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學曾國藩 活用胡雪岩

第十章 胸懷天地——讀書明誌，荷道以躬

　　成大事比拚的不是一兩個夢想的實現，而是眼界和誌向。獲得一次成功不難，難的是運用長遠的發展眼光一直把自己置於優勢位置上，在以宏偉誌向為導向審時度勢的過程中，尋找成大事的契機。對於心懷天地的人來說，每天每一步都是一種發展。

眼界開闊求通變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也許曆幾生幾世也無法看透。但站得高，看得遠，望見的路就多。路多希望就多，選擇就多，人生也會因此豁然開朗起來。

開闊眼界增長見聞對人有益，對一個國家更是如此。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有識之士已經逐漸認識到：中國各方麵都需要進行徹底改革，否則難以圖存。然而，前進的路上卻障礙重重，封閉固守的社會、驕傲自大的士大夫、腐敗無能的清政府使得任何變革都顯得寸步難行，有識之士都變得有心無力。

鹹豐末年，馮桂芬寫了一部書，對學習西方，革除中國政治傳統上的許多積弊的問題，提供了具體而又係統的方案與依據。曾國藩看後很受啟發，他稱讚這部書是“名儒之論”。感慨、興奮之餘，曾國藩認為其中的許多方案難以實行，因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政治背景下，進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有些艱難。但是，外患的險峻形勢逼迫清政府做出必要的改變。

同治九年（1870年），容閎向曾國藩提出一套選拔學生留學美國的計劃：初次試辦，以四年為期，每年選派三十名十二至十四歲的聰穎幼童前往美國讀書。預定每人留學十五年，學成之後，回到中國服務。為的是中國今後自己就有了富國強兵的人才，不再需要外援。曾國藩對他的建議非常讚同，於是興致勃勃地奏請清政府選派幼童赴美留學。

但派遣幼童留洋活動“亦為古來未有之事”。因此，許多人都不讚同這一做法。在中國曆史上，隻有日本、朝鮮等國向中國派遣過留學生，而中國向外國派遣留學生卻是一個先例，也是我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雖然曾國藩認為，派遣幼童留洋是一個學習外國先進知識的最好機會，但是建議一經提出，就遭到了許多保守派官僚的強烈反對。曾國藩沒有退卻，他堅持自己的想法，不斷地向清政府陳請，最後得到了允許。於是，他積極地行動起來，為留學事宜投入了極大的精力。他與李鴻章等酌定留學章程十二條等，並且詳細地規定了招募學生、施教步驟、管理及經費等相關事宜。

曾國藩對留洋的幼童寄予了高度的重視與期待。他在寫給幼童的監管官員陳蘭彬的信中表達了“鼓舞”之情，還提了對學習的一些要求。希望這些學生能學到西方知識的精髓，學以致用，來日報國。由此可見，曾國藩仍以“專”責以教育留洋學生，這也反映了他對待學習與專研的態度，表達了他一心想讓國家變強的殷切希望。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國藩去世。他雖然沒有看到此項計劃的真正實現，但在李鴻章、容閎、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在次年夏天，第一批留美學生三十人由容閎、陳蘭彬等人率領著，漂洋過海到達了美國，開始了學習外國知識的生涯。同治十四年（1875年），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也選派了三十名留學生赴歐洲學習。無論是幼童赴美留學還是船政局派遣學生留歐，都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說幼童赴美留學主要是側重學習語言，那麽船政局派遣留歐學生的活動更側重於學習技術。

在當時，隨著新科技在中國的不斷傳播與滲透，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新科技的重要作用。因此，當時派遣留學生活動是一種與時代同步發展的體現。這一舉措也體現了曾國藩當時的先知之明，用心良苦。

當這批漂洋過海的留學生回國後，他們逐漸被當作人才而受到了重用，特別是被賜予的“官學生”或者“官生”出身，躋身於《大清會典》規定的官紳之列，這對於那些所謂的“正途出身”之人是一大衝擊。不僅如此，留學生活動也是對科舉製度的一次重大挑戰，它為中國近代社會向“民主”與“科學”邁進開辟了一條通道。

曾國藩主導的這一係列的活動為落後的中國開辟了一條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中國人睜開眼看世界的一種途徑，使中國與世界的融合有了新的開端，由被動變為主動，由無知變為有知。世界是一個整體，關上國門，外麵的世界依舊會發展變化。隻有洞察這種變化，才能做到基本的自保。

