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學曾國藩 活用胡雪岩

第十一章 好學求知——學無止境，廣納新物

　　學無止境，擁有知識就擁有一切。成功也會因此而更上一層樓。學習是改變人生的最大法寶，沒有求知欲的人是沒有前途的。即使是最聰明的智者也要有永遠學習的精神，隻要世上還有不懂的事就沒有理由停下前進的腳步。

勇於向對手學習

向人學習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學習有所得，向對手學習所得也許更多。

如果說學習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讓自己成為更強更有用的人，那麽向誰學習不是學習呢，隻要對方有可學之處，擁有自己所沒有的知識或能力，即使是敵人和對手也沒有什麽關係。

19世紀中後期的中國，就像那個有仇難報的青年，麵臨的仇人便是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強。想不被一直欺負就要學習。但向敵人學習，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氣。明白自己是為什麽而學的，懂得舍棄才能獲得。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曾國藩把引進西方科學，興辦近代工業作為“自強禦悔”的大計，成為興辦洋務運動的先驅。他舍棄了名臣的光環，隻為創造一線救國的曙光。

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折中痛陳：“此次款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他清醒地認識到，外國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發動侵華戰爭，所恃者無非船堅炮利。中國要自強禦侮，也需要船堅炮利，要船堅炮利非辦洋務不可。他認為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壓製太平軍，先達到“安內”的目的。當然，心裏要清楚這隻是權宜之計，最終的目標還是要自強。

曾國藩政治家的遠見卓識，非當時一般達官貴人所能比擬。他的向西方學習、興辦近代工業、造炮製船的主張與行動，是洋務運動的第一步。

當曾國藩與太平軍全力爭奪安慶，出於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需要，恭親王奕訢提出“購買外洋船炮”時，曾國藩立即附和說“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國之第一要務”。英法等西方列強所擅者船堅炮利，如能陸續購買，據為己有，西方列強就會“失其所恃”。比起恭親王，曾國藩看得更遠，他不滿足於購買，而要立足於自己設廠製造，如此不僅可以“剿發逆”，更可以“勤遠略”、“富國強兵”。他明白靠誰都不如靠自己，自身的強大才是保國的根本。

1861年攻克安慶後，曾國藩便率先開辦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廠——安慶內軍械所，主要生產子彈、火藥、山炮及洋炮洋槍。經費來源主要從湘軍軍費中撥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軍勇丁，一部分是從河南招募來的工匠。曾國藩由此成為“洋務派”的領袖。

1862年2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要講求自強，就得革新政治，訪求人才，以學西洋製造船炮技術為基本要務，一旦學會了船炮的製造，那洋人的長處我們也有了。無論是與洋人和平相處還是相互敵對，我們都有回旋的餘地和一定的主動權，否則，與洋人沒道理可講，隻能受人欺侮。

事業之初，曾國藩幾乎是一無所有，要錢沒錢，要人缺人。幸好他之前結交甚廣，幕府中尚有可用之人，不然真的成光杆司令了。他授命徐壽和華蘅芳為軍械所的工程師，開始一同探索造船的方法。

1862年3月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製造出一部輪船發動機。曾國藩興致勃勃地觀看試驗，試驗結果，他頗為滿意，“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人的長技到底被我們中國人學到手了，從此以後，洋人再沒有恃以藐視中國的東西了。愛國之心，報國之情，溢於言表。

然而，從一部略具雛型的發動機到一艘可以行駛水上的完整輪船，中間還有很大一段距離，還要進行艱苦複雜的研製工作，這是需要時間的，而且，將來研製成功，投入批量生產，還需要“製造機器的機器”，不能不預作準備。1864年1月終於成功建造了中國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輪船，曾國藩命名為“黃鵠”號，預示中國會一飛衝天不再受人宰割。後來又在上海創辦了江南製造總局。曾國藩第三次調任兩江總督，對製造總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1871年（同治十年）11月19日，他到了上海，又一次視察江南製造總局。這時江南共造輪船四艘，除“恬吉”（後改為“惠吉”號）外，曾國藩為另外三艘輪船命名為“操江”、“測海”、“威靖”號。他登船檢閱時，思緒萬千。

