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學曾國藩 活用胡雪岩

第十二章 我為人，人為事——強烈責任感和遠見卓識

　　做事盡心盡責、一絲不苟，能培養人堅毅的品格和超凡的大局觀念。它既能帶領普通人往好的方向前進，又能鼓勵優秀的人追求更高的境界。一個人一旦領悟了這些，就掌握了打開成功之門的鑰匙。

公而忘私，自盡厥職

除了自己還能想到別人，除了小利還能擁有大義，這樣的人才能獲得大的成功。

曾國藩由學入仕，作為清王朝的一名漢族官員，真正做到了不辭勞苦、勤於政務，以朝廷和百姓為重；忠於朝廷，大公無私。當然，清王朝也沒有虧待曾國藩，給了他諸多殊榮。

在官場上，自古以來貪官汙吏就為數不少，但不能否認也存在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清正廉潔、為民請命的官員。

1849年2月，曾國藩榮膺禮部侍郎，從此仕途進入—個嶄新的階段。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見了曾國藩，對他進行了一次深入的教誨。兩天以後，曾國藩開始赴任視事。禮部在六部中屬於清要部門，大小瑣事仍然繁多。作為禮部侍郎的曾國藩，他的屬員就有百餘人。除了感到公事繁忙外，曾國藩的應酬私事也很多，他幾乎沒有一絲的閑暇。

父親曾麟書為曾國藩擔當大任而興奮不已。但曾麟書也很了解曾國藩的脾氣性格，他唯恐曾國藩有什麽差錯，立即給曾國藩寫信一封，教誨於他，大意是說：官階雖然高，但待人要謙虛，對待一切的應酬也是這樣。見到恩師要盡到門生的本分和禮儀。對待與你同齡的人應該有恭謙的情誼。至於同鄉為官的何予貞，他為你祖父七十大壽所寫的序非常好，有這樣學問好品行又端正的人，你應該好好待他。你的前輩立石梧做陝西巡撫時，你路過他處對你很好，還教你不少東西使你獲益良多，他現在任兩江提督了，每年都要去信問候一下。若以後有人想徇私賄賂你，應當立即拒絕。做官就要為公忘私，盡職盡責啊。

由此可見，曾國藩的公私分明不僅僅是個人的秉性，更是受到了家庭教育的影響。曾國藩自讀書之日起就懷著匡濟天下、公而忘私的理想和抱負，在實踐中他是這樣做的。曾國藩不但自己這樣做，也以此訓導自己的子侄和學生。在他的帶動下，曾氏兄弟和門人都投入了維護清統治的鎮壓太平天國戰爭。1858年11月，太平軍陳玉成部攻打曾國華、李續賓的湘軍大營，一代悍將曾國華、李續賓戰死。曾國藩對此萬分痛心。他在家書中表示一定要為曾國華作哀辭、墓誌，並建議曾國荃作文以抒其意。重要的一個理由是曾國華舍身保家衛國，死得十分慘烈，因此他要為弟弟立傳揚名於天下。

禍不單行的是，四年後曾國藩的小弟弟曾國葆病逝軍中。對此，曾國藩的心情更加悲痛，還寫了一副情意深切的挽聯：“大地幹戈十二年，舉室效愚忠，自稱家國報恩子，諸兄離散三千裏，音書寄涕淚，同哭天涯急難人。”曾國藩的兩個弟弟接連死於軍中，他發出“舉室效愚忠”的慨歎，認定急國家之難是最大的公。在他寫的挽聯中“同哭天涯急難人”一句，不僅抒發了自己的悲痛，更是替天下因為戰火而骨肉分離的人們心痛。曾國藩還致信李鴻章說：“吾輩當為餐冰茹蘖之勞臣，不為腦滿腸肥之達官也。”

由此可見，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公與私之間如何取舍是人生一道必做的選擇題。

息事寧人，以柔蓄誌

棋藝精湛者必然懂得一步望十步的道理。乃至動一子而牽全局，對弈的雙方比的不是一子的得失而是全局的局勢。

想做成點事情首先要會製定計劃。為了完成這種計劃而采取不同的應對辦法。需要柔就柔，需要剛就剛。學會為大局著想，可舍可得。為大舍小，為遠舍近，區區幾個字，卻意味深刻。曾國藩又是怎樣體會這種大局觀念的呢？