在這群留洋學生中，出現了許多傑出的人才，例如詹天佑、鄺榮廣、蔡紹基、唐紹儀等著名的專業人才。這些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啟蒙的學子，把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論源源不斷地介紹到中國，推動了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為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許多傑出的貢獻，而曾國藩的創始之舉，功不可沒。

由此可見，曾國藩不僅僅是一位文治武功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洞察世事的改革家，他倡導洋務，積極主張學習西學、興辦學堂、派遣留學生等，這一係列創舉為國家圖強奮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不論古今，不做“井底之蛙”都是明智之選。在世界大融合的今天，這種開闊眼界、提升自我的意識顯得尤為重要。一個人，一個集體乃至一個國家都應該具備這樣的學習意識。

婉拒命旨，以磨心智

與人溝通時，“硬”的建議可以有“軟”的表達。委婉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讓聽者感受一片坦誠，使其最大限度理解你的拒絕，達到忠言不逆耳、聞過不動怒的良好效果。

“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一個頭腦清醒的人自然明白自己該走一條什麽樣的路。

官場上往往派係紛爭，勾心鬥角，要混跡其中，與領導、上司關係的處理至關重要。曾國藩有過切身的體會，自己居喪期間向清廷要官，幾乎斷送了一生的前程。經過這件事後，他對與上司相處有了自己的把握。

對能決定他生殺予奪的最高統治者——皇帝的態度，曾國藩大體有四種：一、逆來順受；二、以死忠孝；三、無奈的時候，“緩”與“拖”；四、有所欲求的時候，委婉而言。利用這幾招，曾國藩在朝廷對他任用又懷疑、支持又削弱的夾縫中站穩腳跟，並能獲得實惠，步步高升。盡量減少直言詬病，任何時候都不洋洋自得，婉轉而低調是他悟出的保身之道。

當曾國藩對朝廷有所請求，一般說來，盡量避免正麵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側擊，迂回轉折，以達到自己的目的。用這種方式，他往往可以得到自己所要求的東西，又保住皇室的體麵。

1857年，曾國藩在九江勞師後上了《附陳近日軍情請催各省協餉片》的奏折。奏折的實際意圖是想把借調給別人的軍隊調回自己的部署，但考慮到軍權話題的敏感，怕給人以貪權的印象而未做直接要求。四點陳述中隻反複提及被借調部隊的優點，句句都是指揮者的口吻，讓皇帝自然意識到這兩支部隊原屬於誰麾下。

曾國藩的請求自有他的道理。自從1855年10月曾國藩派遣羅澤南從江西分軍前往武昌外圍增援胡林翼後，不久太平軍翼王石達開用兵江西，開辟了江西根據地，曾國藩的湘軍一再受到沉重打擊，不得不退守南昌。曾國藩孤守危城，一心盼望駱秉章、胡林翼派兵前來，以解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揮湘、楚軍，及早攻占武昌，然後水陸東下，與自己會師於潯陽江上。現在胡林翼終於占領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軍水陸師，其中李續賓統率的湘軍，是胡林翼奏調去的；楊嶽斌統率的水師，是曾國藩派去武昌外圍增援胡林翼的。因此，曾國藩請政府將楊、李所部湘軍水師撥還給自己。

清政府采納了曾國藩的建議，將李續賓、楊嶽斌部水師撥還給了他。令曾國藩更為欣慰的是，由於胡林翼在湖北長期發展、擴編水陸師，使得湘軍水陸師軍容甚盛，兵力更加強大。

由此可見，在與上方的溝通中，曲線表達意思比直言相告更容易獲得好的效果。曾國藩就是采用間接的方式，向皇帝和清政府表達他的願望和要求，最終如願以償。

清政府派遣曾國藩與胡林翼分兵四路進攻太平軍，大軍浩浩蕩蕩直奔天京。1858年底至第二年初，在和太平軍的戰鬥中，清軍取得了連續性勝利。曾國藩率部已進駐安慶二十餘裏外的高橋，多隆阿軍於4月進至桐城外圍，李續賓軍進駐桐城的青草塥，作為兩路策應。正當湘軍擺開陣勢，進攻桐城、安慶時，清廷下旨，要求曾國藩領軍東援江南大營，曾國藩極不願意。