在辦洋務的過程中，曾國藩看到，洋人製造機器，全根據數字推算，其中的記錄，均以圖紙為根據。然而，由於彼此之間文義不通，所以雖然每天都和機器打交道，但並不清楚其使用機器與製造機器的原理。要解決這一難題，隻有靠翻譯，所以曾國藩在“機器母廠”特設“翻譯館”，聘請英國偉烈亞力、傅蘭雅，美國瑪高溫以及徐壽、華蘅芳等主持譯務，這個“翻譯館”就成為中國政府創辦的曆時最久、出書最多、影響最大的翻譯中心。

至光緒末年，翻譯的範圍涉及算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天文、地理、曆史、政治、兵學、船政、工程、學務、農學、礦學、醫學、圖學等各個領域，這就大大開闊了人們的視野。這樣，曾國藩經營的江南製造總局，不僅成為中國近代的工業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學技術的擴散中心，對推動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西學東漸；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義。

由此可見，向人學習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學習有所得，向對手學習更有所得。“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了解對手才可能戰勝對手。

學習益友優點，量才而用

“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曾國藩

俗話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如何成為一個優秀的人？怎樣才算會學習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缺點，同時又有自己的優點。在自己交結的朋友中，有的品德高尚，有的擅長處世做人，有的學問知識豐富，有的熱心助人。與人交往的重要意義之一在於學以致用。把別人的長處變為自己的長處，不妒忌別人，以寬廣的心胸接納別人，接納別人就是肯定自己。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結交了好朋友，就可以相互促進，誌同道合者必有助於事業的成功。1864年7月20日，曾國藩在給兒子曾紀鴻的信中教導他：選擇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須選擇誌向遠大的人。

古語有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國藩非常重視朋友的作用，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可以說是在朋友的影響下取得的。所以，無論是在生活、為學，還是在事業上、曾國藩都注重良師益友的作用。曾國藩在京城十幾年中交結了許多朋友，有講求心得的，有研究禮儀的，有文字大成者，也有英氣逼人的才子，類型之多難以一一贅述。可以說，名人雅士多如繁星。這些朋友對曾國藩的個人修為和事業發展都產生了積極作用。

例如專攻古文經學的劉傳瑩，他是考據方麵的專家。在與劉傳瑩的交往中，曾國藩大大提高了自己古文字方麵的造詣。劉傳瑩也向曾國藩請教理學方麵的問題。於是，二人取長補短，相互學習，成為終生的好友。曾國藩在給同鄉好友劉蓉的信中表達自己在學術上的見解，說：於漢、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為文複臻於無累”。在學業上取長補短，相互切磋是做學問的關鍵。

曾國藩認為：“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

甚至可以這樣說，要了解一個人的綜合情況，隻要看看他所結交的朋友就完全可以了。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心誌相似的人會自然而然地互相吸引對方。

古時候楚國有這樣一個人。他給人看相十分靈驗，在當地很有名聲，楚莊王知道後把他傳召到了宮廷中。莊王問他，“你是如何給人看相的？怎樣能預知他人的吉凶呢？”

他回答說：“我其實不會給人看相，但我能從他所交的朋友來判斷他的情況。一個普通百姓的朋友如果孝敬父母，尊兄愛弟而不違法亂紀，那麽他也是這樣的人，他的家就會一天天興旺富裕。一般的官員所交的朋友如果講信用，重德行，那麽他也就是忠於君主、愛護百姓的，他就會受到君主的器重和依賴。”因此，即使你是好人，如果交結了壞朋友，也要防備別人把你當成壞人，進而影響了自己的事業，敗壞了自己名譽。

曾國藩認為什麽樣的人就會交什麽樣的朋友。雖然原則上交友在四海天下，但實際上各方麵差距太大的兩個人還是很難成為知己好友的。他認為沒有朋友有很大的危害，是不利於自己成長的。沒有朋友本身就代表了一種為人處事的失敗，說明這個人不但不相信別人也沒有自信。所以曾國藩認為，慎重交友是十分必要的。

在古代，孟母為了給孟子提供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三次搬家。苟於也說過“居必擇鄉，遊必近士”。可見古人對結交朋友的重視。

曾國藩對自己的兒子有更大的期望，他曾對紀澤說：“擇交是第一要事，須擇誌趣遠大者。”