柔是手段，為的是剛。柔是蓄誌，為的是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柔何以達到目的？

曾國藩剛辦團練時，由各處調來省城的綠營兵，也有數千之眾。按照慣例，訓練綠營兵本是提督的職責。但湖南提督鮑起豹無能，綠營兵乃一並歸曾國藩所選拔的中軍參將塔齊布統一訓練。

曾國藩對於訓練，要求頗為嚴格，風雨烈日，操練不休。這對於來自田間的鄉勇而言，並不以為太苦，但對於平日隻知喝酒、賭錢、抽鴉片的綠營兵而言，便是一種“折磨”。先是副將清德拒不到操，接著提督鮑起豹也和清德聯合起來，與塔齊布為難尋釁。公然對士兵宣稱：“大熱天還要出操，這不是存心跟將士們過不去嗎？”煽動綠營兵的不滿情緒。

當時長沙城內，綠營因戰鬥力差，頗受勇丁輕視，而勇丁的月餉，高出綠營兵二三倍之多，綠營兵也嫉憤交集。因此兵與勇時生摩擦。鮑起豹等人又從中挑撥，雙方情況頗為緊張，械鬥也屢見不鮮。

曾國藩起初本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隻將參與械鬥的勇丁加以棍責，嚴行約束；對綠營兵則置之不問。誰知這一來，綠營氣焰更盛，益發耀武揚威，公然淩辱勇丁了。曾國藩不得已而谘請鮑起豹按軍法整飭，鮑置之不理。綠營兵膽子更壯了。

1853年9月8日，綠營兵居然整齊隊伍，帶著兵器，鳴號擊鼓，包圍了參將府，要殺塔齊布。嚇得塔齊布躲在菜園旁邊的草叢裏，沒有被找到，才逃過一命。綠營兵放火把參將府燒了，又到團練大臣曾國藩的官邸，照樣團團圍住，揚言要殺曾國藩。幸而曾國藩的臨時行館設在緊靠巡撫衙門的射圃中。見事已急，乃親自去叩巡撫駱秉章的偏門，駱出來喝止，綠營兵才散去。然而曾國藩所統率的湘勇，日子卻更難過了。

有人勸曾國藩據實參奏鮑起豹等人，而曾國藩剛於不久前參革了副將清德，這時不便再動彈章，於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為國家平亂，反以瑣屑小事，使君父煩心，實在慚愧得很。”即日將所部湘勇分別遣駐外縣，自己的辦公大營也移駐於衡州。由此可見，曾國藩在自身利益受損的時候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分析利弊得失，以忍而保大局。其實這也是曾國藩一貫所奉行的息事寧人、委曲求全的處世之道的體現。

由此不難看出，擺在曾國藩麵前的最大困難不是外患，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軍事與財政各方麵，存在著太多的矛盾和弱點，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與太平軍作戰。其次就是湘軍本身缺少戰鬥經驗，難當大敵。因此在以後的六七年中，曾國藩雖然為自己建立了一點聲望，而來自各方麵的挫辱和打擊，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正所謂：“忍字頭上一把刀”，真正做到這一點，就要奉行“息事寧人，以大局為重”的處世哲學。

1858年6月，曾國藩被命於江西領導湘軍作戰。但是湘軍與地方鄉團不和睦，常被伏擊。安徽六千精銳慘遭敗績，將領也陣亡，景德鎮一帶的湘軍也接連失利。曾國藩為此很是頭疼，軍隊的士氣，士兵的體質也大不如前。正不知所措之際又接到了增援浙江和安徽的命令，不久又被要求協防湖南。朝令夕改，雜亂無章，使曾國藩無所適從。他自知因無固定地盤，隻好由人擺布，委曲求全，精神極感苦惱。可見息事寧人的處世哲學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價。

曆經坎坷，1861年8月，曾國荃終於攻下安慶，長江流域千裏均歸湘軍掌握。曾國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區。可是曾國藩所遭遇的困難，仍是紛至遝來。先是胡林翼積勞病死，頓使曾國藩失去一個最有力的夥伴，平添後顧之憂。後又因為三路東向的大軍，隻有弟弟曾國荃一軍始終聽命於他，其餘李鴻章與左宗棠兩路，都時時表現不合作的態度，使曾國藩傷透腦筋。但按曾國藩的為官之道，還是按捺性情，息事寧人，沒有激化矛盾。