曾國藩認為，根據戰爭經驗必須以上遊為立腳的根本，攻取安慶是尤為關鍵的一戰，認為這一戰關係到淮南地區的整個局勢，也是以後收複金陵的前提和根本。江南大營正是因未據上遊而失敗，如果現在離開安慶而去增援蘇常就等於重蹈覆轍。同時，他又根據當時的形勢，進一步分析不能東援的理由：江南大營以蘇常為根本，蘇常已失，這個“根本”已不存在；湘軍以兩湖為根本，湘軍東援，就遠離根本，處於無可依托的困境；更為緊迫的是，太平軍在東線獲勝，奪取蘇常後，勢必西征，爭奪上遊。因此，必須在兩個月之內鞏固好江楚三省防線，以迎戰西征的太平軍。

因此，曾國藩看來，朝廷要求東援，在戰略上是錯誤的。但是清廷催促很緊，在清廷看來，複蘇保浙更重於攻取安慶，是戰爭全局的關鍵所在。

朝廷的旨意不可違抗，戰略錯誤不能明知故犯，最終打敗的話，朝廷還是會怪罪自己，追究自己的責任的。因為與朝廷有不同意見，曾國藩不願意開始就頂著不幹，給朝廷留下不好的印象。

曾國藩采取的方法是：在認識上耐心加以疏導，照顧到朝廷的尊嚴，在部署時加以敷衍。這樣，做到既不放棄原則，又不給清廷留下桀驁不馴的印象，不久後的事實證實了這一方針的正確。雖然這是有點冒險的舉措，但是圍攻安慶，太平軍並未北進；攻下蘇常後，太平軍又未及進攻浙江。

在處理君臣關係上，曾國藩認為忠者不必有超過別人的才智，竭盡自己的心思就可以了；殷勤不必有超過別人的精神，竭盡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了；對君王能推心置腹，忠心到了，智慧也隨著產生了；能苦勞筋骨，以對付大的困難，勤到了，真也就產生了。曾國藩認為，古代稱得上“忠勤”的賢人不乏其人，自己是妄有虛名。如果能出去擔負艱巨的任務，應當勵行“忠勤”二字彌補自己的缺點與遺憾。“忠”應該積累在於年日，從不妄說開始；“勤”也應該年日積累，從不安逸開始。

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朝臣，忠君思想是曾國藩約束自己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的重要方麵，他不可能超越這一根本性的規範。但在遵從這一規範的前提下，他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處世智慧。

由此聯想如今，社會競爭的激烈堪比古代戰爭，每個人都忙碌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為立足於社會而努力，但又不能僅僅為了工作，放棄自己的原則。對於領導布置的錯誤任務，最好的應對方法就是保全對方的麵子，還讓事情往正確的方向發展，在和諧的氛圍裏達到自己的目的。

立人之前，讀書明誌

人無誌向，柔弱無剛。沒有誌向的人生是盲目的人生。成功人士無一不是按照自己的誌向努力拚搏成就輝煌人生的。

俗語說：為人有誌，前途有望。做人應先從立誌開始，誌向也是人生希望的開始。

人生的價值、意義和境界，在對誌向的追求過程中有了很好的體現。立誌的人和沒有誌向的人，在人生的各個方麵都大不相同。

然而，誌向並非出生就有，它是在後天的生活環境中確立的，尤其是在對現實生活的不滿足中形成的。每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現實生活的庸俗，但很多人看到了這一點，卻因為更多的原因失去改變現狀的勇氣和信心，更不能為改變自身的生存環境立下高遠的誌向。曾國藩與別人不同之處在於，他不僅僅看到生活庸俗、頹廢的一麵，還能因自己所處的環境而迅速覺醒過來，為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遠大誌向並堅定不移地去努力實現它。

曾國藩曾很有感觸地寫道：“《禮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我每一天都過著安逸、放縱的生活，在這種環境下人漸漸失去鬥誌，精神上也慢慢衰頹下來。正如那些草木，誌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番話可知，曾國藩也認為沒有誌向生活就了然無趣，人也會因此而墮落。人要有成，需先立誌。誌向是一個人給自己劃定的人生境界，它限製著自己人生的道路、生活的內容和成就的規模。由於立誌規模的不同，現實的人生也會不同。

曾國藩出身寒微，曾為了讀書四處籌錢。為了買到一部自己喜愛的書，把禦寒的衣物典在當鋪裏，從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在自己處境十分糟糕的情況下仍是如此自強自立。在他後來功成名就之時，做人更是不忘自強自立。在曾國藩的頭腦裏，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立”。在他看來，一個人能夠“自立”，方能於事業上真正有所成就。