在曾國藩多年的仕宦生涯裏，除了廣交友以增益自己的才智見識外，還有一個容易交到好友的辦法，就是廣薦人才。這等同於肯定與讚賞。世上沒有人會排斥別人對自己的肯定。所以，這是親近別人的好辦法。

曾國藩從軍之初，“不妄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國藩帶兵攻下武漢，“僅保三百人”，受獎者僅占百分之三。而胡林翼攻占武漢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獎人數達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傳開，不少人認為欲求官職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國藩挽留不住的人員主動投奔胡林翼門下。開始，曾國藩還以為自己德不足以服眾，後來漸漸發覺是保舉太少，使人感到升發無望所致。回想起來，他覺得很對不住自己的老部下，一起出生入死但卻仍舊官居下位。他意識到自己不能像項羽那樣不懂得與人分享，最終使得人心相背。

後來趙烈文又上書懇切進言，曾國藩隨即改弦更張。趙烈文說：“閣下愛賢獎士，天下所並知。遠者可無論，僅近相繼離開者，是他們負閣下呢？還是閣下以為無益而棄之也？我以為知之不難，而忘之實難。泰山之高以其不棄糞壤，滄海之大，以其不拒濁流，天下分崩時，人誌日囂，凡屬那些器識才能略有稱數的人，成忠奮自樹立，四顧以求固依，真偽雖不一端，未嚐無也。假如不是賢傑以天下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利而呆耳。假如誠實得不到發展的場所，將銷聲匿跡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來為吾用乎？是以明君給人之欲，不失其意，責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為得君，頂踵思效，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與人共患難之際，必須對薦舉別人的事情十分縝密，因為這無異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謂宜多儲廣納，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誤濫，剮亦為損甚微，而以獲好賢之稱，利甚厚也……”

趙烈文的話講得符合情理，尤其是“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國藩為之動容，於是，他深思己過，改變態度。從1856年起開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於舊例。有功有過，各得其所。

所以說，古人交友講求一個“慎”字，在交友變得更為容易的今天，酒友、網友、玩家無奇不有，似乎情誼與信任變得很簡單了，而事實上想得到益友還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得一知己難矣”。

言傳身教皆而有之

隻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資格說別人。率先垂範，身體力行，才能給別人做示範。

天下有做不完的學問，讀不完的書，所以學要有法，習作要有道才能學有所得。

曾國藩深刻地認識到無論自己獲得的地位、財富有多麽地耀眼，也隻是一代。如果子女不成器，他們的境遇並不被看好。越是富人、官家的孩子，越應該謙虛慎行，加強自身的修養。一個人的成功歸根結底還是在於自己。曆觀往代，他總結出居家中的四敗：奢淫、驕怠、不和、侮師慢客。因此不管他多麽繁忙都不忘教育子女成敗興衰的道理。他是典型的主張言傳與身教兼而並重的人物，他寫了上千封家書，主要是針對子弟們的教育。同時，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則，是率先垂範的典型。他明白隻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資格說別人，說的話也才更有說服力。他的示範主要涉及生活、工作、讀書、修養、教友、清廉六個方麵。

在生活上，曾國藩告誡家人以勤儉自持。他常常痛自懲責，他對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節儉。

他教導兒子，要成大器必須謹守儉樸。他認為凡世家子弟，若能在衣食起居上與一般人家相同，就能有出息。若沾染上富人的奢侈習氣就難有作為了。自己身為將相，但所有衣服加起來還不足三百金。孩子們若也能堅持這種簡樸作風就是一種福氣了。

他告誡弟弟力戒驕奢，以勤儉為本。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中，他提及了對“儉”的理解，大意是說：對於節儉弟弟也狠下功夫，我為此感到欣慰。隻是這個“儉”字做到並不容易，由奢入儉比登天還難。就好比家裏雇轎夫去縣城，往年隻有轎夫二名，挑夫一人，而今已經是十名有餘。別說減到三四名，就是七八名也很難做到了。曾國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動的事實，簡明扼要地說明了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道理。曾國藩統率湘軍與太平軍作戰時，他幾乎隔幾天就要給弟弟曾國潢寫一封信，反複告誡他，持家要以儉為本。

在工作上，曾國藩一直非常投入，他每日從早到晚，很少休息。對於一些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擬。晚年時，雖然他的右目失明，但是仍然堅持閱讀公文，寫作詩文日記。在任直隸總督時，他一意清理積壓起來的獄訟。對於一些重大案件，他均親自鞠訊，半年之間，竟然了結了四萬一千餘件，多年的陳牘均清理完畢，由此可見他工作時的勤奮與執著。