曾國藩的累不隻是身體上，更是因為多點作戰，處處上心處處操心。曾國荃圍攻金陵的軍隊雖未發生不聽指揮的問題，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士兵疲憊，軍餉不繼，軍心士氣日漸渙散，也使曾國藩備感憂心。同治二三年間，金陵城外的湘軍，因為糧餉缺乏，每天喝稀飯度日。曾國荃對那些家鄉子弟兵，漸感難以約束。搶掠平民、奸淫婦女的事，也層出不窮。曾國荃拿不出糧餉來解決問題，自感無顏以對部屬，隻好置之不問。曾國藩聽說後一麵擔心弟弟的病體，擔心軍紀敗壞的湘軍，隨時有叛變崩潰的可能：一麵還要承受來自清廷的猜疑、僚屬的離心等等打擊。更要命的是缺餉的問題不光在曾國荃一部，其餘的地方情況也很嚴重。諸多問題，一並爆發。

曾國藩身體素來孱弱，至此鬱氣中結，舊疾新病，一齊並發，飯後嘔吐、頭腦暈眩、手腳抽筋，痛不可忍，以至於不能工作，無奈隻好奏請給假調養。所以曾國藩曾說：“困心恒慮，正是磨練英雄，育汝於成。夫嚐謂餘歎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

這句話體現了曾國藩在矛盾叢集、內憂外患的境況下的一種息事寧人、委曲求全的處世觀，而對於當時為官的他，也算無奈之舉了。

“任”字當頭躬身入局

敢於麵對人生路上的各種責任並主動地承擔，這是一種難得的品質。擁有這種品質的人首先是個敢做敢當的人，其次是個能成大事的人。

如果把活著當成一種責任，會很容易就感覺到疲累，但若把世界當做是自己的，把小我放進大我裏，那麽為此而做的所有事情都會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凡辦大事的人不會一味計較自己失去的，會先認清什麽是自己應該做的，自己肩頭的首要責任是什麽。

曾國藩也相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說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輩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在談到自己為什麽能夠有所作為時，曾國藩自己也說：真正的聖人君子的行為準則，在於責任，並且以此去倡導天下的人們。世道之所以變亂，是因為上上下下心中充滿了物欲，每個人都隻為自己考慮，自私成風，給社會帶來危害。當災難來臨，他們四處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絲一毫的力氣來為拯救天下做點事情。於是那些有責任感的人站出來改變這些壞的現象，克製自己的欲望去關心他人，提倡社會責任感，反對自私自利，挺身承擔各種困難。於是人人都仿效他們的行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恥的事情，躲避是可恥的行為。我們的君子們之所以能夠鼓舞眾人，曆經九年而平定大亂，全在於“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

曾國藩對躬行踐履最為執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當旁觀者，不當看客！而是要從自己做起，虛心實做，則近於成功。這就是把責任感與具體行動相結合。

為此，他主張“言不妄發”。他認為做應做之事，說應說之話才是本分的事情。他還以此教育弟弟回顧曆朝士大夫的興衰，多應以此為鑒。這也是完善自我，振興家業的根本。

曾國藩還主張“虛心實做”，倡導躬行，自然就反對講資格，問樣子。他說：“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夫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在他的眼裏，表麵功夫是沒有效果的，是一種極不可取的處事態度。

正因如此，曾國藩的責任感和良好的品性深受眾人認可。薛福成認為曾國藩有建樹的原因不光因為有強烈的責任感更是由於宏毅的個性。他說：道光、鹹豐時期，相安無事，每個人都渾渾噩噩的，突然有賊寇舉事造反，卻沒人能製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隻會趴倒在地，互相對望而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馬上組織鄉兵出去。打破舊的規章的束縛，自己創立軍隊編製，和叛軍孤身奮戰。當時，反賊像決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勢頭凶猛，人們都束手無策，隻有曾國藩奮起抵抗，四處戰鬥。結果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操，從容指揮。他之所以能做到這樣，是與他‘以國為己任’的忠心有關聯的。

“不論文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後收複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事業由此中興。像曾國藩這樣挾持亂世，成就的確重而且遠，可以稱得上是宏毅的人吧？”這裏的“宏毅”也是從不做看客，而是由內在責任心驅動下的堅持到底。