曾國藩還認為，一個人整天沉溺於過度的自虐和自責裏並非積極的處世方法，其關鍵在於自身的覺悟，從這兒我們可以看到曾國藩由“悔”字訣而升華出來的修身智慧。

古語有雲：“富貴足以愚人，貧賤足以立誌。”也就是警示後人：富足安樂的環境可以讓人失去奮發自立的動力，從而消磨自身的鬥誌。相反貧困艱苦的環境卻可鍛煉一個人的心誌，使其在這種環境中覺醒，從而萌生改變現狀的動力。曾國藩處在安適、舒心的生活裏，仍念念不忘自立自強是值得後人敬佩和學習的。環境的好壞對於心境是有影響的，但是並非決定性作用。

人的一生應勤於思，善立誌，多想想自己要如何生活、如何奮鬥。即使某一天身先死了，也能為世界留下點什麽。正因為如此，人活在世上都應自強自立，努力追求那些旁人不敢追求的東西，努力去做旁人不敢做也無法做到的事情，有此自強自立之精神才能報效國家，興旺家業，才對得起自己。

所以，做人的第一根本就是樹立誌向，以此讓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讓自己振作起來，有了目標和方向，人生才不致陷入迷途。隻有遠大誌向才能不斷激勵著人們奮發向上，有所作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幹出一流的事業，但能幹出一流事業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誌是一個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業者，就必須要先立誌。

我們應該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開始時本來有相當水平，然而多年過去之後，他就是沒法與別人比，不是他的智力不如人，也不是條件不如人，而是隻懂得一味努力付出而不知道是為什麽在付出。沒有一個努力的方向，到頭來是“竹籃打水”空忙一場。

人無誌向，柔弱無剛。人一生如果沒有奮鬥的方向，便像沒有舵的船，隻會四處漂流，遇險也不懂避，遇激流也不慎行，終無所成。曾國藩說：“人行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

曾國藩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百般苦學，廣泛閱讀。尤其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閑散文職時，悉心鑽研曆代的典章製度和封建各朝治理國家的經驗。曾國藩讀書如此用功，絕非為了求得高官厚祿，對他而言讀書更多是為了“進德”、“修業”。

曾國藩與平常人一樣，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計較、目光短淺的時候。一次，他曾無情地鞭笞自己：“沒有人生誌向，生活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內心也就無法自由，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我對事情常常持有偏見，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會讓我想一個晚上，一遇到不順心的事情，就會沒精打采的，這正是我思慮過多的原因。生活沒有目標沒有方向，自己見識又膚淺，想得到心靈的寧靜與自由，簡直太難了。更何況想的都是粗陋的拙見。在與人交往時愛往小處計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無時間調整自己，長此以往，就是自己在耽誤自己啊。”

從這裏可見，曾國藩勇於麵對自己心靈中最晦暗的一麵，可以毫不掩飾地對待，反省也很徹底，現代有幾個人能夠做到呢？

曾國藩說，人要是立有誌向，也就能做聖人，做英雄。沒有什麽無法做到的事，也就無需求助於人，這就是強才自強。一個誌存高遠的人必定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曾國藩深信自己如深山中不為人知的巨木，終有一日將成為支撐國家的頂梁柱。他也確實實現了心中理想。

曾國藩的誌願，是和他的治學目的論緊密相關的。曾國藩剛到京師時，不免六神無主，心神不靜，他認為自己心神不靜是因為沒有誌向，後來他發奮立誌，改名為國藩，決心要成為國家之藩籬。他沒有怨天尤人而是發憤圖強，為自己的誌向不懈努力！每個人治學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躋身仕途，或想發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娛，或想著書立說以警後人。正如古書所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而曾國藩雖然是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得官位進而得以升遷的，但他對鉗製心智、殘害性情的科舉製度卻貶損有加。他主張治學的目的應在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在給諸弟的信中曾國藩說：“吾輩讀書，隻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述，以圖自衛其身。”

由此可見，曾國藩認為讀書對於國家，對於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報國為民；小可以修身養性，衛身謀食立足社會；可借此展現誌向，拚搏進取。三者相輔相成，並不矛盾。