在讀書上，曾國藩重視讀書做人的教育，可他卻不高高在上、誇誇其談。他以商量的口吻，中肯的態度，教育子女認識自己在學習與進步中的不足。他指出，學習貴在恒心，讀書貴在有常。他嚴於律己，自訂十二種功課，並且力行不懈。為了使自己每天都可以遵守十二“常課”，他專門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在上麵列出了詳細的表格，他每天都要在表格中填寫“常課”的相應內容。這十二種功課分別為：

1.主敬：整齊嚴肅。做事專心不二，日求精進。

2.靜坐：每日靜坐半時，體驗靜極生陽來複之仁心。

3.早起：黎明即起，醒後不沾戀。此為一天內“勤”的開始。

4.讀書：一書未看完，斷不看他書，且每日以十頁為率。

5.讀史：細研圈點，每日十頁，從不間斷。

6.謹言：刻刻留心，不講廢話。

7.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8.保身：節欲節食，善待於己。

9.日記：每日一則，體味生活。

10.陶冶情操：每月作詩文數首，培靈感養盛氣不喪心誌。

11.習字：早飯後，習字半小時，以此為課不做拖延。

12.夜休：勞心疲神之事，切戒切戒。

這十二條的實用性自然不用多言，按照此規條管理，必有成效。

在修養上，曾國藩有極大的成功，因此被稱之為“聖相”。他時刻檢點自己，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進。他所作的五箴，不僅可以律身，亦兼可教誡子弟，垂範後世。

在孝親上，曾國藩對於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誡兄弟以及子女對於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要謹守毋違，且為文紀之，以示子弟，傳為家訓。曾國藩把兄弟和睦、貴體孝道、實行勤儉作為家運之興的根本。

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中教育弟弟，大概意思說：我細細思考，發現天下官宦人家，多隻福澤一代，子孫多奢驕毫無作為，到第二代還優秀的都很少。商人的家庭，勤儉的能延長到三四代，耕讀為生的人家，能延長到五六代，其中孝敬老人，親友互相愛護的就可以福澤十代八代。現今我們乘祖上的福澤，少年得誌，就擔心一輩子就用完，所以希望各位弟弟和孩子們，努力做耕讀孝友似的人家，不做官宦的人家。曾國藩反複強調家勢興衰與個人的修養、立誌有很大的關係，孝友會使家庭興旺發達，長久延綿而不致衰敗。

在清廉上，曾國藩做了幾十年的官，從來不取一文來曆不明的錢，而且立誓不靠做官來發財。他認為收取不明之財是一種最可恥的事情。他告誡家人應當自謀生計。在京做官十年，他一直過著貧困的生活。後來勉強湊足了一千兩銀子寄回家中，還一再吩咐需以四百兩分贈予戚族的貧窮者。以後帶兵多年，擔任總督時，也從來沒有占有公家一絲一毫錢財。

由此不難看出，人一生的學習有很多的內容，想做一個優秀出眾的人才，不完善自己，不努力管束自己是不行的。不管是思想品德還是外在條件，都應該有所長進才是。成功就藏在每天的努力過程之中。

改過遷善，而後興家

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無恒，無非是自欺二字作怪，為了發現和改正缺點毛病而不自欺，就要對自己的缺點不手軟。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項浩大的工程，起步時候的積累是很重要的。如果蓋的是高樓，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與修身的關係也是這樣，誌願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礎，越要改掉自己的缺點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缺點毛病就好比是“豆腐渣”工程，完善的人格就好比真材實料的地基。人生是高聳入雲還是毀於一旦差別就在於此。

曾國藩對這一點有十分清醒的認識，他說：“古之君子參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家；必使人心悅神爽，而後有駢集之祥。”那麽怎樣才能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礎呢？曾國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過反省自己的缺點過錯，堅決徹底地加以改正。隻要想改過就一定有方法。

曾國藩改過遷善的事，大致有三戒：

一是戒多言。每個人都有由青澀到成熟的過程，曾國藩也不例外。早年的曾國藩多言健談，愛出風頭，喜於交往。但耿直的性格使他“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也為此下定決心，減少往來，但就是難以改過。他認為自己雖然言辭犀利但多為好意，因此想改卻深感迷惑，不知從何下手。