正是因為這種以國家、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感和胸懷，使曾國藩出類拔萃，堅強謙謹，誌向上堅貞脫俗，處理公務，待人接物都鮮有差池，寫過的書籍卷稿人人看來皆有獲益，這所有的一切都因為他心中對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應做的所有事情都當做責任來對待。

曾國藩說：人當自強，自強為國。至於說到一個人的強大，在我看來，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情況。曾子的“自反而縮”，也就是孟子將仁義和謙虛集於一身的強大，這種強大與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強大，大概可以久長。另一種強大是鬥智鬥力。有因此而大興的，也有因此而大敗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等人，這些人的智力可以說都是橫絕一世的，但是他們的失敗禍害也非同尋常。所以，我們在自我修養上求強是可以的，但在逞能鬥狠上求強就不行了。

由此看來，一個真正強大的人，或者說想獲得永久強勢的人，要學會先從品質上變強。集責任感、謙虛、仁義三種品質於一身。光是形似而忽略實質是行不通的。

曾國藩認為要獲得對他人的超越感和優越感，首先要做到對自我的肯定、服從或尊敬。不能隻在某一時間、某一場合或某一範圍內你確實征服了別人，而在另一時間、另一場合或另一範圍內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麽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廣大。最後你就把自己陷入一個孤立的境地，結果你發現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難。所以說，真正的征服是品格上的敬佩，是精神上的榜樣。

一個想不斷變強的人首先要做到自我超越。而這種超越需要你不斷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來自於你的內部，是舊我對新我的反抗：這一反抗有時會刺激你更堅決更強烈地征服自我，由此，你就在這征服與反抗中不斷前行。到一定時候你就因為自修而完善和強大，這種強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強大。是君子所要盡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由此可知，世上的成功者、強者無一不是嚴格要求自己，對自己有責，對他人有義，以國家利益為己任的人。他們多能以廣大的胸懷，出眾的品質，成為人人佩服崇拜的對象。其實，想成為這樣的人說難也不難，首先就看自己是否懂得了“任”這個字。

挺膺負責，成事可冀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

生於人世即行人道，立於天地間就為天下蒼生謀福祉。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是理學倡導的觀點。如宋代理學家張載所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遠大誌向。這似乎就是曾國藩的平生縮影。

曾國藩以書生起家，在國家危難之際挺身救國，拿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

相傳曾國藩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家人，家中的老翁請來了一位貴客，準備留這位貴客吃飯。就叫兒子到市場上去買菜。但是，時間已近中午，兒子還沒有把菜買回來，老翁很著急。就到窗口去看，隻見在離家不遠的地方，一條田埂上，兒子正挑著菜擔子與一個挑著京貨擔子的人麵對麵地站著，互不相讓。

老翁急忙出門，趕了過去。他對挑京貨擔子的人說：“老哥，我家裏來了客人，正等著這些菜去做飯。請你行個方便，往水田裏讓一讓，等我兒子過來，你老哥也就過去了。”

那個挑京貨擔子的人說：“你兒子怎麽不下水呢？”

老翁說：“我兒子個子矮，要是下到水裏，擔子裏的菜就被水浸濕了。你老哥個子高，下到水裏也碰不到水。因為這原因，我才請你讓一下。”

那人說：“你兒子的擔子裏不過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將就著吃。我的擔子裏全是京廣貴貨，萬一沾上一點水，就不值錢了。我的擔子比你兒子的擔子貴重，怎麽叫我讓路呢？”

老翁不能說服此人，便挺身過去說：“來！來！這樣吧，我下到水田裏，你把貨擔子遞給我，我頂在頭上，你空著身子從我兒子的身邊閃過去，我再把擔子交給你。這樣行嗎？”老翁說著就脫下鞋襪準備下田。

那人看到老翁如此舉動，覺得過意不去，就說：“既然您老人家這樣費事，我就下在田裏，你把擔子遞給我。”

故事之中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一場糾紛，使事情得到了圓滿的解決。老翁能換位思考，把關懷他人當成自己應做的事情，所以能得到對方的認同。

曾國藩主張積極入世，充滿著對國家、文化的使命感。他非常欽佩唐朝中興名將郭子儀。郭子儀認為身為臣子理當心係萬民，為國家排憂解難，任國家驅使，不計個人榮辱名利。曾國藩以郭子儀為榜樣，樹立了勇於進取的人生態度，使自己成為了一代名臣。