當然，這裏的讀書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閱讀，而是上升為一種理念上的行為，是治學意義上的讀書了。一方麵，曾氏繼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觀點，認為讀書是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長知識才幹，使自己成為“賢士”、“君子”以至“聖人”，繼而秉承宋朝朱熹之學說，主張讀書要“明天理”；另一方麵又繼宋朝陳亮“經世致用”及北朝顏之推“謀生”之說，認為讀書大可報國為民，小可修業謀生，以自衛其身。

曾國藩在為什麽讀書的問題上，是在繼承古代各種觀點的合理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了較為客觀切合實際的新的讀書觀。不為個人榮辱得失，不為功名利祿，不為一家之饑飽，而是為誌為國為民。因此他認為讀書又以報國為民為最終目的：“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

時至今日，也還不乏讀書為混文憑之人，讀書為混官做之人，讀書為裝飾臉麵之人，讀書於他們不過是一紙文憑，一塊功名利祿的敲門磚而已，是否有獲得全不重要。

為了這些俗物而去讀書的人，雖有所成，但隻會小；為報國為民而讀書者，雖路途遠，但必將成其大，立其功。把報國立誌與讀書相結合的人才是有建樹的人。

曾國藩不是偉人，他隻是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國與己的選擇中更多傾向於後者。他的進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別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夠提出讀書的最遠目的是報國為民，且能誌在於此行亦如此實屬不易。反觀現在，有誌向的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人少之又少。

分才而用，各用其能

世間之人無一例外皆是各有長短。能清晰地了解別人的長處和短處，才能達到各盡其能的效果。把每個人的資源優化組合，分才而用才能將多人的潛能發揮更好。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個人資源，隻不過所有的資源都需要優化組合才能發揮最好的效果。有人的資源，更要有懂得用人之人。

曾國藩對人才任用的智慧在於他對人才的分類觀察。人才大約可分下列十種：一是品性正直、道德高尚的清高之士；二是製度觀念強、執法剛正的法家；三是深思遠慮、能出奇策的術家；四是對德、法、術三類人才都有一定了解的國家棟梁之才；五是能任大臣和地方官的器能之才；六是各具三家之才的智意之才（術家交流）；七是善於考察人物，卻不善於識別與自己同類型的人的臧否之才；八是追求短期功利、好大喜功的伎倆之才；九是超出三家之外的文儒口辯之才；十是膽略過人的梟雄之才。這種關於人才的劃分，決定了十種人才的特殊任用和利弊考慮。

曾國藩認為上述人才都屬於偏才，但在使用時務必要小心謹慎，量才錄用。每個人都有優缺點，能發揮優點抓住時機才可能成事。這些偏才隻要善加利用，想有所成就都不會是一件難事。

清高之士。因為自身的品德出眾而很容易獲得他人的信任和肯定。這種情況沒有禍害又有長久顯達，因此為世人所尊重。這種人做事能力強，政績與德行齊名，名聲和形象一樣，讓別人肅然起敬。將他的德行與政績相比，人們更希望他有高尚的品德。

法家。倡導法製為天下遵守的人才，不喜歡不守製度、不講原則的人。為人大多中規中矩，為友無樂趣，為官有人懼。但這種人的默默無聞、不喜張揚是實幹家必備的個性，也是值得人學習的。他們的功績在於能建立法製、安邦定國而不在於人際交往。

國家棟梁。這樣的人才兼備德、法、術三家之才，他的道德可以整頓社會風氣，法製足以匡正天下，權術足以製定國策，是國家不可缺少的人才。三才兼具者的才能德行足以代替君主掌管國家，常為將相，總理大事，這類人鮮見更應珍惜。

器能之才。兼備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夠精純，以明哲保身的態度處世。權智有餘，公正不足，可撐小局難掌大權，獨缺裝天下事之胸懷，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智意之士。這種人容易被一般人所容納，被欣賞者所推許。但這種人不知進退，關鍵時刻先想的是保全自身，勇氣和行動上不如謀略家強勁，缺少一些奉獻精神，聲名功績最終比不上謀略家。

臧否之才。這種人才在未成功時，被一般人所認識；已經顯達，又為一般人稱道，敏銳的觀察力使他們善辨是非，但也正因為這個原因而容易為誹謗者所怨恨。

伎倆之才。這種人才成功後，被政府授以重任。不好的地方就在於使普通人勞頓，而地位低下者疲憊，好大喜功，愛做表麵文章，不是做實事的選擇。

文儒人才。文章寫得好，口才好，又可傳道授業的人才。這類人才思敏捷，鋒芒畢露，針砭時弊但缺含蓄婉轉之性情。為人處事過於直接易得人喜歡也易得人厭惡，所以不屬於善於交際的類型。