一次，竇蘭泉來切磋，曾國藩並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詞氣虛驕，與人談理”，本來是一件增益學業的事卻適得其反，搞得二人不歡而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這一天，曾國藩到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出言不慎，弄得別人十分尷尬，宴席一散“宜速歸”。

由於曾國藩好多言，自以為是，有時傷害了朋友間的感情。他誠心待友，交人交心，但偶有不合，就大發脾氣，他認為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養不夠。

對此，好朋友看在眼裏，但知道曾國藩的性格，都不願相勸。隻有岱雲敢於揭破。點出曾國藩的三個毛病。其後，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岱雲言餘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盲也。又言予於朋友，每個恃過深，不知量而後人，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

幾天後，曾國藩在家為父親祝壽，客人走後，父親與曾國藩談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講了一大堆給人留分寸的話。曾國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當天的日記他總結自己有三大過錯，認為自己平日都以忠言對人，但卻常常惹人不快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平日裏不夠敬友。二是一生氣就任性無禮。三是別人給台階下，自己還不給人情。今後惡言不可從嘴裏輕易說出，氣別人也氣自己，謹記切戒。

曾國藩的父親看到曾國藩身上確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後又立即給兒子去信一封，曾國藩的日記談到了來信內容，即保身三要：節欲、節勞、節飲食。還說兒子與人交友，眼裏隻看見別人的不對卻看不見自己的不足，所以常會和朋友有矛盾，別扭的地方。應該立即改正並向友人致歉。況且從養生之道講，一喜一怒，情緒不穩是不利於身體健康的。

岱雲的話和父親的信對曾國藩觸動很大，但以後曾國藩仍重蹈舊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湖廣籍的舉人同學在文昌館舉行團拜，曾國藩當時主持會館事宜，無論於公於私都應盡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學，但他還是怠慢同學，事後又後悔了很久。

每個人在檢查自身毛病的時候常會物極必反。凡事有度，對待自身的缺點不能坐視不管也不可緊張過度，找到方法，一一更正就是了。當曾國藩也意識到這個道理後，在處事待人方麵日漸成熟，自以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觀。

二是戒怒。曆來性格開朗之人多有脾氣。曾國藩早期的個人修養也並非像後來那樣寵辱不驚，也屬於一遇火就著的個性。在他早年的《日記》中，這方麵的事例頗多。

比如，有客人在家時，自己的下人犯錯，曾國藩大發脾氣，忿不可遏，完全忘記自己的身份。雖經友人勸阻，仍然肆口謾罵，絕無忌憚。事後曾國藩檢討自己，又很後悔。

過幾天，曾國藩出門拜客，又因為下人不得力，屢屢動氣。說自己每日間總是“忿”字、“欲”字往複，想按捺住，但一到關鍵時刻就像火山噴發一樣難擋。

曾國藩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開始有意識地調整。同時，他堅持寫作《治心經》以懲戒不好的東西。曾國藩性格的完善，為人處事之圓通，還是經過很多事，用了很長時間的。尤其是鹹豐八年（1858年）再次出山後，性格大變，幾乎是換了一個人。這期間，曾國藩經曆了成敗勝負的多次考驗。

可見，經世事，受磨練才能慢慢塑造良好的性格。光有心是不夠的。

三是戒貪妒之心。曾國藩認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過分，就犯了通病，就會滋生貪欲和妒忌之心。將欲造福，就得先去嫉妒之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不嫉妒別人才能更好地認識自己，不貪求才能獲得真正有益的東西。

曾國藩認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他說：“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人心中的私物就是發展的羈絆，隻有放下物欲和嫉妒才能更正自己的缺點，彌補不足，獲得長遠的發展。

曾國藩認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無恒，無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隻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夠堅持到底並取得實效。

為了發現和改正缺點毛病而不自欺，曾國藩采取了多種辦法，把自我反省與找人監督相結合，對待自己的缺點他沒有手軟。

“戒多言，戒怒，戒貪欲”，曾國藩用這三點改正了自己的缺點，邁出了完善人生的第一步。缺點人人都有，但剔除卻並非人人都能做得到。曾國藩的這些思想，實可用來救治當世之病，也可作為修身的必備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