅新政。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表麵上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於20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後。21日，西太後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譚嗣同聽到政變消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係，表示可以為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並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意態從容，鎮定自若，留下絕筆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誌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在最後關頭，仍不失英雄氣概。1899年，他的遺骸被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墓前華表上對聯寫道：“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每個人皆有連自己都不清楚的潛在能力。無論是誰，在千鈞一發之際，往往能輕易解決從前認為極不可能解決的事。

　　卡耐基

　　無論哪個時代，能量之所以能夠帶來奇跡，主要源於一股活力，而活力的核心元素乃是意誌。無論何處，活力皆是所謂“人格力量”的原動力，也是讓一切偉大行動得以持續的力量。

　　斯邁爾斯

　　一個有信念者所開發出的力量，大於99個隻有興趣者。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