梟雄之才。此等人才一般膽識過人，但對於人際的心機考慮不夠，心地大多淳樸，容易被小人陷害，所以常有懷才不遇之感。

曾國藩就上述主要人才，進一步論述了他們各自在應用中的優勢與不足。

第一，“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治小則迂”：有遠大誌向的人必須要有階段性的認識，腳踏實地不求一步登天。這就好比高材生找工作，總想找一份好的工作，進大公司很難，小公司又不願進，時間一長高不成低不就，結果浪費了時間也消磨了自己的意誌力，這樣的人還會有人認為他是個人才嗎？

第二，“器能之政宜於治煩，以之治易則無易”：機智聰明，深思遠慮，能出奇策的人才，術謀之人都很喜歡，而且也能認識別人的長處。器能之人善於解決困境與難題。

第三，“策術之政宜於治難，以之治平則無奇”：這種人胸懷奇謀，在任何時期都是一代奇士。但在和平年代，他們難以找到發揮其智慧的用武之地。亂世出英雄，英雄的背後，往往有大智慧的能人。

第四，“法家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這種人講求法製，用法製治理國家的一切，可以富國強兵，整治腐敗和歪風邪氣，往往能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但用這種方法治理貧窮落後的地方，因手段殘酷，反而弄得民不聊生。強硬的態度隻能對待做錯事情的人，不能對待窮苦的人，否則隻會適得其反。

第五，“智意之才宜於治”：這種人才善於開創新局麵，應該放在最需要發展的地方。在發達的地方，製度設備都完善的地方往往無所收獲或者收獲很小。

第六，“苛刻之政宜於糾奸，以之治邊則失眾”：這類人才為人鐵麵無私，六親不認，特別適於整頓治安，清除腐敗，但不適合安撫災民，撫慰人心。可以把他比作利劍而不是甜品。

第七，“伎倆之人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這種人追求短期功利，好大喜功。由於智謀多，能對複雜的局麵應付自如。經濟發達的地方，人民生活很好，心思就會用到其他方麵，社會就生出許多問題。他們自己生事要逃避懲罰，因此就千方百計賄賂官員，結果造成生活秩序一片混亂。治理這種地方，必須要用靈活變通的人，光靠實打實幹的精神是行不通的。

曾國藩說：“臣以自任為能，君以用人為能；臣以能言為能，君以能聽為能；臣以能行為能，君以能賞為能。”話雖不多，卻精辟地闡述了人才與使用人才之間應守好各自的權責和本分。

當然，隻有用人的理論還不行，必須得付諸實踐，實踐中還必須小心謹慎，不然，人才的能力非但得不到合理利用，反而會造成失去人才等嚴重後果。

曾國藩在識人、分才、用人方麵十分慎重，凡到他那裏投效的人，都設法將之安頓下來，然後一一接見，根據各自的特點安排事情。在幕府中經過較長時間的觀察和了解，對每個人才的特點掌握後，再保以官職，委以重任。

正因為曾國藩對自己的才能有著深刻而清晰的了解，才能更好地推己及人。他也有把有才之士放在合適位置上的能力。因為其心係國家安危，又有寬廣的胸懷，才能做到不嫉才而薦才。

甘心吃虧，早有戒備

得失盈虧心知肚明，常懷一顆戒備之心有益無害。有大誌向的人心裝天下事也裝己身危，學會保護自己才是發展的前提。

有人說：“吃虧是福”。且要看吃的什麽虧，如何吃的。

曾國藩對人性的理解較為黑暗，認為“主動吃虧”之人多半別有用心，因此一定要小心提防。這與他縱橫官場，看盡爾虞我詐有密切關係。

一個人主動吃虧，是否有所求，這後麵深藏的動機，是非要弄明白不可的。本著正直、善良目的的吃虧應該鼓勵，但是如果識別不慎，縱容了心懷不軌的人，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而善良還是別有用心，分辨起來可不這麽容易。

曾國藩常說一個人不會無緣無故給你恩惠，恩惠背後總是有目的，一旦拿了別人的好處，就不能秉公辦理事情了。這和現在所說的：“吃人嘴短，拿人手軟”是同樣的道理，所以說，請客送禮的事情，自己不做別人做，也要想明白該不該收。有人為了求得官職送禮，這樣的人怎麽能用呢？有人為了上學送禮，這樣的人能學到什麽呢？