當太平軍崛起，清廷麵臨危亡時，他挺身而出，編練湘軍。功成之後，又奉命剿撚。剿撚不力，他不放棄，自願留營效力。他回兩江總督任上，依舊盡職盡責，為李鴻章出謀劃策，打氣鼓勁。後來他接任直隸總督，辦理“天津教案”，因為恐怕激怒洋人，導致戰爭，退讓較多，引起全國公憤，人人都視之為“賣國賊”。

俗話說：“不在其位難謀其事”，在此事件中曾國藩的功過是非不是簡單的好與壞，有太多的非人力因素摻雜其中。後來李鴻章辦理，基本上維持原議。如丁日昌所說：“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曾國藩勇於任事，挺身入局，其動機不說，這種精神，卻是值得借鑒的。

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在廣西金田村爆發時，鹹豐皇帝剛剛登上寶座，對處理國家大事還沒有多少底氣。不過他畢竟很有才能，很快便沉著起來了。他采用了下臣的“以漢人治漢人”的建議。由於曾國藩的名聲，鹹豐皇帝的將點到了他的頭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辦團練，協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聖旨之時，曾國藩正在家裏守喪。也許自古忠孝難以兩全，從內心出發，曾國藩還是想去建功立業的。隻是母親的喪事還沒辦完，自己正處在守喪期，不宜回應，於是表示：我要守喪，不能遵旨。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曾國藩寫好了奏章，準備托人上奏皇帝。

好友郭嵩燾對曾國藩發起了一場遊說活動，甚至搬出來他的父親曾麟書，曾國藩看到時機已經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業的衝動，也無法推辭了，於是投筆從戎了。天下安危大任一下子落於肩上，他感到充實的同時也神色凝重起來。

曾國藩雖然領了旨，但是，實實在在地說，他絕對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擺在他麵前的是，要錢沒錢，要人沒人。建什麽樣的軍隊，怎樣建，需要的錢餉又從何而來……太多問題困擾著他了。麵對重重困難，曾國藩在一步一步地前進。

他認為，清政府的八旗兵、綠營兵是已經腐化的沒有戰鬥力的部隊，自己訓練的士兵應該有更大的戰鬥力，應該有獨特的精神。辦團初期，曾國藩的主要任務是鎮壓當地的農民起義。可是太平軍很快就從廣西打到湖南，從湖南打到湖北。

曾國藩想循序漸進，鹹豐帝卻已經急不可待，要曾國藩立即出兵攻打太平軍。白手起家的曾國藩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訓練出能征慣戰的軍隊的，湘軍剛剛建立，用這樣的軍隊去與太平軍作戰，無異於以卵擊石。出兵還是抗旨，對曾國藩來說，無疑是非常難辦的。他多次上奏說：“事勢所在，關係至重”，不能草率而出，並向朝廷建議“實行四省聯防”。鹹豐皇帝對此很不滿，在曾國藩的奏折上批道：“近覽你的奏章，簡直以為數省軍務一身承當，試問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詡自誇，以為天下人才沒有超過自己的，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天下！”

從這種譏諷的口吻中可以發現，在鹹豐皇帝看來，曾國藩不過是一個好高騖遠、自吹自擂的書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又下令曾國藩出兵。

曾國藩並不因為自己受到了譏諷就出兵，繼續上奏，大意是說：臣自知學問少見識也少，但確是忠誠不二的，成敗利弊對於臣來說沒有什麽，但皇上責備臣了，臣就一定會警醒。臣隻是認為與其以後毫無功績受欺君之罪，不如現在據實以告。臣不熟悉用兵之事，若臣之前先棄喪帶兵被人嘲笑，後又大言不慚被人嘲笑，臣還有什麽臉麵立於天地之間呢？臣每晚都焦急憂愁難以入睡。所以懇請皇上體諒臣的進退兩難和謹慎行事，不要再責怪微臣了。臣自當為國竭盡心力，絕不狂妄自大，更不會臨陣退縮的。

曾國藩的這一片血誠還真的打動了鹹豐皇帝，從此不再下令催促。由此可見，隻有把萬事裝進心裏，再與自己的誌向相結合，才能順勢而發掌控大局，否則隻會徒勞無功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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