古語有雲：“寧讓人，勿使人讓；寧容人，勿使人容；寧吃人虧，勿使人吃吾之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吾之氣。人有恩於吾，則終身不忘；人有仇於吾，則即時丟去。”這種對人性的徹悟，其中蘊含了多少人生的道理！

曾國藩深知這個道理，所以一生從不輕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常說，從前那些施恩於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圖，少則數百、多則數千，不過都是一種投資而已。有天我做了大官，不報答他們，顯得我刻薄；報答他們，即使是他們施予的十倍，也不能滿足他們的願望。出於這種理解，曾國藩在京城八年從不接受他人的好處。他對弟弟說：“情願人占我的便宜，斷不肯我占人的便宜。”他認為不占別人便宜，身輕氣爽，做事也不受羈絆。曾國藩不僅僅是自己不受人恩，對家人也是如此。他的子女在回憶中說從未有什麽人借任何理由給父親送禮，每次收禮，都是給母親賀壽送來的禮物。

他很明白，身處官場要小心主動吃虧的人，更不能占人便宜而導致自己失節。一個人主動吃虧，若是居心叵測，在古代往往引狼入室，擾亂朝綱，在現代也會是善設圈套之人，還是小心為妙。

古代自己主動吃虧的人不少，但是多數或別有目的或心術不正。易牙殺子蒸肉獻帝王；豎刁閹己自賤以求官，看起來都是為他人舍棄自己，實質上都是別有圖謀。沒有人不愛自己的兒子，更沒有人不珍惜自己的身體，能犧牲如此之多可見其心機之深。

從這些故事我們應看到，對於那些主動吃虧的人的真正用心，我們一定要慎重識別，更不能隨意占便宜，占便宜不管怎麽說，都是便宜好占，可結果或者難堪，或者麻煩。

如果主動吃虧的是別人，就要多做幾方麵的考察；如果是自己，就隻能是在有必然需要的時候。所以，吃虧的學問是需要學習的，這也是如何做人中必不可少的一門課。

曾國藩曾說：“君子知道謙受益滿招損的道理，因此功勳、美譽兩者都得到了。不爭功的實際上是爭到功勞，忍讓敵手實際上是在戰勝他，甘居人下的實際上處在人上，這些道理都是小人所不能體會的，德行不夠，道行不深的緣故。君子若真能明白爭執路上的險惡，獨自行進到與世無爭的玄深道路，就會容光煥發，德行聲名與古之高人同列矣。”

曾國藩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一生位居高官，但從不以權謀取私利。他在北京的寓所隻有兩樣東西，一是書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書籍是曾國藩一生的嗜好。

清貧到如此地步，曾國藩也表示，將來罷官以後，除了適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剩下的都與兄弟五人平分。所有的書籍，則一律收藏於利見齋中，無論兄弟還是後輩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這兩樣東西，曾國藩決心不再保留任何東西，他認為這才是真正的財富。一般來說，看不見的都比看得見的珍貴。

曾國藩雖然在北京做官期間俸銀較少，但一直對家裏有些資助。他求學期間曾借了別人一千兩銀子，回家又要幾百兩路費，他深感難辦齊這麽多銀兩。即便在他如此貧困之下，也從未利用職權占取便宜，與今天的貪官相比，曾國藩不僅是清廉，更是聰明過人了，試想曆朝曆代哪個貪官有好下場呢？貪腐的事情代代都有，深究原因，不端正的品格，不滿足的欲望是根本。

雖然曾國藩已經很節儉也不驕傲，但是受地位所限，仍舊經常遇到被迫破例的事情。有一次，曾國藩的屬下李翥漢說，他依照李希帥的樣式打了一把銀壺，可以燉人參，可以煮燕窩，花費八兩多白銀。曾國藩深覺愧疚。他說：“現在百姓都在吃草根樹皮，官員也很窮；而我身居高位，如此驕奢，還竊取廉潔節儉的虛名，真是令人汗顏啊！以後應當注意。”

因此在用人時，曾國藩往往會從一個人的為人處世上考察，愛自誇的人，常常急功好利，而那種不爭功勞、不占便宜的人在作戰時往往能衝鋒在前，平時生活中不甘於人下，實際上後者最後不但得到功勳，而且得到名譽。